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一)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
第一章,農村人民公社在現階段的性質、組織和規模
一、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
農村人民公社是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聯合組成的。它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經濟,同全民所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種形式。這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互相支援,共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繁榮。國家要盡可能地從各方麵支援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逐步進行農業技術改革,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二、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隊。根據各地方不同的情況,人民公社的組織,可以是兩級,即公社和生產隊;也可以是三級,即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
三、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都必須執行國家的政策和法令,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因地製宜地、合理地管理和組織生產。
在人民公社中,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必須同群眾密切聯係、有事同群眾商量、傾聽群眾意見,在人民公社各級組織中起領導作用和核心作用。
四、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按照民主集中製的原則辦事。
人民公社的各級權力機關,是公社社員代表大會、生產大隊社員代表大會和生產隊社員大會。
人民公社的管理機關是各級管理委員會。
人民公社的監察機關是各級監察委員會。規模較小的生產隊,可以隻設一個監察員。
人民公社各級社員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各級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成員,都必須經過社員充分的醞釀,采取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
五、人民公社各級的規模應該由社員民主決定。各級規模大小的確定,都應該對生產有利,對經營管理有利,對團結有利,並且便利群眾進行監督。
人民公社的規模,是一鄉一社。有的是小鄉一社,有的是大鄉一社。各個公社的規模定下來以後,長期不變。
生產隊的規模,應該根據土地的數量和遠近、居住的集中或者分散、勞動力能夠搭配得開、畜力和農具能夠配套,有利於發展多種經營等等條件確定。生產隊的規模定下來以後,長期不變。
六、少數民族地區、畜牧區、漁業區、林業區,可以根據本條例的基本規定,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另定具體辦法。
第二章 公社
七、公社社員代表大會,就是鄉人民代表大會。公社社員的代表,就是鄉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
全公社範圍內的重大事情,都應該由社員代表大會決定,不能由管理委員會少數人決定。
公社社員代表大會要定期開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
八、公社社員代表大會的代表,每兩年改選一次。社員代表要有廣泛的代表性。從事各種業務的社員,有經驗的老農,農村的專業工人,青年和婦女,少數民族的社員,烈士家屬和轉業軍人,僑眷和歸僑,都要有適當數量的代表。
公社的社長和其他管理委員、監察委員,都由公社社員代表大會選舉,任期兩年,可以連選連任。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在選舉管理委員和監察委員的時候,應該注意使老貧農和下中農占優勢。
在那些有幾個不同民族成分的社隊,還要注意吸收少數民族的社員,參加管理。
公社的社長和其他管理委員、監察委員,如果不稱職,都可以由社員代表大會隨時罷免。
九、公社管理委員會,在行政上,就是鄉人民委員會(即鄉人民政府),受縣人民委員會(即縣人民政府)和縣人民委員會派出機關的領導。在管理生產建設、財政、糧食、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民兵和調解民事糾紛等項工作方麵,行使鄉人民委員會的職權。
十、公社管理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麵向生產隊,充分調動社員群眾的積極性,發展農業、畜牧業、林業、副業、漁業等生產事業。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應該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執行群眾路線,正確處理問題,把應該做的事情認真做好,但不能管得太多太死。
(一)貫徹執行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策、法令。公社不能違反和改變中央既定的政策、法令,並且要隨時督促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認真執行,檢查他們的執行情況。
(二)根據國家計劃和各生產隊的具體情況,兼顧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向各生產隊提出關於生產計劃的建議,並且可以對各生產隊擬定的計劃,進行合理的調整。在調整的時候,隻許采取協商的辦法,不許采取強製的辦法。
(三)對於各生產隊的生產工作,進行督促和檢查,經過同社員和幹部商量,及時地幫助生產隊解決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改進經營管理和財務會計工作,幫助生產隊做好收益分配工作。對於困難較多的生產隊,應該更多地給以幫助。不許亂開電話會議和各種會議,不許向生產隊亂要統計表報,不許瞎指揮生產。
(四)推行經過反複試驗、確實有效的增產措施和先進經驗。推行的時候,必須因地製宜,並且隻能典型示範和提出建議,不許強迫生產隊接受。
(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組織生產隊之間的生產協作。組織這種協作,必須按照自願互利和等價交換的原則,不許無代價地調用勞動力、生產資料和其他物資。
(六)從各方麵幫助和督促生產隊妥善地安排生產資料:
(1)選留良種,並且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對種子進行必要的調劑。
(2)根據生產隊的需要和貨源的多少,同供銷合作社商量提出農具、肥料和農藥的供應計劃,並且,督促供銷合作社做好這些供應工作。農具、肥料、農藥等生產資料的供應,必須注意保證質量,保證配套,講求實效。這些生產資料,應該由生產隊自由選購,不許攤派。凡是攤派的,生產隊都有權拒絕接受。
(3)推行經過反複試驗、確實有效、適用於本地條件的改良農具和運輸工具。
(4)管好、用好屬於公社所有的大型中型農業機具和運輸工具。
十一、公社管理委員會,可以根據生產的需要,根據人力、物力、財力的可能,在不妨礙當年生產的增長和當年社員收入的增長的條件下,經過公社、有關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討論決定,經過上級批準,興辦全公社範圍的、或者幾個生產大隊、幾個生產隊共同的水利建設和植樹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設,興辦幾個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設和其他的基本建設。
在興辦這些基本建設的時候,必須訂立合同,規定各單位的權利和義務,並且按照各單位受益的多少,分攤勞動力和資金。對於不受益的單位付出的勞動,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著物,都必須給以合理的報酬和補償。
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負責管理和維修公社集體所有的水利建設和其他農田基本建設。屬於幾個大隊或者幾個生產隊共同舉辦的水利建設和其他農田基本建設,應該在公社的領導和參加下,由有關的生產大隊或者生產隊聯合選舉管理機構,製定公約,共同管理,共同維修。
公社管理委員會和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保護水庫、堤壩、渠道和葦塘,注意綜合利用這些資源,養魚養鴨,發展水生作物。
十二、為了保護、培育和合理利用山林資源,公社所有的山林,一般地應該下放給生產隊所有;不宜於下放的,仍舊歸公社或者生產大隊所有。歸公社或者生產大隊所有的山林,一般地也應該固定包給生產隊經營;不適合生產隊經營的,由公社或者生產大隊組織專業隊負責經營,這些山林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定下來以後,長期不變。
不論是山區、半山區、平原區、沿海地區或者其他地區,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都必須積極地植樹造林、保護林木,保持水土,嚴格禁止亂砍亂伐,毀林開荒。在放牛放羊的時候,不準毀壞幼林。公社、大隊和生產隊,應該根據山林資源的情況和林木生長的規律,根據國家采伐計劃以及生產和社員生活的需要,確定每年林木采伐的數量、規格、時間和地點。對於不在計劃之內和不合規格的采伐,經營的單位有權製止。林木的采伐,要有嚴格的批準製度,凡是違反製度的單位或者個人,都應該受到適當的處分。
人民公社各級組織,都要經過社員討論和同意,製訂護林公約,並且還要有管理林木的負責人。護林公約應該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每砍伐一棵樹木,至少必須補栽三棵,並且保證成活。
十三、公社管理委員會,在今後若幹年內,一般地不辦企業。已經舉辦的企業,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的,不受群眾歡迎的,應該一律停辦。需要保留的企業,應該經過社員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分別情況,轉給手工業合作社經營,下放給生產隊經營,或者改為個體手工業和家庭副業;個別企業,經過社員代表大會同意,縣人民委員會批準,可以由公社繼續經營,或者下放給生產大隊經營。
公社經營的企業,都應該直接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都不能妨礙農業生產和增加社員負擔,也不能影響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任務。這些企業,都必須嚴格實行經濟核算和民主管理,帳目要定期公布。這些企業的人員任用,生產情況,物資情況,財務收支等等,都要定期向社員代表大會報告,並且征求社員的意見,不許營私舞弊。公社的幹部和任何人,絕對不準利用這些企業,多吃多占,安插私人,鋪張浪費。
公社企業的利潤,除了用於企業的擴大再生產,用於公社範圍的生產事業以外,應該拿出一部分,扶助生產上有困難的生產隊。
十四、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積極促進手工業生產的發展。
農村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和合作小組,是獨立的經營單位,受手工業縣聯社和公社的雙重領導。公社對於手工業組織,應該盡可能地幫助他們解決生產中的困難,督促他們遵守國家的政策法令。
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同生產隊商量,合理地解決生產隊內部手工業者的口糧問題,合理地處理他們參加集體分配問題。對於亦工亦農的手工業者,注意安排他們從事適合自己情況的農業生產。對於熟練的手工業者,按照不同的情況,采用不同的辦法,計算勞動報酬,不能同農業勞動一樣。
曆來是串鄉經營的個體手工業者,人民公社各級組織應該容許他們串鄉經營。
十五、公社管理委員會,根據國家規定的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的征購、派購任務,在各生產隊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並且督促生產隊完成國家任務。
在國家規定的征購、派購任務以外,公社和生產大隊都不許另派機動糧和自籌糧,不許另立名目,增加任務。
十六、公社和生產大隊,在今後若幹年內,一般地不從生產隊提取公積金和公益金。
十七、公社管理委員會,應該根據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的根本方針,經常檢查、幫助生產隊做好財務工作和物資管理工作。要幫助生產隊建立和健全財務管理製度,監督他們嚴格按照製度辦事,合理使用資金,防止貪汙浪費。
縣的有關部門應該經常幫助和檢查公社各級的會計財務工作,舉辦會計訓練班,培養和訓練會計人員。
中華民國時期,受教育體製影響,說直白的就是想讀書上學是要化錢的。有錢就能去讀書上學。以及連年動蕩的社會局勢,教育普及長期得不到落實或是根本沒有想普及, 因為教育是市場化的, 是需要付錢的 , 搞教育的是私有化的, 有的是想賺錢的。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5.5億人口中有超過4億人口是文盲,文盲率高達約80%。其中絕大多數是工農,婦女文盲又是工農文盲中的大多數。例如1949年上海市(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郊外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為文盲。在貧農、下中農家中找不到識字的人。如黃渡地區沈家浜村1949年前有24戶人家,其中有19戶三代都沒進過學校,各家連一支鉛筆也沒有,寫封信都要去四裏地以外的鎮上求人代寫。當時全中國的小學僅有28.9萬所,在校學生僅2368萬人。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解放區也都開展了掃盲工作。當時,解放區每到冬季農閑時節,便組織農民讀書、識字。這種學習隻在冬季進行,故稱“冬學”。各地冬學水平不一,組織形式、教材、師資不同,許多冬學還存在重視政治教育、輕視文化教育的情況。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製定的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要求,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識字運動委員會”,專門負責領導農民、工人、幹部的掃盲教育。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提出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必須向工農開門,建設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區的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中的某些有用的經驗,借助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還提出自1951年起開展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並且頒布了《關於開展一九四九年冬學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學運動應當在全國農村中普遍試行。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開幕詞中指出,工農教育應以識字教育為主。中央、各大行政區教育部門、婦聯的工作人員,及工人、農民業餘學校的模範教師和學員共400多人與會。會上討論了工農教育的實施方針、領導關係等問題,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實現“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各方麵配合”的原則,著重以工農幹部、積極分子為主要教育對象,分別以文化教育、政策時事教育為主要教育內容。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當時在會議第七天,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會議現場,毛澤東還與到會的學習模範握手並合影。
1951年年底,全國各地都開辦起識字班。據統計,1951年僅工廠工人就有170多萬人參加了識字班。1950年代,歌曲《夫妻識字》伴隨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識字班傳唱一時,歌詞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麽放光明。什麽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某部文化教育指導員祁建華在部隊開展文化教育的過程中發明了“速成識字法”,分三步進行教學:(1)學會注音符號和拚音;(2)突擊識字,要求會讀並初步會講;(3)學習語文課本,開展閱讀、寫字、寫話活動。在實踐中,該法一般隻需半個月便能識字1500個以上。應用該法,1952年3月,西南軍區在全軍率先消滅了文盲。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一文,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用“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迅速脫盲的事跡。
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了“速成識字法”座談會。1952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發了獎狀。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工人、農民當中推進“速成識字法”,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該政策出台後,通過宣傳和動員,工人、農民大規模報名進識字班。全國各地迅速辦起“速成識字法”實驗班。重慶紡織工人速成識字實驗班經過21天脫產學習,學員從每人平均識400多字提高至2000多字。北京東郊的高碑店農民實驗班,26個學員經164小時學習,認識了1638個字,初步有了寫信能力。1952年,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掃盲中取得較大成效。根據中國東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25.8萬人。其中大部分人經150小時到200小時的學習,學會1500個至2000個單字,並且能閱讀通俗讀物和寫簡單文章。
掃盲運動剛開始時,學校是臨時的,老師是業餘的,教材沒有統一規定,各地紛紛出版各種“識字課本”。這些“識字課本”有的麵向工人,有的麵向農民,還有的麵向城市家庭婦女。根據麵向群體不同,課本內容也不同。“識字課本”大體由課文、生字、課後練習三部分組成。擁護中國共產黨、愛祖國、反封建、愛崗敬業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課本中的必要內容。
學習中開展了各種類型的識字比賽。1952年8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慶祝建軍25周年運動會上,甚至設置了“識字賽跑”(在地上寫完規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測驗”的項目。農村識字比賽更為常見,有的學員在家裏的牆上、門上、勞動工具上都寫著字,學員爭當識字“積極分子”。
掃盲運動在全國大規模推行,但在推行過程中,一些地方不顧實際、急功冒進。“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中也出現了過於急躁、學習成果不能穩固的現象。1952年結束後,全國真正掃除文盲人口僅55.04萬人。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的大區文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應當按計劃辦事,掃盲是長期複雜的任務,需要十多年或更長時間完成,要求各地繼續糾正1952年秋後掃盲工作中出現的冒進傾向。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為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設立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兼黨組書記楚圖南,副主任委員李昌、林漢達、祁建華)。針對無統一掃盲標準等引發的問題,1953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了《關於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根據幹部、工人、農民這幾種不同的掃盲對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識字方麵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同時還規定了統一的掃盲標準及脫盲考試規章製度,即“幹部和工人,一般可訂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訂為能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的便條、收據;城市勞動人民一般訂為能識1500個常用字,讀、寫標準參照工人、農民的標準。”“根據群眾要求,縣掃盲工作委員會或教育科可給考試及格者發掃盲畢業證書。”“掃除文盲的畢業考試,由各掃盲基層領導機構或專職幹部、教師主持……考試內容:可分為識字、閱讀、寫作三項”。此後,掃盲運動開始穩步發展。
1955年,各地掃盲熱情降溫,而文盲數量仍很大,許多脫盲者因未及時鞏固而複盲。1955年深秋,毛澤東在頤和園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討論如何把掃盲與農業合作化結合起來,胡耀邦推薦了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創辦記工學習班的材料。毛澤東看過後,將這篇材料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寫下800多字按語:“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範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各級青年團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
毛澤東對《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的按語很快隨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傳達到了全國。全國各省、市、縣乃至村都各自編寫了結合當地情況的新掃盲教材。根據統計,1957年掃除農民和居民文盲人口600多萬,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掃盲教育發展的最高峰。
大躍進時期,掃盲工作也落入浮誇風、高指標當中。1958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上提出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1958年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當時全國14歲至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便仍有1.5億,如果按此前8年的平均掃盲速度,即便一年掃盲300萬,也需50年才能掃完,如要在5年內掃除這些文盲,必須每年掃盲3000萬到4000萬人。掃盲很快形成了群眾運動高潮,各地虛報浮誇十分嚴重。根據當時的報道,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此後這場“掃盲躍進”才有所降溫。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農村掃盲工作跌入低穀。且這時的掃盲中的政治教育比例已比較重。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也對國民文化素質進行了全麵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從1949年到1964年共有1億多人脫盲。
改革開放後教育又市場化私有化了, 讀書上學又要化錢了。有的人還以搞教育辦學校當上了土豪資本家了。
工人們端著鐵飯碗能不懂感恩中國共產黨,感恩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幾千年的舊中國又或是走資派的特色中國自有工人從來就沒有《端著鐵飯碗》的。唯有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所有的《工人端著鐵飯碗》。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強迫使幾千萬的《工人下崗》。是走資派鄧小平們砸碎了《工人們鐵飯碗》。這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及其他們的後代子孫豈能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厚重。走資派中國特色時代《富士康工人》形成的反差視而不見嗎?走資派時代的新生的資本家高喊著《996是工人的福報》時,十幾億中國人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厚重嗎?
毛澤東時代的工廠就是工人自己開的。否則怎麽叫“鐵飯碗“。前三十年沒有資本家養工人,這幾千萬的工人怎麽活過來的?而且這幾千萬的工人都活得很有尊嚴。這幾千萬的工人都活得很開心,不擔心失業,享受各種免費的社會福利。而被走資派強迫下崗時後如何?如今工人如何?靠資本家養活後如何?毛澤東時代工人能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走資派特色中國是資本主義,先富的是哪些人?窮苦人群有多少?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礎,幾代人付出的代價,累結的資源拋開後不說,也就是說讓走資派鄧小平在民國的基礎上,或在非州的某一國的基礎上能行嗎?而且在所有紅利資源吃完後,現代的年輕人都有機會先富嗎?而造成社會道德的敗壞一切向錢看及醜陋文化的泛濫,恐怕幾代人都糾不過來。毛澤東時代幾千萬下崗工人能不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
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本主義上台。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如果這樣的共產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掛著羊頭賣狗肉,那麽人民就要自發組織起來,以武裝的革命堅決打倒假共產黨!推翻其在中國的罪惡統治!並全部、幹淨、徹底地消滅一切附著在這個奸偽集團上的官僚買辦漢奸勢力!”
當看到工人們的優秀者被選為人民代表,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當看到毛主席跟工人代表們在一起的時候,當看到工人們大步邁進工廠上班的時候,早九晚五八小時工作製。當從廣播電台、報刊書籍上,聽到和讀到工人們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時候,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階級: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人們,怎能不懂《解放》的意義。
可是,可曾想過:舊社會民國時代中國工人過的是什麽日子嗎?是怎樣受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嗎?舊社會民國時代是罪惡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一切剝削階級,象一條條毒蛇一樣,纏在勞動人民身上,吸取血汗。
舊中國民國時代的資本家,最大的要算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為頭兒的官僚買辦資本家。他們霸占和控製著舊社會絕大部分的產業和財富,掌握著舊社會的“印把子”。對外,跟帝國主義強盜結成一夥,出賣祖國,直接為帝國主義效勞;對內,勾結封建勢力,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這些官僚買辦資本家,是全國人民的死敵。
另外,在舊社會民國時代還有一些民族資本家。他們跟官僚買辦資本家比起來,要算是中、小資本家了。這些資本家同樣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工人。除了國內這些大大小小的資本家以外,還有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插進手來,幹著罪惡的勾當。舊中國民國時代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各個帝國主義強盜,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強盜,為了進行侵略的需要,通過好些不平等條約,在中國的土地上,霸占良田沃土、河山資源,開工廠和礦山,辦銀行和商店,瘋狂地掠奪中國財富,殘酷地蹂躪我國人民。
解放前民國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就是在這些大大小小、國內國外的資本家開的工廠、礦山、銀行和商店裏邊,受它們非人的剝削和壓迫。資產階級跟一切剝削階級一樣,都是貪得無厭的豺狼,靠殘酷地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發財致富;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少數人發財剝削財,多數人貧困破產的道路,這是一條血淋淋的道路。
大家知道,在舊社會,工人跟資本家,就象農民跟地主那樣,一個地下,一個天上,過著完全不同的兩種生活。工人長年累月地起早摸黑,風裏雨裏,沒明沒亮地幹活,到頭來卻吃不飽,穿不暖,受盡剝削和壓迫;資本家呢,成年不勞動,卻過著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的生活,家當越來越大。資本家是占有工廠、機器、原料和貨幣這樣一些東西作資本。
資本家壓根兒不勞動,肩不挑,手不提,怎麽說得上“勤”?他們成天花天酒地,過著腐化生活,又怎麽說得上“儉”?資本家跟“勤”“儉”這兩個字,根本挨不上邊,怎麽有可能靠“勤儉積攢”起家呢。俗話說,“人無橫財不富”。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揭穿了資本家剝削起家的老底兒。資本家沒有一個是不靠剝削起家的,他們手裏的資本,來曆都是見不得人的。
中國最初的許多大資本家多一半是官僚地主,他們的資本是在當官和做地主的時候,依靠搜刮民財、貪汙盜竊和進行封建剝削積累起來的。舊社會裏當官的,十之八九貪汙。隨便舉個例子,解放前重慶有個資本家叫鮮伯良,他早先在一個軍閥手下的軍醫處作事。兩年多貪汙了一萬多塊錢。他用貪汙來的錢,到一家銀行入了夥,當上這家銀行的副經理。不久,他又用損人利己的手段,接連吞並了兩個麵粉廠,成了重慶市的“麵粉大王”。
這樣的例子,在舊社會多得很。至於那些大官僚,就更不用提了。比方北京自來水公司的前身——京師自來水廠,就是一個叫周學熙的官僚辦的。他的父親在廣州當過大官,他本人也在清朝當過大官,還在袁世凱政府當過財政總長,貪汙盜竊了不少錢財。他用這些貪汙盜竊來的錢,先後投資和創辦了十五個工礦企業,成了當時華北數一數二的大資本家。
舊中國的官僚,多數又是地主。他們把田地租給農民,收取很高的地租,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封建剝削。然後把這些剝削來的地租變成資本,開辦工廠、商店什麽的。上海有個姓聶的資本家,就是湖南省的一個大地主,他父親還是個大官僚。他家光在湖南省洞庭湖邊上就有五萬多畝田地。租佃他家田地的有兩千多戶,兩萬多人,一百三十六個姓。農民租種聶家的田地,受著十分殘酷的剝削。地租一般都是產量的一半。聶家從農民身上,每年光稻穀就要剝削六萬多石,棉花每年要剝削一萬五千多斤。為了賣這些糧食,一九二一年,他家用兩萬塊錢作本錢,在長沙開了個“協豐糧棧”,成了湖南一家大糧食店的老板。在上海,聶家也有好幾個紗廠。有名的“恒豐紗廠”,就是他父親用貪汙得來的公款開辦的。象這樣一類由官僚地主,搖身一變而成為資本家的,在舊中國是非常多的。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用武力侵入中國以後,它們國內的一些資本家,就跟一窩蜂似的,擁到我國來,霸占我們祖國的土地資源,立銀行,開礦山,設商店和辦工廠,拚命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帝國主義強盜進行這些侵略活動,需要找些沒有骨氣的中國人,給他們當狗腿子,這些狗腿子就是“買辦”。舊社會不少資本家,就是依靠給帝國主義當買辦,掠奪中國人民起家的。
解放前,號稱中國“火柴大王”的資本家劉鴻生,年輕時候在英國人辦的開灤煤礦(在河北省境內)當買辦,專門給英國資本家做推銷煤炭的工作。當時,有些地方,沒有燒煤的習慣,英國資本家從開灤煤礦掠奪到的煤賣不出去,生意並不好。劉鴻生想方設法到處奔跑作宣傳。這才給開灤出產的煤,打開了銷路。劉鴻生給英國資本家推銷煤炭,按照合同,每推銷一噸,外國資本家給他七錢銀子作傭錢。他每年能撈到四五萬兩銀子的傭錢。
還有一年,開灤生產出來的煤沒有船運,劉鴻生又用買辦身分,到處租輪船,把開灤的煤從北方運到上海。光這一次,劉鴻生就賺了八十萬兩銀子。劉鴻生就是這樣,通過買辦道路,變成資本家的。在他一生中,先後開辦了幾十個企業。可是,劉鴻生的這些起家資本,隻不過是他從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大量財富當中分到的一小部分,隻不過是帝國主義啃吃中國這塊肥肉嘴唇邊上流下的一點點油水罷了。
投機倒把,損人利己,是資本家的特性。在舊社會靠投機倒把,損人利己,騙取民財起家的資本家,是很多的。
重慶市有家桐君閣熟藥廠,就是靠販賣毒品、製造假藥起家的。那是一九○○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吸鴉片煙,許多抽鴉片煙的人,都想方設法戒煙。這時候,巴縣有個叫許建東的商人,見有機可投,就東拚西湊地籌集了幾個錢,做起戒煙丸的生意來。他挑著一副貨郎擔到處竄。他製的戒煙丸全是騙人的假貨。這種丸子就是用鴉片和大黃做的,外麵滾上薄薄的一層煤炭粉。因為這種丸子本身就是鴉片,所以吃下去可以止癮,加上他把這藥丸說得比仙丹還靈,很多人都上了當,爭相購買,許建東從中騙了大批的錢。
許建東欺騙人成功了,決心大幹起來。聯合他的哥們兄弟,在重慶辦了一個藥廠,大量生產這種假藥,還往外省推銷。又開了兩處“香室”,表麵上賣敬神的香蠟,暗地裏推銷戒煙丸。就這樣,他得到了不少暴利。不幾年,就成了重慶赫赫有名的大富翁。
巧取豪奪 霸占民財。還有些資本家是靠直接搶奪和霸占勞動人民的財富起家的。廣西僮族自治區恭城縣東北麵,有一個栗木礦區,一九三三年以前,這兒本是幾座無主的小山。當地農民發現這些山腳下有礦苗,平日裏沒事就隨便撿點,拿到集市上去賣。這事傳開以後,栗木鎮上的一些士紳、地頭蛇、賭棍都紅了眼。內中有個叫張明德的流氓,平日裏在鎮上擺測字攤子,專門給人算命測字,欺騙人民,榨取銀錢。他見有發財的機會,就請了幾桌酒,把當地不三不四的家夥都請了來,說:“現在有個生財之道,隻要大家各湊很少一點錢,用不了一年,兄弟一定百倍奉還。這個買賣比你們放印子錢、開當鋪、搞賭場都強,它撈得多,轉得快。”當時大家就湊了三千塊錢。
張明德拿了這三千塊錢,先送一筆給當地的關卡,又拿一筆錢到縣裏,賄賂了縣警察局,又給了縣長張毅夫三百多塊,由縣太爺當後台老板。這麽一來,張明德有了反動政府作靠山,腰板硬了起來。一九三三年,這家夥空著兩手,來到產礦區,掛了一塊“富源礦業開發公司”的招牌。開初,這塊招牌是空的,既沒有廠房,又沒有機器,也沒有工人。公司除了一間不大的鋪麵以外,隻有一把稱礦砂的大秤。張明德想要霸占礦區,壟斷開采,還沒有那麽大本錢。隻好依靠當地農民替自己開采。他強行規定,農民撿來的礦石,隻準賣給他的“公司”。本來農民過去拿到集鎮上去賣,一百斤可以賣六七十塊錢,他隻給十五塊。他用這樣低的價錢從農民手裏買進礦石,一轉手賣給別的地方,就是三百塊一百斤。他這樣搞了兩年,從農民頭上剝削到了大量錢財。這時候,壟斷開采有了本錢,他就公開霸占了這個礦場。
那是一九三七年,鄰近礦場有幾個縣,遇上了荒年,成千上萬的受災農民,離鄉背井,四處逃荒。栗木鎮上逃來不少災民。張明德一看,送上門的一批勞動力,正是很好的剝削對象。於是他的“公司”就在礦區量劃地皮建廠了,把礦石最多的兩座山霸占了,還在四周修了炮樓、圍牆和鐵門,招來當地的一些流氓、賭棍做工頭和礦警。再也不準當地農民去撿礦石了。打這以後,這塊勞動人民的寶藏,就變為這個資本家的私產了。
解放前,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就更加明目張膽,用強盜的辦法掠奪起家。天津市第四棉紗廠的廠址,早先是一大片農民的菜園子,有一百多戶農民住在這兒。二十八年前,日本東棉洋行的資本家,跟國民黨反動派秘密勾結,用武力趕走了當地的農民,毀了他們的房子,霸占了五百來畝園子地,蓋起了紗廠。然後又強迫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進廠做工。你看,資本家的起家是多麽血淋淋的啊!
這些資本家的起家曆史,說明了一個道理:資本家最初的資本,來路都是不正當的。不是當官僚、地主刮地皮來的,就是當帝國主義的幫凶走狗掠奪人民來的;再不,就是放高利貸、投機倒把、詐騙、弄虛作假來的;還有不少是霸占勞動人民的財富來的。一句話,都是剝削和掠奪來的。在資本家剝削起家的過程中,坑害了無數勞動人民。千百萬人在資本家起家的過程中,失掉了土地、房屋和親人,千百萬人在資本家起家的過程中,遭受到饑餓和死亡。資本家起家的曆史,是一部血腥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