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進城務工@返鄉創業

上山下鄉@進城務工@返鄉創業

 

 

以下內容來自網上新聞：

《返鄉創業》：

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媒體據統計，目前中國各類返鄉入鄉創業人員超過1200萬人，多為青年大學生、城市白領。

走資派大官說：要用鄉村廣闊天地的發展機遇來吸引人，用鄉村田園宜居的優美環境來留住人，解決好職業發展、社會保障等後顧之憂，讓年輕人在農村留得下，發展得越來越好。”

年輕人返鄉創業最近頻繁出現在中國特色政府的官方媒體，動輒三年收入百萬，其創業類型豐富，有養鴕鳥的，有賣黃瓜的，有賣臘腸的，有養菌的……。

網民評論：

“我找不到工作被迫回家，他說我是返鄉創業人員。” 

“1300多萬人找不到工作唄。”

“已經創業了，養了兩頭牛，5隻雞。“

“我在街上無所事事他說我在考察項目。“

樹個地主當典型：

在資本家地主和權貴當家的本屆兩會上，有一名來自河南的全國人大代表地主，樹個地主當典型，其事跡為大學畢業後回鄉養牛，目前流轉養殖基地225畝，飼養肉牛4000多頭，實現種養結合。

一位農村養殖戶在抖音發視頻質疑：現在的牛越來越不值錢，我們村最開始買了3頭牛花了35000元，現在賣10頭牛隻賣了32000元，養了三年最後賠錢，更別說人工費和飼料費了。你養4000頭牛怎麽賺的錢，能不能把養殖致富的秘訣公開一下，讓全國的養殖戶跟你一起發發家。

據公開資料顯示，這位小地主在2015年成立了一家名叫南陽雅民農牧有限公司，但她並不是大股東。大股東是另一位大地主，持股比例超過64%，這位大地主同時還擔任公司的董事和總經理，這位小地主的持股比例僅有21%。而這家公司還有另外一位地主當股東，就是河南省返鄉他業股權投資基金，持股比例達14.28%。

另有網友爆料，這位小地主的養牛4000頭實際上並不是親自養的，而是與農戶們合作。也有網友根據這位小地主的實際發展曆程梳理，最開始她隻養了50頭牛，4000頭的規模是發展了十七年後才實現的。

有媒體人評論此事時說：之所以把這位小地主推出來，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要樹這個典型，比如大學生回鄉創業，就要找一個人把她拔高成代表性人物。這個姑娘也不是什麽也沒幹，她也是幹了一些事了，但為什麽不找那個大股東，就是因為要推大學生回鄉這個事情。

《進城務工》：就是讓幾億個農民勞動力去四處流浪到城市去為走資派特色政府創造雞的屁，為外國資本家和本國先富後成為新生的資本家們當勞工被剝削。四十多年來前後累加幾十個億的農民工，中間被勞累死了的有多少？受傷致殘的有多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有多少？被剝削壓迫被逼跳樓自殺的有多少？當童工的有多少？討薪不成被抓的有多少？欠薪的有多少？留守老人有多少？留守兒童有多少？被拐婦女有多少？被拐買賣的兒童有多少？一個《進城務工》的四個字之下，造成了多少人間血淚曆史？造成了多少人間悲劇？

《上山下鄉》：被控訴抹黑了幾十年。如今的《進城務工》《返鄉創業》如何？

[yongbing1993]

人民公社不用國家一分錢辦福利








人民公社撤銷區、鄉建製，實行工、農、商、學、兵一體，政、社合一的管理體製。1984年4月，走資派取消人民公社，恢複鄉鎮建製。

1958年2月2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國大躍進”口號。

在中國曆史上，由1958-1960年間發動的一場動員了龐大人口參與，特別是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化等方式，以求迅速解決中國工農業落後局麵的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大躍進足動。毛澤東希望依靠中國“人多力量大”來建設社會主義。

“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掛帥推動的主要集體計劃經濟的社會運動之一，也是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僅在農村全麵建立了“人民公社”，而且還要建設健全的完整的工業體係。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廣州寫了《介紹一個合作社》，推薦“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麵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業合作社。毛澤東在文中說，由這個合作社的事跡，看到“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由此看來，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

毛澤東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誌昂揚，意氣風發。”

毛澤東還指出：“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有學者提出, 曆史研究要努力踐行“在時”的視角, 所謂“在時”, 即強調在研究某個特定的曆史事件時, 從事件正在發生的彼時彼刻去觀察問題, 因為事件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而事件的參與者不像後世史學家那樣, 能夠清晰地預知正在進行的事件的可能結果。 從這一角度來說, 在當代史研究中, 研究者多“從其自身所處時代的各項發展的角度檢視過去”的情況比較普遍。如何做到當代史研究的“在時”視角, 值得思考。例如對“大躍進”的研究, 今天人們往往將“大躍進”囿於“浮誇風”、“小土群”, 乃至“吃飯不要錢”等“形象化概念”之中, 宛如盲人摸象。

若從曆史事件的“在時”角度來看 ，僅僅就社會福利事業在“大躍進”就很完善。 社會福利事業的大躍進曆程揭示了“大躍進”時期的真實的一麵。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福利事業的初建成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社會福利事業一度與社會救濟結合在一起, 統稱“救濟福利事業”，它的主要任務是盡快解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流離失所、無依無靠、饑寒交迫的鰥寡孤獨及殘疾者的收容安置問題”，這些人員以婦女兒童、身體病殘或遭受貧病災害者為主，他們不但饑寒交迫，而且生產勞動能力差，迫切需要福利救濟。

“要想根治貧困、失業問題，還是必須從發展社會經濟、增進國家建設的角度去著手。”為了救濟貧困而組織的“以工代賑” 興辦市政工程, 是1949年後較早將生產與救濟福利事業聯係起來的實踐活動。

1950年開始，取得和平的全國大部分地區均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戰後修複性建設。例如“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紛紛采取這種方式 (以工代賑) ， 僅在一年多時間裏就翻修馬路824.5公裏，整修下水道243公裏”。因此，這一時期，雖然社會福利與救濟界限劃分不清，但政府采取“以工代賑”的傳統救濟方式,，使地方政府僅用少量資金，就將救濟貧民與建設城市聯係起來，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顯然, 當時人們所理解的“救濟福利”的內涵, 也與我們今天的理解差距很大, 正如時任內務部長董必武1950年4月16日在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所講:“加強生產節約, 救濟災荒失業”是“當前的救濟福利工作主要內容”;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救濟福利事業, 應該是“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 以人民自救自助為基礎而進行的人民大眾的救濟福利事業”。

1952年起, 一些城市本著“生產自救”的方針, 開始組織烈軍屬和城市貧民參加手工業或小型工業生產, “盡管當時這種生產大多是季節性、臨時性的, 參加生產的對象也主要是失業、無業貧困人員, 但它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 開創了以生產自救方式解決某些救濟對象生活出路的途徑”。

這種帶有福利性質的生產方式, 在1953年的全國民政會議上獲得大力肯定, 會上正式提出:“必須大力組織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革命殘廢軍人中有勞動力或其他生產條件的, 積極參加各種生產自救, 對無法維持生活的貧苦市民, 應鼓勵和幫助其自謀生路, 必要時應扶助他們進行各種經常的、或季節性的、合作社性質的手工業及小型加工生產, 或參加以工代賑。”

而生產自救的形式, 可以“采取合作社的形式, 扶助他們從事有原料、有銷路、用資金少、勞力多的手工業, 或簡單易學的加工工業, 由小到大, 逐步發展”。在此政策的鼓勵下, 全國各城市的民政部門很快組織生產小組、工程隊、合作社和小型工廠等形式, 發動了50多萬烈、軍屬和貧民 (包括殘疾人) 參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福利生產。

通過兩年多的實踐, 1954年內務部、中華全國合作總社、中國人民救濟總會聯合發出《關於建立城市烈屬、軍屬、貧民生產和教養機構生產的聯合指導機構的通知》, 要求各城市在黨、政統一領導下, 由民政、合作、地方工業和救濟分會等幾個部門共同組織生產指導辦公室或委員會, 用於領導組織城市烈軍屬和貧民參加生產。

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 這種帶有救濟福利性質的生產單位得到迅速擴張。1957年, 內務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又製定了對此種生產單位的稅收減免和貸款優惠政策, 而內務部、國家經委、商業部等部門又給予這種生產單位以原料上的優先供給 , 確定了城市社會福利生產單位所享有的國家優惠政策與扶持框架, 也開啟了全國福利生產的初步躍進之勢。到1957年底, “全國的福利生產單位發展到8000多個, 參加生產人員達58萬之多”, 實現“生產總收入1.59億元”。

1949年後的社會福利事業, 經過幾年摸索, 基本擺脫了最初福利與救濟不分家的困境, 1955年第三次全國民政工作會議召開以後, 內務部開始設立專門的社會福利管理機關, 這也標誌著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事業的正式劃分。

此後, 國家正式建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專門收養無依無靠、無勞動能力、無正常生活來源的孤寡老人、孤殘兒童、精神病人、殘疾人等, 這些人在民政材料中通常被稱為“三無”人員。

而1949年以來社會福利事業逐漸確定的以“生產自救”為主的發展思路, 既是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時代的生產運動經驗的吸收 , 也是對1949年以來全國各地救濟、福利事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

當時, 社會上多數人認為, 社會福利是一個“高投入、低產出”的領域, “優撫救濟工作是必須由國家或集體花錢的工作, 沒錢是不能辦事的, 錢少也不能把事辦好”。

因此, 別說是“大躍進”了, 要想實現自給自足都很困難。但是, 1953年1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民政會議上, 確立了“生產自救”為核心的社會福利政策, 民政部門在工作中大力推行福利生產, 用實際行動駁斥了這種“保守”觀點, 不但宣揚“不用國家一分錢辦福利”, 還努力將救濟、福利工作轉為“以生產為中心”的生產建設事業。

[yongbing1993]

人民公社《赤腳醫生好就是好》






轉載《毛主席說：“赤腳醫生就是好！” 》

出品 ：北科小博士融媒體工作室

“隔了五十米，就看到她步履蹣跚地走過來，速度卻不慢。問候的時候，與她握手，很有力量。臉上的笑容，在陽光下看，明媚得晃眼。”

這就我們對中國“赤腳醫生”第一人——王桂珍的第一印象。

01

中國需要“赤腳醫生”

中國需要“赤腳醫生”


1965年6月26日，我們敬愛的毛主席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提交的關於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彼時，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很低；而國內的140萬衛生技術人員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Q

悄悄提問：你知道1965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是多少嗎？

A.10.64%

C.17.98%

B.15.40%

D.17.38%

點擊空白處查看答案

C

1965年，我國城鎮人口比例為17.98%；A、B、D分別對應1949、1957、1970年。

聽聞如此情況，毛主席勃然大怒：“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隨即，毛主席做出指示：中國要培養起一批“赤腳醫生”，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農民解決衛生醫療問題。此後，無數中國農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

02

赤腳醫生王桂珍

1965年的秋天，尚是處在青春風華的少女王桂珍經黨支部推薦參加了鎮江公社開設的醫學培訓班。對於隻上過小學的王桂珍來說，這四個月的學習無比艱難。但她沒有放棄，每日刻苦學習，隻因她明白能有機會成為一名為人民服務的醫生有多麽不易。



結束四個月的學習後，王桂珍返回了生產隊，一邊在田間勞作，一邊給村民看病。剛開始時，她的業務還有些不熟練，也曾失去村民們的信任，也曾遭遇無數挫折。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她每日下苦工，在厚厚的草紙上練習紮針，不顧髒亂惡臭的環境親自為不修邊幅的村裏老人們洗澡、理發，解決老人們的大小便問題。除了這些小病，王桂珍同時承擔著防疫衛生知識的普及工作，為村民普及霍亂的危害與防治。為了給村民們打預防針，她赤著腳走到田地裏，就是為了做到一針不漏。

以王桂珍為代表的赤腳醫生們通過努力，讓五億中國農民免受了瘟疫的侵擾，使中國各類疾病的感染率有了顯著的下降，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的生命。

03

“赤腳醫生就是好！”

1968年，《人民日報》轉載了王桂珍等赤腳醫生的事跡。毛主席看完後甚是欣慰，便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學習赤腳醫生、學習王桂珍同誌的熱潮，紮根大地、痌瘝在抱、佑護寒黎、醫心赤誠的赤腳醫生精神也就此流傳於中國人民的精神當中。

王桂珍同誌更是在此後於國慶二十周年與毛主席一同登上天安門城樓，在七十年代作為中國赤腳醫生代表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並做了兩次發言。



電影《春苗》在《人民畫報》上的宣傳

1975年，上海電影製片廠以她為原型拍攝了電影《春苗》；2018年，浦東區委宣傳部響應王桂珍的要求，於毛主席“赤腳醫生好”的批示發表50周年之際建立了赤腳醫生陳列館，將赤腳醫生的曆史與精神永遠地傳承下去。



王桂珍親筆信

04

材料1809有話說

重溫這段曆史，致敬王桂珍等同誌的偉大事跡，同時給當前的醫療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在對比的基礎上堅持真理，永葆初心，使我國醫療事業在曲折中仍不斷發展前進。

博士說：小夥伴們，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1921-2021，百年披荊斬棘，百年砥礪前行，百年黨史激蕩。小博士發起“百年黨史接力跑”，邀請100個黨支部、團支部講述100秒黨史故事貫通風雲激蕩的100年。歡迎大家為本期主講團支部材料1809團支部點讚加油，助力成為“人氣團支部”。下一期，我們將請求是學會講述焦裕祿的故事，敬請關注。

接力回顧

拒絕上頭，要走心： 我愛你，中

64.為了這盛世，他們義無反顧！

65.天崩開局，極致運營完成奇跡翻盤！

出品 | 北科小博士融媒體工作室

[yongbing1993]

中國走資派特色孵化新興資本家






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走資派特色孵化新興資本家的大工程。

《1978-1992》：

這是中國走資派特色孵化資本家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資本家從無到有被召喚出來，並在全國範圍建立了統一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體係。

1978年之前，成為一個資本家去剝削工人不僅是可恥的，而且是非法的。改革開放之後，第一批資本家（最初還隻是城鄉個體戶）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1981年，一個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當時政府官員中有左派）內引發激烈討論，社會主義製度下出現的私人雇工算不算剝削。爭論不休之下，最後走資派鄧小平等和一幫右派分子們給出了一個似而非的結論， 雇工不超過8人就不算剝削，超過8人就是剝削。但是資本家的發展是迅猛的，8人的限製迅速就被打破。

1983年1月，走資派鄧小平們對超出8人的雇工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在這樣曖昧不清的環境中，資本迅速發展， 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重新出現在華夏大地這片工農故土之上。

資本家在發家致富的同時，並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他們不能進人大、不能進政協、不能入黨，他們甚至對自己剝削工人而積攢的家底能不能保存下來都心裏沒底， 畢竟，在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在土改時和之後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中還要沒收資本家的財產並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們複辟資本主義道路。

在城市中，工人階級還有鐵飯碗，而那些今天發家致富的資本家，昨天還隻是返城沒有工作的知青、遊手好閑的二流子、釋放的牢改犯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被工人農民看不上的人。 對這些發了財的資本家，工人農民們在羨慕中又流露出鄙夷，“不就有兩個臭錢嗎，國家過兩天就給你沒收了。”

在農村裏，第一批農民工已經出現。社會主義時期的社隊企業，在人民公社解體後改了個名字叫做“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被承包給各種“能人”開始了資本化的發展。 本地農民成了鄉鎮企業雇工主要的產業後備軍，這些農民除了從事農業生產外，還在自己所在鄉鎮的企業做兼職工作，他們同時從事工業和農業，顯著特征就是“離土不離鄉”。而“鄉鎮企業”的資本家開始稱為“民營企業家“。

國家到底會不會沒收財產？是不是把資本家養肥了又宰掉？很多資本家自己心裏都沒底。為了給資本家安心，1987年，走資派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曾有一次講話，他意味深長的說， “現在我們國內人們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誌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可以再看幾年。”當然，為了減小阻力，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又安慰那些還堅持傳統的老幹部說， “現在的雇工大致上隻是小企業和農村已經承包的農民，雇工人數同全國一億多職工相比，數目很小。從全局看，這隻不過是小小的一點。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像政策又在變了。 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麽時候動，用什麽方法動，要研究。”然而，這一研究就是數十年。到了走資派鄧小平被粉身碎骨扔進大海之後也沒有動。

1988年，在資本發展了將近十年之後，在資本家已經成為了一個新興的階級之後，在農民工重新出現之後，在城市工人尚在夢中仍能分房的時候， 在免費上大學包分配的大學生還是天之驕子能夠獲得國家幹部身份的時候，全國人大修憲了。私營經濟終於獲得了法律認可。

這是兩個時代轉軌的銜接點，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體製，從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到資本家當家作主重回廟堂。

在這個銜接點上，資本家除了錢更多一點之外，他還沒有獲得相應的地位。他不僅不能入人大政協，就連他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也比不上工農子弟，當然，更比不上國家幹部。 下麵這張圖就是其他社會群體子女進入大學的幾率與資本家群體的比值，1982年，城市工人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3.23倍， 農民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2.13倍。1990年，城市工人工人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10.78倍，農民子女上大學的幾率是資本家的6.22倍。

而這一切，在1992年之後，徹底改變了。

《1992-2008》：

這是資本發展的第二個階段。走資派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拉開了這個階段的帷幕，走資派鄧小平指明了資本發展的方向，終結了姓社姓資的討論，為資本重新躍馬揚鞭在華夏大地上縱橫馳騁掃清了障礙。

這個階段有多個標誌性事件，其中，1993年底奪去87個女工生命的致麗大火最讓人悲痛不已。這把火宣告著資本對勞工的統治重新建立起來了，自此之後數十年間， 勞工隻能在資本的鐵蹄下卑微地活著，或者卑微地死去。

低廉的農民工價，極度寬鬆的招商環境，大量受過教育的技術熟練的下崗工人，完善的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基礎建設的大量國菩的工廠設施集體社辦街道辦工廠，以及全國各個行業的完整的工業化後的全部產業鏈，這一切，使得中國成了資本升值的天堂。資本快速的發展著。

1992年之前的資本家，除了少數紅頂商人之外，多數就是個體戶和農村“能人”。1992年之後，大量體製內人員下海，大量國企幹部收購國企從管理層變為所有者。 1997-1998的私企普查，幹部下海由於掌握更多社會資源，純利潤是平均數的1.9倍。

這個階段，大量灰色交易和違法行為出現，據戴建中估計，1989到1998年間，私企偷稅漏稅超過2700億元，大致占這些年間財政收入的5%。哪個新型資本家不是靠偷稅漏稅剝削有文化的農民工和下崗的熟練的有文化的工人們來發財先富成為資本家的？

老板（資本家）錢更多了，地位也更穩了。2001年走資派頭江澤東在七一講話提到，私營企業主等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 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如果這些人“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 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則應該將他們“吸收到黨內來”。從這一年開始，資本家得以加入共產黨，剝削者在黨的組織中也合法了。 老板們不僅僅能夠入黨，還滲入各級人大、政協參政議政。三個代表資本家入黨當領導。

越是大資本家，越是追求政治地位，積極入黨，甚至本身就是共產黨員經商。《全國工商聯上規模民營企業調研分析報告》（2000~2014年）做過一次調查，基本情況如下表。

1、規模以上私營企業的所有者界定為大資本家。
2、在中小企業主中，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標準，將工業營業額不超過3000萬元和其他行業不超過1000萬元的企業擁有者界定小資本家。
3、其餘為中型資本家。
在城市中，免費分房和福利醫療都沒了，國企改製終結了工人鐵飯碗的夢。在國企工人沒落的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成了無產階級的主體，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之後， 農民工數量更是突飛猛進。2003-2008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每年增長600萬到800萬人。這批人，不知福利分房為何物，不知免費醫療為何物，他們成長在改開的年代， 工作在資本的工廠，從來都認為被剝削壓迫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這是一次重要的意義非凡的血液的替換，清洗掉了曾經的記憶，為資本進一步在意識形態上獲得統治地位打下基礎。

在農村中，小農經濟在短暫的複蘇後開始出現問題，三農問題的焦慮成了上個世紀末集體的記憶。但是，農民問題在中國加入WTO後迅速讓位，因為農村中大部分青壯年流入城市， 農村以這樣的方式逐步枯萎，農村問題以這樣的方式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此時，資本家和工農子弟的差距終於拉開了。不論在財富上、地位上或者社會聲望上。資本已經完全合法，沒有人再討論雇工幾人才算剝削，剝削嘛，你不剝削，別人就剝削， 剝削你是給你工作機會，你要感恩才是。2005年後，曾有人借國企管理層肆意MBO之際攻擊資本家，揭露他們那些見不得人的老底，要清洗他們的原罪。但是主流輿論不理不睬， 甚至有學者建議豁免所有資本家的原罪，因為如果要追究，大部分資本家都有罪。

資本大踏步的前進，工農再次匍匐在地，就在資本與工農的中間，一個新興的群體出現了。這個群體是隨著中國城鎮化、資本全球化以及新興互聯網行業的出現而壯大的， 他們以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主。他們從事著法律、會計、金融、管理以及各種各樣的科研技術工作。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是由於在部門中占據管理職能， 或者是掌握了較強的技術因此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或者是由於身處壟斷行業，能在資本剝削勞動力的體製中，比普通勞動者擁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更大的組織生產的權力， 因而也能獲得更高的薪酬，這批人是新興小資產階級（教授、高中特級教師、部門經理、部分金融從業人員、大公司工程師、部分互聯網從業人員等等）。他們中的另一批人， 從事著低端的技術工作或底層的管理工作，拿些微薄的僅僅比體力無產者稍多的薪水，這些人是典型的腦力無產者（外包程序員、金融行業底層人員、部門辦事員、中小學老師、公司技術員等等）。

在資本快速發展的時候，新興的小資產階級在高聲歡呼。他們詛咒那個計劃的時代，他們和主流一起歌頌這個冉冉興起的盛世，他們為資本的每一次前行激動不已， 肥得流油的資本總能滴下幾滴油喂飽他們不大的野心。

腦力無產者仍有希望上升為新興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和新興小資產階級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在同一個餐桌吃飯，有著類似的背景，聊著相同的話題。因此， 他們也具有類似的意識形態。他們崇尚競爭，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能改變命運，他們喝著老板的雞湯、看著成功學的視頻、聽著馬雲的演講、暢想著美好的未來。

與資本在精神上以及一定程度也在利益上結盟的新興小資產階級，以及被新興小資產階級小康般生活吸引的腦力無產者，構成了知乎等新媒體上最初的用戶群體。 這個群體當然也在新興的知乎等媒體上，用符合資本要求的話語回答著、討論著各種問題。

《2008至今》：

這是資本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是資本盛極而衰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初期，資產階級變得更強大了。中國資本依靠舉國體製和凱恩斯主義實現彎道超車，一舉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而中國的壟斷資本更是一舉超過英德日法，成為全球第二，世界500強的數量從2007年的30個，飆升至2015年的106個。

資本家除了更有錢之外，還更深地進入社會管理領域。我們看第九屆（1998）和第十一屆（2008）全國人大代表構成， 資產階級成了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之外最大的群體。他們是由房地產商、工商業巨頭、互聯網貴族以及各地富豪構成的，他們是人們口中的大老板、大富豪。 他們僅占人口中的極少部分，但在全國人大代表中占比2成左右。至於表格中的專業人士群體，是由演藝界明星、金融大佬、知名運動員、律所合夥人等所謂精英構成的， 他們多數人事實上也是資本家。

在這個階段，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在快速沒落。青壯年轉移使得農村成了993861部隊，即99重陽的老人，38婦女的女性，61兒童的小孩。當前農村中，純務農或以務農為主， 多曾經在外打工數年，由於年齡等原因無法繼續打工才回鄉務農。按《當代中國階級階層變動》係列報告所述，純務農者，“他們中有67.91%的人曾是雇員或是工薪收入者， 也就是打過工，最後才回歸到農村務農，大部分是年紀大了回到農村務農。”小農作為一個群體必然在市場經濟中消亡，這是難以避免的。

在這個階段，還有兩個重要的矛盾在快速發展，這對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其一，中國資本的快速發展使得國內市場越來越狹窄了，過剩資本不斷對外輸出，2012年之後的再一次過剩加速了資本的輸出，從2014年起，中國成為了資本淨輸出國。 而全世界的市場是有限的，中國輸出的資本必然和英法美德意日等國家產生競爭，導致這些國家的壟斷利潤下滑，這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 事實上，從2012年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起，美國就明確了遏製中國資本的策略，這一方針在特朗普政府被公開化。

其二，工人階級自發的抗爭越來越多，在抗爭的推動下，他們實際工資有了一個快速增長的階段。這個階段大致是從2003-2015，其中2010年前後增長最快。 這使得資本眼中的“成本”越來越高，低端產業的利潤越來越低。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上述兩個矛盾的影響下發展得更快了，大規模的產能過剩使得中國GDP增長率從2013年開始斷崖式下滑，經濟進入了一個被稱為“新常態”的時期。 為了保住經濟，我國分別在2009年和2014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伴隨著刺激政策的深化，房價終於上天。

買了房的新興小資產階級仍然在歡呼著盛世，沒有買房的小資產階級以及廣大的腦力無產者開始望房興歎。伴隨著利潤的下滑，資本對他們的壓榨似乎變得更重一些了， 伴隨著房價的上漲，資本帶給他們的希望明顯變得更為渺茫。

2018年以來，內外部矛盾都更多了。吃飯的時候，那些明顯不關心社會話題的人，也開始談論社會問題，有些是因為彩禮引起的，有些是因為工資引起的有些是因為房價引起的， 有些是因為被優化引起的，所有的都是因為在資本的體製下生存的壓力引起的。

還是這麽一群人，還是在知乎等新媒體上麵，曾經，他們為資本的發展鼓與呼，現在，他們開始自發地咒罵著資本。

而這群人有一個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具備的特點，他們是在曆史唯物主義的教育中長大的。不論他們讀書的時候是否認可“階級”、“剝削”、“剩餘價值”這類概念及其內涵， 他們都曾被廣泛地灌輸這類意識。當資本高速發展可以些許惠及他們的時候，他們拋棄了這些概念，當資本不再能給他們帶來希望而隻會無情壓榨他們的時候， 這些概念在他們的腦海中回歸了。他們開始用“資本家”稱呼企業家，用“剝削”描述企業家，用“階級”審視企業家。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左轉，在網上自發地宣傳著曾經在課本上學得的知識，剝削，階級，資本家，剩餘價值。他們中的一少部分人甚至開始自己花時間學習著各種課本上不曾涉及的知識， 毛選，馬恩選集，列寧的書，以及那些被忽視或掩蓋的曆史。

他們開始在網上論戰，論戰的對象是各種純色或雜色的小粉紅，各種精神或肉體的資本家，以及廣大的在他們看來尚未覺醒的勞動者，當然，還有那些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包裝起來的沙文主義者。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把這一切又放大了，壓迫似乎又重了一點點，房價似乎還是那麽高，工作似乎更加不穩定了，美好的生活顯得似乎更加渺茫。

而那些企業家在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培養出的傲慢和殘忍，一次次刺中他們的心。“996”是福報，商業是公益，企業家還要給自己設立節日， 企業家還要提案成立兩年以內的企業不用遵守勞動法。

這一切都促發了知乎群體在2020年對資本家態度的急劇轉變。

然而，這個群體畢竟隻是勞動者中人數較少的一部分，廣大的體力無產者還沒有那麽強的感受，他們本來工資就低，他們本來就不指望在大城市買房， 他們本來就生活在底層，他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也更有限，他們抽象思考的能力也更差一些，他們似乎還沒有多大變化。

但是，體力無產階級也在變化。工資趕不上物價，“2017年這個單間300塊，今年這個單間550塊”，“我下班還要打一份臨工，哪有時間休息”。 他們的抱怨也多起來了。不僅如此，經濟下滑，很多工人回到老家，這些回到老家的工人會失去收入，經濟危機在預演了。

風暴遠遠還沒來，天邊已經聚起了幾朵烏雲，雷聲也若隱若現，敏銳的人已經準備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