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搞起各種各派紅衛兵司令部

全國搞起各種各派紅衛兵司令部

 

 

 

毛澤東：“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

毛澤東：“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開，有的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麽充分，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麽問題，以為表麵上一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毛澤東：“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就那麽快都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隻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這個文化革命隻不到半年。不那麽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誌，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毛主席於文化大革命的有關重要講話
   
 編者按：《參閱文章》第65期刊登了毛主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講話，對研究文化革命意義重大，特收於此。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

我講幾句，講兩件事。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麵的事情。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麽好。我處在二線，別的同誌在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的問題，就做了改變。

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麽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讚成這個意見。但是處在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製度已經改變了。但是紅衛兵還不知道已經改變了。

我也有責任，為什麽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線、二線。再，就是過於相信別人。

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線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是去年九，十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為什麽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有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誌的文章，就是在上海發表的。

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上解決了。

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

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

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沒有送出，但是他們已經知道了，傳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運動時間還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現在十月，五個月不到。所以，同誌們不那麽理解。

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各種各派的紅衛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個司令部。紅衛兵一衝，把你們衝得不亦樂乎。

上次會議，我說，會議的決定，有些人不一定執行。果然很多同誌還不理解。經過兩個月以後，碰了釘子，有了一些經驗，這次會議就比較好了。

這次會議有兩個階段，頭一個階段的發言不那麽正常，後一個階段就比較順了。你們自己的思想有了變化。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運動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我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勝利，開始誰也不知道怎麽個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內。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們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找出道路來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會主義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這個文化革命隻有五個月，所以，不能要求同誌們現在就那麽理解了。

自從去年十一月份批判吳晗開始，許多同誌也沒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戲改革，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等等，更不用講了。

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係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問題不能解決。

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雖然有那麽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衝，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誌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

為什麽兩個月以後，現在又來開這次工作會議呢？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誌講，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對。你們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級、地一機、縣一級，至少這四級要開一個十幾天的會，真正把問題講清楚。也不要企圖所有幹部統統弄得清楚，不可能，總有一些人不那麽清楚，思想不通。

好幾個同誌對我講，“原則上我是讚成的，到了具體問題上有糊塗了。”這種話我就不那麽相信。原則上你又理解，具體問題又不得解決，是什麽道理？現在我看，恐怕也有一點道理。不然為什麽老這麽講？原則上是讚成的，碰到具體問題又處理不好，恐怕還是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比如上次開會回去以後，就沒有開好會，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開，有的地方開了，也不是那麽充分，被紅衛兵一衝就亂了。假如有十個書記，就要有七個或者八個要去接見紅衛兵，接見慢了要衝進來。學生們生了氣，自己還不知道，又沒有準備回答什麽問題，以為表麵上一應付，表示歡迎，就解決問題了。人家有一肚子氣，幾個問題一問，不能回答，就處於被動。這個被動也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為主動的。

我對這次會議以後的情況，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講上次會議講過的話了，說這一次會等於不開，回去還是老章程，維持現狀，跟紅衛兵對立，跟一派紅衛兵對立，利用另一派紅衛兵保駕。這種狀況，我看會改變，情況開始好轉了。當然，不能過高要求。中央局，省、地、縣這幾級，還不講縣以下廣大的幹部，全部就那麽快都通了，不一定。總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還是會要對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數會講得通的。

我講這麽兩件事。第一件事是曆史，一線二線的問題。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隻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起來，這個文化革命隻不到半年。不那麽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誌，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

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麽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有兩個紅衛兵說，他們到全國跑了一趟，他們沒有料到有些老前輩這麽害怕紅衛兵。他們說，紅衛兵有什麽可怕的？有一位同誌，他家裏有四個紅衛兵，就是他的兒女，分成四派，還有他們的同學，很多人到他家來，大概有十幾個二十個！他接觸了那麽一點人。另外也有接觸幾十個人的，也有接觸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觸很有益處。大的接觸，一百五十萬人，我們一個鍾頭就搞完了。這也是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決不能完全怪少奇同誌、鄧小平同誌，他們兩個同誌犯錯誤也有原因。

過去中央一線沒有領導好。時間太短，對新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所以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後會好一些。

根據毛澤東修改件刊印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P143-148。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談話（節選）(王力於1991年1月25日)

我看到不少國內的和國際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澤東七十三歲生日的一次重要談話。這樣，對於“一月奪權”及其以後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的背景，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毛澤東，就難以做出科學的評價。所以我先把它客觀地加以介紹，然後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