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資本家熬夜與抗日戰爭時偽軍

為資本家熬夜與抗日戰爭時偽軍

 

 

 

《為資本家熬夜》的中國人有多少？查不到數據。《為資本家熬夜》的中國人是指：自覺自願，甘心情意，甚至感到光榮的，積極主動要《為資本家熬夜》的中國人，尤其是為《外國資本家熬夜》的中國人。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工人，農民工，打工仔應該不少的。要比當年的《抗日戰爭時偽軍》的數量要多得多。人多貢獻就大。《為資本家熬夜》，養肥了多少資本家。

為什麽要把《為資本家熬夜與抗日戰爭時偽軍》相提並論？是因為讀了一個美國大資本家的講話而感後發。大意是：在美國開工廠，美國的工人不願加班，中國的工人不但願加班，還會《為資本家熬夜》。

雖說是北美的工人在百多年前用生命和血汗為工人們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製》和許多福利之後，不再進一步繼續抗爭了。但美國工人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堅持這個底線，每每通過罷工抗爭，得到了工人們的滿意。所以美國工人始終為自身利益堅持至今。

然而，中國工人曾經是領導階級，鐵飯碗，全麵的社會福利，八小時工作製作為憲法合法規定。到了走資派時代的中國工人，在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強迫壓製下，甘願《為資本家熬夜》，更甘願《為外國資本家熬夜》，從這個角度講，《為資本家熬夜與抗日戰爭時偽軍》有什麽兩樣？

毛澤東說過，中國走資本主義，比老牌資本主義更壞。四十多年的反麵教員上的課很精彩。中國大資本家曹德旺為討好美國，到美國開廠後不準美國工人成立工會不準罷工。抓幾百個中國工人來美國《為資本家熬夜》。開始全家移民，又怕在美違法，又退了美籍回中國了。請一些代理繼續忽悠中國工人當牛做馬。996是福報，中國人勤勞以示鼓勵。讓時間來記錄《為資本家熬夜》的中國人有多少。

偽軍有記錄如下：

偽軍是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侵華日軍占領區的部分投敵的中國人組成的協助日軍打中國人民的簡稱為偽軍。不同時期中國各地的偽軍名號各不相同，較為著名的有“皇協軍”、“保安隊”、“警備隊”等稱呼，常與侵華日軍合稱“日偽軍”。

偽軍主要指汪精衛的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軍和滿洲國軍，兵力總共約118.6萬人，超過在華日軍的數量。

一部分偽軍駐紮在城市，負責占領區政權的維護；絕大部分的偽軍則被調往華北地區進行“掃蕩鄉村”或者“城市治安強化作戰”，其中不少偽軍參與了在華北地區對中國平民百姓的大屠殺活動。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占領區內中國人民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日本皇軍為了鎮壓中國人民反抗而牽製了大量的日本作戰用正規軍。日本皇軍為了解決前線作戰兵力不足的現象，日本軍官希望利用中國當地的偽軍來維持日本的統治，招募當地的偽軍來負責所被日軍己占領區的治安。根據日本軍己占領區的傀儡政權的管轄範圍，設立如“南京和平建國軍”、“華北治安軍”等，各占領區政權沒有幹預其他政權轄下偽軍活動的權利，但日本軍官有權隨時任意調遣地區的偽軍參與戰爭。

1938年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8萬人，隨著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後，日偽軍數量急劇上升至14.5萬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龐炳勳、孫殿英兩人聯名通電投日，所率領的軍隊數量為龐大。1945年初，僅汪精衛政權統治區就有日偽軍40萬餘人。

滿洲國軍以原東北軍的一部分為基礎組建的。據滿洲國《國防年鑒》“國防部分”和日本《陸海軍軍事年鑒》等資料記載：從1935年至1940年滿洲國軍總兵力均為8萬或10萬人左右。1935年，滿洲國軍共有9個警備軍，即第1至第5軍管區警備軍及興安東、興安西、興安南、興安北省4個警備軍，另有禁衛步兵團、騎兵第1旅、靖安軍等。其中靖安軍僅轄兩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及一個炮兵隊。1940年《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中載：“估計滿洲國正規軍約10萬餘人（30個旅）；武裝較好的警察隊約5萬名以上，興安軍約1萬名以上”。興安軍主要由蒙古族人組成（亦有以教官身分配屬的日本人），主要在草原地區活動。

1935年至1936年偽滿軍共5個軍管區，到1937年為6個軍管區，其兵力如下：第1軍管區（兵數：12,321人）。第2軍管區（兵數：13,185人）。第3軍管區（兵數：13,938人）。第4軍管區（兵數：17,827人）。第5軍管區（兵數：9,294人）。第6軍管區（兵數：4,214人）

935年12月，李守信部在日軍的支援下，在張北縣建立了蒙古軍司令部和日本特務機關。德王隨即同李守信合作，於1936年2月1日，在張北縣舉行察哈爾盟公署成立典禮，察哈爾部的蒙古人8旗遂為德王控製。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蘇尼特旗的王府舉行“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儀式，並作為成吉思汗30世子孫宣讀誓詞，稱“誓願繼承成吉思汗偉大精神，收複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複興大業”。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到會祝賀，並稱“日蒙攜手，親密合作”。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市（由原化德縣改名而成）組成蒙古軍政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紀年（當年為731年），以藍地紅黃白條旗為該政府的旗幟，同時還成立了以村穀彥治郎為主任的日本顧問部。

1937年8月27日日軍侵占察哈爾省張家口，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侵占山西省大同市，10月15日成立晉北自治政府[；10月27日，蒙古軍政府遷入歸綏，更名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歸綏為首府。11月22日，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在張家口簽訂《關於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協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該《協定》稱：“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認為在蒙疆方麵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對相互關聯的重要事項進行協議統製，為此決定設立聯合委員會。”1939年9月1日，三個政權在張家口合並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政府下設蒙古軍總司令部，統帥蒙古騎兵兵團的9個蒙古騎兵師以及蒙古運輸兵團的第23卡車團[。

1935年（民國24年），中華民國軍事將領王英投降日本，被梅津美治郎任命為大漢義軍司令。大漢義軍成立於1936年，主要成員為各地的散兵和土匪。1936年11月由王英率領的大漢義軍和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李守信率領的蒙古軍作為日方部隊聯合進攻綏遠，參加了紅格爾圖戰役和錫拉木楞廟戰役。12月18日，大漢義軍被綏軍在錫拉木楞廟徹底擊潰，除去向傅作義部投誠的部隊之外，其餘的全部在張北被日軍繳械。1937年（民國26年），王英任綏西自治委員會委員長。1939年（民國28年）11月，他任綏西自治聯軍總司令。形式上，王英是德穆楚克棟魯普的部下，實際上卻直接接受日本軍的命令。

和平建國軍是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權後，收編的國民政府投降軍隊組建的一支漢奸傀儡軍隊。1940年，汪軍總數8.8萬人。

1943年4月，日軍發動太行山戰役掃蕩龐炳勳統帥的24集團軍主力，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加上先前降日的舊部孫殿英的勸說於1943年5月投降日本，並於汪精衛政權中任暫編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一職，後任開封綏靖公署主任。

到1945年春，汪精衛政權統治區的偽軍達40萬餘。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後，被南京國民政府收編。

1938年7月中旬，張嵐峰赴北平參與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受到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寺內壽一、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見，獲封“豫東招撫使”。張嵐峰於1938年11月下旬組建“豫東招撫使公署”，在隴海路沿線鹿邑、亳縣、夏邑、商丘、寧陵、睢縣以及其家鄉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共計18000多人，被日軍編為 “豫東剿共軍”。不久，日軍將張嵐峰的“豫東剿共軍”更名為“和平救國軍第一軍”，並撥給大量武器彈藥與卡車。

1940年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命張嵐峰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又任命張嵐峰為“蘇豫皖邊區綏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國第一軍司令”。張嵐峰將部隊擴充至9萬多人，成為河南省人數最多的偽軍，並多次配合日軍的進攻。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4月，日軍出動二十萬人進攻太行山區；4月23日，日軍包圍孫殿英防地林縣，孫殿英率部投降日軍，成為“和平救國軍”司令。孫殿英任新五軍軍長，兼任第四方麵軍指揮官、豫北保安司令。

華北治安軍，俗稱“皇協軍”，是日軍華北方麵軍扶植控製的一支偽軍。1940年1月14日，華北治安軍在北平正式成立，司令齊燮元，其部隊主要指揮人員出自日本人控製的通縣陸軍軍官學校，兵員來自原華北剿共軍以及在日軍占領區招募人員。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設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平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華北治安軍改名為“華北綏靖軍”，名義上歸屬汪精衛政府管轄，實權掌握在各級日軍顧問手中。

1940年底擴軍至5萬餘人後，開始全部配合日軍發動對中國各敵後區域的掃蕩作戰。到1942年，華北治安軍一度發展到12個集團，9萬餘戰鬥人員。1943年，杜錫鈞接替齊燮元任總司令。1945年9月，華北治安軍13個集團，兵力5.5萬人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路軍。

1942年8月，日軍華北方麵軍獨立第一混成旅團在邯鄲、安陽、大名間的三角地帶拚湊了一股較大的漢奸武裝，番號“東亞同盟自治軍”，分布在大名、南樂、內黃、魏縣、漳河縣一帶。號稱一萬四千人，實際約七、八千人之數。

1935年11月25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統治人口600萬。軍事力量包括保安隊、警察和民團三部分，共計10多萬人。1938年2月1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被並入王克敏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37–1940)。抗日戰爭結束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行政長官殷汝耕（日文名：井上耕二）於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槍決。

保安隊總兵力在1萬5千人以上，未改編時分為5個總隊，1936年8月改編為4個總一隊和1個教導總隊並附設幹部訓練所。每個總隊兵力約3500人。每個總隊下設2個區隊，每個區隊轄3個大隊有官兵480人，設3個中隊，配備有機槍、山炮、野炮，及騎警、通訊等特種兵。其中第一、二兩總隊係河北省政府於十四、十八兩旅中抽編而成，第三、四、五總隊係將原抗日救國軍李石兩部改編而成，與第一總隊和第二總隊相比成分混雜，紀律更亂。改編前的5個總隊隊長為張慶餘、張硯田、周毓英（後改李海天）、趙雷、劉佐周（後改李允聲）。改編後張慶餘、張硯田、李允聲、韓則信分任第一、二、三、四總隊長，教導總隊的正副總隊長由殷汝耕、張慶餘兼任。4個總隊的防區為：第一總隊現分駐於寶坻、香河、通縣附近及昌平、懷柔、順義一帶，第二總隊現分駐於三河、玉田、薊縣、遵化一帶，第三總隊現分駐於昌黎、灤縣、臨榆、撫寧、盧龍、遷安、樂亭一帶，第四總隊現分駐於塘沽、北塘、寧河、開平、唐山、古冶一帶[26]。通州事件後，冀東保安隊完全被日軍控製，在日軍五次“強化治安運動”中，成為協助日本正規軍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的主要工具。

冀東政府的警察是由原分駐各縣的常備保安團改編而成，總人數為1萬2千人。

冀東政府的民團，又稱保衛團或散在團。民團是由各縣的鄉團、商團、夥會和其池武裝組建而成，總人數約10萬人。各地還從原保安團內部抽調人員組建了禁煙隊，全部約1.5萬人，都是三五十人的小隊，直屬各地警務局管理，內部很複雜，還沒有完全脫離保衛團。偽政府統治延伸到城鄉各個角落，就是依靠警、團組織，憑借“以警率團，以團輔警”的統抬手段來增強其統治。此外，冀東政府在軍隊內部還設置了一套明確的獎罰和退休機製。1937年2月，滿洲國提供了500萬元的經費，幫助殷汝耕提高部隊的裝備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軍事顧問，幫助冀東偽政府訓練保安隊和改編民團。

東亞皇協軍，也稱“興亞黃軍”、“黃軍”，是1940年至1942年期間，部分晉綏軍投降日軍後被改編的一支傀儡部隊。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閻錫山晉綏軍輜重兵司令武懷英投降日軍，在日軍支持下，組建“興亞黃軍”，並擔任總司令。原晉綏軍第六十八師副師長蔡雄飛和晉綏軍旅長郭援任分別擔任支隊司令，共有800餘人。1941年日軍將“興亞黃軍”總部和第二支隊遣散，將第一支隊改稱“黃軍”、“東亞皇協軍”，蔡雄飛任司令，湯嘉謀任高級參謀，總兵力3000人。1942年，日軍改任蔡雄飛為“山西省公署警備處長”，撤銷所轄部隊番號。

[yongbing1993]

《當學生當先生當戰爭領導者》







毛主席演講：《當學生，當先生，當戰爭領導者》

進入抗日戰爭後，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與持久抗戰的需要，迅速培養大批既有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又有實踐經驗的德才兼備幹部的任務，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麵前。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了各種類型的學校，並經常到這些學校作講演。以下為講話全文：

《當學生，當先生，當戰爭領導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作者：毛澤東

同誌們，說了很久要來講話，但回回沒有來得成，很對不住。今天講三個問題。第一，當學生；第二，當先生；第三，當戰爭領導者。

同誌們現在都是學生，又何必來講當學生呢？況且有一部分同誌快畢業了，畢了業就不是學生，其他的同誌也等不了多久就畢業，為什麽還要說當學生呢？豈是學生要永遠當下去嗎？ 我說對的，學生要當一百年。什麽道理呢？又是怎樣講呢？因為同誌們快畢業了，其他的幾個月以後也要畢業了，所以來對這個問題貢獻點意見。

黨校是學校，住在這裏就是當學生。出了黨校門是否學生就當完了呢？有人說是的，畢業了。我反對，我說不畢業，但文憑還是讚成發，畢業典禮也讚成舉行，這是畢業又不畢業。畢業告一段落，畢業後還要大學特學。無論進了黨校、抗大、陝公，外麵的中學、大學，都是一個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個共產黨員的開門。學校生活是一種開門性質，把門打開是想進房子去。進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裏麵吃飯、睡覺、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幾十年。外麵的大學三四年，此地的學校幾個月，都是開門。真正要研究東西，不是在學校，學校隻算一張門，房子是中華民國，那裏頭才有多一點、深一點的學問供你研究。

現在講門與房子的關係，不開門就不能進房子，叫做關門主義。強盜進房子，不得其門而入就要窬牆，小偷就打一個洞開扇小門，總而言之要開門。學校雖隻幾個月，但學了一個方法， 除了方法以外，還有什麽沒有？沒有了，真的沒有了。黨校所學的是馬列主義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眾工作的方法、黨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遊泳，必須先學如何遊法，但還不算大遊泳家，必須要真的下河遊一遊。如果遊到中間，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進門就嗚呼。我們學的方法是為了戰爭，就要到各個戰場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勝利，才算好角色，但這張門的打開是要緊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歲，今年二十歲，那還有八十年學生可當。學校以外所學的比學校學的多得多。學校所學的隻是兩手的一個指頭，校外學的卻有幾個指頭。不但如此，孫中山先生是學生，學的是醫；他學了三民主義沒有？一點也沒有學。他學了中國革命方針、方法、政策沒有？一點也沒有。但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領袖，他的一套不是從學校來的，而是在外麵的大學校學的。小黨校在這裏，其餘如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廣東等等都是大黨校。如果周遊列國，到了英國、美國、法國，那裏也成了大黨校，大黨校者地球也。假使說黨校在延安東十裏，這話對又不對。對的是小黨校在此，的確在此；不對的是大黨校在全地球，那裏麵的東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類，學之不盡，取之不竭。學到一百歲，人家替你做壽，你還是不可能說“我已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照這樣說，人類已經學了多少年呢？據說是五十萬年，有文明史可考的隻二三千年而已。以後還要學多少年呢？那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所以黨校學生不可自稱老爺，我們出去，要時常帶著學習的態度。學校學習是第一章，以後要不斷地學下去，活到老，學到老。每到一處， 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爺，要宣布自己是學生，老老實實問一問情形，地形路途，東南西北，苛捐雜稅，貧農，富農，男男女女都查個清楚。從前怎樣，某年怎樣，如何發展，弄個明白。在黨校就把黨校弄個清楚，黨校曆史怎樣等等；出去當縣委區委，首先至少把一縣一區查一查清楚。不要亂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別人做不到立即加以處罰，不弄清情形而亂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開批評會開展鬥爭，說某人是機會主義，但如果不把他曆史地、全麵地弄個清楚， 他不會接受你的批評。弄清楚了，才能對症下藥。隔靴抓癢是沒有用的，原因在於沒有抓到癢處。解決問題也要抓住其要點才行，如說打日本如何打法，種種理論如亡國論、速勝論等都沒有抓到癢處，持久戰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們出去無論打遊擊，做黨的工作，群眾工作， 不管對象是誰，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試問是否可以看看《列寧主義概論》？一麵做工作，晚上看兩頁書，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書本以外的東西也要研究。所以書本上的與非書本上的都是可學的與應學的，而沒寫字的是大學校。在黨校學了一個方法，出了學校還是學習，在實際鬥爭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實實當學生。

我們在學校學了馬克思主義，已經比孫中山還強些。講到馬克思，他有沒有在學校學了馬克思主義呢？據我所知，他不但沒有學，並且相反，他學了反馬克思主義。他的先生黑格爾是唯心論，馬克思是唯物論，他們兩個不相同。馬克思主義是在學校外麵學的，是在德國、法國等處看書、看事而學的。所看的事，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打仗，有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國勞工運動，並且學了中國革命。後來寫了許多書，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太上老君、開山老祖。他的法寶可使資產階級頭痛，法寶就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學校外麵創造出來的。列寧也是在校外創造了列寧主義。中國也可以有列寧、馬克思，黨校七百人中間出一二十個馬克思，並不稀奇。

你們在學校已經學了馬克思主義，將來繼續學習，向工人學，向農民學，向知識分子學。還要向資本家學，就是研究資本家如何剝削的一套；還要向土豪劣紳學習，他們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們為什麽能富，為什麽能討小老婆；還要向日本帝國主義學，為什麽他有強大的飛機大炮，他的戰略戰術如何，政治情況又如何等等，同時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況，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要向自己學，如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資本家等中國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國主義。我們要最後勝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學習，隨時隨地當學生。很多好同誌有學習的精神，不把自己作為了不起，沒有說學了遊擊戰、社會科學等等就滿足，黨校沒有這樣自大的作風。但也有少數人以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實實了解客觀情形，把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個辦法，施之於事，就是不肯采納由外到裏、由裏到外打倒日本的辦法。我所說的就是要學這個辦法，這就是從馬克思那裏來的。中國有些古人也講這話，如孫武子然。這是第一個問題，在學校學習等於開張門，出去後要大規模地學習， 第二種學習就是大黨校，你們能這樣，我們就放心了，不會犯大錯誤了。如果不用這個辦法， 不先了解客觀情況之後經過考慮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險，我想黨校同誌們是有這樣的意識。

第二個問題是當先生。當學生又當先生，豈不怪哉？一點也不怪，就是這樣。當先生的除了學校教員外，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都有責任，在做事中間要當先生，也就是當學生同時當先生，每一個人有責任教育別人。我們中國人很多，四萬萬五千萬，但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麽團結抗日，什麽民主政權，什麽民生幸福，持久戰，遊擊戰，運動戰，什麽天地人和， 一二三四，趙錢孫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識字的是先生，中學大學教書的是先生。我們還要放寬些，出去開學校，不用錢，房頂是天、房底是地，開露天大學，但這不是叫每個人都去當學校教員，而是說無論做支部書記、縣委區委、青年救國會、自衛軍、少先隊、農民會、工會、婦女工作、遊擊隊、新聞記者，你所知道的就當先生，不知道的就當學生，學了然後再去教育他們。馬克思就是這樣，從無產階級學習了，又去教無產階級。他的先生有幾百萬工人， 工人覺得冷，覺得餓，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機器，也教育了他。後來工人懂得剝削者是誰而不打機器了，要怪機器所有者資本家了，於是工人打資本家，這些都教了馬克思，造成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們也如此，要從老百姓處學習，造成你們的東西，再去教老百姓， 不斷地教老百姓。團結幹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煩地教他們。從前有個好教員孔夫子，他慢慢地來，弄清了學生脾氣，使學生都喜歡，然後好好地教他們，所謂“循循善誘”。他又學而不厭，隨時當學生。如果你們有人會學得厭，就不如他了。孔夫子還有一件事，當先生不打盹睡，所謂誨人不倦。你們出去無論做什麽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鑽股法刺一下。總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煩。如果每人能誨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團結幹部， 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團結起來，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幹部水平，繼則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誌們要肯去講，肯去說，有台就演講，不要害羞，不會說就練習演說。有機會不演講，有談話機會不談話，就不是共產黨員。大家要有積極地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當先生。

因為同誌們不久要出去做各種工作，無論做城市工作、鄉村工作、軍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誌們抱這樣態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壞了，群眾都會慢慢地脫離你，最後剩下你一個。這就是不要擺架子，先生架子擺不得，有點臭氣，擺老資格是件壞事，“老子二萬五千裏”就是擺資格，使人討厭。孟子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我提倡當先生，但又反對當先生，所反對的是自稱先生。同誌們都不要擺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氣氣，才和人講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來。無論是群眾、父母、朋友或最親愛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幹部水平的責任， 要說到舌子爛，喉子幹，就是說要肯講肯說，多講多說，不倦地講，不倦地說，有當先生的精神，但沒有先生架子。

第三個問題是當戰爭領導者。

也許有人說“要我去當排長，我尚未學會，我不去”。不是如此。黨校同誌大多數不去當排長或師長軍長，但又不一定不當。我就當過師長，在井岡山當了一回。我既未進過黨校，也未進過軍校，逼上梁山，不得不當，何況你們進過黨校，當過學生自衛軍呢？如果一逼，還是不得不當。但黨校畢業生還是不當師長的多，而要去做黨的工作與群眾工作。那麽如何說戰爭領導者呢？現在戰爭參加者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如果共產黨員不懂得戰爭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揮，就當不成功戰爭的領導者，所以今天來講一講。

在中國今天幹革命，離開了戰爭就不行。

第一，中國現在的情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第二，這種國家的革命任務是要獨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獨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國既然是不獨立不自由的國家，換句話說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換句話就是要獨立要自由。

第三，用什麽方法來達到獨立自由，完成這政治口號，做到對外獨立、對內自由呢？方法多得很，黨的工作、工會農會、組織政府、分配土地、辦報紙、辦學校，各種方法，各種方式，但戰爭是與敵人鬥爭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說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以曆史看，鴉片戰爭是戰爭，太平天國是戰爭，辛亥革命是戰爭，北伐是戰爭，十年蘇維埃是戰爭，今天抗日又是戰爭。

在中國謀獨立和自由，廢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戰爭。國民黨一路幹戰爭，共產黨也幹過戰爭三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紅軍，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論做哪一項工作，都要管戰爭，要和戰爭配合。現在有一批同誌到山東去幹黨的工作，他們除了和遊擊隊配合以外，還有什麽辦法？不然隻有走，或者坐監。在山東做黨的工作，離不開遊擊隊、抗日自衛隊、少年先鋒隊。山東的梭鏢很長，日本兵很怕，因為這也是武器，也是軍事，也是戰爭。如果有步槍，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戰爭。黨校同誌對戰爭是門外漢，這句話相當對，又不完全對。同誌們未進過抗大，但可以進一進，如果不進， 學學舊戲裏進門的辦法，兩手一張，不消一個鍾，也就進了去。這就是說隻要有決心。研究書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調查一下，就會有辦法，就會組織隊伍。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同誌從前是第一軍團的政治委員，現在是五台山的軍事總指揮，他就是用兩手一張、一步進門的辦法學了戰爭，陝北許多人民也都是這樣來的。西班牙有許多軍長、師長、團長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國主義侵略來了，就爬出洞來去當兵，當兵有了經驗，就升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到軍長，這些人都未進過軍事學校。中國的徐海東、賀龍也是好例子。軍事不用學，將來都可當軍長，隻要你肯幹。連這也是逼上梁山的。

日本帝國主義已離武漢不遠，如果武漢一失，日本帝國主義的胃口不吃則已，一吃便想再吃，他還要西安、廣州、南昌，中國隻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當和尚，我就不讚成，你們也不讚成。但那些日本占領了的地方，除了武裝，除了戰爭，還有什麽辦法呢？不幹戰爭，如何做工作，如何辦農會工會，如何辦學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隻能偷偷摸摸，小聲講話。黨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戰區，用戰爭方式來擴大遊擊區，來擠日本。朝東一擠，擠到平漢線； 朝西一擠，擠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綏，中間五台山就屬於我。擠得日本兵怕八路軍， 隻剩下平漢線一條。不但擠白天，而且擠晚上，鐵路在晚上就歸我。其次一擠，擠到北平城， 弄得火也熄了，城門緊閉。

用這方法擠日本，擴大抗日政權，消滅漢奸統治，擴大黨，擴大黨的威信，組織遊擊隊、自衛軍、工會、農會，再加上外國的援助，日本內部的反對，使帝國主義的路斷了。馬克思算得好，說帝國主義要死，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在中國抗日政權的建立、國際的援助中國和日本國內的叛亂之下而死的。於是中國的獨立自由到手，開個慶祝會，黨校學生散到全國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慶祝。戰爭沒有困難，想做就有。女同誌又怎樣呢，八路軍不要就不幹戰爭嗎？也不！中國從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將來中國還要產生許多女戰士、抗日的女英雄。這是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問題越講越大，要當學生，當先生，當戰爭領導者，再有沒有？沒有了。如果再要有點， 還是沒有了。我還要到黨校來，將來有機會可再講。“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yongbing1993]

《八小時工作製》文化中國有嗎






中國的大資本家曹德旺說，......已經習慣了過去（美國的）通用工廠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國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廠文化，開始籌劃組建工會。

這裏的《中國式的管理模式與工廠文化》是什麽？是《為資本家熬夜》，是996工作製，是沒日沒夜地為資本家當牛做馬，是為資本家的剝削壓迫熬夜。這就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製造的新式資本家口中所說的《中國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廠文化》，也是早期資本主義裏資本家的做法，後起之秀中國式新資本家也要補上這一課。

中國的大資本家曹德旺為討好美國政府所投資開的玻璃工廠，連同他的全家人帶著所有在中國剝削壓迫農民工，將賺到的所有帶有農民工血汗的大量金錢一起移民美國來孝敬美國主子。卻發現美國法律和美國工人不吃曹德旺這套，待了幾年後又用大把錢化在退出美國籍的手續上，回到了特色中國。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大工業時代，特色中國的八小時工作製越來越不被人在乎了，毫無節製的加班成了一種常態，成了一種文化，甚至於成了勞動者的一種“福報”，“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勞動法形同虛設，勞動者的權益被視若無物，因過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絕於耳。

舊中國，沒有完正的工業體係，所以也談不上什麽《中國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廠文化》。新中國創立了完正的工業體係，有《中國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廠文化》。而且還非常全麵。毛澤東時代的工廠管理模式和工廠文化是什麽？毛澤東時候的工廠不是國營企業，是全民或集體企業。

毛澤東認為國家建工廠是養活工人的，工廠賺了錢，國家就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工廠培養了工人，工人是生產力，他們學會了技術和管理，就派他們去建造新工廠。工廠實行民主管理，每個工人都能發表意見，提合理化建議，廠長從優秀的工人提拔，廠長的薪水和工人一樣多。

國家給工人的薪水、福利例如免費上學、醫療等就是所有者的回報。幹得好，貢獻大，就能提拔。管理者幹部如果多吃多占、不參加勞動和辦事不公，就會被 監督，就幹不下去。

例如土地是全民所有。除了國防、交通、水利、工廠、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建設，國家是不能隨意征收農民土地的。征收了農民土地，給予補償就是讓他們當工人，吃國庫糧。是不能把全民所有的土地拿來出售的。全民土地征收出售所得應該是全民所有，不能當作財政政府花掉。

這恐怕是國有和全民所有的差別。全民所有，不能把所有工人都下崗，也不能把所有工人的東西隨意拿走。工人是終身製鐵飯碗。 .

毛澤東時代國家建工廠是養活工人的，工廠賺了錢，國家就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工廠培養了工人，工人是生產力，他們學會了技術和管理，就派他們去建造新工廠。工廠實行民主管理，每個工人都能發表意見，提合理化建議，廠長從優秀的工人提拔，廠長的薪水和工人一樣多。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不但認為自己是工廠的主人，要為工廠貢獻負責，還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大家地位很高，都想評先爭優當勞模。

毛澤東經濟建設的方向、路線是不能否定的，那時候的建設速度和品質是沒人可比的，那時候人心和凝聚力也是前無古人的，27年走過西方300年的工業化曆程，追平資訊化技術，這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到的，是世界奇跡。而這個奇跡就是那時候的工廠和工人創造的。

毛澤東時代27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少到多，中國建了這麽多工廠。這些工廠效益如何?蓋這麽多工廠不就是這些工廠的效益累積起來的。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建設資金都是靠這些工廠累積起來的，滾雪球式發展，並且還實現了兩彈一星等高科技的重大突破。那時隻見工廠天天建，很少看到工廠倒閉。蓋了成片的工廠，還沒有一分錢的欠債，效益還不好?

《八小時工作製》是憲法規定的。從《五四憲法》《七五憲法》。就是到走資派篡權後修改過的《憲法》中也沒有取消勞動法中的《八小時工作製》這一條。

大資本家曹德旺的《中國式的管理模式與工廠文化》完全是一種忽悠。拿《中國式》來唬人，其實就是走資派及資本家的醜陋文化，資本家文化，剝削階級文化，壓迫階級文化，資本主義文化中的醜陋文化，糞缸文化。

走資派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40多年來，股市大跌、樓市危機、企業困境，私有資本模式難以為繼。上市公司大資本家從股市圈了大筆的錢，其他大小資本家又以股權質押拿走了大筆的錢。走資派官員和資本家的打手高管們又都圈走私分了大筆錢，怎麽還缺錢呢?這些權貴們為什麽還是把企業搞得不死不活?

《八小時工作製》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共產黨解放區時就有了。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始了，工人們高喊著“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第一次用運動的力量主張了自己的權利。

1922年8月16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布了《勞動法大綱》，發起勞動立法運動，要注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通過了十大政綱，其中之一便是：“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

1929年1月，紅軍第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發布了黨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寫道：“增加工錢，老板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

1931年11月7日，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為共和國主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大綱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製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製，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製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並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

在大會通過的“勞動法”中，對工作時間進行了更加明確的規定，“所有雇傭勞動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時間，依本勞動法的規定，不得超過八點鍾”;“十六至十八歲的青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六點鍾，十四歲至十六歲的童工，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點鍾”。

勞動法還對特殊工種、夜工、加班等做了保護性規定，對加班問題，做了如下規定：“除非經過勞動檢查機關或工會對於某項工業部門的特別允許，任何工業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勞動法所規定的時間以上的額外工作。”

八小時工作製成為共產黨人的政綱，也就是說成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為它區別於其他政治組織的一項天然屬性，因為它是代表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離開了這一項，自然就會失去這一代表性。毛主席在他的建國方略中，無不強調建立八小時工作製這一政綱。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在回答“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之後，中國的主要任務將是什麽”這一問題時，他說道：“在這個國家內，經濟是向上發展的，農業、工業、商業都大大地發展，並由國家與人民合作去經營，訂定八小時工作製，農民應該有土地，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對外國和平通商，訂立互利的協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講演，即“新民主主義論”，在演講中他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進行了比較，他指出的不同點之一是：“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製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他在宣傳工作中應掌握的綱領中說道：“實行民生主義，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實行八小時工作製，發展農工商業，改良人民生活。”

對於八小時工作製，在特殊時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靈活性。例如抗日戰爭時期，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和集中一切力量打敗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與形勢相適應的政策策略，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對工業方麵的勞動政策采取適當彈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給中原局、北方局、山東分局等地方的電中指示了抗日根據地應實行的各項政策，關於勞動政策，他說：“勞動政策力避過左，目前隻作輕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時工作日者減至十三小時或十二小時，不要實行八小時製，保證資本家能賺錢。”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指出要區分當前與土地革命時期政策的區別，對勞動政策問題，他指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八小時工作製還難於普遍推行，在某些生產部門內還須允許實行十小時工作製。其他生產部門，則應隨情形規定時間。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後，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否則，工廠關門，對於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於鄉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應提得過高，否則就會引起農民的反對、工人的失業和生產的縮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關於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指示中對勞動政策指出：“實行十小時工作製及計件累進工資製，借以提高勞動熱忱，增加生產。八小時工作製， 是將來大工業發展時應該實行的，目前則應一律實行十小時製， 應使職工們了解這是抗戰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在論述工業問題時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將采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麵，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製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麵，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在這部具有臨時憲法作手的建國綱領中，對於新中國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相應的規定，綱領規定：“公私企業目前一般應實行八小時至十小時的工作製，特殊情況得斟酌辦理。”中國共產黨人用二十八年的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為中國人民爭來了八小時工作製。

1952年國民經濟恢複工作剛剛結束，政務院發布《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為保證職工健康，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擴大就業麵，應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堅持貫徹8小時至10小時工作製，一切較大的公私合營工礦交通運輸企業均應盡可能實行8小時工作。一切公私企業的加班加點均應受到嚴格的限製。”

八小時工作製成為新中國最基本的一項勞動政策。即便這樣，毛主席仍然不時地關注著它的落實，關注著勞動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這個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審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軍校管理部製定的高級步兵學校教育計劃時，他看到計劃中“每天學習時間定為九小時半:正課六小時;複習射擊教練、隊列教練一小時;自習二小時半”這句話，就在“九小時半”處批注“似以八小時為好，即正課五小時，操練一小時，自習二小時。”他隨後將此件批示彭德懷：“關於每天九小時半學習時間，似太多，改為八小時如何?尤其夏天，學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談到公社社員的勞動時間問題，他說：“明年一月一號就開始，農民一定要睡八小時覺，四小時吃飯、休息，二小時學習。搞一個農民的作息時間表，否則不能持久。至於工人，十二小時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關於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的報告中批示：“關於生活問題，主要有吃飯、睡覺、帶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時，加上吃飯和休息時間四小時，共計十二小時，一定不可少。勞動時間，一般為八小時，忙時可以有十小時，最忙也不可超過十二小時，以為持久之計。”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要求“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他說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

關於社員的工作與生活，毛澤東說：“要搞萬人檢查團，去檢查睡覺睡夠了八小時沒有，睡七小時就沒有完成任務。關於人民公社的生活問題，比如工作時間、食堂、托兒所、文化娛樂等，要有一個章程，可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說：“關於縮短工作日的問題。鞍鋼有的生產單位，曾經做過一個試驗，把三班製改成四班製，六小時比八小時的效率還高一點。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在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時候，資產階級曾經做過調查，證明八小時工作比更多時間的工作，效率更高，這樣對資本家更有利，他們也就讚成了。”

[yongbing1993]

不為資本家熬夜工人成中產階級








不為資本家熬夜的工人，為什麽都能成為中產階級？

例如：有中國的大資本家曹德旺為討好美國政府所投資開的玻璃工廠內的美籍工人，和從大陸帶去的中國工人的例子。

又例如：北美的工人，和中國大陸的工人。

又例如：有工會的工人，和沒有工會的工人。

摘錄一段《美國工廠》影片中的內容：《曹德旺說，在美國辦工廠，需要跟各種勢力“鬥智鬥勇”，而最激烈的分歧產生在工會的設立上。部分已經習慣了過去通用工廠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國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廠文化，開始籌劃組建工會。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一支由數十人組成的隊伍，經常出現在工廠內外，遊說其他工人同意在福耀工廠成立工會。

曹德旺：他說組建工會這件事有沒有商量的餘地？我說沒有。它要進來我就出去，我馬上關掉不幹了。工廠要做好需要管理，但工會是無政府主義，沒有管理，前麵通用做破產就有工會的原因，我不會讓曆史重演。

UAW—汽車產業工人聯合會，是福耀集團的對手，當年，通用汽車的工廠就是因為這家工會的介入導致人力成本接近豐田的兩倍，最終宣告破產。為了打贏這場戰役，曹德旺專門花了100萬美金，請來了美國的反工會組織——勞資關係委員會，對工人進行反向宣傳。》

再回到題目《不為資本家熬夜工人成中產階級》，如果沒有《工會》，沒有《工會》，沒有《工會》，這些工人能成為《中產階級》嗎？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已存在幾百年，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資本家就是《曹德旺式》的。引起了工人們的反抗。

八小時工作製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奉獻給勞動者最珍貴的禮物。現在很多人不記得了，以為這是天上掉下來的，以為這是天賦的，以為這是資本恩賜的。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勞動者，常常對社會主義這個詞語出言不遜。這非常不應該。

當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們開始總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製以前的時候，美國工人一天的勞動時間是多少?是十四至十八個小時。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鞋廠的監工說：“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夥子，在這裏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

三年之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在法國巴黎召開了一個大會，作出了一個把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製的鬥爭日作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的決議。

迫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八小時工作製於是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準則。資本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但它沒有辦法。古巴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切·格瓦拉在領導的遊擊隊失敗後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奴隸主會給奴隸們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地主會給長工們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資本家會給工人們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人類自有文字記錄以來的曆史中有製定每日八小時工作製嗎？八小時工作製是共產黨誕生後產生的。

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代表大會提出了“8小時工作，8小時自己支配，8 小時休息”的口號，要求各國製定法律給予確認。

八小時工作製是國家法律規定的工作日長度為8小時的工作製度。世界各國普遍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正常一天工作時間為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為8小時。8小時工作製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結果。

資本主義早期，工人階級為爭取8小時工作製就開始進行罷工、示威活動。1866年9月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上，根據馬克思的倡議，首先提出“8小時工作製”的口號。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權於1917年11月11日頒布了《關於8小時工作製》的法令。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8小時工作製被1919年10月國際勞工會議所承認。以後資本主義各國被迫陸續確認了8小時工作製。建國後，中國也實行這一製度。

身處封建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重重壓迫的中國已是熔岩湧動。

象毛主席這樣一批最先進的革命者開始走上中國曆史的舞台，為爭取工人的權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各國的罷工風潮》，介紹法國、英國、美國、意大利、德國等國家發生的工人罷工情況，毛澤東在介紹法英美罷工背景時寫道：“罷工在他們國裏，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財閥，雖然不敢十分輕視勞動者，每當勞動者拿著勞獲不均，工時太久，住屋不適，失職無歸，種種怨憤不平問題，聯合同類，蜂起罷工的時候，也不得不小小給他們一點恩惠。正如小兒哭餓，到著十分傷心，大人也不得不笑著給他一個餅子。但終是杯水車薪，濟得甚事。所以廣義派人(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見識。從老虎口裏討碎肉，是不能夠的。”

毛澤東在介紹法國工人罷工運動時寫道：“法國，六月三日，罷工風潮發生後，蔓延甚速。巴黎一區，男女工人賦閑者，二十萬人。所要求各業不同，而一致主張每日工作八小時。”

毛澤東在介紹英國工人罷工運動時寫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維克斯兵工廠工人罷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評論》第3號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二)》，他號召工人們聯合起來：“我們要和我們做工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以謀我們工人的種種利益。關於我們做工的各種問題，工值的多少?工時的長短?紅利的均分與否?娛樂的增進與否?……均不可不求一個解答。不可不和我們的同類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一個解答。”

毛澤東還介紹了西方國家的聯合情況：“西洋各國的工人，都有各行各業的小聯合會。如運輸工人聯合會，電車工人聯合會之類，到處都有。由許多小的聯合，進為一個大的聯合。由許多大的聯合，進為一個最大的聯合。於是什麽‘協會’，什麽‘同盟’，接踵而起。因為共同利益，隻限於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為小聯合。許多的小聯合彼此間利益有共同之點，故可以立為大聯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過書信方式與蔡和森探討實現共產主義所宜采取和平方式還是激進方式時說：“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幹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止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一之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國誕生了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是組建者之一。這個組織的任務有兩個，進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標是實現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國家。從此，中國工人階級的鬥爭煥然一新了。

這一年，毛主席脫下長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礦發動煤礦工人，他提礦燈，鑽巷道，與工人交朋友，了解礦工疾苦。那時的煤礦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工資僅有八至十二個毫子(硬幣)，“少年進炭棚，老來背竹筒;病了趕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裏辦夜校，組織黨支部，成立工人俱樂部，在煤礦工人中點燃了革命的火種。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報》上發表《更宜注意的問題》，他提出必須關注勞工的生存權，他說：“‘五一’這個紀念是八時間工製運動的紀念。這種運動的目的在縮短工作時間以求娛樂教育，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業’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業的人自然應該進而要求八時間製。至於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業的人，問題則在如何使之生存與得業，在現時的湖南我願大家特別注重在這裏。省憲法雖則冠冕堂皇，可惜全沒有涉及這幾點!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實際拋棄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工!但這些問題是已經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決的，無論大家怎樣不注意，這些問題有一日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鑒不遠’，俄羅斯的資本階級、 貴族階級就是個榜樣，他們現在是已經悔之不及了!”

與時同時，中共領導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也在廣州召開了，這次大會通過了一個《八小時工作製》的決議案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宣言》。這份宣言說：“我們現在有了團體了，全國工人們有了聯絡了，我們從此以後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們做工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再也不能為著資本家——我們的敵人——的利益來累死，我們寧可奮鬥而死;我們再不能忍住我們的饑餓了;我們再不能讓那些外國的或本國的監工們的手掌打到我們臉上;我們再不能看著資本家驅策那些親愛的小孩子們死在機器旁邊。我們決意也不讓我們的自由完全被剝壓。”

美西方的工人階級有了工會，為工人階級自身爭取到了《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為什麽美西方的資本家和政府會允許《工會》存在？因為美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之所以能維持下來，靠的就是這《中產階級》的力量。試想沒有這《中產階級》，工人一失業就成流浪漢及無產階級，這群人的力量有多巨大，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還能維持嗎？

中國這四十年來吃了《共產黨》的紅利得於發展。如走資派及資本家曹德旺式的短視的新型資產階級如此瘋狂，工人們總有覺醒的一天。必競，毛澤東身前播下的《中國紅色文化》《文革的繼續革命文化》己經深入人心。有時間來驗證什麽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