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創建的人民軍隊實行民主

毛澤東創建的人民軍隊實行民主

 

 

毛澤東在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時，之後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亦稱人民軍隊，是在蔣介石大屠殺之後。毛澤東辭掉在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之職，授中共中央命令，從上海返回老家組織農委會，以《毛委員》的身分，接管一支由南昌起義失敗後流竄的一個國民黨軍起義的一個師中隻剩一個團的殘兵敗將，加上一個由安源煤礦罷工工人組成的一個團，和農委會中農民組成的一個團，共三個雜牌團的師。師長是黃埔軍校的正規軍官。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去這個師當《毛委員》。

當時毛澤東在家鄉農民上夜校辦農會，接到地下黨通知後告別妻兒隻身前往，路途中被地主國民黨民團捉去，逃亡時腳受傷。數日之後趕到這支部隊時，師部正在準備搶決逃兵。《毛委員》請求師團長能否刀下留人，看在初來乍到的麵上，沒有搶殺逃兵。《毛委員》找逃兵談話，問為什麽要逃？逃兵說，家中老母病重，請假又不準。《毛委員》請求師團長能否放他回家，師團長見此隻好同意。《毛委員》請逃兵留下槍，發給路費，並囑咐，如想回來，我們歡迎。

《毛委員》接管這支部隊之後，發現國民黨軍隊的舊習氣都帶來了。軍官開小灶吃的好，士兵大鍋飯。軍官打罵士兵習以為常，還要士兵為軍官擦皮鞋。軍宜有抽煙吸毒，士兵紀律鬆垮不安心。路過農田時拿老百姓的地瓜玉米吃等等。抓住逃兵不問原困就地槍殺。這樣的軍隊和蔣介石國民黨沒有什麽區別。還有更糟的是官兵們一直在被蔣介石國民黨軍追剿槍殺的路上，前途如何？為啥為誰打仗一無所知。所以，毛澤東要決定整編。講明道理後宣布，願留下的留下，不願留下的把槍留下，發給路費回家。對自願留下的開始整編，一個師三個團，組織人員配備好。軍隊要有紀律，逐步針對實踐需要製訂各項紀律。但有二項是最基本的要求。

一是在連隊建立黨小組。二是在連隊成立士兵委員會。

自古以來，一切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霸權主義神權主義和一切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軍隊，都是用錢支付的軍隊，也都是以官兵對立為特征的。反動軍隊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它在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的關係上，隻能是雇傭關係。因此，軍隊要打破雇傭關係，從根本上改變幾千年來官兵之間的對立，人民軍隊就必須在軍內實行民主。

毛澤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毛澤東早在1938年總結工農紅軍和八路軍在這方麵的經驗時就指出：“很多人對於官兵關係、軍民關係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毛澤東認為，民主主義是軍隊團結統一的基礎。他指出：“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重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相互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軍隊實行了民主，“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鬥力。”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寫到，“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在新型人民軍隊中，實行了民主，官兵精神上得到解放，政治上獲得解放，他們就會感受到自己是軍隊的主人，就會極大地煥發革命責任感和為遠大目標而自覺奮鬥的犧牲精神。

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中指出：“部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

毛澤東指出：“官兵之間隻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不是剝削階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階級。”基於這一點，必須堅持政治民主。一是必須尊重廣大官兵應有的政治權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史上，毛澤東是最早提出士兵權利問題的領導者。為了確保士兵享有應得的政治權利，他不僅在部隊中創建了士兵委員會組織，而且規定該組織有申訴士兵痛苦的權利，有監督軍官的權利等。毛澤東關於士兵政治權利的思想，源於他提出的“人民是創造曆史的根本動力”的原理和“一切權利屬於人民”的理念。二是必須堅持廣大官兵在軍隊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毛澤東有一句銘言，叫做“軍隊的基礎在士兵”。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以“主人”、“主體”等概念，明確地表述廣大官兵在整個軍隊建設中的地位作用。

毛澤東指出：“關於經濟民主，必須使士兵選出的代表有權協助（不是超過）連隊首長管理連隊的給養和夥食。”實行經濟民主，有利於經費開支的民主監督，杜絕貪汙浪費等不良傾向，使生活水平得到相應的改善；實行經濟民主，有利於幹部與戰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官兵同甘共苦的生活能夠產生認同感和親和效應，即使是部隊麵臨較大的困難和艱巨的任務，也能齊心協力地團結在一起。可見，經濟民主所產生的效應不僅僅是物質利益本身，更重要的是經濟地位體現著政治地位，發揮著激勵作用和責任感驅動作用。

毛澤東向全軍推廣陝甘寧邊區部隊開展民主練兵的新方法。稱讚陝甘寧邊區部隊“打破陳規，采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群眾運動的練兵方法，是突破曆史的新創造。”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明確指出：“必須在練兵時實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毛澤東特別讚賞在作戰時，發動士兵群眾討論如何攻克敵陣，如何完成戰鬥任務的民主作法。在過去的革命戰爭年代，軍事民主對取得各種戰役戰鬥的勝利顯示了巨大的威力，事例不勝枚舉。

毛澤東認為，在軍隊中實行民主主義，不能停留在口頭上，要有實實在在的組織形式，以此作為貫徹民主製度的載體。在他主持進行的“三灣改編”中，不僅提出了軍隊實行民主主義的口號，而且還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是作為黨領導下的代表士兵利益的群眾組織而存在的。正如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所說，紅軍士兵會的宗旨和任務是“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黨代表“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士兵委員會是軍隊中黨領導的群眾組織。無論後來士兵委員會的名稱、職權和任務如何改變，這一根本性質都始終未變。

建立和完善士兵代表會議製度。早在1928年11月，毛澤東就主張士兵代表會議要形成製度，並與士兵委員會相得益彰。他說：“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隻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在紅四軍的軍、團、營均設有士兵代表會議，按全營每5人舉1代表、全團每10人舉1代表、全軍每30或50人舉1代表分別組成之。《紅軍士兵會章程》也規定，團、營士兵會設代表大會和執委會，士兵會代表大會每月開會1次。

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關於建立和完善軍隊民主製度形式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並在製度建設中得以體現。1947年7月頒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員會條例草案》；1948年10月，頒布了《關於支部工作的條例草案》；1948年2月，頒布了《關於在連隊中成立士兵委員會的指示》；1949年12月頒布了《革命軍人委員會條例草案》。這一階段，毛澤東在關於黨委製的建設，如何體現民主精神上論述較多。他在1948年9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健全黨委製的決定》中指出：“黨委製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製度。”這些思想總結了黨內認真實行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的成功經驗，也成為後來軍隊民主建設和黨內民主建設的基本遵循。

毛澤東建立和完善軍人委員會、士兵代表會議和黨的委員會製度的思想：軍隊民主必須實現製度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民主建設發展曆史證明了的基本經驗，一是製度本身就意味著民主平等；二是製度可以擺脫長官個人意誌的影響；三是製度可以使規範變為現實；四是製度更具有民主建設的根本性和全局性。

《古田會議決議》明確規定了“堅決廢止肉刑”、“廢止辱罵”和“優待傷兵問題”三項原則，其對軍官來說，就是要增強他們的民主意識。毛澤東還經常召開各級幹部會議，強調：貫徹民主主義，最重要的是幹部帶頭樹立民主觀念。同時，對拒不執行民主製度的幹部進行嚴肅批評教育，采取必要的組織措施，敦促他們提高認識，端正態度。

毛澤東曾多次論及提高幹部民主決策能力的問題。在“古田會議”決議第二部分“黨的組織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了增強黨員特別是幹部黨員民主決策能力的主張。1937年5月8日，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一文中提出，“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製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幹部……。”1949年3月13日，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又提出：“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麵上來”，“互通情報”，“學會‘彈鋼琴’”、“胸中有數”、出“安民告示”等。毛澤東的這些思想觀點對於培養各級幹部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民主決策能力，增強民主決策素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毛澤東在二縱隊就部隊管教問題進行調研，提出處理官兵關係的七條管教方法：第一，幹部要深入群眾，要群眾化。即政治上平等，視為階級兄弟。第二，幹部要時刻關心戰士，體貼戰士。第三，幹部要處處以身作則，做戰士的表率。第四，幹部要學會發動戰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說服教育重於懲罰。第六，宣傳鼓動重於指派命令。第七，賞罰要分明。這七條，將紅軍正確執行集中指導下民主的精神體現於日常管理之中，對後來我軍用民主的方法搞好管理教育有著深遠的影響。民主首先是一種製度，體製上的因素對民主影響是根本的。士兵的這種民主權利決不是幹部給予的，而是天然的，是人民解放軍性質對軍隊幹部在管理教育過程中尊重士兵民主權利的必然要求。

毛澤東認為，開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是推動軍隊民主建設進而帶動軍隊整體建設水平、提高部隊戰鬥力的重要方法之一。早在我軍初創時期，毛澤東就在領導井岡山根據地建設中進行著人民軍隊民主實踐，從而使根據地和革命隊伍不斷發展壯大。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根據群眾創造，大力倡導開展“尊幹愛兵運動”。1944年12月，他在題為《一九四五年的任務》的演講中強調指出：“軍隊內部的團結，非常之重要。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曆來依靠官兵一致，獲得了光榮的勝利。”“應當在每一個部隊內部舉行擁幹愛兵運動，號召幹部愛護士兵，同時號召士兵擁護幹部，彼此的缺點錯誤，公開講明，迅速糾正，這樣就能達到很好地團結內部之目的。”“尊幹愛兵運動”采取召開民主大會，檢查官兵關係，聽取戰士的批評意見，製定尊愛公約等形式，充分發揚了民主，不僅教育了幹部，同時也教育了戰士，相互間溝通了思想，消除了隔閡，增強了官兵團結。解放戰爭時期，以“訴苦”和“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使我軍的政治民主得到了進一步發揚。毛澤東指出：這種新式整軍運動，“是完全有領導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進行的”；“這種民主的群眾性的新式的整軍運動，今後必須繼續進行”。

毛澤東：實行民主，尊重戰士的主體地位，這句話不能隻當作口號來喊，而是要確確實實見諸行動。見諸行動的前提是要相信戰士、尊重戰士、依靠戰士，讓他們有說話的權利，敢於批評軍官，這是搞好官兵關係，開展“尊幹愛兵”活動的基本條件。要真正相信，戰士最聰明、最有實踐經驗，對部隊建設也最有發言權。隻要你給他以信任感，回報你的將是高度的責任感。隻要能讓戰士找到當家作主的感覺，他們關心部隊建設的熱情就會噴發出來，建設部隊的聰明才智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發揮，部隊的全麵建設必將是碩果累累。這簡明而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道理：給戰士一片綠葉，他們就會還你整個春天。

毛澤東認為，民主與集中是一個統一體矛盾著的兩個側麵，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不應片麵地強調某一側麵而否定另一個側麵。在內部實行的民主是相對於集中而言的，通常是指各種行動和活動中的民主。因此，必須在集中指導下進行，或者叫做統一領導下的民主。毛澤東在論述軍隊內部的民主時，曾明確指出這種民主是有“一定限度的”、“有領導地有秩序地”、“集中領導下的”或“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此後，毛澤東在許多講話或文章中，都要求我們作各種決議、決定、工作計劃以及情況允許條件下製定作戰方案時，要充分發揚民主。同時，也提醒我們“不要議而不決”，“不要隻講民主不講集中”。並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

[yongbing1993]

文革是毛澤東戰中國共產黨內鬼






1966年爆發了席卷整個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鑄就了一段無法回避的曆史。　　

毛澤東曾經說過他的一生隻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足見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新中國的發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觀總結和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也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大眾的曆史要求。文革畢竟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長河中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就是在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　　

現在，文革已被走資派和右派定性為“十年動亂”，不僅一無是處，負有罄竹難書的罪責，而且被走資派和右派及反共聯盟刻意掩蓋、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麵目全非。

然而，這場曾讓全世界震驚的社會主義製度下，中國共產黨人內部的反修防修的鬥爭，又是古今中外全人類曆史上僅有的一次，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絕不是用幾句話就被徹底否定的話就能蓋棺定論的。尤其是《文革》所蘊含的全世界全人類無產階級的革命原則下，即取得勞動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政權之後，如何能繼續革命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權。是在發生了蘇東劇變蘇聯解體之後，尤其是走資派中國特色改革開放複辭資本主義全麵私有化之後的社會現實麵前，其現實意義和曆史預見性就愈加清楚地凸顯了出來。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曆史是不會永遠保持沉默的，無數的客觀公正的人們，已經在全麵還原曆史真相和解讀文革的本質。《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毛澤東當年的文革是對的》。　　

《文革》是中國共產黨內無法避免的較量。信社還是信資。“不爭論“就是為了複辟資本主義。　　

要正確解讀《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發生的曆史原因。　　

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脫胎而出的新中國一窮二白，雖然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但尚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一步邁進社會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兩條路線的鬥爭，走資派要補上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課，通過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然後再“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用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己失敗。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會去消滅資本主義，再來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嗎？走資派資本家同意嗎？

以毛澤東領導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實行社會主義道路，通過高積累和低消費，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必須過渡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列寧去世後的蘇聯都選擇了暫時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辦法。中國很快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體製，在國家政權和主要生產關係上奠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在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曆史條件下，暫時利用國家社會主義來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積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唯一現實的道路。事實證明，僅不到三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建設，新中國比任何國家相比都較早了完成了全國的完正的工業化建設。使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為了一個工業國。國防加強了，人民生活在不斷政造中。

並且，在同一時期，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裏的走資派，這個官僚體製所根植的中國當時社會生產關係的土壤中，仍然保留著大量私有製小生產成分，作為上層建築的中央內的走資派在某些方麵，尤其是思想意識和文化領域還滯後於業已建立的公有製計劃經濟基礎的優越性，走資派們仍攜帶著以往私有製的各種烙印。走資派們迷戀於封建官本位等級秩序的殘餘和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於各種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中，並作為思想意識形態頑固盤踞在人們的頭腦裏和各類文化形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更為嚴重的是走資派們這種影響成為體製官僚主義的催生劑，時刻侵蝕執政黨隊伍，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執政宗旨相對抗，使行政管理體製逐漸顯露出脫離人民的官僚化統治跡象。

毛澤東對此恨之入骨，把這種官僚主義叫做“死官僚”，認為“死官僚不關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幫助了敵人，是反革命的同盟軍。”對已經建立的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官僚管理體製很不滿意。

這個問題如不解決，必然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去無產階級性質，成為一場曆史曾反複上演過的輪流坐天下的普通農民起義，像前蘇聯一樣導致修正主義，進而複辟資本主義。一句話，中國共產黨的體製內的走資派官僚主義傾向和舊時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製著新中國社會主義剛剛開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進步。　　

在一般社會學意義上，社會主義主張大多數底層普通民眾的利益，而資本主義則主張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

社會主義的進步性就在於它的大眾公平性。這種體現真正社會公平的先進社會製度，對於隻體現少數資本家利益的資本主義製度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和超越。

階級鬥爭則是實現這個進步和超越的社會內在動力和必經途徑。

無產階級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後，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繼續完成兩大曆史使命才能最後完成這個超越。

一是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公有製改造，用惠及人民群眾的公有製來代替服務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製，為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發展創造前提。

二是必須對上層建築領域中排斥人民群眾利益的走資派官僚精英的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則，權力體製的官僚化，必將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導致社會生產關係再次退回到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狀態中去。　　

《共產黨宣言》曾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隻是完成了第一個決裂。因此，改造上層建築實行第二個決裂即《文革》，就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務。　　

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恰恰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特殊國情構成的曆史條件，決定了中國革命隻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中國是否需要補上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課的曆史爭論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依舊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激烈的階級鬥爭。　　

因此，新、舊中國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領域裏的對抗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中國社會特定曆史階段自身矛盾使然，並且必然轉化成無法避免的政治較量。這種對抗和較量是無產階級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剝削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延續，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奪取政權後能否打破所謂周期律，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亟待解決的曆史命題。　　

怎樣解決這個重大而複雜的命題，在以往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沒有現成答案。馬克思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時發現，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

列寧實踐了這一偉大理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沒有解決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

斯大林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他不承認社會主義曆史時期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導致官僚主義泛濫、蘇共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上台，終於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演了共產黨下台、國家分裂和資本主義複辟的曆史性悲劇。

這個悲劇，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曆史時期是否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作出了最具說服力的回答就是毛澤東的《文革》。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管理體製的官僚化和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動向中，敏銳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探索，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使踐行這一理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深遠意義。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連續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等九篇評論文章，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同否認階級鬥爭、主張“全民黨”和“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蘇共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公開的激烈論戰。

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經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從實踐上解決這個重大課題。

毛澤東曾為此嚐試過許多方法，但都遭到了體製官僚的百般幹擾和破壞，收效不大，最後不得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人民起來批判一切腐朽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讓人民群眾直接參政議政，監督執政黨，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眾民主，來識別和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響了迎頭痛擊封資修、防修防變的人民戰爭。　

[yongbing1993]

文革前毛澤東《不怕鬼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為了戰勝困難，反擊帝修反，毛澤東提出了不怕鬼。為了用曆史上人們與鬼鬥爭的事例來鼓舞人心，進一步使全黨全國人民從思想上堅定信念，增強與鬼鬥爭的信心和勇氣，毛澤東又提議編輯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那麽，這本書又是如何編輯成書的呢?

從文獻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曾是黨內幹部整風的閱讀書籍。從編選思路，到出版宣傳，毛澤東都悉心過問，花了不少精力。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外交部辦公廳把毛澤東、周恩來、陳毅五月六日的談話整理打印了出來，分送有關中央領導。毛澤東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給江青看，特別要她注意第十三頁，第十三頁上正是毛澤東講不怕鬼，並說要把中國小說和故事裏不怕鬼的內容，編成一本小冊子的那段話。

這說明，在一九五九年四五月份，毛澤東就在考慮提議編選《不怕鬼的故事》了。他指示當時的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讓他落實這項工作。這位領導把編緝該書的任務交給了當時屬於中國科學院的文學研究所，並由所長何其芳具體負責。到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編成了。

該書故事主要選自晉、唐、五代、宋、明、清以來的古籍，所選篇目，短則幾十字，多也不過千字，形象生動地描繪了各種各樣的人不怕鬼並且有智有勇戰勝鬼的故事。

何其芳把這個基本編成的小冊子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選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發與會者。

不久，由於廬山會議上出現彭德懷問題，進行了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個時候在毛澤東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單單是參加反華大合唱的國際上的帝修反、國內的困難和地富反壞右，還包括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將已經編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選充實，遂成七十篇，共六萬多字。因為文言，每篇又相應做了不少注解。

全書定稿後，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請毛澤東為這本書寫個序言，以說明這個時候編選出版這本書的用意，引導讀者結合現實更好地閱讀。毛澤東指示，先讓何其芳起草一個，再給他看。這樣，何其芳幾易其稿，寫了一篇近一萬字的序言。何其芳把這篇序言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在中南海頤年堂約見了他。

參加談話的還有陳伯達、胡喬木、周揚。毛澤東對何其芳為《不怕鬼的故事》一書寫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見。毛澤東說：除了戰略上藐視，還要講戰術上重視。對具體的鬼，對一個一個的鬼，要具體分析，要講究戰術，要重視。不然，就打不敗它。你們編的書上，就有這樣的例子。你可以再寫幾百字，寫戰術上重視。序言改好以後，再送我看看。

由此看來，毛澤東不僅提出不怕鬼，而且還非常重視研究如何才能打敗鬼的方法。他主張對鬼要進行具體分析，將戰略上藐視鬼和戰術上重視鬼結合起來。這是與他過去講過的戰略上藐視敵人和戰術上重視敵人的原則一脈相承的。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何其芳又對序言作了修改，一月十六日，何其芳將修改後的序言報送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收到這個修改稿時，正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一月十八日的會議講話中，他向與會者談到了這本書，高興地說：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們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書。

毛澤東對這個序言又作了幾處修改。修改的文字如下：

“世界上並沒有過去的故事裏所說的那種鬼，但是世界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而至於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複辟，小而至於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

“所以，在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者看來，世界上什麽都不可怕。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實行複辟或企圖複辟，特大的天災，以及一般工作和鬥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體上，在戰略上，對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須加以藐視。”

從毛澤東修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對於鬼的內涵做出了界定，就是指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及天災困難等等。他還進一步幽默地反問道：

“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

這進一步說明，對鬼害怕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不怕鬼，要樹立戰勝鬼的信心和勇氣，對鬼抱有幻想是不行的。

毛澤東還在序言中加寫了一大段話，主要介紹了這本書編輯的背景及該書出版的現實針對性，他寫道：

“這本書從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的時候，就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手編輯，到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編成。那時正是國內修正主義起來響應國際修正主義、向著黨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我們決定將本書初稿加以精選充實，並決定由我寫一篇序。1960年底，國際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八十一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了代表會議，發表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派、反對修正主義的聲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餘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當著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於1960年1月作出了擁護莫斯科會議聲明的決議和對國內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麵製定了今後政策，目前條件下的革命鬥爭戰略戰術又已經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時候，我們出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會那麽驚世駭俗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說的鬼就是指國際上的帝修反和國內的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及發展道路上麵臨的困難風險。編輯這本書就是要使全黨全國人民堅定信心，鼓足幹勁，沿著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毛澤東對何其芳送來的這個修改稿作出若幹修改以後，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又約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何其芳談話。對何其芳說：你寫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係起來了。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就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幾句，講半人半鬼。他說：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

何其芳臨走時，毛澤東又囑咐把改的稿子謄清打印後，再給他看看。

當天回去後，何其芳連夜根據毛澤東對序言的修改謄清並囑人打印出來，也作了些文字改動。一月二十四日一早，他讓通訊員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轉交毛澤東，並附上一信：

“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據你修改的稿子謄清打印出來了。隻有一二處……作了一點文字上的變動，對‘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幾句，不知合適否?送上請您再審閱。1月24日晨”。

何其芳在信中提到的“半人半鬼”的人在發表稿裏，是這樣表述的：“還有一種‘半人半鬼’的人，他們不是被改造為完全的人，就會走到成為完全的‘鬼’。當著他們還是‘半人半鬼’的時候，他們的反動的一麵也會同其他‘鬼類’一樣總要為祟，總要搗亂。”

一月二十四日當天，毛澤東便審完了這份稿子，閱後批示：

“即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何其芳同誌：

此件看過，就照這樣付印。付印前，請送清樣給劉、周、鄧、周揚、郭沫若五同誌一閱，詢問他們是否還有修改的意見。出書的時候，可將序文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登載。另請著手翻成幾種外文，先翻序，後翻書。序的英文先翻成，登在《北京周報》上。此書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國進行整風運動的幹部們閱讀。以上請酌辦。”

他還提醒何其芳注意“第八頁第一第二行有一點修改。”

從這封信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多麽重視《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傳教育作用。批示中提到的“一點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審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八頁第一、第二行的一段原文：“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向著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轉化的。”這恰是毛澤東上一次修改加寫的話，這次他又劃去，改作：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難和挫折，都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都不過是前進道路上的阻礙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轉的。事物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通過鬥爭同它的對方交換位置，向著它的對方的地位轉化的。“
　　
毛澤東進一步從辯證法的角度來分析了這個問題。困難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的，因為矛盾著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都在向著它對方的位置轉化著。通過這個修改不論是從邏輯上還是文字的表述上都更為嚴密了。

這篇序文後來分別載於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報》和一九六一年《紅旗》雜誌第三、第四期合刊。

經過這樣一個周密的過程，《不怕鬼的故事》終於在一九六一年二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可以說，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毛澤東花了不少精力，從編選到寫序、到出版，都凝結著毛澤東的心血，體現了他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反複強調的打鬼思想。因此他對這本書印象很深，評價很高，後來曾多次談到這本書，並多次向外賓推薦。

例如，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會見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理事長安井鬱時，毛澤東高興地說起：“日本人民大膽起來了，不怕鬼了，就是說，不怕美帝國主義這個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這個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時任日本首相)這個鬼了，日本人民的鬥爭信心加強了。我們出了一本書叫《不怕鬼的故事》。”毛澤東說著，麵向陪同的廖承誌，吩咐道：“有沒有日文的?送他們每人一本。”

幾天後，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會見一個兄弟國家政府的訪華代表團時，毛澤東說：”有鬥爭，鬥爭是有困難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來的。過去河南有個小國叫杞國，那裏的人怕天塌下來，杞人憂天，不該怕的他也怕。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們看過嗎? 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給你們。這是第一本這樣的故事書，很有意思，那裏麵說帝國主義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個鬼，別的鬼還沒有談到，那是1959年春天編的嘛!“

從以上引用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不怕鬼的故事》是毛澤東提議編寫的。毛澤東不僅提議，還進一步指導了本書的編寫工作。編輯完畢後，他又要何其芳起草了本書的序言，闡述了編輯這本書的背景、目的及意義，不僅指導何其芳而且他自己也親自動手對序言進行了重大修改。這本書及其序言是經過其他中央領導及相關同誌審閱後才發表的。為了引起人們的注意，擴大這本書的影響力，毛澤東提議這本書在出版的同時，將它的序言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還將序言和該書譯成多國文字出版。這體現了那個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信邪不怕壓，堅持真理，藐視困難，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在逆境中進行鬥爭的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

《不怕鬼的故事》是由毛澤東倡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於1959年啟動編選，1961年首次出版。收錄晉至清曆代典籍中100則短篇故事。全書以宋定伯捉鬼、薑三莽驅鬼等篇目為主線，展現古人以智勇對抗鬼怪的事跡，結構短小精悍，語言通俗凝練。編選注重“不怕鬼”主題，涵蓋罵鬼、驅鬼等類型，通過諷刺性寓言批判愚昧與強權。書中將“鬼”隱喻為現實中的帝修反，尤其是走資派夥同全世界的反共大聯盟。同時又形容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困難與特大自然災害。反映了在特定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背景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破除迷信、倡導鬥爭精神的勇氣和信心。

本書從中國曆代典籍中，選出100則不怕鬼的故事，主人公對於普遍認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並且敢於罵鬼、驅鬼、打鬼、捉鬼，表現了古代人民的大無畏精神。把這些故事當作寓言，當作諷喻性的故事來讀，仍有十分深刻的借鑒意義，對於發揚“不怕鬼，不信邪”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旗幟鮮明地同各種反共勢力、錯誤思想、不良傾向和邪惡勢力作不斷鬥爭。

《不怕鬼的故事》詳細內容：

序，/宋定伯捉鬼/嵇康恥與魑魅爭光/阮德如，蕭正人/齊武帝拒不給鬼加封/徐孝克敢居凶宅/崔敏彀，韋協律兄/竇不疑/陳鸞鳳/李德裕禁淫祠/陵州龍興寺僧 ，蕭氏子/韋滂/鹿牛頭/蜀僧善曉/茅處士/程晌不怕鬼不信佛/白骨/史公公宅/艾子/張德縛鬼/孫儔擊鬼/泗州邸怪/王直夫/薑潛/董彥國/漳州一士人/宜興民/楚王滅鬼/不畏鬼/浴肆避鬼/蘇東坡與乳母/靖江縣鬼戲/路貴不喜神怪/假妖/羅文節/煞神/汪價不怕鬼怪/妖術/耿去病/捉鬼射狐/高忠鬥海怪/宗陽宮魍魎/葉老脫/鬼畏人拚命/豁達先生/陳鵬年吹氣退縊鬼/汪啟明/惡鬼嚇詐不遂/道士作崇自斃/鬼寶塔/油瓶烹鬼/林千總/打破鬼例/蔡書生/趙大將軍刺皮臉怪/釘鬼脫逃/曹竹虛言/南皮許南金/鬼避薑三莽 ，田不滿/老儒用墨塗鬼臉/戴東原言/李匯川言/科爾泌達爾汗王仆/假鬼作偽證/侄兒裝鬼敲詐伯父/假鬼遇泥鬼/火焚妖畫/書生不肯為狐讓路/樹妖避木匠/老翁惡謔/書生駁鬼，廢寺鍾怪/玉璜失竊/隔窗擊鬼/詐鬼行盜/縣令不畏縊鬼/裝鬼詐房產/屠夫打醉鬼/老麵鬼/人而鬼/老段/山魈/縊死鬼/清河民某甲/潘生/陳在衡/殺鬼/大頭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