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走資派支持的外國頭都被滅亡了
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頭來中國，走資派用軍機迎接護送的記憶還沒忘掉。
新聞：《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 》？中東國家敘利亞的政治局勢發生突變，反對派武裝在短短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快速占領多個主要城市，並在12月8日宣布控製了首都大馬士革。 (Piroschka Van De Wouw/路透社)
中東國家敘利亞的政治局勢發生突變，反對派武裝在短短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快速占領多個主要城市，並在12月8日宣布控製了首都大馬士革。
有消息顯示，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已乘飛機離開大馬士革，目前下落不明。這可能不僅意味著阿薩德對敘利亞24年統治的結束，也是其家族長達50年統治的終結。
再來看看《北京宣言》、中國促成哈馬斯-法塔赫統一協議：包括對手哈馬斯和法塔赫在內的巴勒斯坦各派周二在北京簽署協議，結束多年的分裂局麵並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組建臨時民族團結政府。
中國媒體：《承諾結束民族分裂，哈馬斯與法塔赫握手言和，中國又幹了件大事 》時隔三個月後，陷入僵局的巴勒斯坦各派別和解對話終於在中國取得新的進展。
據環球網報道，日前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在內的14個巴勒斯坦派別在北京舉行了第二輪和解對話，最新消息可以確認，7月23日法塔赫與哈馬斯在本輪會談結束後簽署了《北京宣言》。
《北京宣言》中“結束民族分裂”和“同意組建臨時政府”這兩項條款被阿拉伯媒體解讀為中國斡旋哈馬斯與法塔赫握手言和取得成功的標誌。
然而，從北京回去的路上，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和伊朗星期三(7月31日)表示，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在參加伊朗新總統的就職典禮數小時後，於淩晨在德黑蘭遇襲身亡。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證實了哈尼亞已經死亡，並表示正在展開調查，但並未透露襲擊原因。
新聞：《重磅解局！這兩個中東國家在中國握手意味著什麽？》
在中國握手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滅亡》。
新聞：《沙特伊朗握手言和，全球盛讚，中國是怎樣促成這一曆史性決定的？》
全球盛讚？以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盛讚了嗎？
中國是怎樣促成這一曆史性決定的？以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能讓中國是促成這一曆史性決定嗎？
為什麽？
因為中國當不了帝國主義。
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預言過與美西方對內實行資本主義對外模行霸道帝國主義的國際接軌就是一條死路。毛澤東在第二次上井岡山時就對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如是說:
“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
毛澤東又說：“事情不是那麽簡單，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毛澤東苦口婆心地勸告，走資派們就是不聽。為了教育中國人民，毛澤東不惜自己粉身碎骨被走資派右派們咒罵抹黑，也要在晚年批判走資派右派，讓走資派鄧小平們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右派們一意孤行美國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走資派右派們賣國賣身投靠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又要賣中國救美國，獻身當美國小三，又要自願被家暴霸淩，還跪著高喊互利共贏。奴才相十足。
《轉載》：1969年7月12日參考消息 第1版：
毛主席語錄：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毛澤東
英：“中國政策研究會”會刊文章認為：中國成為無債國家引人注目
【本刊訊】英國“中國政策研究會”會刊七月號刊登一篇文章，標題是《無債國家》。
全文如下：關心工業和貨幣問題的那些人和其他很多人一樣，在最近幾個月中再次感到他們不能無視中國。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在一九六五年年初還清最後一筆外債之後，現在已能夠宣布業已還清了全部內債。主要是對蘇聯負有外債，是在五十年代中國購買裝備和在朝鮮戰爭期間購買軍需品和醫藥用品的信用貸款。
《北京周報》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一期發表的一篇文章宣布，“我們的國家現在是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在貫徹執行毛澤東製定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方麵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這篇文章還談到了人民中國最初怎麽會欠下這些債務的問題。現在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都靠國營企業的收入，但是當時，作為臨時辦法，采取了一些補充措施。
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八年之間發行了六期國家公債，這樣就把人們手中的大約五億六千萬英鎊的閑置資金納入有利可圖的投資中。
蘇聯的借款總數也將近五億六千萬英鎊。在一九六四年年底，周恩來總理宣布，將比原計劃提前一年還清蘇聯的借款。公債在去年年底也還清了。
因此，中國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從來沒有使它自己欠下像英國、蘇聯、美國或印度那麽多的國債，它對主要依靠它自己的努力的原則也從來沒有讓過步。
這些事實同重新引起世界商業界興趣的第二個原因不是沒有關係的。
幾年來，中國在世界商品市場上發揮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它起到這樣的作用，一方麵是因為它出售各種牲畜、蔬菜和礦產品，一方麵是因為它是其他原產品（銅、鉑、小麥、橡膠）的一個主要買主。
因此，在同海外的英聯邦國家的貿易中，如果把印度的特殊情況排除在外的話，中國比蘇聯還要重要。
目前中國工業政策上的趨勢突出說明了這種情況，因為中國人不是進口新的成套設備（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迫使某個國家的經濟不得不跟著別人走），而是進口大量的原材料和半製成品以供他們的工廠生產之用，同時自行設計新的成套設備。
正如在中國的人們所預料的那樣，這還不是一個堅定不移的法則，而隻是有這樣的傾向。
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能更好地說明中國的自力更生政策同自給自足或者在經濟上與人隔絕的僵硬原則之間的不同了。
相比較：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複辟資本主義，為他自己翻案，而對毛澤東，毛澤東時代，國營工廠，農村人民公社，社會主義製度，最最重要的《文革》，進行顛倒黑白汙篾攻擊，製造謠言謊言進行無實是求是無底線的抹黑否定。
而自走資派鄧小平們篡權上台複辟資本主義，為他們自己翻案之後的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的時間內，將多少國有資產強占，私吞，非法占有，出賣給中外資本家。而使得今日之中國的《國庫被掏空了》。還有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大大小小走資派政府舉債多少？
轉載《是誰把國庫掏空了？》
作者：8288
國務院首次向全國人大遞交債務報告，猶如一顆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麵，激起千層浪。
當人們看到報告，截至 2023 年底國家政府債務總計高達 70.77 萬億元！
建國75年來國務院首次向全國人民公布，全國人均欠債五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元，看完這個數字國家人民驚呆了。
不禁要問：是誰把國庫掏空了？
是誰把國家財產揮霍得負債了？
一個家庭戶主把家財搞得虧損負債了，子民們需要討個說法，怎麽欠債的？誰之過？不需要追問嗎？
你這個當家長的日子怎麽過得這樣？！
1969年周恩來總理在國慶節講話說：“經過建國20年的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
特色改開46年了，怎麽有那麽多的債務？社會經濟是發展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簡要剖析國庫虧空70多萬億的原因是有很多原因的：
1、擴大政府官員與老百姓的富貧差別。打著高薪養廉旗號讓政府官員享受高工資高福利，特供免費醫療待遇；
2、四十年來為體現改革開放成果，為體現大國擔當，為爭當世界老大，用援助拉關係，用金錢買外交，把大把的錢撒向世界，不斷的給幾十個非洲黑人國家撒錢，給十幾個非洲國家免除債務，給東南亞諸國兒童免費校餐，還在斯裏蘭卡欠債不還，並己宣布破產的情況下，又是上百億的援助的時候，你們通過過全國人大批準了嗎？被援助國家都建立免費醫療製度了，受援助國家現都倒向西方世界。就為一句台灣是中國唯一的，付出了那麽多待價，我們傻瓜啊！
3、國家稅收下降，行政收費上升。政府行政部門的管理辦法偏重於罰款和各種明目繁多的收費，強行搞攤派，高規格上線罰款沒收，以此做為管理手段、方法，不但加重了民營企業和老百姓的經濟負擔，如醫院看病設置明目繁多的“門坎費”，更重要的是行政事業收費高於稅收！產生腐敗根源，富了一群父母官和地痞。
4、盲目擴大政府財政支出，樓堂館所支出講排場比闊氣，三公經費高得驚人遲遲降不下來，維護社會“穩定”的維穩經費高於國防軍費預算，不搞精兵簡政，從基層到中央各級政府官員吃財政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公仆和工人農民的比例越來越小。
5、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壤上種植罌粟大麻水土不服，卻結滿了千萬貪官汙吏的果子，培養出了胸前掛滿勞模勳章、優秀黨員，可依賴的紅色資本家，如許家印，鄧殘疾等大批企業家。現錢賺足了享受獲得了，現不幹了，不再聽黨的話了。使社會生產第二次危機（92年砸鍋賣廠，工人失業斷奶是第一次危機）。現在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國家稅收驟減。
6、人民幣被貪官和暴富的人轉移財產流到國外，在美國已暴露的貪官很多，不再列舉。另外反腐力度不夠，不敢向自己開刀，沒有向我開炮的精神，沒有發動人民反腐，沒有嚴厲的立法。隻靠幾個紀檢監察部門搞，如同有針對性的“挖田鼠”辦法來排除異己，怪不得口號是“反腐永遠在路上”？不過從幾個“地鼠”挖出的人民幣都用汽車或火車來運，都裝滿幾節車廂。還有多少這樣的“田鼠”？ 天知道！
反腐隻要貪腐過百萬就搶斃，官員公布財產，大幅度簡少官員，肯定有成果。
反腐不要兩個100年，要隻爭朝夕，來填補國家財政赤字。
現國庫被你們掏空、揮霍了，國家麵臨破產了，你們才想起全國人大，延長退休年齡，才想起被你們盤剝已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人民了？！
現在是想甩鍋還是想逃避責任？這個家長怎樣向全體國民交代，拭目以待。天地之間有杆稱，稱砣就是老佰姓。李克強總理的忠告：做事人在做，天在看！
《高考》的考試製度很容易把工農子弟擋在學校門外，因為工農子弟的學習環境、學習條件、家長的文化程度更低，所以用表麵上公正的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的時候，事實上就使得家庭地位比較優越的城市學生和有錢有高學曆家庭的孩子占據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文革後的《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方法就克服了這和不公平的高考製度。
從1967年10月，文革停課結束全國決定複課後，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這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餘，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所有學校的招生和課程運行均陷於停頓狀態，處在"停課鬧革命"時期。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但恢複大學招生普考製度的通知，則是在1970年7月21日之後，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
文革後的1968年，上海機床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上海機床廠是一家大型國有企業，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精密磨床、精密量儀專業製造廠。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床廠舉辦了一次從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工人中抽調去脫產進行培訓工程技術人員。為此，上海市委還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專門總結這次培訓經驗。毛澤東看到這份報告後，感覺很有創意。
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
毛澤東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學"開設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等課程，並且根據機床廠的需要專門設立磨床專業。這一年，經車間推薦、廠革委會批準，"七二一工人大學"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學。
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學製有全日製、半工半讀、業餘等形式。
1974年年底，上海市有"七二一大學"176所。至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學"已經達到2111所。在校學生12.4萬人。平均每班學生59人。
"七二一大學"，用我們現在的話講有點像職業教育，就是在工廠培養。通過短期教育培養一些麵向實際的、能夠解決問題的工人技術員。當年"七二一大學"的規模是非常大，是正規學校教育另外一個途徑。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
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澤東當時考慮，按此"教育革命"方向發展，不但要解決學生問題，還要解決教師問題。
因為不管是什麽學生，總是需要老師來教的。
毛澤東對如何解決教師問題的考慮，促使毛澤東重新考慮過去兩年的知識分子政策。
毛澤東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識分子）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1968年9月，《人民日報》刊發了《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毛澤東在文章中指出："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
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的文章《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並引述了毛澤東的一段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
時間很快進入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麵已漸漸平息。
而關於恢複大學招生的議論，也成為當時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
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
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也形成了恢複辦大學的思路。
這個思路就是：恢複開辦的大專院校，學製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批轉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後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這種推薦製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嚐試。
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
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高考》的考試製度很容易把工農子弟擋在學校門外，因為工農子弟的學習環境、學習條件、家長的文化程度更低，所以用表麵上公正的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的時候，事實上就使得家庭地位比較優越的城市學生占據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
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按照專業的不同，分為二年製或三年製，另辦一年左右的短訓班。
學生們學習的內容包括"以毛澤東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
作為"文革"開始後，北大和清華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區的錄取名額還不到當地適齡青年的千分之一。
1970年8月25日，推薦上來的解放軍學員在成都集合。集合完畢後，在沒有任何歡送儀式的情況下，部隊領導帶領學員從成都前往北京。四天後，學員們抵達北大。空寂多日的北大校園已經成了沸騰的海洋，到處都是歡樂的人群和"歡迎工農兵學員"的橫幅與標語。
學員們在北大領到了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校徽和蓋有"北京大學"鋼印的學生證件。"北京大學"四個字是很流行的毛澤東的草書體。校徽、學生證與以往的一樣，隻是簽發單位改成了"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
北大掛起牌子、橫幅、標語："歡迎工農兵新學員"。其實我們到學校的時候，還是按部隊那些編製，按部隊生活，按部隊津貼，還是部隊那一套，無非就是上那上學就是。
在工農兵學員中，現役軍人占有相當大的比例。除了眾多軍事院校以接受現役軍人為主要對象外，他們還大批進入地方高等院校。
據統計，1970-1972年，軍隊共選調了9300餘名基層幹部和戰士進入地方高等學校學習。在校期間的生活費或津貼由軍隊供給，畢業後仍歸軍隊係統分配。
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輕人走進了大學。
他們每人都懷有大學錄取通知書，雖然大家得到通知書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無疑問，這樣一份"大學入學通知書"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份從天而降的驚喜。
在感慨過去的歲月時，或許有一些學員還懷有一絲絲的惆悵。但在他們身上，更多的卻是身為時代驕子的興奮與自豪。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
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
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作者：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許多人覺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並不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認為無產階級的事業隻能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製手段。
中國共產黨忠實地遵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原則。我們曆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麵，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
這個意思，在我們黨的過去的許多文件裏和黨的許多負責人的言論裏，曾經說得很多。
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曾經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
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裏，又說過:“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
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
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並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幹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
為什麽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鬥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許多人對於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應該承認，這兩類矛盾有時是容易混淆的。
我們在過去工作中也曾經混淆過。在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錯誤地把好人當壞人，這種情形，從前有過，現在也還有。我們的錯誤沒有擴大化，是由於我們在政策中規定了必須分清敵我，錯了就要平反。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麵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
對於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這個規律，在我國，懂得的人逐漸多起來了。但是，對於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
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麵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我國現在的社會製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製度要優勝得多。
如果不優勝，舊製度就不會被推翻，新製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較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因而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的這樣一種情況。舊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產力的發展一直是非常緩慢的。
解放前五十多年間，全國除東北外，鋼的生產一直隻有幾萬噸；加上東北，全國的最高年產量也不過是九十多萬噸。在一九四九年，全國鋼產量隻有十幾萬噸。但是全國解放不過七年，鋼的生產便已達到四百幾十萬噸。舊中國幾乎沒有機器製造業，更沒有汽車製造業和飛機製造業，而這些現在都建立起來了。
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裏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製度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一點，甚至連國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了。
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取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就所有製這點上說，這類企業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完全社會主義化的合作社在所有製的某些個別問題上，還需要繼續解決。在各經濟部門中的生產和交換的相互關係，還在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逐步建立，逐步找尋比較適當的形式。在全民所有製經濟和集體所有製經濟裏麵，在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之間，積累和消費的分配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不容易一下子解決得完全合理。
總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麵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
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例如，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
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
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廣大群眾一麵歡迎新製度，一麵又還感到還不大習慣；政府工作人員經驗也還不夠豐富，對一些具體政策的問題，應當繼續考察和探索。
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人民群眾對於這個新製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
在這個時候，我們提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便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製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