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大學生有待不斷完善改進
《工農兵大學生》是新生事物。也是有待不斷完善和改進的。而被走資派徹底全盤否定,再橫加抹黑否定。
《工農兵大學生》是曆史上存在過的。而重要的是《工農兵大學生》上大學讀書學知識是免費的,包吃包住發零化錢。畢業即參加工作少數是分配的,是有序的,多數學成之後回到原有工作崗位上工作的。
《工農兵大學生》不存在畢業即失業。
《工農兵大學生》更不存在上大學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讓學生脫離工廠,脫離農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發財,去移民國外,去定居國外的。
《工農兵大學生》是多數年輕人上大學,學知識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是工作需要。
《工農兵大學生》學習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的。
《工農兵大學生》不死讀書。關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
而不是如今走資派複辟高考後,放任自流,無序盲目,教育產業化,又名私有化。將幾代人培養成“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切向錢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輩、母輩曆史有問題,或是犯罪犯錯,屬於“階級敵人”,但其子女還是可以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在黨的教育下與其父母劃清界限,可以改變立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次招生中,我們共錄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
轉載《私人記錄:文革中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回憶》(二)
作者:歲月的泡沫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工農兵學員上學時受到歡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萬工農兵學員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大陸從1966年文革開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的編者按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1971年,我父親就曾參與招生,由於招生的工作很累,沒什麽人願意幹,第二年學校領導和工宣隊就讓我父親負責,與同事房老師一起去朝陽市北票縣(現北票市)招生。當時的工宣隊李隊長安排我父親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入學後他們不僅要上大學,還要管大學”。而學校領導劉書記則僅僅表示,大事兒向學校匯報,小事兒自己作主。
03 class 招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雖然名為可以教育好,但實際上卻是非常受歧視,招收他們入學,要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
在錄取過程中,有幾件事,我費些腦筋,但處理的結果還很不錯。
對可教育好的子女,上邊有規定,根據本人表現,可錄取一部分,但不能多。雖然沒規定具體比例,但大都掌握在百分二三左右。房組長也講了這個問題,他說:“各公社都報上來幾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錄不錄取由你們自己定,縣裏沒說法。”其實他的意思是說可以錄取,但他不鼓勵,怕擔責任。
我聽後對他說:“我們學生畢業要當教師,錄取他們這類人問題不大吧?”他笑了笑說:“你是錄取官,這事兒由你定,別考慮我的意見。”
房老師是政治教員,很重視政治問題,他問我:“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不要跟學校說一聲?”我說:“隻要不違反政策,咱們可以自己決定。工宣隊長既不了解具體情況,也不聽你解釋,一問他,事兒就辦不成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了事我負責。回去如追究責任,由我擔著。”
房老師聽我這麽一說,一開始沒說什麽,但過了一會兒,他說:“出事兒咱倆負責。”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輩、母輩曆史有問題,或是犯罪犯錯,屬於“階級敵人”,但其子女還是可以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在黨的教育下與其父母劃清界限,可以改變立場,成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次招生中,我們共錄取了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些人主要受家庭成份和家長曆史問題影響,有些人的父母問題寫得很可笑。
比如,有一位高中畢業生王豔芬,各方麵十分優秀,她父親當縣農業科科長時,有一次下去視察工作,喝了點酒,臨走時,沒經過女養鴨員同意就拉了她的手,因此受到處分,被撤了職。家庭主要問題欄內寫的是她父親“強行和女養鴨員握手”。
王豔芬父親並沒戴上壞份子、流氓帽子,隻是在文革初期被批判過,但大隊還是給王豔芬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而且被樹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標兵。我和房老師一商量,拿著材料找到房組長,當即便決定錄取了她。
還有一個叫王蘭君的被推薦人,她父親遠在日俄戰爭時,替俄國人做過飯,結果在“反蘇反修”時被定性為曆史反革命。這個帽子實在是個笑話,所以我也錄取了王蘭君。錄取的其他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都是表現優秀的青年。
這次招生,我共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七名,占我們學校招生總數的八分之一,是來北票招生的院校中錄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例最高的學校。
但也有一件憾事。
北票下鄉青年蔣孔麗是高三畢業生,當代課教師多年,一直是縣裏優秀教師。她本人想到師範學校深造,幾次找到我和房老師,主動介紹自己的情況和要求,房組長了解她的情況,也想讓她上大學。但因她家庭背景複雜,縣裏怕錄取她引起麻煩。
蔣孔麗家是蔣介石本家,與孔家也是親屬關係。她父親在北票礦務局當工程師,是技術權威,因此蔣孔麗不能入團,代課教師的身份也轉不了正。她父親不是任何“分子”,她也沒被定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卻一直被當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待。
我對她的遭遇很同情,為此找房組長協商幾次,想錄取她,但未能成功。對我來說,失去個好學苗,是件憾事,但對蔣孔麗來說,卻未嚐不是件好事。在打倒“四人幫”後,蔣孔麗考入北京一所大學,圓了讀書夢。
回校後,我向劉書記和李隊長詳細介紹了我錄取的這七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情況。劉書記說:“好,合乎政策就行,縣裏批了,我們就收。”李隊長雖然有些不滿,但也沒說什麽。
那年九月一日開學後,新生報到,見到這些生龍活虎的新學員,教師們都很高興。那年“十一”國慶節時,新生們紛紛登台表演節目,那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現尤為突出。李隊長看後,也張著大嘴笑嗬嗬地對我說:“這些新生都不錯,你這活兒幹得好。”
04 class 臨時變通以免遺珠之憾 由於名額很少,一些好學苗麵臨無法入學的困境,我就得找上級部門協調,好在當時遇到的情況,大都順利解決。
第二件頗為滿意的就是對有爭議的被推薦人員的處理。
有一個被推薦青年張永成,是北票下鄉青年,下鄉後一直吃苦耐勞,長年照顧五保老人王喜慶,幫老人挑水、掃院子和幹農活,一直堅持了三年。社員們都說他比王喜慶的侄子對老人都好,所以這次招生,社員一致推薦他上學。
小隊對他印象好,就把他推薦到大隊。但大隊會計崔玉剛的兒子崔凱也要上學,並且也是個不錯的小夥子,雖沒有張永成突出,各方麵也都很優秀。
因為全大隊隻有一個上朝陽師範的名額,大隊就把二人都推薦到公社。公社了解這個情況,不想得罪大隊會計,就把兩個人都推薦到縣裏。縣裏則把問題推給我們,讓我們決定錄取誰。
看完他們的材料,我和房老師拿不定主意錄取誰,為了解真實情況,決定到他們公社跑一趟,了解一下實際情況,誰更優秀就錄取誰。
我和房老師及縣文教組一位幹事先來到小隊。見我們到來,全小隊男女老少都來了,他們七言八語地向我們介紹張永成的事跡。
王喜慶老人更是流著淚向我們講了張永成這幾年對他照顧的情況,他說:“我舍不得張永成走,他走了,再沒人那麽細心照顧我了。可我也不想留住永成,他去上學會有個好前程,留在這兒照顧我能有啥出息?我也是快死的人了,我不能拖累他,不能害了他呀!”
全體社員都向我們表達了這個意見,希望能錄取張永成,別耽誤這個好苗子。
離開小隊,我們來到大隊部,大隊長也向我們詳細介紹了崔凱的情況。崔凱是北票高中高三畢業生,有文化,愛學習,非常希望繼續讀書。他回鄉後的表現也好,是個好苗子。隨後我們和崔凱麵談,發現小夥子長得帥,沉穩大度,有禮貌,確實是個好苗子。
回到大阪公社,我和房老師商量來商量去,也決定不了錄取誰。於是我們連夜趕回朝陽師範,見到劉書記後,我們向他詳細介紹了這兩個人的情況,並提出能否將他們兩人都錄取。
劉書記說:“都錄取是挺好,但沒有名額這事兒沒法辦啊。”我說,能不能向教育組再要個名額,劉書記說第二天他試一試。
第二天,劉書記向地區教育組組長(局長)介紹了這個情況,並提出再申請一個名額的要求。後來在地區教育組的協調下,地區計委專門撥給我們學校一個招生名額,我們就把張永成和崔凱都錄取了。
想起那段日子,我們過得很充實。
入學後,雖然他們的基礎比較差,但大多數人都努力讀書學習,彌補自己的不足。這些學生畢業後,許多人都有所成就,為自己爭取到美好的未來。
但是,絕大多數青年還是沒能獲得讀書的機會。但相信不斷完善之下,隨著各行各業生產實踐的需要增多,上大學的年輕人會不斷增加的。
而重要的是上大學是免費的,有序的,學成之後回到原有工作崗位上工作的。不存在畢業即失業。更不存在上大學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讓學生脫離工廠,脫離農村,去城市生活,去升官發財,去移民國外,去定居國外的。多數年輕人上大學,學知識是為了提高生產力,是工作需要。學習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不死讀書。關心窗外事。身心健康,懂得生活。而不是如今走資派複辟高考後,放任自流,無序盲目,教育產業化,又名私有化。將幾代人培養成“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切向錢看的自私自利者,投機取巧的機會主義者。
毛澤東:對於我們的國家抱著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這種人不喜歡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他們留戀舊社會。一遇機會,他們就會興風作浪,想要推翻共產黨,恢複舊中國。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中間,頑固地要走後一條路線的人。這後一條路線,在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實際上是準備投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這種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學技術界、宗教界裏都有,這是一些極端反動的人。《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頁
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鬥爭。每一個合作社,不經過這樣的一場鬥爭,就不能創立。一個嶄新的社會製度要從舊製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製度的舊思想的殘餘,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後,還必須經過許多的鬥爭,才能使自己鞏固起來。鞏固了以後,隻要一鬆勁,又可能垮台。《嚴重的教訓》一文的按語(一九五五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第一二三頁
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這個問題,隻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製度和個體經濟製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隻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 —— 三二頁
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因為這樣,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三四頁
“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 ” 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麽?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八零頁
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幹什麽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並且將他們判罪,在一個時期內不給地主階級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不給他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都是屬於專政的範圍。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三 —— 第四頁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三頁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危險的情景啊!《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一文的引語,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並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一九五零後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
為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麽是人民,什麽是敵人。……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讚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頁
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是敵我矛盾的鬥爭問題。在人民內部,有些人對於肅反問題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兩種人的意見,和我們的意見不相同。有右傾思想的人不分敵我,認敵為我。廣大群眾認為是敵人的人,他們卻認為是朋友。有“左”傾思想的人則把敵我矛盾擴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內部的矛盾也看做敵我矛盾,把某些本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都不能正確地處理肅反問題,也不能正確地估計我們的肅反工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三頁
不同質的矛盾,隻有用不同持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製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九九頁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製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服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九頁
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八頁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六四頁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頁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三九頁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沒有什麽非階級的、超階級的政黨。一切政黨,都是具有階級性的。黨性,就是階級性的集中表現。《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最重要經驗是:革命能不能得到發展和勝利, 取決於有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
必須要有一個革命黨。
必須要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
必須要有一個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革命黨。
必須要有一個善於把領導同廣大人民群眾密切聯係起來的革命黨。
必須要有一個能夠堅持真理、改正錯誤,善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革命黨。
隻有這樣的革命黨,才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如果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黨而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黨,
如果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而是修正主義的黨,
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資產階級尾巴的黨,
如果不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黨而是代表工人貴族利益的黨,
如果不是國際主義的黨而是民族主義的黨,
如果不是自己能夠思索,能夠自己動腦筋,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國各階級的準確動向,善於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隻是人雲亦雲,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國經驗,跟著外國某些人的指揮棒團團打轉,那就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樣樣都有,成為一個大雜燴,而單單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性的黨,
這樣的黨,就絕不可能領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絕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絕不可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偉大曆史使命。《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
走資派與國際接軌隻能是死路一條。
作者:佚名
走資派與國際接軌隻能是死路一條。走資派持色中國從乞跪求拜加入世貿組識之後,就己賣國賣身上了美國賊船,走資派右派持色中國一路走來不斷地賣國賣身,為救美國,當小三夫妻,互利共贏,等等。然而,等來的是被家暴霸淩,這是走資派右派持色中國自願獻身的。
不但如此,還被當作敵人對待。還要被敲咋勒索,不斷被罰款交錢。
“......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
“......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預言過與美西方對內實行資本主義對外模行霸道帝國主義的國際接軌就是一條死路。毛澤東在第二次上井岡山時就對當時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如是說:
“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了。”
毛澤東又說:“事情不是那麽簡單,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麵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毛澤東苦口婆心地勸告,走資派們就是不聽。為了教育中國人民,毛澤東不惜自己粉身碎骨被走資派右派們咒罵抹黑,也要在晚年批判走資派右派,讓走資派鄧小平們翻案不得人心。走資派右派們一意孤行美國怎麽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走資派右派們賣國賣身投靠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又要賣中國救美國,獻身當美國小三,又要自願被家暴霸淩,還跪著高喊互利共贏。奴才相十足。
讀完以上二段話,再對照今天的實際【邊讀邊在頭腦中對照者多吧】,相信任何有良知的愛國者都會肅然起敬,感歎穿越時空的戰略家毛澤東的偉大和走資派右派們的渺小。
以上二段話證明:毛澤東卓越的大腦早就認真思考過與國際接軌,結論是:在敵強我弱且敵不許我強【亡我之心不死】的國際政治大環境下,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是死路一條。中國隻有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之路,才能以弱勝強,實現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
然而直到現在,瘋狂非毛澤東的崇美右翼精英集團都拒絕承認與國際接軌是一條死路!而是堅定地認為:改開所有亂象的總根源是政治體製沒能與美國接軌。最高層不久前已經放言,將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以保衛經濟改革的成果,暴風雨就要來了。【如果中國真的在國內政治上與美國接了軌,那麽,分裂之期不遠矣】
然而又然而,美國的政治哲學本質是民主(對內,少數統治者統治絕大多數人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又以帝國主義惡霸在世界上橫行霸道(對外)。由此衍生出中國在政治上與美國的二種接軌——真接軌+假接軌。真接軌即是亦步亦趨美國的對內資產階級民主,對外實行帝國主義,假接軌是效仿美國的對內民主【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而摒棄美國的對外帝國主義,走資派特色中國也不敢也沒這個能力去侵略別國,因此隻能到處【大搞和諧主義】。高喊什麽“世界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互利共贏“等。
這樣,走資派特色中國將《漠視》毛澤東所說的《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實質中國共產黨【早已質變】。隻從與美國真接軌+假接軌的宏觀政治視角來簡單證明:美式資本主義之路是死路一條。
真接軌不存在。 假接軌是死路。
(1)真接軌不存在
盡管代價會很大,但對內的美式民主用強力可以實現。而對外奉行帝國主義,卻斷不可能!因為中華文明中【包括毛澤東思想】沒有帝國主義的文化基因。故真接軌不存在。
(2)假接軌是死路
對內,在西方黑手的攪合下,搞美式民主會變成一盤散沙,結果必然是動蕩不安乃至軍閥混戰而分裂。對外,搞和諧主義圖謀和平崛起——超級白日夢啊。
——因為從長遠講,即使中國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當美國的孫子,美國都絕不會答應。人家的最高利(戰略)是肢解龐大的中國,惟其如此,才可確保美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金字塔頂的霸主地位不動搖。你越是搞和諧主義,人家越鄙視你 越想盡辦法敲詐你。也許有人會說:對外不奉行帝國主義而搞和諧主義,用毛澤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戰略方針抵禦西方的帝國主義呀。不可能!因為毛澤東的16字戰略方針成立的前提是:一個拳頭的中國【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又是其充要條件】,而不是一盤散沙的中國。
假接軌的最終結果是:必然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生你死我活的全麵戰爭,結果是中國必敗!假接軌是一條慢性自殺的死路!
——曆史事實是:改開中國從一開始,就自覺選擇了假接軌【也反證了真接軌的不可能】。至關重要的證據是:總設計師親自製定了‘孫美戰略’【見韓德強《李慎之現象》一文】+韜光養晦策略。【繼任者最終補上了 和平崛起策略】
總結論:真接軌不存在,假接軌是一條死路——要麽爆發內亂而‘主動’解體,幫助西方實現夢寐以求的最高戰略,要麽‘被動’等待由西方挑起的全麵戰爭。
——以上結論的推理極其簡單,然而,為什麽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的、有著5000年文明的中國卻急不可耐地選擇了與國際假接軌呢?其政治思想總根源在於:掌控了最高公權力的崇美右翼精英【自以為比超一流政治戰略家毛澤東還高明】大膽行使了最高公權力。
——再往上推的根源是權力對人的異化效應【貓虎效應】——就是一個才能本來一般般的人(還不說其品德)【貓】,一旦掌控了與其才能遠不匹配的巨大權力(廣義的,不隻是公權力),時間一久,在一大堆馬屁精的吹捧下,必然會將其異化為不穿衣服的‘偉大皇帝’【(紙老)虎】。權力越大,對人的異化效應越大。對此,曹操早就用優美的詩句表達過了——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疆。
改開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成就’
‘與國際接軌’這詞組何時首見於媒體,似已無可考,但其‘正式出台’應該始於中國入世前夕。什麽是與國際接軌呢?草民的理解是:手握各級公權力和話語權的崇美右翼扳道工集團,把‘中國列車’從毛式社會主義軌道扳到美式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亦即與國際接軌,就是全麵走美式資本主義之路的含蓄說法。【以下,與國際接軌的含義均指此意】
估計‘上’認為,入世是中國走美式資本主義之路不可逆轉的根本保證,又恐‘夜長夢多’,所以,急匆匆地與美國簽訂密約後,於2001.11.10日晚6時38分正式入世與國際接了軌——把龐大的中國推入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殖民陷阱)。
於今為止,改開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成就’大約是這樣的:
對外,幾乎完全按照西方定的‘國際’標準、規則或慣例行事 並承擔‘國際’義務,不斷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輸送核心利,終於把中國推入了想作美奴而不得的時代。形勢和前途特別凶險【美國在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殖民中國】。
對內,與國際接軌,已經質變為官產學媒鐵四角對老百姓巧取豪奪的‘貞潔’牌坊。聊舉數例:
——中國的銀行實行跨行查詢收費,接軌的國家居然是巴基斯坦。[1]
——交通運輸部力推我國高速路全麵更名與國際接軌,耗巨資把全國上下簡明易懂的漢語標識給消滅掉 而代之以字母和數字標識。有網友對此評論說:打起仗來,美軍最高興,哈哈 本地人都迷路,老美不迷路,數字化嘛,他們是強項。看漢字不懂,看字母太熟悉了。 [2]
——2010.8.23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就是否修法‘取消貪官死罪’等熱點問題進行辯論。曾任公安部高官的牟新生委員+在清華大學法學院 任 教授的周光權委員都明確主張:應該與國際接軌,逐步取消經濟犯罪死刑。[3] 【有點政治嗅覺的人都應該知道:牟周的那二張嘴,隻不過是政治大佬們的二個傳聲的筒筒而已】
與國際接軌,肥了西方和中國的極少數,瘦了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故從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角度講,與國際接軌的美式資本主義之路已經被實證為一條死路。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化、製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刊詞上寫到:"恢複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1953-1963年對高等教育的投資,約占國家教育投資總額的30%,而在大多數國家和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一比例應該不高於20%。
教育界的革命。學員來自工農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的西趙村,突然傳出一陣"劈裏啪啦"的鞭炮聲。在人們的疑惑中,一個消息傳來了--村東頭李家的孩子李XX考上了高中。這則消息對兩千多人的西趙村來說,實在不平常。這個位於河南省沙河邊上的小村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幾年的時間裏,總共才出過兩名高中生。
李XX(70級工農兵大學生):我們村子包括我一共隻有三個高中生,那段時間,好多人說這孩子肯定有出息,說了一些祝福的話。
高中生,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裏,絕對屬於知識分子一類的人。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在校高中生僅7.1萬人。1952年高中生人數才達到14.1萬人。據統計,1952年,全國每萬人中中學生人數僅為55人。這樣低的比例,使大學招生計劃都受到限製。政府不得不下達指標,禁止各單位自行到中學招工,擴大助學金發放。同時努力爭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學。但是即使達到了上述要求,還需要從黨、政、軍中抽調兩萬名青年知識分子補足應屆高中生的升學差額。
應當說中國在50年代,雖然當時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國高中生比較少,大學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犧牲很多調幹生來補充大學生源。
由於大學招生人數超過高中生的畢業人數。那個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學,而高中生的素質普遍也比較高。這時的教育界偏向蘇聯式的精英教育,它強調少數人享受教育,培養出類拔萃的專才。並從高等院校、專業學校入手,按層層選拔的方式為國家挑選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做法保證了生源的質量,使有限的教育資源得到了最大的開發和利用。
劉少奇是向蘇聯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組織籌建中國人民大學,並參照蘇聯工業大學的模式,改進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後來,人們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學習蘇聯教育的樣式和模板。
蘇聯教育家凱洛夫1948年主編的《教育學》,是這一時期中國教育界主要學習的對象,並逐漸形成了"凱洛夫教育理論體係"。1954年,全國高等院校將本科學製由四年延長為五年,取消以美國按係招生、選課製、學分製、淘汰製等教學機製。中國的教育逐漸步入蘇聯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教育學》(1948年),凱洛夫主編,葉希波夫、凱洛夫、裏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據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訂版譯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當時師範教育叢書之一。該書1950年傳入我國,多次出版發行,曾作為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的教科書或必讀參考書。總發行量超過百萬冊,對我國50-60年代教育的影響頗大。
《教育學》是在總結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30年來教育正反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也是凱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蘇聯教育事業上起過積極作用。它立足於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主要對赫爾巴特等實在論教育學進行了批判、繼承、發展。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化、製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刊詞上寫到:"恢複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強調教育要麵向大眾,麵向廣大工農子弟。在毛澤東影響下,當時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學校:如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各種學習班、業餘學校、工農速成學校等都成為廣大工農群眾接受教育的場所。
然而,隨著建國後教育界全麵向蘇聯學習,這些來自解放區的非正規教育模式逐步失去價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沒能得到繼承和延續。整個教育界由"大眾教育"開始向"精英教育"轉變。教育的正規化建設和對教育質量的重視,使在平等與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開始傾向於後者。
建國以後,基本上是參照蘇聯的模式來辦中國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經過多少代人不斷總結經驗形成的。一方麵它是正規化的,這個跟毛澤東他們在延安時期辦的"抗大"絕對是兩回事。
毛澤東比較重要的有兩個東西:一個是關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夠麵向工農群眾,麵向多數人。那麽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呢,就是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毛澤東很早就強調學製要縮短。
1936年6月1日,創辦於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改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1937年1月,紅大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委員,親自規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學員以從部隊中抽調幹部為主,並招收從全國各地來延安的愛國知識青年。每期學習期限為4-8個月。
1955年,全國87所工農速成中學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關於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稱:"實踐證明,對農工幹部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學校,從根本上說來,並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非常不滿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8年,那個時候高校學生當中工農兵、革命幹部子弟的比例相當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們現在話說,非勞動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後,工農兵這個比例已經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大躍進"運動在全國展開。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場"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過"大躍進"和群眾運動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打破常規,普及教育。
在舉國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聲中,政府作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隨即中國高校迅速膨脹。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量已經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進入1960年後。國民生產總值因為自然災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開始調整。1961年教育界開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和《高教六十條》。1962年小學在校生7157萬人,入學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萬人,隻占同齡人口的2%;高校學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後,國民經濟開始複蘇。
這年春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邀請鄧小平、彭真、黃炎培、章士釗等黨內外16人參加。座談會上,毛澤東抨擊了當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試製度。他認為:"學生要有娛樂、遊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時間","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此時,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已經很明確,抵製"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經過60年代初那幾年的大饑荒,整個國民經濟造成重創,毛澤東那些社會變革、教育變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澤東又開始醞釀教育領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發表的春節講話中,他做過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門能夠縮短學製,課程內容砍掉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