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

蔣介石：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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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黃金運台大揭秘》

文/微言

接過吳興鏑的名片，筆者心裏不免有幾分詬異。眼前這位清臒儒雅的學者，是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而他簽名贈送的《黃金秘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則是一本純粹的史學著作。一位醫學教授為什麽會對曆史研究有興趣？隱密半個多世紀的曆史謎團又是如何解開的呢？帶著幾分疑惑，筆者與吳興鏑進入了話題。

吳嵩慶吳興鏑父子

揭秘的緣由

「先父當年擔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中將署長，是大陸黃金運台的經辦人之一。」吳興鏑的一句開場白，道出了揭秘的由來。

1996年，吳興鏑閑暇之餘檢視父親遺留的日記，驚訝地發現日記中記有1949年前後大陸黃金運台的情況。為了讀懂這段曆史，他趕緊查閱相關文獻，結果隻找到幾篇零星的回憶文章，黃金運台的詳細過程與數量都語焉不詳。於是，吳興鏑以父親的日記為線索，利用一切業餘時間，跨海越洋，往返奔波於上海、南京、廈門、台北和洛杉磯等地，查閱檔案文獻，並尋訪當年大陸黃金運台的親曆者，終於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根據吳興鏑考證，當年被蔣介石分批運往台灣的黃金有400萬兩左右，另有與300萬兩黃金等值的銀元和外匯，加起來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這批黃金儲備為台灣地區當時的經濟穩定和後來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吳嵩慶日記》

2004年11月，“台獨”大佬李登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高喊“去中國化”，公然歪曲曆史，信口雌黃地說當年國民黨政權敗退時，並沒有把大批大陸黃金運抵台灣，運金船隻早在揚子江就沉了。吳興鏑聞聽此言，當即在洛杉磯召開記者招待會，以父親的日記為證，駁斥李登輝的荒謬言論。這件事對吳興鏑的觸動很大，他決定以自己曆年收集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檔案、台北「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藏蔣介石日記以及家藏先父日記為史料依據，撰寫一本關於大陸黃金運台的專著。 「台獨分裂分子的謊言混淆視聽，使人頓生'時不我與'之感，要趕緊把60多年前的曆史真相找出來，還原給海峽兩岸的老百姓。」吳興鏑在追溯自己的寫作動機時，話語中明顯透出一個海外華人的良知。

夜幕下的上海灘

1948年秋天，蔣介石麵對兵敗如山倒的戰局，開始計劃向台灣撤退，後撤行動是以轉移國庫黃金和故宮文物為先導的。其中，國庫黃金是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的準備金，必須秘密轉運，一旦消息外泄，勢必造成市麵恐慌，民怨沸騰。

國民政府中央銀行

1948年12月1日，午夜時分，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奉蔣介石命令，從上海外灘中央銀行地下金庫搬出庫存黃金，送上停泊在黃浦江碼頭的「海星號」海關緝私艦，在「美朋號海軍登陸艦的護送下駛往台灣。這是蔣介石首次將國庫黃金運往台灣。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

這次絕密行動還是被外界意外地知曉了。一位下榻在華懋飯店的英國記者當晚正臨窗而立，伴著黃埔江的潮聲，思索著有關中國時局的種種傳聞。他忽然看見有一隊挑夫，兩人一組，抬著沉重的箱子，從中央銀行大樓方向橫穿馬路，一步步挪向黃埔江邊的海關緝私艦。憑著新聞記者的職業敏感，他判斷如此沉重的箱子裏麵裝滿的必定是黃金，於是大膽地發出一條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夜幕下的上海灘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英國記者的判斷正確嗎？那天夜裏究竟運走了多少黃金？吳興鏑麵對報紙史料，頗費踟躕，遲遲未敢落筆。 「我是研究醫學的，習慣用客觀證據說話，」吳興鏑強調。慶幸的是，他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一則檔案史料中找到了答案：

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1月29日)

謹密呈者：……茲已將黃金裝箱手續完成，計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純金貳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兩點五零陸。茲又據沉代表、丁經理通知，洽妥海關「海星」巡洋艦裝載，海軍總部「美朋」艦隨行護航，準於十二月一日午夜裝運，首途至基隆登陸，轉台北。

1948年11月29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

這份關鍵檔案清楚地表明，那天夜裏正是在運送國庫黃金。首批運台黃金的準確數字是774箱，共200餘萬兩。

1949年1月2日，中央銀行再次奉命從上海向台灣運送黃金，仍然由 “海星”號海關緝私艦運送，由 “美盛”號海軍登陸艦護送。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的另一則史料為吳興鏞解開了謎團：

中央銀行發行局簽呈(1948年12月31日)

謹密呈者：……茲已向海關洽妥「海星」巡洋艦一艘，準於明晚密為辦理裝運手續。計包黃金一百五十一箱，計重純金五七二，八九九．四八七市兩；銀幣一千箱，計四百萬元。並請海軍總部派遣「美盛」艦隨同護運。 ……查該輪須於明日(元旦)夜間開始裝船，翌日(二日)清晨啟碇。

1948年12月31日，中央銀行發行局關於黃金運台的簽呈

依據這份檔案，吳興鏑確認第二批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為151箱，計57餘萬兩；另有銀元1000箱，計400萬元。另據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記載，這批黃金在廈門鼓浪嶼暫存一個月後，全部轉運台北。

蔣介石的“障眼法”

1949年1月，四麵楚歌中的蔣介石準備辭職下野，但心裏仍念念不忘國庫剩餘的黃金。這一次，他施出了「障眼法」。

1月上旬的一天，蔣介石密召吳興鏜的父親、時任國民黨軍隊聯勤總部財務署署長的吳嵩慶，令其與中央銀行訂立一份秘密“草約”，以“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剩餘黃金劃撥到聯勤總部財務署，作為內戰的「特別準備金」。

麵對蔣介石的“獅子大開口”，中央銀行內部意見紛歧，深恐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將不堪設想。而蔣介石為了趕在自己下野前運出國庫黃金，特地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向中央銀行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由吳嵩慶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吳嵩慶日記》簡要而又準確地記載了這一過程：

元月九日 星期日

昨夜因準備金案辦理未妥，甚為焦慮。嗣想即照規定先支半數，今晨即照此方案準備，征得總司令同意，即晚赴滬接洽。

元月十日 星期一

多時不坐夜車，眠未穩。晨到滬，張主任來接。早點後即赴襄陽南路徐府，接洽後即驅車至央行，與俞、劉兩總裁，發行局梁、陳二局長，業務局王副局長等洽辦。下午持「草約」再至徐府，知「預支」事已得諒解，甚慰。

元月十一日 星期二

訂約事告一段落，上午決定「草約」及手續，下午取來。

《吳嵩慶日記》中有關黃金撥付的記載

1月中旬，蔣介石從國庫「預支」的軍費，計99萬兩黃金、3000萬銀元和7000萬美元，分別由空中和海路運至台北和廈門。

關於運往廈門黃金的最後去向，吳興鏑在台北「國史館」所藏蔣介石檔案中查到一份清單－《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得知中央銀行廈門分行將這99萬兩黃金撥給了聯勤總部財務署。 「按照父親日記的記載，這筆由蔣介石單線聯係我父親的錢，主要是用來支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隊在東南沿海、西南地區、新疆和蘭州的作戰，有80餘萬兩用作了軍費，剩餘的黃金最後一並運往台灣。

背後操縱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告下野，第二天即返回溪口老家。但他並沒有放棄對軍政權力的控製，在住所設立多座電台，透過自己多年培植的派係勢力，實施幕後操縱。

蔣介石擔心尚未徹底掏空的中央銀行國庫會被「代總統」李宗仁控製，想先下手為強，於是主動出擊。 《蔣介石日記》中有多處記錄：

1月27日

約見林崇墉，談中央銀行現貨運廈門，聞劉攻芸有難色，殊為疑慮。

1月28日

令悔吾（郭懺悔）來見，處理上海中央銀行現款運出之指示，並決定固守江防。

《蔣介石日記》中提到的林崇墉，是蔣的“忠誠幹部”，時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熟知央行內幕；劉攻芸為新任中央銀行總裁，對黃金運台持反對態度；郭懺悔為聯勤總部總司令，忠實執行蔣的意圖。蔣介石試圖調動人馬，實施內外夾攻，迫使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就範。

麵對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攻勢，劉攻芸終於支撐不住，同意向蔣介石交出國庫剩餘黃金和銀元，分批運往台灣。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專機駕駛員衣複恩，率領從空軍抽調的七、八架飛機，執行從上海空運黃金至台北的任務。

2月8日，蔣介石派遣侍從秘書周宏濤赴上海，向劉攻芸當麵打探實情。 《蔣介石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2月8日

派宏濤赴滬，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以李（宗仁）急於奪取該行也！

2月10日

宏濤自滬回來，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此心什慰。

掏空國庫

1949年5月，上海戰事正酣，中央銀行國庫還存有20萬兩黃金。蔣介石不肯善罷甘休，一定要將國庫徹底掏空。

5月15日，已經轉移到舟山群島的蔣介石，再次派蔣經國返回上海，借參加黨務聯絡會議之際，向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傳達旨意。湯恩伯立刻打電話要求中央銀行立即查報庫存黃金銀元數字，然後又向中央銀行下達了一紙手令：

為適應軍事，貴行現有黃金銀元，除暫留黃金5000兩、銀元30萬元外，其餘即務存於本部指定之安全地點，需要時繼續提用。

此致

中央銀行

湯恩伯（5月15日）

5月17日，深夜時分，上海外灘戒備森嚴，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的一名軍官帶著一隊士兵和六輛卡車直馳中央銀行提取黃金。中央銀行遵命將業務局、發行局、國庫局全部庫存黃金和銀元數量總清單，以及詳細箱號、重量、數目分清單呈上，並依清單逐一點交，合計交出黃金192029點743市兩，銀元146萬9000元。帶隊軍官指揮士兵直接進入金庫，將整箱整桶的黃金銀元扛出庫房，裝上卡車，迅速消失在夜幕裏。

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所在地－上海外灘

至此，大陸的黃金儲備被全部轉移到了台灣。

吳興鏑以平緩的語氣，清晰地敘述著這段隱密的曆史，每當說到關鍵之處，總不免要著重提及自己所依據的檔案史料。這位醫學教授用嚴謹的態度實踐了史學界的一句格言：信史是要從檔案中考證出來的。

[yongbing1993]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缺乏官方記載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的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轉載《私人記錄：文革中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回憶》{一}

作者：歲月的泡沫

工農兵學員的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工農兵學員上學時受到歡送的照片

文革中的94萬工農兵學員

說起工農兵學員，很多人想到的是“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從1966年文革全國停課開始，到1977年恢複高考，全國一共有94萬工農兵學員，其中也有很多成為學術和技術骨幹。

大陸從1966年文革開始，取消高考，直到1968年7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的編者按中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但直到1970年，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指出招生辦法為“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工農兵學員上大學不再進行考試，直接從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中推薦，名額由中央給各部、各省和部隊分配下去，再由它們逐級向下分配名額，網上資料稱一直分配到縣和師級。但實際上，名額分配在很多地方一直分配到工廠和生產隊。由於名額很少，所以很多幾千人的工廠也隻能分配到一個名額，農村到大隊一級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名額。

這段曆史，目前還缺乏官方研究和記載，大多是私人記錄。但記錄者大多是工農兵學員，對於如何分配名額，如何招生，不甚了了。

我父親在朝陽師範當老師時，曾多次參與、負責招生，對朝陽地區招生的情況比較了解，他的這段回憶也因此較有價值，作為一個時代的私人記錄，也值得參考。

1971年，我父親就曾參與招生，由於招生的工作很累，沒什麽人願意幹，第二年學校領導和工宣隊就讓我父親負責，與同事房老師一起去朝陽市北票縣（現北票市）招生。當時的工宣隊李隊長安排我父親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入學後他們不僅要上大學，還要管大學”。而學校領導劉書記則僅僅表示，大事兒向學校匯報，小事兒自己作主。

01 class 到北票招生

這次招生是在北票縣，北票即使在朝陽這個貧困地區，也是最窮困的縣。因為窮，北票是遼西北接收下鄉青年最多的縣。

到北票縣城的時候，來招生的各校工作人員已有二十餘人，其中大部分是省內的，還有四五位來自北京和哈爾濱。

人員聚到一起後，在北票縣教育組房組長（原教育局長）主持下，開了一個招生工作會，會上房組長介紹了北票市生源情況。北票縣是遼西地區接收下鄉青年最多的縣，有七八萬之多，大都來自沈陽、大連兩市，還有幾千名北票本縣的下鄉青年。北票是個大縣，還鄉青年也不少，想上大學的青年很多，對這次招生，縣裏很重視。

北票縣的名額分配辦法，是將上級分配他們縣的招生名額，依據各公社青年總數，按比例公平分配下去，然後公社也依據這個原則，公平分到大隊，大隊再分到小隊。為防止出現問題，盡量做到合理。

當時農村各大隊有貧下中農協會，小隊（生產隊）有貧協小組，會長和組長是隊裏的主要幹部之一。

接到具體名額後，小隊先召開貧協小組開會，然後讓青年自己報名，再召開貧下中農全體大會，對報名者進行評議，之後將大家認可的人選報到大隊。

接到小隊報告後，大隊召集貧下中農代表、大隊全體幹部和各小隊隊長，以及小學老師（讓小學老師考核報名青年的文化程度）共同研究評議。對沒什麽爭議的報名者，由大隊統一報到公社；對有爭議者，讓其來大隊介紹自己基本情況並接受詢問。

公社在審核名單後，如果認為沒什麽分歧，便統一報到縣裏。

房組長說：“我們這項工作做得很紮實，你們可根據推薦表進行錄取。如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我們共同商量一起研究解決。”

會上，由招生學校人員組成招生工作組，組長由遼寧中醫學院副院長劉天瑞擔任，由我任副組長。

讓劉天瑞擔任組長，一是考慮他級別高；二是考慮到他們學校來的人多，有七位。由我擔任副組長，則考慮我是本地區最大學校的代表，我校此次從北票縣招生56名，招生名額最多。

另外也考慮到，我校從北票招的學生，畢業後絕大部分要回北票工作。我當副組長能方便招到好學生。這些畢業後回到北票都是房組長的兵，所以房組長對我表示，一定支持我的工作。

為避免招生工作受到幹擾，招生組辦公地點不設在縣城，而設在縣城周邊的公社。

朝陽師範、遼寧中醫及沈陽音樂學院三所院校辦公室設在大阪公社。大阪公社是距北票縣城最近的公社，有六公裏遠。每天縣教育組會派一名工作人員來大阪公社，互相溝通情況。

02 class 農村仍尊重教師 雖然農村也要批判知識分子、批判教師，但農村還是很尊重教師，下鄉知青和還鄉青年更願意報師範學校。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看工農兵學員入學推薦表，然後由學校錄取，最後同縣裏一起研究後定下來。

工農兵學員推薦表由三部分組成。

一是推薦意見，內容主要填寫被推薦人的自然情況，並附上各級部門對被推薦人的評議記錄。

二是政審、體檢情況。

三是北票縣自己規定要填寫的內容，讓被推薦人自己填寫。如因政審、體檢、文化程度達不到錄取學校要求而未被錄取者，可再報一所學校。但這一誌願能不能錄取，要看運氣而定。

拿到登記表後，我整體瀏覽一下，發現第三欄中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報的是朝陽師範。當時我很吃驚，不知道什麽原因。後來一問才知道，招生學校雖有大學和中專之分，但標準卻是一樣的，不考慮年齡、文化程度。而還鄉青年大多不在意大學、中專的差別。

對大部分還鄉青年來說，在他們家鄉，最受人尊敬的職業是公辦教師，不但有工資、能吃供應糧，還有寒暑假。而如果去了工學院、商學院，畢業後要去當工人、營業員，工作累，工作時間長，還沒有公辦教師待遇高。

雖然當時農村也批知識分子、批教師，但教師還是受尊敬。在他們眼裏，念師範畢業回鄉，比大學畢業留在外地強，因為他們也不知道外地是什麽樣。

城裏下鄉青年報的誌願，大多是他們家鄉的院校，他們也不計較是大學還是中專，在他們的思想裏，能離開農村回城讀書就行。別說能回家讀書，哪怕回家掃大街都行，更不管大學和中專的差別了。

和劉天瑞混熟了之後，我就問他“紅”和“專”的標準是什麽，並告訴他，我們工宣隊長特強調要招“又紅又專”的學苗，我不知道如何掌握。

劉天瑞笑了笑說：“那好辦，‘專’挑學曆高的，有高中生就不要初中生。‘紅’你自己掌握，能被推薦上來都是‘紅’的。”聽後，我就知道怎麽辦了。

1971年2月4日，山東煙台地區從工人、農民中推薦選拔出136名青年上大學。

[yongbing1993]

蔣介石國民黨當年帶走多少黃金








蔣介石國民黨當年帶走了多少黃金？

大約300多萬兩黃金及兩億美元外幣（帶走的大量的機器設備和海外資產、人才、技術沒有算在內）。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按當時價格計算，折合10億多美元。

二戰後重建歐洲，美國提供了50億美元。帶來了西歐戰後的繁榮。

西歐的人口大約是台灣人口的15倍。也就是說，按人頭算，台灣重建的資金是西歐國家的3倍。

比較一下就可知道這是一筆多麽巨大的資金。

這筆錢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的。用5.4億中國人的錢來養活1千萬台灣省人，台灣的日子當然容易過了。

這筆錢現在的價值應是多少呢？在美國，當時一分錢能寄一封信，現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萬的房子現在要賣30多萬。

當時用10億美元平均投入道瓊斯各股，現在的價值是2000多億美元。

當時國內黃金行業使用的計量標準不是1千克等於10兩，而是1千克等於32兩，每兩折合國際製單位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噸約合35273盎司；

截至2007年中國的官方公布黃金儲備數據為黃金600噸。

1949年台灣人口為600餘萬人，至1952年全島人口為800餘萬人。

1949年中國大陸地區人口為5億4千萬。

到這裏既1964年，中國大陸才生產黃金88050千克合2817600兩，剛剛超過運到台灣的黃金數量。

換句話說就是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這還是中國基本安定的15年，開發技術和能力較之以前大為提高，才能得到這個產量。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國民黨帶走的黃金2775358兩，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所以說"蔣介石國民黨運走的黃金不算什麽"的人，是極為不負責任的人。


《轉貼》徹底掏空國庫，蔣介石國民黨當年帶走了多少黃金？

新中國建國之開始，國庫緣何空虛？人所共知的原因是老蔣去台灣時帶走了大陸幾乎所有的黃金白銀外匯儲備。這筆錢有多少呢？大約300多萬兩黃金及兩億美元外幣（帶走的大量的機器設備和海外資產、人才、技術沒有算在內）。

按當時價格計算，折合10億多美元。二戰後重建歐洲，美國提供了50億美元。帶來了西歐戰後的繁榮。西歐的人口大約是台灣人口的15倍。也就是說，按人頭算，台灣重建的資金是西歐國家的3倍。比較一下就可知道這是一筆多麽巨大的資金。這筆錢是屬於全體中國人的。用5.4億中國人的錢來養活1千萬台灣省人，台灣的日子當然容易過了。

這筆錢現在的價值應是多少呢？在美國，50年前一分錢能寄一封信，現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萬的房子現在要賣30多萬。當然，這些隻是個例，不能作為一般的算法。

比較簡單的算法是假定道瓊斯指數能代表一般的投資回報。那麽，50年前用10億美元平均投入道瓊斯各股，現在的價值是2000多億美元。

在看這篇文章之前請大家注意以下四個要點：

1、國內黃金行業使用的計量標準不是1千克等於10兩，而是1千克等於32兩，每兩折合國際製單位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噸約合35273盎司；

2、截至2007年中國的官方公布黃金儲備數據為黃金600噸。

3、1949年台灣人口為600餘萬人，至1952年全島人口為800餘萬人。

4、1949年中國大陸地區人口為5億4千萬。

一、蔣逃台到底帶走了多少物資！

以下資料來源《中國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後編（1919－1949）第五章國家壟斷資本第五節官僚資本的崩潰：

自1947年2月，國民政府實行緊急措施方案後，即出現資金逃流海外現象。隨著軍事上的慘敗，逃資更加劇。據1949年3月25日聯合社報道，國民政府的金銀外匯儲備2.75億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過1/3，約0.73億美元的儲備已運台灣，餘均存國外。

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兩次下令用輪船從上海運走國庫黃金2775358兩、銀元1520萬枚、美元1537萬元、珠寶以及大量外匯，總價值約5億美元。" （可以說，277萬兩的黃金數目確實是當時中國國庫的絕大部分儲備。據後來中國國家檔案館資料顯示，新中國成立時，在國庫中隻接收了6000多兩的庫存黃金。）

當然還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幾個月裏，蔣介石動用軍艦將大批機器設備、布匹等物質向台灣轉移，僅從上海一地就裝走了1500多船。蔣介石還逼迫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將一些重要的工廠拆遷運台，將珍藏在南京故宮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宮所藏曆代古玩字畫精品，包括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1424箱，圖片畫冊1334箱，曆史檔案204箱，合計文物23萬多件全部搶運到台灣。"

另據最近一些資料表明，蔣逃台後繼續鼓吹"繼承中山先生衣缽"等等，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共產黨的妖魔化宣傳，使很多海外華人對共產黨缺乏了解，大量捐款獻金給蔣和台灣當局，這一筆資金在當時當時已經累計達10億美元，還有國民黨官員包括蔣、宋等人在大陸搜刮的財產也有數十億美元，這些構成了當時台灣的經濟底子，為了闡述我的觀點，我取這些財產的價值為10億美元。

現在看一下大陸有多少黃金呢？據《我國黃金市場改革的基本曆程》等文史資料記載當時"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黃金儲備隻有6000多兩，折合0.1875餘噸，這是大陸的經濟底子。

現在我們在看蔣帶走的黃金2775358兩，也有人說這不多，蔣介石國民黨等某些人帶走的是黃金，不是還有金礦麽。那我們看看建國15年來的黃金產量：

中國曆年黃金產量（單位：千克）：

年份 年產量 增減（%）累計產量

1949 4，073 - 4 073
1950 6，508 59.78 10，581
1951 6，821 4.81 17，402
1952 6，452 -5.41 23，854
1953 5，440 -15.69 29，294
1954 4，812 -11.54 34，106
1955 4，721 -1.89 38，827
1956 5，511 16.73 44，338
1957 5，541 0.54 49，879
1958 6，885 24.26 56，764
1959 6，590 -4.28 63，354
1960 6，498 -1.40 69，852
1961 3，653 -43.78 73，505
1962 3，653 0.00 77，158
1963 5，024 37.53 82，182
1964 5，868 16.80 88，050

到這裏既1964年，中國大陸才生產黃金88050千克合2817600兩，剛剛超過運到台灣的黃金數量。

換句話說就是蔣介石國民黨逃往台灣時拿走了中國大陸15年開采的黃金總量。

這還是中國基本安定的15年，開發技術和能力較之以前大為提高，才能得到這個產量。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國民黨帶走的黃金2775358兩，是何等驚人的數字。所以說"蔣介石國民黨運走的黃金不算什麽"的人，是極為不負責任的人。

[yongbing1993]

對工農來說文革招生是最合理的








毛澤東：“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

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麵積推廣。

這種推薦製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嚐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北京大學為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由8341部隊的政委、兼北大黨委書記的楊德中主持。會議特意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爭光、爭氣”，並重點指出：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現在人們一提到工農兵學員，就將其與“走後門”掛鉤。其中除有人湊熱鬧、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別樣文章之外，大多數人是因為不了解當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機床廠工人大學培養一線工人報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該廠的做法，要求全國大專院校盡快恢複招生。此即後來啟動大學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國重點院校，如北大、清華、武大、華工等，開始試招工農兵學員，試招人數大約5萬人。1971年全國院校基本上都恢複了招生，僅武漢地區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複招生，全國招生人數大約有15萬人。1972年之後高校在恢複的基礎上開始拓展，如武漢測繪學院由此前專招部隊學員的“軍測”恢複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漸開辦了一些分校，如複旦大學分校、華中師院京山分院、黃石分院，湖醫鹹寧分院等，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人數每年在16萬到17萬人以上。

從1970年試招到1976年招收最後一批為止，全國大專院校共計招收工農兵學員百萬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據網友提供的95萬人的數字偏低），這還不包括部隊院校的學員。全國縣以上各類中專從1971年開始全麵招收工農兵學員，其中各級師範學校、財貿學校、機械學校、衛生學校招收的人數尤多。從1969年到1976年全國共招收的大中專工農兵學員大約有2300萬人。全國縣以上的共大（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全國各級各類廠礦企業的工人大學、技校共計培養的工農兵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

黨的“九大”之後，開始由疾風暴雨式的文革時期進入到繼續革命時期，到1976年10月經曆了近七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大批老幹部、老知識分子奔赴五七幹校學習提高，然後再根據國家需要逐漸給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愛說的“住牛棚”；地方各級黨委、革委會班子的組成人員為老中青、軍幹群“三結合”，兩套班子，一套人馬，內設機構通常是三大組，即政工組、業務組、後勤組，幹部人數大約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老幹部、老知識分子等社會上層人員不可能大規模搞特殊化，各級領導班子成員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當年各級各類領導班子的結構安排，既有利於班子成員之間的取長補短和班子內部的相互製約，也有利於班子外部人民群眾的大字報、群眾組織的批判會等各種“大眾民主”的方式隨時隨地的監督。

當年農村基層組織是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大隊是黨支部和管委會，兩套班子一套人馬，也就是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兼財經隊長、會計、婦聯主任、團支部書記、民兵排長幾個人；小隊是隊委會，幹部有隊長、財經隊長兼倉庫保管、會計、出納、記工員。大、小隊幹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隊參加集體勞動，按勞動出勤計算工分，業餘時間的開會、做思想工作不計工分；大、小隊的日常工作除上級督促外，還要接受住隊幹部和社員群眾的監督，毫無特權可言，按現在的說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隊都設有社員大會，隊裏的大小事情都要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會議決定後由隊委會貫徹執行，村幹部這些人處處都要看群眾的臉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眾的前麵，叫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幹部”。幹部隻有如此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繼續革命”。

當年推薦工農兵上大學有著嚴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時節，先成立各級由地方、院校、部隊的相關領導和工作人員構成的專班，然後層層下發招生文件，規定招生院校及名額、招生對象及條件、招生工作要求、領導責任、違規處分等，報紙、廣播配合宣傳招生意義、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條件具體明確，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實踐中鍛煉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學力，本人政治麵貌、一貫表現（有劣跡者一票否決），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體健康（體檢不合格者淘汰），年齡在25歲以下，業餘愛好和特長。招生指標層層分配到基層單位。

實施推薦時先由公社召開全社大、小隊幹部會議，傳達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薦工作；然後各小隊根據公社的推薦指標及要求召開各自小隊的社員大會推薦本隊合格青年，沒有就不推薦；大隊黨支部開會對各小隊報來的青年比較擇優選拔上報公社；公社黨委再在各大隊報來的青年中進行比較擇優，定出被推薦人和備選人上報區黨委；區委比較研究確定後，組織對初選人員進行政審和體檢；政審、體檢中如有落選人員，由區委在各公社報來的備選人員中比較擇優補上，再對這輪初選者進行政審和體檢，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辦理；直到推薦的人員都合格後，報縣招辦審查公布，接受舉報，無異議後報地區審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員均確定後，匯集到省招辦審核、備案。其間招生院校參與層層推薦人員的業務及能力考核，還有最後的決定（錄取）權。

工礦企業和部隊的推薦工作也按照這樣的程序從基層層層往上推薦。

當年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層層把關，至於說到“開後門”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權錢交易，權色交易，不能說沒有， 但操作也相當困難， 各地都有常年的評選先進模範製度， 知青要選模範， 沒實幹精神很難當選， 就如習近平， 首先必須得到村民認可。當年的推薦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眾中進行的，就是有幹部子女被推薦上會的，其他條件也得過得去，不是特別優秀的誰也不敢再往上推薦，怕擔責任。當時的幹部真的要是有一點點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張大字報就會了結束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話， 走後門，腐敗是存在的， 但遠遠沒有現在一些人想象 或傳說那麽嚴重， 這其實就是改開以後鄧某一幫黑文革，黑老毛的結果。

當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現在看來，當年的推薦工作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過多地考慮地區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類群體之間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農兵學員“文化不齊”的問題，少數學員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學習困難， 這就是1973年招生 恢複考試的原因， 考試結果也作為重要錄取指標（不是唯一）， 後來因為張鐵生的反潮流，以後幾屆又取消文化考試？但是“反潮流”後一概排斥試卷， 從而又出現遺漏了一些賢才的問題。所以說任何製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問題。

工農兵學員中知青，社會青年和農村青年大約各占1/3， 根據專業， 不同有所差異。幹部子女， 尤其是高幹子女，大約有1/10， 這些人背景強， 走後門的概率大一些，但他們文化程度高， 見多識廣， 多少確有真才實學， 這些人有些有利用關係上大學的， 但說是走後門有些也是說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實際上任何社會， 任何時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對一些人看來公平， 另一些人就會認為不公平。

對工農大眾來說， 文革時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時代， 但對一些知識分子， 老幹部等，受到打壓的四類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對於那些想通過科舉製度出人頭地的人來說， 就是喪失了一些機會，也是一種不公平。還有當時雖然有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對待的政策，但具體執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為政治背景， 政審不過關而被大學拒之門外。

最後說一點，工農兵學員的最後錄取權還是學校的， 任何走後門的現象 根本上是受製約的。基層推薦的人數和最後錄取的比例是3：1，這個原則也大大減少走後門的概率，一般來說， 學校工作人員和基層有瓜葛的人極少。

寫此文的目的就是還原一些曆史的真實， 如果與事實出入， 也請批評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