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工農兵大學生來自老百姓

我是個工農兵大學生來自老百姓

 

 

 

轉載《一個工農兵大學生談推薦上大學》

作者：篝火

1973年底，我是國家實行社社辦初中、區區辦高中的首屆高中畢業生。

實話實說，如果不是毛主席辦教育的方針向下、向低層延伸，如果高中隻有縣城才有，那我是上不到高中的，因為那至少要徒步翻越我鎮巴縣的名牌大山——星子山，一百二十裏。

毛主席辦教育是向下延伸，發散型延伸。

有一天放學後，我出去走走。

走啊走，不知不覺走到一裏外的公社，隻見靳老師正在公社牆上貼上大學的報名名單佈告。這山外之山想上大學的人還不少，我望著布告，心道。

“李老師，你咋不報名?”靳老師問。

我慢悠悠的，玩笑地說：“你那布告上名字就寫滿了，哪有我的位置?”

“添個不就得了。”靳老師說著就轉身進屋，拿出毛筆，在縫隙中塞上了我的名字，原本整齊的版麵頓時顯得別扭，真個是“名不正”。

選拔結果，不料靈濟公社布告名單中勝出的是僅有的所在兩個高中生——我和同學，隻要求上交一篇作文作為考試。

實話實說，要是硬考，我是考不上大學的，大學還為我們補習了半年的初等數學。當時我認為，我們這一代是不幸的，又是幸運的。所謂不幸，立於今天的高度看是微不足道的，是小見識，是淺見。因為我所指的不幸是指上初中數學課本就沒有，隻有老師手中有一本教材。記得那教材同類題很多，隻要作會一道，其它的也照貓畫虎會了。

又實話實說，對於廢除高考，推薦上大學的政治性我還從未去思考過。直到近日看了揚一光同誌的文章《毛澤東為什麽要廢除高考?》才一語驚醒夢中人，雖然我並不缺乏敏銳性和真知灼見。

我們進入大學校園，便有了一個響亮的綽號——工農兵學員，也是時代的政zhi標簽。

人總是最熟悉身邊的事物，向外延伸著交往觸角。從我最了解的我們數學班看，有一個縣革委會副主任的女子，且用今天的話說是班花，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我看來她上嘴皮黑乎乎地有胡茬。盡管當時與我要好而不是相好，我有自知之明;有兩個同學是原大隊黨支部書記，其中一個是我同縣的老鄉，學習也好當的班長，後留了校。不過他的高等數學畢業考試成績比我少七分，隻有七十八分。除此外，全班其它同學大都是來自農民出身的農村子女。

我是一個工農兵大學生，來自老百姓!

那種認為“工農兵上大學，哪個不是走後門上的?大多數也是當時的權貴子弟，也有後門問題，絕不如高考公平。”是在用今天的腐敗衡量那時代，一種先入為主的成見。正如我在其它文中所說的那樣，這些人沒有經曆比較，以為中國社會從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以我為例，是走後門上的嗎? 大多數是權貴子弟嗎?我最有發言權，我們是先報名經上級挑選。至於“絕不如高考公平”，形式上是，性質不是。

記得，我們數學班約有四個初中畢業上大學的，還有兩個小學畢業生。我不知地方領導是怎麽想的，太欠理智決擇了。對於抽象的大學數學知識，這類同學的確是騰雲駕霧，上中文係還可以將就。就我縣這一屆十幾個工農兵大學生而言，畢業後的確有一個連小學講台也站不穩的，並因此成了名人，其餘皆一直穩在了初中講台上，傳承了一代教學曆史任務，而僅有我與另三個化學係的同學在高中講台直到將日落西山。

但，我想，小學講台就站不穩的個別極端現象，這並非推薦上大學之過。

毛主席的創舉，是一種創新，是一種向舊製度挑戰的革命性嚐試，難免有不成熟的粗獷性，毛主席難道會要下麵推薦又傻又壞的人上大學嗎?定是希望德智體全麵兼顧，擇優推薦，今天看來也可行。

從來，有哪個領袖如此心懷勞苦大眾?

毛主席不偉大，誰偉大呢?

毛主席為的是改變少數富人壟斷文化，以愚弄大眾百姓的現象。

毛主席為的是工農大眾，我們就叫工農兵學員!

從來，高分低能者普遍，“書讀得越多越反動”並非打胡亂說。偉人更是看到了書呆子的迂氣之弊，提倡學工學農學軍、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些，正是偉人高屋建瓴處!也與當今成了人們口頭禪的“素質”教育異工同曲。

越研究毛澤東，反芻越有味，越覺得毛澤東不是普通的人，是位大菩薩轉世。

毛主席獨具穿透力，看出了知識份子因有知識的弱點。更看出了傳統教育的弊端。

毛主席是知識份子，卻未染上書呆氣，保持了果敢性。

毛主席沒有今天的大學一本學曆，卻是人類光明的導師……

一九七九年秋，我們作為最後一撥工農兵牌大學生邁出了大學校門，哪來哪去，社來社去，一張張麵孔由陌生到熟悉，又由熟悉到陌生，聚散離合皆是緣。我先回本公社當民辦教師，兩個月後調入楮河下遊一個老牌中學，開始了正式粉筆生涯。

而我，當年在大學課堂上，學習至多中等偏上程度，反應靈敏度與尖子生們比較差遠了去了。說實在的，當時我的特長在哲學。但聰明不等於智慧，學曆不等於能力，這人潛能的伸縮性，又勤能補拙，畢業當中學教師的第二年，國家對我們這另類大學生重新考核認定，我竟然是漢中地區之冠，幾乎應該是滿分一百!雖然一直未得用武之地。

推薦上大學的人，其課本知識考分往往不及尖子生們，也就是說課本知識接受能力遲鈍一些。但人類科學文化史上有一種“反常”現象，有創見、創造發明的大都不是考試分數最高的。例如愛迪生、牛頓、愛因斯坦小時候在學校都不是尖子生。這就說明一個道理，考分高的多是成為了知識的奴隸，而半拉子人往往思想活躍，有後勁、有潛力。名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人類既成理則並非絕對。

這並不等於說考高分不好，隻能少說明比分數低者記得多一些，不能代表所有。

單憑考試上大學隻看重了筆試理論考分，似乎這就足夠體現一個人的能力了，卻沒看出高分低能現象很普遍，理論與實踐還有一大段距離，或者隻能掌握一門專業，用來工作生活，談不上創造。我們從初中到大學的教育尤其中學嚴重脫離實踐，塑造運用型人才而非創造性人才。

當年毛主席廢除高考，推薦上大學的嚐試可“德能”兼顧，並打破權貴壟斷文化的現象，為了平衡工農大眾與權貴掌握文化知識的比例、兼顧實用性教育，毛澤東毅然向傳統科舉宣戰，廢除高考，推薦上大學。

但，在今天我們要克服推薦與科考二者的弊端，將兩者的優勢都發揮出來，我粗淺地覺得，涉及方方麵麵的配套完善:

一、必須複興社會主義公有化、集體化

二、平衡師資力量，應著力向下延深辦教育而不是收縮，恢複毛時代偏遠教學點、村村有小學、鎮鎮有初中、間辦地域性高中

三、大學錄取方式必須德、智、體三方麵按比例錄取，而不是走過場，實際上隻看考分。高中學製應當有深入實踐鍛練的時間，德育評定由有德有閱曆的教師組成，初、高中切實抓體育而不是放羊式、簡單式。

如此，改革傳統單一的答卷科舉考試模式，踐行以上三條，將更能顯示出教育生氣，一定是人類曆史上又一次偉大的具有先進生產力的變革!

不妥處，請高手補充，大家集思廣議，拳當閑聊天下事。

[yongbing1993]

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







《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一個群眾性的第三次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單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來掃，即使一年掃300萬，也得50年才能掃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文盲，那就必須每年掃掉3000萬到4000萬，要在往年掃盲速度的基礎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於是，一場你追我趕的掃盲“大躍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群眾中蘊含著無窮的創造力，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文化跟著生產走”、“生產到哪裏，學習到哪裏”、“雪地是塊大石板，文盲寫字寫得歡”、“千人教萬人學，萬人教全民學”、“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工業大躍進！農業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讀百本書、寫萬個字”、“讀萬言書，寫千封信”、“一年突擊，兩年掃尾、鞏固，三年全部掃光全省(湖南)青壯年文盲”。

毛澤東打過幾次“人民文化”翻身仗？(二）

第三次：1958年《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

1958年春，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做法，文教衛生事業當然也要“躍進”。毛澤東非常希望能夠加快掃盲的步伐，要求盡快製定出新的掃盲規劃來。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會長陳毅在講話中說：掃盲工作是使六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要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開步走，就要識字。從掃識字盲，掃文化盲，到掃科學盲。他號召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

陳毅關於掃盲工作氣吞山河的號召顯然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一個群眾性的第三次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單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來掃，即使一年掃300萬，也得50年才能掃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文盲，那就必須每年掃掉3000萬到4000萬，要在往年掃盲速度的基礎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於是，一場你追我趕的掃盲“大躍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群眾中蘊含著無窮的創造力，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文化跟著生產走”、“生產到哪裏，學習到哪裏”、“雪地是塊大石板，文盲寫字寫得歡”、“千人教萬人學，萬人教全民學”、“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工業大躍進！農業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讀百本書、寫萬個字”、“讀萬言書，寫千封信”、“一年突擊，兩年掃尾、鞏固，三年全部掃光全省(湖南)青壯年文盲”。

受當時普遍存在的浮誇風的影響，掃盲“衛星”競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後，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幹，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在示範效應下，其他各省的掃盲“躍進”步伐也大大加快，參加掃盲的人數和已實現基本掃除文盲的地區數不斷攀升：

4月底，全國有137個縣基本掃除了文盲；

6月底，全國參加掃盲學習的約9000餘萬人，444個縣基本上掃除了文盲；

7月底，全國有639個縣、市基本掃除文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28?1%，其中，基本掃除文盲的省有黑龍江、吉林、浙江和甘肅。全國有4100多萬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掃盲數字又大大上升了。據報道，從1月到8月，我國掃除了近9000萬文盲，在全國2257個縣、市中，有1516個即67?2%的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12個省相繼宣布為基本掃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數字達到了頂峰。據稱：全國有1799個縣、市單位基本上掃除了青壯年文盲，即79?7%的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有17個基本無文盲省；從1958年1月到9月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時確實無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審視。中國仿佛一夜之間就甩掉了文化落後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種自我陶醉的狂熱幻想中。

對於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誇現象，毛澤東也發現了，並對之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事物都有其兩麵性。現在回頭再來解讀1958年掃盲的這些數字時，我們必須辯證地認識。一方麵，這些數字多是浮誇的，但另一方麵又必須看到當時全民動員、參與的掃除文盲運動也確實取得了極為顯著的成績，這一點誰也無法否認。

第四次掃盲後：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疾風暴雨的高潮後，取得了輝煌的戰果，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擺在毛澤東麵前的一道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複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萬榮縣決定在全縣廣泛地推行漢語拚音方案，采取注音識字的辦法，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餘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後，一鼓作氣，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拚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正在為複盲現象苦惱的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激動地提起筆來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於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冊，第150頁。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並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發了這一指示。

這年的5月1日，《人民日報》在重要位置發表社論，要求認真學習、大力推廣萬榮縣的注音識字經驗，爭取提前掃除文盲。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識字經驗，是我國革命文化中一項重要的創舉，應當在全國迅速推廣。”

一花引得萬花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了。這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第四次全民掃盲高潮。

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果然很好，注音掃盲一般經過100小時左右的教學，學員即可達到掃盲標準：能寫書信、詩歌和閱讀報紙。廣大群眾對注音掃盲極為歡迎，他們用樸素的語言讚頌說：“注音掃盲真正好，文盲識字如飛躍，認一個來得一個，三年五載記得牢。”

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並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麵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現在，我國國民文化素質普遍提高了，這與毛澤東當年在掃盲方麵的不懈努力無疑是分不開的。

(本文摘自《魅力毛澤東》　劉繼興 編著　新華出版社出版)

[yongbing1993]

毛澤東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







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製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展開了。

毛澤東打過幾次“人民文化”翻身仗？部署4次掃盲（一）
　　
毛澤東打過幾次“人民文化”翻身仗？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要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礎上實現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後部署掀起四次掃盲高潮，並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過這麽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實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

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裏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於，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個真實故事，折射出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文盲占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為此，從來不畏任何險阻的毛澤東下定決心要迅速改變這一嚴重落後的麵貌，要讓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來”。

第一次：研究漢語拚音方案，創造《速成識字法》

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將教育工作提上議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新中國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製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展開了。

“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這是1950年9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的基本精神。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在9月27日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毛澤東非常關注掃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的堅決倡導者吳玉章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地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對吳玉章的建議，毛澤東極為重視，把信批轉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無窮的。此時，軍隊中出了一個掃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實可行。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祁建華的創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視。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祁建華寫的《“速成識字法”的創造經過》。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一致認為，在廣大勞動人民及工農幹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國家實行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同時是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各級領導應以曆次革命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運動，並須定出計劃，以期在今後五至十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文盲。會議還指出，掃除文盲的標準，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和寫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任黨組書記，以《速成識字法》聞名全國的祁建華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另一名副主任委員是林漢達。

掃盲運動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等口號迅速響徹全國，使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麵。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餘學校，得到了進一步的深造。

第二次：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

光陰荏苒，新中國步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於是，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成為全國工作的重點。

9月，毛澤東看到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十分欣喜地表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毛澤東在這份報告的按語中，提出了消滅文盲的問題。他說：“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隻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他認為在這方麵，“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很讚賞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他號召說：“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並就教學內容和教材作了詳盡的指示：“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較小範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者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頁。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481頁。

就在這種背景下，掃盲運動又再次發動起來，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掃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於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社論。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發布《關於評獎掃除文盲優秀教師、優秀工作者、優秀學員、先進單位的暫行辦法》《頒發識字證書及業餘小學、業餘中學畢業證書暫行辦法》。

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把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的社論，提出：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大規模地開展掃除文盲運動。於是，掃盲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會長由陳毅元帥擔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決定》指出：在全國範圍內積極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決定》還製定了掃盲的原則、對象、標準和目標。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麽方便怎麽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春耕夏種不言苦，喜看秋後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後，生活和生產方麵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員在掃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文化技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

[yongbing1993]

被嚴重誤解《毛主席取消高考》





轉載《被嚴重誤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作者：佚名

走資派複辟高考後的有一年，推遲一個月的高考終於又來了。但這段時間裏，高考改個名被“頂替”，又或是“替考“等造假的事件再次又成為輿論爭議的焦點。當走資派特色政府出於擔心“抹黑高考”的考慮，將輿論炮火引向“某某原考者說假話”的時候，真正該被關注的被“頂替”的作假問題本身被遮蔽了。

在關注“高考公平”的時候，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公共輿論反而忽略了一個更加本質的問題——《階層固化》的今天，而高考能夠帶來的階層流動已經很有限，從統計學意義來講，這種流動更多局限在底層之間；而“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離開農村“的忽修偽命題，反而為《階層固化》的現狀提供了合法性背書。

我們不妨簡單回顧一下《高考》的曆史。1905年，科舉製壽終正寢，高考製度逐漸登上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實行的是各個高校自主招生考試，權力和資本尋租的空間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國開始繼續延續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國建立起來了更加體現公平性的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製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決定招生工作推遲；1970年，高校開始以“工農兵推薦入學”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國家決定恢複高考製度。

1966年-1977年的這近12年的曆史時間段，被後來的精英人士稱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飽受爭議和批評。通常的說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導致教育荒廢、人才斷檔，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這個論述其實存在一個極大的誤解或者說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參加高考的考生8門成績隻考了178分，該生平時成績還可以，於是堅持認為試卷評分出了問題；問題反映上去之後，引起了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盡管複查的結果顯示，這位考生的考試成績確實很糟糕，但另一個問題卻暴露出來，引發了當時社會的大討論：高考的成績並不能體現考生平時的成績，更與個人能力沒多少關涉，特別是中小學生的考學負擔過重。

此後，還出現了考生高考成績不理想，想要跳樓自殺的問題；四川一位家長更是在考前對學生說，“考取大學，你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你就拿著棍子和破鍋討飯去！”

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但是，在所謂的“現代考試製度”之下，考生的負擔根本沒辦法減下去，城市學校比農村學校負擔重，高年級比低年級負擔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

究其原因，雖然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前30年時間，一直致力於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體腦差別）。但新中國畢竟建立於一窮二白基礎上的，為了快速發展起來，必須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然後再工業反哺農業。即便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城鄉差別依然顯著存在，雖然不像今天這麽大；新中國農業人口占據了90%以上，很多農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過高考進入城市，改變個人命運；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過高考進一步實現階層躍升。

毛澤東時代並不是後來所指責的“平均主義”，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於懷”的是“八級工資製”。他認為，共產黨人僅僅是因為要遷就現實，才不得不做這樣的讓步，但讓步的結果，卻讓出一個“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的“等級製”來，“就不對了”（毛主席1974年語）。新社會脫胎於舊社會，承接的是舊的法權，共產黨人一開始也隻能遷就現實，但未來的目標必然隻能是縮小差別，而不是拉大差別。我們所熟知的毛主席關於“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針對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指出的。教育資源事實上也麵臨類似的問題。

因為客觀存在的等級差別和城鄉生活水平差距，知識分子不願意到農村去，不願意與工農結合，農村出來的學子也不願回到農村，其結果就會造成農村教育資源與城市的不斷拉大。這與社會主義公平的目標是嚴重背離的，舊的法權更是不斷侵蝕著我們的黨和新生人民政權。建國初，周總理就發現了“幹部子弟學校”的問題，並向毛主席作出了匯報，毛主席憤怒地指出，“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舊的考試製度、教育製度違背了社會公平，並威脅著政權性質，這在毛主席、周總理那一輩一心為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思考裏，是有共識的。

對於現存的考試製度能不能培養出社會主義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質疑的：“學製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見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節錄）

1966年4月，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很多人對考試製度提出了質疑，毛主席講道：“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這些論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轉了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文件，隨後，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給毛主席公開寫了一封信，指出現存的升學製度的問題：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

在匯集了種種意見之後，教育部宣布：從1966年起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對於現存升學製度的問題，當時黨內大多數人隻要是從社會主義角度出發、站在人民立場，經過深思熟慮後都是有著共識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獨斷”的結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積極而大膽的改革與嚐試，它並不是要簡單地給舊的考試製度畫上休止符，而是要接著探索新的教育升學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們接下來談。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於運動形勢的發展，教育部推遲招生工作的決定維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隨著大規模運動的退潮，恢複招生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刊載《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運動之後）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台，實踐證明，從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比來源於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技術人員要強。由此，調查報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強調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毛主席為這篇報道的編者按親筆加寫了一段說：“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這段話加於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後，各地相繼仿效興辦這類學校，學製有全日製、半工半讀、業餘等，統稱“七·二一大學”。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開始以“群眾推薦、組織批準和學校複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下鄉知青中招生。同時，大批知識分子、知識青年下到農村去，大大提升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基礎。

高校招生基本的處理原則是“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杜絕將升學作為階層上升、拉開階層差距的渠道。斷絕了階層上升的渠道，並不是為了固化階層；恰恰相反：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城市工廠實行“鞍鋼憲法”，工人參與管理；農村興辦“社隊企業”，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把農村建得跟城市一樣好”——這樣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別的縮小，離真正的社會公平越來越近，不比治標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強一千倍、一萬倍？

這種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後飽受詬病。那麽，情況是不是真的那樣糟糕呢？

電影《決裂》反映了當時兩條教育路線的鬥爭，“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內容並不是工農群眾生產鬥爭實踐所亟需的。電影的內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識精英嘲笑的。毛澤東時代結束以後，專業院校逐步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行其道，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

不可否認，那麽年代的教育主要強調的是偏技術、而非偏基礎科學，強調的是實用性和可應用性，但這絕不意味著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國物理學會的雜誌《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國科學家代表團到中國參觀觀感的報道，報道明確指出：“最近美國到中國的參觀者發現中國集中於應用物理而不是基礎研究，同時嚐試使高等教育係統更加民主。”

報道對於當時中國在物理學方麵的進步給出了高度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應用物理的很多方麵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是最近7個美國物理學家參觀中國並且跟我們討論他們的觀察以後得出的結論。他們看到了集成電路生產，受控核聚變實驗，超導重力儀，望遠鏡--各種各樣的科學儀器——全部產自中國。”

美國科學家發現：“學生不是在大學接受訓練。當學生被錄取，他們隻接受一年新生的學習。到目前這些學生是在他們的第三年（已經開始科研和生產實踐）。學生不再從高中錄取，而是必須在公社、工廠或者軍隊裏工作至少兩至三年。他們是從同齡人裏，按照智力，政治意識和健康的身體挑選出來的，但最終決定權在大學。”“學生們非常關心他們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和中國整體的進步。他們把他們自己的學習當作是他們可以為社會做貢獻的方法。”“中國正在使科學訓練，比之通常情況，比如美國，更加專業化……中國覺得這種方式可以快速的訓練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

另外，參觀的美國科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全社會範圍的試圖使高等教育係統更加民主化的嚐試。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經沒有考試了，而是代之以類似考試的課後作業”，“學生們現在有機會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學體係那樣。”

所以，那些對於毛澤東時代耽誤了教育、耽誤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指責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沒有強大的科研實力和人才培養通道，毛澤東時代又怎麽讓新中國從解放初落後的農業國，躋身到世界六大工業強國的？

重視應用型技術的教育與研究，根本原因是我們比發達資本主義晚發展兩三百年，服務於現代化的技術短板亟需補缺。而是基於當時的財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範圍地支持基礎領域的研究。當然，基礎研究並不是不重視。例如，對於當時西方也是剛剛起步，在世界還處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這為今天中國的激光技術發展完全不遜色美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另一個例子則是數學家陳景潤，事實上，當時國家非常重視陳景潤的研究，就連毛主席的夫人都曾親自關心過問過陳景潤的生活待遇問題。

在毛主席的戰略視野裏，務實性與長遠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預計的是，在四個現代化初步實現，物質條件、人才條件已經積累起來以後，基礎領域的教學、科研必將迎來大發展、大繁榮，錢學森同誌在晚年也不必發出“為什麽中國培養不出大師級的人才”的天問了。

相信隻要大家還能夠尊重基本的曆史事實，都能夠對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革命給出一個客觀、準確的評價；進而，也應該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所謂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