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改變命運》忽悠玩完了
文革中的《教育》大眾化,《教育》不收錢,《教育》普及化,《教育》為勞動所需,《教育》為工農兵服務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中的最重要的變革創新。這打破了幾千年以來的舊中國的傳統。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教育》幾千年來一直是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正如列寧所說的“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偏見特別頑固。”資產階級偏見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現,就是“知識私有”、“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理論至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等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們一定要複辟回到舊式《教育產業化》規道上來,《教育產業化》用來賺錢,借著《上大學改變命運》《讓少數人先富》,其實就是在《文革》中被批判的舊時代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達到《升官發財》夢的老路。以致造成今日的困局,這樣搞下去隻能是死路一條。走資派鄧小平們還能走多遠?人人都是大學生,家家都有博士生。名不符實。以前的《博士生》有多精貴,如今的《博士生》怎麽樣?《上大學改變命運》忽悠玩完了。
新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幾經反複,每進行一次重大改革,資產階級總是伺機反攻倒算,力圖使舊的東西複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教育界又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理論書將知識私有化。說什麽批判“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講學文化知識,開門辦學就是不要學理論,工農兵上大學“質量低”,學校要有磚家叫獸內行來領導等等,已將教育為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服務。
毛澤東:“什麽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是革命的主力軍,曆史的創造者,因此,知識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創造的經驗,至多隻不過起了一個總結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這種曆史的顛倒是怎樣發生的呢?本來,在原始社會,並沒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隻是到了原始社會後期,產生了私有製,出現了剝削,產生了階級,原始社會解體,進入了奴隸社會,才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
恩格斯說:“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可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體現了階級的對抗。
沒落奴隸主代言人孟軻叫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識也不例外。
資產階級“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國“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在舊中國知識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私有財產,被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反動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靈魂一道出賣給反動統治階級,作了反動派的忠實爪牙。有些人則把知識作為商品進行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爭名奪利,因而“知識私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國成立後,反動政權已經被打倒,“所有製變更了”。被作為“私有財富”的舊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卻不能象對待地主資本家的土地、工廠那樣處理,既不能剝奪,也不能沒收。因此,解放後,新中國對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並給予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這正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痕跡的反映。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費用大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負擔的,即《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成果應歸社會所有。“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個人不應當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國剛從舊中國過來,有些人對舊中國遺留過來的“知識私有”觀念也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在中國,雖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已經基本上變為公有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原有對立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別仍然存在,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處於優越的地位。反映這三大差別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對人們還起著腐蝕作用。新中國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在分配領域裏資產階級法權還占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高,是所謂複雜勞動,有權從社會領取較多的消費品,因而生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些就給“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存在和泛濫,提供了客觀的經濟條件。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相當“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幾千年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私有”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不少人的頭腦中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一下子變不過來。原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更是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然已經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卻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識”為資本,繼續向上爬,做騎在工農頭上的精神貴族。
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之類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販賣“知識私有”論,教唆青年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個人成名成家的資本,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知識私有”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精神支柱,為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這就是“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和泛濫的思想政治條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後承認了錯誤,鄧小平向毛澤東保證:改正錯誤!永不翻案!當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鄧小平用實際行動坐實了走資派的皇冠。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抓《教育》恢複高考,還是老一套讓知識私有化。不過換了一個名稱叫“上大學改變命運“或叫“知識改變命運。就是讓少數人先富先有知識,然後離開農村工廠低層人群,轉流到城市富有階級做上等人。這個“知識私有”觀念是在長期的私有製社會形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有它賴以存在和泛濫的經濟、政治條件。
因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應當是針對“知識私有”這種傳統觀念在各個方麵的表現和危害,對症下藥地進行無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資派鄧小平們掌權後就造謠說:文革所謂批判“知識私有”就是“不講學文化”,就是提倡“文化無用”或“知識無用”的奇談怪論。其實,“文化無用”論是“知識私有”的反動理論受到批判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決不是說“知識無用”、“技術無用”、“文化無用”。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知識,如列寧所說:“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但關鍵問題是對知識持什麽態度。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是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還是作為個人獵取名利的資本?這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集中表現。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剝削階級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作徹底的決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教育戰線曾經已經取得過偉大的勝利,教育陣地的變革是深刻的,但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還剛剛開始,教育革命並沒有搞過頭。在中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開放後變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資產階級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陣地完全占領下來,改造過來,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堅韌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擺脫了私有製的鎖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己逐步發展起來。但是,在所有製方麵,當時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因此,文革中要徹底清除教育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是要必須繼續完成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把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文革進行到底的。
尤其是對教育革命的 “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必須打破這種狀況,實行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文革期間造反派紅衛兵們是必須熱情地扶植和發揚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宏偉綱領。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能文能武、亦工亦農的共產主義新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實踐中去。
廣大革命師生走“五·七”道路,下鄉下廠開門辦學。
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成長。
三結合的寫作組或批判組的成立,等等。
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對於無產階級占領和改造教育陣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有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中國的勞動人民一定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壯成長,加速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目標。
上層建築各個領域,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舊的傳統觀念是相當頑固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必須把上層建築各個陣地牢固占領下來,改造過來。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牢牢掌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堅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首先複活了文革中批他的在中央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隨後即複活他的那些黑白道先富自私自利的“理論“。新中國前後三十年在上層建築上發生的巨大變化。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有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就會產生什麽樣的上層建築,這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的基本規律;同樣,有什麽樣的上層建築,也會產生什麽樣的經濟基礎,這就是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承認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反映的同時,又承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如“修正主義上台,就是資產階級上台”。走資派鄧小平一類騙子如上台,複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反之,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原理就一定會搞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道理,這又是一條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基本規律。
在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改革開放後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全中國農村的封建文化完全複興。封建迷信在農村已經泛濫成災。舊社會所有的神鬼廟寺,全部修飾一新。還加上了現代化的建築技術,信男信女成群結隊,燒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發財致富,到處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現了有錢蓋新廟、無錢辦學校的怪現象。除了敬神,就是恢複塋地,有些有錢有勢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萬元,建造豪華墳墓。再就是過年貼對聯,內容庸俗,都是如何發財、聚寶吉慶祥和、心想事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之類。這些現象,充分說明人們的思想境界已恢複到國民黨時代的水平。唯心論、宿命論、輪回學說又成了多數眾生的信條,許多共產黨員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在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的利益導向作用,迫使每一個人去為自己奮鬥。把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了自己“富起來”。運用非法的與“合法”的各種手段參與競爭,甚至掠奪。人們的私欲極度膨脹。從追逐個人利益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向損人利己、損公肥私、見利忘義、非法牟利猛進,追逐金錢、美女、升官發財已成為許多人的世界觀。目前,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已成為社會的公害。成為一切違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擋的威力改造著每個人,己將自己作為商品。中國青年一代在呼吸著商品經濟的空氣長大。這些思想意識是新老私有製經濟基礎和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產物。它對人們的世界觀起著極大的塑造作用。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在各個領域都在與馬列毛主義、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抗著、鬥爭著。人人為己,全國又成了一盤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極度自私狀況。
在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改革開放後產生的道德危機。資產階級的性自由、性解放,台風似的橫掃祖國大地。商業活動中的“公關”、“三陪小姐”、“坐台小姐”、“吃喝嫖賭”、“賣淫嫖娼”到處可見。家庭婚姻方麵的“試婚”、“第三者”、“小秘”、“形式夫妻”、“一夫多妻”等違犯婚姻法的行為也較普遍。人們把眼前的物質利益(錢、權、色)當作人生的奮鬥目標。失去了長遠理想的追求,必然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社會主義的公德也蕩然無存。於是形成了道德危機,主要表現在“道德評價失範、價值取向紊亂,各種非道德主義泛濫、社會道德失去控製、道德教育扭曲變型等五個方麵。
在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改革開放後對文化的危害。市場經濟產生了商品市場文化,它從上世紀80年代初大規模地占領了文化空間。供市場消費並為市場服務的文化,多為一次性的,它以新奇、刺激、欲望為特征,廣告、戲曲、劇本、廣播、音像製品,連同作者、歌星、體壇明星、模特等均以商品身份進入文化市場。大專學校成了培養演員、藝術家等上述各種星級、非星級特種商品的基地。成為生產上述特殊商品的“工廠”。大批傳播庸俗、低下內容的小報、雜誌、書刊湧入市場。它們吞咬著每一位健康人的心靈,汙染著祖國的大好河山。許多傳統的、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書刊、影片等作品銷售不暢。但那些刺激性強、古怪離奇、低級下流的作品卻暢通無阻。一些黃色書刊、音像、出版物屢禁不止。國產的影片觀眾稀少,而台、港、新、韓特別是美國大片多是滿座、收視率較高。究其原因,一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二是有市場,這些低級、具有強烈刺激性的文化產品,有較廣泛的市場。有大錢可賺。成為“70、80、90、00”後出生的幾代青年中的許多人的主要精神食糧。雖然近幾年出版了一些較好的作品、有傳統教育意義的影視片,這是好的。但是,對錯誤、沒落的文化缺乏批判。對好的作品也缺乏宣傳引導。仍使許多年輕一代難以辨別是非,分不清什麽是香花、毒草,仍有喜歡低俗的、不喜歡高尚的文化的傾向。
走資派鄧小平又把中國推向了新型殖民地。什麽是新帝國主義?什麽是新型的殖民地?這些概念要弄清楚。為什麽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容易陷入新型殖民地的深淵,如何才能避免重走這條裝飾一新的老路?這是現實給中國人民提出的新課題,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必須研究解決這些現實的問題。
新型帝國主義和新型殖民地的由來。在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逼出來的各種福利包袱越來越重,美國經濟學家弗裏德曼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便應運而生。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裏根先後上台執政,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在蘇聯等十個社會主義國家垮塌後,資本主義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經濟一體化之風吹遍全球,這就是新帝國主義,它的掠奪目標仍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於是這些國家又變成了新型的殖民地和附屬國。“過去是夾著尾巴逃跑了,現在是夾著皮包回來了。”老帝國主義者搖身一變,變成了一手拿著資金、先進科技的橄欖枝,另一手是北約這隻鐵拳。它們滿麵笑容,暗藏殺機,以強大的軍事、經濟、政治、科技殺手,各種專家、科學家的名義,隨著其資金、技術進入發展中國家,誰乖乖聽話的、搞改革開放的,就支持你,若不按它的意誌辦的,就來個“顏色”革命、武裝叛亂(如烏克蘭、格魯吉亞那樣),仍解決不了問題,就找個借口予以公開的軍事打擊,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那樣。萬變不離其宗,其目的仍是控製、剝奪、繼續吮吸人民的鮮血,惟一變的是形式和方法,過去是武裝侵占開路,各套統治機構跟進;現在是各種跨國公司,用談判、簽約套住你的手足,各種專家殺手跟進,必要時再動用武力,把被援助國變為名義上獨立的新殖民地,這便是新型帝國主義和新型殖民地的由來。
新自由主義時期是資本帝國主義發展最順利、最迅猛的時期,誠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的那樣“資本是死的勞動,它像隻吸血鬼,必須吸收活的勞動,才能有生命;所吸收的血愈多,其生命也愈活躍。”新殖民主義者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打著援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旗號,可以不費一槍一彈,自由進出世界上所有國家(包括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原社會主義陣營),隻需派幾個專家、學者到發展中國家宣傳它們的各種優勢,遊說開發某種經濟建設項目給其帶來的好處。正如珀金斯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說的那樣:“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騙到無盡債務中,使他們不得不對美國人‘效忠’,我們可以隨意利誘他們來滿足我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需求。”這些發展中國家都在發展經濟,大搞經濟建設。正缺乏資金和技術,雙方一拍即合,於是,大量的資本便流向了這些經濟落後的國家,成十倍成百倍的利潤流回投資國的手中,這便是資本這隻吸血鬼,吮吸鮮血最多的時期,也是生命力最旺盛、最活躍的時期。
從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時期來看,斯密時期是任意侵略、原始資本積累、大發展時期;凱思斯時期是無產階級革命高潮時期,資本主義處於內外交困、奄奄一息狀態;弗裏德曼時期,則是在無產階級叛徒——修正主義分子的幫助下,搞垮了社會主義陣營使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這群吸血鬼,可以自由吮吸第三世界和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鮮血,所以,這隻老態癃終的吸血鬼,雖然年老多病,但經驗豐富,使用許多殺人不見血的手段,謀害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被這隻老吸血鬼吸去無盡的鮮血。一旦剝掉修正主義和資本帝國主義的偽裝,撕破它們穿的連襠褲,就會露出它們原來是穿著一條褲子的四條腿的怪胎動物,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和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就會拔掉資本帝國主義插在自己身上的吸血管,使這隻“怪物”失去鮮血和奶水的供應,它也就離死亡不遠了。所以,這一時期是資本帝國主義最旺盛的時期,也是新殖民地人民包括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覺醒和重新革命的時期,原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覺醒和革命勝利之日,就是新殖民主義壽終正寢之時。
總的來看,中國目前已處於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壟斷網”中,它們利用我國對外全麵開放的機會,從經濟、科技、文化到軍事,對我國實行包圍、切割、壟斷、控製或半壟斷、半控製,它們將印刷無數的美元資本、高新科技、遍布到我國的機體上,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物質資源、土地及無數的優惠條件,生產出物美價廉的商品,又返銷給我國人民,他們把豐厚的利潤帶走,把美麗的GDP留下,以極其詭秘、巧妙的手段掠奪我們的財富,2013年1月8日,中國科學院發布“中國經濟健康報告”披露,“2012年我國被新帝國主義掠奪走的財富已相當於GDP的60%”,2013年我國總產值為51,.9萬億元,60%即達31.14萬億元。我國主導改革的精英把這種悲哀說成是偉大的勝利,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用以欺騙全國人民,我國人民在被抽取大量鮮血的情況下,仍處於朦朧的歡樂中。這難道不是極大的悲哀嗎?凡是有一點愛國心的人,在了解了真實情況後,都不會無動於衷,決不會自己打腫臉充胖子。這樣說,我們不是否定一切,改革開放確也彌補了我國許多不足之處,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我們應該堅決否定的是:在改革開放中決不能丟掉國家的主權和獨立自主,不能丟掉市場,不能重新淪為帝國主義的新型殖民地。
通過上述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我國的險惡用心一目了然,目前已控製了大豆的進口、食用油的加工,壟斷了出口和國內銷售價格,摧毀了我國的大豆生產、出口基地。正在向我國的糧食進逼,看來,它們要控製我國的糧、油、肉、蛋、奶,吃、喝、穿、住、用,要卡我國人民的脖子,把我國人民的財富吸幹榨盡,它們是一群汪洋大盜,中國人民是應該高度警惕、立即采取相應措施的時候了。中國在以“市場換技術”錯誤決策指導下,一個核心技術也沒換來,倒是丟掉了許多重要市場,已經“危及我國經濟的獨立自主,麵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特別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礎產業和金融流通等關鍵行業,外資市場控製率過高,將對我國的經濟安全構成不可忽略的威脅。”
鄧上台後中國不僅重蹈了俄羅斯的覆轍,而且走得更遠,大批優質國有企業和民族企業被兼並,許多市場已被外資企業占領。許多中國人還不清楚,我們吃的油、肉、加工食品;洋快餐、喝的洋酒、啤酒、飲料、甚至一些大城市的飲用水;用的汽車、數碼相機、手機、攝像機、錄像機、膠卷、高級裝飾材料、化妝品、高檔皮毛服飾、西裝、鞋類等。住的洋房、別墅等等,有許多是外資企業在我國製造或進口的,他們從中賺走了豐厚的利潤,掠走了我國人民的巨額財富。許多產品是中國人民自已可以製造的,但被外資企業先擠垮、後收購,中國的企業變成了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變成了外商的產品,仍在中國銷售,消費者不知底細,隻要合適就買,管它是哪一國的,但其中許多錢被外商賺走了,廣大消費者還蒙在鼓裏。我們落了個高速發展的“空殼”,表麵強盛的“虛名”,“泥足巨人”綽號。
全國各地正在把引進外資作為促進經濟發展、推進國企改製的主要途徑,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績,其主導的這類合資與引進技術沒有必然關係。相反,合資後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發隊伍和技術積累將大部分被解體、流失。優惠外資,讓利外資成常態。中國培養的人才任其外流,卻用高高薪外聘人才,留下來的人才怎麽想?
美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說: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並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
請每一個中國人民想一想,在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改革開放後這種開放無邊的政策,將會把中國引向何處?到處是外資企業,都來剝削中國人,那還不是殖民地是什麽呢?實際上,當前中國的經濟不是什麽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目前中國又回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這是走資派鄧小平上台後的政績。
什麽是階級鬥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雇工或無產者反對有產者或資產階級的鬥爭。列寧:《給農村貧民》(一九O三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頁。
《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如同孩子外出,大人囑咐:要注意路上安全。馬列毛澤東這些共產黨人,囑咐工人農民們:即使革命成功了,掌權了,也《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
如今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在內階級鬥爭並未“熄滅”,這是看得見的活生生的客觀現實。
資產階級資本家土豪不是還大量存在嗎?大量的滿腦子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不是大家都看見了嗎?大量的磚家叫獸不良知識分子不是都存在嗎?人人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撈錢爭先富,假冒偽劣造謠說謊造假有毒的人不是大量存在嗎?
下崗的工人一盤散沙的農民工包產到戶的農戶小生產的影響,貪汙腐化、投機倒把、吸毒販毒、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兒童、鏈鏈女、黑社會、鄉賢村霸,資本家的江南會、富豪會所、天上人間,紅房小樓等不是依然存在嗎?這些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
貧富差距拉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有人擁有豪宅或幾十套,一二套也行,有沒有買不起房的?有人可以吃進口昂貴的藥,有沒有農民工為打工得了傷殘吃不起藥回農村等死?
有人家孩子上私校每年學費幾十萬,甚至化幾百萬從小學開始送到國外讀書,有沒有連上小學都交不了學費?支教的西部地區的小孩在破土屋裏讀書不存在嗎?如此嚴重的兩極分化,還說不存在階級?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
什麽是階級鬥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雇工或無產者反對有產者或資產階級的鬥爭。列寧:《給農村貧民》(一九O三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頁。
在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會自願放棄自己統治的權利、壓迫的權利以及從被奴役的農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萬的收入的權利。列寧:《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關於土地問題演說的草稿》(一九O七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頁
毛主席在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刮起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三年後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還有形勢開始好轉。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劉少奇鄧小平說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自己就不是熄滅,他要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大對抗階級之間的生死鬥爭。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的繼續和深入。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挑起了鬥爭;無產階級奮起反擊以後,黨內資產階級和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又千方百計阻撓和反撲。他們的種種活動,從反麵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階級鬥爭是多麽尖銳、多麽複雜啊!
資產階級的總代表、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一麵糾集右傾翻案勢力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一麵卻說階級鬥爭看不清楚了,說什麽:“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他散布種種奇談怪論,肆意歪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他拋出的“三項指示為綱”這個修正主義綱領的理論基礎之一,仍然是劉少奇一再鼓吹過的階級鬥爭熄滅論。為什麽口講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人?這是值得工人農民們深思的一個重要問題。
到底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不存在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否始終都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在哪裏?對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前,毛主席就及時指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十三年後,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問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並且提醒全黨同誌注意我們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一九六六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進行的一次偉大的革命,鬥爭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近,毛主席在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時候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剛剛說了要“悔過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後就又直接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不是又一次證明黨內確有資產階級,而且他們總是想打倒無產階級嗎?階級鬥爭不但從未“熄滅”,而且有時候是多麽激烈啊!
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與資產階級法權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存在,有著密切關係。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重要土壤和條件。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二五六頁),就因為這樣的國家還要保留資產階級法權。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
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國家裏“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現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製方麵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麵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麵還占統治地位。黨內的資產階級為了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必然要對無產階級作拚死的鬥爭。這是因為,他們是把資產階級法權看作自己的命根子的啊!
中國原來是一個小生產如汪洋大海一樣的國家;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的殘餘仍然存在,小生產所固有的狹隘思想和私有觀念,還將長期存在。在這樣一個國家裏,有許多黨員把小生產的思想影響帶到黨內,一點也不奇怪。
毛主席指出:“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這些也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必將長期存在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原因。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是,光是認識到這一點,是很不夠的。還必須認清,資產階級在哪裏。資產階級不隻存在於社會上,而且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是妄圖在我國複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力量,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對象。當前,鄧小平就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
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依然存在,但每個階級都起了變化,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起了變化。”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以後,資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對象了。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經濟力量,在政治上也沒有多少號召力了。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在複辟資本主義的反動事業中,就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同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矛盾,也就越來越突出了。
“由混入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出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比地主、資本家親自出馬要好得多,特別是地主、資本家在社會上名聲已經很臭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蘇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就是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披的是馬列主義外衣,打的是共產黨員的招牌,販賣的是修正主義黑貨,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又在黨內篡奪了一部分權力,有的還是相當大的權力,搞起修正主義來是很凶的,也是很快的,因而是最危險的。
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事實告訴工人農民們,對於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存在,必須引起全黨的嚴重注意。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事實,又一次從反麵提醒中國的工人農民們注意這一點。隻要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沒有結束,“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就不會消失。
走資派之所以成為走資派,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縱容、保護和支持這些壞家夥,代表這些人的利益和願望。一小撮階級敵人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吹捧鄧小平,把複辟的希望寄托在鄧小平身上,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改革開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既然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那麽,為什麽鄧小平卻公然的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大肆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呢?
在存在著階級的社會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始終反映著一定階級的利益。毛澤東共產黨人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了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無產階級正是要通過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用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並在長期的階級鬥爭中,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最後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而走資派鄧小平,正因為他自己代表資產階級,不願意消滅資產階級,而是要複辟資本主義,所以鄧小平就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走資派鄧小平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一種險惡的反動理論,集中地反映了反動沒落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策略。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是承認階級鬥爭的;但是,曆史進入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以後,資產階級日益走下坡路,革命革到他們頭上了,他們就害怕階級鬥爭了。為了挽救他們被無產階級徹底埋葬的曆史命運,他們就想方設法“調和”或“熄滅”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修正主義者作為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代理人,作為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前,總是鼓吹階級調和論;在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總是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很明顯,這都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需要。
修正主義路線的頭子,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總是一方麵拚命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一方麵幹著複辟資本主義的勾當。劉少奇一方麵說中國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什麽“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等等;另一方麵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圍剿革命派,保護他那一堆叛徒、死黨。
走資派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四處點火,八方煽風,糾集那些還在走的走資派,大刮什麽“業務台風”、“經濟台風”,必欲把階級鬥爭這個綱,把黨的基本路線,統統刮掉而後快。他還不打自招地供認自己是來複辟的,叫囂什麽“隻要人家說你複辟了,你的工作就幹好了”“無非說你是‘還鄉團’回來了,好得很嘛。”看!他否定階級鬥爭這個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不恰恰是為了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嗎!
十分清楚,他們口口聲聲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並非真的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熄滅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熄滅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鬥爭,熄滅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鬥爭;而他們對無產階級的鬥爭,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鬥爭,則是從來不肯熄滅的。他們自己一次又一次跳出來向無產階級進攻,從反麵教育了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千萬不能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
毛澤東在世時的《文革》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二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前進的道路上就必然會有阻力、有曲折,必然會遇到國際國內階級敵人,特別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各種方式的瘋狂抵抗、破壞和搗亂。“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黨內資產階級也決不會例外。工人農民們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工人農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掌握、運用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掌握鬥爭大方向,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批判走資派鄧小平的反革命餘毒,工人農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而幾千年以來曆朝曆代地主資本家屠殺打工人農民是任意的。蔣介石國民黨為什麽要對毛澤東共產黨大屠殺呢? 因為毛澤東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當年蔣介石被張楊抓起來時, 毛澤東主張放蔣, 但工農紅軍官兵不答應。毛澤東說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殺害了, 要說個人恩怨早就想殺蔣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麵前要以民族利益為重。而蔣介石呢?
《安慶慘案》1927年3月20日,蔣介石在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達安徽省會安慶。其時,安徽軍閥利用青紅幫頭子組織禦用的“安徽省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派人組織的工會組織籌備處發生對抗。3月23日,蔣介石禦用“安徽省總工會”經嚴密籌備,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大會。會後,他們組織暴徒衝進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安徽省總工會籌備處、安慶市總工會籌備處、安徽省農協籌備處等省市機關團體,砸碎門窗,搶劫搗毀用具,打傷多人,暴徒們還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當時在安慶力勸蔣介石派兵保護安慶國民黨省市黨部的郭沫若,於3月31日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當時的郭沫若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委員、政治教官、著名學者。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軍隊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前的郭沫若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後來號稱蔣介石五虎上將的陳誠、劉峙、衛立煌等人還是營連級軍官,見了郭主任是要大老遠的打敬禮的,排長張靈甫恐怕連給郭主任敬禮的資格都沒有。蔣介石也是極力拉攏郭沫若的。蔣介石每次接見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郭沫若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為中將。蔣介石的一係列舉動意味著什麽,除了傻瓜,都清楚什麽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蔣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並一再表示:“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還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卻不為所動,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隻能做做文章、搞搞宣傳。”蔣介石依然不肯放鬆,“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後來得知,一係列大屠殺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真相大白以後,郭沫若決心擺脫蔣介石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不顧個人安危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於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就的,聲討蔣介石反動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1927年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現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1927年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讚賢被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後,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遊街,說他們就是共產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樣。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並不知真相,後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麵目已徹底暴露。在此情況下,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製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的血腥罪行,撕下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這篇文章寫在“四·一二”政變以前,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郭沫若個人來說,這篇在革命的黑暗時代公開討伐蔣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標誌,更代表了郭“旗幟鮮明”的革命態度。
《贛州慘案》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製造的慘案之一。1927年初,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其親信倪弼到江西贛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打擊革命力量,1月26日到會贛州總工會,下令通緝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6日又將陳讚賢槍殺。陳遇害後,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追悼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事件。12日下午,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他們的行為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實行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又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它是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定義,但在國民黨的文件和曆史敘事中被稱為“清黨”。所謂“清黨”,是既清除共產黨,也清除國民黨左派。根據台灣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書中記載名錄及次序 附通緝名單:鮑羅廷 陳獨秀 譚平山 林祖涵 於樹德 吳玉章 楊匏安 惲代英 毛澤東 許郠魂 夏曦 韓麟符 董用威 鄧穎超 羅亦農 高語罕 江 浩 劉芬 鄧中夏 許白昊 林育南 李漢俊 羅章龍 李碩勳 李囯瑄 李國珍 王基永 易禮容 戴曉雲 郭 亮 譚影竹 熊亨瀚 李榮植 李立三 劉少奇 淩炳 羅馭雄 範鴻勂 範鴻勳 張國燾 趙 幹 蔡和森 方誌敏 彭述之 王景雲 李伯雲 汪壽華 侯紹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統 張泰來 林 鈞 何 洛 張曙時 高爾柏 高爾鬆 王守謙 林劍臣 朱義權 劉端周 金澤宏 史鵬展 劉榮簡 丁曉先 蘇兆徵 陳其璦 周恩來 彭 湃 羅綺園 馮菊坡 彭漢垣 阮嘯仙 譚植棠 楊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華 楊賢江 潘楓塗 門啟衷 丁濟美 楊之華 餘澤宏 熊 耀 潘穀公 徐 琛 蕭楚女 漆樹芬 高統勳 楊眉山 王貫三 汪誌青 徐白民 黃 胤 唐公憲 胡淺因 宋敬卿 黃司葵 趙世炎 劉清揚 夏秀峯 何孟雄 於國禎 江少懷 郭沫若 韓寳華 查人偉 於方舟 查猛濟 宋雲肜 鄭惻塵 黃俠生 劉爾崧 李花白 陸沉 李汨之 王 鯤 許廣武 華 翀 王鬆壽 邱學訓 宓維琮 馬東林 裘 英 梁子光 陳 東 孫炳文 王平 顧順章 章鬱菴 王根英 徐 偉 王承緯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亞章 龍大道 錢介盟 耿 舟 李春濤 鮑慧僧 黎樾庭 宛希儼 彭澤湘 楊石魂 張餘生 陳 良 孔偉虎 林 錚 趙濟猛 張德鍾 李俠公 嚴紹彭 王若飛 謝強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張秋人 劉一清 孫靖華 周邦彩 金家濟 林平海 孫道濟 莊勁秋 戴國鵬 蘇眉如 何葆楨 陳國詠 王競天 楊闇公 劉伯承 李筮乘 陳達三 季外方 季達方 陳誌益 張國思 劉季良 羅貢華 鄧希禹 徐 謙 鄧演達 彭澤民 詹大悲 柳亞子章伯鈞
被撤銷通緝的8人名單:鄧懋修 謝 晉 郭壽華 光明甫 陳啟修 鄧劼剛 江仕祥 梁治文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1927年6月,陳獨秀之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恒豐裏104號召開的中共秘密會議場所被捕。中共黨魁陳獨秀的兒子、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關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監獄。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監獄,時年29歲,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陳延年的死狀十分慘烈——被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還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借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大批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隨即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並解往龍華司令部。上海區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在此次政變不久後英勇犧牲。
國民黨梧州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共產黨員鍾雲、陳漫遠,共青團員李素秋、蘇小芬,還有革命群眾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國民黨當局再次捕捉100多名進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間,國民黨當局殺害了鍾雲、李素秋等45人。據統計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黨”行動期間被捕的廣西進步青年人數眾多,涉及麵廣。在南寧、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監禁,兩千多人被殺。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廣州共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包括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在內的200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或者失蹤。據說當時廣州城內在大街上凡是發現工人學生打扮的,不論分說就地殺死。在蔣介石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三天,作為蔣反共大屠殺核心成員的李濟深在廣州也開展了大屠殺行動,史稱“四一五大屠殺”。廣東的“清黨”大屠殺重點和特點是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的名義轉發總司令部通令,稱共產黨為“少數奸徒,意存破壞”,要學生“不可受人挑撥”,對黨國大事不可“妄有發言以及越軌行動”。宣布戒嚴期內,不許開會,令軍校各級黨部停開黨員大會和小組會。“從嚴審查,如發現校中尚有共產黨員,嚴為剔除。”自此,軍校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或被殺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個事變,逮捕之共產分子,共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