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知識一直當作私有財產

幾千年來知識一直當作私有財產

 

 

 

 

 

 

 

 

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教育》幾千年來一直是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正如列寧所說的“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偏見特別頑固。”資產階級偏見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現，就是“知識私有”、“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理論至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新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幾經反複，每進行一次重大改革，資產階級總是伺機反攻倒算，力圖使舊的東西複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教育界又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理論書將知識私有化。說什麽批判“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講學文化知識，開門辦學就是不要學理論，工農兵上大學“質量低”，學校要有磚家叫獸內行來領導等等，已將教育為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服務。

 

毛澤東：“什麽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是革命的主力軍，曆史的創造者，因此，知識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創造的經驗，至多隻不過起了一個總結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這種曆史的顛倒是怎樣發生的呢？本來，在原始社會，並沒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隻是到了原始社會後期，產生了私有製，出現了剝削，產生了階級，原始社會解體，進入了奴隸社會，才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

 

恩格斯說：“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可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體現了階級的對抗。

 

沒落奴隸主代言人孟軻叫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識也不例外。

 

資產階級“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國“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在舊中國知識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私有財產，被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反動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靈魂一道出賣給反動統治階級，作了反動派的忠實爪牙。有些人則把知識作為商品進行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爭名奪利，因而“知識私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國成立後，反動政權已經被打倒，“所有製變更了”。被作為“私有財富”的舊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卻不能象對待地主資本家的土地、工廠那樣處理，既不能剝奪，也不能沒收。因此，解放後，新中國對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並給予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這正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痕跡的反映。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費用大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負擔的，即《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成果應歸社會所有。“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個人不應當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國剛從舊中國過來，有些人對舊中國遺留過來的“知識私有”觀念也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在中國，雖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已經基本上變為公有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原有對立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別仍然存在，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處於優越的地位。反映這三大差別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對人們還起著腐蝕作用。新中國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在分配領域裏資產階級法權還占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高，是所謂複雜勞動，有權從社會領取較多的消費品，因而生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些就給“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存在和泛濫，提供了客觀的經濟條件。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相當“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幾千年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私有”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不少人的頭腦中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一下子變不過來。原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更是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然已經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卻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識”為資本，繼續向上爬，做騎在工農頭上的精神貴族。

 

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之類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販賣“知識私有”論，教唆青年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個人成名成家的資本，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知識私有”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精神支柱，為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這就是“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和泛濫的思想政治條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後承認了錯誤，鄧小平向毛澤東保證：改正錯誤！永不翻案！當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鄧小平用實際行動坐實了走資派的皇冠。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抓《教育》恢複高考，還是老一套讓知識私有化。不過換了一個名稱叫“上大學改變命運“或叫“知識改變命運。就是讓少數人先富先有知識，然後離開農村工廠低層人群，轉流到城市富有階級做上等人。這個“知識私有”觀念是在長期的私有製社會形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有它賴以存在和泛濫的經濟、政治條件。

 

因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應當是針對“知識私有”這種傳統觀念在各個方麵的表現和危害，對症下藥地進行無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資派鄧小平們掌權後就造謠說：文革所謂批判“知識私有”就是“不講學文化”，就是提倡“文化無用”或“知識無用”的奇談怪論。其實，“文化無用”論是“知識私有”的反動理論受到批判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決不是說“知識無用”、“技術無用”、“文化無用”。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知識，如列寧所說：“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但關鍵問題是對知識持什麽態度。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是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還是作為個人獵取名利的資本？這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集中表現。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剝削階級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作徹底的決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教育戰線曾經已經取得過偉大的勝利，教育陣地的變革是深刻的，但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還剛剛開始，教育革命並沒有搞過頭。在中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開放後變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資產階級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陣地完全占領下來，改造過來，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堅韌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擺脫了私有製的鎖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己逐步發展起來。但是，在所有製方麵，當時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因此，文革中要徹底清除教育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是要必須繼續完成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把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文革進行到底的。

 

尤其是對教育革命的 “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必須打破這種狀況，實行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文革期間造反派紅衛兵們是必須熱情地扶植和發揚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宏偉綱領。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能文能武、亦工亦農的共產主義新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實踐中去。

 

廣大革命師生走“五·七”道路，下鄉下廠開門辦學。

 

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成長。

 

三結合的寫作組或批判組的成立，等等。

 

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對於無產階級占領和改造教育陣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有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中國的勞動人民一定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壯成長，加速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目標。

 

上層建築各個領域，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舊的傳統觀念是相當頑固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必須把上層建築各個陣地牢固占領下來，改造過來。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牢牢掌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堅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抓判殺絕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階級報複：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紅衛兵抓判殺絕，采取：

一是：批判、鬥爭、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開除公職。

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

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的階級報複、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複仇的殘酷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這是走資派鄧小平親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

例如某省，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來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

而且對‘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

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書記趙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上的‘書麵發言’中說：‘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而且‘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鬥爭、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開除公職，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製使用，總之，采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算賬派所采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報複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是鄧小平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馬克思和毛主席講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變成了鄧小平、葉劍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殺頭”，這個被地主、還鄉團、資產階級顛倒了的革命口號，一定要顛倒過來，重新恢複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奴隸們，起來！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從鄧小平等全國掌權的大小官員開始，掀起了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高潮。“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2006年十月發表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鷗美發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擁有財產20450億元。”（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70-171頁）

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趙紫陽、江**、薄**、曾**、溫**等為首的數十大家族，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四大家族，成為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成為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對全國廣大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顛覆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建立起來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大工人、農民又成了資本的奴隸，成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

同樣投靠美帝國主義作靠山，說“許多國家依靠美國都富強起來了”，現在他們要和美國建立“同舟共濟、攜手並進、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和美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和諧關係，要建立與美國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隻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誌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

“根據有關記載：對如何策劃‘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麵聯係。

新華社發稿的‘楊成武生平’說：1976年，在黨和國家命運攸關的危機時刻，協助葉劍英、聶榮臻等同誌、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並保持了軍隊的穩定。

《李先念文選》第157條注釋：‘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爭（論）（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麽方式、在什麽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鄧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頁）

以鄧小平、葉劍英為首的翻案複辟派，“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沒有黨中央的合法批準，他們就會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因此，他們經多次串聯密商議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華國鋒支持，由葉劍英作工作；二是把華國鋒捧上台；三是對毛澤東思想采取繼續“高舉”的策略，四是對鄧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製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下決心，先發製人’。對江、張、姚、王采取逐步升級策略。”

於是就在華的“紅”色外殼支持下，完成了鄧的“黑”色政變，真可謂“老謀深算”，對全黨全國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騙。

是爭取華國鋒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蔣抗日”（同上第36頁）。“怎樣才能把華國鋒爭取到他們這一邊呢？他們抓住了華國鋒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華國鋒急於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擔心江、張、姚、王等人不會支持他。所以‘說服’華國鋒是關鍵，就是要讓他相信：江青集團奪權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不馬上采取措施，將悔之晚矣。”（同上第30頁）“7月某日（另一說9月19日），鄧小平秘密來到葉劍英的家裏，與葉密商如何‘收拾殘局’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說：‘華國鋒這個人怎麽樣？靠向那邊？’葉劍英說：‘正在向我們這邊靠攏。江青、張春橋在他當了總理後就把矛頭指向他了。我們拉他們打，這個華國鋒還不倒向這一邊？

10月5日淩晨，華國鋒、葉劍英、 汪東興在約好的地點碰頭，決定5天後動手。

下午，葉劍英找華國鋒、汪東興緊急磋商，提議6~7日下決心，先發製人。綜合各方麵情況，華國鋒等商定10月6日按設想行動方案動手，隨即向李先念通報，征求意見。華國鋒說：‘動手的時間，我告訴了李先念同誌，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葉劍英下達指示：指示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總政機關要提高警惕，保持穩定，要加強部隊的管理教育。

指示總參謀部代總長楊成武：切實掌握好三總部，陸、空軍和沿海邊防，務必搞好戰備，無論如何要保證軍隊不出問題。楊成武表示：軍隊永遠聽黨的話，聽軍委指揮。

10月6日，在華國鋒、葉劍英的親自指揮下，由汪東興組織實施，不費一槍一彈，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抓起來了。

10月6日晚上10時，在玉泉山9號樓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誌福、陳永貴和吳桂賢，共11人。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首先通報了中共中央已對‘四人幫’采取了行動，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施了隔離審查。他提議先請葉劍英講話。

葉劍英說：‘四人幫’這個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們清除‘四人幫’不是政治局少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們臨時的決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我們粉碎‘四人幫’，是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毛主席在世時，他們結成‘四人幫’進行分裂黨的宗派活動。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他們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急待地妄圖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情況已經到了不破不立的緊急時候。”（同上書38~52頁）

走資派們篡權後，為了忽悠人民群眾，打著紅旗反紅旗，借著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用顛倒黑白的謊言來誤導人民群眾。打左燈往右轉，實現走資派和右派們瓜分國有資產，各個大走資派和大右派們都成了如同《中華民國》蔣宋孔陳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陸的走資派和右派們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個富豪家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鬥的走資派和右派們。然而，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走資派和右派們簒權上台，走資派和右派們先富了，拿著鐵飯碗的工人們下崗了，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盤散沙的四處流浪去找工作的農民工臨時工。走資派和右派們和國民黨的《還鄉團》又回來了，反對《文革》，抹黑《文革》，顛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進行殘酷無人道的階級報複和複仇。這就是現實存在的《階級鬥爭》。

[yongbing1993]

蔣介石國民黨地主資本家大屠殺






蔣介石國民黨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利益, 而幾千年以來曆朝曆代地主資本家屠殺打工人農民是任意的。蔣介石國民黨為什麽要對毛澤東共產黨大屠殺呢? 因為毛澤東共產黨代表了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當年蔣介石被張楊抓起來時, 毛澤東主張放蔣, 但工農紅軍官兵不答應。毛澤東說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殺害了, 要說個人恩怨早就想殺蔣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麵前要以民族利益為重。而蔣介石呢?

《安慶慘案》1927年3月20日，蔣介石在離開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達安徽省會安慶。其時，安徽軍閥利用青紅幫頭子組織禦用的“安徽省總工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派人組織的工會組織籌備處發生對抗。3月23日，蔣介石禦用“安徽省總工會”經嚴密籌備，召開歡迎蔣介石的大會。會後，他們組織暴徒衝進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安慶市黨部、安徽省總工會籌備處、安慶市總工會籌備處、安徽省農協籌備處等省市機關團體，砸碎門窗，搶劫搗毀用具，打傷多人，暴徒們還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號。當時在安慶力勸蔣介石派兵保護安慶國民黨省市黨部的郭沫若，於3月31日寫下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當時的郭沫若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招考委員會委員、政治教官、著名學者。1926年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兼宣傳科長，隨軍參加北伐戰爭，任總政治部副主任，主持軍隊宣傳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前的郭沫若是北伐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後來號稱蔣介石五虎上將的陳誠、劉峙、衛立煌等人還是營連級軍官，見了郭主任是要大老遠的打敬禮的，排長張靈甫恐怕連給郭主任敬禮的資格都沒有。蔣介石也是極力拉攏郭沫若的。蔣介石每次接見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幾個月時間裏，郭沫若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軍銜也由中校晉升為中將。蔣介石的一係列舉動意味著什麽，除了傻瓜，都清楚什麽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蔣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並一再表示：“你無論怎樣要跟著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體以後要多多仰仗你。”還說：“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現在我要到南京，你過兩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後，長江六省的政權就請你負責。”郭沫若卻不為所動，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隻能做做文章、搞搞宣傳。”蔣介石依然不肯放鬆，“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後來得知，一係列大屠殺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真相大白以後，郭沫若決心擺脫蔣介石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不顧個人安危寫出《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於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寫就的，聲討蔣介石反動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發表於武漢《中央日報》。1927年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現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1927年3月7日，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讚賢被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後，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遊街，說他們就是共產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樣。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並不知真相，後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麵目已徹底暴露。在此情況下，郭沫若決心脫離蔣介石，化名“高浩然”離開安慶，由水路轉赴南昌，借住在二十軍黨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為了揭露蔣介石的反動麵目，他奮筆疾書，寫成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無比憤怒的心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製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的血腥罪行，撕下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麵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麵前。這篇文章寫在“四·一二”政變以前，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就郭沫若個人來說，這篇在革命的黑暗時代公開討伐蔣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標誌，更代表了郭“旗幟鮮明”的革命態度。

《贛州慘案》贛州慘案，是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製造的慘案之一。1927年初，蔣介石積極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派其親信倪弼到江西贛州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打擊革命力量，1月26日到會贛州總工會，下令通緝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3月6日又將陳讚賢槍殺。陳遇害後，南昌工人罷工三天表示抗議，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追悼大會，反對蔣介石的叛變行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1927年4月12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事件。12日下午，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閘北工人作出回應，從蔣中正領導的軍隊手裏奪回了總工會會所，並宣布全市舉行總罷工，於次日展開遊行。他們的行為遭到上海當局的鎮壓。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繼上海大屠殺之後，廣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正式作出關於“分共”的決定，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隨後不久，汪精衛的部下就和蔣中正一樣對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實行大屠殺。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又被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它是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定義，但在國民黨的文件和曆史敘事中被稱為“清黨”。所謂“清黨”，是既清除共產黨，也清除國民黨左派。根據台灣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書中記載名錄及次序 附通緝名單：鮑羅廷 陳獨秀 譚平山 林祖涵 於樹德 吳玉章 楊匏安 惲代英 毛澤東 許郠魂 夏曦 韓麟符 董用威 鄧穎超 羅亦農 高語罕 江 浩 劉芬 鄧中夏 許白昊 林育南 李漢俊 羅章龍 李碩勳 李囯瑄 李國珍 王基永 易禮容 戴曉雲 郭 亮 譚影竹 熊亨瀚 李榮植 李立三 劉少奇 淩炳 羅馭雄 範鴻勂 範鴻勳 張國燾 趙 幹 蔡和森 方誌敏 彭述之 王景雲 李伯雲 汪壽華 侯紹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統 張泰來 林 鈞 何 洛 張曙時 高爾柏 高爾鬆 王守謙 林劍臣 朱義權 劉端周 金澤宏 史鵬展 劉榮簡 丁曉先 蘇兆徵 陳其璦 周恩來 彭 湃 羅綺園 馮菊坡 彭漢垣 阮嘯仙 譚植棠 楊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華 楊賢江 潘楓塗 門啟衷 丁濟美 楊之華 餘澤宏 熊 耀 潘穀公 徐 琛 蕭楚女 漆樹芬 高統勳 楊眉山 王貫三 汪誌青 徐白民 黃 胤 唐公憲 胡淺因 宋敬卿 黃司葵 趙世炎 劉清揚 夏秀峯 何孟雄 於國禎 江少懷 郭沫若 韓寳華 查人偉 於方舟 查猛濟 宋雲肜 鄭惻塵 黃俠生 劉爾崧 李花白 陸沉 李汨之 王 鯤 許廣武 華 翀 王鬆壽 邱學訓 宓維琮 馬東林 裘 英 梁子光 陳 東 孫炳文 王平 顧順章 章鬱菴 王根英 徐 偉 王承緯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亞章 龍大道 錢介盟 耿 舟 李春濤 鮑慧僧 黎樾庭 宛希儼 彭澤湘 楊石魂 張餘生 陳 良 孔偉虎 林 錚 趙濟猛 張德鍾 李俠公 嚴紹彭 王若飛 謝強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張秋人 劉一清 孫靖華 周邦彩 金家濟 林平海 孫道濟 莊勁秋 戴國鵬 蘇眉如 何葆楨 陳國詠 王競天 楊闇公 劉伯承 李筮乘 陳達三 季外方 季達方 陳誌益 張國思 劉季良 羅貢華 鄧希禹 徐 謙 鄧演達 彭澤民 詹大悲 柳亞子章伯鈞

被撤銷通緝的8人名單：鄧懋修 謝 晉 郭壽華 光明甫 陳啟修 鄧劼剛 江仕祥 梁治文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1927年6月，陳獨秀之子，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延年因叛徒出賣在上海恒豐裏104號召開的中共秘密會議場所被捕。中共黨魁陳獨秀的兒子、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共產黨的頭號負責人陳延年已被關進了蔣介石國民黨的監獄。1927年7月4日，陳延年壯烈犧牲於上海龍華監獄，時年29歲，蔣介石下令不準收屍。陳延年的死狀十分慘烈——被楊虎下令用亂刀砍死。還以“市政府組織人員中混有共產分子”為借口，下令封閉上海特別臨時市政府。大批軍警出動搜查和封閉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上海特別市市黨部、上海學生聯合會、平民日報社等團體和機關。在此後的數天中，各革命的工會組織概被查封，工人集會和罷工概被以“反革命”論罪，凡佩戴上海總工會符號的工人隨時被拘捕判罪。隨即將市政府在場開會的執行委員10餘人連同辦事員、茶役等20餘人，押乘汽車一並解往龍華司令部。上海區委領導人陳延年、趙世炎等都在此次政變不久後英勇犧牲。

國民黨梧州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開始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共產黨員鍾雲、陳漫遠，共青團員李素秋、蘇小芬，還有革命群眾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國民黨當局再次捕捉100多名進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間，國民黨當局殺害了鍾雲、李素秋等45人。據統計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黨”行動期間被捕的廣西進步青年人數眾多，涉及麵廣。在南寧、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數以千計共產黨員、共青團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被捕或監禁，兩千多人被殺。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廣州共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包括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在內的200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或者失蹤。據說當時廣州城內在大街上凡是發現工人學生打扮的，不論分說就地殺死。在蔣介石上海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後三天，作為蔣反共大屠殺核心成員的李濟深在廣州也開展了大屠殺行動，史稱“四一五大屠殺”。廣東的“清黨”大屠殺重點和特點是黃埔軍校。黃埔軍校以校長蔣介石、黨代表汪精衛的名義轉發總司令部通令，稱共產黨為“少數奸徒，意存破壞”，要學生“不可受人挑撥”，對黨國大事不可“妄有發言以及越軌行動”。宣布戒嚴期內，不許開會，令軍校各級黨部停開黨員大會和小組會。“從嚴審查，如發現校中尚有共產黨員，嚴為剔除。”自此，軍校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或被殺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個事變，逮捕之共產分子，共400餘人。黃埔學生被李濟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槍斃的也很多。

[yongbing1993]

毛澤東免費掃盲改收費能普及嗎







毛澤東時代的免費掃盲運動從一開始就改為收費賺錢，還能對中國人民的教育識字進行普及嗎？新中國就如一個初創公司，一切從零開始之後，初具成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還說風諒話，不孝之子。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有過誰對全國的勞動人民進行過免費掃盲? 別說掃盲, 低層的勞動人民被有錢有文化的階級稱為下人、刁民。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要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礎是實現在文化上的翻身。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後部署掀起四次掃盲高潮，並取得了巨大成效。

剛成立新中國時農民們幾乎都是文盲, 曾有過這麽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實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裏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於，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富裕村民家中，但當“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個真實故事，折射出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文盲占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為此，從來不畏任何險阻的毛澤東下定決心要迅速改變這一嚴重落後的麵貌，要讓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有文化必須要從免費教育開始。這個教育工程可是個大工程, 困難很多, 師資、教材、教育地方等都要由國家來解決, 而這一切都需要人力、物力、錢等。按舊時代留下來的繁體漢字學起來很難記住, 所以就從漢語拚音學起。

第一次：研究漢語拚音方案，創造《速成識字法》。 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將教育工作提上議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新中國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繁亂的教育思想，發展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製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為勞動人民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展開了。

“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這是1950年9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勞動人民教育會議的基本精神。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在9月27日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毛澤東非常關注掃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的堅決倡導者吳玉章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地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對吳玉章的建議，毛澤東極為重視，把信批轉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無窮的。此時，軍隊中出了一個掃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實可行。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祁建華的創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視。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祁建華寫的《“速成識字法”的創造經過》。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一致認為，在廣大勞動人民及工農幹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國家實行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同時是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各級領導應以曆次革命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運動，並須定出計劃，以期在今後五至十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文盲。會議還指出，掃除文盲的標準，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和寫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任黨組書記，以《速成識字法》聞名全國的祁建華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另一名副主任委員是林漢達。

掃盲運動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等口號迅速響徹全國，使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麵。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餘學校，得到了進一步的深造。別忘了同時還有很多工作, 例如剛解放的清理掃除工作、少叔邊遠地區的解放、清除幾百萬蔣軍留守特務、掃除黑社會、土匪、吸毒販毒煙館妓院、改造妓女、抗美援朝戰爭、接收管理城市、工廠開工、農村土改、第一個五年計劃等等千頭萬緒的事要做。掃盲也不落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心轟轟烈烈搞新中國的建設。

第二次：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 。光陰荏苒，新中國步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於是，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成為全國工作的重點。

9月，毛澤東看到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十分欣喜地表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毛澤東在這份報告的按語中，提出了消滅文盲的問題。他說：“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隻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他認為在這方麵，“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很讚賞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他號召說：“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並就教學內容和教材作了詳盡的指示：“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較小範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者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頁。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481頁。

就在這種背景下，掃盲運動又再次發動起來，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掃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於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社論。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發布《關於評獎掃除文盲優秀教師、優秀工作者、優秀學員、先進單位的暫行辦法》《頒發識字證書及業餘小學、業餘中學畢業證書暫行辦法》。 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把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的社論，提出：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大規模地開展掃除文盲運動。於是，掃盲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會長由陳毅元帥擔任。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決定》指出：在全國範圍內積極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決定》還製定了掃盲的原則、對象、標準和目標。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麽方便怎麽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春耕夏種不言苦，喜看秋後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後，生活和生產方麵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員在掃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文化技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

第三次：1958年《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 1958年春，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做法，文教衛生事業當然也要“躍進”。毛澤東非常希望能夠加快掃盲的步伐，要求盡快製定出新的掃盲規劃來。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會長陳毅在講話中說：掃盲工作是使六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要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開步走，就要識字。從掃識字盲，掃文化盲，到掃科學盲。他號召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