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決定

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決定

 

 

 

 

 

 

 

 

新中國建立初克服經濟困難除了平息漲價風潮，穩定工商業以外，毛澤東、中共中央還考慮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國麵臨的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其首要的一項手段就是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管理。當時已解放的老解放區雖已連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統一以外，財經管理工作完全處於分散狀態，各有貨幣，各管收支，解放區之間隻能做到少數軍用品和少數物資可以調撥，遠遠未能達到全國財經工作的統一，這不能適應全國統一政治局麵的需要。

 

統一財經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項重要的財政經濟方針。《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指出：“過去國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依靠增發通貨，現在則公糧和稅收大多尚由各區、省、市、縣人民政府管理，此種財經上的不統一和收支機關之間的脫節現象，如果任其繼續下去，則勢必額外增加通貨的發行。”

 

這次統一財經工作的範圍很廣，基本內容有三項：第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第二，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第三，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重點又是統一收支，保證中央財政的需要。

 

財政收入即公糧、稅收及庫存物資的全部，公營企業的利潤和折舊的一部分，統歸國庫，沒有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門不得動支，所有庫存物資，由中財委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減少財政支出，指定人民銀行代理國庫，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一律存入銀行，不得存入私人行莊。

 

支出方麵：軍隊的供給統一於解放軍的後勤部，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則按照規定的編製和供給標準供給；統一重要物資調撥，當時，上海無大米，無棉花，同時因為生產沒有恢複，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又無運力把米和棉花運進來，因而，毛澤東和黨中央做出決策：為了穩定上海，占領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實行全國重要物資的統一調撥，以做到互通有無。

 

在統一財經的過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影響深遠的問題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一方麵，統一財經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當時收支嚴重脫節，公糧和稅收大半在地方手裏，近水樓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萬人裏500萬軍隊是要“吃皇糧”，由中央支出的。發在下麵，支在上麵，中央存在嚴重的虧空。同時要進行建設，在經濟底子薄的新中國是需要集中一些經濟力量、財政力量，才能辦成一些大事的，這就同以前毛澤東軍事上講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麵財經統一以後，地方積極性和企業的積極性可能被消磨，難以調動地方、部門、單位的責任心、主動性和創造性。全國財政實行統一管理之後，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財力和財政，在財政收入上，公糧附加和地方稅收，仍歸地方支配，國家工廠的一部分劃歸地方管轄，此外，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國，但是這畢竟是有限的，地方要麽認為權力受限，要麽增長了對中央的依賴思想，總的說來有以下幾點：

 

財經的統一給地方帶來了困難與不利，限製了地方積極性；統一財經後，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過多了，如國際貿易工作，並沒有區別全國性比重較大的業務與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統一由全國的各個專業公司實行垂直的領導，這樣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特別是在土特產的產銷上，限製了地方“因地製宜”的作用；屬於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礦業、鐵路、銀行、國營貿易公司等等，與地方關係不清，在對這些企業單位的領導管理工作中，沒有明確決定哪些職權是屬於中央的，哪些職權是屬於地方的，使得地方當局難於處理本地區與中央直屬企業的關係。

 

黃克誠當時就給毛澤東和中財委寫信，批評了中南地區出現的隨意上收企業，限製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提出了應發揮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

 

對此，毛澤東十分重視，當即下令中財委解決，同時他更從戰略上提出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要求把獨立性和統一性結合起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這個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整。當時，政務院就通過了中財委提出的《關於1951年度財政收支係統劃分的決定》、《國營工業生產建設的決定》和《劃分中央和地方在財政經濟工作上管理職權的決定》等幾個文件，提出在繼續保持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統一領導、統一計劃和統一管理的原則下，把一部分適宜於地方政府管理的職權交給地方政府。

 

這幾個文件具體說來主要明確了地方的部分財政權力，其一，把一部分國營企業或一部分財經業務劃給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財委直接管理的企業單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當局領導，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產為中心，以業務為中心，必須防止政治工作與生產和業務遊離的現象。毛澤東還指出，在統一財政支出時，除了具體的政策辦法以外，還要注重講道理和工作方法，應向各地講清楚統一與分散的利害得失，說明革命者的責任要服從全局，當然也要保證地方的開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實行按比例提成的辦法，預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積抵觸。

 

毛澤東還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地方以大局為重，中央也對地方的情況予以照顧。解決各地區的問題要從全局出發，各個地區的解放，有先有後，情況也各不相同。解決各地區的財經問題，必須從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區別對待。

 

比如，東北地區工業基礎比較大，恢複生產的條件比較好，在經濟建設上先行一步，對全國經濟的恢複有好處，同時，為保證這個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應當允許東北地區單獨使用一種貨幣，即東北幣繼續在東北地區流通使用，以山海關為界，與人民幣保持合理的比價，這樣，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即可不受關內物價波動的影響，能正常進行。東北地區則以重要物資支援關內，向全國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餘糧、鋼、枕木等。

 

同時，地方與地方之間則互通有無，大宗物資的調撥經中財委，小宗物資的交換，各地區相互協商處理。

 

1950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講話指出：過去的六個月我們在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方麵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我們的財政方針是正確的，我們國家的財政情況開始好轉，這是很好的現象。他還指出全國財經工作統一的勝利，其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並且讚美陳雲，可稱之為能。在這裏，他是借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奮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龐，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來讚揚陳雲的理財之道。

 

6月6日在七屆三中全會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毛澤東再次明確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幾個月內實現全國範圍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爭取了財政收支平衡，製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並進一步指出要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

 

從1950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下決心統一了貨幣，統一了財政，統一了物資調撥。這樣，中財委即可對各項問題作出統一的規定，統一計劃和管理，比如稅種、稅目、稅率，國營工業的生產計劃，原料來源，產品推銷；外銷物資，外匯使用；內地物資的調撥；物價管理，鐵路、輪船的合理使用；郵電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陸續作出了統一規定。之後，國家財政收入急劇增加，支出相對減少，而且國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庫，整頓財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財政收支出現了接近平衡的局麵，這也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全國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協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yongbing1993]

幾千年來知識一直當作私有財產








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教育》幾千年來一直是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正如列寧所說的“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偏見特別頑固。”資產階級偏見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現，就是“知識私有”、“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理論至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新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幾經反複，每進行一次重大改革，資產階級總是伺機反攻倒算，力圖使舊的東西複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教育界又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理論書將知識私有化。說什麽批判“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講學文化知識，開門辦學就是不要學理論，工農兵上大學“質量低”，學校要有磚家叫獸內行來領導等等，已將教育為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服務。

毛澤東：“什麽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是革命的主力軍，曆史的創造者，因此，知識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創造的經驗，至多隻不過起了一個總結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這種曆史的顛倒是怎樣發生的呢？本來，在原始社會，並沒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隻是到了原始社會後期，產生了私有製，出現了剝削，產生了階級，原始社會解體，進入了奴隸社會，才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

恩格斯說：“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可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體現了階級的對抗。

沒落奴隸主代言人孟軻叫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識也不例外。

資產階級“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國“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在舊中國知識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私有財產，被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反動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靈魂一道出賣給反動統治階級，作了反動派的忠實爪牙。有些人則把知識作為商品進行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爭名奪利，因而“知識私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國成立後，反動政權已經被打倒，“所有製變更了”。被作為“私有財富”的舊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卻不能象對待地主資本家的土地、工廠那樣處理，既不能剝奪，也不能沒收。因此，解放後，新中國對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並給予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這正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痕跡的反映。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費用大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負擔的，即《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成果應歸社會所有。“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個人不應當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國剛從舊中國過來，有些人對舊中國遺留過來的“知識私有”觀念也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在中國，雖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已經基本上變為公有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原有對立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別仍然存在，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處於優越的地位。反映這三大差別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對人們還起著腐蝕作用。新中國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在分配領域裏資產階級法權還占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高，是所謂複雜勞動，有權從社會領取較多的消費品，因而生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些就給“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存在和泛濫，提供了客觀的經濟條件。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相當“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幾千年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私有”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不少人的頭腦中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一下子變不過來。原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更是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然已經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卻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識”為資本，繼續向上爬，做騎在工農頭上的精神貴族。

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之類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販賣“知識私有”論，教唆青年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個人成名成家的資本，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知識私有”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精神支柱，為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這就是“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和泛濫的思想政治條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後承認了錯誤，鄧小平向毛澤東保證：改正錯誤！永不翻案！當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鄧小平用實際行動坐實了走資派的皇冠。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抓《教育》恢複高考，還是老一套讓知識私有化。不過換了一個名稱叫“上大學改變命運“或叫“知識改變命運。就是讓少數人先富先有知識，然後離開農村工廠低層人群，轉流到城市富有階級做上等人。這個“知識私有”觀念是在長期的私有製社會形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有它賴以存在和泛濫的經濟、政治條件。

因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應當是針對“知識私有”這種傳統觀念在各個方麵的表現和危害，對症下藥地進行無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資派鄧小平們掌權後就造謠說：文革所謂批判“知識私有”就是“不講學文化”，就是提倡“文化無用”或“知識無用”的奇談怪論。其實，“文化無用”論是“知識私有”的反動理論受到批判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決不是說“知識無用”、“技術無用”、“文化無用”。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知識，如列寧所說：“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但關鍵問題是對知識持什麽態度。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是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還是作為個人獵取名利的資本？這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集中表現。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剝削階級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作徹底的決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教育戰線曾經已經取得過偉大的勝利，教育陣地的變革是深刻的，但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還剛剛開始，教育革命並沒有搞過頭。在中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開放後變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資產階級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陣地完全占領下來，改造過來，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堅韌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擺脫了私有製的鎖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己逐步發展起來。但是，在所有製方麵，當時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因此，文革中要徹底清除教育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是要必須繼續完成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把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文革進行到底的。

尤其是對教育革命的 “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必須打破這種狀況，實行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文革期間造反派紅衛兵們是必須熱情地扶植和發揚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宏偉綱領。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能文能武、亦工亦農的共產主義新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實踐中去。

廣大革命師生走“五·七”道路，下鄉下廠開門辦學。

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成長。

三結合的寫作組或批判組的成立，等等。

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對於無產階級占領和改造教育陣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有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中國的勞動人民一定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壯成長，加速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目標。

上層建築各個領域，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舊的傳統觀念是相當頑固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必須把上層建築各個陣地牢固占領下來，改造過來。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牢牢掌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堅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搞垮《國營工廠》強逼工人下崗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革》期間，基於戰備需要，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對全國生產力布局進行了一次由東向西轉移的戰略大調整，以應對潛在的戰爭威脅。

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正是《文革》期間，有幾百萬工廠企業幹部職工、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人次的工人，在毛澤東的《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他們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裏迢迢奔赴祖國內地，風餐露宿，揮灑青春。在深山峽穀建立了一大批對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建設影響深遠的《三線國營企業》。當時分為《大三線》和《小三線》。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以“改革開放“的名，用溫水煮青蛙式的方法將這些《三線國營企業》搞垮，當然也包括一線二線的所有的《國營工廠》。目的是搞垮《國營工廠》強逼工人下崗。然後又以種種理由強迫將熟練的《工人下崗》，生產資料轉移給走資派右派們的私人又或是他們的親朋好友，改變為私人企業又或稱民營企業之後，如今的這些《三線國營企業》大多已搬離山區，進城己經成為資本家的私人企業工廠了。但這段曆史不曾忘記，這段曆史也值得梳理。

建於1964年的《衛東機械廠》，至今保留著三線工廠的原貌。紅磚牆、老廠房，還有牆上那些極富年代感的標語，仿佛讓人置身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電影中出現的大禮堂、工人文化宮、職工食堂、籃球場等，還有這個老廠區，工人住房樓等。這兒更有煙火氣，路邊居民都是廠裏的老職工，他們還能跟你講講這座三線工廠的曆史。

電影《你好，李煥英》。導演賈玲還將自己的家鄉湖北襄陽“帶出圈”。影片取景地——位於湖北襄陽的衛東機械廠、湖北化纖廠、襄陽文字六〇三廠，湖北化纖廠等三線軍工廠。影片中的《勝利化工廠》、其原型應該是位於襄陽宜城市雷河鎮八萬山下胡耳衝的一家三線軍工廠——《國營東方化工廠》（代號525）。

電影《你好，李煥英》上映第36天，全國累計票房已超52.89億元，進入全球票房榜前100名。並帶火了許多《三線老工廠》中老工人們的被稱之為《廠礦子弟們的鄉愁》。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文革》期間，基於戰備需要，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對全國生產力布局進行了一次由東向西轉移的戰略大調整，以應對潛在的戰爭威脅。

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正是《文革》期間，有幾百萬工廠企業幹部職工、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人次的工人，在毛澤東的《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他們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裏迢迢奔赴祖國內地，風餐露宿，揮灑青春。在深山峽穀建立了一大批對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建設影響深遠的《三線國營企業》。當時分為《大三線》和《小三線》。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以“改革開放“的名，用溫水煮青蛙式的方法將這些《三線國營企業》搞垮。又以種種理由強迫將熟練的《工人下崗》，生產資料轉移給私人，改變為私人企業又或稱民營企業之後，如今這些《三線國營企業》大多已搬離山區，進城成為資本家的私人企業工廠了。但這段曆史不曾忘記，這段曆史也值得梳理。

建於1964年的《衛東機械廠》，至今保留著三線工廠的原貌。紅磚牆、老廠房，還有牆上那些極富年代感的標語，仿佛讓人置身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電影中出現的大禮堂、工人文化宮、職工食堂、籃球場等，還有這個老廠區，工人住房樓等。這兒更有煙火氣，路邊居民都是廠裏的老職工，他們還能跟你講講這座三線工廠的曆史。

作為電影取景地的原衛東機械廠、湖北化纖廠、東方化工廠。據悉，電影的取景地還有宜城化工廠、襄陽六〇三印刷廠等地。從襄陽東站出來，驅車20公裏就到了電影的主要拍攝地，勝利化工廠的原型——襄陽衛東機械廠。

前往衛東機械廠的道路已經擁堵，有人笑稱“全襄陽的人都來了”。走進廠區，路邊的花也開得格外熱鬧。紅磚房和杉樹的搭配，濃濃的電影感撲麵而來。斑駁的陽光和老廠房，拿把椅子安靜坐著，肯定也是一個愜意的午後。規整布局的廠區，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真的是實現了出門就上班，下班就回家的既視感了。路邊還印著有年代感的大字標語，都成了複古的氣氛組，不知道曆經了多少歲月的洗禮。

擠滿人群的衛東球場，就像是整個廠區的中心，所有人都在此聚集。這裏，也正是賈玲和李煥英打排球的地方！簡直是1比1還原現場了。

看台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標語，吸引著不少人拍照打卡，各種充滿個性的姿勢層出不窮。 也有小夥伴，安靜的坐在台階上，仿佛正在觀看生活這部電影。

廣場旁邊的公告欄上，玻璃窗內貼著用毛筆寫的文件。 對麵的黑板上，還有才寫下的板書，好像正在和公告欄隔著馬路對望。

如今的湖北衛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就是從當年的“國營衛東機械廠”延續而來，當初主要從事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的生產。

而在成立湖北衛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之後，廠區的麵貌依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具有年代感的原貌。

包括廠區職工食堂、理發店、籃球場、副食店在內的許多地方仍然保持著當年的風貌。年代標語和特征鮮明的大型手繪畫可以帶上你直接穿越～

副食店的雨棚上，還印著《供銷社》這幾個隻有爸媽那個年代才會有的稱呼，卻依然是圍滿人群。

職工食堂緊鎖大門，淺藍的配色，正是那個年代最流行的色彩。每當有喜事發生，請客吃飯這裏都是最佳選擇。

公告欄上貼著裸露在外的紙質通知，這一切都沒有任何違和感。再往裏走，就到了一個掛著幼兒園牌子的小院子，電影中的場景再次在這裏出現。

直至太陽落山，依舊有絡繹不絕的人群，前來探索電影中的場景。

在那個年代，人們用飽滿、樂觀的心情積極麵對生活、麵對生命中的每一天，這是一種精神。

他們也許和李煥英是相仿的年紀，都在工作生活中展示著各自的女性魅力，在成為母親後，更是把所有的愛，全部傾注到孩子的身上。

父母為孩子付出了太多，爸爸媽媽的頭銜永遠超過自己。在孩子們慢慢長大的同時，他們也在慢慢變老。

其實孝敬父母並不需要給他們多少物質上的回報，當還沒有那個能力的時候，不如多給他們打打電話，聊聊天，多些陪伴和理解，這也許是他們最想要的。

如果可以，請給身邊的“李煥英”們一個愛的擁抱吧。東方化工廠。

在電影的末尾，出現了一張李煥英身穿“東方”字樣運動服的老照片，這其實就是賈玲的母親李煥英在現實中工作的地方——湖北東方化工。但或許是由於交通不便，影片最終選擇在湖北襄陽的衛東機械廠、湖北化纖廠、六〇三工廠等地分別取景拍攝。

當年熱火朝天的工業基地《三線國營企業》，在經曆了被走資派的改革開放淘汰轉型之後，如今又有著什麽不同的景色呢？

電影中這座大門，其實是湖北化纖廠（走資派私有後叫：湖北金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廠區大門，拍攝的時候攝製組特意做了一個新門牌，架在現有的大門上。影片中化工廠工人下班走的那條路，目前仍然是進出該廠的主幹道。道路兩旁的樹木蒼勁挺拔，粗大的管道一直延伸到生產區。

作為電影取景地之一的湖北化纖廠於1968年5月動工興建，1972年初建成投產，曾是那個年代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時期唯一的生產工業用粘膠強力絲簾子布的大型企業。

走資派私有化後的1996年這家老國企被改名後，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2016年6月，公司將化纖業務置入全資子公司——湖北金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湖北金環）。

還有始建於1959年的潞安化工集團（原潞安礦務局，以下簡稱潞安集團）曾以艱苦奮鬥的石圪節精神聞名全國，是山西省五大煤炭企業集團之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率先被走資派私有化。

許多《三線國營企業》，鏽跡斑斑的工廠大門、一排排紅磚砌起的家屬大樓、貼著《實現四個現代化》標語的工人文化宮、職工食堂、供銷社，還有電影院、職工醫院、排球場……襄陽衛東機械廠勾起了許多人對上世紀毛澤東時代文革期間《三線工廠》的生活記憶，而它也不僅僅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也是新中國數代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艱苦創業、轟轟烈烈、激情燃燒的歲月。

準確來說，《你好，李煥英》中的勝利化工廠，其原型應該是位於襄陽宜城市雷河鎮八萬山下胡耳衝的一家三線軍工廠——國營東方化工廠（代號525）。

賈玲的母親李煥英曾是這家廠的一名職工，賈玲是這家三線工廠的子弟。而走紅的電影取景地襄陽衛東機械廠，其代號為846，也是一家三線兵工廠, 曾生產手榴彈、槍榴彈等裝備。

電影取景地襄陽衛東機械廠，其代號為846，曾是一家三線兵工廠, 曾生產手榴彈、槍榴彈等裝備。

[yongbing1993]

穩定的物價打造了堅挺的人民幣







毛澤東時代，物價非常低，非常平穩，沒有通貨膨脹，平均每年物價增長隻有1.1%。人民沒有任何生活壓力，沒有誰為養孩子發愁。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沒有假酒。當時新工人月工資37元，大學畢業轉正56元（北京），就是說每月工資可買14瓶茅台酒。

一次周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有一個西方記者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周恩來委婉地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當他看到眾人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麵額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

周總理在高級外交場合，顯示出機智過人的幽默風度，讓人折服。同時反映出：我國當時是錢少辦大事，物價非常低。70年代有個人存了400塊錢，那時是可以買一棟小房子的……

在實際生活中，現在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幹，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為什麽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下降？有個笑話，說明了中國GDP和CPI的關係：去年2元錢買4個蘋果，今年8元錢買4個蘋果，GDP增加了4倍，CPI卻降低到了25%。

這就是美國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的根本原因。點擊查看：1962年中印戰爭中林彪到底有多狠？

首先是財政補貼國外，一是通過出口退稅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虧損補貼對企業發放，造成了中國商品在國外比國內便宜現象，中國遊客在國外搶購中國商品成為世界奇觀。

其次則是實行高額稅收；稅收占消費品價格超50%，自然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三是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損失。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匯率比增發約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約2.5萬億美元，由此增發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方式轉嫁到百姓頭上，造成貨幣大幅度貶值，物價大幅度上漲。

可以說：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是與老百姓生活質量成反比的。如果不出口商品，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會對外財政補貼；退一步來說，如果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也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不貶值，損失會小一些。

可是，商品出口到了國外，換取的美元又借給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國內，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廢紙”，造成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

結果是不僅損失掉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連手裏的貨幣都遭受貶值損失。結果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美元，我們給老百姓印發人民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老百姓換來各種商品，我們用紙幣從老百姓手裏換走各種商品。

形成這個財富魔方最關鍵環節，就是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一些精英，受的是西方教育，一切以西方利益為出發點，當然就會以犧牲人民利益為代價。

毛澤東是絕對不允許這麽做的。毛澤東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

對此，毛澤東早有預見：“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

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

兩極分化快得很。

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

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

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

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

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