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的物價打造了堅挺的人民幣

穩定的物價打造了堅挺的人民幣

 

 

 

 

 

 

 

毛澤東時代，物價非常低，非常平穩，沒有通貨膨脹，平均每年物價增長隻有1.1%。人民沒有任何生活壓力，沒有誰為養孩子發愁。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沒有假酒。當時新工人月工資37元，大學畢業轉正56元（北京），就是說每月工資可買14瓶茅台酒。

 

一次周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有一個西方記者說：“請問，中國人民銀行有多少資金？”周恩來委婉地說：“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資金嘛？有18元8角8分。”當他看到眾人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麵額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種主輔人民幣，合計為18元8角8分……”

 

周總理在高級外交場合，顯示出機智過人的幽默風度，讓人折服。同時反映出：我國當時是錢少辦大事，物價非常低。70年代有個人存了400塊錢，那時是可以買一棟小房子的……

 

在實際生活中，現在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幹，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為什麽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下降？有個笑話，說明了中國GDP和CPI的關係：去年2元錢買4個蘋果，今年8元錢買4個蘋果，GDP增加了4倍，CPI卻降低到了25%。

 

這就是美國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的根本原因。點擊查看：1962年中印戰爭中林彪到底有多狠？

 

首先是財政補貼國外，一是通過出口退稅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虧損補貼對企業發放，造成了中國商品在國外比國內便宜現象，中國遊客在國外搶購中國商品成為世界奇觀。

 

其次則是實行高額稅收；稅收占消費品價格超50%，自然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三是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損失。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匯率比增發約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約2.5萬億美元，由此增發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於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方式轉嫁到百姓頭上，造成貨幣大幅度貶值，物價大幅度上漲。

 

 可以說：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是與老百姓生活質量成反比的。如果不出口商品，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會對外財政補貼；退一步來說，如果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也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不貶值，損失會小一些。

 

可是，商品出口到了國外，換取的美元又借給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國內，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廢紙”，造成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

 

結果是不僅損失掉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連手裏的貨幣都遭受貶值損失。結果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美元，我們給老百姓印發人民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老百姓換來各種商品，我們用紙幣從老百姓手裏換走各種商品。

 

形成這個財富魔方最關鍵環節，就是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裏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一些精英，受的是西方教育，一切以西方利益為出發點，當然就會以犧牲人民利益為代價。

 

 毛澤東是絕對不允許這麽做的。毛澤東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重。

 

對此，毛澤東早有預見：“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

 

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

 

兩極分化快得很。

 

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

 

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

 

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

 

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

 

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yongbing1993]

毛澤東免費掃盲改收費能普及嗎







毛澤東時代的免費掃盲運動從一開始就改為收費賺錢，還能對中國人民的教育識字進行普及嗎？新中國就如一個初創公司，一切從零開始之後，初具成型，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還說風諒話，不孝之子。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上有過誰對全國的勞動人民進行過免費掃盲? 別說掃盲, 低層的勞動人民被有錢有文化的階級稱為下人、刁民。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要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礎是實現在文化上的翻身。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後部署掀起四次掃盲高潮，並取得了巨大成效。

剛成立新中國時農民們幾乎都是文盲, 曾有過這麽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實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裏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於，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富裕村民家中，但當“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個真實故事，折射出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文盲占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為此，從來不畏任何險阻的毛澤東下定決心要迅速改變這一嚴重落後的麵貌，要讓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有文化必須要從免費教育開始。這個教育工程可是個大工程, 困難很多, 師資、教材、教育地方等都要由國家來解決, 而這一切都需要人力、物力、錢等。按舊時代留下來的繁體漢字學起來很難記住, 所以就從漢語拚音學起。

第一次：研究漢語拚音方案，創造《速成識字法》。 新中國剛剛成立，就將教育工作提上議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新中國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繁亂的教育思想，發展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新中國很快對舊的教育製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餘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為勞動人民的辦學軌道。之後，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於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旨在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的掃盲工作也同時展開了。

“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這是1950年9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勞動人民教育會議的基本精神。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在9月27日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並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於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毛澤東非常關注掃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的堅決倡導者吳玉章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地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對吳玉章的建議，毛澤東極為重視，把信批轉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拚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無窮的。此時，軍隊中出了一個掃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實可行。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幹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隻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祁建華的創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視。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祁建華寫的《“速成識字法”的創造經過》。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傑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一致認為，在廣大勞動人民及工農幹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國家實行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同時是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各級領導應以曆次革命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運動，並須定出計劃，以期在今後五至十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文盲。會議還指出，掃除文盲的標準，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和寫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任黨組書記，以《速成識字法》聞名全國的祁建華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另一名副主任委員是林漢達。

掃盲運動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等口號迅速響徹全國，使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麵。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餘學校，得到了進一步的深造。別忘了同時還有很多工作, 例如剛解放的清理掃除工作、少叔邊遠地區的解放、清除幾百萬蔣軍留守特務、掃除黑社會、土匪、吸毒販毒煙館妓院、改造妓女、抗美援朝戰爭、接收管理城市、工廠開工、農村土改、第一個五年計劃等等千頭萬緒的事要做。掃盲也不落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團結一心轟轟烈烈搞新中國的建設。

第二次：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 。光陰荏苒，新中國步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時期。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於是，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成為全國工作的重點。

9月，毛澤東看到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十分欣喜地表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毛澤東在這份報告的按語中，提出了消滅文盲的問題。他說：“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隻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他認為在這方麵，“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很讚賞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他號召說：“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並就教學內容和教材作了詳盡的指示：“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較小範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者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隻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頁。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之後，毛澤東還親自製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481頁。

就在這種背景下，掃盲運動又再次發動起來，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掃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於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社論。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發布《關於評獎掃除文盲優秀教師、優秀工作者、優秀學員、先進單位的暫行辦法》《頒發識字證書及業餘小學、業餘中學畢業證書暫行辦法》。 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把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的社論，提出：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大規模地開展掃除文盲運動。於是，掃盲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會長由陳毅元帥擔任。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決定》指出：在全國範圍內積極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決定》還製定了掃盲的原則、對象、標準和目標。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麽方便怎麽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春耕夏種不言苦，喜看秋後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並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後，生活和生產方麵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員在掃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文化技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

第三次：1958年《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 1958年春，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都出現了“大躍進”的做法，文教衛生事業當然也要“躍進”。毛澤東非常希望能夠加快掃盲的步伐，要求盡快製定出新的掃盲規劃來。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會長陳毅在講話中說：掃盲工作是使六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要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開步走，就要識字。從掃識字盲，掃文化盲，到掃科學盲。他號召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

[yongbing1993]

幾千年來知識一直當作私有財產








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教育》幾千年來一直是剝削階級的“世襲領地”，正如列寧所說的“教育界的資產階級偏見特別頑固。”資產階級偏見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現，就是“知識私有”、“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理論至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等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新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教育戰線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幾經反複，每進行一次重大改革，資產階級總是伺機反攻倒算，力圖使舊的東西複辟。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教育界又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理論書將知識私有化。說什麽批判“知識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講學文化知識，開門辦學就是不要學理論，工農兵上大學“質量低”，學校要有磚家叫獸內行來領導等等，已將教育為複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服務。

毛澤東：“什麽是知識？自從有階級的社會存在以來，世界上的知識隻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關於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

勞動人民是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者，是革命的主力軍，曆史的創造者，因此，知識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對勞動人民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創造的經驗，至多隻不過起了一個總結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幾千年來，知識一直被當作私有財產，成為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

這種曆史的顛倒是怎樣發生的呢？本來，在原始社會，並沒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隻是到了原始社會後期，產生了私有製，出現了剝削，產生了階級，原始社會解體，進入了奴隸社會，才出現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

恩格斯說：“在這個完全委身於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從事於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政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可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體現了階級的對抗。

沒落奴隸主代言人孟軻叫嚷：“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封建地主階級宣揚什麽“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識也不例外。

資產階級“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國“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在舊中國知識是剝削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私有財產，被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反動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知識和靈魂一道出賣給反動統治階級，作了反動派的忠實爪牙。有些人則把知識作為商品進行赤裸裸的金錢交易，爭名奪利，因而“知識私有”觀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國成立後，反動政權已經被打倒，“所有製變更了”。被作為“私有財富”的舊知識分子所掌握的知識，卻不能象對待地主資本家的土地、工廠那樣處理，既不能剝奪，也不能沒收。因此，解放後，新中國對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並給予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這正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私有製痕跡的反映。

新中國成立後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費用大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所負擔的，即《免費教育》。《免費教育》的成果應歸社會所有。“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個人不應當有“任何額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國剛從舊中國過來，有些人對舊中國遺留過來的“知識私有”觀念也相當嚴重。這是因為，在中國，雖然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已經基本上變為公有製，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原有對立的狀況，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資產階級法權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別仍然存在，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處於優越的地位。反映這三大差別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對人們還起著腐蝕作用。新中國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因而在分配領域裏資產階級法權還占統治地位，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高，是所謂複雜勞動，有權從社會領取較多的消費品，因而生活上處於優越的地位。這些就給“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存在和泛濫，提供了客觀的經濟條件。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還相當“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的”，幾千年剝削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知識私有”的傳統觀念，在社會上不少人的頭腦中也有一定的影響，並且一下子變不過來。原來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更是人還在，心不死，他們雖然已經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廠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卻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識”為資本，繼續向上爬，做騎在工農頭上的精神貴族。

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之類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販賣“知識私有”論，教唆青年把知識當作私有財產，當作個人成名成家的資本，瘋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知識私有”作為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精神支柱，為其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這就是“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和泛濫的思想政治條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資派鄧小平在文革後承認了錯誤，鄧小平向毛澤東保證：改正錯誤！永不翻案！當毛澤東逝世後，走資派鄧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鄧小平用實際行動坐實了走資派的皇冠。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一上台就抓《教育》恢複高考，還是老一套讓知識私有化。不過換了一個名稱叫“上大學改變命運“或叫“知識改變命運。就是讓少數人先富先有知識，然後離開農村工廠低層人群，轉流到城市富有階級做上等人。這個“知識私有”觀念是在長期的私有製社會形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還有它賴以存在和泛濫的經濟、政治條件。

因此，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應當是針對“知識私有”這種傳統觀念在各個方麵的表現和危害，對症下藥地進行無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資派鄧小平們掌權後就造謠說：文革所謂批判“知識私有”就是“不講學文化”，就是提倡“文化無用”或“知識無用”的奇談怪論。其實，“文化無用”論是“知識私有”的反動理論受到批判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識私有”觀念，決不是說“知識無用”、“技術無用”、“文化無用”。無產階級非常需要知識，如列寧所說：“隻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但關鍵問題是對知識持什麽態度。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是作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還是作為個人獵取名利的資本？這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世界觀的集中表現。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產黨領導的工人農民和他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剝削階級的教育製度和教育思想作徹底的決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教育戰線曾經已經取得過偉大的勝利，教育陣地的變革是深刻的，但從根本上進行改革還剛剛開始，教育革命並沒有搞過頭。在中國教育領域裏，剝削階級搞了幾千年，修正主義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開放後變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資產階級把知識看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影響是相當頑固的，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陣地完全占領下來，改造過來，要經過幾代人不斷地堅韌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擺脫了私有製的鎖鏈，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己逐步發展起來。但是，在所有製方麵，當時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製，社會主義的公有製並不都是全民所有製。因此，文革中要徹底清除教育領域裏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真正的共產黨人和毛澤東是要必須繼續完成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把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文革進行到底的。

尤其是對教育革命的 “知識私有”觀念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少數人對知識的壟斷。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觀念，必須打破這種狀況，實行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文革就是這樣做的。

文革期間造反派紅衛兵們是必須熱情地扶植和發揚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滅三大差別的宏偉綱領。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能文能武、亦工亦農的共產主義新人。

廣大幹部下放勞動。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實踐中去。

廣大革命師生走“五·七”道路，下鄉下廠開門辦學。

工農兵業餘理論隊伍的成長。

三結合的寫作組或批判組的成立，等等。

所有這些新生事物，對於無產階級占領和改造教育陣地，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有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中國的勞動人民一定要滿腔熱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壯成長，加速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目標。

上層建築各個領域，資產階級的勢力和舊的傳統觀念是相當頑固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社會的死屍“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

因此，要破除“知識私有”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必須把上層建築各個陣地牢固占領下來，改造過來。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中國共產黨人要牢牢掌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基本路線，堅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沒落的意識形態，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決定








新中國建立初克服經濟困難除了平息漲價風潮，穩定工商業以外，毛澤東、中共中央還考慮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國麵臨的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其首要的一項手段就是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管理。當時已解放的老解放區雖已連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統一以外，財經管理工作完全處於分散狀態，各有貨幣，各管收支，解放區之間隻能做到少數軍用品和少數物資可以調撥，遠遠未能達到全國財經工作的統一，這不能適應全國統一政治局麵的需要。

統一財經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項重要的財政經濟方針。《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指出：“過去國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和依靠增發通貨，現在則公糧和稅收大多尚由各區、省、市、縣人民政府管理，此種財經上的不統一和收支機關之間的脫節現象，如果任其繼續下去，則勢必額外增加通貨的發行。”

這次統一財經工作的範圍很廣，基本內容有三項：第一，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第二，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第三，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統一全國財政收支，重點又是統一收支，保證中央財政的需要。

財政收入即公糧、稅收及庫存物資的全部，公營企業的利潤和折舊的一部分，統歸國庫，沒有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門不得動支，所有庫存物資，由中財委統一調度，合理使用，以減少財政支出，指定人民銀行代理國庫，一切軍政機關和公營企業的現金，一律存入銀行，不得存入私人行莊。

支出方麵：軍隊的供給統一於解放軍的後勤部，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則按照規定的編製和供給標準供給；統一重要物資調撥，當時，上海無大米，無棉花，同時因為生產沒有恢複，運往外地的工業品不多，又無運力把米和棉花運進來，因而，毛澤東和黨中央做出決策：為了穩定上海，占領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實行全國重要物資的統一調撥，以做到互通有無。

在統一財經的過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影響深遠的問題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一方麵，統一財經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當時收支嚴重脫節，公糧和稅收大半在地方手裏，近水樓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萬人裏500萬軍隊是要“吃皇糧”，由中央支出的。發在下麵，支在上麵，中央存在嚴重的虧空。同時要進行建設，在經濟底子薄的新中國是需要集中一些經濟力量、財政力量，才能辦成一些大事的，這就同以前毛澤東軍事上講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麵財經統一以後，地方積極性和企業的積極性可能被消磨，難以調動地方、部門、單位的責任心、主動性和創造性。全國財政實行統一管理之後，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財力和財政，在財政收入上，公糧附加和地方稅收，仍歸地方支配，國家工廠的一部分劃歸地方管轄，此外，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國，但是這畢竟是有限的，地方要麽認為權力受限，要麽增長了對中央的依賴思想，總的說來有以下幾點：

財經的統一給地方帶來了困難與不利，限製了地方積極性；統一財經後，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過多了，如國際貿易工作，並沒有區別全國性比重較大的業務與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統一由全國的各個專業公司實行垂直的領導，這樣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較大的業務，特別是在土特產的產銷上，限製了地方“因地製宜”的作用；屬於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業，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礦業、鐵路、銀行、國營貿易公司等等，與地方關係不清，在對這些企業單位的領導管理工作中，沒有明確決定哪些職權是屬於中央的，哪些職權是屬於地方的，使得地方當局難於處理本地區與中央直屬企業的關係。

黃克誠當時就給毛澤東和中財委寫信，批評了中南地區出現的隨意上收企業，限製地方經濟發展的做法，提出了應發揮地方辦工業的積極性。

對此，毛澤東十分重視，當即下令中財委解決，同時他更從戰略上提出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要求把獨立性和統一性結合起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這個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整。當時，政務院就通過了中財委提出的《關於1951年度財政收支係統劃分的決定》、《國營工業生產建設的決定》和《劃分中央和地方在財政經濟工作上管理職權的決定》等幾個文件，提出在繼續保持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統一領導、統一計劃和統一管理的原則下，把一部分適宜於地方政府管理的職權交給地方政府。

這幾個文件具體說來主要明確了地方的部分財政權力，其一，把一部分國營企業或一部分財經業務劃給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財委直接管理的企業單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當局領導，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產為中心，以業務為中心，必須防止政治工作與生產和業務遊離的現象。毛澤東還指出，在統一財政支出時，除了具體的政策辦法以外，還要注重講道理和工作方法，應向各地講清楚統一與分散的利害得失，說明革命者的責任要服從全局，當然也要保證地方的開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實行按比例提成的辦法，預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積抵觸。

毛澤東還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地方以大局為重，中央也對地方的情況予以照顧。解決各地區的問題要從全局出發，各個地區的解放，有先有後，情況也各不相同。解決各地區的財經問題，必須從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區別對待。

比如，東北地區工業基礎比較大，恢複生產的條件比較好，在經濟建設上先行一步，對全國經濟的恢複有好處，同時，為保證這個地區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應當允許東北地區單獨使用一種貨幣，即東北幣繼續在東北地區流通使用，以山海關為界，與人民幣保持合理的比價，這樣，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即可不受關內物價波動的影響，能正常進行。東北地區則以重要物資支援關內，向全國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餘糧、鋼、枕木等。

同時，地方與地方之間則互通有無，大宗物資的調撥經中財委，小宗物資的交換，各地區相互協商處理。

1950年4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講話指出：過去的六個月我們在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方麵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績，我們的財政方針是正確的，我們國家的財政情況開始好轉，這是很好的現象。他還指出全國財經工作統一的勝利，其意義不亞於淮海戰役。並且讚美陳雲，可稱之為能。在這裏，他是借用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裏敘述劉奮誇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龐，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來讚揚陳雲的理財之道。

6月6日在七屆三中全會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毛澤東再次明確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幾個月內實現全國範圍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爭取了財政收支平衡，製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並進一步指出要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

從1950年3月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下決心統一了貨幣，統一了財政，統一了物資調撥。這樣，中財委即可對各項問題作出統一的規定，統一計劃和管理，比如稅種、稅目、稅率，國營工業的生產計劃，原料來源，產品推銷；外銷物資，外匯使用；內地物資的調撥；物價管理，鐵路、輪船的合理使用；郵電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陸續作出了統一規定。之後，國家財政收入急劇增加，支出相對減少，而且國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庫，整頓財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財政收支出現了接近平衡的局麵，這也正是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全國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協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