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鐵飯碗》而是整個工人階級

有《鐵飯碗》而是整個工人階級

 

 

 

《東方民主》中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有《鐵飯碗》。不是個別工人，而是整個工人階級。

而《西方民主》中的工人沒有《鐵飯碗》。

轉載《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作者：陽和平

我今天講講個人的經曆。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北京生西安長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陝西方言）。今天就講講我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和以後在美國當工人的對比。為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國工人是被“溫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翁地位了(眾笑)。這個感覺是非常明顯的，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還真是沒法說清楚。因為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還有什麽世界。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他以為當工人就那麽回事兒，我到美國去當工人才發現，還真是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裏當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國有一種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可是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眾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為什麽？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 “傻”？不是真的傻，我們其實很清楚，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有一個本能的勤勞、勇敢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那種右派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我創造出的東西，我對這個東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華木材廠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用熱軋機製造塑料貼麵板，以後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有學習。七十年代我們學馬列，所以我這個根底兒是那時候打的。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都想著他們。

到美國我先是在韓丁的農場幹了一年，以後到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計費器修理工，後來多次失業。

頭一次失業，我以為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兒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什麽做得不好，你幹嗎不要我了，我做什麽錯事了，你憑什麽把我給解雇了？(眾笑)後來失業次數多了就油了，失業嘛就是逼著你放假罷了。

有一次失業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家鋼鐵廠登廣告招收電工，我就去應聘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沒事就鼓弄電，做馬達什麽的，我有一些電的知識。應聘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電工，他在美國也沒有辦法查。他就給我一個馬達和一個啟動器讓我接起來，我接起來了，他就雇傭我了。

頭一天上班，工頭派活兒，工人們都在一塊兒幹活，我就把中國工人幹活兒的勁頭拿出來了，工頭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來幹活去了。當時沒人說什麽，工頭一出去，一個工人抓住我說：“你幹什麽呢？！”我說：“修馬達啊！”他說：“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業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國才學會了，當工人必須會作秀：幹得很歡，不出活兒，這才叫偷懶。(眾笑、鼓掌)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兒。這不是說工廠裏沒有一個偷懶的，我們班裏就有一個，大家叫他賴包，就是賴包兒。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比如廠長來了，大家就會說：“喲，好長時間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眾了？”對吧？你現在活幹完了看報紙呢，那不是說廠長來了工人就害怕。因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這個塑料貼麵板，或者做膠合板，膠合好了然後放到熱壓器裏熱壓，需要等五到十分鍾時間，這時候廠長來，你該看報紙看報紙，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對吧？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眾笑)

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是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工人為什麽辛辛苦苦幹活呢？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對這些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活兒馬上就停下來了，對吧？(眾笑、鼓掌)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方麵給你獎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中慢慢學會了對付資本家，學偷懶。學會對付資本家是挺有藝術的，我可以講幾個具體的例子，看看工人怎麽對付資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組織工會，不是黃色工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幹活時的小鬥爭也是不斷的。

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筆訂單，要製作上百輛車輛，就像地鐵車輛那樣。我那時候當電工，專門在車底下裝那種很粗的電纜。頭十輛車我們按照圖紙學著怎麽裝這個電纜，學會了，從第十輛車開始，就要計時了。專門有一個人拿著個本子和秒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把時間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呀！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非常有經驗，他對我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氣動工具的，今天用手動工具。”(眾笑、鼓掌)

這還不夠，固定電纜的螺絲帽是帶自動鎖的，帽上有個塑料圈，所以你擰這個螺絲帽的時候，你必須固定螺絲，否則它會來回轉，你轉一輩子也擰不緊。平常這種螺絲隻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絲，今天想辦法給它轉二十圈。由於固定螺母有上下兩個扳子，但你看得見上麵看不到底下，上麵的扳手不停地轉，轉二十轉，下麵扣螺母的扳手一會兒上來，一會兒下去，隻讓它扣住十次，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不能有一個是十五轉，因為有一個十五轉，工廠方麵就按這個計算了，還不能露餡。

而且我們還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裏邊。那時候八月份天特別熱，我們頭上係著紙巾，否則汗都流到眼睛裏邊去了，穿的T恤衫濕透了，我們倆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後經過好幾天，活差不多幹完了，他一統計，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鬆了一口氣。以後越幹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就能幹完了，還報三十多個小時，為什麽？那時候我半工半讀上大學呢，我的數學微積分的作業全在廁所裏邊寫的，所以騰不出時間我怎麽辦？

這個勞資關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間是敵對的，就像貓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有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鬥爭。

到美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1977年回來時因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還跑到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去就是幾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感受（動情落淚）。這怎麽回事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回到美國後重新到美國工廠體驗，為什麽會到中國老想著回到老工廠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誌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

北京光華木材廠現在沒了，我覺得特別可惜，當年在美國打工的工廠也破產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那種工作環境，我一點也不懷念。為什麽我老懷念在光華當工人的生活呢？我經常去看他們，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住在垂楊柳那塊兒呢。這裏，就是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鼓掌）

……

為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了這一步了，這個講起來就深了，複雜了，我不能直接講，我就間接講一講。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呢？我在西安草灘農場長大，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把麥秸堆了很多，我拿個笤帚把麥秸掃到一塊兒，點火！就在大麥秸堆旁邊點火，那可危險了。我很喜歡看那個火苗，覺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出來，跳過欄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裏，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記得好幾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還是喜歡玩火，隻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玩。

最後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時候，那時候農場和村裏之間有條河，是怕口蹄疫病傳播，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牛車馬車來到農場，怕傳染口蹄疫病。我在那裏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又點火去了。當時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火一點起來就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旁邊就是村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突然擔心起火要燒到那邊村莊怎麽辦，害怕了，就把衣服脫下來打火，終於給把火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玩火了。(眾笑)

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們當時不聽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一樣。(眾笑、鼓掌)人必須經過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麵的正麵教育這還不夠。(鼓掌)有時我對此有些悲觀，人們為什麽非要經過第二遍呢？要有反麵教員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反麵教員，我們得感謝他們。工人階級有了正反兩方麵的體驗，咱們才會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樣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資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還得想辦法防止“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熱烈鼓掌)

謝謝大家！

《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

——陽和平在中國工人研究網“老工人懷念毛主席”報告會上的發言

陽和平簡介：陽和平，是1947年就來到延安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專家寒春、陽早的長子。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慶齡給起的。68年初中畢業後曾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過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2007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yongbing1993]

中國工人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







佩服陽和平的父母，那時不但全國的優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連遠在美國的也不例外。一個真正的紅二代：美國人陽和平。

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隻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隻是貧下中農，哪隻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裏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中國農場裏的童年。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裏灌下一碗酸辣湯後，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隻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裏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裏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誌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後的歲月裏，他們成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麵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奶牛”。

最初，他們在陝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麵餅，放在鐵鍋裏烤得兩麵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裏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和很多中國男孩一樣，陽和平愛玩火，有次點著了農場的柴火垛，差點釀成大火災。父親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掄圓胳膊打他屁股。

在這裏，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鬆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胡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裏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裏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裏會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裏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麵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麽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麽？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麽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麽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時，寒春帶著他去城裏送奶。很快，馬路被堵住了，圍觀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看著他們，警察來了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陽和平很難受，母親安慰他：“他們沒有敵意的，隻是好奇。”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麽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了北京做文職工作。後來他們主動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繼續養牛。“文革”開始後，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準，找區裏、市裏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幹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麽？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一支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係。這一年春天，陽和平的舅舅、美國記者韓丁受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訪問。韓丁之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並把自己的女兒卡瑪留在中國。那年秋天，卡瑪跟著父親韓丁回到美國。打那時起，陽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國來信，“當時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寫的，信裏新奇陌生的故鄉，開始誘惑他。他開始努力學英語。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

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裏，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裏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雇。他問老板：“是我幹得不夠好麽？”老板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麽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雇'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曆，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家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淩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淩，”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淩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苟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曆。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麽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曆，“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後，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板隻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隻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隻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yongbing1993]

毛澤東最大功績是重塑了中國人









毛澤東的最大功績是重塑了中國人，把幾百年來趴在地下，在外族的統治下麻木不仁的民族喚醒，融合成了一個有著一個統一國家意誌的國族！中華民族的形成，開始與日寇侵華，國共內戰，韓戰，以及文化大革命。戰爭是一個真正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美國國族認同也是在南北內戰，一二次世界大戰中逐漸形成的！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但是”文化大革命“，從靈魂深處，打碎了千百年來套在中國人身上的各種束縛，鎖鏈！這個影響極其深遠！”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一些苟延殘喘的”還鄉團“》《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老右派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新的資本家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先富的土豪劣紳村霸惡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牛鬼蛇神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磚家叫獸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馬戶又鳥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漢奸洋奴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洋賣辦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走資派的吹鼓手們，仍然對“文化大革命”潑最後一盆汙水！

當然，最最主要的是《走資派》。

《走資派》反文革是符合走資派的利益的，如果不反文革，就失去了執政基礎。

文革是幹什麽的？文革就是批鬥走資派的。

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奪權？是奪誰的權？就是奪走資派的權。

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篡權一上台迫不及待地要用一切卑劣的宣傳手段將文革搞臭？為什麽迫不及待地要給文革定性？”就是要為鄧小平自己翻案。翻案為了什麽？就是要證明鄧小平不是走資派。而四人幫是走資派。所以要為鄧小平自己能夠上台掃清路障。如果要承認文革是對的， 鄧小平是走資派怎麽能名正言順複出呢？

那麽，說文革錯了，總要找個錯的理由，就弄出來個“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的謊言來。文革開始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到晚年。發動文革是經最高層集體討論通過的，十幾億人參與的一件大事，怎麽能說是毛澤東的錯誤呢？況且毛澤東本人將文革似比天大的大事。而文革中的兩方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鄧小平篡權上台掌控話語權，隻是一麵之辭。

就如鄧小平上台後講到毛澤東思想時，強調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是集體的，言下之餘有鄧小平的功勞？而文革不是集體功勞了？

再說說為什麽走資派一直不停地在給文化大革命繼續潑汙水？

根源在走資派鄧小平。別看鄧一天也沒有當過總書記，但鄧可以讓胡趙兩位總書記一夜之間上台，一夜之間下台。古今中外的封建皇帝也做不到。這還不算最封建的，更封建的還在後頭，憑鄧之力可以讓一個上海的書記直接提升到中央，任最高頭頭。臨死之前還安排好二代接班的。又見過如此封建的封宮嗎？

當然，被封的走資派怎麽會不反對文革呢？

再下麵鄧小平沒有安排，所以就繼續連任下去。

這叫什麽？連資產階級的民主都不是。純屬封建皇朝的作派。

[yongbing1993]

用何種民主方法治國是各國自理






　　

毛澤東共產黨從來沒有否定過西方民主。毛澤東從創建紅軍開始就同許多留學西方國家的各方人才交流學習。延安時期還與美國加拿大的洋人共產黨人做朋友，從中了解西方民主並學習其中有益於中國的方法。毛澤東共產黨隻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入侵別國。而從沒有說要反對資產階級的西方民主。稍有一點腦子的人都會懂得《民主》是一個方法，各國領導人想用何種民主的方法治理國家，是各國自己領導人的事，別國或個人能反對得了嗎？或者說別國或個人能送一個《民主》給別國用嗎？《民主》不是皇冠可以送人或為人爭取的。

西方民主也不存在什麽“普世價值”。認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者認為，西方民主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怎麽能否定呢？但是，共產黨也是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人類共有的，沒有誰可以獨自占有的。更不可當禮物送人。

西方民主講人權，東方民主不也講人權。進而提出，誰否定“普世價值”，誰就是站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對立麵。這種觀點容易引起思想混亂，頗有澄清的必要。澄清關於“普世價值”的是與非，需要分清三個層麵的問題：一些西方國家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西方國家在對內對外實踐中是怎樣推行其“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的所謂“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上任何國家？

西方宣揚和推行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麽？

西方民主宣揚“普世價值”，實質是推銷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但東方民主不同於西方民主的價值觀。“前者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後者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東方民主主張獨立自主，不幹涉他國內政，不向外國傳播意識形態，而美國堅持通過施壓和激勵來實現價值觀的普適性，也就是要幹涉別國的內政。”

而西方民主如美國政府及總統如是要：“中國不可能永遠抵製西方民主變革的力量。終有一天，它會走上東歐和蘇聯共產黨政權的道路，美國必須盡其所能，鼓勵這一進程。”克林頓上台後，把擴展民主確定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1993年9月，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宣稱，美國的目標是“擴展和加強世界市場民主國家體係”和“擴大生活在自由體製下國家的數量”，實現“繁榮的民主世界”。可見，美國毫不掩飾地要把西方的“民主國家體係”和“自由體製”推向世界、推向中國。

通過推行西方民主價值觀演變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國家，是西方國家一貫的政治原則和策略。基辛格指出，老布什和小布什也試圖用西方價值觀重塑世界麵貌。老布什認為美國有能力重塑世界麵貌。小布什毫不猶豫地打起美國價值觀旗幟，實施外交政策。“小布什的自由議程所規定的是非西方社會極其迅速的演變”。

基辛格的《論中國》一書的最後部分寫道：“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基辛格是一位有世界影響的美國政要和思想家，他對美國通過推行西方價值觀來“重塑世界麵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特別是力促中國重蹈蘇聯東歐覆轍直言不諱的論述，對中國一些不明事實真相、盲目追捧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來說，是一支“清醒劑”。

西方民主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是其和平演變策略的重要一環。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作為價值觀，本是人類社會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怎麽會成為西方國家用來“重塑”和“演變”非西方價值觀國家的工具呢？這就需要進一步弄清楚西方價值觀的經濟社會製度基礎。

西方民主價值觀是建立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認為隻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的實現。它把資本主義看作人類社會最美好的製度，把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宣揚為“普世價值”。盡管東方民主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為自己的追求和價值原則，但西方並不認同。

因為中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製度，發展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國有自己的優秀文化傳統，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區別。總之，中國積極借鑒西方之長但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搞西方化，而這些與西方所宣揚的“普世價值”是相左的。

西方民主國家極力向中國推行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否定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這當然要受到中國的抵製。有人不明事情的本質與真相，隻從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抽象概念和文字表麵出發，認同和宣揚西方民主“普世價值”。這些人應該清醒了。

西方國家是怎樣實踐其“普世價值”的？

從西方國家的國內實踐看，西方民主“普世價值”的口號長期被踐踏。一些西方國家長期存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勞資對立、貧富分化、人權無保障等背離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嚴重社會問題。

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聲稱“人人生而平等”，但實際上這隻適用於男性富人，不包括婦女、窮人、黑人，富人還可擁有黑奴。美國曾長期存在種族隔離製度，踐踏人權。

直到1965年，才允許黑人享受與白人一樣的民權。西方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製度，存在貧富分化與對立。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美國民主的實質就是“1%所有，1%統治，1%享用”。前幾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顯示的正是99%與1%的對立。上述種種，正是對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莫大諷刺。

從西方國家的國際實踐看，“普世價值”幌子下掩蓋的是侵略、掠奪和災難。

看看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西方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的。從19世紀初起，西方列強先是非法向中國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繼而以炮艦入侵中國，殺害中國軍民，並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啟了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

1900年，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跌入苦難的深淵。

1840年以後的100多年中，西方列強都參與了對中國的侵略。

這就是西方國家送給中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

曆史上是這樣，現在又如何呢？

西方在一些國家操縱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街頭政治”，導致相關國家陷入政治動蕩、社會混亂、難民流離、經濟衰退。

一些國家甚至遭到西方武裝入侵，遭受戰亂、殺戮、災難，國無寧日、民不聊生。在事實麵前，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不認同西方推行的“普世價值”。

西方的“普世價值”是否適用於世界各國？

從總體上說，作為一定社會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沒有對一切社會製度的普適性。

世界上有無在一定時期、一定範圍被普遍認同的普世價值？這需要探究。比如聯合國所規定、由各國簽字認可的某些需要共同遵守的準則，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不應簡單否定。

西方國家實行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以按資（本）分配為核心的按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具有普適性的價值原則。而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原則，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遵循的普適性價值。

但是，這些都是一定時期、一定範圍或一定社會製度內的普適性價值，而不是適用於一切時期和一切社會製度的普世價值。

不同社會經濟製度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例如，奴隸製度和農奴製度在今人看來是不公平、不正義、不道德的，但當時的主流價值觀卻是維護這種製度的。

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普世價值”名不副實。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作為反對封建製度的價值觀是進步的，但它是以私有製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資本與勞動力的等價交換，表麵看來是自由、平等的，但這種自由、平等是表麵的、虛偽的。一旦從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勞動力的出賣者成了雇傭勞動者。“一個笑容滿麵，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

在資產階級及其學者看來，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勞動創造工資。因此，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是天經地義的，合乎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價值標準。

而馬克思批判了這種為資本主義剝削製度辯護的“三位一體公式”。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一樣，是靠占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隻在於占有這種無償勞動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這樣一來，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製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後的立足之地”。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也指出了資本主義“現存社會製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

西方國家內部的許多人士也不認可西方價值觀具有普適性。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曆史時期會有不同價值觀，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不認同、不接受西方向中國推行的“普世價值”。

其實，西方不少學者和社會人士也對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提出了質疑和異議。

中國熱衷於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士應讀幾本西方學者的相關著作，如英國的特裏·伊格爾頓的《馬克思為什麽是對的》，英國的查理德·波斯納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失敗》，日本的神穀秀樹的《貪婪的資本主義·華爾街的自我毀滅》，等等。

美國的查爾斯·德伯寫過《馬克思的預言：危機的世界》一書，作者在中譯本中對中國讀者說：“世人對馬克思的著作再度興起興趣。美國大學中的教授和學生也再次開始展露對馬克思更濃厚的興趣。民調顯示美國的年輕人如今對‘資本主義’有負麵印象，而一半對‘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有正麵印象。”可見，西方國家的所謂“普世價值”，連其國內不少大學師生和一般年輕人也不認同其普適性。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中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實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製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中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價值標準，不能搞西方化。中國社會主義也講自由、平等、民主等，但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平等是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消滅階級剝削和對立、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平等。

社會主義的自由，是馬克思所講的擺脫了階級剝削與壓迫的以“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原則的自由；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是民主集中製下的人民民主。等等。總之，社會主義有自己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價值原則，雖然在字麵上自由、平等、民主等是相同的，但其內涵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符合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製度，是中國共產黨凝心聚力實現社會主義的東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