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內》

《資產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內》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個理論是一個科學完整的思想體係。即《資產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內》！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一個完整科學的思想理論體係，這個理論體係是由必須：用事物矛盾的法則來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製度。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堅持繼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資產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內》！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任務之二：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任務之三：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思想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任務之四：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文化革命。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必須加強人民武裝力量建設。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等基本內容組成的。

其中，這個理論最特出的部分，是關於“資產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論述。

《資產階級就在中國共產黨內》！

毛澤東幾乎在他生命的盡頭，發表過一係列關於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講話，這些講話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被整理為《毛主席重要指示》，成為當時全國人民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指示。

其中，毛澤東在談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毛澤東說道：“列寧說建設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自己就是建設了這樣一個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毛澤東年譜》 第六卷 第640、641頁)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毛澤東圈閱同意，由姚文元撰寫並以他的名義發表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基礎》和張春橋撰寫並以他的名義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兩篇文章，其實已作了較好的闡釋。

姚文元的文章認為，林彪反黨集團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表，“林彪反黨集團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無產階級複辟的願望，而且代表了社會主義社會中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篡權的願望，他們身上具有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某些特點，他們當中若幹人本身就是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的某些口號適應和反映了資產階級分子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發展資本主義的需要。”

黨內之所以能夠產生資產階級，是因為中國社會有著產生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根源和經濟基礎：“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國際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

而產生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就是“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這個製度具有二重性，因而“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在分配和交換方麵不可避免還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應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以便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縮小等級差別，逐步創造消滅這種差別的物質的和精神的條件。

如果不是這樣，相反地，要求鞏固、擴大、強化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所帶來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產生兩極分化的現象，即少數人在分配方麵通過某種合法及其大量非法的途徑占有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貨幣，被這種‘物質刺激’刺激起來的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爭名奪利的思想就會泛濫起來，化公為私、投機倒把、貪汙腐化、盜劫行賄等現象也會泛濫起來，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就會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致黨內生活，瓦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會產生把商品和貨幣轉化為資本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剝削行為，就會在某些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部門和單位改變所有製的性質，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情況就會重新發生。

其結果，在黨員、工人、富裕農民、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會產生少數完全背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暴發戶。”

張春橋的文章認為：中國的所有製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政權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商品經濟製度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溫床，這就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而什麽是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最簡單的概括，就是馬克思一八五二年給魏德邁信中講的那段著名的“四個消滅”的話。

因此，“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這既可以看作是毛澤東的政治遺囑，又可以看作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精髓和絕響。

在這個理論指導下製定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

毛主席是最講路線的，認為路線決定一切，路線對了，要人有人，要槍有槍;路線錯了，有了人槍也會失去。毛主席這位路線大師，一生都在為製定正確的黨的路線在奮鬥。經過一番調查研究以後，我們發現，毛主席一生都在依靠正確的路線吃飯，而毛主席晚年為黨製定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

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毛主席為我們黨製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路線。這個基本路線由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路線和經濟路線組成。

毛主席製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路線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這條黨的政治路線，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相當長、三個存在，四個要和三個講”。

毛主席製定的社會主義經濟路線是：“鼓足幹勁，立足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雖然，毛主席將黨的政治路線與經濟路線隻是分開來講而沒有綜合起來表述，但誰也不能否定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路線兩個方麵的高度統一性。

毛主席製定的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路線既講政治路線，又講建設路線;既強調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主義不斷革命的根本原則和方針，又強調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按照毛主席的說法，“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既強調了政治是方向、是統帥，“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又突出了經濟建設，要“多快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這是毛主席闡發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具體揭示，是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具體體現，完全是一個切合中國社會主義實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路線。

[yongbing1993]

《三線建設》中的工農結合之路







《原創 三線建設與華鎣市的建立 》來源: 草根

三線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時期的一個偉大曆史壯舉，是黨中央為加強國防建設，調整國民經濟發展布局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1985年在四川東部華鎣山誕生的華鎣市，就是三線建設的一個裏程碑，是三線建設留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個活標本。

它見證了三線建設苦難與輝煌的曆程，凝結了創業者的理想信念與精神風範，展現了這座新興工業城市給革命老區帶來經濟社會的跨越發展。通過這個活標本，我們不僅能深刻了解華鎣市的前世今生，而且能真切地感受到三線建設者們為祖國和人民所作出的無私奉獻，特別是他們用青春和熱血在這片土地上創造的典範奇跡，為華鎣建市培育了強大的根基和本源。因此，沒有三線建設，就沒有華鎣市的建立；沒有三線建設的基因元氣，就沒有華鎣市在改革開放新時代的涅槃重生。

一、三線建設者滿懷愛國激情建廠，在華鎣率先走出了一條“工農結合”之路，成功創建了全國首個工農示範區，成為華鎣的立市之本。

三線建設布點華鎣。三線建設是以加強國防建設，抵禦帝國主義侵略而實施的總體戰略布局，主要分布於我國中西部地區，涵蓋了內陸腹地的13個省和自治區。中央在四川確定的三線建設重點項目為“兩基一線”，即重慶常規兵器工業基地、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以及成昆鐵路。1964年9月11日，西南三線建設籌備小組成立“以重慶為中心的工業配套工作組”。

1965年1月25日，工作組向中央報送了《關於以重慶為中心常規武器配套規劃情況的報告》，按照中央提出“靠山、分散、隱蔽”的布點要求，確定了以靠近重慶的華鎣山為中心，在周邊各縣選定了新建（包括遷建）冶金、化工、機械32個三線建設項目。其中將9個光學儀器廠集中分布在廣安、嶽池縣所轄的華鎣山境內。

華鎣山是四川東部的主體山脈，綿延數百公裏。廣安、嶽池縣在華鎣山中段，有渠江和嘉陵江環繞，在中國革命史上載譽著華鎣山武裝起義和紅岩英烈的光輝業績。華鎣山是川東自然資源豐沛的山區，已探明的礦藏達30餘種，尤其是煤、鐵、鹽、石油、天然氣、石灰岩儲量大，品位高。

但由於山高地險，交通閉塞，當地群眾長期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1964年秋，重慶地區常規兵器配套建設指揮部的選址工作組，深入到嶽池縣所轄的慶華、溪口、高興和廣安縣所轄的雙河、古橋、祿市、天池、新橋、梭羅等公社進行實地勘察，按照少占耕地、充分利用廢舊廠房的原則，分別為9個軍工企業選址，於1965年初報經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批準後，明光、華光、金光、江華、紅光、興光、永光、長城、燎原光學機械儀器廠陸續開工建設。

滿懷愛國激情艱苦創業。從1965年初春開始，各軍工企業的建設者陸續開進華鎣山，廣安、嶽池縣委積極支持配合，分別成立了支援重點建設領導小組，負責組織民工和地方建築材料、糧油及副食品供應，並派出人員駐各廠工地現場協調工作。

首批三線建設者來自北京、西安、長春、包頭等大中城市，絕大部分是科研機構的專家和工廠的技術人員，他們響應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滿懷為國奉獻的熱血理想，在這自然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的蠻荒山區與當地民工一道，不畏艱險，開山平地、築路建房。並通過夜以繼日、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和大會戰的方式，快速高效地完成了“三通一平”任務。在建廠過程中，三線建設者們充分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堅持“先建廠後建窩，先生產後生活”的原則，因陋就簡，充分利用大煉鋼鐵時遺留下來的舊廠房，進行加固改造，把有限的資金用在生產建設上。

修建車間廠房采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辦法，一間廠房剛完工，機器設備馬上搬進去安裝，努力爭取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快的速度完成車間生產達標能力。在住房建設中，他們借鑒當地農民建土坯房的傳統，自己動手，就地取材，解決了山上供水、供電和運輸困難等問題，修建起了一排排“幹打壘”職工宿舍。“三塊石頭支口鍋，燭蠟煉油照被窩，住的帳篷幹打壘，喝的河溝地表水。”就是他們當時在工地上生活的真實寫照。

隨著三線建設各項工程的推進，搬遷到華鎣山生活的工人、技術人員及其家屬迅速增多，給山區帶來了糧食、蔬菜、油料等各種生活物質供應更加緊缺的壓力，而且這個問題不可能長期依靠外地運輸來解決。

於是，軍工建設單位就與地方黨政開始共同探索工農結合、廠社結合的路子，實行廠社掛鉤、以廠帶社、亦工亦農，這既加深工農的團結友情，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解決了農產品供給不足的矛盾。1965年11月，中共廣安縣委率先宣布雙河、天池、祿市三個公社分別與明光、華光、紅光三個軍工企業試行廠社結合，並正式建立了相互參加管理協作機製。

工農結合成為時代典範。由於華鎣山的三線建設啟動早、進展快，投產迅速，很快受到西南三線建委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切。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李井泉，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彭德懷等領導多次到廣安各地的三線軍工企業建設工地視察指導工作。

1965年10月28日，李井泉到華鎣山區，視察正在新建的江華廠、金光廠、明光廠、華光廠。

1966年1月9日，再次到華鎣山，視察明光儀器廠。他每到一地，除聽取各廠領導的匯報外，還到現場察看廠房和宿舍，對各級幹部帶頭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所總結的“幹打壘”、“廠社結合”等經驗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李井泉代表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親臨華鎣三線建設的軍工企業視察，特別是他對“幹打壘”、“廠社結合”經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很快見諸於各大主流宣傳媒體，其中，中央新聞紀錄片廠製作的一期《華鎣山上紅旗飄》專題報道在全國各地播放後，華鎣山的軍工企業便名聲大振，成為了三線建設的一麵旗幟，成為了全國推廣學習的先進典型和樣板。

領導在視察中所提出的“我們要搞一個共產主義工業帶農業道路的樣板”的希望和要求，也成為華鎣三線建設者與地方黨政共同努力奮鬥的方向和目標。因而，他們堅持在“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道路上不斷推進探索。

全國首個“工農示範區”在華鎣誕生。隨著工農業生產的互助發展，人口和勞動力不斷增多，生產生活物質的供需量日益增大，為三線建設提供後勤保障服務的體係逐步走向市場化、社會化，工礦貿易公司、蔬菜公司、糧油加工、日用百貨、飲食服務業的興起，在華鎣山自然形成了分散而具有共性的城鄉經濟交流互補新形態，原有的行政區劃和管理體製已難以實現統一協調，這就促使行政區劃實施必要的調整。

因此，中共南充地委於1978年3月9日向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呈報《關於建立中共華鎣工農示範區委員會、華鎣工農示範區革命委員會的報告》，提出南充地區成立華鎣工農示範區籌備領導小組，示範區建立縣一級黨委、革委，駐區內的省、地屬和其他縣屬廠礦企業，實行雙重領導，行政上屬上級主管部門領導，其它均受區委、區革委領導。

同年4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根據周恩來總理生前的“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指示精神和華鎣山中段廠礦較多，又是華鎣山遊擊隊革命根據地等實際，批準南充地委《關於建立中共華鎣工農示範區委員會、華鎣工農示範區革命委員會的報告》，1978年11月10日，華鎣工農示範區在國營明光儀器廠禮堂召開大會，宣告正式成立。

以工農示範區作為縣級行政區劃的稱謂，這在新中國的國土上堪稱第一。這是三線建設者在華鎣創造的一大奇跡和榮耀，他們堅持走“工農結合，城鄉結合”道路是這一榮耀的來源之本，也是華鎣後來撤區建設的立市之本。1979年10月5日，經國務院批準，改華鎣工農示範區為華雲工農區，正式確定為縣級行政管理區域。四川省與此同時設立工農區的僅有白沙工農區（在達縣地區的萬源縣境內）和金口河工農區（在樂山地區峨邊縣境內），共3個。

[yongbing1993]

毛澤東：什麽是科學社會主義？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個理論立論的依據實際是“什麽是科學社會主義？”。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立論的依據不是“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嗎? 是的，這是毛主席這個理論的立論依據，但我們依此進一步引申一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才是這個理論立論的根本依據。這個根本依據，實際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形態實際反映的是“什麽是科學社會主義”。

毛主席在他的《矛盾論》中，闡釋了下麵的觀點：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曆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製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於在各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製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製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說來，這時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到一定曆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著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後，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說得多好和多麽明白啊!“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實際是毋寧說人類社會的根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根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的特殊表現，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則決定和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的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與人類社會的根本矛盾構成的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則可以像馬克思那樣，從中“看出”人類其他各階級社會之間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

由毛主席闡發的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實際告訴我們：不管哪種社會的基本矛盾，隻能從反映和決定這一社會製度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矛盾中去尋找，都是由這一社會的生產方式的矛盾所決定的。一定社會的生產方式的矛盾性質，決定著這個社會的形態，決定著這個社會形態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決定著這個社會的運動發展變化，並且推動這個社會向新的社會過渡並為新的社會所取代。

由此，我們看出：奴隸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是奴隸主獨占奴隸和生產資料，嚴格地講，奴隸就是沒有人身自由的生產資料，無論是“十萬維耦”的生產，還是“一百維耦”的生產，其性質都是一樣的。主要的階級，則是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

因此，奴隸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奴隸和生產資料的奴隸主獨占製與奴隸主生產的個體化(?)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的矛盾。

封建社會，主要的生產方式是地主對生產資料具有獨占權，而農民擁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主要的階級，則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

因此，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資料的地主獨占製與地主生產的個體化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必然也是由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所決定的，並且它應當是這樣一種性質的矛盾：它必須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都存在，並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消亡而消亡;它必須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曆史階段的具體表現;它必須是決定社會主義社會根本性質並把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區別開來的矛盾;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係中始終起支配作用並決定社會主義社會主要曆史進程和發展規律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曆史階段之中，唯一具有以上四個方麵特征的社會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同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實際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矛盾”的具體表現，也就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表現。

其實，毛主席在他的晚年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中，已經將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講得比較清楚了：“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

毛主席又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將這兩句話聯係起來理解，就不難得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商品製度即社會主義公有製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

這一基本矛盾，使毛主席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的社會化與社會主義公有製都是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一定發展水平的社會化生產必然要求與一定發展水平的公有製相適應，超前與滯後，都會阻礙和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化生產在向前發展，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社會主義公有製也在向前發展，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正是這個根本性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因而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根本性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地正確調整社會主義公有製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關係，堅持社會主義改革，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推動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直至建成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

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曆史客觀規律。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而走資派改革開放後的一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將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一般)直接當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特殊)，這樣似乎讓走資派們篡改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就顯得順理成章、有根有據。

但這樣做注定是徒勞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就沒有把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當作任何社會形態的主要矛盾，因而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如果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且由此可以推斷出這就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倒也省事，因為除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外，人類社會哪個不存在這個“主要矛盾”?

人類社會自從誕生那天起，豈不就進入了千年王國?.

然而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此的曆史除原始社會以外，卻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從來就不是什麽千年王國，因而走資派們將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說成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

那麽，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顯然，馬克思主義視野裏的主要矛盾從來就是一個社會形態的主要階級關係。

在奴隸社會裏，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封建社會裏，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主要矛盾顯得比較複雜，但在毛澤東看來，主要矛盾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反映的仍是主要的產生資產階級和保持無產階級本色之間的關係，其中一部分反映為敵對階級之間的關係即敵我之間的矛盾，而大部分反映的是人民內部的矛盾關係即人民內部之間的矛盾。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和鬥爭，就是這種階級關係的集中概括和最經典的表述。

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同時，毛主席對兩條道路矛盾的科學內涵做了科學的詮釋，毛澤東說：“我們現在的任務跟過去不同了。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麽，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呢? 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製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7頁)

在毛主席看來，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基本的是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而不是對抗性的敵我矛盾，隻是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的時候，才轉化為對抗性的敵我矛盾，這已為1957年的反右鬥爭所證實。

而在民族資產階級或者說資產階級作為階級被消滅之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的矛盾，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

毛主席其實就是把集體主義的思想行為作為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思想行為看待的，而把個人主義的思想行為則作為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思想行為看來的，因而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基本的和主要的鬥爭就是堅持公有製還是私有製和意識形態領域裏的鬥爭，就是姓“公”還是姓“私”的鬥爭，“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因而社會主義就是要將這場關於《公》與《私》的所有製的鬥爭和意識形態的鬥爭進行到底，《文革》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場自我革命，其根本綱領就是《鬥私、批修》。

毛主席的這個論斷完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論斷，它從根本上揭示了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和運動發展的實質。

改革開放後，走資派們為了否定文革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重拾了黨的八大認定的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以為中國共產黨早就有了科學正確的認識。事實不是那麽一回事，那個認識不是中國共產黨全黨的認識，而是秀才陳伯達的認識。

落後的生產力與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從來也不是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當然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會生產與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所必須具有的四個基本條件和特征。

第二，這個矛盾不過是社會主義社會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主要矛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就順理成章、天經地義。

第三，這個矛盾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改革的根本理論基礎和實踐的依據，因為中國共產黨不能從中邏輯地推導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體製的改革。

第四，這個矛盾不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進行工作重心轉移的理論和實踐依據，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是一個有著一定合理內核但又是蹩腳的、矛盾的基本路線——的立論基礎。

總之，走資派們提出這樣一個主要矛盾不過是為了否定而否定罷了，它可能得逞於一時，不可能欺騙於長遠，隨著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人民群眾已越來越認識到這個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一個與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及基本特征格格不入的矛盾。

[yongbing1993]

沒有信仰如何有興趣弄懂這文革







文革中，“要文鬥，不要武鬥”！但是，曆史上的儒法鬥爭，都是人頭滾滾、血流成河的！而文革之後的走資派的鬥爭，也差不多吧。

走資派的各行各業的大學裏充滿了《大學培養精致的絕對的利己主義者》，用錢理群的話講：“他們沒有信仰”，“生活沒有目標”，“中國現在是物質主義時代，消費主義時代，其價值觀就是看你能不能賺錢，能不能有房有車”。這句話的意思是：如今走資派的各種各樣的大學裏的磚家叫獸們都沒有了對馬列毛主義的信仰，那麽，大學教育出來的學生們還能有馬列毛主義的信仰媽？是磚家叫獸們的教育，讓學生們沒有了馬列毛主義的信仰，當然學生們就沒有了馬列毛主義的信仰。而如今的消費主義、物質主義，是從哪裏來的？怪得了學生嗎？

現今的大學生，真不知是有些虛無主義，還是上下都承認的“信仰危機”，熱衷於西方流行的哲學思想，校園裏開始時髦的是“存在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又好象有些行時了一陣不那麽時興了。

毛澤東時代，江山壯麗，人民豪邁！還記得吧：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誌昂揚，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這兩個時代精神：董存瑞、劉胡蘭、邱少雲、黃繼光，和雷鋒、歐陽海、王傑、劉英俊式的舍生取義的英雄精神。

而如今走資派時代如何？血淋淋的事實就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新中國批判蘇聯“經濟軍事搞上去了，政治上資本主義複辟了，變成修正主義了”時常用的一句話，就是蘇聯走資派執政時期的寫照《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提醒中國工人農民及各級幹部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

《衛星上天》:當時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執政時期的科技高度發展，當蘇聯走資派篡權後在現有的基礎上當然還保持著發展。

《紅旗落地》: 蘇聯走資派篡權後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因此喪失了革命成果，很快就亡黨亡國了。也是指隻抓生產不問政治不抓階級鬥爭的後果。

蘇聯走資派篡權後很快就亡黨亡國了的血的教訓，被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重視了。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反五反：

“三反”運動指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事業單位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五反”運動是指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

反右，是國際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國內很多民主黨派的人又都起來興風作浪。後來被擴大了：右派猖狂進攻了，要殺共產黨人了，天下大亂了。

四清：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被擴大了：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以上都是在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一線領導時發生的。同時還推行包產到戶農村私有化，允許工廠資本家存在，工人任意可以私自解雇。

在二線準備寫一些理論著作等書和調研治理黃河的毛澤東察覺到他們要複辟資本主義時，重回黨中央提出了文革的設想。官官相護無法阻止，隻有發動平民老百姓來反抗。

當然蘇聯走資派的這一教訓，也被中國走資派鄧小平吸取了，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走資派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四十多年來走資派鄧小平們堅持了嗎？

當然，當初平民百姓有什麽理由不相信鄧小平？鄧是共產黨內的大官。然而，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信走資派鄧小平的，不是同夥，就是腦殘傻瓜磚家叫獸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

走資派鄧小平一方麵高喊“四個堅持”，另一方麵要求宣傳部門用盡一切不擇手段來搞臭《文革》。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官方宣稱《文革》為“動亂“，“經濟落後“，說紅衛兵造反派如同“法西斯“等一切可惡之詞。很快，那些腦殘傻瓜磚家叫獸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和放出來的右派們紛紛上台，很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文革高潮。

以至如今在所有的走資派官方文件中，發言談話中，所有的網站報刊文藝作品中，甚至大中小教材上字典裏都說文革不好。

然而大多數的下崗工人幾億農兵工是如何說的？他們沒有話語權，他們唯一能做的是唱唱紅歌，懷念一下那段美好的日子。

而篡權了的大小走資派右派和不良知識分子們控訴啊著書立傳，滿網滿屏都是說文革是萬惡的垃圾材料。謊話說說一千篇，垃圾也成真理了。

其實毛澤東搞文革前是以被粉身碎骨為代價的。成敗對毛澤東來講沒有任何意義。隻是讓工人農民認識到走資派的真麵目。而鄧小平用實際行動證實了自己才是真的走資派。而四人幫是個假走資派。

毛澤東的《文革》意義在於信仰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們來講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

毛澤東另一貢獻是農民運動。

馬克斯是工人運動，造反有利，共產黨，階級和階級鬥爭，罷工，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資本家剝削的等理論。

列寧是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建立新政權。

一個不信仰馬列毛主義者，如何有興趣弄懂這些道理。

1957年10月4日，蘇聯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顆繞地球運行的人造衛星送入軌道。這則消息震驚了世界，從此，人類開啟了航天時代。

彼時，作為第一個人類曆史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空前強大。而其如紅日初升般的勃勃生機也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一切對於資本主義感到厭惡的人、一切追求共產主義的人們都對它充滿著無盡的向往。　　

然而，僅三十年多年（1991年）後，這個充滿著新生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上空高高飄揚的紅旗緩緩落下，列寧、斯大林的雕像被一夜間推到，屬於社會主義的一切仿佛頃刻間土崩瓦解。

蘇聯解體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頗具戲劇性，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紛紛表示共產主義已然終結。但曆史的發展、階級鬥爭的變化過程又豈是一朝一夕之事，共產主義的終結與否亦不是一次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能夠證明的。　　

今天，當中國共產黨回顧蘇聯曆史時，即使是那些尚不知“曆史是螺旋式上升”這句話的真正含義的人們也懂得，蘇聯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經曆了漫長的過程，是蘇聯修正主義者走資派們精心設計而在階級鬥爭中獲得勝利的結果。

然而，如若新中國真正身處在蘇聯“衛星上天”後的那段歲月時，新中國的工人農民們是否有敏銳的觀察力、清晰的判斷力，察覺到事情正在向不好的方向變化呢？　　

中國共產黨從中蘇十年論戰（1956——1966）的曆史就可以看出：在當年，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內能夠真正意識到問題的人幾乎沒有。

布爾什維克的很多黨員沒有意識到問題，但毛主席卻以其深厚的共產主義理論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修正主義的存在，並直指本質，發出了《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憂慮和預言。

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憂慮下，才有了“紅旗”雜誌的誕生！　　

1958年6月，蘇聯衛星上天尚不到一年，在毛主席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

《紅旗》雜誌從誕生起就凝聚著毛主席的心血，也飽含著毛主席的期待。在此後的三十多年裏，《紅旗》雜誌始終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深入地進行理論批判，成為黨內思想鬥爭的高地。

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誌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匯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

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在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如今，距離《紅旗》雜誌創刊已經幾十年過去，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毛主席為何從眾多的提名中圈定“紅旗”二字？

那時，毛主席以高度的警惕心和敏銳的洞察力認識到了黨內部分黨員的思想變質問題。

“紅旗”是社會主義政權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紅旗”為雜誌名稱時一定是充滿期待的，希望能通過這個雜誌糾正思想、統一思想，從而保證“紅旗永不落地”。　　

事實上，“紅旗還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問題。

早在《紅旗》雜誌問世的三十多年前，麵對革命的低潮，就有人發出了“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毛主席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用辯證唯物主義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糾正了當時黨內部分同誌在思想上的錯誤認識。

在文中，毛主席科學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批判了誇大革命主觀力量的盲動主義和看不到革命力量發展的悲觀思想，認為這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充分估計了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作用，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　　

從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次回答“紅旗還能打多久”到1958年毛主席推動創立《紅旗》雜誌，毛主席總是在不斷地思考，多次在危機中力挽狂瀾，挽救了黨、進而改變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命運。

《紅旗》雜誌作為毛主席親自指導打造的思想戰鬥堡壘，它沒有辜負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終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保持著高度的理論水平，頑強地與各種錯誤的思想戰鬥。

《紅旗》雜誌於1988年6月底停刊，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它曾沿著毛主席的路線戰鬥了三十年，它的偉大意義亦不止於它曾經發過的任何一篇充滿理論性與戰鬥性的文章。　　

它的偉大意義還在於：三十年時間裏，544期《紅旗》雜誌本身就成為了一部曆史書籍、一部理論文集，它所提供的曆史資料本身和它所串聯起來的曆史是最難能可貴的。

今後，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任何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想要弄清楚中國與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的曆史，這一套《紅旗》材料必不可少。同時，在世界資本主義持續走低的今天，新一輪的共產主義運動要想走得更遠，也需要從《紅旗》雜誌中汲取豐富的曆史知識和階級鬥爭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