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老工人們都很感激社會主義

多數老工人們都很感激社會主義

 

 

 

陽和平：當時同事中間，多數老工人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他，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光華廠有的工人是從農村來的，跟農村比條件要好得多，也很滿足。

陽和平：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輿論中間有一個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我和同事們一點都不會偷懶，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

陽和平：除了工作條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義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離開美國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得多，但他們自己認為窮鄉僻壤的創業和生活更有意義，是值得追尋的人生意義。我父親在那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並在那裏長大的。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陽和平：那時代提倡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我當工人時有一種一輩子當螺絲釘的想法，也心甘情願，全副心力都放在生產上，看技術上有什麽需要改進的，整天琢磨這些設備，到處看，到處觀察，有一次發現熱壓機的底座鑄鋼裂了，需要修理。

陽和平：隻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想著要當技術工人，爬上高等級。當時在光華根本沒有多想，前途是什麽，以後要怎麽樣，隻是想著幹好工作，連上大學的念頭都沒有起過。那時物質上的東西不多，級差不明顯，也許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權，但幹部和工人誰說了算，還是有得爭的。

陽和平：回想起來，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的有點“傻”，總認為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國家為自己，所以勞動上有一種自覺性，不依賴幹部的強迫和監督。真正在第一線的生產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在勞動中間創造出來產品東西，而個人對勞動成果還有感情。

陽和平：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好，很溫暖，非常讓人懷念，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還一塊學習。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常常都想著他們。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曆

作者：陽和平教授

《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二）

當時廠裏沒聽說過職代會，有一個造反派組織大聯合形成的工代會。70年預備召開四屆人大，我們廠裏也組織討論憲法，參加人大代表選舉，那時國家政治上什麽大的東西要發下來討論，主要是召開車間和班組會議進行，小組開會把意見集中起來。開會有時也流於形式，有時也開全廠大會，經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問題。

要是幹部幹什麽大家不同意，大字報就來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為有這些潛在的威脅，幹部也不敢亂來，因為不是那種幹群嚴重對立，反應意見的渠道多種多樣，都很有效。討論生產計劃，有些事明擺著的，技術革新和人員安排該怎麽辦，管生產的一說，工人掌握的情況比幹部少，也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還有比方說哪那兒安全有問題，你那個地方老是壞，要提請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東西。

當時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是有保障的，幹部控製不了，胡作非為的空間很有限。

漲工資的時候，也不是幹部能夠說了算的，先是車間有個方案，發下來班組討論，同意不同意，要經過班組和車間兩次討論，這個爭論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間還是平均主義意識比較濃厚，上次你漲了，這次該我了，誰年輕負擔輕要讓一讓，某個老工人家裏人口多負擔重，應該考慮等等。

西方在企業中間也講究這個，培養團隊精神，後來我在AT&T工作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們那裏工資升級實行的倒是大寨那種“自報公議”方式。

要是車間主任不顧工人的意願，硬要把某個人的工資漲上去，那他以後的工作就難了，工人心裏不痛快，有好多消極抵抗的辦法，分配工作就說讓你找誰誰去，誰誰不是漲了工資嗎?幹部也缺少大棒對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沒法領導，辦事兒和漲工資都必須大多數能夠認同才能執行，如果隻有幾個人鬧，大家都不理他。

對幹部來說，為了極少數得罪大多數，絕對是劃不來的。而且當時還有大字報的權力，工人就可以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幹部也沒法報複。那時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麵來的壓力，因為幹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殺權，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點小鞋，範圍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暢。

當時同事中間，多數老工人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他，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光華廠有的工人是從農村來的，跟農村比條件要好得多，也很滿足。

有個同事老家是河北農村的，他兩個星期回家一次，裝滿兩麻袋鋸末綁在自行車上，騎行100多裏地帶回家當燃料，這個人是從農村的磚瓦廠調來的，一年四季都這樣，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幹完，不關心廠裏的事情，心思遊離於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還有一個外號“小賴包”的，特別消極，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其他人自己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賴包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他也不破壞搗亂，就是從來不會幫別人，隻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難別人也不會幫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沒臉，人家也看不起他，給他起個綽號叫“賴包”。

雖然不是正式強製，但這種“同輩壓力”是很厲害的。因為他家裏是小業主出身，所以對新製度比較消極，還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職業者的孩子，也消極一些，也是心思遊離於同輩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條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義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離開美國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得多，但他們自己認為窮鄉僻壤的創業和生活更有意義，是值得追尋的人生意義。我父親在那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並在那裏長大的。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在工廠裏頭升級，從學徒工開始，兩年後升為一級工，再升級為二級工，月工資38.61元，這是到了年限就升級，再要升三級工就得等機會了。

那時代提倡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我當工人時有一種一輩子當螺絲釘的想法，也心甘情願，全副心力都放在生產上，看技術上有什麽需要改進的，整天琢磨這些設備，到處看，到處觀察，有一次發現熱壓機的底座鑄鋼裂了，需要修理。

隻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想著要當技術工人，爬上高等級。當時在光華根本沒有多想，前途是什麽，以後要怎麽樣，隻是想著幹好工作，連上大學的念頭都沒有起過。那時物質上的東西不多，級差不明顯，也許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權，但幹部和工人誰說了算，還是有得爭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輿論中間有一個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我和同事們一點都不會偷懶，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

回想起來，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的有點“傻”，總認為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國家為自己，所以勞動上有一種自覺性，不依賴幹部的強迫和監督。真正在第一線的生產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在勞動中間創造出來產品東西，而個人對勞動成果還有感情。

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好，很溫暖，非常讓人懷念，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還一塊學習。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常常都想著他們。

光華廠管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對女工的歧視，這在短期內往往不明顯，我去美國之後過一段時間回來，一起進廠的男同學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學都還在原來的地方生產一線，最後男工同學隻有一個沒有提幹，而女工同學隻有一個人提拔了，這還是因婚姻關係——她嫁給了一個廠級幹部。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擔的家務事情多，在廠裏也不積極，但也有好幾個女師傅嘴巴很厲害的，幹部都不敢惹，還有的也很能夠團結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們。她們也不是為當幹部而鬧，有些是“刺兒頭”，批評幹部一點情麵不留。傳統的觀念確實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認為她們話多就是愛挑刺，甚至認為是潑婦。

[yongbing1993]

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







假如有醜陋的《反共的華人》在這個核物理研究所，寒春是否能去中國？當然，寒春到了中國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幫助才能安全到延安。

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裏，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在20世紀中國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友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對外傳播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有一些留在中國，參與到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借他們的目光來重返20世紀的曆史現場。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進步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絡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複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反思當下的國際關係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北京市昌平區的沙河大學城裏，有一塊麵積不小的農田，在鋼筋水泥的現代化景觀中間，那一抹綠色顯得格外突出。這塊農田名叫“小王莊農場”，也稱北京農機試驗站，隸屬於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簡稱“農機院”）。它能在城市擴建中保留下來，要從在這裏工作過二十餘年的一對美國夫婦說起，他們就是兩位著名的國際友人：陽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農機試驗站（當時名為“沙河農機試驗站”）附近王莊村的一些麥地被圍起來，準備用於開發，遭到了陽早和寒春的強烈反對。經過商議，上級領導決定尊重他們二人的意見，並對農機院相關負責人約法三章：“第一，試驗站的農田未經批準，不許改變用途；第二，以後試驗站對外合作大項目，要和陽早、寒春商量；第三，試驗站這塊地要保住。”

陽早和寒春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為這個試驗站的重點成果—中試奶牛場，是由他們嘔心瀝血、精心打造的。這也是我國第一個自主設計並建設的機械化養牛場，對於推進農業機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義。

對於這對美國夫婦來說，中試奶牛場隻是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曆中的一段。自20世紀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這個東方國度以來，從延安到瓦窯堡，從內蒙古大草原到陝西農村、再到北京城郊，他們懷著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國革命，在踏實、樸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終堅定地走在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長征路上。

陽早：追求平等的農場主

陽早於1918年出生在美國的一個農場，從記事起就打著燈籠在牛棚裏邊幫著大人擠奶。陽早的父親是被農場主收養的孤兒，年輕時當過煤礦礦工，參與過工會，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但陽早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愛德娜獨自一人撫養十個孩子，又恰逢大蕭條時期，家庭經濟十分困難。陽早靠勤工儉學讀到大學，最初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醫學，後來發現自己還是更適合做農民，於是轉入康奈爾農學院，並與寒春的哥哥韓丁成為室友。20世紀30年代，歐美國家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而蘇聯卻是高歌猛進、蓬勃發展，這種鮮明的反差對美國民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陽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還有中間派，兄弟姐妹們經常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展開激烈討論，爭執不休。陽早站在左派一邊，他從15歲開始就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對書中描述的蘇聯社會中“不允許高層幹部獲得高薪和特權”的內容很感興趣。

在大學期間，陽早結識了他在政治上的啟蒙者、韓丁的姐姐韓珍（Jean Hinton）。當時，韓珍受到身邊左派人士的影響，對美國和世界的政治問題很感興趣，並熱衷於宣傳進步思想。她常常來找弟弟韓丁，給他和陽早帶來華盛頓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進步書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讓陽早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韓珍還將一些活躍的美國左派人士介紹給陽早，在他們的影響下，陽早產生了參加更大範圍社會鬥爭的想法。

1946年，適逢聯合國救濟總署招募一批畜牧專家前往中國，可以提供路費和工資，陽早借這個機會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親眼看到了當時貧困、落後、飽受戰亂與疾病侵蝕的舊中國。來到中國不久，陽早就離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北平飛到延安，那是內戰爆發前飛往延安的最後幾趟航班。一到延安，陽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巨大差別。這裏雖然貧困，但沒有乞討、皮條客，也沒有坐在豪華汽車裏招搖過市的腐敗官員。雖然物質條件艱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們擁有積極、自信、樂觀的精神麵貌。陽早很快就被這種平等且充滿熱情的革命氛圍所感染。幾天之後，時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的楊尚昆來看望陽早，隨後安排他去延安郊區的光華農場。在這裏陽早獲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是農場的一些友人為他提的建議，為了紀念不久前被國民黨殺害的著名記者、中共黨員羊棗。

不久，傳來了胡宗南的部隊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黨中央準備撤離、轉戰陝北。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撤退前接見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外國友人，包括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學者李敦白、馬海德大夫以及陽早。當時，他們四人均要求與所在組織一起撤離，經過考慮，最後中央通過了三人的請求，讓斯特朗回到國統區，希望她利用記者身份將解放區的真實消息帶到世界各地。就這樣，陽早回到光華農場，準備和同事們以及農場的一群荷蘭奶牛從延安轉移到內蒙古和陝北交界地區。

陽早和寒春在延安

這次轉移行動非常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就會犧牲。那段時間，陽早一行人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艱難跋涉。他們每到一處，就派人與當地的黨組織聯係，獲取國民黨的信息並製定下一步行動計劃。

為了避開飛機大炮、電台測位儀，他們白天躲在窯洞、山溝裏，晚上才能出動。一次，剛剛經過疲憊的夜間行軍之後，同誌們正在村裏紮營，準備休息一下。但偵察兵的警報緊跟著傳來，全體人員必須立刻打包撤離。陽早和幾位同誌在撤離隊伍後麵負責趕驢，但是在過河的時候，一頭驢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發了瘋似的往上遊跑，把背上馱著的補給包裹甩在河裏。陽早見狀立刻潛入水中，不顧安危地拚命撈取包裹。這一舉動深深地打動了農場的其他同誌，從此以後大家對陽早這個大個子外國人更加信任，關係也更加親密了。

在六個月裏，陽早一行人居無定所、風餐露宿，還要隨時與國民黨軍周旋。陽早由於食物缺乏而嚴重營養不良，但他還是頑強地跟著隊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線。

這段經曆讓陽早親身感受到共產黨的軍民一心、團結一致，親眼看到陝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著共產黨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有幸經曆了西北解放戰爭，在六個月當中，親見了什麽叫人民戰爭、什麽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確的領導，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敵的，這是因為他們依靠群眾。”

從此陽早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這種情感促使他最終選擇留在中國，為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無私地奉獻終生。

寒春：尋找方向的核物理學家。

寒春（Joan Hinton）與陽早的成長經曆有很大差別，她出身知識階層，家族中不乏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爾代數的提出者喬治?·?布爾和著名小說《牛虻》的作者艾捷爾?·?麗蓮?·?伏尼契。寒春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從事教育工作。她的母親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發掘學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

寒春在母親的培養下形成了自信、樂觀、獨立的個性，而且勇於探索、勤於思考、善於動手。中國媒體往往形容寒春初來中國時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感，其實並不恰當。寒春最喜歡的恰恰就是經曆一件事情從無到有的全部過程，她對這種挑戰帶來的新鮮感和成就感充滿了熱情。寒春在美國時，經常連續幾星期在森林公園野營，需要自己搭帳篷、尋找食物和水源。所以當她來到一無所有的新中國時，並沒有受到艱苦條件的影響，反而找到了能激發自己興趣與激情的事業。對於寒春來說，在中國從事農機具的工作和在美國研究核物理沒有太大差別，兩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領域創造新的東西。

1945年8月在廣島、長崎爆炸的兩枚原子彈，這場人類曆史上最為慘烈的浩劫將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卷入其中，無數人的命運因它而發生難以預料的轉變，寒春就是其中之一。

而寒春與原子彈的密切關聯以及最後出人意料的人生轉折，讓她的故事富於傳奇色彩並且更加耐人尋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學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的寒春入選曼哈頓計劃，前往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寒春協助美籍物理學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費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鈾的臨界質量的測量工作，這是原子彈研製工作中一個關鍵性的實驗。曼哈頓計劃完成後，寒春接受費米的邀請進入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邊雲集了諸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歐文?·?張伯倫、“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等核物理領域的重量級人物，同學中不乏楊振寧、李政道這些未來的學術明星。可以預見，如果寒春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她的科研事業前途無量。

但當核武器首次用於軍事活動並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時，寒春開始意識到在純粹的科學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慮“科學為誰服務”的問題。她積極加入科學家對軍方的抗議之中，參與了旨在爭取平民對原子能控製權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會”，並跟隨協會到華盛頓進行宣傳、遊說。但是這些社會活動收效甚微，而且寒春發覺核物理領域越來越封閉，她申請的獎學金以及實驗所必需的某些試劑都來自軍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實驗物理的成果，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會被進一步改進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寒春獻身純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滅，她深受打擊，同時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還能做什麽。此時，在中國革命中幹得熱火朝天的陽早頻頻來信，反複勸她來中國、來延安看看，信中描繪的另一個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韓丁的幫助下，寒春向宋慶齡主管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申請物理教師的職位。拿到錄用函之後，她很快申請了護照準備遠行。寒春將自己去中國的決定首先告訴了楊振寧，楊振寧這才明白為什麽前一陣子寒春向他學習中文，她學會的第一句是“這是一支鉛筆”。後來寒春曾給楊振寧寄過一張明信片，上麵寫著“我還記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現在我在教我的孩子們第一句英文”。

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裏，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1948年，寒春在舊金山搭乘“戈登將軍”號客輪前往中國，經過18天的漂泊到達上海。那時，解放戰爭的局勢已經日漸明朗，中國即將正式開啟新的曆史篇章，剛剛落腳中國的美國人寒春也從此開始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寒春陽早紮根中國的革命伉儷。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內戰時期國統區與解放區彼此隔絕，前往延安十分困難。寒春在中國的第一年是在漫長的等待和反複失敗的嚐試中度過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圍已經解放，國共雙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進行最後的協商。恰好此時一群燕京大學的學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園，寒春就趁機混在燕大師生的隊伍中走出了城門。這時，她才第一次進入解放區，也見到了解放軍的風采，這令寒春格外激動。但是出城之後，寒春還是沒機會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著解放軍進了北京城。這一出一進之間，老北平已經翻開了曆史的新一頁了。後來寒春曾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天整個城市都沸騰了！城門敞開著，解放軍正在進城，我便跟著隊伍走。人們向隊伍拋撒糖果，每個人都在鼓掌和歡呼，我被看作解放區來的一員而受到隆重的歡迎！”

[yongbing1993]

寒春是一個真共產黨人思想境界






1921年10月20日，被許多中國人尊稱為“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的寒春同誌，出生在美國芝加哥。但令人遺憾的是，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方媒體，對寒春的報道和紀念是遠遠不夠的。以致於對陽早、寒春夫婦”，有人竟然汙蔑是“白左”。

這些《反共的華人》不懂寒春的事跡，更不懂寒春作為一個真共產黨人的思想境界。《寒春不容汙蔑！》《寒春不容汙蔑！》每個人的成長都是有過程的！

白求恩同誌經過對資本主.義醜陋醫療和蘇.聯社會主.義醫療優越性的對比，才找到理想方向，他來到中國時就已經是共.產.黨員了；陽早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國際主.義者，他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來到中國後也是在通過對國.共領導人的對比，最後選擇了去延安；正如陽早、寒春夫婦的兒子陽和平老師所說，實事求是地講，寒春一開始並不是為了信仰而來到中國的，她隻是受到了一些紅色書籍的影響，隻是受到了美國軍方不顧科學家的反對執意將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刺激，隻是帝國主.義摧毀了她獻身核物理“純科學”研究的理想之後來中國尋找出路，隻是來中國尋找自己的哥哥和男朋友，他自己根本沒想過會在中國待一輩子……但是，正是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勃勃生機，正是見識到了“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力量，正是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電視連續劇”（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離開中國！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曆史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所以，請《反共的華人》們再也不要用自己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來要求寒春配合中國搞原子彈啦！麵對美帝對新中國進行的數次核訛詐，寒春並不反對中國人搞原子彈自衛；但她作為個人，對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產生了強烈的排斥，認為中國的孩子更需要牛奶，並因此為中國的養牛產業和農業機械化事業奮鬥了一生，我們還有什麽可以苛責的呢？中國政府當時是完全尊重了寒春的選擇，於是，才有了這曆史的結論：中國的原子彈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研製的，沒有外國人參與！

那些把寒春女士當成小資白左的人，當成簡單人道主義者的人，可曾想過這些決定的背後，需要付出多大的抉擇：

　　1、放棄美國優渥生活

　　2、放棄自己遠大的學術前途（寒春的導師是“原子能之父”費米，他當時的同學楊振寧、李政道後來同時獲得了諾貝爾獎）

　　3、在一窮二白的延安窯洞裏結婚

　　4、在陝北的崇山峻嶺中、在內蒙古的三邊牧場、在西安的草灘農場、在北京的小王莊，天天和牧民、農民們在一起，當他們的學生，也當他們的老師

　　5、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但卻以最飽滿的熱情投入社.會主.義建設

　　6、在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大為改善的21世紀，作為農業機械部的副.部.級顧問和外國老專家，他們放棄了國家安排的商品房，依然住著北京農村的小平房，用磚頭壘起了辦公桌。

試問，哪一個小資白左能做出這些事情呢？

答案隻有一個：陽早、寒春夫婦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是理想主.義者，是為全人類的解.放奮鬥終身的人，是為理想信仰踐行一輩子的人！

沒有對比，其實就展現不出寒春的偉大：

寒春夫婦從西安調到北京負責翻譯工作時，曾經住在豪華賓館裏，一些在他們身邊工作的中國人卻覺得沾了他們的光。

去大寨學習時，寒春忙著和陳永貴等農民交朋友、學經驗，而同去的一些中國人，卻覺得人家大寨髒，要急著回城裏。

1979年，陽早、寒春作為顧問，隨中國“奶牛機械化代表團”出訪美國。在60天的行程中，他們沒有去飯館吃飯，在一些華僑或美國人的家裏打地鋪，甚至理發都是自己帶的推子，而寒春把節省下來的2/3的差旅費，全部購買了奶牛養殖設備和關鍵配件。當一些美國老朋友為寒春放棄核物理感到惋惜時，她幽默地說：人民革.命，中國是榜樣，我從自然科學的尖端跨到社會科學的尖端，有什麽不好呢？

這種思想境界，有幾個人能達到呢？

我們很多中國人自己對咱們的國家和人民尚且做不到寒春這樣，那答案顯然隻能從理想信仰的層次去尋找了！

也許在工作內容上，在美國養奶牛和在中國養奶牛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在為誰養的問題上：一個是為了少數資本財團和自己的謀生手段，一個則是為了中國人民福祉，為了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了全人類的解放——這就有天壤之別了！

正如寒春在《幸福何在？》的文章所說——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的狹窄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這讓我不得不想起毛主席曾經親自批示過的寒春寫的那份大字報。

1966年8月29日，陽早、史克、寒春、湯反帝四位外國人，用了整整十天，寫下了一篇影響廣泛的文章《為什麽在世界革.命心髒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x正主.義道路？》。

他們說，我們外國人有“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包括：沒有體力勞動，沒有思想改造，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生產鬥.爭；“二有”：包括有特高生活待.遇，有各方麵的特.殊化。寒春等人認為，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x正主義思想，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會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他們要求，取消特殊化，以階級兄弟看待，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

9月8日，毛主席親自批示：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願的，一律同樣做。如何請酌定。

這樣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情感，隻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國際主.義戰士才能擁有！

寒春同誌，顯然充分理解了當年毛主席的初衷！

毛主席逝世後，寒春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痛苦的時期。

當年，寒春夫婦也在家裏和自己的兒子討論“姓.z姓.s”的話題，並爭的麵紅耳赤！

麵對一些人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了，寒春越來越懷念在革.命歲月中，工農一家、齊心協力、鬥誌昂揚、團結奮鬥的精氣神了。

麵對他們和許多工人兄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製出來的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養牛設備逐漸被國外進口設備取代，寒春痛心的說：中國不搞自主研發、自主工業怎麽行，能全靠進口嗎？資金和市場，能換來核心技術嗎？

1990年春節，寒春曾當著農業機械部領.導的麵說，農機院搞的技術轉讓，誰有錢就轉讓給誰，那農民沒有錢怎麽辦？你們還有多少人在為農民服務？”

她提醒中國人說：你們對資本的警惕完全不夠。

是的！

完全相信，從帝國主義的大本營來到中國的寒春同誌，一定有著對資本主.義各種弊端和醜陋的高度警惕性！

麵對社會上一些人對毛主席的汙蔑，寒春大膽地說：“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她說：能成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中的一員，我感到無比榮幸！

她說：給毛主席幹活，心甘情願。

最後，想起了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說過的話：“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

這句話，完全可以用在寒春同誌身上！

[yongbing1993]

《美裔中國人》《華裔美國人》






《華裔美國人》錢學森說：《“我將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

《美裔中國人》寒春曾說過：“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美裔中國人》：寒春（Joan Hinton）

寒春、陽早簡介：

寒春（Joan Hinton）

寒春（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在陽早的邀約下，1948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來到中國，1949年與陽早在延安結婚。她積極投身於農業機械化和奶牛養殖事業，是中國第一個直冷式奶罐的設計者，中國綠卡“001”號的獲得者。2010年6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9歲。22歲的寒春是一個滑雪健將。

陽早（Erwin Engst）

陽早（Erwin Engst）（1918年11月9日—2003年12月25日）1918年11月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等高校學習農牧專業。受中國革命感召，1946年5月，以聯合國奶牛專家的身份來到中國，同年10月抵達延安，先後參與創建三邊牧場，西安草灘農場，並一直從事農機具改革和畜牧業技術革新工作。20世紀80年代被原機械工業部聘為顧問，被國務院批準為“外國老專家”。2003年12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5歲。

寒春、陽早為理想信念而活。

陽早是農場主的孩子，自己家擁有一個養牛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提燈照亮牛棚”。而寒春則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是當地知名律師，母親創辦了全美最早的男女同校寄宿高中，父親的姨媽還是我們熟悉的經典小說《牛虻》的作者伏尼契。高中時，寒春就是個滑雪健將，如果沒有二戰的爆發，她很可能會出現在那年的冬奧會賽場。大學時，她愛上了核物理，在美國頂尖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就參與了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作“原子能之父”費米的助手。

中國人“小米加步槍”的抗戰神話，還有《紅星照耀中國》等進步書籍，吸引著20多歲的陽早和寒春放棄安穩的生活先後輾轉來到中國。寒春曾經說，她本來隻想看看中國的解放區，但看到這裏有這麽好的人民，她就留了下來。“到處充滿陽光”的延安，讓他們找到了革命精神的樂園。1949年，陽早（左）、寒春（中）和他們的翻譯張耕野在陝西瓦窯堡。

寒春、陽早苦中作樂，鶼鰈情深。

當時的中國與他們在美國的生活截然不同，這裏貧苦落後、戰火紛飛。1947年，在戰火中撤離6個月、終於走出包圍圈的的陽早拜訪了同樣在中國工作的國際友好人士馬海德，終於吃了一頓飽飯。看著陽早狼吞虎咽的樣子，馬海德開玩笑說：“現在我終於知道，你媽媽為什麽要在農場裏把你養大了。”後來，在三邊牧場，他們也一年隻有春節才能吃上一次米飯。這裏衛生條件非常糟糕，對以前從沒有見過的虱子，他們也慢慢習以為常。

當時，除了生活的困難，更可怕的是有生命的風險。陽早經曆過真槍實彈的戰爭，還有疾病的折磨。有一次，他得了血痢，昏迷了整整一天，醫療條件跟不上，隨時都有生命危險。1950年，寒春在三邊牧場高燒至41度，牧場僅有的藥沒有效果。最終，多方打聽，四處尋找，買到一小瓶青黴素才救回了一條命。陽早、寒春結婚後在延安合影。

在延安遇到的各種困難並沒有打敗他們，他們仍然堅定地留下，投身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再也吃不到家鄉的冰淇淋，清涼的山泉水一樣甘甜；再也沒有奶油蛋糕，就用泥土做成蛋糕的樣子慶祝生日……他們在惡劣的物質條件下用心靈過出了樂趣，將自己的熱情與智慧全部獻給了中國的畜牧業，尤其是養牛機械化和牛種改良。去三邊牧場的途中寒春、陽早見到懸崖峭壁縫裏流出的泉水，非常享受地喝起來。寒春送給陽早用泥土做的生日蛋糕。

寒春、陽早把省下來的錢，全花在牛身上。

上世紀70年代，寒春和陽早來到位於沙河小王莊的中國農機院農機試驗站從事牛群飼養和改良。

1966年，陽早、寒春以專家的身份被調往北京，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不住專家樓，不坐小轎車，衣食住行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他們恨不得把省下來的錢，全花在牛身上。

寒春的家，在北京昌平區小王莊農場，是北方農村常見的紅磚平房小院。在小王莊，一間不大的屋子，既是他們的臥室，又是他們的辦公室，一住就是幾十年。這裏布置簡陋得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家庭一樣，連辦公桌的桌腿都是用磚頭壘成的。院門大敞著，寒春生前好友說，門很少上鎖，因為對她來說，中國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曾說過這麽一段話：“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這對可敬的老人，為信仰而來，把畢生都獻給了革命事業，被譽為“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

《華裔美國人》：錢學森。

1929年9月，錢學森考入上海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攻讀鐵道機械工程專業。1930年暑假，因感染傷寒及體弱，休學一年。借此機會，他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他先後閱讀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布哈林的《唯物論》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31年9月，錢學森回到學校上大二，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接觸到共產黨相關的組織。1932年1月，日本進攻中國的“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他積極參加交大學生的抗日活動。在大三學習期間，錢學森喜好音樂還曾加入了交大的管弦樂隊。

1934年夏，錢學森參加了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考試，最終錢學森以航空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錢學森，1947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聘任錢學森為終身教授。

1947年9月17日，錢學森與蔣英在上海結婚。同年9月26日，前往美國波士頓安置新家 。1950年7月，美國政府決定取消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理由是他與威因鮑姆有朋友關係，並指控錢學森是美國共產黨員。錢學森這時立即決定以探親為名回國，準備一去不返，但當他一家將要出發時，錢學森被拘留起來，兩星期後雖經同事保釋出來，但繼續受到移民局的限製和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監視，滯留達5年之久。

美國軍方不放錢學森回國，海軍部副部長甚至威脅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國去。”1950年9月7日，美國司法部移民規劃局非法拘留了錢學森，並把他關押在洛杉磯以南特米洛島的拘留所裏。探照燈24小時對準他，不讓他獲得休息，每隔十分鍾就有一個士兵要打開鐵門，伸頭查看他有沒有逃走。被拘禁15天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和錢學森的導師等人湊齊了一萬五千元美金將他保釋出獄，出獄當天，蔣英來到特米洛島接錢學森回家，到家後發現錢學森失聲，無法說話，體重15天之內掉了15千克。經過休養，錢學森的失聲得到康複，但他不能從事之前的研究，必須每月向洛杉磯移民局匯報行蹤。1953年，在美國政府迫害錢學森的幾年中，除了教書外，他仍未放棄學術研究。當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學概念，主張從物質的微觀規律確定其宏觀力學特征，並開拓了高溫高壓的新領域。1954年，錢學森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製論》一書在美國出版。

至1955年，錢學森被美國政府無端軟禁、扣留已達五年。其間錢學森陸續從報紙上讀到中美兩國談判雙方僑民歸國的問題，特別是美國報紙宣稱“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錢學森決定請求中國政府給予幫助，他向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寫信，報告自己被美國拘留、有國難歸的困境。為了把這封信準確“發射”到陳叔通手中，錢學森經過精心考慮，讓蔣英在信封上用左手模仿兒童筆跡寫妹妹收信地址，以使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認不出是蔣英的筆跡。隨後錢學森和蔣英來到一家商場，錢學森在門口等待，蔣英進入商場，特工就等在商場之外。蔣英看周圍無人注意把信投進商場的郵筒。這封信躲過了聯邦調查局的監視，安全到達比利時。蔣英的妹妹蔣華收到信件之後，立即轉寄給在上海的錢學森父親錢均夫。錢均夫馬上寄給北京的老朋友陳叔通。陳叔通當即轉交周恩來總理。這一係列的轉寄，都安全無誤。周恩來深知錢學森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把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進行中美大使級談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並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錢學森獲準離美。

1955年6月，中美大使級會談前夕，美方想利用會談的機會，贖回在朝鮮戰爭期間被俘獲的軍事人員。美國總統、國務卿等出麵，多次同有關部門溝通協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誤判使事情最終出現轉機，他認為：“（經過五年的滯留），錢學森掌握的信息已不再有多高價值了。現在看來，他（錢學森）那個時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並且這些信息在蘇聯陣營看來也可能成為基本常識。”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終同意錢學森回國的原則意見 。

1955年8月5日，在中國政府交涉下，錢學森收到美國司法部移民規劃局的信件，被告知可以離開美國。同年9月17日，洛杉磯晨報上印著特大號字標題“火箭專家錢學森返回紅色中國”。在碼頭上麵對媒體記者和趕來送行的朋友們，錢學森說：“我將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

《華裔美國人》錢學森說：《“我將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

《美裔中國人》寒春曾說過：“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