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裔中國人二代繼續讚美共產黨

美裔中國人二代繼續讚美共產黨

這裏說的《共產黨》是指：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工廠》是指：毛澤東時代的《國營工廠》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陽和平是第一代美裔中國人寒春、陽早的兒子，又是長子。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曆，他才逐步學會如何係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

毛澤東時代文革中當工人：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曆》

陽和平《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主流輿論一直宣稱毛時代的國企“大鍋飯養懶漢”、工人“幹多幹少一個樣”。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則大力鼓吹產權明晰、監督機製和物質激勵，認為毛時代的國企就是因為缺少這三者，所以工人會偷懶、企業效率會低下。那實際是否如此呢?本文是一個具體的個案，幫助人們理解工人在什麽情況下才會想到要偷懶，以及偷懶的目的和實際需要又是怎樣形成的。

陽和平教授1969-1974年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了五年工人，1974年赴美之後先後在十餘家工廠打工，又當了十餘年工人。陽和平在國營工廠養成的工作習慣帶到了美國，結果被他的美國同事們譏諷為“傻瓜型工人”：一不會偷懶，二不會應付工頭，經過多次找工作和失業的經曆，他才逐步學會如何係統地“偷懶”，成為一個精明的美國工人。美國人權運動的沉寂和中國改革輿論的刺激，使得陽有了強烈的學習經濟學的願望，此後拿到博士學位在大學任教。本文由訪談者老田綜合了陽在武漢的一次談話，後來又到北京進行追加訪問形成。

68年工宣隊和軍宣隊進學校來了，有個老工人專門找我談話，要我別參加那些派性鬥爭。年底就開始上山下鄉了，少數人開後門參軍走了，多數學生一批批動員下鄉，我也算是68屆初中畢業生，同學們多數報名去山西、內蒙，還有好多人去了陝西黃陵縣，但校領導不讓我下鄉。那時也沒有覺得鄉下很苦什麽的，草灘農場也是農村當然比一般農村好些，都還是能夠適應，也沒有想到前途怎麽樣，反正覺得同學們都去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我也很想去就是了。

有些官員自己喜歡搞特殊，也以己度人，認為別人也要搞特殊，硬是不讓我下鄉。學校不讓，我就去找區革委會，結果還是不批準下鄉，一直找到市革委會外事組還是不批。看來這種“以己度人”是很普遍的，右派以己度人說周總理媚上，說毛主席權力欲，都是這麽“度”出來的。後來我的弟妹都讓下鄉了，去了安徽的茶場，這跟我的長期抗爭有一定關係，算是對他們政策開放一點。

最後把我分到光華木材廠，廠子在廣渠門外，是五十年代初期建起來的中央級企業，有3000多人，68年春節過後去上班。這個廠裏造反派頭頭劉錫昌是九大中央委員，其實真正起作用的造反派領導人，是幾個知識分子，謝富治希望選拔出身好的老工人進去中委，這樣就選中了他。我去廠裏的時候，劉已經不在那裏了，四人幫倒台之後他也跟著倒了，1983年整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他沒有去登記，聽說他對人講自己一生隻入一次黨，還是有點骨氣的人。

那個時候有很多形式主義的東西，例如把街道的名字改成革命化的，例如反帝大道反修大道等，廠裏搞了一段“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這大概是69年七八月份的樣子，天氣還不太冷。有些人就是喜歡用非常革命的口號和形式，把自己包裝起來，顯示自己如何革命，希圖撈點政治資本。跳“忠字舞”的時候，大夥兒都應付，但是有些“假積極”非要搞，很多人都不滿意，但是都不敢公開挑戰。這樣的人到處都有，我記得初中時有個廣播員說錯一句話，就被這種人抓住不放，做完自我批評還不行，還非要開大會批判，硬說她是故意那麽講的。而早請示晚匯報那些東西，因為表麵上很忠、很革命，也沒有人敢於正麵對抗和反對，但私下裏都覺得他們無聊，認為這些人是轉移鬥爭大方向。還有段時間比像章大小，前門大柵欄一帶甚至還有像章交易市場所，一些人把鋁合金都拿去造像章，造飛機都沒有原料了，毛主席隻好自己出來講話說“還我飛機”。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些“假積極”看到沒有什麽政治油水可撈，自己也不積極了，“早請示”搞了個把月的樣子就停下來了。

鬥爭方法和內容本身就是階級鬥爭規律的反映，那些人目的，一是用這個為自己撈政治資本，二是用這種方式去打擊別人。工廠裏那些真正有曆史問題的人，反而是老老實實、好好幹活，木材廠有個過去國民黨的兵，每次運動中間都挨鬥，幹部特別喜歡打死老虎，其實就是轉移運動大方向，當權派盡會幹這個，是非常卑鄙的計謀，目的就是找替罪羊，把自己保護起來，這種搞階級鬥爭的方法也反映階級鬥爭的內在邏輯。

除了那些短時間的形式化的東西之外，當時工廠裏頭學習很多，學習社論、政策和文件，還有參加四屆人大的憲法討論，討論四五計劃等等，這些我都經曆過。一般情況下，白班是下班後學習，晚班是班前學習，多由工段、班組組織進行。我在那裏趕上討論憲法和四五計劃，討論的時候，先是傳達五年計劃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是什麽樣子，然後就集中討論時候，大家想著怎麽樣發揮工廠的潛力，配合總的發展計劃，討論中時形成一個明確的感受：我們工廠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自己幹活也不是為了某個人，經濟發展過程和結果不是哪個人自己的東西，而是與全國人民的利益緊密相關；在討論了國家大的發展方向時，也聯係自己的工廠，還有自己的努力方向，國家哪些方麵需要發展，工廠生產上有哪些缺環，工人為此提出好多技術革新建議。那時沒有多少貧富差距，國家發展了，理所當然會有你一份，討論之後都覺得發展前景跟你有關係。

我最開始是在八車間，生產貼麵板，有了貼麵板，就可以把碎木頭粘在一塊，然後表麵貼上整塊的貼麵板，看起來好看。貼麵板是由好幾層牛皮紙侵膠後壘成模板，送進熱壓機裏頭，控製壓力，蒸汽控製溫度，壓多長時間，也得熟悉機器的特點，掌握機器的脾氣，大概學幾個月就可以了，不像車工始終有個熟練程度問題。壓一次幾十分鍾，然後換一次，一個班要換個七八次的樣子。換完板子之後，就到休息室裏休息，有聊天的，也有扯開嗓子唱紅燈記類的樣板戲的，我挺懷念那個時候。

當時學習抓得很緊，每天都有，班前要學習一兩個小時，家裏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就覺得是個負擔，希望快點回家。八車間這時整改作玻璃鋼，是一個軍工產品，我和表姐兩個外國人和另外一個華僑調出去了，1970年把我調去五車間。到了五車間之後，領導告訴我說：你可以不參加學習;我說我要參加，他很強硬地說：你可以不參加。這簡直氣死我了，實際上他們是不想讓外國人參加學習中央文件。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主席說不要上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提倡讀馬列原著，指定了六本書，還是不讓我參加，我就自己去買來自己啃，最近我還找到當年買的《反杜林論》，書頁裏的道道都還是那時劃的。當然還買了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還有《資本論》，第一卷沒怎麽看完，這次的學習跟初中時學習“一分為二”和批判“合二為一”聯係在一起了。因為幹部硬是不讓我參加學，我就非要跟他較勁，自己努力學。當時學的東西，印象真深，回到美國之後，這個“馬列”的“流毒”硬是肅不清，資本主義的一套邏輯就是沒有說服力。但人跟人不一樣，我表姐卡瑪也學了，她回美國後的思想變化就很徹底。

普通工人不僅學這些原著，還要學文件，下來的時候有時說今天學了什麽什麽文件，但是不能告訴你。許多工人學習實際上不積極，組織學習又必須參加，有點無奈，也有的有怨言，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很多人都是希望一下班就回家去，就是因為不願意學習和參加會議，結果在不知不覺中間喪失了主人翁地位，變成了今天的雇傭工人。早先自己不學習提高，最後就不得不想著怎麽再一次去求解放了。

工廠管理中間，鞍鋼憲法當時講的很多，我看還是有不完善之處，要不然就不需要文化大革命了。改變所有製內容還不夠，還有人與人關係的內容，特別是幹部和群眾的關係，這光靠鞍鋼憲法還不行，領導層是怎麽來的，群眾組織是個什麽地位，大字報的作用和地位怎麽樣，這些在鞍鋼憲法中間都沒有得到解決。文革期間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幹部，需要有群眾推薦，經過群眾審查同意，群眾可以通過大字報或者辯論方式批評幹部，這都是鞍鋼憲法所沒有的新內容。

我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裏，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隻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文革期間，要是領導人不得人心，根本就管不住人，工廠裏當幹部的搞腐敗可不容易，一旦被群眾發現了，一張大字報貼出來，這官就不好做了。中國曆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隻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就其本質來講是一場提倡同以往統治階級以武治人的做法相反的一場以理服人的“文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樣才能更好地落實工人民主參加管理和監督企業領導的權利。當時我們工人都有鐵飯碗，不怕幹部，所以敢提意見、寫大字報，雖然當時幹部缺少挾製工人的手段，但工人幹起活來很少有偷懶的，生產年年超額完成計劃。

蘇聯的“一長製”還是列寧提出來的，當時因為要從無政府主義狀態中間奮鬥出來，而鞍鋼憲法與“一長製”和馬鋼憲法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拉近了幹部與群眾的距離。在光華木材廠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按照鞍鋼憲法辦的，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在美國工廠裏，工人看到老板來了精神很緊張，但光華不一樣，幹部來了工人該幹嗎還幹嗎，聊天的繼續聊天，看報的繼續看報，甚至還反過來說幹部：哎呀，好久都沒有看見你了，言下之意是你有點脫離群眾，幹部反而要反過來作解釋，說是什麽原因才這些時沒有下車間來，就跟作檢討似的。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有點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工人不怕幹部，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表現積極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管理人員完全掌握著你的工作機會，那是非常大的權力。

當時工廠裏頭的問題，往往還等不到大字報出來，平時在會上就提出來了，迅速就解決了。提什麽意見的都有，但人身攻擊的少，大多數人還是通情達理的。有個特別能說會道的同事，俏皮話特別多，一串一串的順口溜，跟他聊天，一天的工作都很愉快。還有一個同事外號“大石頭”，他是一個對什麽都要發表意見的人，腦子裏盡是點子，廠裏和車間的領導特別煩他，領導安排生產他老是有不同意見;工作之餘還組織球隊比賽，真是個不折不扣的活動家。他有次提出在熱壓機那裏搞個升降機，以減輕體力勞動強度，過去車間主任也幹過這活兒的，認為沒有什麽大不了，不太熱心，因為大石頭老是提，後來職工開會時討論通過了他的建議，這樣就得按照他的意願搞。當時工人地位高，有發言權，幹部姿態低，脫離群眾、沒有與群眾打成一片就算是犯錯誤了，工廠內部幹部與工人距離很近，雖然不是刻意要求按照什麽規定執行，但實行的就是鞍鋼憲法規定的那些東西。有了工人合理化建議，生產環節整改之後就更合理了，工人確實感到是企業的主人，不需要另外製訂一套製度，自上而下去把工人都捆死。

那時也有工人抱怨說，工資老是不漲，再就是對幹部作風有些意見，偶爾對某個領導說點牢騷和怨言，雖然有這些意見，但都沒有對工作態度造成太大影響，你觀察他幹活都還是很負責的。畢竟在工廠工作，投機偷懶的機會太多了，但沒有多少人用這些機會，跟後來美國的工人一對比，就覺得光華那些工人都屬於“傻瓜”型的，很少利用機會偷懶。當時我感到最不合理的是倒班，白班晚班每個星期換一次，好不容易適應過來，就又換過去了。不過，要是一個月倒一次的話，習慣就更鞏固了，更難倒過來，隻有一個車間組織了一幫人專門上夜班，是固定的。大的製度變革，那時候要經過大辯論，很多工人也是習慣成自然，我發出倡議希望改革這個倒班製度，但沒有多少人響應。除了舊的習慣勢力確實比較厲害之外，從上往下看，確實需要一個按時的規定，判斷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可能有些不同，這體現了個人與全局的差別。

[yongbing1993]

寒春是一個真共產黨人思想境界






1921年10月20日，被許多中國人尊稱為“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的寒春同誌，出生在美國芝加哥。但令人遺憾的是，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官方媒體，對寒春的報道和紀念是遠遠不夠的。以致於對陽早、寒春夫婦”，有人竟然汙蔑是“白左”。

這些《反共的華人》不懂寒春的事跡，更不懂寒春作為一個真共產黨人的思想境界。《寒春不容汙蔑！》《寒春不容汙蔑！》每個人的成長都是有過程的！

白求恩同誌經過對資本主.義醜陋醫療和蘇.聯社會主.義醫療優越性的對比，才找到理想方向，他來到中國時就已經是共.產.黨員了；陽早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國際主.義者，他受到左.翼思想的影響，來到中國後也是在通過對國.共領導人的對比，最後選擇了去延安；正如陽早、寒春夫婦的兒子陽和平老師所說，實事求是地講，寒春一開始並不是為了信仰而來到中國的，她隻是受到了一些紅色書籍的影響，隻是受到了美國軍方不顧科學家的反對執意將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刺激，隻是帝國主.義摧毀了她獻身核物理“純科學”研究的理想之後來中國尋找出路，隻是來中國尋找自己的哥哥和男朋友，他自己根本沒想過會在中國待一輩子……但是，正是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勃勃生機，正是見識到了“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力量，正是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電視連續劇”（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離開中國！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曆史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所以，請《反共的華人》們再也不要用自己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來要求寒春配合中國搞原子彈啦！麵對美帝對新中國進行的數次核訛詐，寒春並不反對中國人搞原子彈自衛；但她作為個人，對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產生了強烈的排斥，認為中國的孩子更需要牛奶，並因此為中國的養牛產業和農業機械化事業奮鬥了一生，我們還有什麽可以苛責的呢？中國政府當時是完全尊重了寒春的選擇，於是，才有了這曆史的結論：中國的原子彈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研製的，沒有外國人參與！

那些把寒春女士當成小資白左的人，當成簡單人道主義者的人，可曾想過這些決定的背後，需要付出多大的抉擇：

　　1、放棄美國優渥生活

　　2、放棄自己遠大的學術前途（寒春的導師是“原子能之父”費米，他當時的同學楊振寧、李政道後來同時獲得了諾貝爾獎）

　　3、在一窮二白的延安窯洞裏結婚

　　4、在陝北的崇山峻嶺中、在內蒙古的三邊牧場、在西安的草灘農場、在北京的小王莊，天天和牧民、農民們在一起，當他們的學生，也當他們的老師

　　5、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但卻以最飽滿的熱情投入社.會主.義建設

　　6、在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大為改善的21世紀，作為農業機械部的副.部.級顧問和外國老專家，他們放棄了國家安排的商品房，依然住著北京農村的小平房，用磚頭壘起了辦公桌。

試問，哪一個小資白左能做出這些事情呢？

答案隻有一個：陽早、寒春夫婦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是理想主.義者，是為全人類的解.放奮鬥終身的人，是為理想信仰踐行一輩子的人！

沒有對比，其實就展現不出寒春的偉大：

寒春夫婦從西安調到北京負責翻譯工作時，曾經住在豪華賓館裏，一些在他們身邊工作的中國人卻覺得沾了他們的光。

去大寨學習時，寒春忙著和陳永貴等農民交朋友、學經驗，而同去的一些中國人，卻覺得人家大寨髒，要急著回城裏。

1979年，陽早、寒春作為顧問，隨中國“奶牛機械化代表團”出訪美國。在60天的行程中，他們沒有去飯館吃飯，在一些華僑或美國人的家裏打地鋪，甚至理發都是自己帶的推子，而寒春把節省下來的2/3的差旅費，全部購買了奶牛養殖設備和關鍵配件。當一些美國老朋友為寒春放棄核物理感到惋惜時，她幽默地說：人民革.命，中國是榜樣，我從自然科學的尖端跨到社會科學的尖端，有什麽不好呢？

這種思想境界，有幾個人能達到呢？

我們很多中國人自己對咱們的國家和人民尚且做不到寒春這樣，那答案顯然隻能從理想信仰的層次去尋找了！

也許在工作內容上，在美國養奶牛和在中國養奶牛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但在為誰養的問題上：一個是為了少數資本財團和自己的謀生手段，一個則是為了中國人民福祉，為了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了全人類的解放——這就有天壤之別了！

正如寒春在《幸福何在？》的文章所說——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的狹窄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這讓我不得不想起毛主席曾經親自批示過的寒春寫的那份大字報。

1966年8月29日，陽早、史克、寒春、湯反帝四位外國人，用了整整十天，寫下了一篇影響廣泛的文章《為什麽在世界革.命心髒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x正主.義道路？》。

他們說，我們外國人有“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包括：沒有體力勞動，沒有思想改造，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生產鬥.爭；“二有”：包括有特高生活待.遇，有各方麵的特.殊化。寒春等人認為，這是赫魯曉夫思想，是x正主義思想，是剝削階級思想。這樣做會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他們要求，取消特殊化，以階級兄弟看待，而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

9月8日，毛主席親自批示：我同意這張大字報。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願的，一律同樣做。如何請酌定。

這樣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情感，隻有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國際主.義戰士才能擁有！

寒春同誌，顯然充分理解了當年毛主席的初衷！

毛主席逝世後，寒春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痛苦的時期。

當年，寒春夫婦也在家裏和自己的兒子討論“姓.z姓.s”的話題，並爭的麵紅耳赤！

麵對一些人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理想了，寒春越來越懷念在革.命歲月中，工農一家、齊心協力、鬥誌昂揚、團結奮鬥的精氣神了。

麵對他們和許多工人兄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製出來的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養牛設備逐漸被國外進口設備取代，寒春痛心的說：中國不搞自主研發、自主工業怎麽行，能全靠進口嗎？資金和市場，能換來核心技術嗎？

1990年春節，寒春曾當著農業機械部領.導的麵說，農機院搞的技術轉讓，誰有錢就轉讓給誰，那農民沒有錢怎麽辦？你們還有多少人在為農民服務？”

她提醒中國人說：你們對資本的警惕完全不夠。

是的！

完全相信，從帝國主義的大本營來到中國的寒春同誌，一定有著對資本主.義各種弊端和醜陋的高度警惕性！

麵對社會上一些人對毛主席的汙蔑，寒春大膽地說：“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她說：能成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中的一員，我感到無比榮幸！

她說：給毛主席幹活，心甘情願。

最後，想起了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中說過的話：“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麽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

這句話，完全可以用在寒春同誌身上！

[yongbing1993]

《美裔中國人》《華裔美國人》






《華裔美國人》錢學森說：《“我將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

《美裔中國人》寒春曾說過：“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美裔中國人》：寒春（Joan Hinton）

寒春、陽早簡介：

寒春（Joan Hinton）

寒春（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國際主義戰士，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在陽早的邀約下，1948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來到中國，1949年與陽早在延安結婚。她積極投身於農業機械化和奶牛養殖事業，是中國第一個直冷式奶罐的設計者，中國綠卡“001”號的獲得者。2010年6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9歲。22歲的寒春是一個滑雪健將。

陽早（Erwin Engst）

陽早（Erwin Engst）（1918年11月9日—2003年12月25日）1918年11月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等高校學習農牧專業。受中國革命感召，1946年5月，以聯合國奶牛專家的身份來到中國，同年10月抵達延安，先後參與創建三邊牧場，西安草灘農場，並一直從事農機具改革和畜牧業技術革新工作。20世紀80年代被原機械工業部聘為顧問，被國務院批準為“外國老專家”。2003年12月在北京病故，享年85歲。

寒春、陽早為理想信念而活。

陽早是農場主的孩子，自己家擁有一個養牛場，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提燈照亮牛棚”。而寒春則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父親是當地知名律師，母親創辦了全美最早的男女同校寄宿高中，父親的姨媽還是我們熟悉的經典小說《牛虻》的作者伏尼契。高中時，寒春就是個滑雪健將，如果沒有二戰的爆發，她很可能會出現在那年的冬奧會賽場。大學時，她愛上了核物理，在美國頂尖大學研究生畢業後就參與了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作“原子能之父”費米的助手。

中國人“小米加步槍”的抗戰神話，還有《紅星照耀中國》等進步書籍，吸引著20多歲的陽早和寒春放棄安穩的生活先後輾轉來到中國。寒春曾經說，她本來隻想看看中國的解放區，但看到這裏有這麽好的人民，她就留了下來。“到處充滿陽光”的延安，讓他們找到了革命精神的樂園。1949年，陽早（左）、寒春（中）和他們的翻譯張耕野在陝西瓦窯堡。

寒春、陽早苦中作樂，鶼鰈情深。

當時的中國與他們在美國的生活截然不同，這裏貧苦落後、戰火紛飛。1947年，在戰火中撤離6個月、終於走出包圍圈的的陽早拜訪了同樣在中國工作的國際友好人士馬海德，終於吃了一頓飽飯。看著陽早狼吞虎咽的樣子，馬海德開玩笑說：“現在我終於知道，你媽媽為什麽要在農場裏把你養大了。”後來，在三邊牧場，他們也一年隻有春節才能吃上一次米飯。這裏衛生條件非常糟糕，對以前從沒有見過的虱子，他們也慢慢習以為常。

當時，除了生活的困難，更可怕的是有生命的風險。陽早經曆過真槍實彈的戰爭，還有疾病的折磨。有一次，他得了血痢，昏迷了整整一天，醫療條件跟不上，隨時都有生命危險。1950年，寒春在三邊牧場高燒至41度，牧場僅有的藥沒有效果。最終，多方打聽，四處尋找，買到一小瓶青黴素才救回了一條命。陽早、寒春結婚後在延安合影。

在延安遇到的各種困難並沒有打敗他們，他們仍然堅定地留下，投身新中國的解放事業。再也吃不到家鄉的冰淇淋，清涼的山泉水一樣甘甜；再也沒有奶油蛋糕，就用泥土做成蛋糕的樣子慶祝生日……他們在惡劣的物質條件下用心靈過出了樂趣，將自己的熱情與智慧全部獻給了中國的畜牧業，尤其是養牛機械化和牛種改良。去三邊牧場的途中寒春、陽早見到懸崖峭壁縫裏流出的泉水，非常享受地喝起來。寒春送給陽早用泥土做的生日蛋糕。

寒春、陽早把省下來的錢，全花在牛身上。

上世紀70年代，寒春和陽早來到位於沙河小王莊的中國農機院農機試驗站從事牛群飼養和改良。

1966年，陽早、寒春以專家的身份被調往北京，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不住專家樓，不坐小轎車，衣食住行和普通老百姓一樣。他們恨不得把省下來的錢，全花在牛身上。

寒春的家，在北京昌平區小王莊農場，是北方農村常見的紅磚平房小院。在小王莊，一間不大的屋子，既是他們的臥室，又是他們的辦公室，一住就是幾十年。這裏布置簡陋得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家庭一樣，連辦公桌的桌腿都是用磚頭壘成的。院門大敞著，寒春生前好友說，門很少上鎖，因為對她來說，中國人都是朋友，不需要提防任何人。

寒春曾說過這麽一段話：“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這對可敬的老人，為信仰而來，把畢生都獻給了革命事業，被譽為“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

《華裔美國人》：錢學森。

1929年9月，錢學森考入上海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攻讀鐵道機械工程專業。1930年暑假，因感染傷寒及體弱，休學一年。借此機會，他接觸到科學社會主義，他先後閱讀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布哈林的《唯物論》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31年9月，錢學森回到學校上大二，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接觸到共產黨相關的組織。1932年1月，日本進攻中國的“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他積極參加交大學生的抗日活動。在大三學習期間，錢學森喜好音樂還曾加入了交大的管弦樂隊。

1934年夏，錢學森參加了清華大學留美公費生考試，最終錢學森以航空專業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

錢學森，1947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聘任錢學森為終身教授。

1947年9月17日，錢學森與蔣英在上海結婚。同年9月26日，前往美國波士頓安置新家 。1950年7月，美國政府決定取消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理由是他與威因鮑姆有朋友關係，並指控錢學森是美國共產黨員。錢學森這時立即決定以探親為名回國，準備一去不返，但當他一家將要出發時，錢學森被拘留起來，兩星期後雖經同事保釋出來，但繼續受到移民局的限製和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監視，滯留達5年之久。

美國軍方不放錢學森回國，海軍部副部長甚至威脅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國去。”1950年9月7日，美國司法部移民規劃局非法拘留了錢學森，並把他關押在洛杉磯以南特米洛島的拘留所裏。探照燈24小時對準他，不讓他獲得休息，每隔十分鍾就有一個士兵要打開鐵門，伸頭查看他有沒有逃走。被拘禁15天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和錢學森的導師等人湊齊了一萬五千元美金將他保釋出獄，出獄當天，蔣英來到特米洛島接錢學森回家，到家後發現錢學森失聲，無法說話，體重15天之內掉了15千克。經過休養，錢學森的失聲得到康複，但他不能從事之前的研究，必須每月向洛杉磯移民局匯報行蹤。1953年，在美國政府迫害錢學森的幾年中，除了教書外，他仍未放棄學術研究。當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學概念，主張從物質的微觀規律確定其宏觀力學特征，並開拓了高溫高壓的新領域。1954年，錢學森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工程控製論》一書在美國出版。

至1955年，錢學森被美國政府無端軟禁、扣留已達五年。其間錢學森陸續從報紙上讀到中美兩國談判雙方僑民歸國的問題，特別是美國報紙宣稱“中國學生願意回國者皆已放回”，錢學森決定請求中國政府給予幫助，他向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寫信，報告自己被美國拘留、有國難歸的困境。為了把這封信準確“發射”到陳叔通手中，錢學森經過精心考慮，讓蔣英在信封上用左手模仿兒童筆跡寫妹妹收信地址，以使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認不出是蔣英的筆跡。隨後錢學森和蔣英來到一家商場，錢學森在門口等待，蔣英進入商場，特工就等在商場之外。蔣英看周圍無人注意把信投進商場的郵筒。這封信躲過了聯邦調查局的監視，安全到達比利時。蔣英的妹妹蔣華收到信件之後，立即轉寄給在上海的錢學森父親錢均夫。錢均夫馬上寄給北京的老朋友陳叔通。陳叔通當即轉交周恩來總理。這一係列的轉寄，都安全無誤。周恩來深知錢學森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把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進行中美大使級談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並指示：“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美國當局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錢學森獲準離美。

1955年6月，中美大使級會談前夕，美方想利用會談的機會，贖回在朝鮮戰爭期間被俘獲的軍事人員。美國總統、國務卿等出麵，多次同有關部門溝通協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誤判使事情最終出現轉機，他認為：“（經過五年的滯留），錢學森掌握的信息已不再有多高價值了。現在看來，他（錢學森）那個時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並且這些信息在蘇聯陣營看來也可能成為基本常識。”因此，在1955年6月中旬，美方最終同意錢學森回國的原則意見 。

1955年8月5日，在中國政府交涉下，錢學森收到美國司法部移民規劃局的信件，被告知可以離開美國。同年9月17日，洛杉磯晨報上印著特大號字標題“火箭專家錢學森返回紅色中國”。在碼頭上麵對媒體記者和趕來送行的朋友們，錢學森說：“我將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

《華裔美國人》錢學森說：《“我將盡我所能幫助中國人民建設一個幸福而有尊嚴的國度。》

《美裔中國人》寒春曾說過：“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它不幸福，但比起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當然，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靠建築在大多數人的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yongbing1993]

多數老工人們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







陽和平：當時同事中間，多數老工人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他，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光華廠有的工人是從農村來的，跟農村比條件要好得多，也很滿足。

陽和平：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輿論中間有一個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我和同事們一點都不會偷懶，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

陽和平：除了工作條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義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離開美國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得多，但他們自己認為窮鄉僻壤的創業和生活更有意義，是值得追尋的人生意義。我父親在那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並在那裏長大的。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陽和平：那時代提倡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我當工人時有一種一輩子當螺絲釘的想法，也心甘情願，全副心力都放在生產上，看技術上有什麽需要改進的，整天琢磨這些設備，到處看，到處觀察，有一次發現熱壓機的底座鑄鋼裂了，需要修理。

陽和平：隻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想著要當技術工人，爬上高等級。當時在光華根本沒有多想，前途是什麽，以後要怎麽樣，隻是想著幹好工作，連上大學的念頭都沒有起過。那時物質上的東西不多，級差不明顯，也許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權，但幹部和工人誰說了算，還是有得爭的。

陽和平：回想起來，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的有點“傻”，總認為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國家為自己，所以勞動上有一種自覺性，不依賴幹部的強迫和監督。真正在第一線的生產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在勞動中間創造出來產品東西，而個人對勞動成果還有感情。

陽和平：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好，很溫暖，非常讓人懷念，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還一塊學習。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常常都想著他們。

一個美裔中國人在國營工廠經曆


作者：陽和平教授

《文革時期在光華木材廠的工作經曆》（二）

當時廠裏沒聽說過職代會，有一個造反派組織大聯合形成的工代會。70年預備召開四屆人大，我們廠裏也組織討論憲法，參加人大代表選舉，那時國家政治上什麽大的東西要發下來討論，主要是召開車間和班組會議進行，小組開會把意見集中起來。開會有時也流於形式，有時也開全廠大會，經常涉及的倒是福利和食堂等問題。

要是幹部幹什麽大家不同意，大字報就來了，不需要形式化的程序，因為有這些潛在的威脅，幹部也不敢亂來，因為不是那種幹群嚴重對立，反應意見的渠道多種多樣，都很有效。討論生產計劃，有些事明擺著的，技術革新和人員安排該怎麽辦，管生產的一說，工人掌握的情況比幹部少，也覺得有道理就同意了。還有比方說哪那兒安全有問題，你那個地方老是壞，要提請注意，日常工作就可以上去，不需要很形式化的東西。

當時工人的就業和工資是有保障的，幹部控製不了，胡作非為的空間很有限。

漲工資的時候，也不是幹部能夠說了算的，先是車間有個方案，發下來班組討論，同意不同意，要經過班組和車間兩次討論，這個爭論往往很激烈，工人中間還是平均主義意識比較濃厚，上次你漲了，這次該我了，誰年輕負擔輕要讓一讓，某個老工人家裏人口多負擔重，應該考慮等等。

西方在企業中間也講究這個，培養團隊精神，後來我在AT&T工作的時候，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們那裏工資升級實行的倒是大寨那種“自報公議”方式。

要是車間主任不顧工人的意願，硬要把某個人的工資漲上去，那他以後的工作就難了，工人心裏不痛快，有好多消極抵抗的辦法，分配工作就說讓你找誰誰去，誰誰不是漲了工資嗎?幹部也缺少大棒對付工人，要是不得人心真是沒法領導，辦事兒和漲工資都必須大多數能夠認同才能執行，如果隻有幾個人鬧，大家都不理他。

對幹部來說，為了極少數得罪大多數，絕對是劃不來的。而且當時還有大字報的權力，工人就可以說出自己想說的東西，幹部也沒法報複。那時工人感受不到多大上麵來的壓力，因為幹部不掌握工人的生殺權，在提升和工作安排上穿點小鞋，範圍小、利益也不大，所以心情舒暢。

當時同事中間，多數老工人都很感激社會主義製度，認為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他，整個身心都撲在工作上，光華廠有的工人是從農村來的，跟農村比條件要好得多，也很滿足。

有個同事老家是河北農村的，他兩個星期回家一次，裝滿兩麻袋鋸末綁在自行車上，騎行100多裏地帶回家當燃料，這個人是從農村的磚瓦廠調來的，一年四季都這樣，他也是把本分工作幹完，不關心廠裏的事情，心思遊離於同事圈子之外，自己有一番另外的天地。

還有一個外號“小賴包”的，特別消極，他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其他人自己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賴包這樣的人是極少數，他也不破壞搗亂，就是從來不會幫別人，隻管完成自己本分的工作量，他有困難別人也不會幫他，自己孤立自己也沒臉，人家也看不起他，給他起個綽號叫“賴包”。

雖然不是正式強製，但這種“同輩壓力”是很厲害的。因為他家裏是小業主出身，所以對新製度比較消極，還有些小市民出身的自由職業者的孩子，也消極一些，也是心思遊離於同輩圈子之外。

除了工作條件和收入之外，人生意義追求也是很重要的，我父母離開美國毅然奔赴延安，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得多，但他們自己認為窮鄉僻壤的創業和生活更有意義，是值得追尋的人生意義。我父親在那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我就是北京出生，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並在那裏長大的。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在工廠裏頭升級，從學徒工開始，兩年後升為一級工，再升級為二級工，月工資38.61元，這是到了年限就升級，再要升三級工就得等機會了。

那時代提倡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我當工人時有一種一輩子當螺絲釘的想法，也心甘情願，全副心力都放在生產上，看技術上有什麽需要改進的，整天琢磨這些設備，到處看，到處觀察，有一次發現熱壓機的底座鑄鋼裂了，需要修理。

隻是到了美國之後，才想著要當技術工人，爬上高等級。當時在光華根本沒有多想，前途是什麽，以後要怎麽樣，隻是想著幹好工作，連上大學的念頭都沒有起過。那時物質上的東西不多，級差不明顯，也許有人想要爬上去掌權，但幹部和工人誰說了算，還是有得爭的。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輿論中間有一個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我和同事們一點都不會偷懶，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

回想起來，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的有點“傻”，總認為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而是為國家為自己，所以勞動上有一種自覺性，不依賴幹部的強迫和監督。真正在第一線的生產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在勞動中間創造出來產品東西，而個人對勞動成果還有感情。

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很好，很溫暖，非常讓人懷念，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還一塊學習。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常常都想著他們。

光華廠管理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對女工的歧視，這在短期內往往不明顯，我去美國之後過一段時間回來，一起進廠的男同學提拔的就很多，女工同學都還在原來的地方生產一線，最後男工同學隻有一個沒有提幹，而女工同學隻有一個人提拔了，這還是因婚姻關係——她嫁給了一個廠級幹部。這有些是自身的原因，女工承擔的家務事情多，在廠裏也不積極，但也有好幾個女師傅嘴巴很厲害的，幹部都不敢惹，還有的也很能夠團結人，也有能力的，就是不提拔她們。她們也不是為當幹部而鬧，有些是“刺兒頭”，批評幹部一點情麵不留。傳統的觀念確實根深蒂固，男的看不起女的，認為她們話多就是愛挑刺，甚至認為是潑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