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毛澤東：我講6次6萬句也不聽
毛澤東抱怨說：“你們到處掛像……有的還在大門口塑個像……你們在門口站崗，讓我陪著你們站崗。你們兩個小時一換回去了，我卻仍站在那裏沒人換，倒成了我為你們站崗了……”
毛澤東：“說我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萬句，可他們就是不聽，連一句也不頂……。“
毛澤東：“搞那麽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岩的、不鏽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麵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
毛澤東：“林彪、恩來及文革小組各同誌：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製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製止。”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建造毛澤東塑像的活動進入一個高峰期。
1967年5月4日，“第一座”巨型毛澤東全身塑像在清華大學落成。這座巨型毛澤東塑像，是清華大學紅衛兵“井岡山兵團”組織塑造的。1967年5月6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還報道了建造時的“盛舉”。其實，在清華大學毛澤東像落成之前，山東、貴州等地已經有了幾座大型塑像。
在清華大學建造毛澤東巨型塑像的影響下，全國各地群起響應，大量建造毛澤東塑像。1967年7月1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了有關林彪指示《關於建造毛澤東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該通知說：“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經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要求。我們部隊也應當這樣搞。”，“凡有代表性的大軍事機關，其駐地有大院、有廣場的地方”，“都可以搞”。要求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應立即按林彪的指示執行。
毛澤東對這種現象十分不悅。
毛澤東曾對警衛戰士抱怨說：“你們到處掛像……有的還在大門口塑個像……你們在門口站崗，讓我陪著你們站崗。你們兩個小時一換回去了，我卻仍站在那裏沒人換，倒成了我為你們站崗了……”。
直到現在，群眾中還廣為流傳著毛澤東批林彪的話：“說我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萬句，可他們就是不聽，連一句也不頂……搞那麽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岩的、不鏽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麵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
毛澤東批林彪的話：“說我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萬句，可他們就是不聽，連一句也不頂……搞那麽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岩的、不鏽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麵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
毛澤東：“說我講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講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萬句，可他們就是不聽，連一句也不頂……。“
毛澤東：“搞那麽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岩的、不鏽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麵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
7月10日，林彪將《關於建造毛澤東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轉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於7月12日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誌。此件不發。中央已有指示。”
當塑像之風刮遍全國之時，毛澤東看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文化大革命信訪簡報》第280期上刊登的《全國各地群眾正在積極塑造毛主席巨像》簡報後，毛澤東寫下批語：“林彪、恩來及文革小組各同誌：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製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製止。”
毛澤東：“林彪、恩來及文革小組各同誌：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製止，勢必會刮起一陣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製止。”
在毛澤東作出這次批示後，中共中央在1967年7月13日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其中提到：“現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轉發你們，希望你們認真執行。廣大革命群眾強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像，確實是出於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隻能由中央統一規劃，在適當時機、適當地點建造，才可能做好。現在某些群眾組織那種匆匆忙忙的做法，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會造成政治上的損失。”
這個指示發出後，各地仍繼續要求興建毛澤東大型塑像。中共中央又於同年9月13日再次發出了《關於認真貫徹執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宣傳毛主席形象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毛澤東親自在這個文件上批示“照辦”。
《獨生》是：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堅持計劃生育》確立為《基本國策》。
有媒體統計，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家庭平均有四個孩子。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於1979年推出了《獨生子女》政策，將《堅持計劃生育》確立為《基本國策》。經三十五年以來，除外滅了無數小生命之外，致使許許多多的中國家庭發生了巨大變變。
有研究表明：“我們發現，獨生子女政策出生之後的孩子明顯不信任別人、不值得信任、更害怕風險、更缺乏競爭力……同時也更加悲觀、責任心更差。”
根據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放寬獨生子女政策的新規定，有些家庭可以生二胎。不過，這些家庭很快揮揮手、好像趕走了這個念頭。這些家庭說，要過好生活，二胎太貴了。“並不是說我們不想多要孩子，而是我們不能為他們提供太多的機會……麵對其他孩子的競爭，我的孩子就會覺得輸了。”
從2016年1月1日起，所有中國夫婦都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這標誌著延續了長達三十五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的終結。在過去三年中，結束獨生子女政策的進程大體上分為三步：2013年3月，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與衛生部合並為新的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八個月後，也就是2013年11月，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宣布將政策部分放寬，允許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育二胎。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據估計在新規下有超過1100萬的夫婦符合生育二胎的條件，但截至2015年8月，卻隻有169萬份申請，占符合條件總人數的15.4%。第三，也就是最後一步，在2015年10月，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宣布從2016年起所有夫婦都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在最新的變化中，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已經開始減少對夫妻再生育的管控。在這一步中，一項更為顯著的變化是，無論夫妻生育一胎或二胎都不再需要獲得政府批準，隻需要在新生兒出生後進行登記即可。雖然仍未解除所有限製，且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語言仍使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說法，但徹底結束獨生子女政策似乎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家庭將來可以自由選擇何時生育以及生育多少孩子。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將被作為公共政策製定中最昂貴的教訓被公眾牢記。
獨生子女政策雖然在降低中國的人口增長方麵作用有限，但在其實行的35年內，卻產生了數以千萬的單孩家庭。中國目前有1億5千萬單孩家庭，其中約一億家庭是獨生子女政策的結果。對於這些家庭，政策造成的傷害是長期性且無法彌補的。隨著中國社會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之間的比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不僅對中國社會本身帶來嚴重的負擔，也為很多達到工作年齡的獨生子女們帶來了苦惱。此外，中國三十年來新生兒的性別比例一直嚴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性別選擇性墮胎及殺害女嬰。所以，中國目前大概有2000-4000萬的“剩男”。
在政策部分放開階段，年輕夫婦們不溫不火的回應很大程度上證實了江蘇在07年至09年所進行的先驅性的研究成果——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更多是主動選擇而非政策限製的結果。在東亞其它地區，如日本、韓國、台灣地區和中國香港，鼓勵生育政策和親家庭政策也並沒能使低生育率有所上升。因此，中國終結獨生子女政策也不太可能使出生率顯著增長。
獨生子女政策的實行顯然不是自願性質的。為了執行這一政策，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絕育和墮胎運動。單單是1983年，約2100萬人出生，1440萬人做了墮胎，2070萬人（主要是女性）做了絕育手術，此外，同年還有1780萬例插入宮內節育器手術發生。這些手術大部分是非自願的。
我們的後代將會帶著困惑和疑慮來審視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政策都難以理解——為什麽所有的國家都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麵臨人口快速增長的挑戰，唯獨中國走到了這樣一個極端；為什麽在一個基於尊重家庭、親屬和孝的社會，政府卻強製執行了這樣一項終止了至少一代人親戚聯係的政策；為什麽中國在生育率已經大幅下降時實行這樣的政策；為什麽中國經過這麽長時間才結束這項貽害無窮的政策。麵對所付出的高昂代價，不僅需要從政治和公共政策製定上進行反思，學術界也應反思如何參與以及誤導了公共政策的製定。
獨生子女政策失敗的教訓值得好好總結，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自願計劃生育服務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在減少和避免計劃外生育，以及在改善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和促進性別平等方麵的重要作用。獲得安全、自願的計劃生育服務是一項基本人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服務，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生育率是不可能迅速下降的。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也開始意識到婦女在生育決策中的核心作用，並開始關注計劃生育服務質量問題。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結束，中國需要對年輕夫婦們有一個清晰迫切的再教育計劃，讓他們對計劃生育和衛生服務機構有一個完整的認知，並對他們的生育做出明智的選擇。中國應繼續提供免費和安全的自願計劃生育服務，關注其服務質量並保障婦女生殖健康。
自2002年開始,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多次稱:“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 獨生子女家庭的五種風險 首先是孩子的成長風險,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風險。
據統計,每1000個出生嬰兒中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歲之前死亡。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國農村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現在無後的家庭有57萬之多。
獨生子女的生存風險直接影響著家庭的生存風險。在生命周期早期出現的生存風險可以通過補償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齡獨生子女夭折或者發生嚴重傷病殘事件,對家庭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風險。“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由於父母的愛過分聚焦、期望過高、養教方式不甚科學等原因,相當數量的獨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才問題的困擾。一旦獨生子女父母重病、死亡或離婚,對獨生子女的生活、學習、工作都將帶來嚴重不利的影響。
第三是家庭的養老風險。如果前兩個風險發生,養老風險必然發生;如果避免了前麵的風險,養老風險依然存在。子女家庭的經濟狀況、兩代人的關係、居住安排等諸多因素,依然可能使老年父母發生生活照料風險、精神贍養風險甚至經濟供養風險。
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功能比多子女家庭弱小,而且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支持具有惟一性,缺乏起碼的回旋餘地。如果獨生子女遷移、外出或者出現意外事故,獨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養老支持,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家庭養老支柱。
同時,獨生子女父母的高齡化也會導致養老需求的變化,越是到獨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獨生子女家庭的養老風險就越大,現實困難就越多。
第四是社會的發展風險。前麵的風險如果發生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的發展,因為獨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會,那麽他們能否成為合格的社會公民就至關重要。
第五是國家的國防風險。一旦發生戰事或者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的時候,國防的風險也是多少存在的。
獨生子女是負擔最重的一代人
穆教授分析說,在所有的計劃生育家庭中,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最大的家庭。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導致孩子夭折或者嚴重的傷病殘,“風險家庭”就轉化為“殘破家庭”和“困難家庭”,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和幫助就很難擺脫困境。它們的存在時刻提醒著計劃生育家庭的社會保障和人道關懷問題。
以往,有關獨生子女的負麵問題更多地集中在孩子素質發展方麵,最著名的報告就是1986年涵逸的《中國的“小皇帝”》。2004年,楊曉升的報告文學《隻有一個孩子—— 中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悲情報告》(華藝出版社,2004年6月),讓人們將更多關注轉向遭遇了子女夭折風險之後的獨生子女家庭命運。
獨生子女因其獨生而成父母的“惟一寄托”,孩子所提供的精神效用是獨一無二的,簡單說,孩子對中國人來說就是情感的寄托和希望的化身。
從整個生命周期來看,獨生子女是負擔最重的一代人。獨生子女家庭到了生命周期的晚期迎來的是“獨子女老齡化”甚至“無子女老齡化”的挑戰,他們缺乏最起碼的回旋餘地。
獨生子女這一群體遠離了兄弟姐妹的血緣親情,缺乏夥伴的成長環境使他們遠離了手足情深的感受、互相學習的機會、彼此幫助的可能。這是極其珍貴的親緣文化的損失。
中國特色政府管治下有多少不結婚不生孩子的？
2013年11月，中國放寬了獨生子女政策，獲準生二孩。無情實施了35年以上的計劃生育政策終於放鬆後，有些人以為會出現小規模的嬰兒潮。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估計，新規定將使生二孩的夫婦多出1100萬對。其中有200萬對會在新規出台後的第一年這麽做。但是，到2014年底，申請必要許可的人還不到110萬。
“新華視點”記者調查發現，與父母輩相比，越來越多“80後”，“90後”把單身視為一種正常選擇。“30多歲了還沒結婚”，“20多歲了還母胎SOLO”等現象在年輕人中見怪不怪。
越來越多適齡青年不想結婚。
“如果成家了，絕不會像現在這麽自由。”如果不是家人偶爾催婚，一個人覺得這樣的生活也挺愜意的。
有人也曾十分焦慮，積極相親，但幾段戀愛都無果而終。想法慢慢變了。“婚姻是為了讓自己生活得更舒服，而不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現在時間和收入完全由自己支配，不需要遷就任何人，我很喜歡這種狀態。”
某女和男友已經戀愛7年，並放棄了結婚計劃。“每次一談到結婚，就跟著很多麻煩和問題，比如融合兩個家庭、買婚房、生孩子，雙方家庭分歧都很大。”後來她和男友達成默契，隻戀愛不結婚。“結婚與愛情無關，它隻是給雙方關係套上了道德和法律的枷鎖。”
眼下，越來越多適齡青年選擇不結婚，過著“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生活。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發布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從2015年起，我國一人戶占比逐年增加，已經從2015年的13.15%增加至2019年的18.45%，我國家庭正呈現單身化趨勢。
對一些年輕人來說，不結婚是一種主動選擇。在一項“哪些原因讓你不想結婚？”的網絡投票中，獲票最多的選項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單身生活”。對另一些年輕人來說，不結婚則是被動接受。一位受訪者坦言：“每天‘996’，哪來時間戀愛結婚？”
社交媒體上，“年輕人不結婚”話題引發廣泛討論。網友紛紛表示：“單著不好嗎？為何要去嚐愛情的苦”“每天都有恐婚新理由”“結婚才需要理由，單身不需要理由”“找不到合適的絕對不將就”……
隨著單身青年漸多，“單身經濟”悄然興起，單身生活也變得越來越舒適和便利。麵向年輕人的飯店推出“一人份”套餐，單身公寓市場火爆，迷你小家電和小型廚具持續暢銷，甚至出現了“個人定製旅行”“一個人的婚紗照”。
中國特色政府四十多年來的瞎折騰，將中國人瞎折騰到越來越少。
吳連登：“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她的個人花銷由她自己負擔。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製。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然後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都要詳細記錄。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每個月要簽字，定期給主席看。”
轉載《毛澤東家庭財產真相》一文摘錄：
《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劉 暢 《 環球人物 》（2008年第14期）
《毛主席和江青AA製 》
給毛主席管家，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
“很多人不信，中國共產黨領袖，國家主席還這麽緊張？毛主席的工資404.80元，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這些錢都由毛主席負擔；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主席在外麵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給他們一杯2角錢。”
吳連登說，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毛主席沒有其他方麵的補貼嗎？”記者問。吳連登肯定地回答：“沒有。主席還不如我們工作人員，我們出差和加班還有補貼，但是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吳連登有時也很為難，“我們去外地出差，人們認為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是過後我都會去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主席說，如果他走到哪裏都付帳，下麵的人誰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所以錢很緊張，我說這個家不好當。錢不夠用時，我隻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麵附上賬單，一筆筆，清清楚楚，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所以主席家的錢最難管。”
江青的工資，也由吳連登管理。“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她的個人花銷由她自己負擔。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製。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然後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都要詳細記錄。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每個月要簽字，定期給主席看。”
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衝洗膠卷。“江青自己不摸錢，毫不誇張地告訴你，甚至有一次，她讓我拿三元麵值的人民幣給她，我們國家哪裏發行過這種錢？女同誌需要打扮，她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購置一些東西。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這個在毛主席家裏是沒有的，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麽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當時我不知道這叫什麽名字，噴在頭發上有泡沫那種，非常難買，隻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每次都是我去。”
吳連登記得，江青喜歡京劇，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塊錢。”
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後，有謠言說他的身家過億。當然了，這個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完完全全是一個《謠言》。反共者己認識到《謠言反共是死路》。因為毛主席艱苦樸素了一輩子，毛主席也是從第一次領《工資》開始人生的活動的。當然，社會上隻要存在著《資產階級法權》，就存在著資本家發《工資》，打工人領《工資》的事實。
但在中國共產黨信仰為窮人打天下時，尤其是在初期的革命時期毛主席基本上是不領工資的。稱其為《供給製》。不發工資沒有薪水因為沒有誰來提供軍費。靠老百姓提供基本的食物和一些夥食費。夥食費有尾子時分發給幹部和士兵作零化錢，是《官兵一致》的，幹部不準多吃多占的。所以從毛澤東到士兵是同樣的待遇。
毛主席第一次領工資，還是毛主席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時候，當時毛譯東每個月的工資是八塊大洋。顯而易見，這個工資對於民國時期的廣大窮苦農民和工人來說已經算是高薪了。
要知道在當時中華民國那個年代，底層工人每個月隻有一到兩塊大洋的工資，至於說農民的收入還要更少。當然了，如果與大學老師和教授相比，毛主席的工資就算是低收入人群。一位普通老師的月薪最少也有五十塊大洋，像從美國留學被請到北京大學的如胡適這樣的教授每個月的工資足足有兩百塊大洋之多。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黨史館還收藏了一張薪資單，這張薪資單上收款人便是毛澤東。看到這裏大家一定會心生疑惑，中華民國時期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要拿500大洋換毛澤東人頭，為什麽還會給毛澤東每月開工資呢？不急，這是後來的事。話說毛澤東每月的這份工資的數額在當時也算不菲，每個月足足有一百二十塊大洋，要知道這可是一名大學普通教授的月薪了。
這是中華民國孫中山的國民黨政府，孫中山的國民黨之所以會給毛澤東開工資，是因為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毛主席在孫中山的國民黨政府掛職，當時毛澤東在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以及農民部身兼數職，所以才會有這麽高的工資。當然了，後來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篡權，對共產黨員及國民黨內的左派實行《四一二大屠殺》。隨著國共兩黨逐漸走向了對立，毛澤東的這份工資自然也就暫停了。
1955年，新中國延用了《民國時代的資產階級法權》，開始施行工資分級製度，對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進行等級劃分，根據不同的崗位和不同的職務，由高到低一共分出24個等級。其中第一級工資最高，屬於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級別，按照規定，第一級每個月工資為600元。
之後每降一級逐級減少50塊錢，也就是說周總理當時的工資就是550元。但是毛主席看過這個方案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反對意見，理由便是每個級別工資相差太多，這樣容易導致貧富差距過大，一定要讓工資差距合理，確保相對一點的公平。製定者們作了修改。
就這樣在第二版的工資分級方案中，第一級工資變成了594元，第二級工資變成了536元，後麵的分別為478元、425元、387元等等。在這個方案中，每個級別工資差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工資級別越低，相差越小，到了後麵可能兩個級別工資隻相差5塊錢。
在這其中，部隊軍人的工資要比普通老百姓要高，畢竟那個時候軍人隨時都有可能為國家犧牲，軍人工資定高一點也就情有可原了。方案實施以後，起初毛主席領了幾個月工資，後來毛主席卻主動要求降薪，毛澤東一降再降，一直降到了404.8塊錢以後，毛主席這才滿意地點了點頭。
從那以後，毛主席的工資一直都是這個數，從來沒有再漲過。對於一位國家領導人來說，四百多塊錢的工資顯然不夠用。後來毛主席的管家吳連登就曾表示過，四百多塊錢對於毛主席一家人來說捉襟見肘。
吳連登給大家算了一筆賬，當時毛主席兩個女兒需要上學，不算平時的生活費，她們學費就要60塊錢（當時還沒實行免費教育）。毛主席每個月還要支付房租84塊錢，黨費10塊錢，取暖費30塊錢。毛主席妻子的姐姐生活困難，為了照顧她，毛主席額外還要支付30塊錢。
這些錢加在一起已經一百多了，如果再算上家人的生活費以及煙錢和茶錢，基本上已經接近四百元了。如此說來毛主席的薪資待遇真的不高，幸虧李訥的母親，也就是毛主席最後一任妻子江青，她每個月還能開兩百多塊錢，這才勉勉強強夠用。
不過江青喜歡攝影，也喜歡看歐美電影，所以平時為了這些愛好，她也要花不少錢，不僅每個月她自己都不夠花，還需要從家庭開銷裏麵拿出來一部分進行補貼，因此毛主席一家人基本上沒有什麽存款。
雖說毛主席的工資不夠家庭開支，但是毛主席的稿費卻不少，而且毛主席逝世後，還是留下了上百萬的稿費遺產，又是怎麽處理的？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大人們都知道，毛主席生前，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唯獨不為自己和家人謀半點私利，領袖風範，廉潔自律，古今中外，堪稱第一。
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到基層調研吃飯，老百姓給送了一點茶葉，都要自己付費。身上穿的睡衣都打了幾十個補丁。並不多的工資還要接濟家在農村生活困難的身邊工作人員和親戚。所以去世後沒有給家屬子女留下一分錢的遺產。
毛主席生前多年積攢下的稿費，在毛主席去世後，走資派鄧小平說：“主席生前沒有安排，那就全部上交中央辦公廳交了黨費。”所以，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意見，全部上交給了中央辦公廳交了黨費。
鄧小平的這個決定和毛主席生前稿費的最終處理結果，當年是傳達到全體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的，所以當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的都知道。
而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們不知道的是，鄧小平自己的遺產有多少？和《鄧小平文選》的稿費有多少？又是怎麽處理的？至今無公開過。
由於走資派鄧小平的帶頭，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大官小官的個人財產是不公開的。也是人們不知道的。
而周總理身後的遺產，到鄧穎超同誌去世時清點，全部家產也隻有5000元人民幣存款。按照他們的安排，也全部上交給了中央辦公廳交了黨費。
朱德去世後的遺產總共隻有多年積攢下的存款20306元，去世後，全部上交給了中央辦公廳交了黨費，同樣也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
1994年5月29日，民進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雷潔瓊在瞻仰韶山毛主席紀念館時題詞：“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雷潔瓊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心中的太陽！”
所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後，舉國悲痛，萬民空巷。人民是發自內心地崇拜毛主席，敬仰毛主席，懷念毛主席。這種感情，古今無人能比。
1981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就曾找過毛主席的大女兒李敏商談遺產問題，當時李敏表示：“我隻要父親留給我的那一份，剩下的我不要”。那麽毛主席的遺產中究竟留下了什麽呢？
毛主席作為一國領導人，參加外事訪問的時候，各國領導人為了表達敬意，都會多多少少送一些禮品。在這其中包括各種珠寶，營養品以及紀念品。
經統計毛主席收藏中光金表就多達十塊，家裏還有燕窩，人參等名貴補品，金銀類的首飾，珠寶類的藏品也有不少。按理來說，這些都屬於毛主席的個人財產，但是毛主席卻不認為這些是自己的，隻不過他在這個位置上，所以別國的領導人才會送給他。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這些財產都屬於人民，所以後來毛主席才會將這些財產全部上交國庫。至於說吃的這些，因為不易保存，都送給了工作人員一起享用。
平日裏毛主席生活十分節儉，除了抽煙喝茶這些愛好以外，毛主席基本上沒有任何物質上需求。有一次毛主席的手表壞了，送修期間，毛主席便向國庫借了一隻，等到自己的表修好以後，毛主席又將這塊表還了回去。
著作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是沒有《稿費》一說的，《毛澤東選集》在國內是沒有《稿費》，很多國家出版發行了《毛澤東選集》這部作品，這也意味著，毛主席的《稿費》收入是來自友好外國的，因為各國發行毛主席的作品，也都需要支付稿費。
當然了，毛主席為了這部著作也是沒少耗費精力，平時工作之餘，毛澤東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寫作。1951年，毛主席特意在石家莊待了兩個月，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專心修訂《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以毛主席也和普通人一樣，都是靠著勞動來換取勞動報酬。
當時因為毛主席每個月都有很多的稿費匯來，因此當時中央特意成立了一個財務室，這個財務室就是專門負責管理毛主席的稿費，平日裏毛主席的工資不夠全家開銷，所以毛主席便會從稿費中支取一部分，這樣算下來，在毛主席逝世後的時候，毛澤東的稿費總剩餘是124萬元，可以說，這筆錢無論放在哪個年代，都是一筆巨款了。
在這筆稿費的處理上，毛主席也不是大手大腳，除了極少部分用在了補貼日常開銷中之外，剩下的錢毛主席也都用來還共產黨活動時欠的債和幫助一些特別請求毛主席的人了。
比方說在革命年代，曾有一個叫章士釗的人為我黨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得知章家的生活條件並不是很好，於是他便經常自掏腰包補貼章家，對此毛主席稱這是在報答章士釗當年的恩情，是在“還債”。
還有毛主席在家鄉的親戚，以及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毛主席得知他們誰家裏有困難需要幫助，毛主席都會伸出援助之手，當時毛主席在老家的堂弟毛澤連生活非常貧困，所以毛主席生前一直補貼照顧堂弟的生活，並且在晚年還囑咐女兒李敏，讓她也要多照顧叔叔毛澤連。
毛主席的生活是很儉樸的，當時毛主席在家時總是穿著打著補丁的衣服和拖鞋，家裏吃飯雖然是四菜一湯，但卻都是菜市場上最便宜的食材。接見外賓時總是一套中山裝。未見毛澤東穿過西裝。如今的走資派官員西裝一件又一件，而且還是免費定製的。當然政府出錢。
毛主席逝世後的遺產一直到了1981年，當時中央辦公廳才打算處理掉這筆遺產，說起來毛主席生前是曾表態要將剩下的稿費全部充公的，但中央辦公廳商量後，卻還是認為應該分給毛主席的兒女，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都不是很好。
李敏作為毛主席的大女兒，當時中央辦公廳找到她商量遺產的時候，李敏隻是說要毛主席留給她的那一份，李敏雖然知道毛主席留下了上百萬的遺產，但卻隻拿走了毛主席生前使用的一些舊電器，放在自己家裏留著作紀念。
雖然中央辦公廳後來又給李敏匯款了8000塊錢，但李敏卻根本舍不得用，等到1991年毛主席的老家韶山修建毛主席銅像的時候，李敏便將這筆錢捐了出去，也算是自己盡了一份力。
餘下的毛澤東《稿費》，走資派鄧小平一句話《全部上繳》，而鄧小平自己的都留給了兒女。這就是真共產黨和假共產黨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