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國軍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蔣家國軍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為徹底消滅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中華民國的中央《國軍》和特務隊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搶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圍剿屠殺。

在江西的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紅軍和老百姓有數百萬。

在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

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剿殺蘇區的紅軍和老百姓或稱“親共分子。

蔣介石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在蘇區屠殺紅軍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蔣家《國軍》是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

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不但在蘇區屠殺紅軍及共產黨人和普通的老百姓民眾扣上“親共”的帽子加於“寧可錯殺不放一個。還對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傑 (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

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是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新中國的曆史上起的作用尤其是對中國近代中的普通老百姓是有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為工農紅軍製定的紀律。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斷深入，這一紀律規定顯現出曆史偉力，成為人民軍隊加強紀律建設和開展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以及團結內部、團結人民、瓦解敵軍的強大武器，為人民軍隊的建設和革命鬥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民軍隊紀律建設的堅實基礎 。革命戰爭年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之所以軍紀優良、行止有節，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貫徹執行是分不開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高度重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貫徹執行，湧現出許多感人至深的事跡。

1928年8月下旬，毛澤東率領部隊從桂東回師井岡山途中，得知紅軍戰士因為饑餓吃了群眾地裏的苞米，就通知部隊集合，就地進行群眾紀律教育。他親自在一塊竹牌上寫道：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犯了紀律，現在把兩元錢（光洋）埋在土裏，請收下。

群眾看到後十分感動，連聲稱讚工農革命軍紀律嚴明，愛護百姓。1929年2月，紅軍在大柏地圍殲了國民黨軍兩個團，打了一個大勝仗。但由於當地群眾幾乎都已上山，因此吃飯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既解決吃飯問題，又不損害群眾利益，毛澤東、朱德批準各部可以動用群眾家裏的糧食，同時留下借條，張貼布告，說明日後償還。當紅軍再次路過大柏地時，如數向農民償還了現洋。群眾從這一行動中認識並接受了這支部隊，紛紛表示：“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

解放戰爭期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仍是人民軍隊加強紀律建設的重要內容。1948年11月8日，東北野戰軍負責人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報告裏匯報了所屬部隊紀律情況，其中提到，部隊在興城解決戰鬥後看到大批蘋果，“戰士一個未動”。“錦州蘋果”的故事從此廣為流傳。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特別提到這件事。他說：“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裏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不僅在錦州，當時，華東野戰軍打進上海後，模範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了不驚擾市民，在蒙蒙細雨中，部隊官兵和衣抱槍、悄然無聲地睡在路邊。這一嚴守紀律的行為令無數上海市民為之動容。

密切聯係群眾的紀律保證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生動而具體的語言概括和展現了群眾紀律的主要內容，將革命軍人對待人民群眾的根本立場和態度問題用具體而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從而為人民軍隊樹立群眾觀念、贏得群眾支持提供了紀律保證。

早在井岡山時期，紅五軍第五縱隊進入鄂東南地區的黃沙鎮時便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幫助群眾挑水、打柴，向他們宣傳革命道理。這進一步密切了部隊和群眾的關係，使隊伍不但找到了落腳點，而且很快紮下了根。

其間，毛澤東在部隊中專門成立了紀律檢查組，負責檢查各部隊遵守群眾紀律的情況。當部隊離開一個地方時，紀律檢查組分頭到群眾中間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以此推動部隊嚴格執行群眾紀律。毛澤東同部隊一起出發時，總是跟著後衛部隊檢查戰士有沒有上好門板，捆好鋪草。

甚至給房東的錢放在什麽地方，他都會非常認真地詢問。正因為如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貫徹落實形成了軍民一致的新型軍民關係。井岡山地區曾流傳這樣的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

在艱苦抗戰的過程中，新四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到之處秋毫無犯，與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聯係。因此，在部隊開赴前線抗戰的沿途，人民群眾對新四軍產生了良好的印象，表示了熱烈的歡迎和慰勞。解放戰爭爆發後，依靠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範行動，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匯聚了廣大的民心和民力，在戰場上連連獲勝。

比如，太嶽縱隊在晉南浮山外圍地區殲滅胡宗南軍精銳第一旅全部。究其原因，正如敵被俘中將旅長黃正誠所說：我們進入你們的解放區，就像個聾子、瞎子一樣，找不著一個老百姓給我們帶路，就是找著了，也不給我們好好帶路。到你們解放區一點糧食也找不著，官兵打仗、走路都要餓著肚子。

 克敵製勝、戰勝困難的有力武器 。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紅軍之所以能夠克敵製勝、戰勝困難，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貫徹執行密不可分。紅二、紅六軍團南渡澧水後，國民黨千方百計地構築封鎖線，前堵後追，不斷空襲。部隊則邊走邊打邊宣傳，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任何願意抗日的人都表示歡迎，因此，盡管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隊伍卻沒有減少。

紅軍途經少數民族地區時依靠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嚴明的紀律妥善處理了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從而順利實現了戰略轉移。對於這段曆史，鄧小平後來說，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做過一些工作，如對部隊進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他們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這樣就贏得了少數民族群眾的信任。可見，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雖是複雜的，但部隊紀律嚴明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方麵。

解放戰爭期間，人民解放軍能夠較快轉入全國規模的大反攻，在短短三四年的時間內便取得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貫徹執行也是不無關聯性。

1947年夏，晉冀魯豫野戰軍進入大別山後遇到了飲食不習慣、語言不通、地形不熟等困難，有的部隊甚至呈現出疲憊和紀律鬆弛的現象，作戰時顧慮重重，錯過了一些殲敵的機會。為解決上述問題，召開的旅以上高級幹部會議上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整軍紀，從而克服了隊伍中存在的怕打硬仗等消極思想情緒，使他們牢固樹立起以大別山為家的思想。

東北民主聯軍某縱隊以教育和檢查相結合的方式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後，戰鬥意誌顯著增強。在白龍駒山戰鬥中，該部以一個團兵力殲敵新一軍暫五十六師之一個團。整體看來，解放戰爭期間，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部隊的自身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人民軍隊克敵製勝、戰勝困難的有力武器。

1948年11月8日，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等負責人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報告裏，詳細匯報了所屬部隊的紀律執行情況：部隊對執行戰場及城市紀律進步較以前突出。義縣、興城、錦州、沈陽等城，都沒有侵犯私人工商業及城市人民的利益。一切工廠、公共機關（錦州受炮火摧毀）保護比較完整。在興城解決戰鬥後，縣政府隻少了一把修理電話的鐵鉗，並由部隊立即清理交還。某地主之大批蘋果，戰士一個未動。地方同誌接收後，以五千元一斤發賣給部隊。俘虜人員所攜之私人財物，全部沒有動。俘虜高級軍官身邊所匿藏之黃金、現洋、金元券，均未予以沒收。此點亦為錦州高級俘虜官所稱讚。

報告特別提到的某地有“大批蘋果，戰士一個未動”，指的就是遼沈戰役期間發生的“錦州蘋果”的故事。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回憶到聽說這件事後的心情，他說：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裏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我們的紀律就建築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裏頭出來的。

當時有不少窮苦的少數民族青年積極參加紅軍，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們親眼目睹了紅軍和舊軍隊紀律的截然不同，並且由此認定紅軍是窮苦人自己的隊伍。世襲羌族土司安登榜的故事就是這樣的。當時紅四方麵軍在西渡嘉陵江後，執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

而當安登榜在遭到國民黨追捕走投無路時，恰遇剛剛進入羌族地區的紅軍。安登榜看見紅軍紀律嚴明，尊重少數民族，提倡“回番漢各民族平等”，和國民黨“漢官”完全不同，便率領隨從毅然參加紅軍，並利用他的身份和影響在羌族地區為紅軍做了大量工作。後來，紅軍戰士安登榜在長征路上為各民族的解放英勇捐軀。

這樣的故事在長征時還有很多。

“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

“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靠著堅定的理想和鐵的紀律，我們黨和紅軍號召起千千萬萬的窮苦百姓，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去爭取革命鬥爭的最終勝利。廣為流傳的解放戰爭時期“錦州蘋果”的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不僅是在錦州，攻入天津時，解放軍戰士隻吃自備幹糧，多數人連鹹菜也吃不上，對群眾所送飯菜一概謝絕。廣大群眾深受感動，有的熱淚盈眶，連聲說：解放軍好！共產黨好！毛主席好！這些都顯示出人民軍隊的紀律風範。

《解放軍露宿上海街頭》，早上市民們醒來，開門即看到這一感人場景

還有一個感人的故事發生在剛剛解放的上海。當時解放軍打進上海後，模範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了不驚擾市民，在蒙蒙細雨中，部隊悄然無聲地睡在潮濕的路邊上。早上市民們醒來，開門看到這一感人的場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對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由衷讚佩。人民解放軍用嚴明的紀律感動了無數上海市民，並深深震撼著這座舊中國的大城市。

時居上海的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裏記下了這感人的一幕，他說：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

近半個世紀後的1993年，榮毅仁仍然難以忘記這件事帶給他內心的衝擊，他回憶說：解放上海的炮聲初停，無數解放軍戰士日日夜夜風餐露宿在馬路上，堅持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的心。

就連當時在上海的國外報紙也報道說：中共軍隊軍紀優良，行止有節，雖然有許多大廈是打開著，可以用來做軍營，而中共軍隊仍睡在人行道上。

這些隻是體現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代表人民軍隊形象千千萬萬事例中的幾個具體事例。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這就是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長期教育熏陶的人民軍隊，這樣的軍隊無敵於天下。

[yongbing1993]

瞧毒品、賣淫、酒精，太糟糕了






附近一家手機店的員工說：“毒品、賣淫、酒精，太糟糕了。警察什麽也不做！”

藥劑師裏爾（Jenny Leal）說，“人們不願意來藥店，因為這兒的人行道太亂了。過去兩個月裏，妓女的數量翻了一倍。我們每天都能見到她們。”

“警察來過，進行了清理。但今天這些人又來了。”

以上是：《紐約郵報》曾在四月份對這條街道作出報道，當時店主們紛紛抱怨外來移民們在他們的商店裏偷竊，之後在街道上兜售這些贓物。妓女們則在街區上遊蕩，向潛在顧客靠攏，並在談成後進入當地公寓完成交易。

當記者再次回到這裏查看時，發現情況更加嚴重，居民和商家們怨聲載道。

羅斯福大道Bravo超市經理戴安斯（Jesus Diaz）說：“情況越來越糟糕了。以前我們抓住他們偷竊時，他們會說，‘哦，我很抱歉，請原諒我，我再也不會這樣了。‘ 現在，他們會試圖打你，告訴你，‘我們會回來，你會遇到大麻煩。’”

當地居民表示，妓女的數量已經翻了一倍，她們在路邊招攬客人。小偷們變得更加囂張，甚至在被抓住時威脅要報複商家。

根據《紐約郵報》報道，皇後區91街附近的羅斯福大道市景，原本因非法露天市場和幾十名街頭性工作者而遭受破壞，現在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妓女公開招攬生意，扒手肆無忌憚橫行，美國紐約羅斯福大道充斥著妓女和小偷。

這是在《變本加厲！ 美國紐約街頭妓女翻倍鼠輩橫行》一文中的。

《紐約妓女實現非罪化，學生和上班族兼職妓女，最高收費達2000美元》

《紐約性工作者和商販集會 籲警察“放過我們”》據紐約郵報10月22日報道 周二，大約三十多名自稱是性工作者和非法商販的人在皇後區所謂“甜心市場”集會，他們呼籲警察減少突襲，讓他們能夠維持生計。

顧問兼性工作者說：“我出去找了一份工作，我受過教育。但是，由於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剝奪了人類的簡單權利，無論多麽有資格，都無法獲得平等的就業和醫療保健待遇——我們中的許多人被迫回到街頭。”

她繼續表示：“我的第二職業是性工作者。為什麽呢？因為我們生活在紐約市。你知道還有什麽地方，收入必須超過10萬美元才能被視為工薪階層或勉強糊口嗎？所以，如果你不想讓我們成為性工作者，那就給我們提供我們真正想要和需要的資源。”

一名街頭小販說：“我在街上一直受到歧視。目前我收到了四張罰單，而且都不便宜。這些罰單高達1,000美元，他們一直試圖逮捕我。昨天，我們有幾人被逮捕了。有八個人在街上被捕。他們也想逮捕我，就因為我想在街上賣我們的商品。”

“他們說他們代表我們的社區，但我們知道這是假的。當你說你想把州警和警察帶到這些社區時，你的意思是，我不會給你們提供住房，不會給你們提供醫療服務，我們不會為你們的學校提供任何資源。”

他們強調說，這些人想要的是一個棲身之所，以及食物和教育。

他們仍然怒火中燒。

“警察什麽都不做。毒品、賣淫、酗酒——太可怕了。”

“在過去的兩個月裏，性工作者的數量翻了一番。她們開始把自己當成社區的一部分了。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她們。”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居民說，他已經放棄了對Jackson Heights的希望，最好習慣這種情況。

他補充說：“我們去了分局，並不是警察不盡職，也不是他們不在乎。而是這些人人多勢眾——真的人多勢眾。”

《紐約應該“拯救”性工作者嗎？》

記者暗訪：《她》第一次涉入性工作時，隻有15歲，當時她在網上登廣告，來尋找客人。起初她隻是偶爾如此，畢業後，就越來越多了。她在13歲時就有了第一個孩子，現在，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了。

從事性交易麵臨的刑罰一般是罰款或監禁。2013年，紐約州首席大法官宣布了這個新項目。他說，新項目將使無數被告逃離虐待和折磨，從而拯救她們，幫助她們追求“良好的生活”。

首席大法官說，“美國第一個幹預人口販賣的州際法院，我們會幫助那些被告打破那種被剝削、被逮捕的惡性循環。”新的司法係統不再視所有出賣性的人為罪犯。實際上，罰款和監禁隻會讓人們重回性產業，因為有了犯罪記錄後，想找到工作和穩定的住所就更難了。

但是把性工作者視為受害者，同樣不適用於所有人。法庭強製被告接受心理輔導，即使她們中很多人，比如斯蓋拉，並不是被皮條客強迫才開始賣淫，她隻是為了交房租、交學費、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簡單地給性工作者貼上‘被逼’、‘受害者’的標簽，掩蓋了那些驅使她們進行性交易的經濟需求。”

紐約的性工作者組織非常認同，性交易中的人們需要更好、更容易的援助，刑事起訴無助於打破循環。她們指出，逮捕，關押性工作者對警方而言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她們才是受害者。而法庭縱容警方記錄性工作者的犯罪檔案，並給她們定罪，恰恰使得她們不能在第一時間自主地接觸援助組織。

“我們相信人有自我決定的權利，有安全的需求，有人權，但是刑罪化不能實現這些。”， “我們的目標就是廢除性交易的刑事定罪，但同時，各種形式上的減少傷害也很重要，販賣法庭提供了一個減少傷害的機會。”

需要幫助的人太多，以及缺乏國家財政援助，是這些機構麵臨的大問題。

壓迫在這行內一直存在。她認識一些現在已經被關進了監獄的人，在她尚未成年時，有的人會幫她聯係客人，有的人在臉書上尋找12歲少女。

其中一名女孩，她們年紀差不多，但是這個女孩已經數周沒有音訊了。最後她的屍體在一個垃圾袋中被發現，疑似被客人所殺。這件事殘酷地提醒著性工作者們，外出接客有多麽的危險，那些你毫不知情的客人有多麽不可信任。外出接客就像麵對一隻瘋狗，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麽。

“性工作者通常會把顧客，帶到附近的臨時房間裏，進行性行為。”

“這些所謂的性工作者全天都在工作，甚至當父母帶著推著嬰兒車的孩子走過時，他們也毫不回避，甚至經常在當地超市前閑逛攬客。”

“要知道在紐約，性交易應該是違法的！可警察卻視若無睹。”

抓到的性工作者，基本會即捕即放，除非抓到組織者，才能以重罪起訴指控。

越來越多的非法移民女性，為了生計，而不得不從事性交易。

也有很多的非法移民，是為了輕鬆掙錢。

麵對大量非法移民湧入，性交易的風氣日漸糜爛橫行，以“恢複治安”為承諾而上台的各級議員們，隻是在選前說說而已。

在六家涉嫌從事性交易的場所：“在這些貌似合法的經營場所中，卻有著這些單人床——很明顯這裏發生了什麽（非法性交易），這確實降低了當地社區的生活質量，任何說這是無受害人犯罪的人，真的需要看看不人道的行為條件（女性遭到性剝削）。”

“非法性交易是真實存在的......我們不會袖手旁觀，假裝這件事沒有發生。”

而這就是為什麽，街頭的性工作者越來越多的原因，因為哪怕是紐約市長，也無能為力。

事實上，除了大量非法移民在街頭攬客，從事性交易以外，整個皇後區還充滿攤販叫賣。

成堆的衣服、女士包就那樣擺放在地上，其中不乏名牌，還有很多一看就是今年新款的科技產品，譬如蘋果手機——而這些東西基本就來自於“零元購”。

當地的居民，因此感歎自己像是生活在第三世界，而非世界的中心紐約。

因為根據紐約的市政規則，臨街攤販都需要從市政廳申請執照，這既是為了保護市容，也是為了確保臨街的小企業，能夠不被商販搶走客源。

《選舉》一直在路上，《瞧毒品、賣淫、酒精，太糟糕了》的現家一直存在著。

[yongbing1993]

為什麽《反共》的人《雙標》？







在博文《反共謠言之一：餓死千萬至上億》中的評論：

《野彪》評論：“以前的確是餓死過人，但餓死多少，很難統計。我覺得關鍵是不能雙標。例如你說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他們馬上就有人跳出來說人數不對，不是三十萬，是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他們會說你在撒謊。

他們說那幾年餓死了三千萬，你一反駁，就是五毛紅粉大外宣。

我覺得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中共也承認錯誤了，後來改的也很好，現在國家發展的也不錯。如果揪著中共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錯誤，讓中共下台，這辦不到。

就像我們如果現在揪著日本半個多世紀以前犯的錯誤，要日本一命還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為那些侵略中國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現在的日本人同那場戰爭沒有關係。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們怎樣才能在美國過得更好，這才是最重要的。“

回複《野彪評論》：認同你的觀點。

但想說的是：問題不是你想的那麽簡單。

為什麽《反共》的人《雙標》？為什麽《一反駁，就是五毛紅粉大外宣。》？因為《反共》的人也知道這是製造的《謠言》，所說的全是《謊言》。沒有真憑實據，但就是要說。但凡細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華人》，磚家叫獸學者名人等在各種文章，演講，講話，博文中，傷痕文學中，電視電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會說：這時段餓死人的事。謊言說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為《反共》。為否定社會主義社會製度。

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內在新中成立後走什麽道路的之爭。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一派人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化道路。而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內另一派人堅持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以來，一直是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以掀起反毛譯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勢力聯合並持續四十餘年時間裏一個卓有成效的攻擊武器。即造謠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幾千萬人。

根源在於：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以毛主席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是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的。

以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的是要包產到戶走資本主義道路。

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發現後很快批評指出錯誤，及時糾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體決定的方針政策進行。堅持走集體化社會主義道路，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時，具體的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極左的一套。你毛澤東要搞人民公社嗎，劉鄧就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套來反抗。共產風，浮誇風，畝產萬斤等亂來。結果搞得亂亂的，必競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誰也沒有搞過更沒有經驗。毛澤東在高位，下麵的官不配合，反而搗亂，何以能夠成事？此時，恰逢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年自然災害》。

很多時候，走資派鄧小平們及其右派們反共分子們，都是一體的，因為想要掘掉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就必須要向毛主席潑汙。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災麵積為1971萬公頃，成災麵積877萬公頃，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災麵積就達到5728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災麵積2251萬公頃，是此前九年的257%，為有記錄以來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磚家叫獸說三年是“風調雨順，純粹人禍”，顯然是不顧事實。純屬《說謊》。並以此製造反共《謠言》打下基礎。

其次，那麽到底有沒有內部的人禍？當然有！有沒有餓死人？當然也有！

隻不過，誰的鍋，應該得搞清楚吧？

從1958年開始的浮誇風，就是最大的人禍。

關於浮誇風，即便是一發就被斃、就被夾，但經過去年2020這一年的互聯網大教育，很多人應該已經對浮誇風的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從曆史上去尋找這麽幾個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後，毛主席退居二線(吸取斯大林逝世後蘇聯被一幫修正主義之徒搞的烏煙瘴氣的教訓)，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這兩位：劉少奇和鄧小平，一位管黨、一位管政，同時將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輿論喉舌掌握旗下。鄧小平站在麥堆上高舉雙手高呼著“畝產萬斤的圖片還是很有領導風度的。站在平地顯現不出來。

當時毛主席為了要遏製浮誇風時，還不讓登《人民日報》。毛澤東的講話稿都不得不通過《黨內通信》在內部來傳達信息。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不想給大眾知道毛澤東的講話稿內容。一線領導劉少奇和鄧小平控製《人民日報》。

② “大躍進”這個詞是不是毛主席發明的嗎?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首創“大躍進”，是誰負責審閱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釀成河南信陽餓死百萬群眾慘案的吳芝圃，陪同毛主席視察農田，背後是誰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麽查，查查吳芝圃在之前反右擴大化時是誰的馬仔，誰是反右的組長負責人。同時，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吳芝圃是被誰“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誰在視察河北武清、香河兩縣時，提出“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誰去的江蘇常熟縣考察時聲稱“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查查去。“一萬斤還能更多些嗎？就是一張圖片上的鄧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著名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是誰的手筆?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誰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這張照片是很有名的鄧小平的照片。

這些問題的答案，四十年來不讓說。

不讓說就不說，但至少作為鋪墊，我們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發生了什麽。

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了足足五次會議（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強力糾左、遏製浮誇風，情況逐漸好轉。

隨便舉幾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審閱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將第四十條中“一切浮誇和虛構，都必須反對”這句話改為“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裏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條就是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麽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謹慎一點。”

三、針對某些領導幹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億九千萬土石方”的問題，毛主席說：“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後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係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這些筆杆子們談話，說：“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記者到下麵去，不能人家說什麽，你就反映什麽，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在會議上說：“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確是真的。報紙上吹的那些東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麽幾萬斤一畝，哪有那個事？那是並攏來的，禾秧要熟的時候，把許多畝並到一畝。這些浮誇現象要破除，要搞老實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給六級幹部，從省級到小隊級的幹部發了《黨內通信》，專門講了農業的問題，他在信中說：“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可以看到，大刮無風期間，毛主席是最喜歡“潑冷水”的人，然而後世遵循81決議精神，卻將鍋甩給了他老人家………

民國，發生過多少饑荒呢? 隨便列一列有史可尋的：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難民5000萬;

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超過14萬，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淪為災區，受災人數3700餘萬人，死亡人數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亡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即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1750餘萬人……

那麽問題又來了，馮客寫這本造謠書籍的經費從哪裏來？——台灣蔣經國基金會！出資100萬美元，責成書寫。

從台灣彌散，從此“餓死三千萬”成為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毛主席的“不鏽鐵證”。

之後，經過著名大陸外逃“曆史學者”、著名輪子辛H年在台灣香港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演講”，扯淡程度進一步升級：“1962年中國共產黨在10月間開了省委書記碰頭會，在這個碰頭會上，他們認為從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謂的自然災害，實際上風調雨順的歲月裏，完全是因為人禍造成的4300萬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鄉安徽700萬，山東900萬，河南900萬，天府之國，四川1000萬，這些數字是鐵的數字，是我親自記錄的！”這扯淡真的扯的沒邊。

可就是這種扯淡，能夠幾十年來在各種西方媒體的“大雅之堂”上登來躍去，然後再出口轉內銷、由國內各個磚家叫獸二次三次加工創作，繼續升溫。

查證《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和《周恩來年譜》等，根本就沒有中央在1960年10月舉行各地省委書記會議的記錄，事實上當時也壓根沒有“碰頭會”這種官方會議的叫法。

這“4300萬人死亡”，張口就來之膽大，實為輪子風範。

最後，除了境外勢力的造謠，過去大陸方麵同樣存在“官史錯誤”。

比如著名的1983國統局數據(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萬人)與黨史二卷的計算錯誤，也造成了惡劣的國內國際影響(比如金輝、曹樹基、王維誌、楊繼繩等國內磚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爾以中國官史數字為依據出版的《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

根據“某年當年歲末人口數”－“上一年歲末人口數”＝“當年出生人口數”－“當年死亡人口數”的公式，在1983官史數據中，從1957===1979年期間中的大多數年份中，上述這兩個應當相等的數字竟然出現了巨大差異。這能夠作為論據以證明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千萬、三千萬人嗎?

事實是：災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於戶籍製度落實伊始執行不到位，有1072萬人從農村遷移到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遷入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辦理戶籍遷出手續(《中國統計年鑒》1986)——這等於莫名增加了千萬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後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萬人口的數字滑坡。

[yongbing1993]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當然是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員，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幹部。走資派特色政府稱：官員。毛澤東時代稱：幹部。

廣大黨員幹部群眾應該都非常熟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很多人都能脫口唱出“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黨的曆史上曾專門製定了一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個紀律要求是針對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開始全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麵臨嚴重的自然災害，群眾生活困難，而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卻存在“強迫命令”“瞎指揮”“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風的情況下製定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群關係仍然像革命戰爭年代一樣保持十分親密的關係，廣大黨員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作風樸素，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

但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發現一些地方黨員幹部中出現了腐化作風和不良習氣，少數領導幹部不關心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耍權威，搞特權，嚴重破壞了黨群關係。

在1960年12月6日周恩來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給各地的指示稿中，對一些地方存在的問題作出了嚴肅指示。指示稿中說：“貴州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的極其嚴重的不可容忍的鋪張浪費、貪汙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想象。……中央要求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省委好好檢查和糾正這方麵問題……。其他各地、各單位也要檢查存在著的或多或少甚至極少的類似情況，堅決糾正、徹底解決。”1960年12月上旬毛澤東在審閱以上指示稿後，批示：“照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頁）

基於這樣的曆史背景，中共中央於1960年11月頒發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對各級領導幹部中存在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生活特殊化風”進行了嚴肅批評並要求進行徹底整改。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時指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並提出：“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同上，第479頁）由此可見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對各地存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解決問題的迫切性的高度重視。

於是，196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期間，鑒於幾年來幹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作風不純的情況，毛澤東要求胡喬木仿照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製訂一個適用於黨政幹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特別指示，關於紅軍部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內容，適用於現有的條件，可以借鑒。根據上述要求，胡喬木開始著手起草相關的文稿。

1961年1月8日胡喬木就擬定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向毛澤東寫了報告。報告寫道：“關於全國黨政幹部中適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類似的規定和憲法、刑法草案、黨章等，並與許多同誌交換了意見。”（《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隨報告呈送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草稿。

胡喬木所擬稿中的三大紀律是：（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八項注意是：（一）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二）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三）保護人民財產，侵占損害人民財產要賠償；（四）保護公共財產，貪汙盜竊假公濟私要賠償；（五）用人要經過組織，不許任用私人；（六）對人要講公道，不許陷害好人包庇壞人；(七）對上級要講實話，不許假報成績隱瞞缺點；(八）對下級要講民主，不許壓製批評壓製上告。（同上，第519頁）

1月9日毛澤東審閱胡喬木起草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稿。他對草稿不太滿意。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寫得簡單明了，使人容易記住，同時避免起反作用。於是，他自己又改了一下。並就此批示：“印發各組討論，提出修改意見。（一）是否目前就頒發？……（二）太複雜，不如紅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簡單明了，使人難記。有幾條執行起來，可能起反麵作用。以上兩項，請予討論。”（《胡喬木書信集》〈修訂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頁）

1961年1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中央書記等開會，討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稿。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修改稿。在修改稿中，三大紀律是：（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實行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是：（一）同勞動；（二）同食堂；（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了東西要還；（六）東西壞了要賠；（七）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八）工作要同群眾商量。

對於修改稿，毛澤東談了詳細的修改意見，並結合黨員領導幹部的現實情況逐條進行了解釋。他說，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工作中主觀主義很多，要整主觀主義。三大紀律第二條，提高政治水平。現在許多同誌不懂得什麽是等價交換、價值法則、按勞分配，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大集體與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應當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論水平，要使他們懂得這些原則。三大紀律第三條，草稿寫的是：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這樣寫，可能起反麵作用。正麵提出問題好。現在改為：實行民主集中製。什麽時候都不允許破壞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中第三條到第六條，即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了東西要還、東西壞了要賠，是用的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裏麵的幾條。說話和氣，是從正麵說的。當然不能打人。原先寫的是：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抵命，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這樣寫容易產生副作用，不要從反麵說，還是從正麵提出好。八項注意第四條是買賣公平。買賣公平包括我們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係，買賣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買賣公平，就要等價交換。第五條借東西要還，第六條損壞了東西要賠，主要講的是不能平調。第七條，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樣從反麵說好不好？要強調調查研究。第八條是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原先寫反對瞎指揮，恐怕有副作用，又會發生不指揮，還是從正麵寫好。

毛澤東抓住了當時幹部作風中存在的要害問題。通過修改，更為簡單明了，讓人看了就能留下印象，更容易在全黨範圍內開展宣傳。毛澤東提出，題目《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區別於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頁）通過討論，形成了第一次修正稿。

經反複討論修改後，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了《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向全黨公布。三大紀律：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製。八項注意：一，同勞動同食堂；二，待人和氣；三，辦事公道；四，買賣公平；五，如實反映情況；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八，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針對20世紀60年代前後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製定的，對於確保黨中央決策的貫徹落實，約束黨員幹部行為規範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糾正了當時在黨員幹部中存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風氣，為確保黨員幹部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黨員幹部隊伍的先進性、純潔性，融洽黨群關係，團結廣大人民戰勝當時麵臨的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

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在當時對於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於今天推進全麵從嚴治黨、改進黨的作風，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改革開放以後，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動我國實現了從落後到趕上時代發展的曆史性跨越。堅持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守。民主集中製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堅持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製，對於嚴肅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活，推進全麵從嚴治黨員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60年代，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帶頭深入基層，同老百姓一同吃飯、一同勞動，是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典範。領導幹部深入基層，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對於了解民意、解決社會矛盾、融洽幹群關係、提升基層發展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待人和氣。胸懷天下、與人為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毛澤東曾指出，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辦事公道。“公生威，廉生明”。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也是領導幹部人格魅力的重要體現。領導幹部作為發展的排頭兵，他們對於公平正義的認識和維護關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關係到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公平正義值得每一位領導幹部以實際行動維護。尤其在選人用人環節上，必須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幹部有全身謀事之心而無側身謀人之虞”。

買賣公平。買賣公平在當時指的是黨的財政政策和商業政策要公平，不能強買強賣。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和農民的關係，買賣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買賣公平，就是要等價交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頁）

實反映情況。如實向黨和政府反映情況，是對領導幹部起碼的紀律要求，也是每一個領導幹部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如實反映情況是黨員幹部“嚴明黨紀”的重要表現。我們黨曆經百年而風華正茂，就在於共產黨人始終堅守信念，對黨忠誠。1962年7月6日陳雲就當時農業恢複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本來有的同誌好心地要他別講，但陳雲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頁）因此他如實反映了情況，並談了自己的想法，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黨忠誠、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質。

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能力是黨員幹部的首要能力，也是檢驗黨員幹部能否擔當重任的標尺，加強黨的政治建設，關鍵在於提高領導幹部的政治能力。

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從革命年代軍隊中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政幹部“工作要同群眾商量”，再到新時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都充分體現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黨與人民群眾始終血肉相連。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一條是毛澤東特意加上的，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個論斷。他特別有針對性地強調：“要強調調查研究。現在調查之風不盛行了，對很多事情發言權有了，言也發了，就是沒有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