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造謠言作偽證在美國不犯法嗎？
對於《造謠言》，似乎看不到能《法治》的功能。所以《造謠言》不用付出太大的代價，加上都用網名代號可以騙一陣子。以致《謠言》到處存在，隨時都在發生。《謠言》滿天飛，無法來《製止》。
“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人們常用它來形容“造謠容易但辟謠很難”的情況。網絡謠言與虛假信息，也成了全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網絡謠言究竟是誰在造？誰在傳？舊謠言反複傳播、新謠言層出不窮，問題為何屢禁不止？造謠傳謠需要承擔哪些法律責任？網絡謠言與虛假信息“如何治才能止”？
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反共的華人》造的謠言與虛假信息，舊謠言反複傳播、新謠言層出不窮，問題為何屢禁不止？就是根本沒有機構來《禁》，不但沒《禁》，美西方的一些《反共人士》在傳謠，在相信，在拿謠言來說事。
對於《作偽證》是有《法治》依據的。但對於法輪功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在製造謠言，並以開出的《退黨證明 》來為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不法分子作偽證的行為，誰來監管？誰來禁止？
法輪功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開出的《退黨證明 》是誰授權的？
常理：《入黨》《退黨》是自願在同一黨組識內授權進行的。
那麽：中國共產黨授權了嗎？中國共青團授權了嗎？中國少先隊授權了嗎？美國政府授權了嗎？就是美國政府授權了，有法律權利嗎？
沒有一級政府機構或黨團組織授權，自識自話開個《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來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青團，中國少先隊三大團體開出《退黨證明 》？不是天下最大之謠言，最大之作偽證，最大之笑話嗎。
《反共的華人》常常嘲笑習近平文化水平低。而《反共的華人》的李洪誌是何種學曆？還不是把這些磚家叫獸騙得團團轉。以致造如此低俗的謠言，明知犯法，卻偏要作偽證。
《作偽證》：作偽證指證人故意提供與了解的事實不相符合的情況。（對退黨人員的個人情況了解嗎？4.2個退黨都了解嗎？）
《作偽證》：偽證妨害司法公正，擾亂了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可能導致冤假錯案。（為一些中國走線偷渡來不法分子開《退黨證書》作偽證。這些走線偷渡的真正身份都可以用錢買來單憑這些走線偷渡的口述，法輪功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就給他們開《退黨證書》？）
《作偽證》：偽證被認為是一種嚴重的犯罪。《嚴重的犯罪》
《作偽證》：在英美法係國家，偽證的英語是“perjury”，其中前綴“per”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指“有害”（harmfully），“jury”是司法審判的意思，也就是說，證人故意撒謊對司法審判發現案件真實情況造成了妨害。（《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退黨證書》多年來被美國移民律師和美國移民局所接受。為那些從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非法人員作《偽證》。）這是在誤導《美國移民律師和美國移民局》。假如有人去美國政府有關機構舉報，法輪功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官員和員工是要去坐牢的。
在中國古代，法律對偽證的處罰極重。三千多年前製定的《漢謨拉比法典》第3條規定：“訴訟中無故提供虛偽之證據。如案件有關生命之出入者，處死刑。”
在古羅馬《十二銅表法》還規定，“作偽證的，投於塔爾泊峨岩下摔死”。
在英國的《偽證法1911》第1條第1款規定：“如果任何在司法程序中合法宣誓作為證人或譯員的人，在司法程序中故意發表他明知是虛假的或者不相信是真實的陳述，則他應當被判作偽證，可處以不超過七年的有期徒刑。”
在《美國法典》第18章規定，任何人在適格的審判庭、執法者或美國法律授權接受宣誓作證者麵前宣誓作證，但該人卻提供了他自己明知是虛假的信息，這種情況構成偽證罪，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應處以罰款或五年以下監禁，或者二者並罰。同時還規定：“任何人教唆另一人實施偽證罪，當根據本法處以罰款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並處罰款和徒刑。”
偽證的構成要素：具備三個要素，即主體適格性、程序法定性和效力持續性。主體適格性是指哪些人員可以構成偽證。構成偽證的前提是具有作證的資格和在訴訟中故意提供虛假證據的行為。
《主體適格性》：法輪功的《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為那些從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非法人員作《偽證》，出具《退黨證書》。
《程序法定性》：《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退黨證書》多年來被美國移民律師和美國移民局所接受。為那些從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非法人員作《偽證》，
《效力持續性》：《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退黨證書》為那些從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非法人員作《偽證》後，使這些從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非法人員成功在美國留學，移民定居。
例子：轉載《【大紀元2023年11月10日訊】“在美國留學期間，我逐漸接受了普世價值，即自由民主的思想，同時了解了共產邪黨的邪惡與荒誕。當我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和其執政至今的種種行為後，我認為我不再信仰共產主義。”11月8日，一位署名為“龐永新”的中國民眾，在其“三退”聲明中這樣說。
龐永新表示，自己出生於中國，現在美國紐約攻讀博士學位，曾因少不更事，於小學時加入過中國少年先鋒隊，中學時加入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大學因一時頭腦發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正式黨員。
“本人現正式聲明：本人反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黨章，並且永久退出邪靈附體的中國共產黨及其一切附屬組織，與邪共勢不兩立，”龐永新嚴正表示，並因自己成為真正的自由世界公民而感到慶幸。
更多民眾覺醒 認清中共邪惡本質
實際上，像龐永新這樣的“三退”聲明，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收到過很多。這些人曾於學生時代被強製加入中共的少先隊、共青團等相關組織，有些人成年後又被敦促入黨。他們曾以此為榮，而後又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逐步認清了中共的邪惡本質，因而嚴正聲明退出，與其劃清界限。
例如，美國加州洛杉磯的李順勇在其三退聲明中說：“學生時代，因不知世事，接受洗腦教育，且隨流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組織。青年時代，參加工作後受單位引透加入共產黨。隨著年齡和學識的增長，特別是接受法律研究生的教育後，乃知共產黨與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普世價值是水火不融的，共產黨完全是一個虛偽、邪惡的政治組織，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更是應該鏟除的 ‘毒瘤 ’。”》
許多從中國走線偷渡來美國的非法人員：“為了留學美國，編一套理由，為移民美國定居，又造一套謊言。為了討好《反共的華人》，就臭味相投製造一個謠言出來。留學成了，移居美國做到了，外國博士身分有了，這時候走資派特色中國政府要請外國磚家叫獸了，又可以編一套“愛國“的說法，以外籍磚家叫獸的身分去中國撈錢了。國外工作保持，回中國指導指導兩麵撈錢。又或是在國外偷一些資料賣給中國又可以賺一票。都爽啊！“
【明報專訊】數周以來，聯邦保守黨黨領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一直在指責新民主黨黨魁駔勉誠（Jagmeet Singh）是想要攢夠資格領取國會議員退休金。
但是有專家指出，博勵治自己的退休金數額是駔勉誠退休金的差不多4倍。
數據顯示，博勵治一旦年滿65歲，他每年可領取的退休金高達23萬元，因為他當了超過20年國會議員；而駔勉誠65歲後每年可領取的退休金才是6.6萬元。
聯邦綠黨黨魁梅伊（Elizabeth May）表示：「駔勉誠不應該因為退休金問題而受到攻擊。我認為這是一個道德滑坡，博勵治會後悔的。保守黨將退休金政治化根本就是錯誤的。博勵治對駔勉誠的攻擊令人憤慨和覺得卑鄙，對駔勉誠近乎誹謗。」
對此駔勉誠周二表示：「博勵治喜歡說又陳詞濫調的謊言，他用這個謊言來分散人們對事實的注意力。」
杜魯多的退休金最高
一位專精於退休金領域的會計學教授，估算了加拿大國會5位主要政黨領袖能領取的退休金數額價值，發現杜魯多的退休金最高，因為他是總理，而排在其後的就是博勵治。
舒立克（Schulich）商學院會計研究生課程主任特裏維迪（Shanker Trivedi）估算，假設博勵治今年就離開政壇，從65歲時開始領退休金，一直活到82歲（加拿大人的平均壽命），他能拿到的退休金總額高達175萬元，同樣條件下，駔勉誠僅能拿到50.2萬元。
特裏維迪表示，博勵治的退休金比駔勉誠高得多，因為早在2004年，當時25歲的他就已經擔任國會議員，任期已超過20年。而駔勉誠才任職不到6年。
博勵治從政逾20年退休金多
對此博勵治的發言人表示斯卡姆斯基（Sebastian Skamski）表示，博勵治不能與駔勉誠相提並論。「博勵治從來沒有為了獲取退休金資格或增加退休金，而去試圖推遲必要的選舉。在前總理哈珀的領導下，博勵治自豪地投票決定削減政客的退休金，包括他自己的退休金。」
根據現有法律，卸任的國會議員年齡達到55歲或更年長的時候，或者擔任國會議員時間滿6年，便有資格領取退休金而非遣散費。
《新民主黨領袖Jagmeet Singh在周四宣布，他不會支持保守黨下周提出的不信任動議。魁人政團在此前一天前表態說，不會投票支持不信任動議。》保守黨的動議本質上是要求議員用博勵治取代杜魯多。
華裔保守黨議員莊文浩提出中國滅絕人類議案，在加拿大眾議院在2021年2月通過了由他提交的動議，要求加拿大議會正式宣布中國政府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實行的政策為種族滅絕。有必要提及的是，該動議還包括呼籲加拿大政府向國際奧委會提出易地舉辦2022年冬奧會。
這是罕見的跨國政治現象：一國議會的現任議員，一位加拿大國會的現任議員，在另一國議會作證。9月12日，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莊文浩(Michael Chong)在美國國會山關於中國外來幹涉的聽證會上，講述了他個人所經曆的來自中國官方的幹預活動。
“外國幹預對加拿大來說是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 莊文浩告訴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它威脅到我們的經濟、我們的長期繁榮、我們的社會凝聚力、我們的議會與我們的選舉。”
轉載《加拿大前國防部長接受調查！被曝動用特種部隊營救數百名錫克教徒》發布：2024年09月19日 20:45來源：加國無憂 51.CA
眾議院國防委員會計劃調查前國防部長Harjit Sajjan，軍方消息來源說，他曾在2021年指示特種部隊拯救一群阿富汗錫克教徒，削弱了將加拿大人和與加國有關的阿富汗人撤出喀布爾的任務。
Hon. Harjit Sajjan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Vancouver South – Harjit Sajjan圖源：https://www.harjitsajjan.ca/《環球郵報》在今年6月報道稱，來自渥太華和喀布爾的消息來源對Sajjan的幹預感到不滿。
消息來源說，阿富汗錫克教徒並未被加拿大軍方視為撤離行動的優先人員，因為他們與加拿大沒有聯係。他們說，Sajjan的幹預影響了加拿大救援優先名單上的加拿大人和其他阿富汗人。
魁人政團議員Christine Normandin在周四對委員會表示：“通過《環球郵報》我們了解到，部長可能指示優先撤離錫克教的阿富汗人，損害了加拿大人的利益，包括前加拿大軍隊翻譯員在內的一些人被遺棄，因為用於撤離的資源有限。”
Normandin提出了一項動議並獲通過，動議要求Sajjan、頂級軍官和全球事務部門的高級官員作證。
Sajjan現任緊急準備部長，他告訴《環球郵報》，他指示加拿大特種部隊救援225名阿富汗錫克教徒，但堅稱這不是一項命令。他還確認，他將有關錫克教徒的信息及其他細節傳遞給軍方，當時精英士兵正努力與這群人在喀布爾國際機場附近會合。
Sajjan後來表示，他的指示符合政府在阿富汗幫助弱勢群體的政策。
今年6月退休的國防參謀長Wayne Eyre將軍表示，軍方在喀布爾淪陷期間嚐試救援這批阿富汗錫克教徒時，是在執行“合法命令”。他補充說，政府的優先名單是否正確，不由他來評判。
當喀布爾落入塔利班之手時，加拿大和其盟友緊急撤離了他們的公民，以及為他們工作的阿富汗軍隊和外交翻譯。
渥太華確實有一個第三優先級名單，包括受迫害風險的團體，如女權主義者、人權捍衛者、記者和宗教少數群體。
Sajjan在今年6月的一份長篇聲明中表示，他“通過適當的指揮鏈向加拿大武裝部隊提供了協助這批阿富汗錫克教徒的指示。”
然而，他也承認，加拿大錫克教團體，如總部設在卡爾加裏的Manmeet Singh Bhullar基金會，“在阿富汗局勢惡化時親自聯係到我”，告知他們無法直接與軍方聯係。
在當年8月26日，即加拿大從喀布爾撤離的前一天，Sajjan親自參與向特種部隊提供有關阿富汗錫克教徒的詳細信息，試圖將他們帶到機場。救援行動失敗了，因為這群人在加拿大士兵抵達前不久因為害怕而離開了集合點。
Sajjan表示，他沒有指示部隊優先考慮這群人。
軍方消息人士告訴《環球郵報》，他們認為Sajjan要求加拿大特種部隊拯救阿富汗錫克教徒是不合適的。他們說，行動涉及緊密規劃，並導致檢查等待最後航班的士兵減少。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當軍方奮力處理持護照的加拿大人時，改變任務去救援這些錫克教徒成為後勤噩夢，而此時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機場試圖逃離。
《環球郵報》在今年7月還報道稱，與渥太華達成協議，擔保部分阿富汗錫克教徒的Manmeet Singh Bhullar基金會的董事們向Sajjan進行了政治捐款。這些捐款是在Sajjan指示特種部隊士兵拯救這群人的同時進行的。
加拿大選舉局的記錄顯示，這些董事在2021年8月向Sajjan的溫哥華南部自由黨選區協會作出上萬元的個人捐款。當時加拿大正處於全國大選競選期間，Sajjan正在該選區尋求連任。
《加拿大移民部驚曝醜聞！用幽靈官員擱置了數萬份申請》
發布：2024年09月19日 17:01來源：加國無憂 51.CA作者：思憶
據媒體CBC調查，多年來，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IRCC）將數萬份移民申請分配給已停用的官員ID，實際上是使用前員工的代碼在係統中占位。調查顯示，近6萬份申請被分配給這些已停用的ID，其中一些員工已經超過十年未處理過文件。
圖源：51記者拍攝
起初，移民部矢口否認對申請有任何處理不當。當時的移民部長弗雷澤（Sean Fraser）堅決駁斥了這些指控，稱“完全是捏造”，並堅稱沒有申請文件被忽視。然而，CBC獲取的內部電子郵件顯示，在問題曝光後，IRCC的工作人員接到指示要進行審查，並將申請文件重新分配到現任的官員。
例如，移民部位於安省溫莎的辦公室發現，一份未處理的公民申請在2022年初“分配給了一名已離職的員工”。郵件中寫道：“此申請已重新分配給當前的二級決策者。”
移民部在漢密爾頓和尼亞加拉的團隊表示，一份未處理的案件“現已分配給一名在職官員。”
在另一個辦公室，工作人員“審查並糾正了”文件。他們寫道：“所有分配給不活躍ID的文件都已審查並重新分配。我們將在接下來的幾周內處理和糾正。”
工作人員還發現了一些問題，一些申請似乎被取消，但“未正確關閉”，或被錯誤分配。
一位高級顧問質疑為何文件“仍然留在”新斯科舍省悉尼的辦公室，卻被分配給了其他團隊的員工。
另一名員工詢問道：“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ID？”
他們還發現了幾份“幽靈”申請。一封郵件中寫道：“根據快速抽樣，我認為這些申請中有很多是被擱置的‘幽靈申請’，但我想是否可以審查這些申請，確保沒有申請文件因任何原因而遺失。”
圖源：51記者拍攝
內部郵件還透露了移民部對係統效率的擔憂，一些員工質疑為何仍在使用舊員工的代碼。在CBC報道之後，移民部於2023年4月至5月期間開始改用通用ID，確保申請得到妥善管理，沒有被遺忘。
與此同時，一名接受采訪的永久居民申請者表示，在CBC的報道發布僅四個月後，她就獲得了永久居民身份。
Andrea Bote的申請個案被分配到代碼RA9519。根據電子郵件，RA9519等七個ID下的申請文件被錯誤地列到新斯科舍省悉尼辦公室。在審查過程中，這些文件被轉移回到正確的團隊。
Bote表示：“我希望這能帶來更好的全麵改革……在解決這些問題上更加主動，而不是被動應對。”
報道稱，移民律師Jamie Liew對IRCC係統的透明度問題多次提出警告，她表示，盡管是在媒體關注後才反應過來，對文件進行了審查，這仍然是好事。Liew提醒官員：“這些文件背後是真實的人，是關於他們的生活，包括他們的未來和計劃。”
《南昌起義》時打出的還是國民黨的旗子，毛澤東的《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幟！
1927年8月1日，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南昌古城寧靜的夜空。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可是，鮮為人知的是，這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針對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而發起的武裝起義，打出的仍然是國民黨的旗幟，沿用了國民革命軍的番號。
著名畫家莫樸1957年創作的油畫《南昌起義》，是上過郵票的經典之作。從畫麵上可以看出，畫家沒有在旗幟上畫上刺眼的“青天白日”，也沒有畫上“鐮刀斧頭”，而隻是抹了一片鮮豔的紅色，似與實際情況不符。畫家也許試圖以此表達一種遺憾，而某種程度上也表達出對曆史事實的尊重。
南昌起義後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但會議仍認為：由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選定的國民黨旗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特別旗幟，共產黨現在不應當丟掉這個旗幟。
1927年8月20日，毛澤東以中共湖南省委名義給中共中央寫信。毛澤東信中提出，“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即蔣介石、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等軍閥所打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隻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的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我們應該立刻堅決的樹起共產黨的紅旗”。
從這份信中可以看出，中共湖南省委在決定秋收起義之際，對於打什麽樣的旗幟進行了相當認真、嚴肅的討論，並形成了較一致的看法——即不再打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要打紅旗。
在秋收起義準備階段，毛澤東決定棄用國民革命軍番號，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秋收起義前夜，趕製了100麵有鐮刀斧頭的軍旗，其主要設計者是何長工。中國共產黨工農紅軍第一麵軍旗誕生。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軍旗飄揚，霹靂震天，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領導的秋收起義，迎著時代的暴風驟雨爆發了。穿長衫、握筆杆的毛澤東，開始指揮軍事、領兵打仗，統帥從此誕生，逐步成為一個用革命的“兩杆子”改寫中國曆史的叱吒風雲的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
長沙博物館毛澤東詩詞對聯書法藝術碑廊內的《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進一步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決心。秋收起義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改旗易幟”，放棄“國民黨左派”的旗幟。
何長工後來說：“秋收起義打出的工農革命軍軍旗，與南昌起義打出的國民革命軍軍旗，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標誌著我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
秋收起義(油畫) 何孔德等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進一步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決心。秋收起義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改旗易幟”，放棄“國民黨左派”的旗幟。
何長工後來說：“秋收起義打出的工農革命軍軍旗，與南昌起義打出的國民革命軍軍旗，有著本質的區別，它標誌著我們黨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開始。”
1937年，毛澤東和參加過秋收起義的部分人員在延安合影
曆史證明，隻有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才是秋收起義與向井岡山進軍的唯一正確的旗幟。鐮刀斧頭，從此成為指導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光輝旗幟，成為點亮在黨和人民軍隊心頭的不滅明燈，也成為毛澤東領袖群倫、指揮雄師、百戰不殆的無敵寶劍!
附：《西江月·秋收起義》是毛澤東於1927年9月《秋收起義》後創作的一首詞。
《西江月·秋收起義》采用賦的藝術表現手法，具有鮮明的紀實特色，堪稱為史詩，詠頌了革命初期的工農革命武裝暴動的壯舉。其語言通俗，節奏緊湊，氣勢磅礴，剛健有力，比喻形象，富有文采。
作品全文：
西江月·秋收起義①
軍叫工農革命②，旗號鐮刀斧頭③。
匡廬④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⑤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⑥。
秋收時節暮雲愁⑦，霹靂一聲暴動。 [2-4]
詞語注釋：
①西江月：詞牌名，由李白《蘇台懷古詩》的“隻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的詩句得名。秋收起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八七會議決定發動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武裝起義。毛澤東在湖南省東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領導農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軍，成立一支工農革命軍。九月九日起在修水、銅鼓、平江、瀏陽一帶舉行武裝起義，遭到敵人圍擊。十月，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地區，成功地創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②軍叫工農革命：當時國民黨的軍隊稱作“國民革命軍”，共產黨領導的起義隊伍就叫“工農革命軍”。1928年5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51號軍事工作大綱》才正式規定，“在割據區域所建立之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取消目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
③旗號鐮刀斧頭：這是當時的軍旗。1933年改為鐮刀錘子，後演變為八一軍旗。旗號：旗幟表示的名號。
④匡廬：首次發表時原作“修銅”，即修水、銅鼓。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根據作者修改的抄件改為“匡廬”。
⑤瀟（xiāo）湘：原為平瀏，即平江、瀏陽。湖南省縣名首次發表時原作“平瀏”，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根據作者修改的抄件改為“瀟湘”。借瀟水和湘江指湖南省。
⑥ 同仇：同心合力打擊敵人（國民黨反動派）。《詩·秦風·無衣》：“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⑦ 暮雲愁：象征反動勢力壓頂，百姓生活窘迫。 [2]
白話譯文：
這支軍隊叫工農革命軍，它的旗號是鐮刀與斧頭。
江西廬山一帶不停留，要向湖南直接進發。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農民個個同心協力打擊地主。
秋收時的黃昏雲發愁，霹靂一聲秋收暴動。 [1]
創作背景：
1927年8月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趕回湖南部署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5]。
1927年9月9日舉行了武裝起義，點燃了秋收起義暴動的革命烈火。
1927年秋收起義後幾天，當時革命正處在異常艱苦的關頭。此時毛澤東豪氣幹雲，激情滿懷，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一詞。 [6-7]
作品賞析：
《西江月·秋收起義》高度概括了秋收起義的情況，揭示了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和正義性，抒發了對工農革命武裝的讚揚之情。
上闋，寫秋收起義的行動。分兩層：
第一層：“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十分通俗地寫出起義軍的名稱和旗幟，明白曉暢地反映了這支工農革命軍起義的聲勢浩蕩的場麵。
第二層：“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寫出工農革命軍的行動方向和路線。“不停留”傳神地寫出了軍情緊急，士氣激昂，兵貴神速，力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起暴動。用“匡廬”、“瀟湘”這兩處當地的名山名水代指地名，更富有詩情畫意。一個“直”字體現了工農革命軍堅決的態度，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
下闋，寫起義的根本原因和聲勢。分兩層：
第一層：“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揭示出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和正義性。“重重”，反映壓迫之深；“個個”，強調農民反抗地主階級的普遍性。
第二層：“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寫出了起義的時間和聲勢。“秋收時節”，交代了季節，含有9月9日重陽節之意。“暮雲愁”寫出了“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氛圍。用一個“愁”字作謂語，加以擬人化，突現了氛圍的凝重、激越和悲壯。飽受痛苦的農民和工人實在忍受不住了，懷著數千年做牛做馬的舊恨和對蔣介石、汪精衛大屠殺的新仇，必然產生“霹靂一聲暴動”的結果。“霹靂一聲”承“暮雲愁”而來，黑密的陰雲，飽含著雨滴，必然要產生巨大的雷鳴，這就是暴風雨的前奏曲。
這首詞的藝術特色主要是明白曉暢、平中見奇。詞句人人皆懂，十分通俗，很符合工農戰士的口吻，但“平”中見“奇”，詞句越讀越有滋味；另外采用了口語化的典故。“同仇”來源於《詩經》：“修我戈矛，與子同仇”。“霹靂”來源於《七發》：“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這樣，少孺皆懂，達到了雅俗共賞的藝術境界。 [1] [8]
作品評價：
九江市史誌辦副主任塗開榮：《西江月·秋收起義》盡管隻有短短的50個字，卻真實地再現了秋收起義的曆史，具有詩史價值，為後人學習和研究秋收起義曆史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史料。
在《南昌起義》的時候，還是打著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說要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起義》目的是脫離蔣介石，在《南昌起義》的隊伍裏以共產黨員為主，中國共產黨還在搖藍裏，《南昌起義》的將領們還穿著北伐國軍的製服，所以國民黨旗子還要的。結果失敗了。
《南昌起義》失敗之後，起義軍四處逃亡。可是，中國共產黨自從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就徹底的不一樣了，毛澤東率先提出了《放棄》國民黨的旗幟，《舉起》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紅旗。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當時的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決定放棄的。
毛澤東上山前的1927年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突然向共產黨發起血腥進攻，昨天的同盟者，一夜之間成了敵人，全國一片白色恐怖。
魯迅先生對此有個描述，他說：“在‘清光'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
在此情況下，人們憂慮、彷徨，更有甚者脫黨、投敵。
毛澤東作出了上井岡山的選擇，是國民黨蔣介石把毛澤東“逼上梁山才上井崗山的”。
1945年8月毛澤東在談到這段情況時說過：“此人曆來是不知感恩的。蔣介石是怎樣上台的? 是靠北伐戰爭，靠第一次國共合作，靠那時候人民還沒有摸清他的底細，還擁護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謝人民，還把人民一個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內戰的血海。”是蔣介石把我們逼到農村去的。
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一次講演中說：“為什麽我們上井岡山呢?因為下麵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麽法子不上井岡山，打遊擊戰。因為要實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便是反帝反封建，我們就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這旗幟不準我們在城裏插，就到山頂上去插，永不放下。”
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客觀事實，但不是所有人一下子就認準了上山這條路的。 當然，毛澤東的話是籠而統之講的，具體每個人在思考今後的革命之路怎麽走，答案確實有所不同。這從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發言看得很清楚。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最先提出上山的主張。陳獨秀說：“槍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辦法是到國民黨部隊中“當兵”，以待時機。張國燾提出脫離共產黨，可以上山“搶富濟貧”。共產國際代表和瞿秋白則主張進攻城市。毛澤東與眾不同，堅決地主張在黨領導下的武裝上山，這樣“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如果我們黨手裏“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可見，這時毛澤東已注意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教訓，已敏銳地看出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會搞陰謀“事變”，要我們黨做準備。毛澤東提出的上山思想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當時形勢的最高認識和科學預見。
應該說，上山思想在馬列文本上是找不到的，這顯然是一個突破。他能夠比較超眾地提出這個思想，得益於什麽呢? 毛澤東同誌之所以有這樣高的認識，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來自他對當時國情的調查研究和分析，來自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科學分析，來自他對中國農民問題重要性的認識。這從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兩篇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上山思想的理論基礎。我們應當把毛澤東提出上山思想同他的兩篇著作聯係起來研究，就會理解的更深些。當然，不是說這時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已經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完整的思想體係，那是以後的事。由提出上山思想到工農武裝割據再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理論，在他領導革命鬥爭中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形成起來的。
具體地說，毛澤東有三個突出特點：
第一，毛澤東能夠正確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主要表現在黨的八七會議的發言中，他在會上的發言雖然不長，但卻抓住了要害。他認為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主要有三點：
(1)是我們同國民黨合作問題上沒有去爭領導權，他說，國民黨本來是個空架子，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孫中山認為如果國民黨不增加新的血液就沒救了，所以才要同共產黨合作，吸收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式。合作後，我們本來應該幫助孫中山改造國民黨，但陳獨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思想準備，不敢大膽地做改造國民黨的工作，處處遷就國民黨右派，一再妥協讓步。為什麽這樣呢?毛澤東分析說：“當時大家的根本觀念都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房子等人去住。其後像新姑娘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終無當此房子主人的決心。”這個分析既通俗又深刻。
(2)是關於農民問題，毛澤東指出，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組織也要革命，但陳獨秀領導的黨中央就不同了，不僅聽不進要革命的意見，反而“跟著許克祥走了”，限製農民運動。他說，我們要真正搞國民革命就必須領導農民堅決搞土地革命。因為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是農民，如果不把農民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不可能勝利。後來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始終特別注意這一點。今天有些台灣人在談到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時，他們也提到台灣有些人特別佩服毛澤東能把中國眾多農民發動起來，解決了土地問題，就把蔣介石打敗了。他們的立場同我們不同，但他們在研究毛澤東為什麽能夠取得成功時，認為還是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發動了農民。發動農民的要害就是實實在在地解決土地問題。
這一條，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著重地提出來了，而且要明確規定對農村各階級、階層的政策，而其他人的發言中就講得不夠。(3)是武裝鬥爭問題，我們黨是幼年黨還不懂得自己直接掌握武裝的重要，是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之一。中國的條件和歐洲是不同的。歐洲的黨還有些合法鬥爭的條件，中國就沒有。
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一句名言，即“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他在會上講，我們過去還批評孫中山專搞軍事運動，其實在這一點上還不如孫中山和唐生智，他們都是靠槍杆子起家的，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有一個理論，認為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應該資產階級來領導，我們隻有等待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實際上是拿歐洲的模式來套。毛澤東堅決搞武裝的主張對八七會議決定建立工農革命軍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毛澤東堅定地為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念而鬥爭。大革命失敗了，全國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這是考驗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關鍵時候。在極其險惡的條件下，我們黨的隊伍中的一些人經不起考驗，有的消極悲觀，有的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退出共產黨的聲明，向敵人懺悔，攻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出賣黨，出賣同誌，成了可恥的叛徒。但是，真金不怕火煉，真正的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所嚇倒。
夏明翰在臨刑前寫下的詩中豪邁地說：“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確實是這樣。不少人在這樣時刻，勇敢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表現很出色，他毫不畏懼，堅決為工農大眾的利益而忘我奮鬥。這是共產黨人的崇高品格。他十分讚成黨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即認為盡管大革命失敗了，但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所說的矛盾，一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沒有解決，還有反帝的任務；一是封建勢力和人民大從的矛盾沒有解決，這是反封建的任務。有兩大矛盾存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一定會興起。
因此，中央提出要繼續為建立工農民主專政而鬥爭。當時中央開會分工，曾提出讓毛澤東留在上麵，毛澤東說，我要去做“土匪”工作，拿起武器，組織工農革命軍，上山搞工農武裝割據。
當時的中央曾實行緊急疏散，派毛澤東到四川去，毛澤東沒有同意。他堅決要求到湖南去搞武裝起義。到了湖南，他本來應當留在省裏，可又跑到下麵去，拉著隊伍上了井岡山。 與此同時，中央還向他征求過意見，要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表示不去。總之，他堅決要去組織工農，用他自己打比喻的話說，去做“土匪”工作，實際是到農村搞工農武裝割據之意。
當時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舉行武裝起義，是沒有不同認識的。但用什麽辦法，具體怎麽幹，實際上還是有分歧的。要建立自己的武裝，舉行武裝起義，搞土地革命，八七會議是明確的。一句話，要不要掌握槍杆子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在認識上可以說是一致的。
但是，用什麽方式實行武裝反抗、走什麽樣道路，在認識上是不同的或者是不明確的。毛澤東在8月9日會議的發言中提到他起草的《湘南暴動大綱》，這是一份需要很好研究的曆史文獻。在“大綱”中，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是：“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所聯絡；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1)使唐在湖南本未穩定之統治更趨於不穩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為全省農民暴動的先鋒隊。(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達推翻唐政府之目的。”8月9日發言還進一步指出，萬一失敗，就“應上山”。
這是毛澤東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具體化。這個“大綱”是經中央批準的，但當時中央的計劃與此不同。
第一，中央原來指示湖南秋收暴動的計劃是全省的，把全省劃為三大區同時舉行：以長沙為中心發動湘中暴動，以衡陽為中心發動湘南暴動，以常德為中心發動湘西暴動，然後奪取全省政權。中央的這個計劃反映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而毛澤東是以靠近山區的汝城縣為中心，進而占領幾個縣，實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區域，逐步實現奪取全省政權，並準備上山。
第二，當時中央的思想是把全省起義作為幫助湘鄂贛粵四省暴動的軍事力量。毛澤東強調的是湖南的秋收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這樣看來，毛澤東的認識比其他人的認識要高一些。當然，這時毛澤東還沒有上井岡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汝城為中心，萬一失敗就上山的思想，這同他領導秋收起義失利後很快率隊伍向羅霄山脈進軍不無關係。
從中央的分工來看，當時中央工作的側重點，或者說傾斜度，還是傾向於城市暴動，偏向於爭取正規軍起義。 當時的中央就是這樣認識的。南昌起義時還是打著國民黨的旗幟，還是說要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就不一樣了，他率先提出放棄國民黨的旗幟，舉起自己的紅旗，中國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決定放棄的。
盡管毛澤東同其他老一輩共產黨人一樣，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他是一心為公的。當時，瞿秋白在黨內一次會上說：我們黨內唯一有創見的是毛澤東。應該說這句評語，很有見地。
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在那樣白色恐怖的條件下，勇於堅持自己的信念，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鬥，是不怕一切的。如果沒有這一條，其他什麽都說不上。當革命處於低潮時，那些真正的共產黨人、革命者，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戰鬥，是多麽高尚而可貴的品格。
正像後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講的；“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多麽形象地描述了大革命失敗後的情景呀!
第三，毛澤東注意社會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因此，他看問題、提問題比較務實。八七會議在討論《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時，毛澤東提出的意見說，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一定要把大、中、小地主的標準明確起來。
為什麽毛澤東能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因為他到湖南農村考察時，已經注意到要發動農民解決土地問題，就需要定出政策標準。對大地主的土地堅決沒收，沒收中等地主的土地也沒有問題，對小地主怎麽辦?實際上他認為中國的南方同北方的情況不同，在南方，“困難的是在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製，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現在應解決小地主問題，如此方可以安民。”還有如何對待富農問題，他提出現在農民要向富農進攻，那麽我們應怎麽對待富農，政策怎麽訂。
毛澤東提出這些問題後，瞿秋白說：土地問題黨無一致的意見，“五大”討論了，決定“耕者有其田”，這五個大字“什麽問題都可包括了。”這說明瞿秋白沒有下去過，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實際問題。共產國際代表接著說，此問題用不著再討論了，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這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毛澤東不同意，他說現在是我們要到農村中去，對這個問題一定要有個明確的回答和規定。由於國際代表說了，會議就沒有對這些問題作出具體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