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鬥、批、改中抓人太多統統放了
1969年3月15日 討論國內外形勢和九大準備工作。關於總結文革經驗落實政策的問題，
毛澤東說：有幾個地方落實政策很有問題，清華大學的經驗有的大學根本沒有公布。
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調查，沒有目的地亂跑，還有抓人、關人太多，統統放了。
隻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於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麽要緊?
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對走資派也要有區別。
現在那麽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曆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多數。
光講不行，要搞個文件發下去。
......我主張報告不講二月逆流，他們有些氣，也是可以原諒的嘛，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們都是公開講出來的，要允許他們上九大主席台。
4月1日 九大。這個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
4月11日 人民大會堂召集秘書處和大組召集人會議。
毛澤東說：......鑒於曆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種傾向。要使我們的同誌徹底地了解黨的曆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
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
軍隊清理階級隊伍要謹慎。
搞專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麽準確可靠，他們的觀點是抓得越多越好。
搞專案的人搞錯了，要翻案很不容易。
有些犯錯誤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來了。
毛澤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讓曆史家去作結論，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為是從文化革命開始的。不管是叫什麽，總是觸及了上層建築，從中央一直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不都在我們手裏。……
4月13日 毛澤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麵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麵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鬥在內。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億萬次地重複著說《文革亂》，其實《文革亂》隻是亂了少數人，例如：首當其衝的是走資派當官的，右派分子們磚家叫獸等。
而《改革亂》亂的是大多數人。例如：幾千萬的下崗工人，幾億個被迫強行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之後的《農民工》。
文革期間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科學技術也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麵，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工礦企業不斷刷新生產紀錄，創造了曆史上最高生產水平，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全部還清了公債。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
毛主席總是教育中國共產黨：“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頁）
列寧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也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同上）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築的革命，不發動廣大工農群眾，不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麽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
這並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
中國共產黨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係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妥地解決經濟戰線上鬥、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
在《文革》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有很多。
為了繼續進行上層建築領域中的革命，必須認真執行毛主席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條》中，早已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確規定。
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改階段，要認真注意政策”等一係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項政策具體化了。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落實。
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包括知識分子政策，幹部政策，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對待群眾組織的政策，對敵鬥爭的政策，經濟政策等等，總的題目就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問題。
從舊學校中培養的知識分子，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或者願意同工農兵結合的。應當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對於那些結合得好的，對於那些積極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要予以鼓勵。
毛主席多次教育幹部：“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要“實行馬克思所說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的教導”。對於犯錯誤的人，必須著重於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
毛主席：”對於犯走資派錯誤的好人，在他們提高了覺悟，並得到群眾的諒解以後，應當及時解放他們，分配適當的工作，並鼓勵他們到工農群眾中去，改造世界觀。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
毛主席一再指出：“無產階級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在對敵鬥爭中，必須執行毛主席曆來主張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政策。
毛主席：“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
要執行毛主席關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給出路”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主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對敵人實行專政。對於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查出的壞人或可疑分子，除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都應當采取“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於分化瓦解敵人。
要落實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要具體地研究本單位的情況。
凡是革命大聯合還不夠鞏固的地方，應當幫助廣大革命群眾在革命的原則下，實行按係統、按行業、按班級的革命大聯合，團結起來，共同對敵。
凡是階級隊伍還沒有清理、或者剛剛開始清理的單位，必須按照黨的政策，抓緊做好。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單位，應當根據毛主席對鬥、批、改各個階段的指示，抓緊其他各項工作。
同時，要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壞人又囂張起來怎麽辦？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階級敵人如果再興風作浪，發動群眾把他們再一次鬥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條》中指出的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
文革期間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工業生產、科學技術也出現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麵，廣大勞動人民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工礦企業不斷刷新生產紀錄，創造了曆史上最高生產水平，技術革命正在不斷發展。市場繁榮，物價穩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全部還清了公債。我國已經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
“抓革命，促生產”，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它正確地回答了革命和生產，精神和物質，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關係。
毛主席總是教育中國共產黨：“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
列寧曾經這樣痛斥那些反對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機會主義者：“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頁）
列寧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也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同上）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不搞上層建築的革命，不發動廣大工農群眾，不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來，不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怎麽可能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呢？
這並不是以革命代替生產，而是要用革命統帥生產，促進生產，帶動生產。
中國共產黨必須根據毛主席“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根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思想，“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等一係列方針，進行調查研究，積極而又穩妥地解決經濟戰線上鬥、批、改的許多政策問題。
中國共產黨要充分發揮各族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產，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
可以斷定，當再次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時，必將繼續促使經濟戰線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出現新的躍進。
中國又成了半殖民地的如同舊中國一樣，有日租界了，還有《日本人學校》。隻缺外國軍隊駐軍中國成殖民地了。如果台灣也算為中國，那麽現在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有美軍駐軍，那麽，現代中國和舊中國完全一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了。
看看現代中國日租界內的《日本人學校》。以下是特大中國城市內日租界中的《日本人學校》。還有大中小全中國各地開設的《日本人學校》就不一一例舉了。開設這麽多《日本人學校》，幹啥？天知道。
《北京日本人學校》（日語：北京日本人學校／ぺきん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Pekin Nihonjin Gakkō ?, 英文：Japanese School of Beijing, JSB）是北京朝陽區的日本人所建的國際學校。北京日本人學校學生們是外交人員的子女、駐華機構的子女和商界人士的子女。正式名稱是日本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附屬北京日本人學校。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駐日外交人員有沒有在日本各大城市建立一個為《中國人學校》的附屬？
《天津日本人學校》，前稱天津日本人學校（日語：天津日本人學校／てんしん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Tenshin Nihonjin Gakkō，英語：Tianjin Japanese School），是位於中國天津市空港經濟區攏翠廣場的日本人學校，創辦於1999年，由三菱商事（天津）有限公司舉辦，現任校長為角田元申。
教些啥？
《青島日本人學校》，幹些啥？查不到。
《大連日本人學校》（日語：大連日本人學校／だいれん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Dairen Nihonjin Gakkō，英語：Japanese School of Dalian, JSD）是位於中國大連的日本人學校，創辦於1993年，現任校長為鬆田雄三。
《大連日本人學校》前身為大連日本商工俱樂部創辦的大連日本人補習校（日語：大連日本人補習校），並於1994年4月1日被日本文部科學省核準指定為日本人學校；2000年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批準學校成立。
2015年，學校遷往位於開發區的新校舍；2019年附屬幼兒園關閉，次年舉校再度遷移至現址。
《蘇州日本人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日語：蘇州日本人學校／そしゅう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Soshū Nihonjin Gakkō；英語譯名：Japanese School of Suzhou）是蘇州新區的日本人所建的國際學校。2005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準予創建。
2005年舊校區開放，花費了2千萬人民幣。2012年9月淮海路的新校區開放。
2024年6月24日，該學校的日本籍母子被人刺傷後送院，一名校工阻止時被重傷後不治。
《上海日本人學校》（日語：上海日本人學校／しゃんはい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Shanhai Nihonjin Gakkō ?，英語：Shanghai Japanese School，SJS）是為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學校，教師多為日籍，其前身是1987年開設的日本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日本人學校。
上海日本人學校有兩個校區：浦東校區（浦東新區）與虹橋校區（閔行區），開設有高中部。
浦東校區占地4,643平方米（49,980平方英尺），有71名教師，為1,079名中小學生提供服務。 虹橋校區在閔行區，[2]占地麵積8,727平方米（93,940平方英尺），有61名小學教師和1340名學生。SJS高級中學位於浦東校區。
《杭州日本人學校》，幹些啥？查不到。
《廣州日本人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日語：広州日本人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英語：Japanese School of Guangzhou），前稱廣州日本人學校（日語：広州日本人學校／こうしゅう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Kōshū Nihonjin Gakkō ?），是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的日本人國際學校，位於黃埔區廣州科學城風信路，於1995年（平成7年）6月13日成立。學校由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舉辦，設有小學和初中部。
由於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在1970年代後期逐漸正常化，越來越多日本人到中國大陸生活。在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協調下，1982年10月在廣州開辦了補習學校。由於當時中國大陸的經濟比較落後，加上廣州大多數地區開發不足，所以一直未落實成立學校。
1995年，廣州日本商會在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的支持下向會員企業收集捐款，成立廣州日本人學校設立委員會。同年3月，委員會向廣東省教育廳申請創建學校，並於同年4月獲準在花園酒店設點開學。1995年6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正式批準學校設立。
時隔一年，學校搬到天河區中信廣場對麵。2002年，學校在科學城興建新校區，並於2003年7月正式落成並啟用。
2022年，學校名稱添加“外籍人員子女學校”的後綴。
《深圳日本人學校》（日語：深セン日本人學校／しんせんにほんじんがっこう Shinsen Nihonjin Gakkō；英語譯名：Shenzhen Japanese School）是深圳南山區蛇口的日本人所建的國際學校,設在新晨大廈。
日本公司在深圳讚助了深圳日本人學校。2008年4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同意深圳日本人學校的開學。 2008年6月13日星期五深圳日本人學校開學，有17個老師與39個學生。據學校官網信息，截至2024年4月，該校在校生人數小學部為216人，初中部57人，總計為273人。
深圳日本人學校學生遇刺事件。
2024年9月18日上午八時許，一名於該校就讀的十歲男童在離校200米處被一名男子刺傷，在深圳市兒童醫院搶救不果，翌日淩晨1時36分宣告不治。
4.2億退黨比日偽軍增多少倍？
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警察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可時隔半個多世紀後，有4.2億的參加過“中國共產黨“，“中國共青團“，“少先隊“的《退黨》，這麽多人比半個多世紀前抗日戰爭時的《日偽軍》增加了多少倍？
《偽軍》是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中國侵華日軍占領區的少數中國人組成的協助日軍進行軍事活動的《日偽軍》。不同時期各地的偽軍名號各不相同，較為著名的有“皇協軍”、“保安隊”、“警備隊”等稱呼，常與侵華日軍合稱“日偽軍”。偽軍主要指汪精衛的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軍和滿洲國軍，兵力總共約118.6萬人，超過在華日軍的數量。一部分偽軍駐紮在城市，負責占領區政權的維護；絕大部分的偽軍則被調往華北地區進行“對共產黨進行掃蕩”或者“舉報揭發共產黨員及親共產黨的中國人”，其中不少偽軍參與了在華北地區對共產黨員和親共產黨的平民老百姓的大屠殺活動。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占領區內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活動此起彼伏，為了鎮壓全中國各地方的反抗而牽製了大量的作戰用日本正規軍。日本為解決前線作戰兵力不足的現象，日本利用中國當地現有的《日偽軍》維持統治，還要招募在當地的少數《反共的中國人》來充當《日偽軍》來負責占領區治安。根據日本占領區的傀儡政權的管轄範圍，設立如“南京和平建國軍”、“華北治安軍”等，各日本占領區政權沒有幹預其他政權轄下《日偽軍》活動的權利，因為這些《日偽軍》直屬日本侵略軍指揮和調動，日本駐各戰領區的軍官《有權隨時任意調遣》各地區的《日偽軍》。
1938年時，《日偽軍》在中國的數量約為7.8萬人，隨著1940年汪精衛叛離國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後，《日偽軍》數量急劇上升至14.5萬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龐炳勳、孫殿英兩人聯名通電投日後，所率領的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亦稱國軍投降日本軍數量最為龐大和武裝精良。1945年初，僅汪精衛政權統治區就有《日偽軍》40萬餘人。這些《日偽軍》統屬日本駐各戰領區的軍官《有權隨時任意調遣》。主要任務是消滅中國共產黨人和親共的中國人。
全中國各地的《日偽軍》大致有：
一，《滿洲國軍》以原東北軍的一部分為基礎組建的。據滿洲國《國防年鑒》“國防部分”和日本《陸海軍軍事年鑒》等資料記載：從1935年至1940年滿洲國軍總兵力均為8萬或10萬人左右。1935年，滿洲國軍共有9個警備軍，即第1至第5軍管區警備軍及興安東、興安西、興安南、興安北省4個警備軍，另有禁衛步兵團、騎兵第1旅、靖安軍等。其中靖安軍僅轄兩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及一個炮兵隊。1940年《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中載：“估計滿洲國正規軍約10萬餘人（30個旅）；武裝較好的警察隊約5萬名以上，興安軍約1萬名以上”。興安軍主要由蒙古族人組成（亦有以教官身分配屬的日本人），主要在草原地區活動。
二，蒙疆偽軍。1935年12月，李守信部在日軍的支援下，在張北縣建立了蒙古軍司令部和日本特務機關。德王隨即同李守信合作，於1936年2月1日，在張北縣舉行察哈爾盟公署成立典禮，察哈爾部的蒙古人8旗遂為德王控製。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蘇尼特旗的王府舉行“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儀式，並作為成吉思汗30世子孫宣讀誓詞，稱“誓願繼承成吉思汗偉大精神，收複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複興大業”。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到會祝賀，並稱“日蒙攜手，親密合作”。
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市（由原化德縣改名而成）組成蒙古軍政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紀年（當年為731年），以藍地紅黃白條旗為該政府的旗幟，同時還成立了以村穀彥治郎為主任的日本顧問部。
1937年8月27日日軍侵占察哈爾省張家口，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侵占山西省大同市，10月15日成立晉北自治政府；10月27日，蒙古軍政府遷入歸綏，更名為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以歸綏為首府。11月22日，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在張家口簽訂《關於設立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協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聯合委員會。該《協定》稱：“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晉北自治政府認為在蒙疆方麵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對相互關聯的重要事項進行協議統製，為此決定設立聯合委員會。”1939年9月1日，三個政權在張家口合並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政府下設蒙古軍總司令部，統帥蒙古騎兵兵團的9個蒙古騎兵師以及蒙古運輸兵團的第23卡車團。
1935年（民國24年），中華民國軍事將領王英投降日本，被梅津美治郎任命為大漢義軍司令。大漢義軍成立於1936年，主要成員為各地的散兵和土匪。1936年11月由王英率領的大漢義軍和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李守信率領的蒙古軍作為日方部隊聯合進攻綏遠，參加了紅格爾圖戰役和錫拉木楞廟戰役。12月18日，大漢義軍被綏軍在錫拉木楞廟徹底擊潰，除去向傅作義部投誠的部隊之外，其餘的全部在張北被日軍繳械 。1937年（民國26年），王英任綏西自治委員會委員長。1939年（民國28年）11月，他任綏西自治聯軍總司令。形式上，王英是德穆楚克棟魯普的部下，實際上卻直接接受日本軍的命令。
三，民國政府偽軍：
1，和平建國軍。和平建國軍是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權後，收編的國民政府投降軍隊組建的一支漢奸傀儡軍隊。1940年，汪軍總數8.8萬人。1943年4月，日軍發動太行山戰役掃蕩龐炳勳統帥的24集團軍主力，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加上先前降日的舊部孫殿英的勸說於1943年5月投降日本，並於汪精衛政權中任暫編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一職，後任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到1945年春，汪精衛政權統治區的偽軍達40萬餘。1945年9月抗日戰爭勝利後，被南京國民政府收編。
2，和平救國軍。1938年7月中旬，張嵐峰赴北平參與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受到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寺內壽一、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見，獲封“豫東招撫使”。張嵐峰於1938年11月下旬組建“豫東招撫使公署”，在隴海路沿線鹿邑、亳縣、夏邑、商丘、寧陵、睢縣以及其家鄉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共計18000多人，被日軍編為 “豫東剿共軍”。不久，日軍將張嵐峰的“豫東剿共軍”更名為“和平救國軍第一軍”，並撥給大量武器彈藥與卡車。
1940年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命張嵐峰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不久又任命張嵐峰為“蘇豫皖邊區綏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國第一軍司令”。張嵐峰將部隊擴充至9萬多人，成為河南省人數最多的偽軍，並多次配合日軍的進攻。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4月，日軍出動二十萬人進攻太行山區；4月23日，日軍包圍孫殿英防地林縣，孫殿英率部投降日軍，成為“和平救國軍”司令[20]:198。孫殿英任新五軍軍長，兼任第四方麵軍指揮官、豫北保安司令。
3，華北治安軍。華北治安軍，俗稱“皇協軍”，是日軍華北方麵軍扶植控製的一支偽軍。1940年1月14日，華北治安軍在北平正式成立，司令齊燮元，其部隊主要指揮人員出自日本人控製的通縣陸軍軍官學校，兵員來自原華北剿共軍以及在日軍占領區招募人員。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南京設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平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華北治安軍改名為“華北綏靖軍”，名義上歸屬汪精衛政府管轄，實權掌握在各級日軍顧問手中。
1940年底擴軍至5萬餘人後，開始全部配合日軍發動對中國各敵後區域的掃蕩作戰。到1942年，華北治安軍一度發展到12個集團，9萬餘戰鬥人員。1943年，杜錫鈞接替齊燮元任總司令。1945年9月，華北治安軍13個集團，兵力5.5萬人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路軍。
4，東亞同盟自治軍。1942年8月，日軍華北方麵軍獨立第一混成旅團在邯鄲、安陽、大名間的三角地帶拚湊了一股較大的漢奸武裝，番號“東亞同盟自治軍”，分布在大名、南樂、內黃、魏縣、漳河縣一帶。號稱一萬四千人，實際約七、八千人之數。
軍長王天祥/劉昆(1944.8-1945.1.16。副軍長程希孟（回隆鎮西街的大地主，人稱“老司令”，1944年八十多歲在家鄉老死）/劉昆
四，冀東偽軍。1935年11月25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統治人口600萬。軍事力量包括保安隊、警察和民團三部分，共計10多萬人。1938年2月1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被並入王克敏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1937–1940)。抗日戰爭結束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行政長官殷汝耕（日文名：井上耕二）於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槍決[25]:8464。
1，日偽保安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總部大門前的警察。保安隊總兵力在1萬5千人以上，未改編時分為5個總隊，1936年8月改編為4個總一隊和1個教導總隊並附設幹部訓練所。每個總隊兵力約3500人。每個總隊下設2個區隊，每個區隊轄3個大隊有官兵480人，設3個中隊，配備有機槍、山炮、野炮，及騎警、通訊等特種兵。
2，日偽警察。冀東政府的警察是由原分駐各縣的常備保安團改編而成，總人數為1萬2千人。
3，日偽民團。冀東政府的民團，又稱保衛團或散在團。民團是由各縣的鄉團、商團、夥會和其池武裝組建而成，總人數約10萬人。各地還從原保安團內部抽調人員組建了禁煙隊，全部約1.5萬人，都是三五十人的小隊，直屬各地警務局管理，內部很複雜，還沒有完全脫離保衛團[29]。偽政府統治延伸到城鄉各個角落，就是依靠警、團組織，憑借“以警率團，以團輔警”的統抬手段來增強其統治。此外，冀東政府在軍隊內部還設置了一套明確的獎罰和退休機製。1937年2月，滿洲國提供了500萬元的經費，幫助殷汝耕提高部隊的裝備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軍事顧問，幫助冀東偽政府訓練保安隊和改編民團。
五，東亞皇協軍。位於山西太原的興亞黃軍總司令部。東亞皇協軍，也稱“興亞黃軍”、“黃軍”，是1940年至1942年期間，部分晉綏軍投降日軍後被改編的一支傀儡部隊。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閻錫山晉綏軍輜重兵司令武懷英投降日軍，在日軍支持下，組建“興亞黃軍”，並擔任總司令。原晉綏軍第六十八師副師長蔡雄飛和晉綏軍旅長郭援任分別擔任支隊司令，共有800餘人。1941年日軍將“興亞黃軍”總部和第二支隊遣散，將第一支隊改稱“黃軍”、“東亞皇協軍”，蔡雄飛任司令，湯嘉謀任高級參謀，總兵力3000人。1942年，日軍改任蔡雄飛為“山西省公署警備處長”，撤銷所轄部隊番號。
六，抗戰後的《日偽軍》改編為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根據這些《日偽軍》的軍頭和蔣介石的私人關係為直屬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或是地方軍閥的“國軍“。
抗戰勝利時的偽軍計有7個方麵軍、1個集團軍、24個軍、64個師、13個獨立旅，以及其它單位134個，兵力高達118.6萬餘人（前述統計不含偽滿軍）。
戰後，陳誠製定了三個大的收編原則，即：“一、對偽雜軍應於點編後逐次設法解散或縮小組織並收繳武器；二、於點編後對誌願而確有生產可就者，準照舊給予發給一個薪餉資遣；三、人數超過槍數之部隊，按其實有槍數編成。”令軍政部不授予偽軍正規番號，收編為10個路軍、8個軍（初期編為28個軍）、2個騎兵集團、107個師（其中第79師—第107師為東北地區的遊雜土匪武裝所用），以及一些其它名目的部隊（如南京先遣軍、廣州先遣軍等），計68萬3569人（不含東北地區的武裝）。
新編第1路軍，總司令龐炳勳。借著第40軍在邯鄲戰役被重創，主動提出將新1路軍的官兵充編第40軍，以恢複該軍戰鬥力。龐炳勳“功成身退”的返回老家當起了寓公，新1路軍所屬官兵也因此成為了第40軍的官兵。
新編第2路軍，總司令孫良誠。新編第3路軍，總司令張嵐峰，副司令黃宗顏。新編第4路軍，總司令孫殿英。等等。在《解放戰爭》中不少軍隊又投降中國共產黨的軍隊。
但不管如何，與4.2億《退黨》的數量差老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