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反共的華人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
反共的華人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愛國僑領們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那些愛國科學家們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那些盜賊們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老實巴交的華人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華裔各級議員們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華裔後代出生在移民國根本沒到過中國不了解中國的年輕人們中有沒有中共代理人？
請問：以上人員有《機會》當《中共代理人》嗎？有《能力》當《中共代理人》嗎？有《誰》想當《中共代理人》？有《誰》 當得了《中共代理人》？《反共的華人》上得了台麵嗎？為了回中國，說討好中國話。回到國外就開始反。因為《反共》有利可圖。《反共的華人》中被中國稱為不歡迎的一群華人，因《反共》可以得到外國的資金。兩頭討好的一群華人，因《反共》可以兩邊撈好處。《反共的華人》懷著家屬恩怨，個人的自利自私貪婪，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以機會主義投機取巧來獲取名利。不擇手段爭先富成為人上人。
現在成了草木皆兵，隻要有人說一句：中國好，與中國有聯係，再加上被《反共的華人》認為，不支持《反共的華人》，或不為《反共的華人》說話，又或是不聽《反共的華人》的話的，又或是不給《反共的華人》傳播“滅絕人類罪“的，都有可能被《反共的華人》認定為《中共代理人》。這些《反共的華人》參選議員落選了，就說《中共代理人》幹擾了選舉，就是《中共代理人》，必須要登記。己強行促成《外國代理人》法律。實際就是《中共代理人》必須登己在冊。今後一言一行都必須以《反共》才是忠心以移民居住國。不許為中國實是求是地講事實。
這同1950年至1954年間肇因於美國參議員麥卡錫的美國國內反共、極右的典型代表，它惡意誹謗、肆意迫害疑似共產黨和民主進步人士，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見的人。從1950年初麥卡錫主義開始泛濫，到1954年底徹底破產的前後五年裏，它的影響波及美國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麥卡錫主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也成為政治迫害的同義詞。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國掀起了以“麥卡錫主義”為代表的反共、排外運動，涉及美國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領域的各個層麵，其影響現今仍然可見。今天的《中共代理人》就是翻版。但發起人為《反共的華人》。
曆史上《中共代理人》有沒有？有！例如美國的基辛格：曾主導美國對華開放。不過基辛格一生中隻當了一次的《中共代理人》。代理人沒有終身製。也不可能終身製。前尼克鬆總統和基辛格都是《反共的美國人》。為了和中共交往，充當了一次《中共代理人》。
又例如加拿大的老特羅多當加國總理時當了一次《中共代理人》。網址：https://www.backchina.com/blog/380991/article-372433.html
《尋訪老特魯多在中國的足跡 ／桑宜川
八方專欄 - 時政點評
作者：桑宜川
2017-10-15 00:02》
還有很多作家學者著名人士等不一一例舉了。
為什麽說現代人沒有《機會》當《中共代理人》了嗎？
是因為：《中共》即《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幹什麽的？
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是《中國共產黨》嗎？
連這一點也沒搞懂，又或是不想搞懂，《反共》存在嗎？
《謠言反共是死路》！
《中國經濟騰飛基礎是毛澤東打下的！》
作者：裴宜理（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裴宜理：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是毛澤東打下的。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經濟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當建到第二層樓時，絕不應該否認第一層樓的價值和作用……
裴宜理（哈佛大學教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是毛澤東打下的。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經濟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當建到第二層樓時，絕不應該否認第一層樓的價值和作用；當萬丈高樓平地而起後，毀壞第一層也許就會導致整個大廈的崩塌！”
毛澤東治國：廉潔！神奇！輝煌！偉大！
毛澤東是一個神話！有外國元首說，“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裏隻能產生一位”。但在中國，很少人研究毛澤東的治國成就。有人甚至故意詆毀汙蔑，為了還曆史真相，我深入研究，發現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非但不“崩潰”，其實比世界列強發展還要快！那是一個經濟騰飛，人心齊，泰山移，高速發展的時代，創造了世界輝煌的奇跡！
一、毛澤東為中國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財智學中有一則財富定律：對白手起家的人來說，如果第一個百萬花費了10年時間，那麽從100萬到1000萬，隻需5年，再從1000萬到1億，隻需要3年就足夠了。開頭幾年是最艱苦的日子，接下來會越來越容易。換言之：一個國家白手起家，第一個5000億（1978年5689.8億）花費了30年時間，那麽從5000億到5萬億（10倍），隻需15年，再從5萬億到50萬億（10倍），隻需要9年就夠了。也即如果毛澤東更長壽些，我國應在2000年左右達到50萬億元（且無物價上漲水份）。
這一財富定律說明：已有豐富的經驗和啟動的資金，就像汽車已經跑起來，速度已經加上去，隻需輕輕踩住油門，就會前進如飛。飛機起飛前，也有個起跑過程。
建國之初，毛澤東麵對的是，經過長期戰爭，被日本鬼和蔣介石洗劫一空的爛攤子，全國人口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壽命不過35歲！在這個一窮二白基礎上，麵對國外封鎖和極端困難局麵，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自力更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完成了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資本原始積累”——為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一）毛澤東使中國二十多年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
毛澤東時代，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工業強國的曆史性跨越。毛澤東去世前夕，幾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國都有了。經過28年高速發展，中國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係。1980年，工業規模已超過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第三把交椅的西德。GPD年均增長13%，如果按市場經濟算法將普及基礎教育、大型公用工程建設、其它社會福利計入勞動力成本，GPD增長應該在18%-20%，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其中重工業增長了90倍。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65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
（二）農業大發展，解決了世界最大人口大國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提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全國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修建8萬4千座水庫、17萬公裏河堤，新增3億畝灌溉麵積，把灌溉動力從12.8萬馬力增加到7122萬馬力，根本解決了產糧區旱災問題。為糧食增產打下了基礎。修幾萬個水庫經濟核算要幾萬億人民幣，別人想都不敢想？當時極端困難，完全是靠人力來做，可他卻奇跡般辦到了。
化肥從無到有達到1000萬噸，完成了糧食增產第二個基礎。中美關係改善後，毛澤東就著手從國外購買化肥生產設備，1973年在全國修建十三個大型化肥廠。這些化肥廠於1977年以後陸續投產，化肥的供給問題最終解決。
雜交水稻培育成功於1974年，小麥良種培育也始於那時。優良品種，解決了糧食增產最重要要素。使糧食產量提高了30%以上。因為大麵積育種需要一個過程，其推廣應用則在毛澤東去世後的1979到1985年，隨著麵積逐年擴大，中國糧食總產量幾乎年年大幅增長。
正是水利、優良品種和化肥三個因素，才保證了現在中國糧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應，人民衣食無憂；而這三個因素實際上都是毛澤東從根本上解決了的，後人隻是坐享其成罷了。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幾千年來吃飯問題的突破是毛澤東打下的基礎！而完全不是因為土地私有化（幾千年都是土地私有化，為什麽沒解決吃飯問題？）。
（三）可上九天攬月——以極短的時間使科技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在科技方麵，集中力量搞科技，大批高精尖工業設備、大型計算機、人工合成基因等，1964年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進了軌道。毛澤東與人民共甘苦，搞出了兩彈一星！核潛艇、各種噴氣式飛機，汽車、火車和輪船，衛星、導彈、原子彈樣樣俱全。否則我們就是弱國，就要受美帝製裁！中國“新四大發明”全部產生於毛澤東時代：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複方蒿甲醚.
這一切跟精英們製造的曆史是不同的。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邊緣。而實際情況是，每天都有新成長，僅摘錄《共和國史記》中1974年的大事：
2月23日 漢江丹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建成。
3月20日 我國第一艘2.5萬噸級浮船塢“黃山號”在上海建成投產。
3月22日 成昆鐵路建成通車。
4月23日 醫療器械工業獲得較大發展。鐵道兵修建青藏、南疆鐵路。
5月5日 中國自己設計、製造和安裝的大型現代化煉油裝置在南京石化廠建成投產。
5月15日 我國在華北東部建成大港油田。
5月16日 廣東省楓樹壩水電站建
7月5日 天津新河船廠建成中國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7月15日 黃龍灘水電站在湖北建成。
8月15日 自行設計的單機4000馬力交直流電傳動內燃機車成批生產。
8月31日 大連紅旗造船廠建成2.48萬噸油輪“大慶61號”。
9月12日 哈爾濱製成3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
9月13日 中國第一座5萬噸級油碼頭在湛江港建成並交付使用。
9月15日 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基本建成。
9月21日 中國一座水槽雙壁沉井螺旋式升降的大型煤氣儲氣櫃建成。
9月25日 湘黔鐵路建成通車。
9月29日 建成又一大油田——勝利油田。
10月2日 上海製成中國最大的豎井鑽機。
12月27日 大慶至秦皇島輸油管道建成輸油。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非但不“崩潰”，其實比世界列強發展還要快！那是一個經濟騰飛，人心齊，泰山移，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創造了世界輝煌奇跡！到1976年毛澤東仙逝時，已擁有一個相當全麵的醫療保健體係，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中國人均壽命從1949年平均35歲到了65歲。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時代的GDP增長以軍工、裝備工業、高科技產業為主，比如兩彈一星、雜交水稻等，另外，大量基礎建設如水庫、軍事、大量的土地、資源房地產及醫療、教育等設施的價值，沒有計入GDP統計，因為當時都是免費或要保密的。現在的GDP，以房地產、資源及低附加值的產業為主。如果除去賣地、賣資源的錢，數據怕要打折，而且全國土地也是毛澤東時代打下來的，不然現在有賣嗎？
我們現在改開的起點，和毛澤東時代的起點相差十萬八千裏，從財富定律可知：我們是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飛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說：“中國經濟騰飛的基礎是毛澤東打下的。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經濟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成就！”
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永遠記得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秋石客先生在《世界最前衛的經濟學家》寫道：“講演完了，回答了一個學生提問，他說有人說中國一流經濟學不超過五個，你怎麽看？我說按我的標準一個也沒有，因為中國的經濟學家不是馬克思的弟子就是斯密、凱恩斯、哈耶克等的二流學生，談何一流？中國超一流的倒有一個，那就是毛澤東。”
二、創新的國家體製，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
經濟建設之所以取得如此輝煌成就，是和毛澤東博大精深的世界頂級經濟學思想和天才的治國策略分不開的，取決於毛澤東製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取決於先進的政治體製。世上沒有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經濟行為，我們無法想象美國會將愛國者導彈出售給中國，哪怕你出雙倍價錢，因為它不允許先進技術出售給“潛在的敵人”，這就是政治！
（一）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體製。
毛澤東的政治體製是創新的，不同於現在的政治體製改革。毛澤東建立的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的政治體製。既不同於蘇聯的一黨製，也不同於西方的多黨製，而是一種多黨合作製。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特色。這是完全由人民當家作主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由人民參與管理的和由人民參與監督的國家製度。各級地方革命委員會，就是這種體製的試驗。革委會裏有“老、中、青“三結合，“工、農、兵”三結合即領導幹部、軍隊幹部、群眾代表（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的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實行領導幹部、科技人員和工人參加的三結合領導製度。
如當時的人民公社優點很多。第一個優點：可以利用集體力量戰天鬥地，改造山河。那麽多梯田、水利建設、如被譽為“人工天河”的紅旗渠，如果分田到戶，這些能辦得到嗎？絕對不能！第二個優點：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提倡和發揚集體主義精神。整個社會各團體、機關、學校、工廠都處於一種和諧氣氛之中。象修水庫，成萬上億的人不要錢自願參加勞動，靠的是進步文化和思想武裝。大寨精神，鐵人精神是毛澤東的專利，實際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他的立足基礎，是天下為公，為人民服務。在沒有任何基礎，在沒有大型機械的條件下，靠人力僅用了不到十年時間徹底治理了中國的大江、大河，沿海修築海提，從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洪澇災害。
國家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價糧油供應、免費住房、醫療和衛生、終身職業、職工退休金及全部就業。對於這些，庸俗經濟學家們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看看華西村和南街村吧，再看看小崗村。新中國走過了60年的曆程，誰是誰非，我相信100%的人都明白。比比大寨人至今還受到的敬佩和尊重，看看小崗村一直遭受的質疑，曆史會證明一切的。孰是孰非，不是光靠精英們說了算的。誰說了算呢？——人民！因為曆史是由人民寫的！
轉載《“餓死三千萬”是謊言還是史實？》 (2011-09-29 00:00:15)
作者：金筆
按：這是一篇有理有據的好文，故推薦之。歡迎留言，但筆者希望所有留言者能看完全文再發留言。筆者要說的有三點：第一，我不否認這三年有餓死人的現象，但絕對不可能幾千萬的。不過，有很多人餓死就是政府失職。第二，楊繼繩在他的《墓碑》一書中“估計”餓死了四千多萬人，這個說法明顯沒有科學依據。楊繼繩就是跑遍全中國也是不可能得出這個數字的，這樣的數據是需要根據統計資料，再建立數學模式，然後還要驗證這個數學模式是否正確，然後才能得出結論的。而楊顯然沒有這方麵的學識。第三，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移民外出的人民估計也有五十至一百萬，而其中在六零年出生的人不會少。此文作者在文中，顯然沒有將這群人估計進去，所以他的反駁應該是更有力的。
《"餓死三千萬"的謊言是怎樣出台的?》
作者：張揚123
來源：人民網
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了因嚴重的自然災害所引發的饑荒，在全國一些地方造成了死亡，但死亡人數一直沒有準確的數字。
1964年中國政府進行了建國後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沒有公布。
在1982年進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後，兩次普查結果和曆年戶籍統計資料一起在國家統計局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裏公布。
其中根據統計顯示：1960中國人口總數較上一年減少了整整一千萬。
發現這個情況後，“熱心”的Ashton等四位美國人口學家以及美國人口統計局Banister博士先後運用“美國式的科學方法”，替中國“估算”出：在1959年－1961年這三年裏，發生在中國的饑荒一共造成了近三千萬人死亡這個聳人聽聞的數字。
這個1983年版中國人口統計數據是某些人攻擊毛主席“餓死三千萬”唯一的根據，他們眾多的“研究成果”無一不建立在之後由“熱心”的美國人運用“科學”的方法，從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人口數據上“估算”出來的“三千萬”的數據之上，並在此基數上添枝加葉、隨意擴充，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
除此之外還極力編造各種駭人聽聞的故事試圖證明“餓死三千萬”的真實性。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這些攻擊都出現在1983版的中國人口統計數據公布之後，而在此之前，所有從那個年代生活過來的中國人都不知道自己以及家人曾經處於悲慘的“餓死威脅”之中，除了記得那三年中糧食確實短缺，經常吃不飽之外，從未看到過餓殍遍地的景象，直到遠隔重洋的幾位“熱心”的美國人經過對一組數字加加減減乘乘除除然後替中國人“估算”出三年中餓死了三千萬人之後，中國人才發現：原來親眼看到的情況“都是假的”，而美國專家在家裏組合數字研究出來的東西才是真的。
從那時起，一些“之前一直處於失憶狀態的”的國人突然恢複了記憶，腦筋終於開了竅，開始根據美國人提供的“設計圖紙”來編織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謊言大筐，運用他們那剛剛康複的大腦展開豐富而大膽的想像，力圖“真實呈現”與當年六億中國人所聞所見截然不同的全新曆史，毫無畏懼地承擔起了“曆史塗鴉者”的重任。
這份83年版人口統計中最關鍵的數據：
1960年末人口總計：66207萬人；出生人口數是：13,915,080人；
中國在1990年進行了“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顯示出這樣的數據：
1960年出生，年滿30歲的中國人，截止1990年7月，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數據表明，出生在1960年的中國人，經過30年時間，在1990年進行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仍然生活在中國境內的竟然有14,443,11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增加了50萬人。
中國在1995年10月1日完成了全國人口1.04%抽樣調查，在中國《統計年鑒》中，顯示出這樣的數據：
1960年出生，年滿35歲的中國人，至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國境內！
也就是說，在經過35年後，出生於1960年的人口數，至1995年10月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較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的結果增加了近60萬人。
如果當年真出現了大批餓死人的情況，那麽新生兒將是死亡率最高的群體。其父母都要餓死了，哪還有奶水去喂養嬰兒呢？
可是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公布的1960年時出生的人口到了1990年，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又增加了五十多萬人。
這說明1960年出生的新生兒，在經曆了1960、61兩年的大饑荒後，在1964年進行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時，不但有1444萬人存活下來，而且民間還存在大量漏報的情況。
在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樣一個“饑餓絕望”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存活率居然如此之高，竟然達到1444萬人之巨，僅1960年這一年的人口出生量，就相當於同時期美國“五年”的人口出生量總和（美國當時有近兩億人，年平均出生人口280萬人）。
這是為什麽？
這像是一個全國人民時刻麵臨“餓死威脅”的國家所應出現的現象麽？
而且1960年出生的嬰兒，應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1959年裏懷孕，曆經十月懷胎，在1960年中出生，而且幸運地捱過了60、61年持續兩年的饑荒。
在這裏不得不問：如果真如“控訴者們”所說：1959、60年時全國人民都餓得奄奄一息了，那麽誰還有心情造人？而且全年一造就是1444萬？
這個數字即使放在已經有了十三億人的當今中國來看，也是驚人的。
另外根據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1964年6月30日全國勞動力年齡人口（指男子16～59歲，女子16～54歲）為341,491,424人，占總人口的49.17％。
據1950年頒布的婚姻法規定：“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
從上麵的人口數據中可以推算出1960年時正處於20～30歲間適育年齡的人口數，當然這些人不會同時選擇在60年中生育，所以人數還要打折。
通過1960年這一年中“1444萬個新生兒”的出生，說明在當時那種被某些人形容為“民不聊生”的困境下，竟然有“1444萬對夫妻”、也就是說有近3000萬人選擇了要生“下一代”，在當時中國隻有六億多人口的情況下，這3000萬男女的人數在20～30歲的適育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應該是相當高的。
是什麽原因讓他們在“隨時麵臨餓死威脅”的情況下仍敢於大膽造人？
如果說是由於“缺乏避孕手段”，懷孕了而不得不生，那麽就又回到上一個疑問：
為何新生兒存活率如此之高？
而且孕育中的胎兒在得不到充分營養的情況下，又能否懷滿十個月後順利出生？
肯定有人會這樣解釋：“83版所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數據是在三年大饑荒結束、新生兒已經大量死亡後的1964年統計而得的“幸運逃過死亡”的出生人口數量。
如果按這種解釋，那麽以1962年2688萬人的出生人口做對照，就算在1960年出生了2500萬人，假設其中死亡了1000萬人，存活了（1995年1.04%抽樣調查給出的）1449萬人，但是仍然無法解釋為何在置身於饑餓死亡的威脅當中、在看到社會上新生兒的高死亡率和明知撫養的艱難性的情況下，竟然還會有2500萬對夫婦（也即5000萬人，占1960年六億總人口的十二分之一）敢於“不畏餓死，大膽造人”。
即使以實際出生1449萬新生兒為準，百分之百全部存活，沒有死亡一個，也就是說有1440萬對夫妻（2880萬人）選擇了造人，這個2880萬的人數在1960年時全國六億多的總人口中，在年滿20～30歲處於生育年齡的人口中仍然要占大多數。
計劃生育在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後才全麵推行，在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有資料顯示，在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後的1962～1970這八年間，年平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
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剛剛結束的1962年當中，就出生了2688萬人，而這2688萬中的新生兒當中，應該有絕大部分是在所謂“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年的1961年裏懷孕，通過十月懷胎，而在1962年分娩的。
1961年時饑荒尚未結束，饑腸漉漉的人們就敢於大規模造人，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即使是當前，在中國已經有了十三億人口、已經全部擺脫了饑餓，而且在農村政策允許下的第二胎和違法超生嚴重的情況下，一年也隻有六、七百萬的新增人口。
由此可以看出，在1959～61這三年中“勇於造人”，並且在61年形成更大規模，以致造成62年出生了2688萬人的中國人並未感受到什麽“餓死”的威脅，所以才敢於“放心大膽”地孕育迎接下一代。
也證明了在1961年形勢好轉之後，在前兩年裏選擇了“推遲造人”的夫婦也全部加入到了造人大軍，所以才會形成第二年2688萬人的驚人人口出生量。
另外以美國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做參照：
美國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普遍矮小，後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應征的青年因體質不合格而遭淘汰的達到40%！
而反觀當今中國，在童年和少年時經曆過1959～61年的自然災害，目前處於四、五十歲年齡段的這一代人的身體素質卻是最好的，是當今中國的基石，為中國的繁榮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二、三十歲的青年人都不及他們吃苦耐勞，這又做何解釋？
為什麽美國的饑荒導致了“蕭條的一代”，而中國的“饑荒”卻造就了堅忍的一代？
也許有人會繼續質疑，會祭出“偉大的母愛”來作武器，說餓死的都是大人，新生兒沒事，父母為了能讓孩子生存下去而自己餓死了。
這種說法簡直就是無理狡辯了，如果父母雙亡，繈褓中的嬰兒要讓誰去撫養呢？指望別人？可是別人也自身難保了，又有誰有能力收養呢？就算當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上千萬次的“奇跡”，使這些“父母雙亡”、或者隻餓死了雙親中一個的孩子都“幸運”地存活了下來，那麽這一千多萬“幸運而艱難”地存活下來的60年人肯定會永遠記住那個讓他失去雙親的年代，一定會“現身說法、毫無保留”地向大家講述他不幸的身世，讓大家記住那段曆史。
可是查閱國內數以百計的大小網站、博客上關於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討論回帖，幾乎沒有一個人實名聲稱自己的父母或其中一個在那三年裏餓死，（其實是有的，見後文）這是為什麽？
難道那“三千萬甚至五千萬”死者的親人以及後代都不上網？
但罵歸罵，就是沒有一個人肯現身說法，編造出他的父母或爺奶是在那三年裏餓死的悲慘故事來蠱惑世人。
由此可見：即使是最卑鄙最惡毒的反毛者，也尚存天良，都不願拿自己的父母爺奶冒充“餓死鬼”用來攻擊偉人。（轉帖者：其實並不完全如此！《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就是為數不多的一個，聲稱自己的父親就是活活餓死的！不過網上已經有喜歡追根尋底的網友根據《墓碑》所提供的情況以及楊繼繩家鄉同一地區的村民們提供的回憶做了調查和分析。楊繼繩的父親其實是死於食道癌、胃癌一類的惡性腫瘤，並不是因為沒東西吃而餓死，而是因為不能吃東西而最終死亡！楊繼繩的母親、兄弟姐妹和他本人都活得好好的，怎麽就隻餓死他爹一個呢？他們家的人心夠狠的啊！）
另外諸如：如此大量的死亡（當時中國有六億多人口，如果這個由美國人“估算”出來的三千萬屬實，那麽比例接近20：1），遺體是如何處理的？又將耗費多大的人力物力？
所有杜撰“餓死三千萬”小說的國內外作者都沒有“科學而合理地”解釋這個問題，似乎這三千萬人在他們的筆下從人間蒸發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隻有在他們的“小說”裏才會讓人記起。
更有一些居心叵測之徒一直試圖用中國八年抗戰中的死亡人數和這個“三年餓死3000萬”的虛構數據作對比，完全不顧邏輯，妄圖混淆視聽，其卑劣用心昭然若揭，其心當誅。
另外大災之後為何沒有暴發瘟疫？在那種“人口大規模集中死亡”的“假設估算”下，一場大瘟疫似乎不可避免，但是至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中國爆發過大瘟疫，而“饑餓”小說家們基本也都回避了這個情節。
迄今為止，還沒看到有人在網上以實名發布自己長輩父母親友在那三年裏餓死的文章。
近20：1的死亡率，結合那個年代多子女多洐支的家庭結構，如果幾十人的家族中有數人餓死，肯定會給晚輩留下極深刻的記憶。
如今當年那些失去親人的“幸存者”都已經步入中年或老年，這麽多年裏不可能沒有一個人出來“現身說法”。
而且最奇怪的是：在諸多堅信美國人這個三千萬“估算”的正確性，並據此對毛主席百般詆毀的“控訴者”們的文章和發言中，卻幾乎都沒有其父母以及親友被餓死的描述，而隻是“津津樂道”由“道聽途說”來的所謂悲慘故事。
這些“控訴者”為什麽這麽“幸運”？
在他們所形容的那樣“悲慘”的境地下，為什麽他們全家竟然沒有一人餓死？
對於這些明顯的漏洞，為何“控訴者們”一向都避而不談，從來都不去探究？而隻是死抱著那組由“熱心的美國人”“估算”出來的數字堅信不疑，喋喋不休？
1960年出生的1449萬人口足以證明這個由美國人“估算”出來的“餓死三千萬人”純屬謊言，至於那些誇張到“四千萬、五千萬”的說法當係瘋人癔語，在此不予置評。
既然當年並不存在因饑餓而大量致死的情況，那麽那個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數據該如何解釋？
可信的解釋是：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嚴酷封鎖，加之國內持續的嚴重自然災害，致使相當一部分處於適育年齡的夫婦考慮到自身的撫育能力，在1959年做出決定，把“造人計劃”推遲；而且有資料顯示，由於營養不良，當時中國婦女閉經的發生率很高，閉經即可導致不孕，但並不會從此絕育。
正是上述原因導致了60年新生人口數量的嚴重下降。出生率下降了，但是當年人口自然死亡率並沒有下降。
如果將1960年1444萬的人口出生數與結束三年自然災害後的1962年激增的2688萬出生人數作對比，兩者之間竟相差了1200多萬人。
再加上1964年人口普查時民間的不重視，造成了大量的漏報（在1983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中公布的1964年人口普查數據中，僅1960年一年出生的人口就漏報了近60萬，那麽全部年齡的漏報肯定是個不小的數目），上述幾點應該就是官方數據中1960年總人口減少一千萬的原因。
“熱心而又聰明”的美國專家運用“科學的估算”方法，把上述一千多萬根本沒有出生的和漏報的人口統統視為“餓死”，跟其他通過各種方法“估算”後七拚八湊得來的數據累加在一起，得出了這個三年“餓死三千萬”的結論，並厚顏無恥地將這個漏洞百出的“研究成果”公開發表，用這個以不嚴謹的“科學方法”“估算”出來的謊言愚弄了全世界，並試圖籍此把中國推上道德的審判台，妄想再次以審判者的傲慢姿態俯視中國。每一個有尊嚴的中國人都應該認清這些洋專家的真正用心，他們泡製這個蹩腳謊言的動機對中國充滿了惡意，沒有任何善意的成分，其目的就是要醜化新中國。
最可悲可鄙的是那些被老外誣蔑攻擊扇了耳光後還在幫忙吆喝自輕自賤的國人，他們的人格和尊嚴都已經墮落淪為西方的痰沫和笑柄。當然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從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以做“香蕉人”為榮，對於這些數典忘祖的無恥漢奸，就連西方人也瞧不起他們。
另外有人造謠說1959、60、61這三年間中國並未發生過全國範圍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但事實是當時確實發生了，這個在網上有證可查，懷疑的人請自己擺渡。
本文隻是擺事實講道理，無意否定那三年中一些地方確實餓死了人，針對的隻是“三千萬”這個駭人聽聞的數字。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都會發生因凍餓死人的事件，這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事。即使被香蕉人吹噓為“天堂”一般的美國，這類事情也屢見不鮮，所以中國人不必因此就背上幾個美國人丟過來的這個虛構的“三千萬”十字架，被早已被美國無視的什麽“犯罪感”壓得抬不起頭來。
美國在1920～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一方麵大批工人失業、數千萬人掙紮在死亡線上，另一方麵資本家卻把大量的小麥堆起來燒掉、六百萬頭生豬一次性投入密西西比河，寧可銷毀也不肯施舍給窮人，根本無視人民的死活。
據1932年9月《幸福》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1100萬戶農村人口未計在內)，流浪人口達200萬，僅紐約一地1931年一年中記錄在案的餓斃街頭的案件就有20000餘起。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矮小，後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全美有330萬兒童失學，女孩子為了養家糊口冒著懷孕的危險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到街上賣淫。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因體質不合格遭淘汰的達 40%！
胡佛總統曾經要求喜劇演員通過給人們以歡笑減輕大家的心理壓力。紐約大街流行這樣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摘自《富蘭克林·羅斯富全傳》
有“證據”顯示：美國1930年大饑荒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 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以下美國人口數據是從美國人口統計局和勞工部的網頁查得。
1900年7621萬
1910年9222萬
1920年1億602萬
1930年1億2320萬
1940年1億3216萬
1950年1億5132萬
1960年1億7932萬
美國自立國起每十年一次人口普查，應該很有經驗和準確。我們做以下統計和比較，就可以得知美國人口在各年份增長的情況：
1900～1910年，增加1601萬人；
1910～1920年，增加1380萬人；
1920～1930年，增加1700萬人；
1930～1940年，增加 896萬人；
1940～1950年，增加1916萬人；
1950～1960年，增加2800萬人。
以上數據顯示：在從1900年～1960年期間，美國平均以1700萬人(每十年)的速度增長，但在1930年～1940年出現了異常情況，人口僅增長了不到900萬人，比正常情況減少800多萬人。而1930年～1933年美國暴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發生了遍及全美國的大饑荒和普遍的營養不良，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有800萬人以上被餓死，約占當時美國總人口的7%。
如上所知：即使沒有經過“科學的估算”，也顯示美國當時餓死了八百萬人之多，有人替美國通過“美國式的科學方法估算”，竟然得出死亡人數超過一千八百萬的驚人數字。
中國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就被熱心的美國專家“估算”出餓死“三千萬”，而且裝聾作啞不接受任何解釋，至今仍堅持這個偽造的結論以圖攻擊中國的偉人。
而美國人口減少了800萬，這些專家卻都緘默不語，完全無視這800萬人的“生命”。
兩岸三地一些香蕉人一直在忠貞地替主人辯護，說當時美國的糧食太多了，多得隻好銷毀！
但卻不解釋為什麽美國資本家不肯把這些“多得不得不銷毀”的糧食施舍給窮人、幫助窮人度過饑荒，而是冷漠地看著窮人大量餓死。
而且他們還自作聰明地替主人把這800萬餓死的人口解釋為“移民去俄羅斯等國尋找新的天堂”了，這對一向被他們吹噓為“天堂”的美國不啻是一個諷刺。
這些香蕉人驢唇不對馬嘴的表忠辯解展示了他們的奴顏卑膝與愚蠢可笑。
吳連登：《毛澤東稿費的準確數額是124萬元》
“有關毛主席稿費的事，我也聽說了，一些報刊搞得風風雨雨，說什麽：毛主席的稿費高達一億三千多萬元。這太離譜了。據我所知，毛主席的稿費肯定沒有這麽多。我記得是120多萬元，具體的數字可以到中辦特會室去查。”汪東興說罷，征詢地看了看吳連登。
吳連登接過汪東興的話茬，說：“自從一些媒體出現了‘億元稿費’的謠言後，我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人員都很氣憤。毛主席也是人，也應享有人的尊嚴和權利，不能這樣子任人怎麽糟踏就怎麽糟踏，覺得有必要將我們了解的事實公布於眾。為此，我專門找到現在已經82歲的鄭長秋同誌。汪主任，您比我了解，鄭長秋從1952年9月直到1986年離休時，一直在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出納為老紅軍戰士鍾子山，專職保存財務票據），對毛主席稿費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最有發言權。
他十分明確地向吳連登做出以下介紹和證實： “毛主席的全部稿費，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為止，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肯定是準確的。1976年10月初，東興主任到毛家灣檢查毛主席遺體的保護，順便到“毛著”編委會看望同誌們時，還指示過，要把毛主席的稿費124萬多萬人民幣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並交待要把編委會人員的生活搞好。後來沒有動用毛主席的稿費。
“記得是到了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稿費比原來多出33萬。當時，東興同誌對毛主席的稿費管理得非常嚴格，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
“當時，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當年資助過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範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兩次。給王季範的那一份，幾乎都是王海蓉來取。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然而來京看望毛主席，也是從毛主席的稿費中開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費用。如毛澤連等。還有，不定期地給老家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有限，緊緊是作為解決臨時困難之需。再就是主席家裏因工資不夠的部分，也會從稿費中解決，以貼補家用。但是，毛澤東對稿費的使用是很嚴格的，要由吳連登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老人家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的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1974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我把8千元送給她時，好感動。他說：‘這錢就放在你那裏，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後來，我幾乎每周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點什麽，就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和錄音帶。賀子珍在住院期間花了不足4千元。我就將剩下的3千餘元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後隻得放回毛主席的稿費中。
“1972年，作為毛主席那裏的備用金，張玉鳳曾從中辦特會室取走2萬元。但是，這筆錢一直沒有動用過。後來，張玉鳳將這兩萬元原封不動地退回了特會室。
吳連登還向汪東興匯報了鄭長秋披露的一件事：
1972年的一天，身著軍裝的張玉鳳坐著華沙轎車來到中辦特會室，說明主席處、其實是江青心血來潮，需要8千元特用，還要嶄新的大票（當時最大的票麵額為10元一張）。特會室哪有這麽多的新票、大票？鄭長秋對她說：“我們一道去銀行取吧。”
在西單一家工商銀行，鄭長秋自報家門：“我是中辦特會室的財務，名叫鄭長秋。鄭長秋？噢，知道知道，通過不少電話，中辦特會室有這麽個人。但從來沒有見過麵，今天怎麽帶著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軍人？
當時是一種什麽政治氛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銀行領導覺得情況異常，穩住，先穩住他兩，連忙解釋道：“我們行現在沒有這麽多的新票，要到庫裏去提。請二位稍等。”說著話，已經把他兩請到客廳裏，又是敬煙又是泡茶的招待起來。
緊接著，一個電話打到了中辦政治部查詢有關情況，待得到“不知道”的回複後，又撥通了汪東興的秘書孫守明這才真相大白。而此時，鄭長秋和張玉鳳已經在這家銀行被客客氣氣“軟禁”來兩個小時。
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並非易事。
“文革出版的”毛著數以億冊記，但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汪東興嚴正指出：“10年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詩詞》等數以億冊計。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現在竟有人造謠說，毛主席搞特權，以權謀私，在文化大革命中拿了多少多少稿費。這些人詆毀毛主席真是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吳連登補充道：“網上現在有人說，毛澤東當時有一億多稿費，說是‘文革’中，全國都沒有稿費了，就他一人還有稿費？毛主席在‘文革’中也沒有稿費。毛主席有脾氣，決不摸錢，他的這些錢，我們比他自己還清楚。但是，在國際上還是有稿費製度的，那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經常給毛主席匯稿費過來。對於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主席曾讓辦公廳一一匯回去，多數是東興主任經辦。”
鄭長秋也向吳連登指示：“文革中，毛主席出版的著作都沒有稿費。這期間，我所在的特會室沒有收過毛主席的任何稿費。”
無獨有偶。有家雜誌在羅列了10年文革出版了多少多少冊“毛著”後，煞有介事地說什麽：
“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主席文選》、《毛澤東詩詞》稿費的計算標準的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書、精裝本每套稿費1角：《毛主席文選》稿費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費3分；毛澤東著作單行本，不是新發表的，暫不加稿酬。最後，這一建議送毛澤東本人審閱，毛澤東作了批示：還是以過去標準為宜，一些提議不合實際。”“後來，還是按國務院擬定的標準，並允許各省、地區可以不同，有一定的差異。《毛澤東詩詞》的稿酬，統一提升到每本5分（當時《毛澤東詩詞》每本售價為1角5分）。”
汪東興、吳連登對此表示：“這是有些人的胡說八道。毛主席一生痛恨腐敗、反對特權。文革中已經明確取消了稿酬，他不會也不可能一個人搞特權，接收那樣天文數字的稿費！”
汪東興接著說：“不要說什麽毛主席有”‘億元稿費’，就是100多萬，他老人家就覺得太多太多了，還責怪過我。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問我：‘這個稿費，你怎麽越搞越多呀？’我說：‘不是我搞多了，是你沒有怎麽開支，每年又有利息，當然就越來越多了。’大家想想，毛主席能容許自己有那麽多的稿費？”
更加讓人大開眼界的是：這家雜誌造謠到了多數人的頭上。說什麽：“1976年12月底，汪東興在清查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費累計存款為7582萬餘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的名義開戶的。據汪東興所述：毛澤東稿費累計多少，以什麽名義存放，當時隻有周恩來、汪東興、張玉鳳知道。”另外，毛澤東以個人姓名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賬上通常存有八九十萬元。”
汪東興聽罷，禁不住苦笑：“毛主席稿費放的地方，既不是什麽”‘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
也不是在什麽中國人民銀行‘中南海支行’開設的戶頭。黨小組怎麽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費？講不通嘛！中南海什麽時候有銀行了？這些人真會無中生有。毛主席的稿費存放的地方，事實上隻有一個，那就是中辦特會室！
毛澤東視稿費為黨的錢，人民的錢。將稿費放到中辦特會室隻有他一人
汪東興動情地介紹道：“這筆稿費是黨的錢，是老百姓的錢。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他老人家一再聲明：我參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做事情來的。總有一天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汪東興還向我們談起這樣一件往事：
這天，他到毛澤東那裏辦事談起了稿費問題。汪東興向：“主席，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特會室名下……”毛澤東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這個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暗示不是我毛澤東的稿費。”“那您的孩子怎麽辦？”“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的一定的待遇和報酬，可以自己養活自己。”
東興同誌說到這裏，不無感慨地說：“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心一德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爭氣，也很自覺，從來沒有打過毛主席稿費的主意，更沒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費。毛岸青沒有，李敏沒有，李訥也沒有。”
汪東興講到這裏，話鋒一轉：“吳連登同誌，一些報刊，還有網上究竟是怎麽無事生非的？你說說。”
吳連登匯報說：“《黨史博采》雜誌稱：‘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拒絕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發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這不是明擺著造謠嘛！毛澤東所有的稿費加起來也不足200萬元呀！”
“還是《黨史博采》雜誌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千萬元給兩個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
“五千萬！”汪東興笑了，“30多年前的5千萬是個什麽概念？千萬富翁！
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敢相信。我隻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主席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我不會亂編，可以到特會室查嘛！”
“還有的刊物說：江青通過您從毛主席的稿費中拿走了38萬元。”
汪東興當即否定：“沒有這回事。”
吳連登接著說：“‘毛主席億元稿費’流傳很廣，連西南邊境的《昌都報》都登了。其中說到‘毛主席還先後兩次提取存款，給汪東興4萬元，其中有1萬5千元是給汪東興家屬修理房屋用的。”
（《環球視野》第315期，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