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毛澤東手書：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毛澤東在年輕時發表的《體育之研究》。
毛澤東發表《體育之研究》是在1917年。本文摘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情趣》（何以 編）一書部分章節，講述毛澤東發表《體育之研究》的故事。
1915年春，毛澤東的好友易昌陶因病去世。其時正值袁世凱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麵對民族危機的步步加重，又有感於學友的英年早逝，毛澤東賦詩抒情,既傷國難，又痛亡友，更感生者責任之重大，同時也愈加認識到鍛煉強健的體魄，絕不隻是個人的問題，這關係到民族國家的興亡。
毛澤東為悼念易昌陶寫了一幅挽聯：
胡虜多反複，千裏度龍山，腥穢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
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
1917年，由於第一師範學校校方不重視體育活動，加之功課繁忙和傳染病發生，以致八班傅傳甲等7名同學，不幸染病身亡。這更刺激了毛澤東。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友會主持的追悼會上，寫了這樣一副挽聯：
為何死了七個同學?
隻因不習十分間操!
有感於同學們的體質虛弱，又對體育鍛煉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認識，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毛澤東”的繁體字加起來是二十八畫)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號上，發表了題為《體育之研究》的著名論文。
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 “國力恭(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於命中，何有於致遠？”而要想增強整個民族的體質，就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自覺地來鍛煉身體。
所以“堅實在於鍛煉，鍛煉在於自覺。……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苟自覺矣，則體育之條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遠之效亦當不求而自至矣。”促使全中國每個人都自覺地來鍛煉身體，增強整個中華民族的體質，以達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目的，這就是《體育之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全文包括一個短序和八個部分，共六七千字。
短序簡要的開章明義地闡明了寫此文的目的。
第一部分“釋體育”，旨在說明什麽是體育，即“體育者，人類自養其生之道，使身體平均發達，而有規則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部分“體育在吾人之位置”，闡述了體育的重要性。毛澤東精辟地闡明了德、智、體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予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毛澤東在尖銳批評了當時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重視德育、智育，而輕視體育的錯誤認識之後，特別強調了體育的重要性：“人獨患無身耳，他複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著，他率亦隨之類。善其身無過於體育。體育於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
第三部分“前此體育之弊及吾人自處之道”，指出以前體育的弊病和今後應該注意的問題。在這裏，毛澤東列舉了中國古代許多事例，來說明不重視體育運動的害處及堅持體育運動的好處，並極力主張“三育並重”。
第四部分“體育之效”，充分闡明了體育運動的益處。毛澤東認為堅持體育運動有四大功效：
其一，強筋骨。他從理淪和實踐這兩個角度，舉出古今中外許多事例，說明隻要“勤體育則強筋骨，強筋骨則體質可變，弱可轉強，身心可以並完”。
其二，增知識。“近人有言日：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其三，調感情。“身體健全，感情斯正，可謂不易之理”。
其四，強意誌。
最後，毛澤東總結體育的功效說：“體育之效，在於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誌。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識、感情、意誌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適，是謂俱泰。故夫體育非他，養乎吾生、樂乎吾而已。”
第五部分“不好運動之原因”，指出當時的學生大多不喜愛運動的原因有四：一，無自覺心；二，積習難返；三，提倡不力；四，以運動為可羞。
第六部分“運動之方法貴少”。
第七部分“運動應注意之項”。“運動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蠻拙，三也。”所謂“有恒”，即每天堅持不斷。所謂“注全力”，就是“運動之時，心在運動，閑思雜慮，一切屏去。”所謂“蠻拙”，“運動之進取宜蠻，蠻則氣力雄，筋骨勁；運動之方法宜拙，拙則資守實，練習易”。
第八部分“運動一得之商榷”，毛澤東介紹了自己創造的一種體操“六段運動”。
《體育之研究》切中當時一般學生之時弊。那時正處於封建私塾教育和西式的學堂教育過渡時期。在“讀書唯上”的傳統思想束縛下，體育鍛煉不被一般學子所重視。
毛澤東從擔負國家興亡責任這一曆史高度，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的重大命題，是極具現實意義的。毛澤東關於這一問題的具體闡述，對當時的青年們擯棄“讀書至上”的“清高”觀念，做“身心並完”的時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這裏許多觀點，後來毛澤東自己又不斷予以發展。
毛澤東手書：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例如在1942年，毛澤東曾提出“鍛煉體魄，好打日本”的口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根據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和當時青年學生健康不佳的狀況，毛澤東於1950年6月1日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提出了“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
1953年，毛澤東再次向全國青年發出了“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後來又製定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和“德、智、體全麵發展”的重要方針。
在不同的場合，毛澤東還經常談到要重視青年學生身體健康的問題。
195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會見幾位湖南教育界的人士時，回顧了自己當年在第一師範鍛煉身體的情況，並指出：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有誌參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須鍛煉身體，使身體強健，精力充沛，才能擔負艱巨複雜的工作。
大家不是讀過《紅樓夢》嗎?《紅樓夢》裏有兩位主角，一位是賈寶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來，這兩位都不大高明。賈寶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侍，這種不會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臉。她脆弱，她多病，隻好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麽能夠革命呢？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青年!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熱情，有幹勁的革命青年。
總之，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一方麵憂國憂民，為民族的解放事業發奮忘我的學習；另一方麵，為了能夠完成曆史賦予自己的偉大使命，迎接將來可能出現的任何艱難險阻的挑戰，毛澤東以一種頑強的精神，鍛煉身體，砥礪意誌。
同時，毛澤東設法把自己的同學組織起來，並號召全國的青年，鍛煉強健的體魄，磨礪頑強的意誌，迎接未來的挑戰。這反映了毛澤東遠大的眼光和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精神麵貌。
毛澤東本人後來也經常回憶起自己那一段不平凡的經曆，每當談起當年的情形，言辭間總有不能自已的自豪感：“我們也成了熱心的體育鍛煉者。寒假裏，我們徒步穿過田野，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渡過江河。碰到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衫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脫掉襯衫，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大聲叫嚷，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體育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裏，我們露天睡覺，甚至於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遊泳。這一切都是在鍛煉身體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們的體質也許很有幫助，我後來在中國南方的多次往返行軍，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路上，特別需要這樣的體質”。(《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
《比賽第一，友誼第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不再多提》了。
然而，四十多年來從大大小小各種運動會上的比賽中，如世界奧運會中的夏季奧運冬季奧運，各和世界各項單項運動竟選場上，到亞洲運動會，中國各種運動會等等，許許多多從比賽場上傳來的很多醜聞紛紛揚揚，也不知其是真是假。
新中國的體育運動，年輕一點的中國人自然想起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有各種各樣的比賽，存在於各行各業，當然也有體育比賽。而留給中國人的毛澤東體育遺產就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與《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以及《普及與提高相結合》。
中國人中年以上的人在小時候，每次學校開運動會，大喇叭裏的播音員總會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中國曆來遵循的是《比賽第一，友誼第二。》特別是參加國際比賽，拿冠軍、掙金牌隻是光榮稱號。沒有太多金錢，也無大改變人生。
奧運會，每次國際大賽，一個國家可派的名額有限，自然有很多運動員無法“出人頭地”，他們自尋出路。體育，按毛澤東的說法：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都這樣做到了就不會有這樣那樣的邊聞了。但是，人們看到的奧運會體育比賽實際成了各國政客們用來展示國威的工具。
其實，今天的奧運早已違背了當年的奧運精神，奧林匹克主義在《奧林匹克憲章》中被闡釋為：相互理解、友誼長久、團結一致和公平競爭。《相互理解、友誼長久、團結一致和公平競爭。》奧運精神是不是和毛澤東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十分相似。
奧林匹克主義旨在尋求一種將文化、教育和國際合作均衡結合的生活方式，其基於努力的喜悅、良好榜樣的教育價值、社會責任和對普遍基本道德原則的尊重。奧林匹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讓體育運動為人類的和諧發展服務，以促成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
據奧林匹克主義的原則，運動活動是一項人權，每個人都應該有從事體育運動的權利，不應受任何形式的歧視，並遵循奧林匹克主義。
非歧視原則是奧林匹克主義的核心。奧林匹克主義宣稱，人們享有從事體育運動的的權利與自由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這包括了基於種族、膚色、性別、性取向、語言、宗教、政治或政見、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血統或其他社會地位等要素的歧視。
國際奧委會認為，奧林匹克運動的目標是通過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歧視及能體現奧林匹克精神，即要求在著重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的精神下達致相互理解的前提下進行體育運動，借此來教育青年，以促成建設一個和平、臻善的世界。
國際奧委會在《奧林匹克憲章》中“奧林匹克主義的原則”條款中有這樣一段話：“每一個人都應享有從事體育運動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並體現相互理解、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的奧林匹克精神”。也稱現代奧林匹克精神。
現如今奧林匹克運動會因為其被霸權國家的政客們極端的政治化和被資本主義的資本家商人們極度地商業化。正是因為奧運被政治化和商業化才有那麽多運動員服用禁藥。把奪金牌當作出人頭地改變命運賺錢先富的運動員，同時又被吹捧為為國爭光，愛國英雄，又忽悠鼓吹年輕人去得金牌運動員的家鄉去“朝聖“學習取經。但這些運動員都是個例，也無法支撐其國人從事正常的體育鍛煉，如十米跳水等項目根本就無法普及，個人也無法哀製，獲得金牌更是脫離現實。
體育政治化完全是走資派特色政府複辟資本主義社會體製所帶來的惡果，而把體育商業化更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為。有太多的商人想把運動員當成搖錢樹。所以，體育的商業化早已成為體育界的癌症。遺憾的是中國走資派自投入網也無法幸免體育商業化帶來的危害。
真可謂學壞容易學好難。從足球等高度商業化的比賽項目可以看到體育商業化的暗箱操作使中國的足球幾乎夭折。有業界人士分析說中國足球為什麽無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主要因為中國的足球人口太少雲雲。於是，負責宏觀經濟和產業規劃的國家發改委居然弄出個發展足球的長期規劃，號稱要在中國修建多少個正規的足球場，煞有介事。這種規劃如果真的付諸實施，非但不能強化中國的足球，反過來隻能刺激腐敗，喂肥一批基礎設施開發商。當然遇到下一輪反腐，也會有一批官員鋃鐺入獄。結果是足球沒踢好，納稅人的錢沒了。所以，可能還是毛澤東說得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不要搞什麽發展足球的長期規劃，有錢多用在民生事業上，還有這麽多低收入人群。
然而，中國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強行複辟資本主義，一切向美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學習。看看美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是《比賽第一友誼第二》的。而且美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還容不下中國的特色資本主義，時時處處羞辱一下中國，加上中國特色政府從上到下大大小小走資派們都是美奴才，聽話的很，被羞辱了還能一忍再忍，享受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內的樂趣。中國的子民們也就忍著吧。
資本主義社會中體育比賽中的醜聞摘幾個如下：
《興奮劑醜聞籠罩的巴黎奧運 掀起美國與WADA角力》
《北京卷入興奮劑醜聞之際，中國網民指控美國運動員服用禁藥》
《巴黎奧運會再曝興奮劑醜聞！希臘運動員被禁賽已離開奧運村 》
《巴黎奧運會｜4天2例興奮劑醜聞！為什麽總有人鋌而走險》
《巴黎奧運加拿大曝出大醜聞！ 扣分罰款禁賽一年》巴黎奧運會女子足球賽現因發生無人機間諜醜聞，國際足聯（FIFA）作出重大處罰，宣布對加拿大隊扣除了六分，並對三名教練分別處以一年禁賽處罰。
處罰還包括對加拿大足球聯合會罰款20萬瑞士法郎（約合31.3萬加元）。
這一事件在夏季奧運會期間迅速發酵。上周三，加拿大隊兩名助理教練在對陣新西蘭隊的首場比賽之前，因使用無人機監視對手的訓練而被抓獲。
曾帶領加拿大隊在2021年東京奧運會奪冠的主教練Bev Priestman已經被國家足球聯合會停賽，並被踢出奧運會比賽。現在她被禁止參與所有足球活動一年。
國際足聯加速了其紀律處分的程序，已要求其上訴法官處理此案。
國際足聯法官裁定普裏斯特曼及其兩名助理“各自被發現行為不當，違反了公平競賽的原則。”
加拿大足球協會（CSA）可以在接下來的10天內對該決定提出上訴。
“CSA未能確保其參加官員遵守禁止在任何訓練場地上空飛行無人機的相關FIFA規定，因此被認為負有責任，”FIFA在周六的裁決中表示。
“這些官員在使用無人機的過程中，被發現存在冒犯行為並違反了公平競賽原則。”
國家運動管理機構首席執行官Kevin Blue周五透露，該機構正在梳理一係列係統性和曆史性的間諜行為，包括男子和女子項目。
“在道德灰色地帶的行為對於a加拿大人來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對於加拿大足球和我個人作為組織的領導者來說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說。“在規則內競爭是加拿大人的基本期望，這一標準沒有達到。”
在間諜指控進一步發酵後，加拿大足球協會暫停了女子主教練Bev Priestman的執教資格。TSN記者Rick Westhead援引消息稱，加拿大人在東京奧運會上對對手進行間諜活動，包括偷窺東道主日本隊的訓練。
據《環球郵報》報道，法國警方跟蹤了周一在新西蘭女子隊訓練時發現的無人機飛行路徑，找到了加拿大工作人員。加拿大隊未經認證的工作人員Joseph Lombardi和助理教練Jasmine Mander本周早些時候已被送回國。
國際足壇超級明星、已從賽場退役的Christine Sinclair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對目前試圖衛冕的隊員們表示同情。她表示，球員對這些行為沒有控製權。”我想明確表示，作為一名國家隊球員23年，在我參加的團隊或個人會議中，我們從未被展示或討論過無人機拍攝的鏡頭。“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一切都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對著幹，就在體育領域內毛澤東周恩來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也要求全中國人《不再多提》也就是不準再提了，更不準再做了。
關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曆史演變過程研究。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作為新中國上世紀毛澤東時代《文革期間》的七十年代體育工作的一項方針(見《王猛同誌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大致經曆了提出、宣傳貫徹、討論質疑和逐漸淡出被走資派強製要求：《不再多提》等幾個曆史階段。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在《文革》期間的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漢搞調研時提出來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正式提出時間是在《文革》期間的1971年1月，提出者是總理周恩來。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淡出時間是在1982年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早期。(見《王猛同誌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
1971年1月25日至2月3日，日本乒協會長後藤鉀二先生率代表團訪問中國，並遨請中國派團參加在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當時，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作了“我隊應去“的批示，還根據國際社會的複雜形勢，特意指示“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誌又在中國代表團出征前夕的3月10日和16日，兩次接見代表團全體成員，並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明確地給我們提出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 這就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方針產生的大致過程。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產生之後,立即得到了廣泛地宣傳和貫徹。
1973年《新體育》雜誌用近一年的時間，在第3期、第5期、第8期和第12期，開辟了“認真貫徹執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的專欄，發表了各類文章近二十餘篇。
在以後曆年的《新體育》中，仍隨處可見有關《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宣傳和評述。
直至1978年第9期，還發表了中國乒乓球隊的“正確處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關係”的文章。
與此同時，高等院校體育係科在自編的《體育理論》講義中，也大都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與《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放在一起，作為中國體育的三大方針加以論述和講授，並持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也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開始出現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質疑和討論。
在1979年上半年國家體委於北京體院舉辦的全國青年體育理論教師進修班上，走資派們就指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踐中有弊病。在後來正式出版的《體育理論》教材中,刪掉了“體育方針”一節。
1980年8月20日,《體育報》就上海隊與烏拉圭大學足球隊的比賽中，上海隊隊員報複性地踢打客隊隊員，而有的讀者卻認為是“奮勇還擊打得好”一事，展開了“是打得好嗎?”的討論。討論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如何理解和貫徹“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問題。
鑒於此，8月29日《體育報》編者按進一步指出:“究竟《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還要不要堅持，如何堅持，希望大家深入討論。”討論中，在走資派們的誘導下，有相當一部分讀者對“友、比方針”提出了尖銳的意見和看法。走資派的吹鼓手們就指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極為荒謬，形而上學的很。……不分場合統統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妨礙了中國運動水平的提高”(見8月25日《體育報》)。
不過，在長達月餘的討論中，編輯部共收到稿件1800餘件，大多數同誌認為還是應當正確理解和堅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次討論之後，盡管出現了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不同看法，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仍在提倡和宣揚，隻是不象以前那樣普遍而常見了。
1982年2月1日,國家體委召開了擴大的委務會，李夢華主任在這個會上做了總結發言,在談到做好國際體育工作時,指出:“運動隊在各種比賽中一定要努力爭取創造優異成績,擴大我國影響,……一切國際體育活動都要做好友誼工作,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可《不再多提》”(《體育工作情況反映》1982年第4期)。後來有的同誌曾建議修改、更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大概從此以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從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的報刊雜誌等正式宣傳中，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不再多提》，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就其強調“友誼”重於“比賽”的思想觀念而言，至今並未過時，在體育運動實踐（特別是群眾性體育活動）中，仍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1971年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拉開帷幕。
1959年至1965年享譽乒壇的中國隊由於“文革”已經6年，而沒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所以此次參賽引起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
赴日本比賽前，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乒乓球隊員時正式提出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指導方針。
【為毛澤東說句話①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的來由】
近40多年來，走資派們對毛澤東的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被傳的變味了。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全民搞體育運動，搞些比賽是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的。和資本主義的《比賽第一友誼第二》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必要正本清源。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為毛澤東說這句話：《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的來由。
是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漢時提出來的。
當時毛主席住在東湖梅嶺一號，跟隨負責警衛工作的是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為了活躍工作人員及警衛戰士的文體生活，東湖賓館常有一些打籃球比賽。毛主席有時也來觀看，休息輕鬆一下。
一天，駐武漢的空降師鋼8連應邀來東湖賓館與警衛團的一中隊打籃球。一中隊贏了。毛主席為兩隊的表演熱烈鼓掌，並對一中隊的戰士們說:
“你們打球贏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贏人家也不好。雙方打球是友好比賽，活躍文體生活。強隊不要怕，弱隊要鼓勵。要尊重人家，要幫助人家，要幫助人家把你們贏了才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
幾個月後，另一場一中隊與武漢地方警衛隊的一場籃球賽之後，一中隊又贏了，但是毛主席不高興。毛主席對隨來的中央警衛團長張耀祠說:
“從北京來的同誌要謙虛，你們到哪裏去人家都尊重你們，人家把你們當成客人尊重，你們不要驕傲。打球，不要老想贏人家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要講友誼、講團結啊！要有風格，要謙讓。”
接著，他又嚴肅地對張耀祠說:
“你們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總是熱情接待你們。今後不管到了什麽地方，都要尊重人家，要尊重他們的領導，尊重大師傅、服務員、炊事員、燒鍋爐的工人和水電工人，說話要和藹。”
這就是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的來由和出處。
1971年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拉開帷幕。
1959年至1965年享譽乒壇的中國隊由於“文革”已經有6年，而沒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新中國毛澤東時的全民體育運動是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而非為個人爭名寺利發財先富改變個人命運的。如果為個人爭名寺利發財先富改變個人命運，《為國爭光》豈非一句謊言。如果《為國爭光》的話，將運動員當訓動物一樣進行魔鬼式殘酷訓練成一個末成年人，成為除了某項運動機器式人又如何《為國爭光》？去參與資本主義這種比賽有何意義？不去也罷。
所以《文革》中此次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參賽引起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赴日本參賽前，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乒乓球全體隊員時正式提出並要求做到《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指導方針。因為參加比賽隻是少數人的運動。全民參與體育運動才能強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