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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毛澤東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口號
來源：人民政協報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口號的由來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漢搞調研時提出來的。當時毛主席住在東湖客舍，跟隨負責警衛工作的是中央警衛團一中隊外出分隊。為了活躍工作人員及警衛戰士的文體生活，東湖客舍經常安排一些籃球賽。毛主席有時也來觀看，借以休息大腦。
一天，天氣晴朗，暖風吹拂著綠樹成蔭的樹林。一中隊戰士們與附近的空降兵第45師有名的鋼8連的一場龍爭虎鬥即將開始。這時毛主席從梅嶺一號向球場走來了。大家看見毛主席來了，都目不轉睛地看著他。球場上一片寂靜。毛主席笑了:“怎麽啦，大家打球，開始比賽。”裁判員吹哨開賽後，雙方爭搶起來。
這場比賽觀眾很多，但真正看球的人少，相反，看毛主席的人卻很多。毛主席風趣地說:“籃球比賽要看籃球，不要看觀眾。”這話把大家全逗樂了。毛主席的警衛部隊終究是中國最強悍的王牌衛隊，各方麵都優秀，樣樣不落。
經過幾十分鍾的拚殺，比賽結束，英勇的鋼8連還是輸在一中隊手下。毛主席為兩隊的表演熱烈鼓掌，並對一中隊的戰士們說:“你們打球贏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贏人家也不好。雙方打球是友好比賽，活躍文體生活。強隊不要怕，弱隊要鼓勵。要尊重人家，要幫助人家，要幫助人家把你們贏了才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
毛主席沒有把籃球比賽當成戰場的“打仗”，而是看成是“友好比賽”。但是，大家領會他的意思，隻抓住了“強隊不要怕，弱隊要鼓勵”的意思，而對他“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沒有深刻的領會。
幾個月後，因為戰備，一中隊又隨毛主席來到武漢，住在東湖賓館l號樓。一天，一中隊和湖北地方警衛部隊又進行籃球比賽，比賽結果，自然又是一中隊贏了。但事後戰士回到住地，卻總感覺到這場比賽贏得有些蹊蹺，大家一合計，恍然大悟:不是自己技術高，而是地方上的同誌在讓著自己。於是，大家商量過幾天再進行一場球賽，真正決個高低。雙方決定地點在東湖梅嶺旁邊的球場上進行。
誰知毛主席的勤務員周福明上次卻領會了毛主席“友好比賽”的深刻含義，於是把這件事情向毛主席報告了。毛主席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麽。
這一天雙方隊員正在球場上練球。毛主席興致勃勃地來到球場，雙方隊員看到毛主席來看打球，非常興奮。球場上哨音剛響，爭球開始了，球一出手，整個球場上激烈地角逐起來了，特別是在搶籃板球時，雙方各不相讓。毛主席站在那裏看到都笑了。這時工作人員搬來一把椅子，請毛主席坐下。他坐下來後掏出一支煙，點燃後吸了一口。這時一中隊進球了，爾後，地方警衛部隊也進球了。他輕輕地鼓了掌。
毛主席來了，一中隊更是希望贏，爭球十分激烈，當球在對方手裏，有的戰士非要把球奪回來。毛主席看到了，不高興了。因為他希望一中隊打得謙讓一些，打出風格來。賽球結束了，毛主席看了記分牌，還是一中隊贏了，站起來，沒有鼓掌，也沒有吭聲，離開球場沿著湖邊走。戰士們跟在其後，轉了半個圈子，他也沒有說話，仿佛有不少心事。
毛主席回到一號樓後，坐在沙發上，點上一支煙，然後對警衛團團長張耀祠說:“從北京來的同誌要謙虛，你們到哪裏去人家都尊重你們，人家把你們當成客人尊重，你們不要驕傲。打球，不要老想贏人家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要講友誼、講團結啊！要有風格，要謙讓。”接著，他又嚴肅地對張耀祠說:“你們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總是熱情接待你們。今後不管到了什麽地方，都要尊重人家，要尊重他們的領導，尊重大師傅、服務員、炊事員、燒鍋爐的工人和水電工人，說話要和藹。”
這時張耀祠才明白毛主席今日不高興的原因。隨後，他向一中隊傳達了毛主席的話，並且教育大家說:“大家認為隻為贏球的思想，出發點就是錯誤的，毛主席通過打球這件事教育我們要謙虛謹慎，尊重地方的同誌，賽球不是為了贏幾分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賽球活動，同兄弟部隊聯絡感情，增加友誼，加強團結合作。”
然後，他組織大家討論了兩個小時。以後，中央警衛團再也沒出現過上述問題。每到一地和地方的同誌關係都很融洽，並且打球很注意發揚風格，一到快要贏時就會“輸”球。
毛主席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尊重人民，尊重群眾。他可能會發脾氣，但隻會批評高級幹部，而對基層幹部、對人民群眾，不管發生什麽事情，從來都是十分尊重、謙讓的。對於自己身邊的人乃至警衛部隊，他都是這樣嚴格要求。就是一場比賽，他都要求自己的這一邊“輸”，更別說去對身邊的人“護犢子”了。毛主席的偉大，何人能及呢？
就這樣，毛主席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句口號就傳出去了，而其產生的深刻意思是“要講友誼、講團結，要尊重地方上的同誌”。殊不知它還真的成為了比賽場上的一句名言。
1971年，第31屆世界乒乓球比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賽前，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乒乓球隊員時正式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指導方針。在這個著名方針的指導下，中國乒乓球隊在世乒賽上為中美關係的解凍作出了突出貢獻，小小銀球竟然“轉動了地球”——世乒賽結束後，中美兩國乒乓球隊實現互訪，打破了兩國二十多年來人員交往隔絕的局麵，中美關係隨即取得曆史性突破。
從此以後，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的比賽場上，隻要有中國運動員參賽，就一定會響起“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嘹亮口號。
作者：陳冠任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一切都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對著幹，就在體育領域內毛澤東周恩來提出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也要求全中國人《不再多提》也就是不準再提了，更不準再做了。
關於《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曆史演變過程研究。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作為新中國上世紀毛澤東時代《文革期間》的七十年代體育工作的一項方針(見《王猛同誌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大致經曆了提出、宣傳貫徹、討論質疑和逐漸淡出被走資派強製要求：《不再多提》等幾個曆史階段。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在《文革》期間的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漢搞調研時提出來的。《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正式提出時間是在《文革》期間的1971年1月，提出者是總理周恩來。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淡出時間是在1982年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早期。(見《王猛同誌在一九八零年年全國體育工作會議上的工作報告》）。
1971年1月25日至2月3日，日本乒協會長後藤鉀二先生率代表團訪問中國，並遨請中國派團參加在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當時，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作了“我隊應去“的批示，還根據國際社會的複雜形勢，特意指示“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誌又在中國代表團出征前夕的3月10日和16日，兩次接見代表團全體成員，並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明確地給我們提出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 這就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體育方針產生的大致過程。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產生之後,立即得到了廣泛地宣傳和貫徹。
1973年《新體育》雜誌用近一年的時間，在第3期、第5期、第8期和第12期，開辟了“認真貫徹執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的專欄，發表了各類文章近二十餘篇。
在以後曆年的《新體育》中，仍隨處可見有關《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宣傳和評述。
直至1978年第9期，還發表了中國乒乓球隊的“正確處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關係”的文章。
與此同時，高等院校體育係科在自編的《體育理論》講義中，也大都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與《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放在一起，作為中國體育的三大方針加以論述和講授，並持續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也就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開始出現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質疑和討論。
在1979年上半年國家體委於北京體院舉辦的全國青年體育理論教師進修班上，走資派們就指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理論上講不通,在實踐中有弊病。在後來正式出版的《體育理論》教材中,刪掉了“體育方針”一節。
1980年8月20日,《體育報》就上海隊與烏拉圭大學足球隊的比賽中，上海隊隊員報複性地踢打客隊隊員，而有的讀者卻認為是“奮勇還擊打得好”一事，展開了“是打得好嗎?”的討論。討論中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如何理解和貫徹“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問題。
鑒於此，8月29日《體育報》編者按進一步指出:“究竟《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還要不要堅持，如何堅持，希望大家深入討論。”討論中，在走資派們的誘導下，有相當一部分讀者對“友、比方針”提出了尖銳的意見和看法。走資派的吹鼓手們就指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極為荒謬，形而上學的很。……不分場合統統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妨礙了中國運動水平的提高”(見8月25日《體育報》)。
不過，在長達月餘的討論中，編輯部共收到稿件1800餘件，大多數同誌認為還是應當正確理解和堅持《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次討論之後，盡管出現了對《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不同看法，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仍在提倡和宣揚，隻是不象以前那樣普遍而常見了。
1982年2月1日,國家體委召開了擴大的委務會，李夢華主任在這個會上做了總結發言,在談到做好國際體育工作時,指出:“運動隊在各種比賽中一定要努力爭取創造優異成績,擴大我國影響,……一切國際體育活動都要做好友誼工作,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可《不再多提》”(《體育工作情況反映》1982年第4期)。後來有的同誌曾建議修改、更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大概從此以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從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的報刊雜誌等正式宣傳中，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不再多提》，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曆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就其強調“友誼”重於“比賽”的思想觀念而言，至今並未過時，在體育運動實踐（特別是群眾性體育活動）中，仍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1971年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拉開帷幕。
1959年至1965年享譽乒壇的中國隊由於“文革”已經6年，而沒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所以此次參賽引起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
赴日本比賽前，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乒乓球隊員時正式提出了《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指導方針。
【為毛澤東說句話①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的來由】
近40多年來，走資派們對毛澤東的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被傳的變味了。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全民搞體育運動，搞些比賽是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的。和資本主義的《比賽第一友誼第二》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必要正本清源。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為毛澤東說這句話：《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的來由。
是1969年5月毛主席在湖北武漢時提出來的。
當時毛主席住在東湖梅嶺一號，跟隨負責警衛工作的是中央警衛團一中隊。為了活躍工作人員及警衛戰士的文體生活，東湖賓館常有一些打籃球比賽。毛主席有時也來觀看，休息輕鬆一下。
一天，駐武漢的空降師鋼8連應邀來東湖賓館與警衛團的一中隊打籃球。一中隊贏了。毛主席為兩隊的表演熱烈鼓掌，並對一中隊的戰士們說:
“你們打球贏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贏人家也不好。雙方打球是友好比賽，活躍文體生活。強隊不要怕，弱隊要鼓勵。要尊重人家，要幫助人家，要幫助人家把你們贏了才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
幾個月後，另一場一中隊與武漢地方警衛隊的一場籃球賽之後，一中隊又贏了，但是毛主席不高興。毛主席對隨來的中央警衛團長張耀祠說:
“從北京來的同誌要謙虛，你們到哪裏去人家都尊重你們，人家把你們當成客人尊重，你們不要驕傲。打球，不要老想贏人家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要講友誼、講團結啊！要有風格，要謙讓。”
接著，他又嚴肅地對張耀祠說:
“你們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總是熱情接待你們。今後不管到了什麽地方，都要尊重人家，要尊重他們的領導，尊重大師傅、服務員、炊事員、燒鍋爐的工人和水電工人，說話要和藹。”
這就是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的來由和出處。
1971年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拉開帷幕。
1959年至1965年享譽乒壇的中國隊由於“文革”已經有6年，而沒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新中國毛澤東時的全民體育運動是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而非為個人爭名寺利發財先富改變個人命運的。如果為個人爭名寺利發財先富改變個人命運，《為國爭光》豈非一句謊言。如果《為國爭光》的話，將運動員當訓動物一樣進行魔鬼式殘酷訓練成一個末成年人，成為除了某項運動機器式人又如何《為國爭光》？去參與資本主義這種比賽有何意義？不去也罷。
所以《文革》中此次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參賽引起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赴日本參賽前，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乒乓球全體隊員時正式提出並要求做到《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指導方針。因為參加比賽隻是少數人的運動。全民參與體育運動才能強大民族。
毛澤東手書：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毛澤東在年輕時發表的《體育之研究》。
毛澤東發表《體育之研究》是在1917年。本文摘自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的情趣》（何以 編）一書部分章節，講述毛澤東發表《體育之研究》的故事。
1915年春，毛澤東的好友易昌陶因病去世。其時正值袁世凱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麵對民族危機的步步加重，又有感於學友的英年早逝，毛澤東賦詩抒情,既傷國難，又痛亡友，更感生者責任之重大，同時也愈加認識到鍛煉強健的體魄，絕不隻是個人的問題，這關係到民族國家的興亡。
毛澤東為悼念易昌陶寫了一幅挽聯：
胡虜多反複，千裏度龍山，腥穢待湔，獨令我來何濟世？
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
1917年，由於第一師範學校校方不重視體育活動，加之功課繁忙和傳染病發生，以致八班傅傳甲等7名同學，不幸染病身亡。這更刺激了毛澤東。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友會主持的追悼會上，寫了這樣一副挽聯：
為何死了七個同學?
隻因不習十分間操!
有感於同學們的體質虛弱，又對體育鍛煉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認識，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毛澤東”的繁體字加起來是二十八畫)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號上，發表了題為《體育之研究》的著名論文。
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 “國力恭(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於命中，何有於致遠？”而要想增強整個民族的體質，就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自覺地來鍛煉身體。
所以“堅實在於鍛煉，鍛煉在於自覺。……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苟自覺矣，則體育之條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遠之效亦當不求而自至矣。”促使全中國每個人都自覺地來鍛煉身體，增強整個中華民族的體質，以達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目的，這就是《體育之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全文包括一個短序和八個部分，共六七千字。
短序簡要的開章明義地闡明了寫此文的目的。
第一部分“釋體育”，旨在說明什麽是體育，即“體育者，人類自養其生之道，使身體平均發達，而有規則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部分“體育在吾人之位置”，闡述了體育的重要性。毛澤東精辟地闡明了德、智、體三者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而德智皆寄予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毛澤東在尖銳批評了當時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重視德育、智育，而輕視體育的錯誤認識之後，特別強調了體育的重要性：“人獨患無身耳，他複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著，他率亦隨之類。善其身無過於體育。體育於吾人實占第一之位置，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
第三部分“前此體育之弊及吾人自處之道”，指出以前體育的弊病和今後應該注意的問題。在這裏，毛澤東列舉了中國古代許多事例，來說明不重視體育運動的害處及堅持體育運動的好處，並極力主張“三育並重”。
第四部分“體育之效”，充分闡明了體育運動的益處。毛澤東認為堅持體育運動有四大功效：
其一，強筋骨。他從理淪和實踐這兩個角度，舉出古今中外許多事例，說明隻要“勤體育則強筋骨，強筋骨則體質可變，弱可轉強，身心可以並完”。
其二，增知識。“近人有言日：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其三，調感情。“身體健全，感情斯正，可謂不易之理”。
其四，強意誌。
最後，毛澤東總結體育的功效說：“體育之效，在於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誌。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識、感情、意誌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適，是謂俱泰。故夫體育非他，養乎吾生、樂乎吾而已。”
第五部分“不好運動之原因”，指出當時的學生大多不喜愛運動的原因有四：一，無自覺心；二，積習難返；三，提倡不力；四，以運動為可羞。
第六部分“運動之方法貴少”。
第七部分“運動應注意之項”。“運動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蠻拙，三也。”所謂“有恒”，即每天堅持不斷。所謂“注全力”，就是“運動之時，心在運動，閑思雜慮，一切屏去。”所謂“蠻拙”，“運動之進取宜蠻，蠻則氣力雄，筋骨勁；運動之方法宜拙，拙則資守實，練習易”。
第八部分“運動一得之商榷”，毛澤東介紹了自己創造的一種體操“六段運動”。
《體育之研究》切中當時一般學生之時弊。那時正處於封建私塾教育和西式的學堂教育過渡時期。在“讀書唯上”的傳統思想束縛下，體育鍛煉不被一般學子所重視。
毛澤東從擔負國家興亡責任這一曆史高度，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的重大命題，是極具現實意義的。毛澤東關於這一問題的具體闡述，對當時的青年們擯棄“讀書至上”的“清高”觀念，做“身心並完”的時代新人，具有重要作用。這裏許多觀點，後來毛澤東自己又不斷予以發展。
毛澤東手書：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例如在1942年，毛澤東曾提出“鍛煉體魄，好打日本”的口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根據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和當時青年學生健康不佳的狀況，毛澤東於1950年6月1日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提出了“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
1953年，毛澤東再次向全國青年發出了“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後來又製定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和“德、智、體全麵發展”的重要方針。
在不同的場合，毛澤東還經常談到要重視青年學生身體健康的問題。
195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會見幾位湖南教育界的人士時，回顧了自己當年在第一師範鍛煉身體的情況，並指出：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有誌參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須鍛煉身體，使身體強健，精力充沛，才能擔負艱巨複雜的工作。
大家不是讀過《紅樓夢》嗎?《紅樓夢》裏有兩位主角，一位是賈寶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來，這兩位都不大高明。賈寶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侍，這種不會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臉。她脆弱，她多病，隻好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麽能夠革命呢？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青年!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熱情，有幹勁的革命青年。
總之，毛澤東在青少年時期，一方麵憂國憂民，為民族的解放事業發奮忘我的學習；另一方麵，為了能夠完成曆史賦予自己的偉大使命，迎接將來可能出現的任何艱難險阻的挑戰，毛澤東以一種頑強的精神，鍛煉身體，砥礪意誌。
同時，毛澤東設法把自己的同學組織起來，並號召全國的青年，鍛煉強健的體魄，磨礪頑強的意誌，迎接未來的挑戰。這反映了毛澤東遠大的眼光和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精神麵貌。
毛澤東本人後來也經常回憶起自己那一段不平凡的經曆，每當談起當年的情形，言辭間總有不能自已的自豪感：“我們也成了熱心的體育鍛煉者。寒假裏，我們徒步穿過田野，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渡過江河。碰到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衫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脫掉襯衫，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大聲叫嚷，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體育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裏，我們露天睡覺，甚至於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裏遊泳。這一切都是在鍛煉身體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們的體質也許很有幫助，我後來在中國南方的多次往返行軍，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路上，特別需要這樣的體質”。(《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