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扶貧》《支教》為積德

走資派《扶貧》《支教》為積德

 

 

老子說，上善若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說，最好的善，就象水一樣，向下滋潤萬物而不爭名利，最好的德就是讓人看不出來有德，最差的德就是讓人看出來很有德。

鄭國有一條河，沒有橋，百姓過河不方便，宰相子產就用他的車架幫助百姓過河，所以鄭國百姓都誇子產有德。

而孟子卻批評說，子產為什麽不建橋呢?

當然，建了橋後，子產就沒有幫助百姓渡河的機會了，百姓就看不到他的德了，而這正是上德。這就是下德和上德的區別。

《真正讓老百姓吃飽飯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什麽人!》

 作者：劉大娘

牛頓上大學時，他的數學老師巴羅教授曾告誡牛頓：“許多看起來很正確很簡明的理論，實際都是錯誤的，它們都缺乏嚴謹地論證。”這句話使牛頓養成了嚴謹的治學風格，終結碩果。

我們普通人之所以不偉大，不能成為科學家，就是因為我們普通人看問題習慣靠直覺，看到什麽就是什麽，不往深層考慮，不能嚴謹地推理論證。古人看到太陽東升西落，憑直覺就以為太陽是圍繞地球轉的，而實際上恰恰相反，地球是圍繞太陽轉的。憑直覺去看問題，錯誤不小。

農業實行單幹後，糧棉豐收了，中國人能吃飽穿暖了，於是中國乃至世界就有許多人憑直覺說，是單幹讓中國人吃飽穿暖的，中國人吃飽穿暖是XXX的功勞;毛澤東隻會搞政治，搞鬥爭，不會搞經濟。

這些話，乍一聽起來非常正確，可是經過嚴謹論證了嗎?如果經過嚴謹論證之後，會不會恰恰相反呢?

單幹能提高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這話我舉雙手讚成。但是，僅僅提高積極性和責任心，農業就能豐收，中國人就能吃飽穿暖了嗎?

從三皇五帝開始，一直到民國，中國一直都是單幹，農民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都一直在極點，為什麽一直都吃不飽穿不暖，為什麽“豐衣足食”一直都是中國人的夢想?

毛澤東時代確實貧窮，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貧窮，也聽過年紀大的人說過毛澤東時代的貧窮。但是，要知道的是，並不單單是毛澤東時代貧窮，毛澤東時代以前一直到三皇五帝時代，大多數的中國人一直都是吃不飽穿不暖的。

解放前，我祖父是中農，一家四五口人種三四十畝地，畝產幾十斤，成百斤，粗細糧食加一起一年不過產兩三千斤，去掉種子和喂牲口的，就僅僅夠糊口的，還得和野菜搭配。我祖母在世時常常說，那個時候隻有過年才舍得吃全細糧的飯。在穿上，那時我祖父連鞋都舍不得穿，夏天赤腳，冬天穿草鞋，哪有布做鞋呀。那時，有巴掌大的一塊破布，都要收好保藏起來，以補衣服用，或攢多了，做一件百衲衣。那個時候，哪個農民要是有一件袍子，就好比現在有一輛大奔一樣讓人羨慕。而我的祖父，就連一件袍子都沒有，到七十年代才做一件袍子。中農尚且如此，大量的貧農雇農就更不用說了。大量的窮人一年要有大半年挨餓，許多窮人冬天連草鞋都沒有。我們這裏的老人們說，那時我們這裏有個給地主放牛的孩子，有名有姓的，冬天沒有鞋穿，就把腳伸到熱牛糞裏去焐。毛澤東時代，盡管最低時一人一年隻有幾尺布票，盡管我們這裏的人冬天仍然習慣穿草鞋，但是單布鞋還是人人都有的，棉布鞋也幾乎都有，已經進步不小了，是幾千年來沒有的事情。

為什麽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的單幹不能讓中國人吃飽穿暖?為什麽XXX一搞單幹中國人就能吃飽穿暖了?如果說是單幹的功勞，可是為什麽以前幾千年的單幹始終都不能讓中國人吃飽穿暖呢?誰能嚴謹地回答這個問題?

當單幹的中國農民，搞人海戰術，一家老少齊上陣，牛耕人割，不分白天黑夜在地裏摸爬滾打，鋤禾日當午的時候，發達國家的農民操縱機械，一天隻幹幾小時，好似閑庭信步，輕輕鬆鬆就種好收好了，單產還比我們高幾倍。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最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他說：“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而不在於單幹。一下子就抓到了實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幾千年的單幹實踐證明，靠單幹是不行的，要使農業發展起來，得靠機械化。

而機械化僅僅是使農業豐收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必要條件的代表。要使農業豐收，除了機械化外，還得靠水利，靠良種，靠農藥，靠肥料，靠科學管理。這些是使農業豐收的硬件。積極性和責任心是軟件。

如果硬件不好，沒有機械，沒有良種，沒有化肥，沒有農藥，沒有科學技術，沒有水利，非旱即澇，到處是鹽堿地，坑坑窪窪，就算積極性再高，責任心再強，吃住都在田地裏，都不能豐收，照樣畝產幾十斤，甚至顆粒無收。如果硬件好，就算一天隻幹2小時，玩8小時，照樣豐收。主次要能分清楚。現在的農民種地的積極性和責任心都已經很低了，比集體時還要低得多，幾乎沒有鋤禾日當午的了，很多地都象草原;還有不少農民，隻在種和收到地裏去，平時根本就不到地裏去，但是產量照樣很高。為什麽?就是因為現在的硬件好了。

而要發展硬件，需要強大的重工業作為基礎。沒有強大的重工業，造不出來足夠的鋼鐵、煤炭、石油、水泥等，就造不出來機械、工廠;造不出來機械、工廠，就造不出來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等，也就談不上農業的發展。

所以，毛澤東特別注重發展重工業，這是工業的基礎，也是農業的基礎，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所以，雖然那時毛澤東注重的是重工業，其實是遠遠地瞄著農業的，也是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等重工業發展起來了，機械、石油、化肥、農藥等都充足了，後麵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了，躺著都可以讓農業豐收，讓國民經濟發展，與單幹不單幹無關。怎麽能說是XXX的功勞呢?

既然是毛澤東使中國人吃飽穿暖的，那麽他那個時代為什麽貧窮呢?很簡單，從窮到富有一個過程，這好比栽樹和摘果子。從栽樹一直到結果這段時間，是沒有果子吃的，當然貧窮。隻見勞動，不見回報。結果之後，就富裕了。前任領導帶領大家栽樹，後任領導把果樹分了單幹，有果子吃了，就說功勞是他的。

拿培育良種來說，袁隆平1973年就培育出雜交水稻，可是當年就能解決吃飯問題嗎?不能。因為良種的推廣有一個過程。簡單地說，比方第一年獲得20斤良種，這20斤良種能用於填肚皮嗎?不能，要當種子。第二年用這20斤種了一畝地，收獲800斤。同樣，這800斤也不能用於填肚皮。第三年，用800斤種了40畝地，收獲32000斤，這些也不能用於填肚皮，要繼續推廣。第四年，種植1600畝，收獲1280000斤，這些仍然不能用於填肚皮，仍然要繼續推廣。直到該種的地都種上之後，才能吃。這期間，隻見勞動，隻見豐收，而不能有糧食吃。如果這期間把部分種子吃了，雖然暫時快活一點，但是要使發展速度降低很多。

再拿發展工業來說，這個和培育良種的道理一樣。發展重工業期間，隻見工業不斷發展，鋼鐵、機械等產量連年提高，就是沒有農業機械使用，因為全部的鋼鐵和機械都要當“種子”用，而不能當最終消費品使用。比方說，第一年生產100噸鋼鐵，這100噸鋼鐵是用於造拖拉機還是用於造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如果造拖拉機，那麽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就不能造，第二年鋼鐵產量仍然是100噸。如果造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那麽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的數量就增加了，第二年鋼鐵的產量就可能達到500噸。這500噸鋼鐵能用於造拖拉機嗎?仍然不能，仍然要繼續造采礦機械和煉鋼設備。如此反複，鋼鐵產量就會迅速提高，然後才能用於造汽車、拖拉機、織布機等最終消費品。這期間，仍然是隻見勞動，隻見經濟增長而不見生活水平改善。

而要發展重工業，有一個難題，並不是說發展就能發展的，因為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存在矛盾。要發展工業，就需要大量的工人，需要大量的農民去當工人，這就要求農村的糧食有剩餘，足夠養活大量工人的。糧食有剩餘，是社會分工的一個必要條件。而當時是，農業的產量很低，農村糧食剩餘很少，甚至沒有剩餘，不夠養活大量工人的，所以不能發展工業。而不能發展工業，農業就發展不起來，糧食就沒有剩餘。這就出現惡性死循環了。

怎樣打破這個惡性死循環呢?

靠市場經濟是不行的。因為市場經濟裏，政府無權插手經濟，隻能讓經濟自由發展，任由這個惡性死循環一直循環下去，發展十分緩慢。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經濟一直都沒怎麽發展，始終都是牛耕人割。印度就是這樣的，建國和中國差不多一起，也是一樣一窮二白，因為始終都是市場經濟，自由單幹，在死循環裏循環，所以至今還吃不飽，穿不暖。

要打破這個惡性死循環，要迅速發展農業，發展國民經濟，就得靠公有製和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可以用行政手段調撥部分農民當工人，還可以從農村調撥有限的糧食到工業上去，並限製口糧，大家都少吃一口，這樣能養活更多的工人，可以最大限度地發展工業。

同時，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裏不存在市場規律，不需要遵守市場規律，也不需要利潤，可以不斷循環地隻發展重工業，使重工業迅速發展。比方說，生產出來鋼鐵就造采礦設備，然後生產出來更多的鋼鐵，然後生產出來更多的采礦設備，然後再生產出來更多的鋼鐵，這樣鋼鐵的產量就能最快地提高。而市場經濟裏不是這樣的，市場經濟要遵守市場規律，要圖利潤，哪個利潤高就生產哪個。比方說，生產出來10噸鋼鐵，富人要花100萬買轎車，造轎車比造采礦設備的利潤高，生產商就要造轎車，這樣采礦設備就少，鋼鐵的產量就很難提高。所以發展經濟緩慢。印度就是這樣的。1950年，印度的鋼鐵產量是200萬噸，中國的鋼鐵產量是61萬噸。1980年中國鋼產量3712萬噸，印度943萬噸，落後於中國2769萬噸，中國增長60倍，印度增長3.7倍。原因就是中國實行了20來年的計劃經濟，打破了市場規律，打破了惡性死循環。

在修水利上，公有製也有優勢。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中，水利工程很少，為什麽?一是政府沒錢，二是釘子戶太多。挖一條河，要經過很多私人的土地，在“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有製社會，私人是很難同意的。要麽賠錢，要麽強征。賠錢就需要政府有錢，強征要惹眾怒。隋煬帝修大運河，鎮壓了許多釘子戶，怨聲載道。而且修水利的民工也需要工資，也需要政府有錢。所以，建國後，如果仍然是私有製，那麽就不可能建設那麽多水利工程，那麽到今天，農業也不怎麽能豐收。

如果沒有毛澤東以及他的堅決鬥爭，就沒有那20來年的計劃經濟，就沒有重工業和水利的迅速發展，農業也就沒有今天的豐收，就是單幹也枉然，會和幾千年中的單幹一樣，和印度一樣，中國人照樣吃不飽穿不暖。同時輕工業也沒有今天的成就，中國經濟就沒有今天，中國人會仍然和印度一樣貧窮。如果不遇同誌的阻力，那20來年的計劃經濟能順利進行，成果會更好。如果公有製和計劃經濟能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會更富裕，可以說，中國農村幾乎都會和南街村、華西村一樣。

老子說，上善若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說，最好的善，就象水一樣，向下滋潤萬物而不爭名利，最好的德就是讓人看不出來有德，最差的德就是讓人看出來很有德。鄭國有一條河，沒有橋，百姓過河不方便，宰相子產就用他的車架幫助百姓過河，所以鄭國百姓都誇子產有德。而孟子卻批評說，子產為什麽不建橋呢?當然，建了橋後，子產就沒有幫助百姓渡河的機會了，百姓就看不到他的德了，而這正是上德。這就是下德和上德的區別。

毛澤東讓中國人吃飽穿暖，讓中國的經濟有今天的成就，卻很少有人知道是他的功勞，反而有許多人把他那時的貧窮歸罪於他，怨恨他不會搞經濟，這正是他的上善和下德。

毛澤東時代搞了多少農業基礎建設，不但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後，成立了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利用農忙間隙的農閑時候組織農民勞動力興修大量的水利建設，開墾荒田山溝梯地，培育良種，改良農業種田工具，發展農業機械化。還要廣積有機肥料的同時，從國外進口生產化肥的工廠。號召全國各行各業支援農業建設，參加農田修水利等義務勞動。各業各行忙得轟轟烈烈，哪有人去《內卷》《躺平》《耍爛》《偷懶》的時向。大家參與的義務勞動做好事為集體做事當自家的活。哪有今天“爭先富“，“求回報“，“改變自己命運“，“爭名奪利“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行為。

[yongbing1993]

走資派鄧小平為啥要剿殺個文人






一九七六年《紅旗》第四期發表了張春橋的文章，《中國人要反對洋奴哲學》，深刻批判鄧小平的洋奴哲學。

全文如下：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條路線的原則分歧，是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

去年夏季前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在“一切為了現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販賣洋奴哲學。他公開主張把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的希望寄托在外國，叫嚷“要拿出多的東西換取外國最新最好的設備”，還說什麽“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個大政策”。

一時，祟洋迷外之風又刮起來了。國內勞動群眾的創造受到議論譏笑，堅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難攻擊，似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對了，推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反而有理了。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

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

在社會主義製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出無窮無盡的力量。隻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智慧和創造才能，完全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起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與此相反，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總是鼓吹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推行一條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

他們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力量，根本否認人民群眾創造曆史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他們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麵前，甘心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張賣國投降，靠向外國乞討過活。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全國人民揚眉吐氣，發奮圖強，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

人造地球衛星按預定計劃返回地麵，新的石油勘探開采技術的采用，大型內燃機車、大容量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百萬次電子計算機、電子掃描顯微鏡、各種類型數控機床等新產品試製成功，都表明我們在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的道路上正凱歌行進。

我們同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四個現代化”，而在於走什麽道路，執行什麽路線，究竟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基點放在那裏。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麽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

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條根本原則，是戰勝一切困難奪取勝利的可靠保證。

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

在革命戰爭勝利以後，我們又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刁難破壞，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建設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但是，我們麵臨的任務仍然是很艱巨的。完成艱巨的任務靠什麽？基本的一條就是靠充分動員和依靠廣大革命群眾。離開這一條，我們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因此，我們更要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絕對不能離開這個基點。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我們既不能掠奪別國人民的財富，也不能依賴任何外國的力量來搞建設。吃現成的要受氣，依賴別人是建設不成社會主義的。

隻有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國的資源和潛力，才能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們的國家更能經受風險，立於不敗之地。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唱反調，到處叫嚷要千方百計出口，去“換回好多好東西回來”據說這樣就能加快資源的開發，加快工業的技術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

世上難道真有這樣的事嗎？國際上存在階級鬥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工人群眾從長期的鬥爭實踐中很懂得這一點，他們說：“我們決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係在別人的腰帶上”。這句話尖銳地指出要注意被別人卡住脖子，牽著鼻子走的危險。

如果不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樣樣靠引進，為了引進，甚至把發展經濟主要立足於國內市場的社會主義原則丟在一邊，無原則地以出口換進口，勢必造成那麽一種狀況：自己能生產的無限製地進口；國內很需要的又無限製地出口；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後的，甚至把礦山資源的開采主權也讓給人家。

這樣下去，豈不是要把我國變成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修配車間和投資場所嗎？那裏還有什麽工業化的速度，那裏還談得上獨立自主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這隻能作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庸。

經濟上喪失獨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國人民在曆史上遭受過的創痛是很深的。

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務派頭子李鴻章、曾國藩，不就是鼓吹“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嗎？

這夥洋奴漢奸，一味想買外國的“製器之器”，搞所謂“自強”。

結果呢，中國非但沒有因此強盛起來，反而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淵。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隻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才能真正贏得高速度。

這已經為二十多年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無數事實所證明。

我們的石油工業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連我們的敵人也無法否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的造船工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少奇宣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機引進，船買進，眼睛盯著外國的一點技術專利，國產的貨輪和船用柴油機長期得不到發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工人群眾、幹部批判了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才改變了麵貌。

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開始打造船工業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噸位和柴油機的馬力都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總和。

文化大革命前隻造了一艘萬噸輪，而這六年中萬噸級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

到底是自力更生快，還是搞洋奴哲學快，不是很清楚嗎？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口聲聲說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卻偏偏閉住眼睛不看事實，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搞社會主義，首先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旗號，到處鼓吹隻要拿到先進的技術、設備，不管走什麽路，用什麽方法都可以。

毛主席最近指出：“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

按照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一套辦，必然把我國經濟引向資本主義道路。

其實，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依靠外國，也不可能真正發展自己的獨立經濟。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有自己的獨立的經濟體係，隻能走自己工業發展的道路。

離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而且會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複辟資本主義，靠向外國乞討過活。

蘇修就是一麵鏡子。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之後，官僚壟斷資本向西方壟斷資本買專利權，借貸款，甚至不惜把未開發的資源拿去作抵押。自稱有強大工業基礎的超級大國，外債卻越背越重，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國家乞求貸款竟達一百六十叁億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奪，一手又向人家乞討，這是蘇修叛徒集團搞假共產主義的一大特色。

我們提倡自力更生，並不是拒絕學習和研究外國的經驗，包括好的經驗和壞的經驗。我們也不是反對引進某些確實有用的外國技術、設備。

但是，對待外國的經驗以及技術、設備，都要具體分析，加以鑒別，“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使其為我所用。

學習要和獨創結合，立足予超。決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壞的、成功的和失敗的，適合我國需要的和不適合我國需要的，一古腦兒統統搬來。

毛主席曆來號召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批判那種認為“外國月亮比中國的圓”的洋奴哲學。

因為這些東西是窒息人民群眾的革新創造精神、束縛人民群眾手腳的精神枷鎖。洋教條、洋偶像不掃蕩，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煥發不出來。 那些盲目崇拜外國的人，看不起本國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麵前矮半截，以為事事不如人，連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都不如。

清代的學者嚴複就很讚賞“學我者病，來者方多”的說法，不主張生搬硬套，懂得後來可以居上的道理。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麵一步一步地爬行。

我們要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敢於攀登前人沒有攀登過的高峰。

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文化大革命以來，許多工廠試製成功的新產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眾發奮圖強、土法上馬搞出來的。工人們豪邁地說：西方資產階級能辦到的，東方無產階級也一定能辦到。而且辦得更好；西方資產階級辦不到的，我們東方的無產階級也能辦到。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卻把中外資產階級的東西奉若神物，對於我國人民群眾的創造從來看不上眼，隻許永遠跟著別人爬行。

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有著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

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從來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曆來奉行洋奴哲學。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有軟弱性，既怕民眾，也怕帝國主義。

它同帝國主義有矛盾的一麵，在一個時期裏有可能與民眾結成統一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但它又有依附於帝國主義經濟的一麵，常常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崇洋迷外。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

在民主革命階段，他們就是帶著資產階級的這種劣根性跑進黨內來的。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沒有把立足點移過來，仍然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群眾、害怕帝國主義的劣根性愈來愈發作，就不能不同廣大人民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

階級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對孿生兄弟。對內搞階級投降，對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學。

洋奴哲學，是帝國主義長期侵略我國的精神產物。

隻要階級和階級鬥爭還存在，隻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洋奴哲學的幽靈總會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徘徊。

因此，批判洋奴哲學，是個長期的鬥爭任務，必須反複地進行下去。

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批判洋奴哲學，更加自覺地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毛澤東對人類做出的最偉大貢獻







毛澤東在批評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係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後麵。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時候，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列寧領導蘇維埃政權不過六年兩個月，並且隻有五十四歲就逝世了。“而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頁）於是，解決這個無產階級如何最終戰勝資產階級的理論、方向和路線問題，曆史地落到了毛主席的肩上。　　

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鐵托，在美帝國主義的唆使、利誘下，首先背叛了無產階級，把執政的共產黨改變成為一個社會團體：“共產主義者聯盟”；把國家的社會主義方向，改變為資本主義製度，充當了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條走狗。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策動三次政變，終於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上台以後，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投降了美帝國主義，把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執政黨——蘇聯共產黨，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法西斯黨；把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變成了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當年，十四國武裝幹涉，沒有救得了沙皇，沒有阻擋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偉大的蘇聯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打敗了窮凶極惡的希特勒，為社會主義贏得了在歐亞十一個國家的勝利。但是，在斯大林逝世前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裏，鐵托及赫魯曉夫兩個現代修正主義集團上了台，打著紅旗反紅旗，積極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結果南斯拉夫和蘇聯，以及東歐全部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同時W黨W國，土崩瓦解。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新的階段，蘇聯複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蘇聯的教訓說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一個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引自《毛澤東年譜》第6卷，第23—25頁。）

與此同時，毛主席看到，在帝國主義和瓶演邊策略的作用下，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中國黨內也出現了新變化：“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

聯係到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引自1957年2月27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無疑，毛主席的這些論述，表明了他對社會主義革命中，階級鬥爭新特點和新形勢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不斷發展，不斷進入新的境界。

隻要我們謙虛謹慎，認真仔細地學習、鑽研自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後，直到1976年秋毛主席逝世前夕，在這二十七年裏，他對階級鬥爭進退的觀察，對階級鬥爭形勢的把握，總是與時俱進，因勢利導地一步步深入，一步步前進，一步步由黨外追蹤到黨內，一步步走進了無產階級執政後，階級鬥爭發展規律的必然王國。

七屆二中全會上，他講“拿槍的敵人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建國之初，他講“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對派決不甘心於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紮”（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一九五九年，黨的廬山會議上，黨內鬥爭的尖銳性讓他關注“誰是我們的敵人？”的目光移向了黨內。他第一次提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引自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報》）從此以後，他的注意力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黨內的階級鬥爭。

他諄諄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特別是告誡黨的高級幹部：“要特別警惕象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X家和Y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引自《關於赫魯曉夫的假GC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

他說：“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他不止一次地強調：“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引自1967年第十三期《紅旗》雜誌）　　

一九六六年五月，為了給後人走出一條解決修正主義上台以後“你們怎麽辦？”的正確道路，他以無與倫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大無畏的革命膽略，以及積四十年來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從事革命鬥爭，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豐富經驗與智慧，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了一次修正主義上台後，黨內外的左pai，如何運用他的繼續革命理論，依靠群眾，組織起來，將走資派（右pai）打倒的“認真的演習”。（引自《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

也正是在這場轟轟烈烈、浩浩蕩蕩的人民造反的大潮中，他最後完成了對“走資派”這個最危險的敵人的論斷：“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GCD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自中共中央{1976}4號文件）由此，一條無產階級通往GC主義彼岸的馬克思主義道路找到了。

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運動，雖然由於毛主席的逝世，而被走資派所顛覆，但是，走資派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恰恰最有力地檢驗和證實了，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最凶惡的敵人；毛澤東同誌的繼續革命理論，正確地反映了社會主義階段，階級鬥爭的這一客觀規律，從而為全人類的徹底解放指明了正確的道路。

一個多世紀以來，在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由“啟蒙”到高潮，再由高潮到低潮的演變，反複驗證了一個事實：如同沒有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不完整的一樣，毛澤東主義的誕生，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主義共同構成了一部缺一不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從造反有理，到如何造反，再到怎樣才能取得造反的最後勝利，有了一整套科學理論的指導，全人類的最後解放也才有了可靠的保證。

這是毛主席對人類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即《文革》。戰略上的《文革》有了。戰術上的《文革》有待後人不斷完善，真正體現《文革》，而不是夾雜著一些《武鬥》，更要目標精準，而不是《打擊麵太廣》。

[yongbing1993]

走資派是共產黨內當權的大官們







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下簡稱“走資派”）。《走資派》是中國共產黨內的當權的大官。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一個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共產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

毛主席生前的最後二十年，從對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各國複辟資本主義過程的研究中，從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黨內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鬥爭的實踐中，逐漸發現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之後，碘覆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黨外，不是來自社會上已經被打倒，或者被改造的反動階級，而是來自共產黨內昔日的“戰友”。

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下簡稱“走資派”），才是顛覆社會主義製度、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敵人。

由此創立了毛澤東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以下簡稱《繼續革命理論》），簡稱《文革》。《文革》解決了能讓各國共產黨人認識到，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後，誰是無產階級的真正敵人？這個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首要問題，從而誕生了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是一位無比堅定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參與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半個多世紀中，不管是在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和平時期，毛澤東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回答和解決中國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內所出現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分為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階段：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兩個階段，也就是毛澤東臨終前告訴人們的：“我一生做了兩件事。”（引自《毛澤東傳》《毛主席1976年對華國鋒等人的談話》）

研究中國革命，特別是學習、繼承、宣傳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繼續革命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不能不研究這“兩件事”。

根據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國情，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必須將革命分成兩個階段進行，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兩個革命階段的性質、任務與形式都不相同，但是它們彼此又有著深刻的聯係——後者是在前者取得勝利的基礎之上的繼續革命。

民主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性質。在中國，它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它不反對一般資產階級，不反對資本主義私有製。由於舊中國不是一個工業國，資產階級很軟弱，它無力領導這場革命。這場資產階級革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大眾（包括資產階級）來完成的。因此，它被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毛澤東同誌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民主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第一，先後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美帝國主義對我國解放戰爭的破壞。第二，推翻了蔣介石王朝的反動統治。第三，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共和國。

民主革命的結束，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革命由民主革命階段勝利地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這個新階段，是一個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內，社會主義成分在逐漸增長，而資本主義的殘餘則尚未徹底清除。

因此，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廣泛領域，始終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激烈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並沒有解決。這是新生的社會主義與未死的資本主義之間的一次“最後的鬥爭”（《國際歌》），社會主義徹底勝利或資本主義重新複辟，都存在各自的可能性。誠如毛澤東同誌所概括的：“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所以，林彪一類如果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引自中發（1976）4號 中共中央文件）　　

在這個過渡時期裏，無產階級雖然已經取得了政權，共產黨已經成為了執政黨，掌握著國家發展的方向。但是，“在實現了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階級矛盾依然存在，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必須在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文化戰線上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同時，隻要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存在，資本主義的陰風總會不時地吹到社會主義國家裏來。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最後解決。”（引自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正是來自他對國內外社會主義革命新鮮經驗的正確總結。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來自該事物內部矛盾鬥爭的結果。人類社會的進步，社會主義的進步，都取決於社會內部階級鬥爭的勝負：什麽階級勝利了，什麽階級失敗了，決定著社會的前進與倒退，決定著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失敗。

毛主席說：“搞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也是不知道怎樣搞法”。（《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下]第719頁）

但是，毛澤東不愧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始終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始終關切著《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始終致力於推動《興無滅資》，《鬥私批修》，《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些都來自於（《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孜孜不倦地教育全全體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見1976年1月1日《人民日報》）。

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見1967年第10期《紅旗》雜誌）。

毛澤東的思想也總是隨著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的發展而發展，隨著階級鬥爭特點的變化而變化，從來沒有停止過前進。

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完成了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共產黨宣言》中第一個“徹底決裂”之後，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經濟形態已經看不見了。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資產階級還存在不存在？無產階級還要不要繼續革命？誰是繼續革命的對象？怎樣繼續革命？這一係列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沒有論述。馬克思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終生的敵人。列寧告訴我們，對資產階級必須全麵專政。而一旦消滅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形態，要去哪裏尋找資產階級呢？找不到資產階級，如何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毛澤東，在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在反對以赫魯曉夫式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實踐中，毛澤東遇到了這一係列的嚴重阻力和強大反抗的問題。毛澤東晚年當然要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

毛澤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特別是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後，還有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社會上的一切階級鬥爭是不是還集中在爭奪政權的問題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不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進行革命？這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當時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列寧看到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被打敗的資產階級甚至比無產階級還要強大，時時企圖複辟，同時小生產者不斷生長新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威脅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要對付這些反革命威脅，並且戰勝它，必須在長時期裏強化無產階級專政，舍此沒有第二條路。但因列寧逝世過早，沒來得及在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引自1976年5月18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