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毛澤東：《永遠不許一平二調》
“人民公社建成以後，不要忙於改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製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製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幹全民所有製的成分了。
這種全民所有製，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製。
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
過渡到了全民所有製，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
然後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隻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毛澤東：《永遠不許一平二調》〔1〕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以中央名義起草的黨內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發去甘肅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告〔2〕一件，很有參考價值，值得你們及地、縣同誌們認真研究一遍至兩遍。
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誌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
毛澤東同誌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誌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製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3〕，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誌們注意，說的是至少〕七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製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
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二十年內社會主義製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二十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所以說“至少”二十年不變。至於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製規定至少七年不變，也是這樣。一九六七年以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加七年，成為十四年後才能改變。
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
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麵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麵貌。
甘肅省委這個報告，沒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沒有提到一、二、三類縣、社、隊的摸底和分析，這是缺點，這兩個問題關係甚大，請大家注意。
注釋
〔1〕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統統收回。
〔2〕指中共甘肅省委貫徹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給中央、西北局並發各地、市、州委和各縣委的第四次報告。報告說，我省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深入檢查了一再發生“共產風”的根源，認為應從省委領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方麵去尋找。
主要存在三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關於執行中央政策問題，研究不夠，領會不深，貫徹不力，甚至產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於由基本隊有製向基本社有製過渡；忽視小隊小部分所有製和小隊工作；對發展生產隊的經濟重視不夠；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當等。
第二，在指導人民公社發展生產和農村工作安排方麵，沒有把安排工作和貫徹政策結合起來，提出的任務大、要求急，對需要考慮多，對可能考慮少等等，因而出現一些違反政策的事。
第三關於領導作風問題，對農業估產偏高，要求過高過急，作了一些不恰當的宣傳，助長了“五風”的出現。
〔3〕指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稿時加寫的一段文字：
“人民公社建成以後，不要忙於改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在目前還是以采用集體所有製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製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
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幹全民所有製的成分了。
這種全民所有製，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製。
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
過渡到了全民所有製，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
然後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全體人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都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隻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
沒有重武器靠《小米加步槍》打敗敵人。這叫《強大》。
強國有原子彈，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可以自己造。這叫《強大》。
造原子彈者《寒春》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而來到中國的，她隻是受到了一些紅色書籍的影響，隻是受到了美國軍方不顧科學家的反對執意將原子彈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刺激，隻是帝國主義摧毀了她獻身核物理“純科學”研究的理想之後來中國尋找出路，隻是來中國尋找自己的哥哥，她自己根本也沒想過會在中國待一輩子。
但是，正是《寒春》看到了延安不同於紐約、上海和重慶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混亂，正是見識到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的《小米加步槍》的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正是人人都在融入人民中不斷改造了自我，正是因為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從解放戰.爭，到土地改.革；從抗美援朝到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大躍進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全民參與的群眾運動太精彩、太神奇、太迷人了，寒春再也舍不得離開中國！
一個《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自述：“回顧我所走過的路，從小學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說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與大家一起改造整個社會，用雙手建立一個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國家，原來的那種幸福觀是多麽狹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隻是為了自己，但這種建築在大多數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終究會被曆史所消滅。”
1946年，適逢聯合國救濟總署招募一批畜牧專家前往中國，可以提供路費和工資，《陽早》借這個機會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親眼看到了當時貧困、落後、飽受戰亂與疾病侵蝕的舊中國。來到中國不久，陽早就離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北平飛到延安，那是內戰爆發前飛往延安的最後幾趟航班。一到延安，陽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巨大差別。這裏雖然貧困，但沒有乞討、皮條客，也沒有坐在豪華汽車裏招搖過市的腐敗官員。雖然物質條件艱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們擁有積極、自信、樂觀的精神麵貌。陽早很快就被這種平等且充滿熱情的革命氛圍所感染。幾天之後，時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的楊尚昆來看望陽早，隨後安排他去延安郊區的光華農場。在這裏陽早獲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是農場的一些友人為他提的建議，為了紀念不久前被國民黨殺害的著名記者、中共黨員羊棗。
不久，傳來了胡宗南的部隊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黨中央準備撤離、轉戰陝北。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撤退前接見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外國友人，包括美國記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學者李敦白、馬海德大夫以及陽早。當時，他們四人均要求與所在組織一起撤離，經過考慮，最後中央通過了三人的請求，讓斯特朗回到國統區，希望她利用記者身份將解放區的真實消息帶到世界各地。就這樣，陽早回到光華農場，準備和同事們以及農場的一群荷蘭奶牛從延安轉移到內蒙古和陝北交界地區。
對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寒春一口拒絕提名參加《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計劃，因為她對其中一項的評選準則不以為然，即“她采取積極的、非暴力的方法，緩解衝突及建製上的不公義“。寒春在電郵反駁:“我不會接受提名。因為最鼓吹暴力的是美國和以色列，他們使用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打擊那些隻剩下以自己的生命殺出血路的人。所有解放戰爭一定要武力對付攻擊他們的人。當年在陝西北部，那幫盜賊快要殺進來的時候，他們(共產黨同誌)也不給我一把手槍，因為他們說我連一隻兔子都下不了手！其實，我隨時都能夠開槍打死撲進來的盜賊！“
寒春和丈夫一起，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洗禮中，逐漸明確並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更是在近百年曆史的正反兩方麵經驗的教育中，樹立起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成為了一個奮鬥終身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寒春和丈夫一起親自體驗了《小米加步槍》人民戰爭的強大力量。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說：“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把原子彈比作“紙老虎”，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在戰略上對核武器的藐視。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革命者必須在戰略上、全體上，藐視敵人，敢於同他們鬥爭，敢於奪取勝利;同時，又要在戰術上、策略上，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鬥爭問題上，重視敵人，采取謹慎態度，講究鬥爭藝術，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采取適當的鬥爭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敵人和消滅敵人。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與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當被問到：“主席還是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毛澤東回答：“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後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
使毛澤東對原子彈有直觀了解的是1950年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觀看了蘇聯於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原子彈的紀錄片，他深有感觸地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
戰略核武器不僅成為遏製對手的重要砝碼，也是軍事手段在當代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表現形式。史料顯示，20世紀50年代中國曾先後遭受4次核打擊威脅：
第一次，朝鮮戰爭期間。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大規模入朝參戰使美軍在朝鮮戰場遭到慘敗，引起了美國朝野的震驚和恐慌。惱羞成怒之下，杜魯門拋出了他的最後一張“王牌”——原子彈。原子彈是美國掌握的一個重要的威懾武器。美國軍方更是一直主張“給中國人顏色看看”。麥克阿瑟甚至建議，投擲20―30顆原子彈轟炸中國，在中朝之間沿鴨綠江設置一條放射性地帶。他認為，采取這些行動，將嚴重削弱並大大抵消中國進行戰爭的能力，從而確保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勝利。
毛澤東在決策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兵朝鮮時，已經作出最壞打算，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同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直接較量。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9次會議上講到朝鮮戰局和我們的方針時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後打敗你。對戰爭打起來的時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長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彈，我們要有充分準備。你如果一定要那樣幹，我們就跟上來。”這反映了毛澤東毫不畏懼任何敵人和任何困難的革命氣勢。
第二次，越南戰爭第一階段期間。1954年3月，3000法軍在奠邊府陷入越南人民軍重圍，法國將軍厄雷飛赴華盛頓向美國人求援。5月2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議，如果中國軍隊支持越南人民軍進攻河內，美國應立即用原子彈轟炸中國。
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期間。1955年初，解放軍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後，美國認為解放軍將對金門、馬祖發起總攻，擔心美國可能會卷入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之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谘文”，要求國會授權，在他認為必要的時候，使用武裝部隊“保衛台灣”和“軍事上的外圍陣地”，並揚言必要時將使用原子彈。
第四次，解放軍炮擊金門期間。為打擊國民黨“反攻大陸”的部署，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開始炮轟大小金門等島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特文寧在一次高層會議上提出：“向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5個機場各投一枚當量為7000噸至1萬噸的戰術核彈，觀察中國的反應。”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要求對中國進行核打擊。
美國的核大棒沒有嚇倒毛澤東。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接受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遞交國書時談話說：“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麽，《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同年3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講話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麽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
作為戰略家，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朝鮮戰爭中的較量，敵我武器裝備的懸殊，給毛澤東“可以搞一點”原子彈的想法注入了催化劑。惡劣的外部環境，更促使毛澤東考慮加快發展原子能技術。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我們的國防工業正在建立。自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我們不曉得造飛機，造汽車，現在開始能造了。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但是，過去我們也沒有飛機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63年9月，毛澤東指出：“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深謀遠慮，從國家安全出發，既藐視原子彈是“紙老虎”，也下決心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核技術。
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感慨：“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結論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曆史的新時期。”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研製“兩彈一星”工程就此拉開序幕。
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麽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麽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這時，毛澤東列出了製造核武器的時間表。
1960年8月，蘇聯撤走了他們在華的全部技術專家，並帶走了重要圖紙資料，停止供應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這對於剛剛起步的中國核工業不啻是一次重大打擊。有些外國媒體幸災樂禍地斷言：中國核工業已“處於技術真空狀態”，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來”。
當蘇聯撤走專家的消息傳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時，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氣魄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和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並沒有阻止中國追趕“蘑菇雲”的腳步，反而促成了中國自主獨立研製“兩彈一星”的曆史性轉折。1959年6月蘇聯拒絕提供援助後，同年7月，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國首次原子彈試爆成功，中國拿到了核大國俱樂部的“入場券”。十年不到己成功。
經過兩年多時間研發，1967年6月17日，中國成功進行了百萬噸級的氫彈空投試驗。中國不但有了原子彈，而且製造出氫彈，當毛澤東的預期目標全部實現時，他風趣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在毛澤東的幽默中，或許隱含著他既沒有忘記赫魯曉夫給中國發展核技術的壓力，也沒有忘記蘇聯科學家和人民給中國的巨大幫助。
新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世界上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核武器兩個發展階段的任務。中國西部戈壁荒灘上的一聲巨響，使新中國從一個貧弱的國家成為一個獨立掌握核技術的國家。
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包括《文革》時期這才是真正的強大。沒有重武器靠《小米加步槍》打敗敵人。強國有原子彈，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可以自己造。
《下海經商》特指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篡權後為了先富在國家幹部的位置上，采取留職留薪或停薪留職等的方式下海經商。在大走資派鄧小平等的黑箱操作下創下了很多發財的商機，走資派和太子黨都紛紛下海經商，由此這些人在幾年之後都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大資本家。通過《官商勾結》達到先富, 大富之後就高喊著《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就成了"創業教父"、"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全球25位最有影響力的商界領袖”、“推動美中關係傑出貢獻個人”、“時代領跑者——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具影響的勞動模範”、"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終身成就獎"、"全球最具影響力50大商業思想家”、"跨國經營商業領袖"、“中國傑出貢獻企業家”、"改革開放傑出貢獻對象".....為啥?
《官商勾結》走資派篡權後不管黑白道摸石頭大步快進爭取先富號召下, 出台了官員可以下海經商的優惠政策。在當時能勇敢下海經商的官員中幾乎都是還有在職在位有實權的後台當官背景的。某市市委決定在走資派官員中開展“離職鍛煉、建功立業”活動。當年公務員，在“保留身份、保留職務、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諾下，帶薪下海經商。某省政策規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公務員可以領取工資補償，到私營企業上班。事實上，全國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諸如此類的“經濟”下海政策。形成了《官商勾結》的合法地位。
《在商言商》人們所熟知的李嘉誠，他從一個修表店的店員一直到華人首富，這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曾連續15年蟬聯華人首富，多少商人將他視為偶像，改革開放為李嘉誠提供了巨大的商機。李嘉誠是這受益者中的一員，他賺了中國人的錢，去幫英國搞建設、投資，有人稱他是“買下半個英國的人”。對此，李嘉誠也做出了回應：他是一個商人，在商言商，他有商人的判斷和選擇，不要用常人的道德來綁架他。
有媒體報導. 廣州市有6名處級以上幹部辭職下海經商，其它地方也有幹部辭職下海經商。吃皇糧的國家幹部下海經商, 甚至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全民經商潮”。10億人民9億商，還有1億待開張。走資派鄧小平的改革初期，下海經商風起雲湧，幾成全民皆商之勢。這一口號尚有若幹版本及衍生版本，比如“10億人民9億倒，還有1億在尋找”，等等。那是一個隨便在路邊擺個攤都有望成為“萬元戶”的時代, 以官員下海經商先富為誘惑, 那也是一個迷亂不已的時期，僅一“倒”字足以道破個中奧秘。財富那麽讓人陶醉，“投機倒把”的大蓋帽卻又如此冰冷地被走資派從文革的垃圾桶中翻了上來。很快走資派就把“投機倒把罪”從刑法中廢除，而萬元戶的民眾早就用腳投了反對票。“沒有什麽能夠阻擋，對自由的向往”，一切就是這麽簡單。
但走資派和太子黨的下海經商是得到走資派官方推行政府機構改革時以自上而下各級政府出台的各種激勵政策的積極支撐，如鼓勵幹部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帶薪進修學位、實行離職買斷補償金製度等。下海經商的幹部，都是正當盛年且下海經商前都身居要職；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營企業和一些私人資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興未艾的高科技產業、非公有製企業；下海方式不再是過去的停薪留職，而是辭職或提前退休。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國家掌控著資源的基本調配權，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整體受製於一體化的國家權力，市場和社會的活力都是有序的，對於投機倒把私有資本發展的空間更是受到擠壓的，走資派為了打破這些限製就忽悠民眾暗箱操作。以改革開放之名，走資派以市場的力量重新主導資源的配置權和分配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去發現創造財富的機會成為一種下崗經商官員的選擇。做官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標準，人生價值取向也不再隻是做官一條路，整個社會出現了一種一切向錢看的跡象。與此同時，政府自身的改革進程以及相應的激勵措施，助推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與90年代初期全民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現象。
全民都在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上世紀80年代初，彼時的“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禹作敏可謂語出驚人。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裏的“前”隱指“社會主義”。意思是，隻有發展經濟，才能搞好社會主義。爾後，“向錢看就是向前看”幾經輾轉變為“一切向錢看”；版權亦屢番更迭，或謂出自權威經濟學家於光遠。於是波瀾乍起，引發80年代中期一場大批判。無論當年批判指向何人何方，“一切向錢看”思維居然揮之不去，遂釀成經濟惡性發展一禍根。當年說這句話的人，也已不在人世間。老大(工人)靠了邊，老二(農民)分了田，老九(知識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賺了錢。改革自農村起步，農民和個體戶乃市場化最早受益者。一時之間，“腦體倒掛”怨氣衝天。“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亦出自此階段。就此而言，標語成了改革初期一本“變天帳”，反映彼時社會階層之變動。然則彼一時此一時，如今該靠邊的還靠邊，分了田的(一部分)還被征了去，“不三不四”(個體戶、民營企業)依然穿著小鞋蹣跚前行。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極易被漠視的一句口號，蓋因耳熟能詳耳。殊不知，1982年袁庚將之樹立於蛇口工業區之時，曾引起軒然大波。直至走資派鄧小平表態，爭議方才煙消雲散。標語一時風靡全國，成為改革開放響亮的口號，似乎是透露了一個國家謀求少數人先富的迫切心態。同時，它也不幸地預示了改革今後可能走入的誤區。多年後的效率與公平之爭，即發端於此。時間就是金錢，但對996長時間加班的農民工和打工仔而言，時間就是金錢也未必如此；效率就是生命，但效率有時也可能謀害生命。走資派的這個口號遮蔽的另一麵真實卻不提了。
隨著走資派操作的資本家階級形成, 走資派特色政府出台了實施《個人獨資企業法》及類似法規製度，為走資派和太子黨下海經商創業提供了製度上的保障。走資派各級特色政府對發展民營經濟的高度重視，對於招商引資的近乎到了《著迷》的程度。走資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特色政府強製幹部下海的目的不管黑道白道就是要引進外資台商港商來發展各地方經濟。從而崛起了一大批新興大中型民營企業及其對於“社會資本”豐富的政府官員的特別青睞，為下海經商者提供了可成就一番事業的平台和收入甚為豐厚的中高層職位。所有這些共同將新世紀走資派官員下海經商推向了高潮。
在市場經濟初期，一些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鼓勵走資派下海，還為走資派大開方便之門，這種下海往往是留有歸路、官帽猶存的“半下海”，有人稱之為拴著保險帶、套上救生圈的走資派下海。這一方麵是為了增加政策吸引力，二是解除“勇士”們的後顧之憂。某市市委決定在走資派官員中開展“離職鍛煉、建功立業”活動。當年公務員，在“保留身份、保留職務、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諾下，帶薪下海經商。某省人事廳出台的旨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民企人才政策”令人更為安穩無憂。該政策規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公務員可以領取工資補償，到私營企業上班。事實上，全國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諸如此類的“經濟”下海政策。
形成了官商勾結的合法地位。官員下海經商多數是一種權力私有化、資本化的延伸形式。實際上是對國有資源的轉移和壟斷，本身並沒有給市場和地方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和機遇，隻不過是市場贏利者發生了轉移為少數人先富創造機會，實際上是與民爭利。發展經濟根本不足以成為幹部下海的理由。此類“半下海”根本不可能促進市場經濟，相反，官商勾結隻會擾亂經濟秩序、破壞市場公平，其弊遠遠大於利。
從而造成各級特色政府托市，私人企業圈錢的怪事貫穿中國特色股市之始終也。中國股市肇始，便定位於為國企融資服務，其“政策市”特點異常鮮明。2000年，經濟學家吳敬璉痛批股市黑幕，一語點醒夢中人。股市“賭場論”，頓時甚囂塵上。時至今日，中國股市幾輪牛熊，仍然難以擺脫先天基因，企業前赴後繼圈錢，股民前赴後繼入局。不無吊詭的是，隻要股票大跌，便有企業、股民、學者異口同聲籲請“救市”，莫非中國股市不是個“市場”，“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隻是說說而已？
而對於國營企業走資派特色政府寧讓爛光不如賣光賣光不如送光。國企改革之慘烈，於此可見一斑。整個國有企業改革史，從廠長負責製、承包製到賣光、送光，一言以蔽之，解套而已。時在90年代初，山東諸城市市委書記陳光一舉賣掉全市272家國有(集體)企業，人稱“陳賣光”。1996年，朱鎔基赴諸城考察，直至離開，均無表態。隨後，諸城經驗得到肯定，“一賣就靈”流行神州。不同之處，就在於“賣給誰”而已——賣給經營者，美其名曰“MBO”；賣給民營資本，則曰“國退民進”。其最終結果，便是造就今日一批叱詫風雲、風光無限的國有壟斷企業黨員資本家的產生。
做大了的走資派資本家企業在入世後，中國企業如何應對國際競爭？這就是2001年海爾張瑞敏給出的答案。“狼論”邏輯為，入世以後就是與狼共舞的時代，而資本家不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要使資本家先變成狼。果然，國內大大小小走資派資本家的企業爭先恐後扮演“狼外婆”，來割農民工打工仔的韭菜。而這些走資派資本家隻是衝出國門廝殺者少，在國內市場上橫衝直闖者多。於是乎，在一些有狼性而無人性的企業眼裏，消費者成了可憐的羔羊。“狼與羔羊”的故事，前有“大頭娃娃”今有“結石嬰兒”，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
走資派資本家企業都在努力與國際接軌。改革四十年，“接軌說”始終流行不衰。舉凡製度、典章、服飾、生活習慣，無不以此為標杆。抬眼望去，鋪往現代化的一條條卻是軌道或寬或窄、高低不平，甚而方向相反。可見與誰接軌、如何接軌，大有文章可作。在某些人看來，接軌無非是個筐，什麽都可往裏裝: 有接軌接到第三世界的，有該接軌不接軌、不必接軌亂接軌的，更有油價這東西——國際價格上漲喊接軌，下跌時竟不接軌了。感覺不爽？還有一句話相送: 國情不同。
走資派資本家的企業都成了世界加工廠。迄今為止這是對“中國製造”最為形象的概括。2005年5月，時任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曰:“中國隻有賣出八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意在平息歐盟貿易代表對中國出口紡織品的怨氣。孰料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國內引發激辯。“襯衫換飛機”式的經濟發展路徑，由此進入深層次反思階段。低成本、低價格、低工資的“中國製造”還能走多遠？這是當前中國必須麵對的難題。
走資派資本家開發商隻為富人造房。在賺錢賺到手軟的房地產界，任誌強是個異數。別人忙著悶聲發大財，就他時不時煽風點火，巴不得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冷靜對之，卻也有幾分道理。此言還有後半句，即“為窮人造房是政府的責任”。在一個市場化社會，此論言之有理:在開發商眼裏，房子乃貴重商品，有錢者得之；不為富人造房而為窮人造房者，那是慈善家。問題是，國內房價畸高並非有錢人競相購買(市場因素)所致，而是官商合謀的一個惡果。正因如此，房價高，百姓苦；跌，百姓亦苦。
有人認為，納稅人出錢培養的幹部辭職下海經商，不僅會給本地或本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而且從人才培養、管理角度來看，對國家和集體造成的“隱性損失”也是巨大的。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黨政機關幹部都比較看重忠孝傳統的老百姓。他們往往比較強調“知恩圖報”、“從一而終”，強調“公”高於“私”、集體優先於個體、紀律超越權利。因此，幹部下海就被視為缺乏組織紀律觀念、見利忘義、缺乏忠誠感。基於這樣幹部下海就等於由公而私，等於拋棄公共利益專營個人利益。幹部下海是一種敗德行為。又如幹部隊伍精英人才流失、官商勾結、影響市場公平、洗錢、權力期權化、權力資本化等，也是存在的。“為官發財，應當兩道”，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
美國聯邦政府高級官員離職後從事商業活動，在美國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美國政府也多次通過多種立法對高官“棄政從商”進行限製。早在1962年，美就通過了所謂《聯邦官員離職後生活法》，該法禁止聯邦高級官員在離職後1年內代表任何公司或機構與其前受雇的政府部門進行聯係或出麵遊說。如曾擔任項目經理或項目承包官的聯邦政府官員，離職1年後也不得到自己曾監管過的公司工作，特別是合同金額超過1千萬美元的項目。該法還終生禁止曾親自充分參與某個事項的前官員對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進行遊說。
中國特色的走資派資本家與國際接軌時, 對他們有利的就接軌, 不利的就不接軌了。所以走資派官員《下海經商》《官商勾結》《在商言商》隻為私人賺錢先富而己。
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一部分。1949年3月15日，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以新華社名義發表時評《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 提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此時全國還有廣大地方沒有解放，為何把解放台灣放在突出地位呢？原因一是蔣介石把台灣作為反共最後基地的意圖日益明顯，二是美國圖謀“台灣托管”的活動明朗化。
1949年５月起， 解放軍開始進行攻台準備。怎樣準備？
毛澤東指出，除了陸軍外，主要靠空軍。
毛澤東：“可以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 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 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部隊，掩護渡海， 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 頁。）
７月２５日、２６日，毛澤東先後致電斯大林， 請求蘇方為中國培訓更多的飛行員、地勤人員， 賣給更多的戰鬥機、轟炸機，“ 做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斯大林表示同意。（參見熊華源， 單勁鬆：《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的文獻》2009年第６期。）
從上述史料看， 毛澤東擬用一年到一年半時間，在蘇聯幫助下，壯大空軍、確保製空權後，於1950年夏或下半年攻打台灣。
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長江）後， 乘勝追擊， 勢如破竹， 蔣介石國民黨方麵人心惶惶。美國方麵分析提出， 既然無力阻止中共攻取台灣， 不如爭取主動體麵地“ 棄台”。（參見《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２ 輯（ 上）， 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 第８ 頁。）
金門臨近廈門， 是攻打台灣的跳板和橋頭堡。當此良好形勢， 解放軍於1949年10月24日發起金門之戰。經三天三夜血戰， 雙方均損失慘重， 但解放軍未能攻下金門。
不過金門失利並沒有影響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決心。
1950年４ 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 提出“解放台灣為全黨最重要的戰鬥任務” （周軍：《新中國初期人民解放軍未能遂行台灣戰役計劃原因初探》， 《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１期。）。
隻是推遲了原定計劃時間。
毛澤東４月１３日致斯大林電表示：“ 奪取台灣的作戰，準備1951年進行之。”
５月１７日， 華東軍區、三野軍前委發出《關於攻台準備工作的指示》， 加緊進行作戰準備。在６ 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擔任攻台前線總指揮的粟裕還向毛澤東匯報了準備情況和作戰方案。當月，解放軍１６個軍已集結在沿海一帶， 準備作戰。
然而，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緊鑼密鼓地進行攻台準備的時候，1950年６月25日， 朝鮮戰爭爆發，改變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走向。
這些年總有人說， 毛澤東當年決策出兵朝鮮， 耽誤了解決台灣問題。
而事實上，毛澤東曾說過， 是朝鮮戰爭發生後，“ 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 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海峽擋著”，才不得不決定“把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
關鍵是，為什麽朝鮮半島發生戰事， 美國卻首先將注意力投向台灣海峽？ 這與當時的美蘇冷戰相關。
當時美國把朝鮮戰爭和中國共產黨攻台準備聯係起來，看作是共產主義陣營的“ 聯合行動”。
於是，６月27 日， 杜魯門悍然宣布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 改變從台灣“ 脫身” 的政策， 宣布台灣“中立化”。他重拾“台灣地位未定” 論， 並宣布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參見《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２ 輯（ 上） ， 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 第89——90頁。）
這一突發形勢，使得毛澤東、周恩來必須重新考置解放台灣的策略。
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１日，中共中央軍委同意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的意見，決定1951年４月以前不打金門，1951年內不打台灣，待1952年看情況再作決定。
毛澤東指示：在宣傳上，我們隻說要打台灣而不說時間，並刪去文件中關於１９５１年打台灣的提法。（參見沈駿：《中共三代領導集體與祖國和平統一》，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 第80頁。）
１０月１６日，毛澤東作出人朝作戰的戰略決策。
11月11日，毛澤東采納聶榮臻“在目前情況下，攻打金門的任務，似宜暫時放棄，以便集中人力、物力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新情況”的意見，同意“明示華東解除明年攻打金門任務”。（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一1976） 》 第1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0頁。）
攻打台灣的事，就這樣擱置了。
這一年的１０月２７日，毛澤東曾在一次談話中對出兵朝鮮作了一個形象的解釋。
毛澤東說：我們對朝鮮問題，不能置之不理。美帝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麵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參見《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頁。）?
不論從美國當時在朝鮮開戰後的決策過程， 還是後來的周邊外交形勢以及對台政策等來看， 都證明了毛澤東“ 三把尖刀”的論斷深有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