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三億人退出中國共產黨彌天大謊
在海外待久的人，隻要參加法輪功舉辦的各種活動時，一定會遇到有法輪功成員拿著筆和賬本要人簽字。
簽什麽字呢？簽上你自己的名字。
而這賬本就是《退出中國共產黨》的賬本“證據“。
簽字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又是不是曾經參加過共產黨。
而且不管哪國來的亞洲人，又或是白人黑人隻要願簽字就行。
如此低俗的製造假證據之下，不知是否有《三億人》簽名。
再則《三億人退出中國共產黨》？
還有很多人沒有《退出中國共產黨》的就更多。
這能證明共產黨不好嗎？
如此低劣的彌天大謊竟然還有“人“信？
確實證實了“謊言說過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名言。
類似的“餓死三千萬”的“謊言說過一千遍就成為真理”。
“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不好“，“毛澤東不好“，“文革不好“，“紅衛兵不好“，等等的彌天大謊不就是這麽製造出來的。之後就重複一千遍一萬遍甚至幾百萬遍後，就成了“謊言說過一千遍就成為真理”。
誰撒這個彌天大謊啊，那可喪盡天良啊！
轉載《關於法輪功運動，你應該了解的》來源：紐約時報
《三億人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海報
法輪功學員，如聚集在台灣台北的這群學員，經常抗議中國政府的迫害。就可見到《三億人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海報。又或是：每當神韻藝術團到訪，這些海報就會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店麵，讓人一眼就能認出。海報上是身穿飄逸服裝的優雅舞者，承諾讓人們一睹“共產主義之前的中國”。
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是法輪功精神運動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法輪功30年的曆史包括在中國遭受殘酷鎮壓、聲稱其成員被摘取器官，以及持續至今的跨國鎮壓運動。
自30年前在中國創建以來，法輪功在全球範圍內贏得了海外華裔移民和非華裔學員的追捧。他們盛讚法輪功的冥想練習有益健康。
由於法輪功運動稱其沒有正式的會員製度，因此很難獲得其追隨者人數的準確估計。法輪功的新聞部門稱，其在100多個國家有追隨者，其中約1萬人居住在美國。
關於法輪功運動、它在中國受到的迫害，以及它與神韻之間的聯係，以下是你需要知道的：
該運動於20世紀90年代由前糧食供應公司工作人員李洪誌在中國創立。
該運動於20世紀90年代由前糧食供應公司工作人員李洪誌在中國創立。
法輪功是如何創立的？
1992年，一位名叫李洪誌的前政府職員開始在中國各地演講，介紹一種名為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的全新精神修煉方法。
當時，以能量為基礎的古老運動氣功正在風靡全國，這是試圖消滅傳統文化的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於1976年逝世後，中國宗教生活複興的一部分。
李洪誌規定了一套修習方法，包括雙手和雙臂的緩慢運動，目的是讓能量在體內循環。法輪功信徒通過在公園裏做操、打坐和閱讀李洪誌的文章（被稱為“學法”）來練習。
在采訪中，法輪功現學員和前學員說，李洪誌給了他們生活的目標感，為他們提供路徑，幫助他們成為更有道德的人。許多人說，開始練習法輪功後，他們的疾病痊愈了。
從1995年開始，李洪誌在澳大利亞悉尼和巴黎等城市舉辦海外講座，吸引了全球追隨者。幾年內，他與家人定居在紐約的新家，以那裏作為總部指導這項運動。
法輪功的信仰體係是什麽？
法輪功的核心信條是“真、善、忍”。
李洪誌在他的主要著作《轉法輪》中解釋說，這種修煉方法融合了佛教的某些方麵。他教導追隨者消除執念，關注內心而不是責怪他人。修煉的目標是開悟。
許多法輪功學員在生病時盡量避免就醫。李洪誌教導說，負麵的業力會導致疾病，隻要受苦，堅持他的“修煉”方法，就能消除業力。他說，真正信奉他教義的人無需治療就能祛除體內的疾病。
李洪誌的教學中還包含神秘元素。他說，高級修習者可以發展出超自然的能力，比如懸浮和穿牆透視的能力。
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李洪誌的教義帶上了末世色彩。他經常談論練習法輪功如何能在“末世”將人們從毀滅中拯救出來。
許多法輪功學員把自己的孩子選中參加神韻演出視為一種神聖的榮譽。
許多法輪功學員把自己的孩子選中參加神韻演出視為一種神聖的榮譽。 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政府如何看待這場運動？
1999年4月，1萬多名法輪功信徒在北京共產黨領導層的圍牆大院外舉行了和平集會。法輪功動員信徒的能力讓中國的統治者深感不安，他們對任何自己無法控製的組織都心存戒備。
那次集會之後，當局取締了法輪功，並對已經移居美國的李洪誌發出逮捕令。黨報頭版文章將法輪功稱為“邪教”。該運動則堅決否認自己是邪教。
據人權觀察組織報告，數以千計的法輪功學員被判入獄或勞教。人們在拘留所裏遭到毆打，直到他們放棄信仰，許多人在被警方拘留期間死亡。
中國官員否認法輪功學員曾遭受酷刑。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學員“不斷死於中國官員之手”。
法輪功還表示，當時在獄中的法輪功學員是中國政府大規模摘取器官計劃的對象。
中國官員承認，死刑犯的器官是中國醫院器官移植手術的主要來源，但對摘取法輪功學員或其他被拘留者器官的指控予以否認。
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林偉(Nicholas Bequelin)對使用囚犯器官的情況進行了記錄，他和其他中國人權領域的頂尖專家表示，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對法輪功學員以獲取器官為目的係統處決。他說，和其他中國囚犯一樣，一些法輪功學員如果被處決或死於獄中，他們的器官可能會被摘除。
2015年，中國下令禁止摘取死刑犯器官。
這場迫害與神韻藝術團有何關係？
2006年，李洪誌幫助創建了神韻藝術團，部分目的是讓更多觀眾了解這場迫害。他親自負責管理這個團體，許多學員認為子女被選為演員是一種神聖的榮譽。神韻表示，其使命是複興共產黨接管中國後遭到破壞的傳統文化。
在兩小時的演出中，神韻的一些舞蹈片段展示了法輪功學員被裝扮成中國警察的舞者毆打，還有他們鮮血淋漓的內髒被裝進盒子的場麵。
自從迫害開始以來，攻擊中國政府一直是李洪誌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他告訴他的追隨者，他們有責任“講清真相”，包括敦促人們觀看神韻演出。
中國是否仍在針對法輪功？
是的。上個月，兩名男子在紐約認罪，承認賄賂一名被他們視為國稅局特工的人，這是針對美國法輪功學員的計劃的一部分。兩人承認自己是非法的中國政府特工。據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取消由法輪功學員經營實體的免稅資格。
據法庭文件引用的聯邦調查局走訪顯示，兩人還對位於紐約州奧蘭治縣法輪功總部的法輪功學員進行監視。
在另一起近期案件中，佛羅裏達州聯邦檢察官指控一名男子向中國情報官員提供有關美國法輪功成員的信息。
中國政府雇員此前也曾試圖阻止神韻的演出。
據神韻演出預訂主管達倫·霍爾稱，神韻的演出在聖路易斯皮博迪歌劇院（現名為斯蒂費爾劇院）上演幾年後，芝加哥的一位中國領事官員曾到訪該劇院，敦促劇院不要讓該團體在劇院演出。
霍爾在接受采訪時說，該領事官員沒有給出任何理由，隻是說在中國，法輪功成員會在建築物外喊口號，有時還會阻塞道路交通。霍爾拒絕了他的要求。
走資派用《高考》從一開始就鼓吹“為了改變個人命運“作為動力的。
《高考》“為了改變個人命運“。《上大學》“為了改變個人命運“。《讀學習》“為了改變個人命運“。為了改變什麽樣的個人命運呢？使個人能逃離農村，能脫離體力勞動，遠離下等人，能做人上人。
轉載《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而不是做題的機器》
文章來源: 新鄉土 於 2024-10-13
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而不是做題的機器。武漢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楊華發現經曆殘酷競爭、在高考中“內卷”後的這一代人，正在變得更加迷茫、失落。
壹 ||當縣中一兩年都沒有清北生，即便是在縣內有穩定工作的公務員與教師家庭，也會千方百計將子女送到市區、省內讀書。
貳 ||縣中自救正在讓教育變得更極端，“三苦精神”在縣中被廣為強調，即領導苦管、教師苦教、學生苦學。
叁||真正對縣中構成致命傷害的是超級中學的掐尖，而不是普遍認知中的縣級財政投入不足。
肆||高考不是要選拔天才，隻是要選拔一般的人才，因為它是一個普遍的製度。如果一個孩子是天才，讓其自己成長出來，自己冒出來就行了，不需要這樣的製度、花這麽大的成本去發現。
在中國，縣域普通高中占據了全國教育體係的半壁江山。由於教育資源緊張，大部分縣市隻能支撐一到兩所較好的中學發展，也就是“縣中”。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縣鄉的孩子們隻要考進縣中，就等於“一隻腳邁進重點大學的大門”。那時,“縣中現象”令人矚目，縣中甚至吸引了不少城裏的孩子就讀，可以說縣中是鄉村學子改變命運的主要通道。
然而，近些年來，縣中尖子生大量流失，清北率和本科率連年下滑，師資結構不合理，教育資源向省市集中的現象屢見不鮮。
武漢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楊華從2018年開始關注縣中教育，每年都會組織團隊去各地縣中調研，去過十幾個省、四十個縣、近百所中學，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匯聚成最新出版的《縣中：中國縣域教育田野透視》一書。
在這本書裏，楊華認為縣中衰弱最直接的原因是超級中學的跨區域“掐尖”。實際上，超級中學除了掐尖、極端推行應試教育和巨量投入資源之外，並沒有其他超出縣中的先進經驗。但他們受益於當下的高考製度，仍被教育部門默許“掐尖”。振興縣中必須先解決這一問題。
楊華強調，教育的本質是培養“人”，而不是做題的機器。他發現經曆殘酷競爭、在高考中“內卷”後的這一代人，正在變得更加迷茫、失落。
1，“縣中不能沒有清北生”
楊華從2007年開始做農村研究，最初關注的是縣鄉治理的問題。在田野調研的過程中，他經常要和當地的老師、校長打交道。在和他們的交談中，楊華發現大量的學生從小學開始就進入城市，這讓他意識到縣域教育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從2018年開始，楊華的研究團隊每年都會去各地縣中調研。他們發現，中國縣中的變化是全麵的、係統的，最顯著的風向標就是從縣中考入清華、北大的學生數量斷崖式下降。
比如，湖北恩施某地的重點縣中過去能出十幾名清北生，但是近些年降到個位數，今年隻有1名學生。這種變化難以逆轉。30多所湖北省縣域高中裏，僅有少數幾所縣中今年高考還能勉強依靠國家專項政策考出清北生。絕大部分縣中沒有清北生，重本率、本科率也在下滑。
陝西省的情況也非常相似，去年全省76個縣級地區，隻有10個縣有清北生，共計13人，占全省清北錄取人數的比例4.9%。西安市的清北錄取人數占全省的87%。
在雲南某地級市，全市除開城區高中外，下麵縣中高考特控上線率（特殊類型招生錄取控製線）普遍隻有2%—7%。
楊華認為：“縣中不能沒有清北生。在現行綜合教育評價體係下，清北生作為參照係對於縣域教育的資源分配、體係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他進一步解釋清北生對教學的重要性，當一所學校有衝擊清北的尖子生，也會對優等生、中等生有良好的“傳幫帶”作用，形成正反饋的學習氛圍。縣域家長看到每年有清北生也會信任當地縣中的教育水平。
反之，當縣中一兩年都沒有清北生，即便是在縣內有穩定工作的公務員與教師家庭，也會千方百計將子女送到市區、省內讀書。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優質生源從小學、中學階段就開始大量流失，縣域以下的鄉、鎮、村難以招生和辦學，從而削弱整個縣域教育體係。
2，教育焦慮
楊華在調研中觀察到，所有的縣中校長都在絞盡腦汁想辦法擺脫現狀。然而，縣中自救正在讓教育變得更極端，“三苦精神”在縣中被廣為強調，即領導苦管、教師苦教、學生苦學。
在眾多管理方式中，最常規的是精確控製學生的作息時間：早自習時間提前到6點、晚自習延長至晚上10點半以後、午飯時間被限定在30分鍾以內、每周休息變為月休一天或者半天。
更進階的是建立殘酷的競爭體係，重點班內實行“末位淘汰製”，每次考試的最後幾名會被淘汰；班級內設置舉報箱、批評榜等，上課發呆、看一眼窗外，都會被巡查的老師記錄在案。同學之間的競爭關係也變得十分微妙，即便是同桌，也不聊天不說話，一秒鍾都不能浪費在學習以外的事上。
除此之外，不少民辦中學和縣中還學習超級中學的模式，比如一些縣中開始提前招收初中尖子生，用兩年的時間學完初中知識，然後提前一年學習高中知識，高中三年就用來複習；或者縣中成立初中部，提前招收尖子生，提前半年計劃招生等等。
楊華認為縣中強化應試教育的措施治標不治本。
普遍的情況是，留在縣中的孩子因為升學率下滑，努力三年隻能上大專，這讓他們更加迷茫、無望，對“讀書改變命運”的信念減弱。離開縣中的孩子，他們的壓力提前轉移到中學、小學階段，他們的競爭變成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實力比拚。
家長要提前為擇校做準備，增加了購買市區學區房的壓力，母親還要全職陪讀。孩子則要在小學學初中的知識、初中學高中的知識。當孩子的成績不符合預期，便成為家庭矛盾的導火索，親子關係變得緊張。
楊華認為縣中衰弱帶來了全民教育焦慮。教育競爭的範圍越小，競爭壓力越小，教育焦慮越輕。中考競爭最好以鄉校為載體，高考競爭最好以縣域為層級、以縣中為載體，但由於縣中衰弱，教育變成以家庭為單位，在市、省進行競爭，難度一下就放大數十倍、數百倍。
3，超級中學掐尖
楊華發現，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縣中的衰弱較中西部地區縣中更加普遍。比如浙江某百強縣，每年在教育上投入高達15億元，遠超某些市級水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當地縣中教學數據的走弱。
楊華在大量調研後得到一個結論：真正對縣中構成致命傷害的是超級中學的掐尖，而不是普遍認知中的縣級財政投入不足。
以湖北某縣為例，每年有十幾名尖子生被全省排名前三的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掐走”，30多名學生被黃岡中學“掐走”，數十名學生被武漢其他中學“掐走”。縣教育部門本來不願意放走尖子生的學籍，但是又沒有相關政策，最終還是要放。
自2010年以來，各省都依托省內超級中學，建立起教育集團。他們往往頂著“名校”“教育牌子”的名頭宣傳教育理念與先進模式。實際上，超級中學除了掐尖、極端應試教育和巨量資源投入之外，沒有其他超出縣中的先進經驗。
楊華解釋，縣中生源結構由尖子生、優等生、中等生和後進生構成。從全國各縣來看，尖子生的比例普遍在1%—3%波動。也就是說，無論怎麽考，清北生都出自這一批人之中。掐尖是把既定的尖子生集中在一起，學生能考上清北等名校，並不完全是超級中學的功勞。
超級中學為了吸引頂尖生源會開出各式條件，比如常見的獎學金、免學費等基本資源，一個學生獎勵5萬—10萬元並不罕見；有的還免費為家長提供陪讀套房、解決父母就業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隱蔽的設計，比如一些學校會把搖號名額少報，留下掐尖名額，提前一年簽約等等，這些都是被默許存在的。
近些年來，許多超級中學開始主動“造神”，製造了諸如“13歲清華”“15歲北大”的競賽神童之類的神話。歸根結底就是提前選拔，讓幾百個孩子從五六年級開始學競賽課程，從中選拔出一個“競賽神童”。
這個變化是因為學科競賽和強基計劃。以清北為例，在其全國招生計劃中，競賽和強基的錄取人數年年攀升，幾乎占到1/3。學生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信息技術五大全國競賽拿到國家級獎項，就能獲得清北保送資格或者被降分錄取。
競賽的保送名額並不納入高考統招計劃，屬於全國競爭。因此浙江、江蘇、湖南、湖北等競賽大省，每年被錄取的清北生更多。
對各省的教育部門而言，支持一所超級中學搞競賽是在角逐清北等名校招生名額的增量，這就給其極大的動力允許超級中學搶生源、辦分校和挖師資。
超級中學能夠花重金挖角全省範圍內的競賽教練，一個金牌競賽教練的市場年薪至少在100萬元，這遠不是縣、市級的公共財政所能支撐的。
超級中學通過提前培養、提前競爭等產業化模式“製造競賽天才”，也讓省級教育部門的清北業績更好看。相應地，省級教育部門為了清北業績，會在跨區招生、辦學，培優補課和資源投入等各方麵給這些超級中學一定的照顧，以確保省教育部門能在省級高考錦標賽中勝出。
楊華團隊在浙江、雲南、湖南、山西、四川、河北等省調研均發現，凡是有超級中學無序掐尖招生的情況，背後必然有各種各樣省市教育部門開的口子。比如，中部某超級中學的“專縣生”計劃，也是省裏專門為其量身定製的，即允許該中學自主在全省招生優質生源，每個縣都要完成相應的指標。
楊華認為，縣中振興首先需要規範超級中學的辦學和招生，掐斷超級中學跨區域掐尖的政策鏈條和利益鏈條。隻有重構縣中生源，振興縣中的其他政策才能發揮作用；其次，也要重構縣域教育體係，抓好縣域小學、初中的教育教學管理，讓鄉村孩子能夠就近、低成本地接受相對優質的義務教育，從而為縣中輸出大量優質學生。
4，高考後“失落的一代人”
楊華出生在湖南郴州，他高中在一所縣中就讀。他回憶那時很自由，有充裕的時間可以休息。下午5點20分下課，晚上7點鍾上課，吃完晚飯，他能和同學踢一場足球或者繞著學校的山走一圈。周末休息一天，同學們會爭著看電視，了解縣城以外的天地。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縣鄉的孩子們隻要考進縣中，就等於“一隻腳邁進重點大學的大門”。當地社會也對縣域教育抱有信心，學生家長沒有太大的擇校壓力，整個社會的教育焦慮相對較輕，縣域教育生態是比較寬鬆和健康的。
現在這一切都變了。他在衡陽一所中學看到，現在的高中生晚飯休息時間隻有20分鍾，有些學生教室在五樓，急忙跑到校門口的時候飯就涼了，沒吃兩口就要回去上晚自習。學生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狀態可想而知。
楊華接觸了很多學生，他們通過高考這座獨木橋，進入了一所較好的大學，第一感受是茫然。當人生不需要刷題後，他們在大學裏失去了方向。有些學生，把高考的習慣帶入大學，追求績點，就是為了讓自己的成績比身邊的人好一些。
實際上，回到高中階段，大量動員形式的教育，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孩子們的價值觀，他們被灌輸了“提高一分，幹掉千人”“沒有高考，你拚得過富二代嗎”之類的想法。這種刻意製造的對立，讓許多學生認為讀書就是為了通過高考這場試煉，為了超越他人、超越階級。
楊華認為，高中不應該這樣一味強調應試、得分，而應該更多關注對“人”的培養，讓學生發展興趣愛好，想打球就打球，想讀小說就讀小說，人得有自己支配的時間去思考，才能認識世界。
楊華強調：“不能苛責學生，這是整個教育的問題。如果真的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政策製定，高考製度和教育體係將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高考不是要選拔天才，隻是要選拔一般的人才，因為它是一個普遍的製度。如果一個孩子是天才，讓其自己成長出來，自己冒出來就行了，不需要這樣的製度、花這麽大的成本去發現。
具體地講，中國《共產黨》能不能徹底被消天掉？難！
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這個話題，是從《馬克思主義》誕生時起，《共產主義》的理想一直被資產階級右派們列為反對名單上的第一位。《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被資產玠級右派和蔣介石國民黨列為消滅名單的榜首。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的工程也己進行了幾百年了，何時完工，目前似乎看不到完工的跡象。
但在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的巨大工程中，不斷地有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的新生力量的加入。尤其是一些出生於低層工人或農民家庭的後代們，他們出生於新中國，生長在紅旗下，受教育於走資派時代，深受“考上大學改變命運“，“讀書當官獲取名利“等的人生價值觀的潛移默化，在大學畢業後又出國留學接受資本主義的教育後，樹立了“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世界觀，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混跡於上層精英圈內，自然扛起了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黨》的重任。
那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們為了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們通過出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述、利用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學習研究革命理論，在很短時間內基本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明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性質和組織原則，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從1920年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到1922年中共二大召開，中國共產黨人作了大量艱苦的工作，通過翻譯出版馬列著作，創辦報刊介紹馬列著作等形式，使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傳播開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中國的先進分子很早就認識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從1918年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開始，中國共產主義者就一直在不懈地進行革命理論的探求。1920年初，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後，中國的先進分子便逐漸開始有組織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和宣傳工作，到1922年黨的二大召開時，共產黨在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原著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利用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及成立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組織等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920年初，陳獨秀從北京到上海後，即開始從事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了專門的宣傳報道部和出版部，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翻譯、編輯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介紹、解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1920年6月7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了“社會經濟叢書第一期出版預告”，其中刊登的即將出版的書籍有：《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倫理學》、《資本論解說》、《社會經濟的基礎》、《布爾色維克底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史》等，這些都是由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負責翻譯和出版的。
1920年11月，《共產黨》創刊號以《列寧的著作一覽表》的形式，集中介紹了列寧的19種重要著作。它們是：《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問題》、《俄羅斯的資本製度發達史》、《經濟的剳記和論文》、《要做什麽》、《告貧乏的農民》、《進一步退兩步》、《民主革命中的社會主義民主工黨兩個政策》、《社會民主實業史略的大綱》、《解散舊國會和無產階級的目的》、《1905年至7年俄羅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國社會民主的大綱》、《經驗批評主義的唯物哲學》、《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末日》、《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目的》、《論進行方法的文書》、《革命的教訓》、《農業中資本發達律的新論據》、《國家與革命》、《蘇維埃政府的要圖》、《無產階級的革命與靠斯基漢奸》（即《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的最初翻譯——筆者注）。1921年7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上發表《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及現在》時，將上述列寧的著作再次予以推薦。
1921年6月下旬，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又準備出版《新時代叢書》。到1922年，出版有《社會主義與進化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馬克思學說概要》等書。
中共一大之後，集中譯介馬克思主義著述即成為黨的工作的重點之一。在1921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號上，刊登了一篇《人民出版社通告》。這個通告中提出的龐大的出版計劃，即便是在今天，也令人感到驚訝。《通告》說，人民出版社計劃出版馬克思全書、列寧全書、康民尼斯特（即共產主義者）叢書和其他9種書。具體是：
馬克思全書共15種：（1）《馬克思傳》（王仁編）、（2）《工錢勞動與資本》（袁湘譯）、（3）《價值價格與利潤》（李定譯）、（4）《哥達綱領批評》（李立譯）、（5）《共產黨宣言》（陳佛突譯）、（6）《法蘭西內戰》（孔劍明譯）、（7）《資本論》（李漱石譯）、（8）《剩餘價值論》（劉英譯）、（9）《經濟學批評》（李漱石譯）、（10）《革命與反革命》（李漱石譯）、（11）《自由貿易論》（吳智譯）、（12）《神聖家族》（錢潤譯）、（13）《哲學之貧困》（黃式遵譯）、（14）《猶太人問題》（胡琰譯）、（15）《曆史法學派之哲學的宣言》（張九思譯）。
“列寧全書”共14種：（1）《列寧傳》（張亮譯）、（2）《國家與革命》（康明烈譯）、（3）《勞農會之建設》（李立譯）、（4）《無產階級革命》（張空明譯）、（5）《現在的重要工作》（成則人譯）、（6）《勞工專政與憲法會議選舉》（成則人譯）、（7）《討論進行計劃書》（成則人譯）、（8）《寫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孔劍明譯）、（9）《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李墨耕譯）、（10）《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張空明譯）、（11）《蘇共中央：資本主義的末局》（羅慕敢譯）、（12）《第二國際之崩壞》（孔劍明譯）、（13）《共產黨星期六》（王崇譯）、（14）《列寧文集》（孔劍明譯）。
“康民尼斯特叢書”11種：（1）《共產黨計劃》（布哈林著，張空明譯）、（2）《俄國共產黨黨綱》（張西望譯）、（3）《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布哈林著，彭成譯）、（4）《世界革命計劃》（胡友仁譯）、（5）《共產主義入門》（布哈林著，羅雄譯）、（6）《共產主義》（鮑爾著，張鬆嚴譯）、（7）《創造的革命》（鮑爾著，李又新譯）、（8）《到權利之路》（柯祖基①今譯為“考茨基”，以下同。著，孔劍明譯）、（9）《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成則人譯）、（10）《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托洛茨基著，羅慕敢譯）、（11）《國際勞動運動中之重要時事問題》（李墨耕譯）。
計劃出版其他書籍9種：（1）《馬克思學說理論的體係》（布丹著，李立譯）、（2）《空想的與學科的社會主義》（恩格斯著，陳佛突譯）、（3）《倫理與唯物史觀》（柯祖基著，張世福譯）、（4）《簡易經濟學》（阿卜列特著，張空明譯）、（5）《多數黨底理論》（波斯格特著，康明烈譯）、（6）《俄國革命紀實》（托洛茨基著，周詮譯）、（7）《多數黨與世界和平》（托洛茨基著，周詮譯）、（8）《馬克思經濟學》（溫特曼著，楊壽譯）、（9）《家庭之起源》（伯伯爾著，張空明譯）。
除了直接翻譯馬克思主義的著述外，中國先進分子還利用有限的資料，自己編書著書，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如邵飄萍編著的《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商務印書館，1920年4月）；邵飄萍著《新俄國之研究》（日本東瀛編譯社1920年8月）；飄萍、吉人合著：《失業者問題》（泰東圖書局，1920年11月）；田誠（陳獨秀）著：《共產主義與智識階級》（漢口印，1921年6月）；施光亮編：《勞動運動史》（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印，1922年4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編：《馬克思紀念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印，1922年5月），等。
可以看出，中國的先進分子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渴求程度和譯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熱情，在黨的90年的曆史上都是不多見的。這期間，由於各種原因，其出版計劃並沒有全部完成，但絕不止有人說的隻有20種。據石川禎浩先生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介紹，目前尚能看到的1920年8月至1922年6月由中國共產主義者翻譯或編譯並正式出版的馬克思主義類圖書，仍有37種之多。
中國先進分子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將利用報刊發表文章，作為掌握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途徑。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勞動界》；9月，將《新青年》改組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11月7日，創辦了半公開性質的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同期，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勞動音》，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勞動者》、《勞動與婦女》等。與此同時，先進分子還把一些報紙的副刊辦成傳播新思想的園地，如《晨報》副刊，《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京報》副刊等。
以《晨報》副刊為例。1920年5月，它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5月5日，為紀念馬克思誕辰101周年，它譯載了日本人河上肇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文。從5月9日至6月1日，“馬克思研究”專欄連載了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傭勞動與資本》的中譯文。6月3日至11月1日，又連載柯祖基《馬氏資本論釋義》的中譯文。
此外，中國先進分子利用這些報刊，發表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據不完全統計，從1920年5月至1922年6月，陳獨秀在報刊上發表隨感錄26篇，發表論文25篇。
中國先進分子利用這些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經驗，介紹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所進行的鬥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了思想和理論的準備。
為了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引向深入，更係統準確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後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類型的組織，開始有組織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
以北京為例。在李大釗指導下，經過長時間秘密醞釀，1920年3月，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斯學說研究會”，這也是我國最早出現的、有組織有計劃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今天，北大圖書館還保存著當年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讀過的8本德文原版馬列文獻。它們是：《偉大的創舉》（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反對改良主義》（蔡特金和瓦勒齊）；《共產主義在波蘭》（布蘭特和瓦勒齊）；《無產階級革命中共產黨的作用》（季諾維也夫）；《在德國十二天》（季諾維也夫）；《舊目標，新道路》（季諾維也夫）；《法國工人運動問題和共產國際》（托洛茨基）。
當時在李大釗推動下，北京大學出現了多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史學係、政治學係、經濟係等課堂上，也開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現實性很強的社會科學課程，如“唯物史觀研究”、“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的將來”、“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勞農政府”、“中國勞工現況與現代各國勞工組織之比較觀”、“現代各國之社會黨”、“現代普選運動”、“人種問題”等等。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和宣傳，基本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如唯物史觀、剩餘價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從而明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性質和組織原則，為創建中國共產黨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方向和無產階級專政、堅持民主集中製原則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首先，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早期共產黨人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中，在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開始逐漸認識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而共產黨人一旦了解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便用來作為鬥爭的武器，用來指導自己的行動。
其次，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用以代替私有製度、資本製度的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要實現這個新組織，首先要推倒現政權及其軍隊，重建勞動者的政府，“這種急進的、全部的、徹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
再次，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由於早期共產黨人較係統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並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為榜樣，從而使黨在創建之時就確立了民主集中製原則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有效地保持和增強了黨的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