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正文
法輪功運動憑啥能在美逍遙法外
轉裁《虐待與操控:前表演者揭露法輪功神韻藝術團內幕》
文章來源: 紐約時報 於 2024-08-16 。
他們是大約20年前開始出現的，通常是在節假日前後，而且經常出現在高端場所：一群身著多彩演出服的中國舞蹈演員優雅地旋轉。
先是在紐約市，然後是巴黎、多倫多和台灣台北，這些舞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年輕人——在舞台上翻騰跳躍，上下翻飛，想給人們帶來驚歎和娛樂，同時也是為了傳播受迫害的中國宗教運動法輪功的教義，法輪功是這些表演的幕後主宰。
自那時起，神韻藝術團已成為法輪功運動及其領導者的搖錢樹，其門票銷售遍及五大洲，票房收入超過2.65億美元。
但對於支撐起這些演出的年輕人來說，成功的代價是高昂的。
《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吸引越來越多觀眾的同時，神韻將許多表演者視為可犧牲的消耗品。當演員身體不適時，神韻總是不鼓勵他們就醫，並通過殘酷的情感虐待和操縱來強迫他們服從艱苦的排練和巡演安排。
在采訪中，一些前神韻舞者回憶自己曾在膝蓋脫臼、腳踝扭傷或其他嚴重受傷的情況下表演，他們不願意尋求醫療，因為該團體的信仰體係認為，隻有缺乏信仰的人才會依賴這樣的治療。
還有一些人痛苦地回憶起自己被教練要求定期稱重，並被公開斥責他們太胖。
大多數人表示感到被這一宗教運動利用了，該運動專注於傳播其觀點——即使表演者在此過程中受到傷害，同時通過銷售門票賺錢。
很多接受時報采訪的舞者和樂師對公開講述他們的故事感到猶豫，害怕受到法輪功和其領導者的報複。作為法輪功領導者的李洪誌於1992年開始在中國開展這一運動，當時古老的氣功正風靡一時。李洪誌在流亡期間領導法輪功，同時掌管著紐約州北部一座占地160公頃、戒備森嚴的園區，許多神韻演員都在那裏生活和訓練。
神韻和法輪功代表發來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接受時報采訪的表演者對神韻舞團和法輪功運動的描述是以“古怪和誇張的方式”扭曲的事實。他們稱時報的做法正中了想要根除法輪功的中共下懷，是在對一個提倡健康、道德生活和強大家庭與社群的信仰進行“充滿偏見的攻擊”。
法輪功部分基於佛教元素，認為修煉其姿勢和冥想之道的人可以開悟。但在演講和寫作中，其創始人李洪誌也融入了一些不太傳統的思想，暗示他是宇宙的創造者，稱虔誠的修煉可以清除體內的疾病，並暗示追隨者可以發展出超自然力量，例如懸浮的能力。
在過去二十年間，李洪誌將法輪功置於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直接對立的位置，中共曾監禁眾多法輪功信眾，並在國家宣傳中將該組織妖魔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洪誌的法輪功運動將神韻推向前台，作為該組織自己的一種宣傳工具，通過由法輪功修煉者創辦的公司網絡（包括擁有廣泛讀者的報紙《大紀元時報》）放大該演出的反共信息。
在神韻內部，領導者告訴年輕演員們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緊迫的精神使命，並讓他們相信，每一個公然反對該運動的人都將麵臨嚴重的後果。
即便如此，仍有25名前舞者、樂師和教員向時報透露了他們在神韻的經曆，其中包括數名在過去18個月中離開該團體的人。他們描述了神韻領導層近二十年來的一係列虐待行為，在此期間，進出該舞蹈團的演員有數百人。
他們的講述，以及數百頁的公開記錄和數十份從該組織總部偷帶出來的照片和錄音，讓我們得以罕見地直接了解到神韻組織內部的生活，神韻無處不在的廣告將之稱為“藝術的極致境界”。
廣告中沒有任何內容表明該演出旨在推廣宗教運動。那些花錢來看神韻演出的觀眾——票價最高可達309美元一張——不會知道表演者是在為法輪功賣命。他們看到的是麵帶微笑的舞者躍上舞台，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裏表演同步旋轉、空中劈叉等節目，其中有描繪法輪功信徒遭到中國警察毆打的場景。
但很多前舞者和樂師表示，他們把自己推向了身體和精神的極限，因為他們被教導，表演一場完美的神韻演出將拯救觀眾免遭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他們說，這一信息在課程中不斷得到強化，灌輸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以及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
他們通常每天工作15個小時——排練、表演，甚至安裝和拆卸沉重的管弦樂隊設備——但工資很低，甚至沒有工資，因為他們被灌輸自己已經欠下了法輪功為他們提供的學費、食宿費用。
幾乎所有表演者都是被家中虔誠的法輪功修煉者送到神韻的。一些人一些人在來到法輪功在紐約州的總部龍泉寺時還不到12歲。
未經特別許可，他們不能離開這裏，與家人見麵的頻次通常也受到限製。許多人從美國各地和其他國家來到紐約，一直到20多歲還待在園區裏。
從小隨母親在新西蘭修煉法輪功的程清翎13歲時來到龍泉寺。現年27歲的程女士此前是一名神韻舞蹈演員，她說，她給自己在那裏的不愉快經曆——比如受傷未得到治療導致她的左臂麻木，教練的不斷吼叫，因一些微不足道的違規行為而受到同學的羞辱——賦予了更高的意義，從而顯得合理起來。
“他們隻是在測試我們的虔誠，”程清靈說她這樣告訴自己。“但後來我想，如果我用正常人的價值觀來判斷，它就是錯的。”
一些表演者想要退出，但藝術團還不願放人，於是他們遭到了威脅和恐嚇。他們的經理告訴他們，如果離開，他們會下地獄或麵臨危險，因為他們將失去李洪誌的保護。七名前演員說，他們還被告知，如果退出神韻，他們必須償還學費。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拒絕讓李洪誌和神韻領導人接受記者采訪。
在一份聲明中，代表他們的陳穎（音）和李維·布勞德表示，接受時報采訪的表演者是“一個心懷不滿的小團體”，講述了“虛構的故事”。
他們否認受傷的演員經常無法得到醫治，並稱任何關於龍泉寺有毒文化的指稱都是“非常主觀且帶有文化偏見的”。
“龍泉寺的社群是一個緊密連接、以亞裔為主的社群，重視紀律嚴明的學習和訓練，並以開放、誠實和直接的互動為特點，”他們說。“我們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共同信仰的大家庭。”
他們還補充說，時報對於神韻的報道很可能會成為中共對法輪功汙名化“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在超過1萬名法輪功修習者在北京的中共總部外靜坐後，中國政府取締了法輪功。自那時起，很多法輪功修煉者被拘捕，很多人警方拘押期間死亡。中國官員一直在針對法輪功追隨者。
盡管如此，法輪功運動仍然蓬勃發展，在全球吸引了大批追隨者，在世界各地的公園裏都可以看到法輪功學員練習法輪功柔和的動作。
隨著法輪功的傳播，李洪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他在2006年幫助創建了神韻藝術團。現在，他和妻子李瑞一起管理位於紐約州北部的龍泉寺，寺內有一座高聳的寶塔和一尊巨大的金佛，佛像的麵容與李洪誌本人十分相似。
住在山上園區內的學生們被教導，見到李洪誌時要稱其為“師父”，並躬身抱拳。他們很快就了解到，李瑞是其規則的主要執行者。
很多接受時報采訪的前神韻表演者表示，神韻給了他們旅行和提高漢語能力的機會，他們也認可其灌輸的職業道德。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珍惜在神韻的時光。我學到很多東西，也成熟了很多，”神韻前舞者蘇珊·周（音）在寫給時報的郵件中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構，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了鼓舞人心的表演。”
但大多數人表示，神韻也給他們灌輸了一些堅定的教條。
根據一份聽者提供給時報的李洪誌講話錄音，在去年的一節課上，70多歲的李洪誌用中文告訴學生們，他創造了地球，並稱“人類的音樂是我奠定的”。
質疑這樣的言辭將被視為一種嚴重的冒犯。
“在那裏，我感受到的是讓我俯首聽命的巨大心理壓力，”66歲的大衛·菲德勒說，他曾於2013年到2016年在龍泉寺教授小提琴。“你要麽離開，要麽主動放棄自己的理智，沒法兩者兼得。”
“地球上最棒的地方”
11歲時，凱特·黃（音）從台灣高雄的學校輟學，和她的母親一起來到1萬多公裏之外紐約州奧蘭治縣庫德貝克維爾鄉下，這裏是法輪功的總部所在地。
在那裏，她進入了飛天藝術學院，神韻的演員就在這所寄宿學校接受訓練。
黃女士沒有跳舞的經驗，但她的成長環境裏有許多法輪功信徒，他們叫她抓住這個可以和李洪誌接近的機會。她的祖母每天清晨4點開始練功。她的母親曾售賣神韻的演出票。
“每個人都說你應該去那裏，因為那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現年26歲的黃女士說，她要求在文中使用自己的英文名。
很快她開始上舞蹈課，仰臥著進行柔韌性練習。一位老師抓住她的腳踝，把她的腳壓向頭部，越壓越低，直到黃女士聽到大腿發出了“哢”的一聲，她說那聲音似乎在整個教室內回蕩。
她的老師通知了李洪誌和校長，校長摸了摸她的腿，似乎想看看有沒有骨折。她說，有好幾個星期她走路都一瘸一拐。
幾年後，在西雅圖的一次演出前，黃女士在做前空翻落地時感到右腿一陣劇痛。她說，她的膝蓋脫臼了。一位同學將她的膝蓋骨按回了原位。
黃女士說，一名主管給了她一個冰袋，問她是否能繼續演出。她忍受著鑽心之痛完成了後麵兩小時的表演。
她說，這兩次受傷她既沒有主動提出也沒有得到治療，因為李洪誌曾說，隻有遵循他的教誨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如果我說想去醫院，就會被貼上不夠虔誠的標簽，”黃女士說，她還說，她的膝蓋再也沒有恢複過來。“我不想引人注目，或者被其他人針對。”
共有14名前神韻演員告訴時報，他們的傷病沒有得到治療，或者他們曾看到其他人受傷但沒有得到照料，黃女士是其中一名講述者。
運動醫學專家表示，在任何競技舞蹈團演出都有受傷的風險。但時報發現，與許多其他大型舞蹈團不同的是，神韻並不提供常規的理療師或醫生服務。
而且神韻的演員主要是青少年，專家們表示，青少年舞者的骨骼和肌肉仍處於發育階段，因此更容易受傷。
由於神韻的舞蹈編排要求很高，需要做背部彎曲的動作，其中還融合了芭蕾和體操的元素，因此風險尤為突出。此外，神韻的日程安排也非常嚴苛，要求學生演員每年把幾個月的時間用於巡回演出，在演出地點之間乘坐大巴的時間可能長達16個小時。
他們經常一天演出兩場。在最近一次巡回演出中，神韻的八個表演團計劃在五個月內演出800多場。其中一個團在紐約林肯中心的大衛·科赫劇院12天內演出了14場。
紐約大學朗貢衛生學院哈克尼斯舞蹈損傷中心創始主任、骨科醫生唐納德·羅斯博士說，鼓勵人們忍著疼痛跳舞或勸他們不要接受治療，“至少可以說是非常野蠻和老派的，”尤其是對未成年人來說。“特別是在這個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年齡段，造成永久性傷害的可能性絕對是有的。”
一些受到重傷的神韻演員確實接受了治療。神韻知名度最高的舞蹈演員之一蒲彧去年在網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說，他在跟腱斷裂後接受了修複手術。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在聲明中否認曾勸阻治療。
他們表示：“神韻演員在任何需要的時候都會得到醫療服務，我們有醫療記錄為證。”
但前舞者和表演指導告訴時報，這種幹預非常少見。
13歲就開始參加神韻巡回演出的黛西·王（音）說，她在八年裏五次扭傷腳踝，但從未要求過看醫生。
王女士和其他人被告知，想看醫生意味著他們的精神領域出了問題。
“隻要發出正念，身體就應該會自己愈合，”現年28歲的王女士說，她指的是李洪誌提出的冥想技巧，他說這可以清除導致疾病的惡業。
神韻成員中忍著傷痛表演的不隻是舞者。
一位不願透露姓氏的前音樂演奏者安（音）說，他在演出結束後幫舞蹈團裝車時經常被金屬器材箱劃傷手。他說，有一次被劃傷得很嚴重，他不得不用酒店的針線包縫合傷口。
在神韻的樂團演出大約四年後，另一名樂師、小提琴演奏者約書亞·黃（音）的右肩附近開始劇烈疼痛。他被帶到李洪誌麵前，後者摸了摸他的頭和肩，然後對他說，他已經被治好了。
疼痛接著持續了許多年，林先生的同學們告訴他，這表明他信仰不堅定。“我就一直忍著痛堅持演出，”林先生說。
直到離開神韻後他才去看了醫生。那時他才了解了疼痛的大概原因：脊柱有一處椎間盤突出。
維持外表形象
一些前神韻學員還表示，他們遭受了情感虐待和操縱。
五名前舞者說，他們曾在減肥失敗後被指導員在全班同學麵前羞辱。
其中一名舞者張郡格說，13歲那年她身高1米64、體重約50公斤，她的舞蹈老師因為她比別人重而針對她。這名老師告訴她的同學，如果發現張女士買零食就舉報她。張女士和其他人說，這符合神韻鼓勵學生相互舉報的廣泛文化。她回憶說，有同學不止一次用身體阻攔她進入園區內的市場。
還有一次，老師說她不知羞恥，因為她在休息日買了三罐品客薯片。當老師質問張女士還想不想留在神韻時，她哭了出來。
盡管如此，張女士還是迫切希望履行她認為自己對李洪誌許下的誓言。
“師父告訴我們，師父有無盡的法力，”現年28歲的張女士用中文說。“我們小孩子就相信了。”
到了20歲時，她通常一天隻吃一頓飯。有一天，她喝著米粥，另一名老師問她怎麽還要吃東西。她跑到浴室踢了一頓牆。
另一位前舞者回憶說，每周稱體重的感覺就像走向斷頭台。她說，她讓身體進入“饑餓模式”，並在踏上體重秤之前脫光衣服。她的體重被記錄在教室張貼的一張紙上，被認為太胖的人的名字被塗成了紅色。
還有一名舞者記得李瑞讓她隻吃黃瓜和西紅柿來減肥。16歲時，這名舞者患上了飲食失調症。
那位膝蓋脫臼的台灣舞者黃女士曾多次被老師提醒說她太重了。17歲時，她被調到校園的倉庫工作，在電腦上設計神韻演出服的圖案。
高中快畢業時，她接到通知，飛天學院在龍泉寺的大專學院沒有錄取她，她隻能離開園區。
前學員說，這種身體羞辱的文化反映了神韻領導人對外表的執著。
根據對李洪誌的演講的翻譯，在2016年的法輪功大會上，他說，神韻打造的美學吸引的是“中層和以上的階層”，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文明的、高素質的人”。
李瑞經常穿名牌服裝，休息日還帶舞蹈演員去購物，這更加重了對形象的關注。一些以前的學生說，看到李瑞穿得如此時髦，他們感到很困惑，因為她丈夫的教導對物質享受持批判態度。一位前舞者說，李瑞曾送給她一個香奈兒錢包。
李瑞尋求的是不僅管理學生的外表，還要管理他們的感情生活。
前學員說，約會需要得到李瑞辦公室的批準，這是神韻領導人對演員施加控製的另一種方式。其中11名學員說，李瑞和她的副手們還試圖安排外國學員和美國公民約會或相親，他們認為是為了使學員得到簽證而鼓勵這樣做的。
榮·羅（音）在2021年之前一直為神韻演奏中提琴，他說，他認為這種牽線搭橋是一種策略，目的是將年輕人與神韻運動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這就相當於想留住勞動力，”他說。"找到一個符合他們要求的人相當困難。你需要有信仰背景。你需要服從不合理的要求。”
“你們不能吃苦嗎？”
孫讚從15歲那年進入龍泉寺起，就聽李洪誌一直宣講他們這些表演者肩負的神聖使命：讓不信教的觀眾通過觀看神韻演出獲得拯救。
孫讚和其他六名前神韻表演者表示，令他們壓力倍增的是，李洪誌和他的下屬告訴他們，舞台上的任何失誤可能最終導致觀眾下地獄。
這使得他們以無比嚴肅的態度對待每一場演出。
曾在神韻領舞的孫讚說，為了將舞蹈動作練到完美，他一般每晚隻睡五個小時。奶奶去世的悲痛、腳踝扭傷讓人幾乎無法走路的疼痛都沒能讓他停下練舞。
“實際上，直到今天仍然影響我的是心理創傷，”2015年離開神韻的孫讚說。“如果你做得不好，那就是你的錯。宇宙因為你沒有被拯救。”
演出結束後，一些舞團經理會抓住表演中的失誤不放，並在同事麵前羞辱犯錯的人。他們常將這些失誤歸咎為精神上的失敗。
大提琴手內森·謝（音）曾在墨西哥城的一場演出中拉錯了音，事後樂團經理質問了他一個小時。他說，她指責他對李洪誌的教誨不夠專注，讀了太多其他東西。她沒收了他的Kindle。
這種訓斥屢見不鮮。在《紐約時報》獲得的一份去年的錄音中，一位樂團經理訓斥一群表演者訓了一個多小時，告訴他們需要更加努力，才能達到李洪誌的標準。
“我們不都跟師父保證過的嗎？”她用中文問，“你們不能吃苦嗎?”
他們說，李洪誌和妻子鼓勵學員將他視為父親。
一些人回憶說，曾在父親節和李洪誌生日時為他慶祝，給他寫詩，並送上千紙鶴等禮物。
與此同時，一些前學員表示，他們被告知不要與父母分享神韻的某些經曆。許多學員每年隻在兩周的暑假期間和家人見麵。
他們說，山上的主管還控製他們接觸外界信息，阻止他們提出異議和進行批判性思考。
學員通常要到20歲出頭才可以擁有智能手機。近年來，那些沒有手機的人每天隻能用指定的電腦上網15分鍾。
學校控製他們聽的音樂、看的電影和讀的書。他們被禁止瀏覽“普通媒體”，即未經法輪功批準的新聞機構。
他們說，對法輪功運動背負的責任感使得許多表演者忍受長時間工作和低工資。
八位前神韻表演者表示，他們在第一年巡演時沒有得到任何報酬。一位前樂手說，她的樂團經理解釋說，這是因為新表演者還沒有拯救足夠多的人。
在第二年巡演時，學員通常每月會獲得幾百美元的薪水，隨著時間的推移，工資會有所增加。
一位隻願意透露姓氏的劉姓前小提琴手表示，他開始感覺自己被當作廉價勞動力，受到剝削。
“我們為他們賺了這麽多錢，也為他們省了這麽多錢，這真的很荒謬，”劉先生說，他2012年12歲時來到龍泉寺，2017年離開。“當時，我確實感到很困擾，我們什麽都沒得到，他們卻賺了很多錢。”
對納稅申報文件的審查顯示，神韻的薪酬支出在收入的占比遠低於其他幾家總部位於紐約的大型非營利舞蹈和劇團公司。
有些學員表示，他們經常每周工作六天，並被灌輸這樣的思想：隻要有報酬，他們就應該心存感激。
他們告訴時報，大多數前表演者在二十五六歲之前的年收入不超過1.2萬美元。從龍泉寺畢業後，一些學生表演者會留在神韻團體中成為一名專業舞者，賺得比之前多一些。神韻也會從外界為其樂隊招募一些專業的樂手。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在聲明中表示，關於未成年演員報酬低的說法是對神韻雇傭行為的“嚴重誤解”。
他們表示，“神韻藝術團是一個專業的藝術團體，僅由成年的專業人員組成。”他們補充說，符合條件的龍泉寺學員可以隨團巡演，作為他們課程的一部分。
“這個項目合法、透明，是有抱負的藝術家們非常向往的機會，”他們說。“學生在實習期間獲得津貼是行業標準做法。’”
離開組織
神韻的負責人使用的策略常常令那些想要離開的表演者感到恐懼。
他們被告知，如果失去李洪誌的精神保護，他們會下地獄，或者麵臨巨大的經濟處罰，或是人身危險。
2017年，現已離開的舞者黛西·王被發現與一個外人發短信談論山下的生活，李瑞盤問了她好幾個小時，直到王女士說出對方的身份。幾個月後，她辭職了，但她表示，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克服對下地獄的恐懼。
前大提琴手內森·謝在2020年宣布離開時，李瑞憤怒地告訴他，必須償還八年的學費——金額可能超過20萬美元。其他六名表演者表示，他們也收到過類似的威脅。盡管該組織從未真正執行過這些威脅，但這讓謝先生感到害怕。當時他隻有22歲，銀行賬戶裏隻有幾百美元。
另一位前舞者張郡格表示，在2020年離開龍泉寺後，她害怕自己隨時會意外喪命，因為她確信自己失去了李洪誌對協助他拯救世界的神韻表演者的神秘保護。
約書亞·林在2012年前後開始對法輪功運動產生懷疑，但他試圖把這些疑慮拋在一邊。
他自15歲起就住在龍泉寺，多年來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學習李洪誌的教義。但到2017年，24歲的他已經完全不再相信法輪功了。他看了一段關於邪教的YouTube視頻，還很快被發現轉發給了另一名樂手。
他在巡演中途被開除。在飛回澳大利亞的飛機上，他想到那些在山上一起長大的朋友，也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後來，他才認為自己被開除是件好事。他成了一名遊泳教練，與人合夥開了一家連鎖炸雞店，現在希望開一家汽車修理店。31歲的林先生說，他時常想，如果沒有在龍泉寺度過九年，自己的人生會是什麽樣子。
他還擔心那些仍然住在山上的學員。
“對那些剛加入的、正在遭到利用的，特別是年輕人來說，這真的不好，”他說。
“這隻會不斷重複。”
文章來源: 紐約時報 於 2024-08-16 。
他們是大約20年前開始出現的，通常是在節假日前後，而且經常出現在高端場所：一群身著多彩演出服的中國舞蹈演員優雅地旋轉。
先是在紐約市，然後是巴黎、多倫多和台灣台北，這些舞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年輕人——在舞台上翻騰跳躍，上下翻飛，想給人們帶來驚歎和娛樂，同時也是為了傳播受迫害的中國宗教運動法輪功的教義，法輪功是這些表演的幕後主宰。
自那時起，神韻藝術團已成為法輪功運動及其領導者的搖錢樹，其門票銷售遍及五大洲，票房收入超過2.65億美元。
但對於支撐起這些演出的年輕人來說，成功的代價是高昂的。
《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吸引越來越多觀眾的同時，神韻將許多表演者視為可犧牲的消耗品。當演員身體不適時，神韻總是不鼓勵他們就醫，並通過殘酷的情感虐待和操縱來強迫他們服從艱苦的排練和巡演安排。
在采訪中，一些前神韻舞者回憶自己曾在膝蓋脫臼、腳踝扭傷或其他嚴重受傷的情況下表演，他們不願意尋求醫療，因為該團體的信仰體係認為，隻有缺乏信仰的人才會依賴這樣的治療。
還有一些人痛苦地回憶起自己被教練要求定期稱重，並被公開斥責他們太胖。
大多數人表示感到被這一宗教運動利用了，該運動專注於傳播其觀點——即使表演者在此過程中受到傷害，同時通過銷售門票賺錢。
很多接受時報采訪的舞者和樂師對公開講述他們的故事感到猶豫，害怕受到法輪功和其領導者的報複。作為法輪功領導者的李洪誌於1992年開始在中國開展這一運動，當時古老的氣功正風靡一時。李洪誌在流亡期間領導法輪功，同時掌管著紐約州北部一座占地160公頃、戒備森嚴的園區，許多神韻演員都在那裏生活和訓練。
神韻和法輪功代表發來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接受時報采訪的表演者對神韻舞團和法輪功運動的描述是以“古怪和誇張的方式”扭曲的事實。他們稱時報的做法正中了想要根除法輪功的中共下懷，是在對一個提倡健康、道德生活和強大家庭與社群的信仰進行“充滿偏見的攻擊”。
法輪功部分基於佛教元素，認為修煉其姿勢和冥想之道的人可以開悟。但在演講和寫作中，其創始人李洪誌也融入了一些不太傳統的思想，暗示他是宇宙的創造者，稱虔誠的修煉可以清除體內的疾病，並暗示追隨者可以發展出超自然力量，例如懸浮的能力。
在過去二十年間，李洪誌將法輪功置於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直接對立的位置，中共曾監禁眾多法輪功信眾，並在國家宣傳中將該組織妖魔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洪誌的法輪功運動將神韻推向前台，作為該組織自己的一種宣傳工具，通過由法輪功修煉者創辦的公司網絡（包括擁有廣泛讀者的報紙《大紀元時報》）放大該演出的反共信息。
在神韻內部，領導者告訴年輕演員們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緊迫的精神使命，並讓他們相信，每一個公然反對該運動的人都將麵臨嚴重的後果。
即便如此，仍有25名前舞者、樂師和教員向時報透露了他們在神韻的經曆，其中包括數名在過去18個月中離開該團體的人。他們描述了神韻領導層近二十年來的一係列虐待行為，在此期間，進出該舞蹈團的演員有數百人。
他們的講述，以及數百頁的公開記錄和數十份從該組織總部偷帶出來的照片和錄音，讓我們得以罕見地直接了解到神韻組織內部的生活，神韻無處不在的廣告將之稱為“藝術的極致境界”。
廣告中沒有任何內容表明該演出旨在推廣宗教運動。那些花錢來看神韻演出的觀眾——票價最高可達309美元一張——不會知道表演者是在為法輪功賣命。他們看到的是麵帶微笑的舞者躍上舞台，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裏表演同步旋轉、空中劈叉等節目，其中有描繪法輪功信徒遭到中國警察毆打的場景。
但很多前舞者和樂師表示，他們把自己推向了身體和精神的極限，因為他們被教導，表演一場完美的神韻演出將拯救觀眾免遭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他們說，這一信息在課程中不斷得到強化，灌輸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以及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
他們通常每天工作15個小時——排練、表演，甚至安裝和拆卸沉重的管弦樂隊設備——但工資很低，甚至沒有工資，因為他們被灌輸自己已經欠下了法輪功為他們提供的學費、食宿費用。
幾乎所有表演者都是被家中虔誠的法輪功修煉者送到神韻的。一些人一些人在來到法輪功在紐約州的總部龍泉寺時還不到12歲。
未經特別許可，他們不能離開這裏，與家人見麵的頻次通常也受到限製。許多人從美國各地和其他國家來到紐約，一直到20多歲還待在園區裏。
從小隨母親在新西蘭修煉法輪功的程清翎13歲時來到龍泉寺。現年27歲的程女士此前是一名神韻舞蹈演員，她說，她給自己在那裏的不愉快經曆——比如受傷未得到治療導致她的左臂麻木，教練的不斷吼叫，因一些微不足道的違規行為而受到同學的羞辱——賦予了更高的意義，從而顯得合理起來。
“他們隻是在測試我們的虔誠，”程清靈說她這樣告訴自己。“但後來我想，如果我用正常人的價值觀來判斷，它就是錯的。”
一些表演者想要退出，但藝術團還不願放人，於是他們遭到了威脅和恐嚇。他們的經理告訴他們，如果離開，他們會下地獄或麵臨危險，因為他們將失去李洪誌的保護。七名前演員說，他們還被告知，如果退出神韻，他們必須償還學費。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拒絕讓李洪誌和神韻領導人接受記者采訪。
在一份聲明中，代表他們的陳穎（音）和李維·布勞德表示，接受時報采訪的表演者是“一個心懷不滿的小團體”，講述了“虛構的故事”。
他們否認受傷的演員經常無法得到醫治，並稱任何關於龍泉寺有毒文化的指稱都是“非常主觀且帶有文化偏見的”。
“龍泉寺的社群是一個緊密連接、以亞裔為主的社群，重視紀律嚴明的學習和訓練，並以開放、誠實和直接的互動為特點，”他們說。“我們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共同信仰的大家庭。”
他們還補充說，時報對於神韻的報道很可能會成為中共對法輪功汙名化“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在超過1萬名法輪功修習者在北京的中共總部外靜坐後，中國政府取締了法輪功。自那時起，很多法輪功修煉者被拘捕，很多人警方拘押期間死亡。中國官員一直在針對法輪功追隨者。
盡管如此，法輪功運動仍然蓬勃發展，在全球吸引了大批追隨者，在世界各地的公園裏都可以看到法輪功學員練習法輪功柔和的動作。
隨著法輪功的傳播，李洪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他在2006年幫助創建了神韻藝術團。現在，他和妻子李瑞一起管理位於紐約州北部的龍泉寺，寺內有一座高聳的寶塔和一尊巨大的金佛，佛像的麵容與李洪誌本人十分相似。
住在山上園區內的學生們被教導，見到李洪誌時要稱其為“師父”，並躬身抱拳。他們很快就了解到，李瑞是其規則的主要執行者。
很多接受時報采訪的前神韻表演者表示，神韻給了他們旅行和提高漢語能力的機會，他們也認可其灌輸的職業道德。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珍惜在神韻的時光。我學到很多東西，也成熟了很多，”神韻前舞者蘇珊·周（音）在寫給時報的郵件中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機構，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創造了鼓舞人心的表演。”
但大多數人表示，神韻也給他們灌輸了一些堅定的教條。
根據一份聽者提供給時報的李洪誌講話錄音，在去年的一節課上，70多歲的李洪誌用中文告訴學生們，他創造了地球，並稱“人類的音樂是我奠定的”。
質疑這樣的言辭將被視為一種嚴重的冒犯。
“在那裏，我感受到的是讓我俯首聽命的巨大心理壓力，”66歲的大衛·菲德勒說，他曾於2013年到2016年在龍泉寺教授小提琴。“你要麽離開，要麽主動放棄自己的理智，沒法兩者兼得。”
“地球上最棒的地方”
11歲時，凱特·黃（音）從台灣高雄的學校輟學，和她的母親一起來到1萬多公裏之外紐約州奧蘭治縣庫德貝克維爾鄉下，這裏是法輪功的總部所在地。
在那裏，她進入了飛天藝術學院，神韻的演員就在這所寄宿學校接受訓練。
黃女士沒有跳舞的經驗，但她的成長環境裏有許多法輪功信徒，他們叫她抓住這個可以和李洪誌接近的機會。她的祖母每天清晨4點開始練功。她的母親曾售賣神韻的演出票。
“每個人都說你應該去那裏，因為那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現年26歲的黃女士說，她要求在文中使用自己的英文名。
很快她開始上舞蹈課，仰臥著進行柔韌性練習。一位老師抓住她的腳踝，把她的腳壓向頭部，越壓越低，直到黃女士聽到大腿發出了“哢”的一聲，她說那聲音似乎在整個教室內回蕩。
她的老師通知了李洪誌和校長，校長摸了摸她的腿，似乎想看看有沒有骨折。她說，有好幾個星期她走路都一瘸一拐。
幾年後，在西雅圖的一次演出前，黃女士在做前空翻落地時感到右腿一陣劇痛。她說，她的膝蓋脫臼了。一位同學將她的膝蓋骨按回了原位。
黃女士說，一名主管給了她一個冰袋，問她是否能繼續演出。她忍受著鑽心之痛完成了後麵兩小時的表演。
她說，這兩次受傷她既沒有主動提出也沒有得到治療，因為李洪誌曾說，隻有遵循他的教誨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如果我說想去醫院，就會被貼上不夠虔誠的標簽，”黃女士說，她還說，她的膝蓋再也沒有恢複過來。“我不想引人注目，或者被其他人針對。”
共有14名前神韻演員告訴時報，他們的傷病沒有得到治療，或者他們曾看到其他人受傷但沒有得到照料，黃女士是其中一名講述者。
運動醫學專家表示，在任何競技舞蹈團演出都有受傷的風險。但時報發現，與許多其他大型舞蹈團不同的是，神韻並不提供常規的理療師或醫生服務。
而且神韻的演員主要是青少年，專家們表示，青少年舞者的骨骼和肌肉仍處於發育階段，因此更容易受傷。
由於神韻的舞蹈編排要求很高，需要做背部彎曲的動作，其中還融合了芭蕾和體操的元素，因此風險尤為突出。此外，神韻的日程安排也非常嚴苛，要求學生演員每年把幾個月的時間用於巡回演出，在演出地點之間乘坐大巴的時間可能長達16個小時。
他們經常一天演出兩場。在最近一次巡回演出中，神韻的八個表演團計劃在五個月內演出800多場。其中一個團在紐約林肯中心的大衛·科赫劇院12天內演出了14場。
紐約大學朗貢衛生學院哈克尼斯舞蹈損傷中心創始主任、骨科醫生唐納德·羅斯博士說，鼓勵人們忍著疼痛跳舞或勸他們不要接受治療，“至少可以說是非常野蠻和老派的，”尤其是對未成年人來說。“特別是在這個沒有自我保護能力的年齡段，造成永久性傷害的可能性絕對是有的。”
一些受到重傷的神韻演員確實接受了治療。神韻知名度最高的舞蹈演員之一蒲彧去年在網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說，他在跟腱斷裂後接受了修複手術。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在聲明中否認曾勸阻治療。
他們表示：“神韻演員在任何需要的時候都會得到醫療服務，我們有醫療記錄為證。”
但前舞者和表演指導告訴時報，這種幹預非常少見。
13歲就開始參加神韻巡回演出的黛西·王（音）說，她在八年裏五次扭傷腳踝，但從未要求過看醫生。
王女士和其他人被告知，想看醫生意味著他們的精神領域出了問題。
“隻要發出正念，身體就應該會自己愈合，”現年28歲的王女士說，她指的是李洪誌提出的冥想技巧，他說這可以清除導致疾病的惡業。
神韻成員中忍著傷痛表演的不隻是舞者。
一位不願透露姓氏的前音樂演奏者安（音）說，他在演出結束後幫舞蹈團裝車時經常被金屬器材箱劃傷手。他說，有一次被劃傷得很嚴重，他不得不用酒店的針線包縫合傷口。
在神韻的樂團演出大約四年後，另一名樂師、小提琴演奏者約書亞·黃（音）的右肩附近開始劇烈疼痛。他被帶到李洪誌麵前，後者摸了摸他的頭和肩，然後對他說，他已經被治好了。
疼痛接著持續了許多年，林先生的同學們告訴他，這表明他信仰不堅定。“我就一直忍著痛堅持演出，”林先生說。
直到離開神韻後他才去看了醫生。那時他才了解了疼痛的大概原因：脊柱有一處椎間盤突出。
維持外表形象
一些前神韻學員還表示，他們遭受了情感虐待和操縱。
五名前舞者說，他們曾在減肥失敗後被指導員在全班同學麵前羞辱。
其中一名舞者張郡格說，13歲那年她身高1米64、體重約50公斤，她的舞蹈老師因為她比別人重而針對她。這名老師告訴她的同學，如果發現張女士買零食就舉報她。張女士和其他人說，這符合神韻鼓勵學生相互舉報的廣泛文化。她回憶說，有同學不止一次用身體阻攔她進入園區內的市場。
還有一次，老師說她不知羞恥，因為她在休息日買了三罐品客薯片。當老師質問張女士還想不想留在神韻時，她哭了出來。
盡管如此，張女士還是迫切希望履行她認為自己對李洪誌許下的誓言。
“師父告訴我們，師父有無盡的法力，”現年28歲的張女士用中文說。“我們小孩子就相信了。”
到了20歲時，她通常一天隻吃一頓飯。有一天，她喝著米粥，另一名老師問她怎麽還要吃東西。她跑到浴室踢了一頓牆。
另一位前舞者回憶說，每周稱體重的感覺就像走向斷頭台。她說，她讓身體進入“饑餓模式”，並在踏上體重秤之前脫光衣服。她的體重被記錄在教室張貼的一張紙上，被認為太胖的人的名字被塗成了紅色。
還有一名舞者記得李瑞讓她隻吃黃瓜和西紅柿來減肥。16歲時，這名舞者患上了飲食失調症。
那位膝蓋脫臼的台灣舞者黃女士曾多次被老師提醒說她太重了。17歲時，她被調到校園的倉庫工作，在電腦上設計神韻演出服的圖案。
高中快畢業時，她接到通知，飛天學院在龍泉寺的大專學院沒有錄取她，她隻能離開園區。
前學員說，這種身體羞辱的文化反映了神韻領導人對外表的執著。
根據對李洪誌的演講的翻譯，在2016年的法輪功大會上，他說，神韻打造的美學吸引的是“中層和以上的階層”，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文明的、高素質的人”。
李瑞經常穿名牌服裝，休息日還帶舞蹈演員去購物，這更加重了對形象的關注。一些以前的學生說，看到李瑞穿得如此時髦，他們感到很困惑，因為她丈夫的教導對物質享受持批判態度。一位前舞者說，李瑞曾送給她一個香奈兒錢包。
李瑞尋求的是不僅管理學生的外表，還要管理他們的感情生活。
前學員說，約會需要得到李瑞辦公室的批準，這是神韻領導人對演員施加控製的另一種方式。其中11名學員說，李瑞和她的副手們還試圖安排外國學員和美國公民約會或相親，他們認為是為了使學員得到簽證而鼓勵這樣做的。
榮·羅（音）在2021年之前一直為神韻演奏中提琴，他說，他認為這種牽線搭橋是一種策略，目的是將年輕人與神韻運動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這就相當於想留住勞動力，”他說。"找到一個符合他們要求的人相當困難。你需要有信仰背景。你需要服從不合理的要求。”
“你們不能吃苦嗎？”
孫讚從15歲那年進入龍泉寺起，就聽李洪誌一直宣講他們這些表演者肩負的神聖使命：讓不信教的觀眾通過觀看神韻演出獲得拯救。
孫讚和其他六名前神韻表演者表示，令他們壓力倍增的是，李洪誌和他的下屬告訴他們，舞台上的任何失誤可能最終導致觀眾下地獄。
這使得他們以無比嚴肅的態度對待每一場演出。
曾在神韻領舞的孫讚說，為了將舞蹈動作練到完美，他一般每晚隻睡五個小時。奶奶去世的悲痛、腳踝扭傷讓人幾乎無法走路的疼痛都沒能讓他停下練舞。
“實際上，直到今天仍然影響我的是心理創傷，”2015年離開神韻的孫讚說。“如果你做得不好，那就是你的錯。宇宙因為你沒有被拯救。”
演出結束後，一些舞團經理會抓住表演中的失誤不放，並在同事麵前羞辱犯錯的人。他們常將這些失誤歸咎為精神上的失敗。
大提琴手內森·謝（音）曾在墨西哥城的一場演出中拉錯了音，事後樂團經理質問了他一個小時。他說，她指責他對李洪誌的教誨不夠專注，讀了太多其他東西。她沒收了他的Kindle。
這種訓斥屢見不鮮。在《紐約時報》獲得的一份去年的錄音中，一位樂團經理訓斥一群表演者訓了一個多小時，告訴他們需要更加努力，才能達到李洪誌的標準。
“我們不都跟師父保證過的嗎？”她用中文問，“你們不能吃苦嗎?”
他們說，李洪誌和妻子鼓勵學員將他視為父親。
一些人回憶說，曾在父親節和李洪誌生日時為他慶祝，給他寫詩，並送上千紙鶴等禮物。
與此同時，一些前學員表示，他們被告知不要與父母分享神韻的某些經曆。許多學員每年隻在兩周的暑假期間和家人見麵。
他們說，山上的主管還控製他們接觸外界信息，阻止他們提出異議和進行批判性思考。
學員通常要到20歲出頭才可以擁有智能手機。近年來，那些沒有手機的人每天隻能用指定的電腦上網15分鍾。
學校控製他們聽的音樂、看的電影和讀的書。他們被禁止瀏覽“普通媒體”，即未經法輪功批準的新聞機構。
他們說，對法輪功運動背負的責任感使得許多表演者忍受長時間工作和低工資。
八位前神韻表演者表示，他們在第一年巡演時沒有得到任何報酬。一位前樂手說，她的樂團經理解釋說，這是因為新表演者還沒有拯救足夠多的人。
在第二年巡演時，學員通常每月會獲得幾百美元的薪水，隨著時間的推移，工資會有所增加。
一位隻願意透露姓氏的劉姓前小提琴手表示，他開始感覺自己被當作廉價勞動力，受到剝削。
“我們為他們賺了這麽多錢，也為他們省了這麽多錢，這真的很荒謬，”劉先生說，他2012年12歲時來到龍泉寺，2017年離開。“當時，我確實感到很困擾，我們什麽都沒得到，他們卻賺了很多錢。”
對納稅申報文件的審查顯示，神韻的薪酬支出在收入的占比遠低於其他幾家總部位於紐約的大型非營利舞蹈和劇團公司。
有些學員表示，他們經常每周工作六天，並被灌輸這樣的思想：隻要有報酬，他們就應該心存感激。
他們告訴時報，大多數前表演者在二十五六歲之前的年收入不超過1.2萬美元。從龍泉寺畢業後，一些學生表演者會留在神韻團體中成為一名專業舞者，賺得比之前多一些。神韻也會從外界為其樂隊招募一些專業的樂手。
神韻和法輪功的代表在聲明中表示，關於未成年演員報酬低的說法是對神韻雇傭行為的“嚴重誤解”。
他們表示，“神韻藝術團是一個專業的藝術團體，僅由成年的專業人員組成。”他們補充說，符合條件的龍泉寺學員可以隨團巡演，作為他們課程的一部分。
“這個項目合法、透明，是有抱負的藝術家們非常向往的機會，”他們說。“學生在實習期間獲得津貼是行業標準做法。’”
離開組織
神韻的負責人使用的策略常常令那些想要離開的表演者感到恐懼。
他們被告知，如果失去李洪誌的精神保護，他們會下地獄，或者麵臨巨大的經濟處罰，或是人身危險。
2017年，現已離開的舞者黛西·王被發現與一個外人發短信談論山下的生活，李瑞盤問了她好幾個小時，直到王女士說出對方的身份。幾個月後，她辭職了，但她表示，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克服對下地獄的恐懼。
前大提琴手內森·謝在2020年宣布離開時，李瑞憤怒地告訴他，必須償還八年的學費——金額可能超過20萬美元。其他六名表演者表示，他們也收到過類似的威脅。盡管該組織從未真正執行過這些威脅，但這讓謝先生感到害怕。當時他隻有22歲，銀行賬戶裏隻有幾百美元。
另一位前舞者張郡格表示，在2020年離開龍泉寺後，她害怕自己隨時會意外喪命，因為她確信自己失去了李洪誌對協助他拯救世界的神韻表演者的神秘保護。
約書亞·林在2012年前後開始對法輪功運動產生懷疑，但他試圖把這些疑慮拋在一邊。
他自15歲起就住在龍泉寺，多年來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學習李洪誌的教義。但到2017年，24歲的他已經完全不再相信法輪功了。他看了一段關於邪教的YouTube視頻，還很快被發現轉發給了另一名樂手。
他在巡演中途被開除。在飛回澳大利亞的飛機上，他想到那些在山上一起長大的朋友，也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後來，他才認為自己被開除是件好事。他成了一名遊泳教練，與人合夥開了一家連鎖炸雞店，現在希望開一家汽車修理店。31歲的林先生說，他時常想，如果沒有在龍泉寺度過九年，自己的人生會是什麽樣子。
他還擔心那些仍然住在山上的學員。
“對那些剛加入的、正在遭到利用的，特別是年輕人來說，這真的不好，”他說。
“這隻會不斷重複。”
假如有醜陋的《反共的華人》在這個核物理研究所，寒春是否能去中國？當然，寒春到了中國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幫助才能安全到延安。
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裏，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在20世紀中國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友人，他們撰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對外傳播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變，有一些留在中國，參與到教育、醫療、外交等事務中，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借他們的目光來重返20世紀的曆史現場。國際友人的個體生命經驗與20世紀全球進步運動的思想與行動網絡交織，與中國的革命與社會建設相互作用，呈現出一個複雜、動態的全球20世紀時代景觀，也為反思當下的國際關係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獨特的視野。
北京市昌平區的沙河大學城裏，有一塊麵積不小的農田，在鋼筋水泥的現代化景觀中間，那一抹綠色顯得格外突出。這塊農田名叫“小王莊農場”，也稱北京農機試驗站，隸屬於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簡稱“農機院”）。它能在城市擴建中保留下來，要從在這裏工作過二十餘年的一對美國夫婦說起，他們就是兩位著名的國際友人：陽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農機試驗站（當時名為“沙河農機試驗站”）附近王莊村的一些麥地被圍起來，準備用於開發，遭到了陽早和寒春的強烈反對。經過商議，上級領導決定尊重他們二人的意見，並對農機院相關負責人約法三章：“第一，試驗站的農田未經批準，不許改變用途；第二，以後試驗站對外合作大項目，要和陽早、寒春商量；第三，試驗站這塊地要保住。”
陽早和寒春的態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為這個試驗站的重點成果—中試奶牛場，是由他們嘔心瀝血、精心打造的。這也是我國第一個自主設計並建設的機械化養牛場，對於推進農業機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義。
對於這對美國夫婦來說，中試奶牛場隻是他們豐富的人生經曆中的一段。自20世紀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這個東方國度以來，從延安到瓦窯堡，從內蒙古大草原到陝西農村、再到北京城郊，他們懷著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國革命，在踏實、樸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終堅定地走在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長征路上。
陽早：追求平等的農場主
陽早於1918年出生在美國的一個農場，從記事起就打著燈籠在牛棚裏邊幫著大人擠奶。陽早的父親是被農場主收養的孤兒，年輕時當過煤礦礦工，參與過工會，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但陽早的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愛德娜獨自一人撫養十個孩子，又恰逢大蕭條時期，家庭經濟十分困難。陽早靠勤工儉學讀到大學，最初在伊利諾伊大學學習醫學，後來發現自己還是更適合做農民，於是轉入康奈爾農學院，並與寒春的哥哥韓丁成為室友。20世紀30年代，歐美國家深陷經濟危機的泥潭，而蘇聯卻是高歌猛進、蓬勃發展，這種鮮明的反差對美國民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陽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還有中間派，兄弟姐妹們經常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展開激烈討論，爭執不休。陽早站在左派一邊，他從15歲開始就閱讀了有關俄國革命的書籍，對書中描述的蘇聯社會中“不允許高層幹部獲得高薪和特權”的內容很感興趣。
在大學期間，陽早結識了他在政治上的啟蒙者、韓丁的姐姐韓珍（Jean Hinton）。當時，韓珍受到身邊左派人士的影響，對美國和世界的政治問題很感興趣，並熱衷於宣傳進步思想。她常常來找弟弟韓丁，給他和陽早帶來華盛頓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進步書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讓陽早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韓珍還將一些活躍的美國左派人士介紹給陽早，在他們的影響下，陽早產生了參加更大範圍社會鬥爭的想法。
1946年，適逢聯合國救濟總署招募一批畜牧專家前往中國，可以提供路費和工資，陽早借這個機會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親眼看到了當時貧困、落後、飽受戰亂與疾病侵蝕的舊中國。來到中國不久，陽早就離開了聯合國救濟總署，從北平飛到延安，那是內戰爆發前飛往延安的最後幾趟航班。一到延安，陽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巨大差別。這裏雖然貧困，但沒有乞討、皮條客，也沒有坐在豪華汽車裏招搖過市的腐敗官員。雖然物質條件艱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們擁有積極、自信、樂觀的精神麵貌。陽早很快就被這種平等且充滿熱情的革命氛圍所感染。幾天之後，時任中央外事組副組長的楊尚昆來看望陽早，隨後安排他去延安郊區的光華農場。在這裏陽早獲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是農場的一些友人為他提的建議，為了紀念不久前被國民黨殺害的著名記者、中共黨員羊棗。
不久，傳來了胡宗南的部隊要進攻延安的消息，黨中央準備撤離、轉戰陝北。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在撤退前接見了當時在延安的幾位外國友人，包括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學者李敦白、馬海德大夫以及陽早。當時，他們四人均要求與所在組織一起撤離，經過考慮，最後中央通過了三人的請求，讓斯特朗回到國統區，希望她利用記者身份將解放區的真實消息帶到世界各地。就這樣，陽早回到光華農場，準備和同事們以及農場的一群荷蘭奶牛從延安轉移到內蒙古和陝北交界地區。
陽早和寒春在延安
這次轉移行動非常危險，稍有不慎可能就會犧牲。那段時間，陽早一行人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艱難跋涉。他們每到一處，就派人與當地的黨組織聯係，獲取國民黨的信息並製定下一步行動計劃。
為了避開飛機大炮、電台測位儀，他們白天躲在窯洞、山溝裏，晚上才能出動。一次，剛剛經過疲憊的夜間行軍之後，同誌們正在村裏紮營，準備休息一下。但偵察兵的警報緊跟著傳來，全體人員必須立刻打包撤離。陽早和幾位同誌在撤離隊伍後麵負責趕驢，但是在過河的時候，一頭驢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發了瘋似的往上遊跑，把背上馱著的補給包裹甩在河裏。陽早見狀立刻潛入水中，不顧安危地拚命撈取包裹。這一舉動深深地打動了農場的其他同誌，從此以後大家對陽早這個大個子外國人更加信任，關係也更加親密了。
在六個月裏，陽早一行人居無定所、風餐露宿，還要隨時與國民黨軍周旋。陽早由於食物缺乏而嚴重營養不良，但他還是頑強地跟著隊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線。
這段經曆讓陽早親身感受到共產黨的軍民一心、團結一致，親眼看到陝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著共產黨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有幸經曆了西北解放戰爭，在六個月當中，親見了什麽叫人民戰爭、什麽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確的領導，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敵的，這是因為他們依靠群眾。”
從此陽早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這種情感促使他最終選擇留在中國，為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無私地奉獻終生。
寒春：尋找方向的核物理學家。
寒春（Joan Hinton）與陽早的成長經曆有很大差別，她出身知識階層，家族中不乏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爾代數的提出者喬治?·?布爾和著名小說《牛虻》的作者艾捷爾?·?麗蓮?·?伏尼契。寒春的父親是一名律師，母親從事教育工作。她的母親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發掘學生的好奇心和創造力。
寒春在母親的培養下形成了自信、樂觀、獨立的個性，而且勇於探索、勤於思考、善於動手。中國媒體往往形容寒春初來中國時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之感，其實並不恰當。寒春最喜歡的恰恰就是經曆一件事情從無到有的全部過程，她對這種挑戰帶來的新鮮感和成就感充滿了熱情。寒春在美國時，經常連續幾星期在森林公園野營，需要自己搭帳篷、尋找食物和水源。所以當她來到一無所有的新中國時，並沒有受到艱苦條件的影響，反而找到了能激發自己興趣與激情的事業。對於寒春來說，在中國從事農機具的工作和在美國研究核物理沒有太大差別，兩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領域創造新的東西。
1945年8月在廣島、長崎爆炸的兩枚原子彈，這場人類曆史上最為慘烈的浩劫將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卷入其中，無數人的命運因它而發生難以預料的轉變，寒春就是其中之一。
而寒春與原子彈的密切關聯以及最後出人意料的人生轉折，讓她的故事富於傳奇色彩並且更加耐人尋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學攻讀物理學碩士學位的寒春入選曼哈頓計劃，前往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寒春協助美籍物理學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費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鈾的臨界質量的測量工作，這是原子彈研製工作中一個關鍵性的實驗。曼哈頓計劃完成後，寒春接受費米的邀請進入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邊雲集了諸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歐文?·?張伯倫、“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等核物理領域的重量級人物，同學中不乏楊振寧、李政道這些未來的學術明星。可以預見，如果寒春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她的科研事業前途無量。
但當核武器首次用於軍事活動並造成了毀滅性的災難時，寒春開始意識到在純粹的科學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慮“科學為誰服務”的問題。她積極加入科學家對軍方的抗議之中，參與了旨在爭取平民對原子能控製權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家協會”，並跟隨協會到華盛頓進行宣傳、遊說。但是這些社會活動收效甚微，而且寒春發覺核物理領域越來越封閉，她申請的獎學金以及實驗所必需的某些試劑都來自軍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實驗物理的成果，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會被進一步改進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寒春獻身純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滅，她深受打擊，同時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還能做什麽。此時，在中國革命中幹得熱火朝天的陽早頻頻來信，反複勸她來中國、來延安看看，信中描繪的另一個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韓丁的幫助下，寒春向宋慶齡主管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申請物理教師的職位。拿到錄用函之後，她很快申請了護照準備遠行。寒春將自己去中國的決定首先告訴了楊振寧，楊振寧這才明白為什麽前一陣子寒春向他學習中文，她學會的第一句是“這是一支鉛筆”。後來寒春曾給楊振寧寄過一張明信片，上麵寫著“我還記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現在我在教我的孩子們第一句英文”。
寒春也沒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隱瞞去中國的決定，雖然費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見，但從始至終沒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絲消息，因為他們都有著一致的想法：人們有權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與自己意見不合。寒春離開之前，同事們自發地為她組織了歡送會，費米還送給她一部照相機。此後40年裏，寒春用這部相機拍下了數千張照片，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
1948年，寒春在舊金山搭乘“戈登將軍”號客輪前往中國，經過18天的漂泊到達上海。那時，解放戰爭的局勢已經日漸明朗，中國即將正式開啟新的曆史篇章，剛剛落腳中國的美國人寒春也從此開始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寒春陽早紮根中國的革命伉儷。
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內戰時期國統區與解放區彼此隔絕，前往延安十分困難。寒春在中國的第一年是在漫長的等待和反複失敗的嚐試中度過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圍已經解放，國共雙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進行最後的協商。恰好此時一群燕京大學的學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園，寒春就趁機混在燕大師生的隊伍中走出了城門。這時，她才第一次進入解放區，也見到了解放軍的風采，這令寒春格外激動。但是出城之後，寒春還是沒機會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著解放軍進了北京城。這一出一進之間，老北平已經翻開了曆史的新一頁了。後來寒春曾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天整個城市都沸騰了！城門敞開著，解放軍正在進城，我便跟著隊伍走。人們向隊伍拋撒糖果，每個人都在鼓掌和歡呼，我被看作解放區來的一員而受到隆重的歡迎！”
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反麵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全體黨員，他用機槍上課。看來讓人們認識真理，光有正麵的經驗是不夠的，還要有反麵的教訓才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兩萬五千裏的長征。國民黨在占領紅軍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報複性屠殺，而這一活動主要由國民黨內仿照意大利黑衫黨與納粹衝鋒隊形式建立的藍衣社來負責。特務康澤的別動隊在接管地方後，以過去的戶籍資料為準進行清查戶口、劃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認為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詳盡的一次戶口清查，其目的是為了抓住任何一個紅軍或黨的嫌疑人員及家屬。對逃跑的和蘇區有聯係、或者有子弟在紅軍部隊的人家，別動隊實行連坐方式，凡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而未來自首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農返回後，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製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無人區”的建立。康澤指揮別動隊員和臨時征集的地主武裝，將過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驅趕出他們的住所，然後趕進標準“戰略村”，把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樣圈禁起來。在村民被驅趕進戰略村後，非常嚴厲的“保甲製”就開始了。這個“保甲製”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紅軍。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滅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也要滅門。一家犯事，除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在熟悉當地的保甲長支持下，異常順利地取得威懾效果。前別動隊人員方舟在《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到：不管是他作為中隊長進駐瑞金後，還是在戰爭結束前的其它地方，因為對“已‘自新’的農民，聯保主任都暗中監視”，這個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蔣介石曾以“滴水不漏”來評價別動隊的工作。
全麵占領蘇區後，國民黨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麵、嚴格的管製。前別動隊人員劉操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 “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麵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有幾萬人。別動隊還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蘇區成年男女都必須進夜校，參加壯丁隊、“鏟共義勇隊”。成年男女進民眾夜校後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壯年男女都必須在別動隊指揮下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根本地根絕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裏，以“江西地方迅速複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製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裏，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複區和 “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在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僅三年時間就變成了幾乎沒有男人的縣份。《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國民黨的數字是在三年中消滅了100多萬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裏，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而在河南，“應采取相同的辦法”。
1933年年底，約2400名國民黨“別動隊”人員開到了大別山。該部別動隊由蔣伏生指揮，其實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說別動隊在江西搞了一個地獄，那也隻是地獄的第一層，而大別山則是地獄的第十八層。蔣交給別動隊的具體政策如下：【“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 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 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這次集體屠殺得到完全貫徹，並直接造成大別山地區一百萬多青壯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並最終大批餓死。這一命令是由蔣伏生草擬，由那個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蔣總裁所批準下達的，由於這一命令的執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誌“複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所以被執行得非常徹底，鮮有遺漏與幸免者。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從1927年4月12日實行反革命政變開始，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就提出“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極端口號，對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進行瘋狂大圍剿大屠殺。近據可靠史料記載，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間，蔣介石和國民黨就屠殺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民主人士和無辜群眾多達31萬人。
在蔣介石揮舞屠刀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嚴重威脅下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在漢口召開湘、鄂、贛三省"綏靖"會議，確定了以軍事為主，黨務、政務密切配合，分別"圍剿"各蘇區紅軍的總方針。蔣介石隨即調集湘贛兩省十八個團的兵力，分五路三次“會剿”井岡山。蔣軍在占領井岡山根據地後，立刻開始了大規模報複性屠殺。蔣軍提出在蘇區“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單大井村先後就被焚燒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萬人，到1936年居然隻有1370萬人，除去因戰爭死亡及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的人數，被蔣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達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100多萬，而且令人發指的手段不計其數。
為徹底“消滅”紅軍，蔣介石軍隊和藍衣社別動隊在當地施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進行滅絕人性的大屠殺。他們糾集卷土重來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反動組織，對蘇區人民進行瘋狂地報複。蔣軍狂叫“大亂三天，大殺三年”，要“屋換石頭，人換種”，“斬草除根，誅家滅種”。在“寧可錯殺一千，不能錯放一個”的反動口號下，蔣軍在蘇區實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誠如國民黨政府在報告書中供述，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軍肆意屠殺蘇區共產黨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極為殘忍，駭人聽聞，如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從3歲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嬰兒被蔣軍抓住2條小腳，活活撕成兩半。有的革命群眾被蔣軍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的婦女被輪奸割乳，淩辱而死。比如，國民黨獨立33旅旅長黃振中殺害寧都、瑞金、於都、興國、廣昌、石城等縣人達數萬人。國民黨江西保安3團團長歐陽江一個晚上屠殺500多名抗交糧食的瑞金武陽群眾，製造了‘武陽圍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門崗一次槍殺了500餘人，國民黨瑞金縣長鄒光亞在雲龍橋下一次集體屠殺了120餘人。瑞金竹馬崗被殺害的人數以千計。謝家祠和陳家祠被害的革命群眾的屍體推積如山。
據當地史料的不完全統計，瑞金有18000人被屠殺;興國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於都被屠殺3000餘人，其中禾豐地區被保安團團長華品懋殺害的革命群眾達500餘人，沙心地區全家被殺絕的有37戶。贛縣田村一地被殺害94人，其中有14戶被殺絕;尋烏被殺害4520人，殺絕900餘戶;會昌被殺害972人;石城縣被屠殺的幹部和群眾576人;廣昌被害的1000餘人;寧都有1442名幹部和3378名群眾死於蔣軍的屠刀之下;上猶縣被殺害的幹部達1466人，群眾658人。在蔣軍的血腥屠殺下，不少村莊被殺光，成了“無人村”、“血洗村”，屍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吉安地區1933-1936年間人口從380萬下降到190萬，贛州地區被殺了300多萬，瑞金、興國兩縣80%人民被殺。其中有個地方叫千墳崗的，1934年紅軍長征後還鄉團在半個月內在這一帶8個村殺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墳崗附近的一個村莊，民國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殺得隻剩下8戶，現在才100多戶。當地至今到處可以看到國民黨軍隊燒毀房屋後的灰黑地基殘餘。在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蔣介石和國民黨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曆史，是十分殘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無法想象和無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