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特色中國文化的烏煙瘴氣

走資派特色中國文化的烏煙瘴氣

 

 

人們生活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大染醬缸的社會裏，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變遷時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急速流動、不斷變異，社會轉型，製度失衡，利益重新分配，多元論衝擊一元論，價值觀混亂，秩序在離析，規矩在敗壞，一切都在洗牌和重新出發，世界處在一個價值紛爭、精神困惑的時代。

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的推行，導致了文學正在經曆著從作品到商品，從寫作到策劃，從創造者到生產者，從讀者向消費者的變異轉化過程，類型化取代典型化，真實性消解理想性，語言文本向圖像文本轉化，使文學的審美趣味越來越趨向娛樂化、欲望化、世俗化、感官化、表層化、斷裂化，人們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價值的挑戰。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出現了各種混亂的情況：

反道德的瀆聖主義。魯迅被罵成“烏煙瘴氣鳥導師”，智勇雙全的楊子榮染上匪氣，陷入三角戀愛，抗日英雄阿慶嫂變成“風流婆”和“窩囊廢”，《紅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誌高談情說愛……從古到今的聖賢、智者、先知、英雄、大師幾乎都成為反道德者的箭靶子，遭致不同程度的審判、攻擊、嘲諷與貶損，或者顛倒黑白的汙染，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醜化、漫畫。

典型的如四卷本《石康文集》，既是一部完整的周文（書中主人公）的個人性史和情史，也是一部“道德淪喪史”，用作者的話來說叫“猖狂寫作”、“無恥寫作”，“新惡心小說”。它內容寵雜，格調低下，充斥著不少“汙言穢語”。作者將自己稱為“活流氓”，“擺出一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架勢，繪聲繪色地向嗡嗡描述我的浪蕩生活”，從勾女人、嫖娼、酗酒、吸大麻、服興奮劑搖頭丸到偷自行車、偷試卷、偷父母錢等醉生夢死的墮落。作者說他的創作源泉就是“毅然寫出我的無恥之作”，“我隻有全無顧忌地追求荒誕無恥的生活，隻有荒誕無恥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向往，那是我的趣味……”因此，他寫空虛、孤獨、無聊，他罵學校、罵老師、罵考試，詆毀嶽飛，嘲諷民族英雄，讚美秦檜，說他“很有點特立獨行的味道……就是聖雄甘地也不過如此風度嘛。”此書放肆地嘲弄道德，顛覆理想，以一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態度寫作，體現出“人生信念的迷失”，成為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反道德不一定是公開宣稱的反，直接聲言的反，而是從其作品的價值取向、寫作的宣傳主張、創作的理念和人物形象之口所表現的傾向，流露的態度。如拒絕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聖的價值，拒絕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優秀的遺產，對一切崇高的人與事物：英雄、聖賢、智者不遺餘力地嘲弄、侮罵、毀謗，把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推向極端，代之以惡意的、否定的感情用事。又如以無知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挑戰既定的道德倫理秩序，挑戰人類道義與良知的底線，以醜為美、以德為敵、以破壞為榮，欣賞荒誕，熱衷於暴力和殘忍，沉溺於性反常，鼓吹反認識、反理性的情緒。
     
 如果說瀆聖不過是一種手段，放縱才是其目的，瀆聖和放縱是一體兩麵的。因為過去之聖賢多是主張節欲、勤儉、克己複禮、修身養性、無私奉獻的，那麽現今的反道德者一定是鼓吹放縱，是為了享樂，是將盲目的物欲、錢欲、情欲作為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義，而大加渲染，竭力推崇，讚賞和炫耀的。

譬如餘華在長篇小說《兄弟》中對流氓成功者李光頭財大氣粗、頤指氣使、喝令一切的描寫，與其忠厚老實的兄長宋剛失業漂泊，落魄到臥軌自殺的兩極比較，客觀上就在宣揚一種反道德者春風得意飛黃騰達，持守道德者步履維艱處處受難的殘酷哲理。小說在對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揭露時，卻對李光頭“邪惡的智慧”、手眼通天的本領津津樂道，不無豔羨，讓讀者在“諷一勸百”的描述文字中也神昏心迷，放棄道德操守，投降世俗情趣。

非道德的虛無主義。如果說反道德是出於對過去存在和提倡的道德持不滿、反對或是攻擊態度的話，非道德者則對一切道德現象都不以為然，刻意抹煞，他們對道德要麽不作區分，要麽持懷疑態度，對是非、好壞、善惡、應該不應該不作判斷取舍，主張“什麽都行”，無可無不可，其結果便是導致取消共同的道德標準、道德原則，讓人們幾乎什麽都不相信，隻糊裏糊塗地在一個很低的價值平台上滑行與苟活。
       
在道德虛無主義者看來，既然一切都是相對的，虛無不實的，那麽所謂的好壞、善惡、優劣便統統沒意義，毋須區分，相對性便等同於虛無性，嫉惡如仇便不如不遣是非，與其明辨善惡，不如難得糊塗。尤其是近年來盛行的解構主義和後現代奉行的基本就是一種反道德的“虛無主義”，它們都否認真理、否認道德，混淆價值觀，對價值采取“隔岸觀火”的相對主義態度，對道德采取“冷漠綜合症”，或將其懸置起來，對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質疑。因此曾是後現代主義幹將的羅蒂在晚年時斷然宣布：“後現代主義不是一條出路，後現代主義多半是破壞性的，沒有什麽正麵的建樹。”
       
非道德貌似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其實必然會滑向低俗、流俗一邊，因為向崇高、善良、優雅境地努力是特別費力的事，而滑向低俗、流俗則無需努力，隨波逐流就能達到目的。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就是這個道理。現今充斥於文壇的所謂以客觀超然的姿態，不動聲色地從事“零度寫作”，就是一種集中的表現。那就是叫作家躲避情感，躲避感動，躲避崇高，其實就是回避價值判斷，不歌頌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惡醜，不承認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區別，而熱衷於去寫世俗的、瑣碎的和平庸曖昧的東西，對真實的人性光輝視而不見，對醜惡黑暗的現象置若罔聞，於是人性墮落被當作新的文學元素，人性淪喪被視為商務賣點，男女兩性的露骨描寫被當作擴大銷量的拿手好戲，體現了時代和文學的墮落。
       
 比如電影《色，戒》，就是用現代影視多種手法把王佳芝與易先生兩性交歡的過程渲染得惟妙惟肖，讓俗眾去盡情偷窺，卻刻意淡化易先生殺人劊子手的身分，淡化一段國破家亡的慘烈曆史，用“性”、“色相”、“人性”、“愛情”之類的東西混淆敵我、模糊是非，消解神聖，抹殺正義與邪惡鬥爭的必要性，否認獻身者的精神內涵與風骨節氣，借這段曆史故事大賺鈔票，流露出曆史觀的虛無與價值觀的錯位。又如已有人尖銳地批評文壇上長期被遮蔽的病象：汪曾祺小說的“可疑之處”，是“無條件地稱頌、認同”所謂的“民間標準”，其實不過是“精神狀態的下移和倒退”；餘華的主要作品傳達的“苟且偷生”、“唾麵自幹”、“逆來順受”則是很低俗很陳舊的人生觀念。

此外還有池莉小說中鼓吹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人生哲學，與李國文倡導的“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包括有人鼓吹的“生存是什麽？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隻要能在這個世界生活下去就好”遙相呼應，共同散發著一種濃烈的市儈與犬儒氣息，其主要特征是放棄生存原則與精神節操，崇尚活命哲學，為了保命，什麽都可以放棄與出賣。讓人不得不懷疑，倘若遇到利益誘惑與生死威脅，他們是否將“快樂地墮落”，義無反顧地叛變？
       
應該說，對待每一件事，人們當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判斷和不近一致的態度，這是屬於正常範圍的。但如果麵對的是關乎國家、民族利益，是關乎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還有人輕佻地采取不置可否，“怎麽都行”的態度，那就讓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選擇一種態度就意味著肯定一種價值，反對一種事物也意味著反對那種價值或道德。生於人世間，每個人都有許多無法逃避的責任與選擇。若什麽事都不作判斷，不加區別，那就會取消應有的是非觀念、道德原則和道德標準，甚至會連帶取消共同的價值原則價值取向，造成紛紜雜亂、莫衷一是的局麵，或是釀出分裂和任何共識都難以達成，真理永遠缺位的災難。那是我們必須加以防止和反對的。

[yongbing1993]

美國父母沒讓子女追求當人上人








陽和平：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

作者：駐京記者 彭丹

眼前這位外國人說著一口標準的京腔，偶爾講至興起，會朝你一笑，眼鏡滑落到鼻尖上，露出那雙深色的眼睛。

現年66歲的陽和平是國際友人陽早、寒春的長子，生在北京，長在西安。上世紀40年代，陽早、寒春先後從美國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兩人在中國牽手生活、工作60餘年，一心鑽研農牧技術改良、農業機具革新等，為中國的農業機械改良和奶牛飼養機械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受到了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多位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被稱為“白求恩式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父母的紅色經曆既建構了陽和平的獨特身份，也影響了他的精神信仰，父母的人生觀甚至潛移默化在了陽和平乃至其後輩的腦海裏。作為“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陽和平對新中國的曆史如數家珍。20歲出頭時，“回”到“祖國”美國，在文化和思想的衝撞中徘徊，逐步堅定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多次在太平洋兩岸來回折返，最終決定定居在中國。

“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我”

在沙河的小王莊農場，望著父母留下的堆積如山的筆記與圖紙，陽和平覺得有點力不從心：“我想把它們一一歸類掃描，但實在太多了，有點無從下手。”

陽早和寒春自從上世紀40年代來到中國，便為中國養了一輩子牛——近200本筆記記錄了他們的工作和心路曆程，有的記載牛場中每頭牛的模樣、胎次、譜係等；有的記錄他們使用過的每一批次用的橡膠乳杯配方、工藝和使用壽命，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寒春，總是笑稱自己記性不好，到哪兒都揣著筆記本，最後留下了好幾大箱子密密麻麻的筆記。

對陽和平來說，這些筆記和圖紙很寶貴，有好多他後悔沒問清父母的問題或許就藏在裏麵——“尤其是我沒有我爸的好記性，又不像我媽那樣愛記筆記，他們倆的好多故事我都記不住咯。有好多東西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寶貴。”

陽和平說他的記憶都是農場串聯起來的，因為父母一直在農場裏工作。“他倆都不過是樸樸素素的普通人，談不上多偉大。”

或許是從沒覺得父母特殊，直到上世紀70年代跟著父親到美國各地演講，聽父親講在中國養牛的經曆，陽和平才大致了解了他們的經曆，但還有許多細節像散佚的文章，他再也打撈不起來了。

上世紀40年代，受《紅星照耀中國》等紅色書籍的影響，滿懷著好奇心的陽早、寒春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並在延安的窯洞裏結了婚，邊區領導人林伯渠為兩人寫了一幅“萬裏良緣、聖地花燭”的題字。

婚後兩人先是被派到瓦窯堡試製農機具，之後在陝西與內蒙古交界處的三邊牧場，西安的草灘牧場，北京的紅星公社、小王莊農場等地工作了大半輩子，見證並參與了新中國的獨立與騰飛。

來中國前，寒春本是芝加哥物理大學的研究生，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裏科·費米（Enrico Ferm i），與楊振寧等人是同窗，參與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又得知自己的獎學金來自美國軍方，寒春覺得自己獻身純科學的願望徹底破碎，這才奔赴中國尋找新的人生道路。

1952年，還在三邊牧場工作的寒春輾轉來到北京待產，被宋慶齡邀請參加正在召開的亞太和平會議，得知寒春肚子裏的孩子還沒名字，宋慶齡便給孩子取名叫“和平”。

出生40天左右，寒春帶著陽和平暫時到了西安，後來又到了草灘農場工作，那也是陽和平開始記事的地方。他記得在農場的廣闊天地裏，自己跟小夥伴們養兔子、養鴿子、“抓特務”，學電影《地道戰》在家裏的自留地裏打洞，雖然皮過分了會挨父親的揍，但“打過還是照樣皮”。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期，一個勁兒要去東北建設兵團的弟弟陽建平被分配到安徽宣城，陽和平則被分配到北京光華木材廠的第八區間操作製造塑料貼麵板的熱壓機，因為動手能力強，幾個月後就能獨立操作了。

這一家子外國人以親曆者的身份融入到了新中國的曆史中。有一回，有人問陽和平：“您的母親放棄在美國做科學家，來到中國養牛，會不會感覺有些可惜？”

“可惜什麽？！”陽和平帶點“狡黠”地笑道，“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我了。”

在中美之間折返

陽和平小時候，來陝西的外國人少，“自己照鏡子從不感到奇怪”的他也會對外國人好奇。

雖然膚色不同，陽和平跟農場裏的孩子極為要好，從沒感到隔閡，但中美關係的曲折也給陽和平的身份認同塗抹了一絲尷尬。

後來，陽和平成為北京光華木材廠的一名工人。在工廠，陽和平也曾有過他最害怕的隔閡感，“好在工人們無所顧忌，我跟他們在一起特別舒服、自在，不用提心吊膽，也不用虛頭巴腦。”陽和平說道。

在家裏，陽早、寒春一直有收聽國外廣播的習慣，沒事就會討論一些國際時事，他們在小王莊農場的家裏也一直掛著一幅英文的世界地圖。1956年埃及宣布從英法兩國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激動的陽早、寒春便給當年出生的女兒取名叫“及平”；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寒春直言佩服能頂住美方壓力的卡斯特羅。

那會兒陽和平已讀初中，也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除了聽父母談論政治，急切想要表達的他會在家庭會議上跟父母辯論各種問題，吵得“麵紅耳赤”。

1968年，美國黑人運動（後來也稱人權運動）如火如荼，陽和平急著問收聽國外廣播的父母：“他們在講什麽呀，講什麽呀？”父母笑著說：“那你自己去學英語呀。”

其實英語他也學過。1962年寒春的母親來西安看望寒春一家，作為一個資深的教育家，陽和平的姥姥想盡各種辦法，教了陽和平近一年的英語，但壓根沒心思學的陽和平幾乎一個單詞也沒記住——姥姥隻得搖頭：“從沒見過你這麽頑固的孩子。”

到自己下決心學英語的時候，陽和平先是聽“英語900句”、慢速的英語廣播，在工廠看簡單的英語文學作品，就連回家蹬自行車的時候也在用英語數數。

那個時候，陽和平的表姐卡瑪經常給陽和平寫信，正如陽早之前給寒春描述1940年代的中國一樣，卡瑪筆下的美國也讓陽和平好奇不已。

1974年，在香港辦好了護照的陽和平去了美國。此後的30年間，他在美國當過工人、讀了博士、還娶妻生女，但一直在中美之間來回折返，一如他搖擺不定的歸屬感。

剛到美國的時候，陽和平很想快點融入美國社會，看到人家的穿著打扮，他也買來那種“花花褲子”穿，但這種過猶不及的模仿反而“讓人覺得有點怪”。

他也分享不了周圍人的文化記憶。陽和平聽不懂美國人說的笑話，不懂他們口中的米老鼠唐老鴨，美國人也聽不懂他口中的孫悟空；在貓王和鮑勃·迪倫流行的年代裏，他卻覺得那種吱哇作響的搖滾樂像“拿指甲刮黑板的聲音，是一種折磨”。

在美國，陽和平不僅思念著父母，也思念在光華木材廠一起工作的工人。他先後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工作，從來隻知道“鐵飯碗”的他第一次被人解雇時，覺得“天都塌了”，後來失業多了就“變油了”：“失業嘛就是逼你放假罷了。”

工作得多了，陽和平發現美國的勞資關係是“相互敵對”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就跟“貓和老鼠”一樣：一個揮著胡蘿卜和大棒刺激人勞動，一個想方設法偷懶作秀——“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此時的他分外懷念在中國當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體榮譽感：“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對自己創造出來東西的感情。”

為寄托對中國“故鄉”的思念，陽和平特地買了一台收音機，就為了在晚上最安靜時，隱隱約約聽一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新聞播報時間”。

1977年，陽和平回了趟中國，還特意到光華木材廠給工友們講自己的經曆，既講了美國發達的農業機械、高速公路等等，也講了工人如何得看老板臉色、勞動時裝模作樣、磨洋工等等，全然沒有社會主義體製下工人的勤勞。

遺憾的是，他的工友們完全體會不到陽和平對失業的擔憂、焦慮，也無法想象90%以上的勞動力都不從事農業的社會是個什麽樣子。

對於美國發達的農業、各種新興科技和包容多元的社會，陽和平也很欣賞。但幾乎每次在中國呆的時間一長，再回到美國的時候，一種“局外人”的感覺仍油然而生。看著美國街頭熙熙攘攘的行人，“那感覺就像看電影一樣，我不過是個熒幕外的觀眾而已”。

中國人常說“落葉歸根”，這“根”或許不取決於種族膚色，而取決於潤物無聲的文化和從小生長的土地。

走出信仰的危機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陽早和寒春也早已調到北京工作。雖然年華漸暮，他們仍堅持在勞動一線工作，一心一意琢磨怎麽養好奶牛。

在小王莊農場工作時，陽早和寒春每天早上都要去牛場巡視。就連在病重臥床的前一年，陽早每天早上還要到牛場轉悠一圈，看看牛的情況和牛奶產量，一個多小時後才回到家裏吃早飯。

小王莊牛場的獸醫金慶懷則記得，寒春80多歲了還常常下地幹活。 “老寒早上起來就去地裏拔草——有一種麻，摻在飼料裏牛就不愛吃，她就去拔草，經常一上午累得臉都通紅。”

在大洋的另一端，陽和平經曆了一場思想上的掙紮。他從小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下長大，也讀了好幾本馬列主義的原著，20歲出頭的時候，自信滿滿的他跑到美國，卻一下子被“資本主義的思想體係衝擊得暈頭轉向”，陽和平一度“陷入信仰危機的深淵，處於極度痛苦之中”。

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價值觀在他的腦子裏打架，回到中國後他跟父母爭論各種問題，被陽早調侃為“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陽和平記得，父母從來都不會把道理強加給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往真理深處挖掘。跟自己的科學家母親一樣，陽和平身上有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倔勁兒。

1981年陽和平開始勤工儉學，到美國大學裏念起了經濟學。在申請理由一欄上，他填的是“懂得計劃經濟是怎麽一回事”。1987年畢業後他在中國呆了一段時間，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不能解釋，於是又回到美國，一邊攻讀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博士，一邊觀察和思考社會的現實。

1997年，陽和平的博士畢業論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研究》通過了答辯，或許是借助資本主義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觀，陽和平最終回歸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正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在觀念上他也跟父母靠得更近了。

2007年，陽和平越來越感到在美國不過是“混日子”，沒有能溝通思想的人，再加之父親陽早2003年過世後，母親寒春的身體也每況愈下，他便回到了中國定居。

“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要搞清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謎題，研究這一問題的最好地點還是在這兒。”陽和平用拳頭敲了下桌子，“所以我去上大學就為搞懂這個，回來還為這個！”

來中國這麽多年，很多人都問他為什麽不買輛車，可他覺得那沒有必要，因為在北京地鐵、出租車都很方便。“有些人看到別人有車也要跑去買，純粹為了攀比的人真沒意思。”

2003年和2010年，陽早和寒春先後因病在北京去世。他們的子女把兩人的骨灰撒在了陝北和內蒙古交界處鄂托克前旗的廣袤草原上——那裏的三邊牧場曾是兩人為中國農牧事業奮鬥的第一片熱土。

陽早、寒春雖然逝去，但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已滲入到後輩們的腦海裏，孕育著他們的精神河床。陽和平記得，自己在美國的信用卡公司工作期間十分無聊，因為感覺不到任何社會價值，隻是為了牟利“製造一大堆卡片垃圾”。因為兩位老人，他的外甥女甚至也懂得了要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業，而不是光為了錢奮鬥。

“真正想獲得解放，就要懂得自己想幹什麽。現在很多人都被世俗的成功標準所裹挾，加入到炫耀、攀比的行列中，甚至都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麽，這樣的人其實內心是不自由的、空虛的。”陽和平說道。

他認為自己的父母從不追求當“人上人”，也不活在別人的目光裏。或許在有些人看來他們的行為難以理解，但他們卻能借養牛這一興趣踐行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把自己的愛好和人民的需要融為一體，因而是最幸福的人。我敬佩他們的一生”。

[yongbing1993]

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







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因為：一，全球大國中無一個是為人類著想的政治家。幾乎都是酒囊飯袋的自私自利短視的機會主義者，絕對精致的利己主文者。無能兒慫貨腦殘一堆。就說美國這個老人能控製什麽？行屍走肉牽線木偶還不如。再說，無論由誰擔任總統，美國都不會拋棄這樣一個猶太國家。隨著流血的蔓延，其他大國基本上隻是袖手旁觀。這些大國的資本官員“它們效率低下、無效、不合時宜，在某些情況下，根本就是廢物。”

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因為：二，上帝要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上帝如果想懲治一個人，必先讓他忘乎所以，狂妄驕縱是滅亡的前兆。《這個他》有意在延長戰爭，以避免因導致10月7日襲擊的軍事和情報失誤受到正式的懲戒——這場災難的責任隻能落在總理頭上——這讓任何外交努力都變得複雜。他還在試圖避免針對他的欺詐和腐敗的個人指控。他在拖時間，目前，他的手段包括基本不做任何表示，一直拖到11月5日美國大選，屆時被他視為強大盟友的特朗普有可能當選。把孩子送到戰場上的以色列家庭不知道他們的統帥有沒有致力於抓住一切可能實現和平的機會，把這些年輕士兵安全帶回家。許多以色列人說，這是對民族靈魂的腐蝕。

西方的《神》：“神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

東方的《古人》：“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古人韓宣子也許是看到了“楚攻蔡，晉或最贏”，竟選擇袖手旁觀。沒想到，失去國君的蔡國，竟然在太子率領下頑強對抗楚國大軍，從夏到秋堅持了整整一個季節。晉國名將荀吳看不下去，對韓宣子說，三年前楚打陳，我們沒救陳；現在楚打蔡，我們又不救蔡，晉國難道就這麽無能嗎？“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身為盟主，卻對盟國見死不救，以後誰還認你。走不了太遠的，蔡國救不了了。蔡國小而不服，楚國大而無道，上天將拋棄蔡國來使楚國積累罪過，積滿了就懲罰它，蔡國必亡無疑，喪失國君卻能保住國家的很少。但再過三年，楚王就要倒黴了。幸運和噩運是循環往複的，他不可能一直幸運下去。

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因為：三，世界人類己失去平衡的力量。原有的《北約》與《東約》就是平衡的力量，互相製約。

例如當年的《東約》和《北約》的平衡使世界和平共渡了一段時期。

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互相惡鬥，沒有平衡製止的力量，使己有的正常和平運轉己經存在著巨大衝突，構成了全世界無序的混戰惡戰困境。

又如《共產黨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互相抗衡和製約。這就有《公有製》和《私有製》的互相抗衡和製約。

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因為：四，

網民評論：“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是因為沒有第二個國家，具有經濟和軍事實力和美國直接對抗。

它讓資本者在道德感上產生自我陶醉，實則毒害了人類的心智結構，使人喪失了與他人建立有效連結的能力，不自覺地深陷於無序戰爭的泥潭。那些霸權帝國資本主義成了隻敢欺負弱國窮國小國的懦夫政權、而全世界的政客們隻在乎霸權帝國資本主義的立場、國籍、曆史、仇恨，根本沒人在乎弱國窮國小國人的生命。

愈發嚴重的《無序的仇恨》《無序的戰爭》，用民用對講機炸平民的國家《恐怖主義》，看看現代式：“人類文明“，“世界文明“己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又有沒有誰還在製造《仇恨》？又有沒有誰還在製造《種族滅絕》？又有沒有誰還在製造《滅絕人類》？

網民評論：人類進入現代文明，民主和自由的真諦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平等的最基本的生命權。隻是，如果軍火工業和財團也是簡單的追求資本和利潤，繼續著冷兵器時代的叢林法則，這個世界就沒真正的和平。弱國就隻有像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的下場。某些跪舔以色列極端右翼政府的，和可惡。

網民評論：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因為美國支持以色列。就這麽簡單。美國所謂的阻止中東戰事，我的傻兒子都看出來美國在說一套做一套。

網民評論：美國是表麵說一套，實際做一套。

網民評論：美國人偏愛以色列是中東戰爭繼續的唯一因素。如果沒有美國，以色列早被滅了。

網民評論：你不覺得儒家文化是毒瘤，殘害了中國人上千年嗎？壓抑人性，壓抑人的創造力，好奇心和想象力。壓抑人追求快樂的權利和能力。中國人如果能完全擺脫儒家文化的影響，整個社會會是一個文明級別的進步。

轉載《紐約時報：為何全球大國無力阻止中東戰事》

上周，遭遇以色列空襲後，一名男子在黎巴嫩巴勒貝克的廢墟中行走。

中東近一年的戰爭已經證明大國無力阻止戰事，甚至無法對戰事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失敗反映出一個權力分散的動蕩世界，這種局麵似乎可能會持續下去。

在美國的推動下，以色列和哈馬斯為結束加沙地帶的戰鬥而進行的談判走走停停，拜登政府曾多次表示，談判即將取得突破，但都以失敗告終。為了避免在黎巴嫩爆發以色列和真主黨的全麵戰爭，以西方為首的各國緊急行動起來，希望能製止災難的發生。在以色列於周五殺死擔任真主黨領導人多年的哈桑·納斯魯拉之後，談判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極不確定。

“在一個離心力遠大於向心力的世界裏，更多的能力掌握在更多的人手中，”外交關係委員會名譽主席理查德·哈斯說。“中東是這種危險分裂的主要案例。”

納斯魯拉執掌真主黨30多年，一手將這個什葉派組織打造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民間武裝力量之一。他的死亡給真主黨留下了一個很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填補的真空。這對真主黨的主要支持者伊朗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甚至可能破壞這個伊斯蘭共和國的穩定。目前仍不確定黎巴嫩是否會爆發全麵戰爭。

“納斯魯拉代表了真主黨的一切，而真主黨是伊朗的突前力量，”法國著名中東問題專家吉爾斯·凱佩爾說。他出版了一本關於10月7日之後世界動蕩的書。“現在伊斯蘭共和國被削弱了，可能是致命的削弱，人們不禁要問，今天誰還能給真主黨下命令。”

多年來，美國是唯一能夠對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施加建設性壓力的國家。它促成了1978年的《戴維營協議》，為以色列和埃及帶來了和平，1994年又促成了以色列和約旦的和平。就在三十多年前，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以和平的名義在白宮草坪上握手，但這種接納的姿態所代表的脆弱希望，卻在逐漸破滅。

8月，真主黨支持者在貝魯特南部郊區參加葬禮。

從那以後，世界和以色列的主要敵人都發生了變化。伊朗是美國幾十年來的死敵，美國對伊朗和真主黨等伊朗代理人的影響力是微乎其微的。被華盛頓指定為恐怖組織的哈馬斯和真主黨的存在實際上超出了美國外交的能力範圍。

美國確實對以色列有持久的影響力，特別是在軍事援助方麵，其中包括拜登總統今年簽署的150億美元一攬子計劃。但是，美國與以色列的牢固聯盟，是建立在戰略和國內政治考慮，以及兩個民主國家的共同價值觀基礎之上的，這意味著，華盛頓幾乎肯定不會威脅要削減——更不用說切斷——武器的流動。

10月7日，哈馬斯屠殺以色列人，並扣押了約250名人質，以色列對此在加沙的壓倒性軍事反應引來了拜登的溫和譴責。例如，他稱以色列的行動“過分”。但是，美國對其陷入困境的盟友的支持一直是堅定的，與此同時，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傷亡人數上升到數萬人，其中許多是平民。

無論由誰擔任總統，美國都不會拋棄這樣一個猶太國家。過去一年裏，從美國校園到歐洲街頭，這個國家的存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正是這個歐洲，在不到一個世紀前對猶太人進行了滅絕屠殺。

“即使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有所改變，也隻會是在邊緣地帶，”哈斯說。盡管對巴勒斯坦事業的同情越來越多，尤其是在年輕的美國人當中。

隨著流血的蔓延，其他大國基本上隻是袖手旁觀。中國是伊朗石油的主要進口國，同時也力求推翻1945年從廢墟中崛起的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是所有以此為目的的行動的主要支持者，中國對扮演和平締造者的角色興趣不大。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與美國總統拜登7月在華盛頓會麵。

俄羅斯也不太願意提供幫助，尤其是在11月5日美國大選前夕。在棘手的烏克蘭戰爭中，俄羅斯依賴伊朗的國防技術和無人機，對於美國衰落的任何跡象，或者任何讓美國陷入中東泥潭的機會，俄羅斯的熱情不亞於中國。

根據前總統特朗普過去的行為，如果他重返白宮，莫斯科可能會認為，一個會對普京總統表示順從的領導人回來了。

在地區大國中，沒有一個國家足夠強大，也沒有一個國家對巴勒斯坦的事業有足夠的承諾，能夠在軍事上對抗以色列。最終，伊朗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因為它知道全麵戰爭的代價可能是這個伊斯蘭共和國的終結；埃及擔心大量巴勒斯坦難民湧入；沙特阿拉伯尋求建立巴勒斯坦國，但不會為此犧牲沙特人的生命。

至於卡塔爾，它每年為哈馬斯提供數億美元的資金，部分用於建造迷宮般的隧道網，其中一些隧道深達76米，以色列人質就被關押在那裏。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它誌同道合，認為哈馬斯是削弱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有效途徑，因此能夠破壞實現和平的任何機會。

10月7日的災難也是阿拉伯和以色列領導人對巴勒斯坦建國事業的冷漠操縱的頂點。一年過去了，沒有人知道如何收拾殘局。

由於沒有任何連貫一致的國際回應，內塔尼亞胡和哈馬斯領導人、10月7日襲擊的主謀葉海亞·辛瓦爾推行破壞性道路不會麵臨任何後果，這一道路的終點尚不明確，但肯定會導致更多生命的喪失。

聯合國安理會星期四在紐約舉行會議，討論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

內塔尼亞胡一直回避美國為實現與沙特阿拉伯——可能是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國家——關係正常化所做的認真努力，因為這樣做的代價將是對建立巴勒斯坦國做出一些認真的承諾，而這正是他在政治生涯中致力於阻止的事情。

內塔尼亞胡有意延長戰爭，以避免因導致10月7日襲擊的軍事和情報失誤受到正式的懲戒——這場災難的責任隻能落在總理頭上——這讓任何外交努力都變得複雜。他還在試圖避免針對他的欺詐和腐敗的個人指控。他在拖時間，目前，他的手段包括基本不做任何表示，一直拖到11月5日美國大選，屆時被他視為強大盟友的特朗普有可能當選。

把孩子送到戰場上的以色列家庭不知道他們的統帥有沒有致力於抓住一切可能實現和平的機會，把這些年輕士兵安全帶回家。許多以色列人說，這是對民族靈魂的腐蝕。

至於辛瓦爾，他手中的以色列人質給了他籌碼。他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巨大生命損失顯然漠不關心，因為這使他對世界輿論有了相當大的影響力——隨著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兒童被殺害，世界輿論逐漸轉向反對以色列。

簡而言之，辛瓦爾沒有理由改變自己的路線；而且，在慈善組織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主席斯蒂芬·海因茨所說的“動蕩時代”，世界也不會為他改變方向。

5月，巴勒斯坦人逃離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

“那些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一直指導國際關係和全球問題解決的機構，顯然不再有能力解決新千年的問題，”海因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它們效率低下、無效、不合時宜，在某些情況下，根本就是廢物。”

[yongbing1993]

沒有共產黨老百姓都是一盤散沙







看現在的中東地區加沙人就是一盤散沙。

幾千年來的中國農民就是一盤散沙。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解決了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盤散沙》的不團結問題。以《秋收起義》後成立的《中國工農革命軍》《中國工農紅軍》《鐵道遊擊隊》《平原遊擊隊》《新四軍》《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誌願軍》《中國人民子弟兵》《全民皆兵》《農村互助合作社》《農村人民公社》《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農兵學商大聯合》《民兵組識》《共青團》《少先隊》《貧下中農》《造反派》《紅衛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多種形式，最大成就是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受壓迫和剝削，不受外人欺負。不再是《一盤散沙》了。

1927年上半年，毛澤東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主持工作期間，居住在武昌都府堤41號一棟江南民居裏，寫下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天降大任於斯人也”“舍我其誰”的使命擔當黨，它帶領人民浴血奮戰創建了新中國。

關於幾千年的舊中國，人們聽到最多的一個詞叫作《一盤散沙》。當年孫中山講過，毛澤東講過，這是舊中國最大的特征。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的時候，英國的經濟規模比中國小很多，但它還是能夠打敗中國。當時英國的艦隊才4000多人，卻可以打敗4億人口的中國，逼著清朝廷簽下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雖然當時中國還是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家，但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的《中國人民誌願軍》卻可以成建製地消滅武裝到牙齒的美國軍隊和英國軍隊等十八國聯合《軍隊》，直至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目標就是以《三八線》為目的。美聯軍被打退致《三八線》，《中國人民誌願軍》就取得勝利。是什麽原因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就和蔣介石國民黨執政不一樣了，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的領導下，新中國的中國人民己不再是《一盤散沙》了。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從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國家邁入了一個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駐軍及租界，完全是由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新時代。

幾千年來的舊中國曆史上，無數仁人誌士都在探索中國人的《一盤散沙》該如何解決，結果都是無功而返，最後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做到了。就是一定要能夠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才能解決《一盤散沙》的問題，才能使中華民族獲得真正的民族獨立。

毛澤東說過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意味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可以推翻壓在他們頭上的反動統治者。而列寧蘇聯共產黨和蘇聯紅軍的《十月革命》本身的成功就意味著列寧主義的成功，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成功。這使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士一下子意識到中國人民可以通過共產黨將中國人民組織起來，進行反抗，進行造反，從而擺脫東西方帝國主義霸權列強的侵略奴役，獲得民族獨立。

有了這種認識實際上還隻是第一步。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開始付出了無數生命的犧牲，最後才探索出一條建立現代國家的成功之路。

成功之路的結論：誰能夠組織農民，誰就能組織中國。

沒有毛主席，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人至今可能還在黑暗中徘徊。毛澤東主席的過人之處在於，毛澤東對中國社會跳動的脈搏，對社會發展的規律有著準確的把握。毛澤東找到了落後貧窮落後的舊中國邁向現代國家的規律。

在上世紀20年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接受的還是蘇聯對馬克思主義人類曆史發展規律的解釋，也就是人們比較熟悉的叫“五種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根據這樣的觀點，當時的斯大林就認為中國是封建社會，中國需要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是中國的進步階級，中國共產黨應該輔助中國國民黨，甚至到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四一二大屠殺時反革命政變之前的半年，1926年10月，蘇聯共產國際還是明確指示中國共產黨不要開展對資產階級右翼的鬥爭，不要開展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鬥爭，不要開展農民運動，怕觸犯資產階級的利益。

但毛澤東根據自己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分析，認為中國不是簡單的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有資本主義性質，中國的官僚具有資產階級性質，中國基層社會的鄉紳也具有資產階級性質，中國還有與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的官僚《洋買辦》式的資產階級，官僚《洋買辦》們的根基或者替他們辦事的經營的往往是鄉下的《土豪劣紳》，《土豪劣紳》們在中國農村社會的最基層形成一種黑社會，所以中國革命或者說中國如果要建設現代國家的話，必須重塑整個由《土豪劣紳》把持的中國社會基層結構。所以當時毛澤東非常有遠見地指出，誰能夠組織農民，誰就能組織中國。

毛澤東在廣州、武漢和株洲舉辦了很多期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這些講習所孕育了大概11個省的2800多個農會，為整個農民運動奠定了基礎。而毛澤東本人一直在《上山下鄉》作調查研究。同時，毛澤東寫了許多的農村調查報告，例如，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還有如毛澤東的《農村調查》：1937年10月，毛澤東準備將“親手從農村中收集的材料”匯編成書，這些材料一部分在戰爭中遺失，自己還掌握的僅存11個部分。他的初衷是“為免再損失，印出若幹份，並供同誌們參考”。毛澤東寫好了序言，但書卻未能出版。

1941年3月17日，毛澤東再次為先前的調查材料寫了一篇序言。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誌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誌，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完全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毛澤東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誌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毛澤東還強調：“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係。”1941 年4月19日，毛澤東在校讀完書稿後專門寫了《跋》。稍後，《農村調查》在延安正式出版。

《農村調查》收錄文獻14篇，包括：《序言一》《序言二》《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分青和出租問題》《分田後的富農問題》《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和《跋》。其中的調查材料，除兩部《土地法》外，《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分青和出租問題》《分田後的富農問題》作於1930年10月至11月；長岡、才溪兩鄉的調查作於1933年11月。

《農村調查》鮮明地表現了毛澤東遵循“眼睛向下”、相信群眾和實踐出真知的調查理念。《興國調查》通過了解8個家庭，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讓他知曉了農村的基礎概念。《東塘等處調查》弄清了村、鄉兩級蘇維埃在土地鬥爭中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木口村調查》了解了村政府委員會的成份和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份，以及中農和富農小地主在鬥爭中的立場變化。《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記述了贛西南土地鬥爭的情況。《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是江西省委吉安會議上陳毅、陳正人、馬銘等關於同土地革命錯誤路線作鬥爭的報告的要點。《分青和出租問題》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吉安擴大會議上的摘錄，內容是關於分田中富農和貧農的問題。《分田後的富農問題》記錄了贛西南特委常委王懷和贛西南北路行委書記陳正人兩人報告的關於永新和北路富農如何剝削牟利的情形。《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收集並總結了兩鄉的蘇維埃工作經驗，“供給一切落後的鄉蘇、市蘇以具體的榜樣”。

《農村調查》的遺憾：兩份重要文獻因遺失而未收入。

毛澤東極其珍視自己的調查材料，“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無奈革命戰爭環境險惡，保存這些材料殊為不易。《農村調查》出版的延後，也為這本書帶來了遺憾。

在“序言二”中，毛澤東開頭就交代：“這個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尋烏調查又遺失了。”他痛惜的是，《尋烏調查》原本在1937年第一次計劃出書時尚存。因此，《農村調查》在延安出版時並不包含1930年5月的《尋烏調查》，以及同一個月在總結調查工作經驗基礎上而作的《調查工作》這兩個重要文獻。恰恰這兩個作品堪稱毛澤東調查研究實踐上和理論上的標誌性著作。失去《尋烏調查》和《調查工作》兩文，既是毛澤東個人的憾事，也是《農村調查》這本書不小的遺憾。

好在曆史的塵埃掩不住思想的光輝。毛澤東的調查研究著作在當時有石印本、油印本等形式為革命者學習和流傳。新中國成立後，《尋烏調查》在中國共產黨的檔案中找到，並在1982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首次公開發表。《調查工作》也於1957年由福建上杭縣農民賴茂基捐獻石印本，得以再次與讀者見麵。1960年底，毛澤東讀到《調查工作》，對工作人員表示這篇文章“是喜歡的”，“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在《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篇文章是1930年寫的，總結了那個時期的經驗。寫這篇文章之前，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來的。”從毛澤東的話中可知，此處“兩篇文章”應指《調查工作》和《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反對本本主義》和1964年修改的《反對本本主義》不是同一篇文章。】。

1961年3月，毛澤東將這篇文章印發在廣州召開的南三區會議的同誌，並寫了一段說明：“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幹份供同誌們參考。”1964年，毛澤東將這篇文章作了些文字修正和補充，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

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後幹什麽？這更是經曆了舊民主大革命也即資產階級的大革命失敗之後，1927年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論斷，隨後組織了秋收起義等，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後來從理論上闡述，中國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些觀點在當時被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內的主流都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但後來證明這是實事求是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中國人民經過了20多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推翻了蔣介石國民黨統治，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來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特別是在最基層，通過組織農會打土豪分田地，把最廣大的農民組織起來，這就從社會結構上解決了長期妨礙中國成為現代國家的《一盤散沙》的問題。中國最基層社會組織起來之後，中國這個東方的國家就完全不一樣了。

然而，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們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因私有化又使農民成了《一盤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