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從幾萬人到幾百萬

中國工農紅軍從幾萬人到幾百萬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具體時間是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開始從紅色蘇區出發時，有戰士共30多萬人，到達陝北時隻剩下了兩萬餘人。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個偉大奇跡，充分地體現了中國工農紅軍指戰員在長征途中表現出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進一步表明了長征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現，是保證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在二萬五千裏長征中創造的革命精神。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經曆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是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跡。紅軍指戰員在長征途中表現出對革命理想和事業無比的忠誠、堅定的信念，表現出不怕犧牲、敢於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出顧全大局、嚴守紀律、親密團結的高尚品德，創造了偉大的長征精神。

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麵軍和第二十五軍進行了偉大的長征。長征途中，英雄的紅軍，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鏖戰獨樹鎮，勇克包座，轉戰烏蒙山，擊退上百萬窮凶極惡的追兵阻敵，征服空氣稀薄的冰山雪嶺，穿越渺無人煙的沼澤草地，縱橫十餘省，長驅二萬五千裏，創造了不朽的功勳。

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始終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朝著這個偉大理想前行。在紅一方麵軍二萬五千裏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長征這條紅飄帶，是無數紅軍的鮮血染成的。艱難可以摧殘人的肉體，死亡可以奪走人的生命，但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動搖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毛澤東確實是一位博覽群書的偉人，他有雄才大略，能統兵百萬。

《長征精神萬歲》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作者：蔡 玲

1933年9月,國民黨以100萬軍隊對蘇區發動了第5次“圍剿”。當時,“左”傾路線已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中占據統治地位,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迫使紅軍與強大的敵人開展陣地戰,短促突擊,短兵交接,以堡壘對堡壘,用雞蛋碰石頭,同敵人拚人力、拚物力、拚消耗,仗打了整整一年,紅軍傷亡很大,損失慘重。部隊後勤無力取之於敵來補充自己,根據地也日漸縮小,又使紅軍失去了就地取給的條件和來源,雖然根據地人民全力支援,也不能保證及時供應。紅軍的後勤供給遭受嚴重挫折,致使紅軍生存難以為繼。這也是導致第5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為保存革命武裝的有生力量,紅軍不得不離開江西中央蘇區,被迫踏上艱苦卓絕、舉世震驚的二萬五千裏漫漫長征路。

1934年10月8日至18日,中央紅軍8.6萬餘人從江西瑞金和各戰場陸續撤退轉移,全部集結在今江西省於都縣境內休整,進行兵員、糧服、武器、彈藥的補充,在貢水(又名貢江,今於都河)搭建浮橋。在於都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中央紅軍分別從貢水的8個渡口過江,從此踏上迢迢遠征路。

長征始發時,我的父親蔡長風任紅軍第一方麵軍第一軍團一師三團(簡稱紅三團)供給處糧服股股長,負責全團21個夥食被服單位2700多人的吃穿。

1934年10月16日,父親隨所在部隊在貢水河畔的梓山集結渡河。鄉親們扶老攜幼趕到集合點,為紅軍送行。很多人含淚拉著戰士的手問:“什麽時候回來?”誰也沒想到,這一走,竟是中國工農紅軍戰鬥行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第一步。在當時,即使這支紅色隊伍的最高領導人,也不知道何時回來,更不知道此行將去往何方,部隊上下都以為這是一次大的戰略轉移。若幹年後,這次長達一年的轉移才有了一個正規名字——長征。

長征,隨時從頭頂落下的炸彈,10倍於己的敵人的圍追堵截,難以忍受的饑寒交迫和隨時襲來的疾病傷痛,一路上種種吞噬生命的惡劣環境……據相關資料顯示,紅軍參加長征的人數為18.7萬餘人,算上途中補充的兵力,共約20萬人,而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僅有5萬餘人,犧牲約15萬人。其中中央紅軍在長征出發時約有8.6萬人,到達陝北僅7000餘人;紅四方麵軍長征開始時約8萬人,到會寧會師時,約有3萬人;紅二、六軍團長征出發時約1.7萬人,將台堡會師時,尚有兵力1.3萬餘人,減員約4000人,算是三大主力紅軍中犧牲人數最少的。

由此算來,長征平均每走一公裏,就有3、4名紅軍將士犧牲;平均每走一天,就有約200人獻出生命;平均每4人隻有1人到達陝甘根據地。而在條件最為惡劣的草地行軍中,平均每公裏犧牲的紅軍將士達近100人;在最為慘烈的湘江戰役的5個晝夜,平均每天有近1萬紅軍犧牲;在損失最為嚴重的中央紅軍,平均每12人中隻有1人到達陝北。江西省興國縣有名有姓的紅軍烈士23179人,其中犧牲在長征路上12038人,幾乎每走1公裏就有一名興國籍忠魂(以上數字來源:2016年9月7日《解放軍報》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特刊)。

最先報道長征的外國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稱長征“震動世界”。他說,與紅軍長征相比,西方戰略之父漢尼拔率領遠征軍越過阿爾卑斯山向羅馬進軍,不過是一次假日遠征。

長征保存下來的5萬革命火種,終成燎原大火,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長征的勝利是人類不屈意誌的豐碑,是中華民族堅定無畏、自強不息的象征,是一部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是世界人類史空前絕後之壯舉!

從建黨到建國28年,從建軍到建國22年,我黨我軍曆經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長征,是我黨我軍在革命戰爭年代最為艱苦卓絕、死裏逃生的一段曆史!父親1927年參加革命,參加了這三大戰爭,榮獲國家頒發的唯一標誌這中國近代革命三大曆史階段的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和解放勳章。這是父親的無上榮光,這是父親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

1934年,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他們穿著幾件破爛單衣、忍著饑餓病痛連續攀登了5座這樣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這些來自非、亞、歐、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外國人一聽,立即把我圍住,連聲讚歎,說:“我們知道中國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我們為之震驚!”“史無前例,空前絕後!”“了不起,偉大!”“我們穿這麽多還這麽冷,中國紅軍就穿幾件破爛單衣連帶饑餓病痛就翻過了5座5000米的大雪山,不可思議!”“他們靠的是什麽?難道紅軍真是鐵打的?!”“這樣的軍隊不可戰勝!”“我們為能來到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國家——中國接受培訓感到自豪!”“我們也為你有這樣了不起的父親感到驕傲!”……

耳聞目睹這些來自六大洲的外國人的驚異與讚歎,我的心中湧動著一股暖流。長征,威震全球!已得到世界多國人民的讚揚與肯定,成為世界人類史共同的豐碑!

是的,外國人問得好;“紅軍靠的是什麽?”

長征,這場史無前例的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壯舉,其曆史意義早已為中國和世界多國公認。但是,它所包含的深遠意義和思想價值,已跨越國界,已然還處在不斷的開發、探索和認知之中。

長征為什麽能在世界多國得到認可,除了它的革命精神外,長征還具有著人類崇高的普遍共性精神。長征是全人類的財富。高尚而堅定的信念,樂觀而勇敢的精神,吃苦耐勞,堅忍不拔,團隊精神,勇往直前,等等,都是長征留給我們彌足珍貴的財富。今天,我們紀念和追思長征,更要重新認識和宣傳長征,這不光是一種體現紅軍戰士生命頑強的張揚,更是證明了信念的力量。信仰,或者信念的力量,戰無不勝。一位國際著名心理學家說:“長征不僅標誌著中國人民在軍事上的勝利,同時也創造了人類心理學領域的奇跡。”長征精神的內涵並非僅僅是吃苦耐勞。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隻有完成心理上的長征,才能創造出奇跡。

是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事業,一個人,每天都走在自己長長的征程上。在漫長的征途中,隻有具備了當年紅軍的長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他才能最終抵達光輝的頂點。今天,中國人民正行走在新的長征路上。長征給了我們全人類精神與思想寶庫中最為光輝燦爛的精神財富與思想資源,唯有把握了它,中國人民才能在新的長征中取得勝利!

長征精神的深遠意義與思想價值,無論怎樣評述都不為過!

長征線路與長征精神,應該申報成為世界遺產!

我軍從建軍起就一直奉行司、政、後三大建製。司令部保障軍事勝利,政治部保障官兵素質,後勤部則保障經濟來源和物資、武器、裝備及生存的供給,提供吃穿住,直接關係全軍生命。紅軍時代的後勤供給工作是我黨早期在軍隊中的經濟貿易工作。戰爭年代的後勤、經貿工作,是要付出血與生命的代價,其艱難、困苦、危險、殘酷,是我們現代人特別是年輕人難以想象的。

父親1927年參加革命,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自1931年任紅軍12軍36師供給處糧服股股長以來,從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建國後至去世,曆時75餘年,一直在我軍後勤部門,一生從事我軍的後勤供給(包括經濟貿易)工作。從1940年任八路軍115師教導5旅供給部部長至去世,當了61年的後勤部長,父親是我軍後勤工作的優秀領導者之一。

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光,竭盡餘力,向我們回憶並講述了戰爭年代我軍艱難困苦的後勤供給工作,對長征專門作了敘述。我自以為對長征並不陌生,知道長征苦,但真沒想到苦到那種程度。若不是父親親口講述,即便父親的語氣極其平淡,我也真難相信。真的,長征實況要比影視劇和文學作品上表現的苦得多。那已不叫苦了,是生命極限的抗爭!

和許多老紅軍一樣,長征,成為父親一生中最艱苦卓絕的人生經曆和最珍貴的人生記憶。在父親75載的革命生涯中,也是最璀璨的一頁。今天,我們追憶長征,是從這些耄耋老人塵封已久的憶海深處搶救曆史,拯救人生資源和挖掘精神財富!這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對於預防腐敗和貫徹“兩個務必”,對於青年一代的人生、信念、理想教育,都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歲月悠悠,往事如煙,當年戰鬥的硝煙,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飄逝。麵對時下的金錢、權貴與浮華,信念的力量恒久而神奇。如今,我們回顧曆史,謳歌先烈,悼念亡者,是要在新的征程上繼續弘揚長征精神。

[yongbing1993]

《內卷》《躺平》為何屢刹不止







《內卷》與《躺平》是當下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理下年輕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詞。一個指向“過度競爭”，一個代表“退出競爭”，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詞語折射出年青一代對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社會，又或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競爭》白熱化的挫折感。2021年《躺平》被評為年度十大流行語，2022年初《擺爛》又衝上熱搜。如今中國的年輕人《躺平》《內卷》《擺爛》有多少？為什麽？有誰思考過？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不斷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走資派忽悠說：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多麽好。以致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全民經商》，人人參與《投機倒把》官商勾結官倒成風，的確，成就了一小部分貪官汙史及他們的親朋好友先富起來成為資本家了。而大多數人淪為資本家們的《打工仔》。之後，走資派和資本家及右派們忽悠人人尤其是年輕人大學生們都去《創業》致富爭取先富。然而，成功者屈指可數。幾次忽悠後人人失去信任了就都去《考公務員》找國企外企互聯網大廠的工作。得到的結果是幾百人上千人爭一個職位，就開始《內卷》了。隨之又《躺平》了。

改革開放之後的二三十年間，對於享受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各種免費及資本的累積，以及“改革開放”實然歸私有化《紅利》的幾代“少數人先富“的中國人來說，早有房有車、極少數己成富可敵國的大資本家，而“少數人先富“中的又一部分人及頭腦靈光投機取巧的人也己成為中產階級，這已經形成一條既定的中國人在社會地位或富有階級上升通道，甚至不少是白手起家、成為千萬富翁的“勵誌”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們很快便意識到，市場的飽和與競爭的激烈超出年輕人的預期，想要賺錢已經不像祖父母或父母那一輩人那麽容易了。大品牌和外賣平台幾乎掌握了行業規則，年輕人即使開個小店進入市場也已經太晚。

一些小吃店為了競爭在外賣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們隻能盡量壓低商品價格。標價50元人民幣的一單訂單，減去各種活動折扣後，顧客可能隻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動折扣價格、外賣配送價格以及平台服務費。

“所有新商家為了活下來都在倒貼錢做生意，一個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樣難。”哪怕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淩晨三四點回家，他們的小生意仍然沒有起色。

2020年，有一家小店麵對虧損100多萬的現實，他們最終選擇關掉這間店。在他們看來，自己的經曆與許多同齡人在不同領域麵臨的困境一樣，是“社會內卷化”的一種表現。“大家考慮的不是怎麽真正去提高質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夢一樣”，他們說。“結果就是大家都是輸家”。同時，降價可以拿到台麵上說，降低質量數量就不能說。

在一些年輕的公務員口中也能聽到：“幹得好不如躺得好”，“路見不平，繞道而行”，“毀滅吧，累了”……久而久之，消極情緒不斷蔓延，人生軌跡也發生偏離。有的年輕幹部剛邁進“機關門”就開始混日子，見到工作兩手一攤，碰到問題兩眼一黑。有的剛被提拔就打起“小算盤”，隻想當官不想幹事，隻想攬權不想擔責。還有的深陷腐敗漩渦，甘心被“圍獵”腐蝕，破罐破摔變本加厲，靠贓款奢侈消費來自我麻痹。玩女人賭博參與黑社會出賣情報當間諜等都有。

如今國內外形勢複雜，又因缺乏信仰，不知如何要幹，各行各業“內卷”日益加重，巨大的生活成本讓年輕人感到“壓力山大”。但更為關鍵的是，一些年輕幹部在努力之後又無目的，因而產生了懶惰思想，遇到挫折產生了畏難情緒，在麵對得失時怨天尤人、自暴自棄。

“內卷化”的背後，是已來自中產階級的年輕人麵對錯過機會窗口期的一種挫折感。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眼見父輩分享中國從公有製轉為私有製之間的紅利，暢想自己也會麵臨這樣的機遇，但現實已非如此。

現在的人們之所以擔心是因為他們發現有太多競爭，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紀最早幾年那樣，隻要有一個想法就有機會去創業迅速致富，那個發展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在數十年吃完“紅利“後，中國已經實現幾代領導人希望的“與世界接軌”，走資派特色中國己出現典型的後資本主義社會狀態。然而，與西方工業革命相比，中國實現這一階段的過程十分短暫。這短暫到它仍停留在人們鮮活的記憶裏。這些年輕人的父母，甚至隻比他們大10歲的鄰居可以在這個年紀獲取那麽多利益，但如今這個窗口對他們卻關上了。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幾千年中曆史性的一刻。

對於“被卷” 感到不滿的年輕人發現，他們的沮喪無法被已經獲得成功的上一代資本家們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打工仔與他們的雇主也是資本家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

在最受中國年輕人青睞的互聯網行業，一群程序員因為不滿行業常見的高強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點一直工作到晚9點，每周工作6天），他們在網絡上發起一場抗議運動。他們提議所有人準時下班回家，還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單。中國年輕人與資本對立的情緒也日漸高漲。資本家將“內卷”解讀為“欲望與惰性的差距”。而許多的年輕人認為，這代表了“資本家”的典型觀點。

一個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經創造中國式成功神話的馬雲。他曾支持“996”，稱這種工作模式一種“福報”。而這幾年間，他已跌下神壇，不僅阿裏巴巴收到中國政府開出的182億元反壟斷罰單，他本人的形象也從“馬爸爸”變為“吸血鬼”與“資本家”。

在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同時，這種“仇富”心理存在範圍的擴大似乎不出意外。根據《福布斯》發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與澳門在內，中國有698位億萬富翁，數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億萬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國家都多。與此同時，中國前總理曾在去年公開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左右。

《內卷》在流行半年多以後，一個與“內卷”截然相反的新詞——“躺平”橫空出現。《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吸引了許多目光。“兩年多沒有工作了，都在玩，沒覺得哪裏不對，壓力主要來自身邊人互相對比後尋找的定位和長輩的傳統觀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寫道。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隻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隻要我躺得夠快，資本就剝削不到我”，“社會險惡，先躺為敬”，許多人紛紛這樣附和。躺平是年輕人對“內卷”的一種反抗，是以放棄他們認為無意義的努力來退出競爭。“隻要我還在工作，內卷就會一直存在於我的生活，“雖然這個概念並沒有提供不同的行動方案，但總體來說“這是一個好事，說明大家開始反思過去的發展模式。

為什麽一個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販問題上那麽嚴格的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勞工條例不認真看一眼？最重要的不是哪裏出了問題，而是怎麽才能形成一種社會合力。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來吃飯的。就如《勞動法》白紙黑字明文規定就是明目張膽地違抗。當然要從根本上來解決這些問題，還得走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中，除了沒有私有，沒有資本家外，還有為年輕人量身定製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涉及千家萬戶的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更是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

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是毛澤東思想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講話，講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拿什麽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為此，毛澤東認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24頁，詳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530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毛主席身體力行，讓自己的兒子成為走這一道路的帶頭踐行者。1946年，為了讓從蘇聯回來的愛子毛岸英適應中國革命的環境，了解中國的真正國情，毛主席把剛從蘇聯回國的毛岸英送到農村，拜當時最有名的延安勞動模範吳滿有為老師，去當農民。主席對毛岸英說：“雖然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但是你學的隻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因此我希望你能夠去農村拜農民為老師，在這所農村大學裏，你能學到之前課本之中學不到的很多知識，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親的良苦用心，服從了父親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繭，才從“農業大學”畢業。

新中國成立後，鑒於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毛主席一直關注著中國青年的發展方向。1955年，毛澤東在看到許昌地委報送的《大李莊鄉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材料中，談到郟縣大李莊、邱莊、吳堂、楊莊四個村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這在當時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回到村裏參加農業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時，敏銳地捕捉到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條極佳途徑，於是批示道：“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495頁。 此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成為影響整整一代人的口號。

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指導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此後，從50年代底開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誌願報名到農村去插隊落戶。2009年9月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100位感動中國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隊；同樣於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奮鬥者”稱號的天津寶坻縣知青侯雋，是1962年插的隊。在這些先進典型的帶動下，全國各地的廣大城市青年紛紛報名到農村、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據不完全統計，毛主席的批示和黨中央的《綱要》下達後，山西省就有51個縣的8萬多青年自願響應號召積極報名參與，團省委在其中挑選了1038名優秀青年組成誌願者墾荒隊，由各地團幹帶隊，到內蒙古的河套地區支援邊疆建設。喬晉湘《對山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曆史考察》， 知青問題研究 2017.9.2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進一步明確提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義專門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發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培養“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聯係起來。

此後，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如火如荼，從60年代初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達到一個新高潮。所以成為上山下鄉的高潮期，是由當時的曆史條件和客觀情況所決定的。一是建國以後，由於國內環境穩定、醫療條件和生活條件相對改善等原因，使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現井噴式增長。而在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普及，受教育人數急劇增長。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當時情況下，中國國內經濟基礎還相當薄弱，客觀上難以安排這麽多的青年在城市就業。因此，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就成為必然選擇。二是在“文革”開始後，1966至1967兩年，國家沒有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中央《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萬知青的任務，集中到1968年後安排。

[yongbing1993]

《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





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有幸參與、認識、體味、弄明白這個過程，是我作為曾經知青一員無怨無悔的不竭動力。

轉載《我是知青，無怨無悔》

作者: 範洪利
　　
兒童時代，長輩就對我們進行熱愛祖國的教育。踏入校門，印象最深的是《少年報》上的“小靈通”和“知心姐姐”，覺得他們就是生活中的好夥伴，為我們介紹愛國主義英烈誌士的事跡易懂易記。長大中，影響最大的是方誌敏烈士和他《可愛的中國》這部遺作，還有魏巍老師《誰是最可愛的人》那篇報告文學，恨不得掐死那個為虎作倀的“肥大頭”，殺盡那些窮凶極惡的美國狗強盜。

回鄉務農後，學習了毛主席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按語》等著作，“熱愛祖國”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遍地英雄下夕煙”所構成的一幅幅壯麗圖景，慨然覺得：祖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值得珍愛，祖國的父老鄉親男女老少都值得敬重，誌願為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而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的紅色種子。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所以，回鄉務農，支邊赴疆，“獻身革命即為家”，我毫不畏懼，從無悔意，改變“一窮二白”，想想我們的前輩為之付出了多少，做成了多少，就會覺得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躺在他們的基業上坐享其成，碌碌不為。支農援邊，在廣闊天地裏學習、體驗和鍛煉，經風雨，見世麵，接地氣，增知識，長才幹，堅意誌，熱愛祖國從自己做起，從點滴做起，怎麽可能浪費青春呢？把自己看成一朵花，置身於時代之上，遊離於群眾之外，像個蹩腳的體育節目講解員那樣，“看人挑擔不吃力”，指手畫腳自以為是，誇誇其談不著邊際，甭說在農村在邊疆，就是在城市在機關在條件最優越的環境裏，充其量也隻能是個“大事做不來、小時做不好”的“南郭先生”，用農民伯伯的話說，叫“造糞機”，那才是把自己的一輩子都糟踐了。

為了新中國的創建，革命先輩南征北戰戎馬倥傯，浴血奮戰在所不辭；新中國誕生後百業待興，改天換地中，他們有的在邊疆屯墾，有的成為鐵道兵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有位叫甘祖昌的將軍，還回鄉當了農民。因為他們的流血流汗無私奉獻，祖國才日新月異欣欣向榮。現在的年輕人是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新人，沿著先輩的道路，賡續先輩的事業，承傳先輩的精神，把祖國建設得更加美好，是不負韶華，不辱使命，承先啟後，意義深遠。

建設新中國，發展新農村，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有幸參與、認識、體味、弄明白這個過程，是我作為曾經知青一員無怨無悔的不竭動力。從記事起，進入黃昏，我們點過燈草，點過羊油燈、煤油燈和蠟燭。六六年，電杆豎入我們村，家家戶戶都點上了電燈，再也不必擔心微弱的燈火被鑽入屋內多少風兒熄滅了。通了電，農機械化作業就成為現實。稻麥脫粒，祖祖輩輩憑力氣靠手工，擱上門板，一把一把使勁甩，全隊勞動力一道出動，撲下身子幹得熱氣騰騰，那年都得忙個十天半月才能完。這個活我曾經幹過，火辣辣太陽的熱，麥芒飛入背脊後的癢，還有膀子的酸脹，滋味很不好嚐。

一九六七年，隊裏買來了脫粒機，按上馬達，接上電線，脫粒機瞬間轉了起來，九名女青年、兩名男中年一字兒排開，鬥誌高昂、神采飛揚，那快速，那效率，社員個個拍手稱快。後來，又買來“大喉嚨”，大把大把麥子塞進去，轟隆隆一聲，吐出的是麥子，飛揚的是柴草。王隊長與“小會記”估算了一下，這兩個大件搭檔著幹一個小時，能抵得上全隊勞動力半天的工作量，脫粒不再是重活難活了。第二年，隊裏買來了手扶拖拉機替代老牛，解放了好幾個男勞力。社員們歎為觀止，興高采烈地說“點燈不用油，種地不用牛”，如今不都到來了嗎。

農民煮飯燒水，曆來“就地取材”，從河裏拎上來，倒入缸裏，一用數天。六五年起，建衛生隊衛生村，七戶人家打一口井，改善水源防止病從口入，衛生員和赤腳醫生用小瓶子裝上漂白粉，放入井裏消毒。為遏製蚊蠅孽生，經常出動團員青年鏟除雜草，填平坑坑窪窪，為糞缸加蓋，不久又實施糞便集中管理，一係列生活方式除舊布新，加上一年數度為男女老少注射預防針，什麽麻疹、天花、霍亂、瘧疾、血吸蟲等駭人的流行病都相繼絕跡了。我們老家海風大，沙質地多，隻能種植山芋和元麥。人民公社統一規劃部署，發動社員熱火朝天大幹六五、六六年“臘底春頭”，修成了貫南北的八條主渠和連東西的四十多條分渠，清流引來，沿海八個大隊的沙泥地全部改造成為水灌地，能輪番間種水稻和棉花，結束了我們每年至少有兩個月以山芋為主糧的食料曆史。

麵對“稻菽千重浪，棉田白茫茫，五穀堆滿倉，社員心歡暢”的蒸蒸日上，與社員們分享“漸變”帶來的成果和喜悅，我想：如果全國農村，都能像上海郊區那樣發展，“誓把祖國變成天堂”還會在話下嗎！讀書學習，俯身田頭，感受發展，引發、催生了我“當好新農民的決心和熱情，拓寬了“胸懷祖國”的視野和境界，更要感謝的，是許多長輩、領導的指引和點撥，為我的健康不斷注入高於生活的元素。一次，挑著棉花上供銷社，看到江鎮去新生大隊的岔路口有塊語錄牌，寫的是“世界上的事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什麽是大道理，什麽是小道理，小道理為什麽要服從大道理？什麽情況下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回家後我琢磨了許久。

教我逐漸明白這個道理的，首先是我的外婆。回鄉不久，跟著年過半百的老年組學割水稻。望著黃燦燦一片，開鐮一會兒，我們幾個才走出校園的小年輕就累得熱汗滿身，直不起腰來，皺起眉頭發起了牢騷：這麽熱，這麽多，老年人幹活慢吞吞的，割到日頭歪西也完成不了。可是，別看大娘婆婆們動起來不緊不慢，但一刀接著一刀不停歇，一把接著一把還互相幫助，不到十一點，兩畝多稻子全割完了。回家的路上，外婆對我說，幹什麽活，做什麽事，不論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是重是輕，是難是易，你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去完成，去幹好，去做得比別人出色，如果明明是拈輕怕重而討價還價，這也有難度，那也做不到，老是強調客觀，讓別人去做了，那就隻是“不起路”的一堆廢話。別人為什麽能、為什麽行、為什麽做得好，你可是沒少指頭沒缺心眼。一事當先，推三阻四的後果，是丟失顏麵，得不到信任，讓人家瞧不起。有了任務，與其繞著彎子推卻，不如爽爽快快承擔，開動腦筋做好。外婆目不識丁，話語卻富有哲理，讓我又想起了一條導師語錄：“困難總是與解決困難的條件一起產生的”，而今聆聽外婆這麽一說，聯係起來參悟思想，頓似雲開日出，豁然明朗。這不是外婆把“什麽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那些地方有困難有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我們是為著解決困難去工作去鬥爭的”這條毛主席教導“活學活用”了嗎？！再想想，講愛國主義是大道理，到田裏割稻是小道理，因為熱，因為腰腿酸痛，就寧肯在田埂上歇息與小夥伴一道怨天尤人，而不情願幫老人們多割下一株多割下一把，私下裏還附和著責備他們動作緩慢，我這不是犯下了“小道理”不能服從“大道理”、言行不一致的過錯嗎？

指點過我的第二人，是在建設兵團裏，我們七連的事務長老陳。老陳讀書不多，很有智慧，為人誠懇，做事踏實，吃苦耐勞身體力行。為了我們擺脫“菜荒”困境，他經常隻身翻山越嶺，到猛捧鎮挑回乳腐酸菜，平時晚飯後，組織大家盡點義務澆水施肥拔草，為蔬菜助長。加入團組織的前一天，他約我談話。當時我想，這又不是入黨，你老陳是黨支部的組織委員，要與我談什麽呢？黃昏時，我們麵對而坐，我有點不以為然，他卻很認真地說：“你是響鼓，我是重錘，直話直說吧”，就開門見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多二話”的“毛病”，告誡我不予改進，就不利於個人進步，不利於團結同誌。所謂的“二話”，是指包括牢騷怪話在內的不該說、不當說的“廢話”。老陳這麽說，令我一怔：覺得確實存在，平時雖不犯人，但衝動起來，就免不了不看場合頂上，不顧影響抗命，不留麵子斥下，鬧得對方尷尬難堪下不來台。老陳輕聲細語，由淺入深，逐字逐句，令我背脊發涼，難以自己。回到宿舍梳理細想，覺得根子還是在於自己的幼稚膚淺，雖無目空一切但有傲骨驕氣，是必須改、堅決改、非克服不可的小資產階級“狂熱通病”。

指點過我的第三人，是我們五營的高營長。之前，是我們連的麻指導員（滿臉麻花）自討沒趣，以批評“無政府主義”為由，公然以“在民族地區工作的人有沒有違反紀律”的誹謗性言論，在大會上旁敲側擊，指桑罵槐，惹得我怒火中燒，奮起反擊。因為，我們連在民族地區堅持著工作的就我一人，另外一人因為比“同吃同住同勞動”多了個“同睡”而早被遣走了。而今我這才回來兩天，你就陰陽怪氣，憑什麽“尋”我的“吼廝”？也怪自己血氣方剛，還沒學會“包容”，就毫不客氣地與他針鋒相對論了起來：老百姓給的是什麽樣的評價，咱心裏可透明著哩。為人不做虧心事，夜半不怕鬼上門，你說話別沒腦心沒肺沒舌，請你收起“刁得一”陰陽怪氣那一套，趕明天去紮蘇板挨家挨戶搜腸刮肚，請教和你一樣擔任著支書的老三同誌、大隊長安赳同誌和全寨子男男女女老少爺們，逐個逐個刨根究底問個明白，扯長了兩隻耳朵別遺漏一個字，也別忘了帶著文書幫你做筆錄。一陣子連珠炮，職工們哄堂大笑，麻指導威風掃地，咆哮了兩聲“你等著”，就溜暗處去了。

贏了“口水仗”，痛快是痛快了，回宿舍坐定，覺得有點不對味，想了許久。這麻指導畢竟是組織任命的，毫不留情連諷帶嘲，弄得他灰頭灰臉，全然沒有了“落場勢”，他本來就水平不高能力不強，出了這麽大的洋相，讓他今後還有什麽顏麵對待職工安排工作？自己的做法，也很不妥當呀。於是，我托人給高營長捎去了一封檢討信。也巧，因為猛臘縣要我去麻木樹公社再度參加複查，領導正好要召我談話，就來到了高營長家裏。高營長和顏悅色，先是拿出猛臘縣委的通知說：聽說這次要安排你到瀾滄江畔的寨子裏工作，很遠，條件也差，希望你能增強信心，克服困難，保證任務完成。我連忙接著說：請高營長和組織上放心，我會加倍努力，保證完成任務。高營長隻字未提檢討書，我就忑忒不安地試探著問他，是否收到了我的認錯信。他說：收到了，看過了。年輕人成長，犯錯難免，可你這是犯了不該犯的錯，是不可原諒的。但你能知錯，還能挖出犯錯的思想根子，這是進步。事情發生了，知錯改錯就好。要提醒你的有兩點，一定不能犯過失性錯誤，一定不能犯重複性錯誤。事情過去了，你就別產生心理負擔，背上思想包袱。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幹幹工作應該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但要學會自我控製，自我否定，善於吸取教訓，善於把壞事轉化為好事，善於在遇有複雜情況時多問幾個為什麽，善於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實踐中去，才能沉穩、老練起來，團結同誌，凝聚力量，下去後大膽工作吧。

兩個“提醒”，“四個善於”，是批評更是鼓勵，是啟發更是期待，是匡正更是指引，長這麽大，還是第一次聽到，讓我又慚愧，又感激，振聾發聵，心潮起伏，與他告別後，一直在耳際回響著。埋頭走了大半小時，才長長地舒了口氣，心中所有的不爽、不快、不適、不樂，風吹雲散，消失殆盡。

外婆教我對待工作要樂觀要自信；老陳教我為人處世要謙虛要謹慎；高營長教我“莫叫巴掌把眼擋”，實際上，都是在給我講述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要學會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令我刻骨銘心，沒齒難忘，在我的成長路上具有著“加油站”、“裏程碑”意義。隨之以後，我經常思考如何用“大道理”管住自己的“小道理”。尤其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閱讀《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等著作中，進一步體悟到了大道理是客觀規律的揭示，是指導小道理的“正確思想”，應用“正確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問題，說明問題，解決問題，就是在用大道理指導小道理，說明小道理，征服小道理，就能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淨化自己的主觀世界。“喝過了知青這杯酒，什麽樣的酒都能對付”，在以後的工作中，雖不是一帆風順，但到那裏都能受歡迎，得好評。

“良藥苦口利於病”。在農村，在兵團，讓我接受過多次“非正式再教育”、為我“治過病”、“療過傷”的，還有許多長輩、領導和同事，他們一個個語重心長，鞭策我“有則改之”；一次次坦誠相告，督促我“懲前毖後”。這種“不是親人勝親人”的關心和熱誠，愛護和溫暖，我想，當年能有幸感受和體味過的，決不會僅僅隻是一個“我”，而應該是兵團（農場）中的“一大批”“我們”！

[yongbing1993]

知青奉獻青春無怨無悔無憾無愧







我是知青，上山下鄉，奉獻青春，無怨無悔，無憾無愧，是從離開家鄉告別親人那一天就開始的。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闕”，縱觀中華文明五千年悠悠曆史長河中，為報效國家守衛疆土而慷慨離家園、別親人的豪傑英雄，一代接著一代有過多少人？！

從《覺醒年代》到《十送紅軍》，從《壯士出川》到《東渡黃河》，從《千裏躍進大別山》到《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有多少英雄的革命前輩《出生入死鬧革命，知心話兒說不盡》，《心似黃連臉在笑，骨肉之情怎能忘》，《革命生涯常分手，隔山隔水永相望》，風雨如磐中前赴後繼親人離別，哪一節不撼人心靈，哪一段不為後代子孫們所頌揚和敬仰？！

怎麽唯獨《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農村、去邊疆、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就會若得那些無良文人磚家叫獸右派走資派們舞禿筆揮砍刀，極盡誹謗之能潑墨渲染，把正常的別離壯行，汙蔑為如同被押去赴“鬼門關”、上“黃泉路”似地淒淒戚戚慘不忍睹？這些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馬戶又鳥地富反壞右們所包藏著的，難道不是力圖證明上山下鄉是一場災難一場浩劫、迎合大走資派鄧小平們纂權複辟資本主義忽悠稱改革開放，而為“徹底否定文革”，“全麵虛無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前三十年”的一片禍心嗎？

轉載《我是知青，無怨無悔》

作者：範洪利

上山下鄉，奉獻青春，我們無怨無悔，無憾無愧，是從離開家鄉告別親人那一天就開始的。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闕”，縱觀中華文明五千年悠悠曆史長河中，為報效國家守衛疆土而慷慨離家園、別親人的豪傑英雄，一代接著一代有過多少人？！

從“覺醒年代”到“十送紅軍”，從“壯士出川”到“東渡黃河”，從“千裏躍進大別山”到“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革命前輩“出生入死鬧革命，知心話兒說不盡”，“心似黃連臉在笑，骨肉之情怎能忘”，“革命生涯常分手，隔山隔水永相望”，風雨如磐中前赴後繼親人離別，哪一節不撼人心靈，哪一段不為後人所頌揚和敬仰？！

怎麽唯獨我們知青上山下鄉去農村、去邊疆、去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會若得那些無良文人舞禿筆揮砍刀，極盡誹謗之能潑墨渲染，把正常的別離壯行，汙蔑為如同被押去赴“鬼門關”、上“黃泉路”似地淒淒戚戚慘不忍睹？他們所包藏著的，難道不是力圖證明上山下鄉是一場災難一場浩劫、迎合某些人“徹底否定”“全麵虛無”的一片禍心嗎？

事實上，大多數知青的父母都是舊社會的過來之人，是新舊社會兩重天的親曆和感受，是當時“自力更生，發奮圖強”和“窮則思變，告別一窮二白”的主旋律，激勵著他們對子女支內支農支邊的慷慨、明朗和豁達。“遊子三思春暉夢，雁行七顧慈母心”，子女臨行出發，誰家父母、誰家親人不是舔犢情深，依依不舍？麵對公社護送的帶隊幹部，麵對遠道而來迎接的兵團官兵，“把孩子交給黨，我們放心”，是家長們的共同寄托；戀戀道別，千叮萬囑，“聽黨話，跟黨走，別學壞”，是家長們的共同期待。

就我自己而言，始出遠門，就是“彩雲之南”的“半片天外”，心向往神之外，對於往後事自己做、路自己走、做得像不像好不好、走得穩不穩正不正，有忒忑無恐懼，有思考無迷茫，腦子裏裝的是毛主席“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的教導，深知雲南的山山水水同樣有毛澤東思想照耀，那裏的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樣是“真正的英雄”，蘊藏著無窮的力量、不盡的智慧和巨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隻要自己始終懷著做一顆永不生鏽螺絲釘的鬥誌和韌勁，一樣可以在與他們打成一片中閃光發熱。對於我的遠行，父親是讚同的，兄長是支持的，母親有點想法，我告訴她去邊疆是支援開發建設去勞動去接受鍛煉，更能經風雨見世麵，於成長更有意義。她雖然悶悶不樂了幾天，但還是納鞋底幫我做了幾雙新鞋，三弟去江鎮跑川沙幫著置辦齊全了生活必需品。

出發這一天，是一九七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日，沒出太陽，沒有下雨，春寒料峭中，大娘舅挑著行李，大哥一路相送。九點鍾，我們二十一個大隊的一百五十五名男女青年精神抖擻，準時匯集，乘坐公交特約車直接抵達上海火車站，分乘於643次知青專列的八、九號車廂裏。對號入座完畢，與家人互道珍重。一聲“吱”響，車輪轉動，大家探出窗戶，向家人頻頻招手，如同赴外地旅遊般地說笑著，直到過了杭州，看到山嶺中起伏閃爍的片片燈光，聽到8號車廂裏傳出女生們的嘩然哭聲，我們才恍然意識到：真的出發了，真的與上海告別了，兩年後，才能再見。

這一天，忘不了，但不後悔。支援邊疆建設是自己的選擇，心甘情願邁開了腳步，踏上了征途，就沒有什麽可悔的。何須無良之輩貓哭老鼠假仁假義，把我們的離別寫得如同被流放、被充軍似地淒苦不堪，可憐巴巴？

坐了76個小時火車，一路還算順利，隻是在一個叫吳官屯的小站因讓車而耽擱了近三個小時，晚點到的昆明。休了一天，第二天換乘解放大卡車，一路風塵，翻山越嶺，走了四天，於三月九日下午，到了在西雙版納猛臘縣猛捧人民公社猛潤大隊依山傍壩的新“家”——一個新組建的連隊，幾棟竹木茅草蓋的新房，進入了新的宿舍，擔任了三班的班長，開始了新的生活。雖說是從零開始，從頭學起，但因為有了農村勞動的體驗，上山清除烈火燒剩下的枯樹殘竹，挖梯地，打穴，栽橡膠樹苗，都拿得起放得下。

兩個月後，應召參加猛臘縣階級複查工作隊，七二年六月下旬回連隊，擔任過二排的副排長、排長和連隊的事務長，七三年調營部，擔任報道員和青年幹事、共青團工委副書記。在“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晴朗天空下，我在與兄弟民族、兵團戰士、農場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中，見賢思齊，堅定信念，祛除“幼稚可笑”，該幹什麽就幹什麽，所作所為談不上都優秀，但從未落於人後，無可憾之事，無可怨之人。

營部大小也算是個機關，每個月，黨支部趙家才書記至少要組織工作人員拾兩次柴火送入食堂，文弱多，女子多，一般是兩人抬。我年輕力壯，當然得揀大的抗，來回跑得快，一躺能頂三、五人，大嫂子們誇我幹活“像老水牛”，每次都幫我碗裏添飯。一次去猛臘購化肥，一包五十斤，同去的姑娘們被碳氨味嗆得睜不開眼，我在農村經常接觸這玩意兒，適應了，不怕。倉庫到拖拉機後鬥不足五十米，我左肩抗一包，右臂挾一包，差不多一個小時，五十包化肥就都裝上了車，姑娘們說我“真是老水牛”。那時，小學的孩子們老遠相見就喊我“老水牛”，好多“咪濤”（傣語，大娘之意）也跟著相稱。做人民大眾的“孺子牛”，有什麽不好，得到群眾這樣的認可，我有什麽可埋怨可愧疚的？！

我們營部黨政（後為分場）班子成員，正職的兩名是現役軍人，除了溫文爾雅的教導員隻有一麵之緣外，我與其他成員都熟悉，常交流，覺得他們都是可親可敬的老大哥。郜營長到我們連隊講過課，參加過他主持的批林整風學習班，因為發表關於“猴氣虎氣”的意見而得到過他的稱讚，還有一次是向他匯報工作，他告誡我要學會工作的方法和藝術，才能事半功倍地達到動機與效果的一致。地方幹部中，杞副教導員性格溫和，待人誠懇，談吐淳樸，對我們“知青幹部”從來是多鼓勵多表揚。

張副營長作風潑辣，心地善良，一諾千金，富有責任感，工作敢擔當，幫人幫到底。胡副營長儉樸勤奮，為人爽快，做事踏實，一竿子插到底不會拖泥帶水。還有一位沙參謀，思維活躍，說話幽默，遇事點子多辦法多，做什麽都幹淨利索，而且令人感覺輕鬆愉悅。五營領導班子內，穿不穿軍裝都勤勤懇懇，以身作則，求同存異，心齊氣正，互補性和戰鬥力很強。恢複農場建製，班子有所調整，曾經的解放軍老戰士當家，腳踏實地規劃發展，擔當責任心口一致，與知青感情誠摯，嗬護關愛，用心用情。

一九七四年七月，有幾位老鄉偷了猛潤大隊傣族寨的一頭肥豬，扛到山上殺吃了。偷豬是犯法行為，要是送公安，判上兩年還算是輕的。得知有人闖禍，黨委杞書記、張、胡兩位副場長分別親自去猛潤大隊賠禮，交上賠償款。平息民憤後，保衛幹事把三位老鄉傳喚到營部關“緊閉”（實際上是保護起來以防止發生衝突），既沒罵，更沒打，讓他們白天劈柴，晚上思過，在承認錯誤後，也就一個星期，就解除禁閉送他們回了連隊，這幾位老鄉從此循規蹈矩，安分守己。

在農村，在邊疆，在戰天鬥地同創共建中，我看到的是官兵一致，幹群一心，體驗到的是“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幹部帶了頭，社員有勁頭”，“人們在明媚的陽光下勞動，生活在人們的勞動中變樣”。

別人不說，就看看我們五營的幹部家屬，有割膠的，有墾荒的，有種菜的，有喂豬的，都做啥像啥挺稱職，愛崗敬業幹得歡。烈日下，風雨中，她們衝鋒在前退卻在後，迎難而上無所畏懼，汗流浹背頭淋水滴，吃苦耐勞與眾一樣。上山下山，進進出出，我與她們相逢相處同勞動，從沒“領教”到“當官老婆”的盛氣淩人或撒嬌撒潑，也沒見過鬧什麽“夫人情緒”的、要什麽“太太”特殊的。營（分場）部走馬燈似地上下的上海籍知青，哪個沒吃過他們醃製的酸菜？對“五口之家”適度開放養雞和養豬後，我們營部機關的青年人，又有誰沒吃過他們家的炒雞蛋和紅燒肉？

那幾年，我們五營知青中，有數百名加入了共青團，有三十多名加入了黨組織，有二十多名提拔成幹部，有四十多名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有二十多名參軍入伍成為名實一致的解放軍戰士，還有在團（農場）內、營（分場）內被選調成為教師、衛生員、駕駛員、汽車機械維修員等轉崗的，遠超百人。

記得我們乘坐的那趟專列上，有一千六百人，是清一色的川沙老鄉。據說，能戴上“知青帽”，傍上“知青款”，是當時的市革委為號稱上海有“百萬知青上山下鄉”的壯舉湊數，而把郊區青年農民也拉入了“浩浩蕩蕩”的。也有傳言說，我們是因為兌現“上海一個人與雲南交換一方木材”的什麽“滬滇協議”，才被召去雲南的。不說這些信息孰真孰偽可信不可信，曆經之人稍為回顧一下，就會覺得是無稽之談。那時的上海人口千萬，安排市區和各縣城鎮出動區區兩萬知青，舉手投足小菜一碟，需要興師動眾讓郊區農民冒名頂替嗎？

再說，憑當時上海“支援邊疆，支援三線，支援全國”的龍頭地位和全國支援上海”的“一盤棋”計劃體製，為了兩萬方木材，上海能冒“牽一發動全身”的大不韙，竟然還要用人去交換，有這個可能嗎？此類謬傳，在西雙版納時就聽說過，與人聊天有提及時，我都未予置信不屑一談。因為不論背景如何，上海要發展，內地要發展，邊疆也是要發展的。發展得靠人幹，都紮堆在繁華城市，相對遙遠偏僻人煙稀少的邊疆地區難道要永遠閉塞落後不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好兒女誌在四方”，不做“蓬間小雀”，不做“池底淺蛙”，支邊參建是我和我們眾多老鄉的選擇，迎著風雨去戰鬥，開弓沒有回頭箭，離開家門就準備吃點苦，出點力，根本就沒有坐享其成的奢望，豈會在乎怎麽稱呼、在乎因稱呼而招致的什麽光環？

回城返鄉後，我們情同兄弟姐妹，聯係頻頻，交往密切，一人遇難處，大家伸手幫，一家辦喜事，大家一起樂，逢五（年）逢十（年）時，有更大規模的相聚和更含深意的交流。回憶當年我們與農場（兵團）老職工、與上海、重慶、昆明等地的知青們在日積月累的相識、體諒、理解、互溶中凝成的深情厚誼，回憶大家負重致遠、心手相連、風雨同舟、攻堅克難的曆曆往事，總會說不完，道不盡，都是那麽興奮，那麽激情。大家最為感慨的，是當年不懂事而未能做到一心一意盡心盡力，假如時光能倒流，青春能複回，一定還會去西雙版納，繼續做屯墾戰線的誌願者。

不管怎麽說，我和我的老鄉們在西雙版納的耕耘奮鬥，勁沒白使，汗沒白流，為奠基邊疆繁榮是有所貢獻的，如今的猛潤、猛捧、猛臘等地，四通八達，樓宇矗立，車水馬龍，人群熙攘，各族人民和諧共處，和衷共濟，編織著燦爛。我們親手種植的膠林連綿起伏，鬱鬱蔥蔥，乳汁源源流向內地，服務民用強固國防。

上山下鄉，遠離家門，把青春獻給這壯麗的事業，我們值得，我們自豪，我們無尚榮光，有什麽可怨可悔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