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間到訪過延安的國際友人

十三年間到訪過延安的國際友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間，不僅條件極為艱苦，並且相對外界也比較封閉。對於延安這塊土地上的革命力量，當時中國人知曉的程度都很有限，國際社會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難得的是有這樣一批人，先於大多數中國人看到了這片紅色土地上為國家生存、民族複興戰鬥的熱血群體。他們以異域人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用自己的體會和判斷，對中共作了評價。這也是中共的曆史上，除了早期與蘇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之外，與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來。

13年間到訪延安的國際友人共70多位，包括醫務工作者、新聞記者、科技和藝術工作者、各國使節及軍事觀察員等4類。

他們有的因受陝甘寧邊區昂揚的氛圍感召而留下來成為延安各項工作的參與者，有的將自己節省的旅費捐助給邊區，有的給延安捐贈圖書，有的提供自己的技術支持。他們在邊區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並留下的一定數量的文獻檔案，包括專著、回憶錄、日記、新聞報道、專欄文章、考察報告、實景圖片等多種，內容珍貴而豐富。

這些外國親曆者的文獻，不僅幫助當時中國和世界了解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在日後書寫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史、研究延安地方曆史中，發揮著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懷理想、英勇奮鬥的領袖群體。外國人對延安時期中共領袖群體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諾和尼姆·韋爾斯、約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專門提到中共領導層。

尼姆·韋爾斯在《西行訪問記》中記錄了她采訪過的 70位中共領袖。她指出，“在過去十年間，隻有少數共產黨領袖的名字在報章上露過，但這些名字在中國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其中大約有幾個名字，是這樣地連串在一起而為大眾所鹹知的：‘朱毛’。或朱德與毛澤東。彭德懷與林彪，賀龍與蕭克……”，我“對於共產黨中那些年輕的領袖，以及更少為人知道的天才們，也感到非常的興趣，因為這些次級的領袖們是構成執行權力的基礎;在年輕的政治委員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諾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過那樣的感受了。”

尼姆·韋爾斯說：“在和這些曆史的人物晤談四個月以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品質，無論集體的及個人的均獲得了許多明確的——與無限量的——印象。”這是外國友人對延安領袖群體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中共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更加促使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領兩批 18人的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開始對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軍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積極配合，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不拘形式地與他們交談和會見，使得他們看到了一派樸素、朝氣、開明、民主、軍民關係親密的新社會的新氣象。在相當一段時間被作為內部參考資料的那些出自美國軍方考察團成員的報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樣對中共的作為和前途給予肯定性的論斷。

在這些美國軍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徹底地感到高興”。

“凡是開明的，曾在軍隊中受過訓練的，對中國富有經驗的美國軍官，若同共產黨軍隊有過好幾個月的密切接觸，就不可能沒有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共產黨聲稱其軍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戰鬥員與盟軍協調配合，將會意味著盟國方麵好幾萬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彼得金對中共領導的話來說：“我反對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並讚賞。”

據統計，從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與中共抗日根據地有過直接接觸的幾百名歐美人士，絕大多數都對中共和陝甘寧邊區給予了積極評價。

岡瑟·斯坦認為：延安取得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對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采訪情況：“我在邊區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經證明我對新民主主義的信仰是正確的。真的，我認為毛澤東是個天才。他對每個問題都看得很具體，而且沒有任何偏見。毛澤東所想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眾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眾要做而且能夠做的。”

“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延安時期是中共的理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毛澤東係列著作的發表，都進入了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觀察視野。

在《斯諾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萊文集》《毛澤東會見記》《紅色中國的挑戰》等著作中，均可見到介紹、評價《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內容，包括作者自己對毛澤東一些理論文章的理解。

岡瑟·斯坦指出：“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坦白地稱作中國共產黨員理所當然要遵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簡單的要素，以唯物的觀點來看待一切社會現象，看來已經深深地滲透到黨員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黨員，也是如此。但是我並不覺得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迷信教條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看來並不是由於熱愛研討理論，而是由於他們堅信，他們各種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這種哲學。”

“把實際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來認識這一說法，我在許多不同場合都聽到過。”、“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共產主義在應用於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徹底中國化，這使我印象很深，覺得它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不是什麽宣傳宣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有過著名的關於“紙老虎”的談話，這位美國記者根據與劉少奇等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談話了解到有關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來源，寫成文章《毛澤東的思想》，發表在紐約左翼刊物《美亞》雜誌上麵。

她認為毛澤東“熟悉中國和中國農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見事物的天才;他能夠用簡單明瞭、豐富多采和鏗鏘有力的方式來表達思想;他頑強地進行說服並懂得如何在黨內堅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對《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評價很高，認為這是“共產黨的經典著作”，是“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製訂的明確無誤的愛國主義的綱領”。

其中，《論持久戰》是“在中國抗戰時期出版的同類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對中國愛國者吹響的又一次響亮的號角”。毛澤東“分析了通往勝利的道路以及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並在戰後使國家富強的最好的政府組織形式”。這種政府不是一黨專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蘇聯實行的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製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階級”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參加的一種聯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對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也包括在內。

斯特朗後來還指出，《論聯合政府》就是毛澤東後來對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發展。

有外國人認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實現共產主義，不如改個能體現“社會改革者”形象的名稱，“還不會引起國家的恐俄病”。對此，斯坦的看法是：“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名稱——因為他們不但現在是，並且還想繼續做共產黨人。他們會解釋說，作為共產黨員的意思，隻不過是接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已。用什麽方法，在什麽時候於社會生活方麵采取共產主義製度，完全要看每個特定的共產黨所屬國家的基本情況而定。”“共產黨的領導們會用這樣的話總結他們的論點 :我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因為我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了解中國目前和遙遠的將來具體需要什麽。”

打造了一座社會建設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下轄 23個縣， 13萬平方公裏土地， 150萬人口。這片紅色土地是什麽樣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無論是有“紅色”傾向的國際友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還是來自國統區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戴維斯、高林，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積極、正麵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會麵貌。

外國人記載的文獻論及中共在延安期間的多方麵情況。在政權和民主政治建設方麵，包括“三三製”、群眾路線等獨特的執政方式以及贏得人心的保障人權的舉措;在經濟建設方麵，包括財權措施和經濟政策，如二五減租等，有各種考察數據;在教育、衛生、文藝和科研方麵，包括辦了 8所不同類型的學校，成立自然科學院等;還有大生產運動的社會改造效益，“工合”組織及其活動，等等。

他們以“延安生活的感覺”“碗中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進，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出現”等為標題，肯定性地介紹了延安的社會建設，讚美之意溢於言表。有些對延安作為當時中國的“特別邊區”之特點的分析和評價，映襯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具體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受國民黨負麵宣傳而產生的誤解，加深了“中間力量”對中共執政理念及能力的認可。

關於“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總結道：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們發動農民起來取得土地並進而奪取政權;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給予正確的引導;對農民革命實行了有紀律的領導，這種領導在過去是沒有的;把土地改革納入新民主主義三大政策更廣泛的計劃的一部分。“在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為第一條，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隻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購買商品的自由經營的農民時，工業才能得到發展。”

關於“三三製”民主政權建設。在《北行漫記》作者哈裏森·福爾曼的筆下，邊區民主政權建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一九三九年邊區人民政治會議第一屆大會開會了。一九四一年，選舉方法修改為新的‘三三製’——其方法就是共產黨限製自己黨員被選人數隻能占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職位，留給非共產黨的各階級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選舉的結果，被選的共產黨員在三分之一以上，那麽他們就自動放棄。自從那個時期起，這個原則就經嚴格地遵守。”

在美國花旗銀行漢口分行行長戴爾·霍爾看來，敵後根據地實行“三三製”，廣大群眾在許多方麵都可以暢所欲言，這種民主作風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情況：“閉幕式上，一位 79歲的老農民登上講台，激動地說：‘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還是第一次見到、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民主參議會會議。共產黨一心為國家為人民……我很高興……，過去我常聽人們說，農民做出了很大犧牲(納稅和其他形式)。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犧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艱苦……。為了抗日，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犧牲。這些我們要向農民說清楚……’”

關於生產互助和大生產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在外國人看來，中共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極有意義的事，他們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讚揚“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運動“是對於實施邊區封鎖的一種反抗”。“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員，都立下生產計劃，製定一年中在農業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綱。(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種下洋蔥。朱德則種萵苣和白菜。)”他們還對“變工隊”“紮工隊”這樣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很感興趣，認為“變工隊製度在增加生產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一方麵，這變工製度類似蘇聯的集體農場，雖然在邊區每個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權。這製度或者更近似美國農民的收獲團”。

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在 1947年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到晉冀魯豫根據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區的村莊考察土改複查工作，寫下了《十裏店》。他認為，指導太行土改經驗的來源就是延安。

[yongbing1993]

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初探





《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初探》

作者：錢學森

錢學森是著名航天科學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七屆、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航天事業奠基人。

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之際，曆史突然改變了軌跡。“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以非凡的膽略與智慧，領導中華民族絕處重生，僅僅用了二十八年時間，就使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帶領全國人民戰勝了國內外所有強大的敵人，一雪百年恥辱，建立了新中國，為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強族之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中國人民從列強的宰割與蹂躪中奮然站立起來以後，毛澤東在一窮二白，滿目瘡痍的一片廢墟之上，發下宏願：中國人民有誌氣，有能力，一定要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今天，中國人民正在將毛澤東的偉大理想一步一步地變成現實。然而在我們攀登頂峰的道路上，將會充滿艱難與曲折。中國要想後來居上，超過世界領先水平，引領21世紀世界新潮，不僅必須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企業家，科學家，教育家，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必須首先造就象毛澤東那樣具有敢想，敢幹，敢為天下先的膽量和雄才大略的第一流的領袖群體。毛澤東作為生長於中國大地的世界第一流的偉大領袖，為我們研究他的成長曆程，探求造就偉大領袖和統帥的培養模式，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毛澤東，字潤之。1893年12月26日生於湖南湘潭韶山衝一個農民家庭。他13歲前學過四書五經,朝夕誦記中潛移默化了他的心靈。“影響毛澤東性格，塑造毛澤東人生境界的，還有豐富的古典文學名著。象《精忠傳》、《隋唐嘉話》、《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等，書中古俠們打富濟貧的行為，梁山好漢們的造反精神，孫悟空的叛逆性格等”。

在13歲時由於認定繼續背誦哪些陳腐無用的經書不合自己的心願, 他便決定在家自學了。這時的毛澤東並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學什麽?隻是被強烈的求知欲驅動著學習他所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後來他讀到一本鄭觀應寫的討論社會政治問題的書《盛世危言》, 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強烈震撼。

他回憶說，“我讀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是個老的改良主義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複學業的願望。”

毛澤東17歲離家赴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求學前夕，寫了一首《贈父詩》： “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首詩反映出當時的毛澤東是一位很有誌氣的青年。在東山學校，他從同學那裏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傑傳》。從這本書裏，他認識了令他非常欽佩的拿破侖、彼得大帝、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林肯等人物。他在東山的求學隻有短短的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毛澤東加入湖南起義新軍。辛亥革命失敗後，他棄武從學。但學什麽呢？毛澤東回憶說，“我並沒有判斷學校優劣的特定標準，也不明確自己究竟想幹什麽。”

他對學校的了解一是報紙廣告，二是朋友介紹。“一個警政學校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它不收學費，供給膳食，還答應給些津貼。這是一則吸引人鼓舞人的廣告。……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這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成了學法律的學生，他勸我進他們的學校。我也讀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我寫信給家裏，重述了廣告上所許諾的一切，要求給我寄學費來。……另一個朋友勸告我，說國家正處於經濟戰爭中，當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夠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錢向這個商業中學報名。我真的被錄取了並在那裏注了冊。……有一天我讀到了個廣告，介紹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優點。……我認為最好能在那裏成為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一塊錢報名。……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耽了一個月。我發現，這所新學校的麻煩之處，在於很多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隻懂得一點點英語。……我的下一個經曆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不如獨自看書學習。”此後毛澤東住進湘鄉會館，每天到省立圖書館去讀書，主要是世界地理和曆史。後來實在沒有錢了，才又留意廣告，考進湖南師範學校，“我在師範學校當了五年學生，並且抵住了後來所有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

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這是毛澤東一生接受的最正規、最完整的教育。

單從以上引述的有關毛澤東就學的的經曆來看,可謂乏善可陳。讀了六年私塾, 一無留洋背景, 二無名牌學曆。17歲讀高小, 後來是一聯串的技校,而且個個半途而廢。25歲才師專畢業。這樣一份簡曆在一般人看來, 別說錦繡前程, 就是混碗飯吃, 也是實屬不易。毛澤東的求學經曆, 為何如此坎坷?

因為他內心深處孜孜以求的是超凡脫俗的“內聖外王”之道, 天下沒有一所學校有能力傳授!

而這一切隻有靠他自己去獨立探索。就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步形成了非凡的個性，和由此產生的超人的智慧。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偉大的領袖，關鍵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時期培養出了偉大領袖的心理素質。一種高屋建瓴的領袖心態。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的性格形成對其以後一生的成就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與其當時的生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毛澤東如果不是出生在湖南,他的心理發育曆程也許會大不相同, 中國的曆史也可能隨之而大不相同。湖南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在近代出了個曾國藩。正如唐浩明在《曾國藩》一書中描寫的那樣,曾國藩平定太平軍後, 十幾萬湘勇帶著從金陵劫掠的大批財富, 回到湖南“起屋買田, 送子讀書, 經商跑大碼頭, 出門會闊朋友, 開湖南一代新風,遂使曆來號稱天荒之地的三湘四水, 從此眼界大開, 風氣大變, 人才輩出, 燦若群星, 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名氣, 最有影響的一個省份。” 在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崇仰和學習曾國藩,在湖南青年學子中蔚然成風。

莫誌斌，陳特水在《跟毛澤東學讀書》中披露，青年毛澤東是極為推崇“聖賢”的。他“衡量聖賢的標準，顯然是受了曾國藩家書的影響。”曾國藩為教育曾氏子孫，選擇了“古今聖哲”周文王，孔孟，司馬遷，諸葛亮等33位中國曆史上卓有建樹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青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就完整地記錄並深入研究了這３３位曾國藩選出的“聖哲”，其中多位在毛澤東的早期著作中多次出現。毛澤東特別崇拜曾國藩從修身養性的“內聖”入手，中道致力於經幫治國，治軍，“平天下”，從而引向“外王”之道。在青年毛澤東眼裏，曾國藩是位既懂“內聖”之道，又獲“外王”之績的“聖賢”人物。在曾國藩的影響之下，加上西學東進的時代感召，和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慘境遇，毛澤東逐漸明確了學習的目標，那就是師從古今中外的眾多最偉大的人物，修煉“內聖外王”之道，興邦治國平天下，改天換地救中國！

偉大的誌向造就了毛澤東非凡的品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為了完成“天降大任”，毛澤東有意識地鍛煉自己吃大苦，耐大勞的品格。他和友人一起徒步考察湖南，“身無分文，心憂天下。”

沿途乞討，體察民情。為了培養自己的堅強意誌，每遇狂風暴雨，雷電交加，他常赤身露體，呼號狂奔著在崢嶸險峻的嶽麓山上奮勇登攀。抒發著戰天鬥地的萬丈豪情。寒冬臘月，冰水澆身。風急浪高，劈波斬浪。風吹浪打，閑庭信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種青年時代的壯誌豪情，在他令人回味無窮壯美詩篇《沁園春.長沙》中得以盡情的展現：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
鷹擊長空，魚翔潛底，萬類霜天競自由。
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毛澤東頂天立地的豪邁氣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胸懷遠大抱負，有意識地自我訓練的結果。

在品格修養中,毛澤東還非常看重成大事者忍辱負重, 愈挫愈奮, 百折不撓的意誌磨練。正是這樣的心理素質使他在日後極端艱難困苦的鬥爭環境中,在受到錯誤路線打擊排擠的逆境中，始終保持昂揚的鬥誌，領導中國革命, 戰勝一切艱難險阻, 下定決心, 不怕犧牲, 排除萬難, 去爭取勝利。正是這樣的心理素質使他所造就的人民軍隊具有一種一往無前的氣概, 它要壓倒一切敵人, 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正是這種氣概,鑄成了人民軍隊的軍魂。它讓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們無不心驚膽寒。毛澤東曾反複研讀司馬遷在受腐刑之後寫給朋友的《報任安書》,並仔細地琢磨司馬遷在書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境界:“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毛澤東經常用《報任安書》中的話來教育全黨要經得起挫折, 要不為逆境所折服, 要奮發有為。毛澤東日後考察幹部,也特別看中能否經得起挫折這一條。

司馬遷對毛澤東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司馬遷注意讀“無字之書”。他２０歲以後，遊曆各地的名山大川，考察史跡，廣收史料，對曆史的感性認識，為他後來寫作《史記》打下了堅實基礎。司馬遷的“實學”精神令青年毛澤東深受感動，他表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在司馬遷的“實學”精神影響下，毛澤東一生注重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反對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大力提倡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１９２７年寫下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其調查研究的典範之作。後來在延安又寫了《實踐論》。毛澤東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是其獲得真知灼見的重要方法。

毛澤東偉大的誌向在造就其非凡品格的同時，也使他擁有了做為領袖所必備的強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張昆弟1917年9月日記曾記述：“毛君雲，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頁。）胸懷大誌的青年毛澤東喜歡“讀奇書、交奇友、著奇文、創奇跡”。毛澤東自述：“我漸漸聚集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這些核心成員後來組成一個團體，對中國的大事和命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是一群態度嚴肅的人，無暇談論瑣事。……我和我的朋友隻願意談論大事——人的本質、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和宇宙。”這些人包括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張昆弟、蕭三、陳昌、周世釗、羅學瓚、彭道良等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驅。他們組成的團體就是著名的“新民學會”。

“《禮記》裏的‘大學’篇中有‘道在新民’；《書經》裏的‘湯誥’篇中，有‘人作新民’。我們取其‘新民’，意在除舊布新。新的人，新的勢力，開一代新風!”不久以後，毛澤東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便高舉著共產主義這麵大旗，凝聚黨心，軍心，民心，讓千百萬仁人誌士，為實現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目標，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為了革命，分身碎骨，心甘情願！天安門上毛澤東一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全球華人，無不動容！建國之初，毛澤東“超英趕美”一番宏願，海外赤子，競相歸國。沒有汽車洋房，沒有金錢美女，隻有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新中國建設藍圖！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蒸蒸日上，一日千裏。今天讓我們反思一下，如果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時，不用解放全人類的的偉大目標為感召，而是用為實現“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而奮鬥，誰會為之拋頭顱，灑熱血？頭都沒了，還想啥？毛澤東如果沒有“超英趕美”的宏圖大誌，而是“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海外精英們還會有毅然回國的激情嗎？毛澤東的偉大，在於其誌向的偉大，感召力的偉大，凝聚力的偉大！

偉大的誌向不僅造就了毛澤東非凡的品格，也造就了毛澤東超人的智慧。毛澤東安邦治國，改天換地的奮鬥目標，注定了他隻能師從天下最有智慧的那位老師---五千年的曆史。1910年毛澤東在私塾裏第一次讀到了吳乘權等編修的《綱鑒易知錄》。這是一部簡明中國通史。私塾的學習為他打下了古文的基礎。後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裏讀到了《禦批通鑒輯覽》。這部書是由臣下將乾隆帝朱筆禦批的《資治通鑒》的８００條匯編而成。此書的卷首還有乾隆寫的序言。學安邦治國何人最有資格當導師？當然是建功立業的帝王。這樣的帝王總結出的曆史經驗，正是那時的毛澤東在冥冥之中苦苦尋找的指路明燈。就是為了讀這本史書，他退學了。按照乾隆的指點，毫不猶豫地縱身跳進了浩瀚的曆史海洋。從此以後，毛澤東讀史成癮。史書成了他日常生活中須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資治通鑒》是他最為欣賞的著作之一。

“《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著名曆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司馬康等人曆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約300多萬字。《資治通鑒》所記曆史斷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曆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後人。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曆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史著可與《資治通鑒》媲美”（百度百科）。毛澤東評價《資治通鑒》說：“這是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我讀了十七遍，每讀一遍都獲益非淺。”

《二十四史》也是毛澤東最愛讀的一部史書。該書是由清乾隆皇帝欽定的二十四部史局的結果，它以統一的紀傳體裁，完整、係統地記錄了明亡以前中國幾千年的滄桑曆史。是中國唯一一部完整的、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官修史總集。全書共有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冊，約有四千萬字，可謂包羅萬象。毛澤東並非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去考證式地讀史。而是帶著問題讀，根據需要讀。目的是學習安邦治國平天下之道。

當毛澤東將上下五千年的天下興亡，人世滄桑，盡收眼底，爛熟於胸，融匯貫通之後，終於找到了上帝為曆史當裁判，為帝王寫評語的感覺。“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氣勢躍然紙上：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當毛澤東將古往今來無數英雄豪傑的雄才大略，經驗教訓融入自己的靈魂深處之後，他本人也就成為東方智慧的化身！達到了料事如神，用兵如神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通過正確的“修煉”確實達到了“神”一般的境界！

這裏我們並不想鼓吹神秘主義。而是要探索毛澤東成為千古偉人的機理，從而讓毛澤東式的領袖人物能在中華大地上層出不窮！下麵我們就通過一些實例來分析曆史是如何啟發毛澤東的靈感的。

毛澤東的許多政策和方略來源於對曆史經驗的總結。比如《漢書》中《趙充國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時邊塞有事，京師發兵，糧草運輸極為不便，往往興師動眾至邊疆，敵已遁逃。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趙充國督兵西陲，多次上書，提出“屯田戍邊”,寓兵於農的主張，而且身體躬行就地解決軍糧, 這樣可避免長途運輸的困難, 節省國庫開支, 以逸待勞,長期戍邊。這個主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後來曹操和曾國藩也搞屯田,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為抗戰時期的南泥灣大生產運動, 解放後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及黑龍江軍墾農場等重大舉措,提供了曆史借鑒。（將來有朝一日，中國大舉開發非洲或月球什麽的，這條仍然可以借鑒。此乃後話。）

毛澤東善用兵,其中很多也是從趙充國那裏學來的。趙充國主張,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毛澤東將之表達為牢牢掌握戰爭主動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趙充國講,“戰無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克，不苟勞眾。”毛澤東總結為“不打無把握之仗。”趙充國提出“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

毛澤東概括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針。

趙充國平定西羌少數民族暴亂時，軍紀嚴明，秋毫無犯，保護牧農草地的政策受到牧民的擁戴。這為毛澤東長征路過彝族地區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示範。趙充國的“嚴懲首要，脅從不問，善待來使，保護牧民”的民族政策，最終使罕開族不戰而降。而與其合謀的先零族的入侵，也因勢單力孤而被擊破。後來孔明對孟獲的七擒七縱，更是將對少數民族的攻心戰術發揮到極致。這對毛澤東的民族政策和俘虜政策的製定有重大啟示。

範忠程在《博攬群書的毛澤東》中，記述毛澤東在《趙充國傳》講到兵法的地方逐一圈劃。三個大圓圈的竟達19處之多。從圈點濃密，標記繁多，批語精當來看，毛澤東對趙充國印象極為深刻。

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記》與《史記·項羽本記》，對劉，項二人楚漢相爭前後的曆史作了認真的思考。毛澤東認為項羽的缺點在於優柔寡斷，沽名釣譽，不善納諫。肯定劉邦了解人民心理，豁達大度，從諫如流，決策對頭，用人得當。後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提到民主人士李鼎銘的“精兵簡政”的建議時說：“不管是什麽人，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隻要你說的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後來又建立了人民政協製度，就是由劉邦這樣的曆史經驗而來。

在楚漢相爭最關鍵之際，兩軍相持於滎陽。楚軍切斷了劉邦的糧道，劉邦害怕了。請求休戰。以讓出滎陽來換取項羽承認滎陽以西為漢的領土，項羽不顧謀臣範增的反對，放棄了接近滅漢的勝利，“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鴻溝而東為楚。”

和約簽定後，項羽鬆懈，引兵東去，而劉邦得以喘息，最後打敗了項羽。這段曆史毛澤東自然是牢記於心，決不會重蹈項羽覆轍。1949年4月，在國民黨政府即將垮台之際，重演劉邦故伎，向共產黨提出劃江分治的主張。毛澤東不顧斯大林的壓力，堅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此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著名詩篇中，闡述了楚漢相爭的曆史經驗：“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戰爭年代，許多高超的智慧和謀略都是來自於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以上所舉的僅僅是其中的幾個例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的智慧，本質上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經驗和教訓的結晶。這就是為什麽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原因。

中國的曆史雖然為戰爭和謀略提供了大量借鑒，但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特別是經濟戰略方麵，卻是一片空白。隻有蘇聯一種模式。毛澤東是在不斷的實踐中，幾乎從頭摸索。而不是在大量曆史經驗的指引下，胸有成竹。這就是為什麽同樣一個毛澤東在戰爭年代才華橫溢，而經濟建設中則屢屢失誤的主要原因。這也正是這位偉人的曆史局限之所在。

在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長征路上，我們不僅麵臨著超級軍事強國，也麵臨著它的超級經濟和科技實力。小小寰球，兩隻猛虎，早晚會有一決高下的時候。中華民族要想後來居上，必須要技高一籌，未來的競爭既是實力的競爭，更是智慧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但歸根到底是領袖之間的較量。正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楚漢相爭，成敗的關鍵取決於劉邦，項羽領導水平之高下。曆史的經驗一再證明，弱者可能打敗強者，關鍵在於統帥。

“導師偉業垂千古，長征接力有來人。”，“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未來中國的領袖們，應當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超越毛澤東。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澤東。關鍵要抓住兩個方麵，首先是要有遠大的抱負，中華民族決不會甘為人後。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動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創造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號召力，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凝聚力。隻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發奮圖強，科學謀略，才能在不久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頂尖水平！要繼承和發揚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大無畏的毛澤東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謀略，不僅是中國的謀略，更要加強研究西方的謀略，特別是經濟謀略。未來的主戰場更有可能是在經濟領域展開。什麽是領袖，領袖就是謀萬世者，領袖們的謀略從哪裏來，毛澤東的偉大成就表明，其過人的智慧主要來自於對中華五千年謀略史的正確總結。靠的是對曆史上的大量實例分析來積累經驗。這和諸葛孔明初出茅廬便能夠大展宏圖是一個道理。中國未來的領袖們需要在這個基礎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來的西方經濟謀略史。最後創造出結合雙方優勢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謀略體係。從而占領未來競爭中的智慧製高點。讓五星紅旗高高飄揚！

[yongbing1993]

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近代以來，中醫飽受爭議。

支持者甚眾，反對者亦不在少數。

許多重量級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對過中醫，如曾國藩、梁啟超、嚴複、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陳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錢鍾書、巴金、李敖等等。這些人物都是大人物，在民國時代都是響當當的人物。

其中不乏過激之詞，如啟蒙思想家嚴複就把中國的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

大學者陳寅恪說：“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

魯迅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連同一向用詞平和的巴金也曾這樣說：“幹淨徹底消滅舊醫，平生所願，活得長些再長些，一定要親眼看到它的死亡，親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認識到舊醫就是巫術，像老鼠過街一樣人人喊打”……。

那麽，一代偉人毛澤東是如何看待中醫的呢？這個話題相信許多人都會感興趣。

毛澤東學貫古今，對中醫辨證施治的理論與實踐自然有著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寫作與談話中談到過中醫，多次接受中醫治療，並與不少中醫名家交往過。

早在1913年，毛澤東就曾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麵的最早論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指出：“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

那時，在井岡山紅軍醫院裏，有西醫也有中醫，許多內科病都是用中醫治療，多數是采用自製中草藥。毛澤東曾經指出：鑒於根據地缺醫少藥，必須發揮中醫中藥的作用。毛澤東說：“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敵人是封鎖不了我們的。”當時，紅軍醫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參加反“圍剿”的傷員，全部采用中醫中藥治療病傷。

長征到達延安後，毛澤東曾患風濕性關節炎，發作時往往痛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吃了不少西藥，仍不見效。一次，開明紳士、陝北著名中醫李鼎銘到楊家嶺來看望毛澤東。他為毛澤東切脈之後，很自信地說：“吃四服中藥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藥叫您胳膊抬得起來；吃了第二副藥叫您胳膊能轉動；吃了第三副藥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藥就能讓您爬單杆了”。那時，中西醫之間矛盾尖銳，毛澤東身邊的醫生都是西醫，他們不同意毛澤東服用中藥。

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持把李鼎銘開的四服中藥吃了下去。吃完後，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動自如了。這更使毛澤東認識到中醫藥的神奇功效。毛澤東又介紹李鼎銘為周恩來、朱德、林伯渠、謝覺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軍的幹部、戰士治病，都收到了滿意的療效。很快，中醫中藥成了八路軍必不可少的醫療方式。不久，李鼎銘還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中醫，他們活躍在各個部隊。

在毛澤東中西醫結合思想影響下，陝甘寧邊區醫務界在延安最先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的活動。許多西醫虛心拜中醫為師。例如，魯之俊、朱璉等就曾拜老中醫任作田為師，學習針灸知識。陝甘寧邊區政府表彰了任作田與魯之俊團結中西醫所取得的成績，並授予他們特等模範獎。

1949年9月，在中央軍委總衛生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央軍委總衛生部部長賀誠和各大軍區衛生部部長作了明確的指示：你們的西醫隻有一兩萬，力量薄弱，你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這一題詞為新中國成立初期製定衛生工作方針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

1953年，毛澤東在杭州劉莊賓館小憩時曾談笑風生地說：“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第二是曹雪芹的《紅樓夢》，第三是麻將牌。不要看輕了麻將，你要是會打麻將，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關係。麻將裏有哲學……”盡管當時可能是隨意一說，但他把中醫放在“三大貢獻”之首，充分表明了對中醫的看重。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1954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

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接著，毛澤東作出重要批示：“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曆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他又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院。”（中國中醫研究院於1955年12月成立，毛澤東還接見了第一任院長魯之俊。）

1954年，毛澤東還發出“西醫學習中醫”的號召，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改進措施：要抽調100名至200名醫科大學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他們的臨床經驗。

1955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關於中醫工作的講話中說：中國6億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醫，不是靠西醫，因為西醫的人數很少，中醫對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國醫藥有悠久的曆史，對人民有很大的貢獻，要建立機構研究中醫藥，應按對待少數民族政策那樣對待他們，各機構中應有他們的成員。對有本事的中醫要當專家看待，按專家的待遇對待。

同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原因是中醫在野西醫當權。中醫藥是人民群眾賴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應當看到中醫有本事，要當專家來看，按專家待遇。今後醫科大學畢業生要學兩年中醫。

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指出：“應該學外國近代的東西，學了以後來研究中國的東西。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要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並說：“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套用外國的東西。”他還說，曆史上中醫的一個很大特點是從不拒絕接受外來的好東西，比如中藥胖大海，實際上是進口貨，但中醫拿過來了，現在誰能說它不是中藥呢？中醫得到發展，是由於兼收並蓄，博采眾長。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毛澤東不僅對中醫藥情有獨鍾，而且還與許多中醫名家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中醫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3月23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建國後，毛澤東還幾次接受中醫治療。1950年，毛主席發燒，一個多星期了，打了些針，吃了些藥，燒還是不退。毛主席對保健醫生、京城四大名醫之一的孔伯華說：“麻煩你給我吃點中藥吧”。孔伯華給毛主席診了脈，看了病，開好藥方，請毛主席吃兩到三付。結果，毛主席吃了兩付，燒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劉惠民開的藥3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11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1974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第一次見麵時，毛澤東詢問唐由之叫什麽名字，得知其名字後，毛澤東立即風趣地說：“這個名字好。你的父親一定是位讀書人，他可能讀了魯迅先生的詩，為你取了這個‘由之’的名字。”接著，毛澤東就背誦了魯迅悼楊銓的詩：“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閉上眼睛在聽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yongbing1993]

毛澤東說：今天是祝針灸萬歲！






加拿大首個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將在昆特蘭理工大學開設。預計將於2025年9月開始招收首批學生。卑詩省政府與昆特蘭理工大學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後，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實現了毛澤東的夙願。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麵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於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１９５８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

毛澤東不僅關心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還與許多名醫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麵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

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於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

３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澤東感到特別高興。

毛澤東問起劉大夫的藥方裏有一味“酸棗仁”是起什麽作用的，為什麽要“生、熟合起來搗”。

舒同夫人石瀾回答：“藥用的酸棗仁，數陝北的最好。當年在延安，主席您住過的那個楊家嶺滿山都是酸棗樹。我們常去摘一些酸棗回來，放在衣兜裏當水果吃。酸棗仁這東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搗碎入藥，就能同時發揮兩種作用，平衡中樞神經。所以您不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對坐在一旁的舒同說：“看看，你的夫人講得多細，將來可以改行當醫生了！”１１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劉惠民為毛澤東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澤東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說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後，毛澤東笑著說：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麽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說：“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說：“對嘍，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在於西醫學習中醫。”

毛澤東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澤東知道後，欣然同意做手術。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做了白內障手術後，需要休息幾天，但毛澤東隻隔一天就忙著看起書來，唐由之勸阻不住。毛澤東看了一會兒，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來說：“唐由之啊，我們的爭論，你勝利啦！”他還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Ｖ”字形手勢。唐由之說：“主席，您亦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澤東聽後會意地笑了。

中國的針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曆史。針灸的起源，可能比藥引還要早，是我國最寶貴的醫學遺產之一。針灸療法以操作簡單、應用廣泛、療效迅速、安全經濟等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針灸療法在中國人民對疾病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但是，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由於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有一些人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對針灸治病的實際需要，一味地說中醫針灸“落後”、“不科學”，是“土東西”，全盤加以否定。

毛澤東熟讀史書，對曆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讀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就知道，約在公元前５世紀的扁鵲，用針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屍蹶”病人蘇醒過來，經過其他綜合治療，使病人完全康複，被譽為“起死回生”的妙術。《後漢書?華佗傳》裏，也記載有華佗用針灸治曹操頑固的“頭風”。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時，熟悉名醫甄權的傳記，當時魯州刺史庫狄苦於“風痛”，兩手無法拉弓射箭，雖經不少醫生治療均未奏效，後請甄權診視。甄權認為隻需針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針刺“肩髁”穴後，兩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許希傳》裏也講到宋仁宗的病被許希用針刺醫好。這些史書所述，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紀以後，清政府對針灸療法蠻橫地加以排斥和打擊，並於１８２２年下令永遠停止在“太醫院”中施行針灸療法。從此針灸被當成“土東西”而被忽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裏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

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他打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著說道：“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啊。”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在毛澤東“針灸是科學的”正確思想指引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群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份大型傳統日報，以及時、準確、權威而著稱。該報十分重視選擇頭版要聞，對於較長的文章，經常是第一段登在頭版，其餘部分則登在後麵。詹姆斯是美國資深記者，擅長時政報道，獲過多次新聞大獎。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國采訪，在北京參觀了很多單位，包括到中醫院參觀針灸治療。他在訪問中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當時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千萬不能感染。術中使用的是常規藥物麻醉。術後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後，詹姆斯於７月２６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頭版隻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題為《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闌尾切除手術》，文章占了將近一整版，並配有作者訪問北京一家中醫院針灸診療室的照片。詹姆斯當時已經６２歲，由於他的不平凡的經曆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動手術可用小小的銀針來麻醉，病人不覺疼痛，還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當時又正值白宮剛剛宣布尼克鬆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訪華，美國公眾對東方大國——中國有一種神秘感，從而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參觀了中國的“針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術，神經外科做顱腦腫瘤的切除手術，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狀態下接受開胸、開顱等大型手術，感到十分驚奇，難以理解。在向尼克鬆贈送的禮品中，還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一書。代表團返美後紛紛宣傳“針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國民眾的濃厚興趣，特別是美國醫務界對中國針灸醫術開始有學習的願望。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