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住窯洞坐矮凳，發現一個驚人真相！

一九四七年，盛夏八月的陝北高原，兩架軍用飛機先後降落在延安臨時機場，蔣介石一行陸續走下飛機來。

由於這是一次絕對保密的視察行動，隻有幾名經過特殊審查的中央社記者隨行，他們拍攝的照片不能隨便發表，要交由軍方作為“重大消息”對外公布。

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約一年間占領延安，這是中共黨史和國共內戰中一段特殊的史實。

蔣介石決定冒險來到延安視察絕非一時衝動，除了大造聲勢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在這個國民黨領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種令他寢食不安的東西，說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機感迫使他來向老對手毛澤東“登門取經”。

抗戰勝利重慶談判，蔣介石依然沒有把土裏土氣的毛澤東放在眼裏，但是僅僅時隔不到兩年，事實證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錯誤。

狂妄自大的蔣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敗之後終於放下架子秘密來到延安，他以一種自嘲的語氣告訴學生：來而不往非禮也。兩年前我邀請毛澤東到了重慶，今天我來到延安回訪，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邀請我，是我不請自來。

蔣介石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

八月的延安，烈日當空酷暑難耐，蔣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擁下視察了楊家嶺、棗園、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細，提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讓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來。

在抗大舊址，蔣介石說，這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了。他看見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不過是一排簡陋的窯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簡，幾乎沒有像樣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塗黑的，禮堂是露天的，標準配備是每人發個小凳子，朱德總司令和各級軍官都在這裏聽課學習。

蔣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輕輕一抹，手指就留下一個黑印。他又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經60歲的他很不習慣，險些坐在地上，嚇得宋美齡和蔣經國趕緊扶住他。

軍事訓練場地隻有一些自製的木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礙則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許多人體攀爬過的痕跡。

當蔣介石得知大多數共軍高級將領都在這裏學習過，他沉默一陣才感歎說，若論設備，我黃埔軍校和中央軍校不知道比這強多少倍，可是會打仗的人反倒越來越少，你們說說這是怎麽回事？

人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

在一座山坡上，蔣介石看見大片土地被開墾出來。有人告訴他，共產黨開展大生產運動、官兵一起開荒種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就是著名的勞動模範。還有彭德懷，經常下田勞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紡線能手。

連毛澤東、周恩來也經常參加勞動，自產的糧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蔣介石點點頭，臉色陰沉。

下榻延安窯洞，一宿無眠

在王家坪，蔣介石走進毛澤東住過的窯洞，他看見窯洞地麵是泥土夯實的，陳設簡陋，炕上鋪了一張木板。部下告訴他，毛澤東是南方人，不習慣睡炕。

一個嚇得發抖的村民被帶進來，蔣介石和顏悅色地跟他說話。

比如你見過毛澤東嗎？答，是的，經常見。

問，他穿什麽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樣。

問，新的還是舊的？答，舊的，袖口打了補丁。

問，毛澤東穿什麽鞋？答，布鞋，還有草鞋。

問，他跟你講話嗎？答，講過。

問，講些什麽？答，他說額（我）家的紅棗好吃哩。

問，你送給他的？答，沒，他買的，給了額錢。

又問，還說什麽？想想答，為啥陝北人不愛吃紅辣椒？

問，你怎麽回答？答，額說，吃了那家夥屁眼疼。

又問，他平時最喜歡吃什麽菜？答，一個是南瓜，一個紅辣椒。

問，平時有何愛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開會、聽匣子（收音機）。

問，幾時睡覺？答，聽說晚上不睡覺，早上睡覺。  

村民走後，蔣介石走出窯洞，他登上山坡，看見天邊已是夕陽西下，雄偉的寶塔山被燦爛的夕陽層層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頭上熊熊燃燒。

這是一幅壯麗的圖景，蔣介石心中一時湧出許多複雜的東西來，神情悵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聲向他請示，請回城裏官邸用晚餐。但是蔣介石搖搖頭，語氣淡淡地告訴學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這裏。    

是夜下榻延安窯洞，蔣介石一宿無眠。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來源：網絡

[yongbing1993]

十三年間到訪過延安的國際友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間，不僅條件極為艱苦，並且相對外界也比較封閉。對於延安這塊土地上的革命力量，當時中國人知曉的程度都很有限，國際社會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難得的是有這樣一批人，先於大多數中國人看到了這片紅色土地上為國家生存、民族複興戰鬥的熱血群體。他們以異域人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用自己的體會和判斷，對中共作了評價。這也是中共的曆史上，除了早期與蘇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之外，與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來。

13年間到訪延安的國際友人共70多位，包括醫務工作者、新聞記者、科技和藝術工作者、各國使節及軍事觀察員等4類。
　　
他們有的因受陝甘寧邊區昂揚的氛圍感召而留下來成為延安各項工作的參與者，有的將自己節省的旅費捐助給邊區，有的給延安捐贈圖書，有的提供自己的技術支持。他們在邊區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並留下的一定數量的文獻檔案，包括專著、回憶錄、日記、新聞報道、專欄文章、考察報告、實景圖片等多種，內容珍貴而豐富。
　　
這些外國親曆者的文獻，不僅幫助當時中國和世界了解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在日後書寫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史、研究延安地方曆史中，發揮著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懷理想、英勇奮鬥的領袖群體。外國人對延安時期中共領袖群體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諾和尼姆·韋爾斯、約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專門提到中共領導層。
　　
尼姆·韋爾斯在《西行訪問記》中記錄了她采訪過的 70位中共領袖。她指出，“在過去十年間，隻有少數共產黨領袖的名字在報章上露過，但這些名字在中國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其中大約有幾個名字，是這樣地連串在一起而為大眾所鹹知的：‘朱毛’。或朱德與毛澤東。彭德懷與林彪，賀龍與蕭克……”，我“對於共產黨中那些年輕的領袖，以及更少為人知道的天才們，也感到非常的興趣，因為這些次級的領袖們是構成執行權力的基礎;在年輕的政治委員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諾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過那樣的感受了。”
　　
尼姆·韋爾斯說：“在和這些曆史的人物晤談四個月以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品質，無論集體的及個人的均獲得了許多明確的——與無限量的——印象。”這是外國友人對延安領袖群體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中共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更加促使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領兩批 18人的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開始對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軍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積極配合，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不拘形式地與他們交談和會見，使得他們看到了一派樸素、朝氣、開明、民主、軍民關係親密的新社會的新氣象。在相當一段時間被作為內部參考資料的那些出自美國軍方考察團成員的報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樣對中共的作為和前途給予肯定性的論斷。
　　
在這些美國軍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徹底地感到高興”。
　　
“凡是開明的，曾在軍隊中受過訓練的，對中國富有經驗的美國軍官，若同共產黨軍隊有過好幾個月的密切接觸，就不可能沒有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共產黨聲稱其軍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戰鬥員與盟軍協調配合，將會意味著盟國方麵好幾萬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彼得金對中共領導的話來說：“我反對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並讚賞。”
　　
據統計，從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與中共抗日根據地有過直接接觸的幾百名歐美人士，絕大多數都對中共和陝甘寧邊區給予了積極評價。
　　
岡瑟·斯坦認為：延安取得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對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采訪情況：“我在邊區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經證明我對新民主主義的信仰是正確的。真的，我認為毛澤東是個天才。他對每個問題都看得很具體，而且沒有任何偏見。毛澤東所想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眾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眾要做而且能夠做的。”

“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延安時期是中共的理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毛澤東係列著作的發表，都進入了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觀察視野。
　　
在《斯諾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萊文集》《毛澤東會見記》《紅色中國的挑戰》等著作中，均可見到介紹、評價《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內容，包括作者自己對毛澤東一些理論文章的理解。
　　
岡瑟·斯坦指出：“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坦白地稱作中國共產黨員理所當然要遵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簡單的要素，以唯物的觀點來看待一切社會現象，看來已經深深地滲透到黨員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黨員，也是如此。但是我並不覺得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迷信教條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看來並不是由於熱愛研討理論，而是由於他們堅信，他們各種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這種哲學。”
　　
“把實際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來認識這一說法，我在許多不同場合都聽到過。”、“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共產主義在應用於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徹底中國化，這使我印象很深，覺得它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不是什麽宣傳宣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有過著名的關於“紙老虎”的談話，這位美國記者根據與劉少奇等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談話了解到有關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來源，寫成文章《毛澤東的思想》，發表在紐約左翼刊物《美亞》雜誌上麵。
　　
她認為毛澤東“熟悉中國和中國農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見事物的天才;他能夠用簡單明瞭、豐富多采和鏗鏘有力的方式來表達思想;他頑強地進行說服並懂得如何在黨內堅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對《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評價很高，認為這是“共產黨的經典著作”，是“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製訂的明確無誤的愛國主義的綱領”。

其中，《論持久戰》是“在中國抗戰時期出版的同類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對中國愛國者吹響的又一次響亮的號角”。毛澤東“分析了通往勝利的道路以及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並在戰後使國家富強的最好的政府組織形式”。這種政府不是一黨專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蘇聯實行的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製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階級”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參加的一種聯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對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也包括在內。
　　
斯特朗後來還指出，《論聯合政府》就是毛澤東後來對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發展。
　　
有外國人認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實現共產主義，不如改個能體現“社會改革者”形象的名稱，“還不會引起國家的恐俄病”。對此，斯坦的看法是：“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名稱——因為他們不但現在是，並且還想繼續做共產黨人。他們會解釋說，作為共產黨員的意思，隻不過是接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已。用什麽方法，在什麽時候於社會生活方麵采取共產主義製度，完全要看每個特定的共產黨所屬國家的基本情況而定。”“共產黨的領導們會用這樣的話總結他們的論點 :我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因為我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了解中國目前和遙遠的將來具體需要什麽。”

打造了一座社會建設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下轄 23個縣， 13萬平方公裏土地， 150萬人口。這片紅色土地是什麽樣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無論是有“紅色”傾向的國際友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還是來自國統區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戴維斯、高林，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積極、正麵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會麵貌。
　　
外國人記載的文獻論及中共在延安期間的多方麵情況。在政權和民主政治建設方麵，包括“三三製”、群眾路線等獨特的執政方式以及贏得人心的保障人權的舉措;在經濟建設方麵，包括財權措施和經濟政策，如二五減租等，有各種考察數據;在教育、衛生、文藝和科研方麵，包括辦了 8所不同類型的學校，成立自然科學院等;還有大生產運動的社會改造效益，“工合”組織及其活動，等等。
　　
他們以“延安生活的感覺”“碗中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進，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出現”等為標題，肯定性地介紹了延安的社會建設，讚美之意溢於言表。有些對延安作為當時中國的“特別邊區”之特點的分析和評價，映襯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具體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受國民黨負麵宣傳而產生的誤解，加深了“中間力量”對中共執政理念及能力的認可。
　　
關於“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總結道：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們發動農民起來取得土地並進而奪取政權;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給予正確的引導;對農民革命實行了有紀律的領導，這種領導在過去是沒有的;把土地改革納入新民主主義三大政策更廣泛的計劃的一部分。“在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為第一條，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隻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購買商品的自由經營的農民時，工業才能得到發展。”
　　
關於“三三製”民主政權建設。在《北行漫記》作者哈裏森·福爾曼的筆下，邊區民主政權建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一九三九年邊區人民政治會議第一屆大會開會了。一九四一年，選舉方法修改為新的‘三三製’——其方法就是共產黨限製自己黨員被選人數隻能占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職位，留給非共產黨的各階級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選舉的結果，被選的共產黨員在三分之一以上，那麽他們就自動放棄。自從那個時期起，這個原則就經嚴格地遵守。”

在美國花旗銀行漢口分行行長戴爾·霍爾看來，敵後根據地實行“三三製”，廣大群眾在許多方麵都可以暢所欲言，這種民主作風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情況：“閉幕式上，一位 79歲的老農民登上講台，激動地說：‘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還是第一次見到、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民主參議會會議。共產黨一心為國家為人民……我很高興……，過去我常聽人們說，農民做出了很大犧牲(納稅和其他形式)。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犧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艱苦……。為了抗日，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犧牲。這些我們要向農民說清楚……’”
　　
關於生產互助和大生產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在外國人看來，中共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極有意義的事，他們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讚揚“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運動“是對於實施邊區封鎖的一種反抗”。“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員，都立下生產計劃，製定一年中在農業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綱。(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種下洋蔥。朱德則種萵苣和白菜。)”他們還對“變工隊”“紮工隊”這樣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很感興趣，認為“變工隊製度在增加生產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一方麵，這變工製度類似蘇聯的集體農場，雖然在邊區每個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權。這製度或者更近似美國農民的收獲團”。
　　
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在 1947年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到晉冀魯豫根據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區的村莊考察土改複查工作，寫下了《十裏店》。他認為，指導太行土改經驗的來源就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