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住窯洞坐矮凳，發現一個驚人真相！

一九四七年，盛夏八月的陝北高原，兩架軍用飛機先後降落在延安臨時機場，蔣介石一行陸續走下飛機來。

由於這是一次絕對保密的視察行動，隻有幾名經過特殊審查的中央社記者隨行，他們拍攝的照片不能隨便發表，要交由軍方作為“重大消息”對外公布。

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約一年間占領延安，這是中共黨史和國共內戰中一段特殊的史實。

蔣介石決定冒險來到延安視察絕非一時衝動，除了大造聲勢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在這個國民黨領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種令他寢食不安的東西，說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機感迫使他來向老對手毛澤東“登門取經”。

抗戰勝利重慶談判，蔣介石依然沒有把土裏土氣的毛澤東放在眼裏，但是僅僅時隔不到兩年，事實證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錯誤。

狂妄自大的蔣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敗之後終於放下架子秘密來到延安，他以一種自嘲的語氣告訴學生：來而不往非禮也。兩年前我邀請毛澤東到了重慶，今天我來到延安回訪，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邀請我，是我不請自來。

蔣介石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

八月的延安，烈日當空酷暑難耐，蔣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擁下視察了楊家嶺、棗園、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細，提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讓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來。

在抗大舊址，蔣介石說，這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了。他看見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不過是一排簡陋的窯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簡，幾乎沒有像樣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塗黑的，禮堂是露天的，標準配備是每人發個小凳子，朱德總司令和各級軍官都在這裏聽課學習。

蔣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輕輕一抹，手指就留下一個黑印。他又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經60歲的他很不習慣，險些坐在地上，嚇得宋美齡和蔣經國趕緊扶住他。

軍事訓練場地隻有一些自製的木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礙則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許多人體攀爬過的痕跡。

當蔣介石得知大多數共軍高級將領都在這裏學習過，他沉默一陣才感歎說，若論設備，我黃埔軍校和中央軍校不知道比這強多少倍，可是會打仗的人反倒越來越少，你們說說這是怎麽回事？

人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

在一座山坡上，蔣介石看見大片土地被開墾出來。有人告訴他，共產黨開展大生產運動、官兵一起開荒種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就是著名的勞動模範。還有彭德懷，經常下田勞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紡線能手。

連毛澤東、周恩來也經常參加勞動，自產的糧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蔣介石點點頭，臉色陰沉。

下榻延安窯洞，一宿無眠

在王家坪，蔣介石走進毛澤東住過的窯洞，他看見窯洞地麵是泥土夯實的，陳設簡陋，炕上鋪了一張木板。部下告訴他，毛澤東是南方人，不習慣睡炕。

一個嚇得發抖的村民被帶進來，蔣介石和顏悅色地跟他說話。

比如你見過毛澤東嗎？答，是的，經常見。

問，他穿什麽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樣。

問，新的還是舊的？答，舊的，袖口打了補丁。

問，毛澤東穿什麽鞋？答，布鞋，還有草鞋。

問，他跟你講話嗎？答，講過。

問，講些什麽？答，他說額（我）家的紅棗好吃哩。

問，你送給他的？答，沒，他買的，給了額錢。

又問，還說什麽？想想答，為啥陝北人不愛吃紅辣椒？

問，你怎麽回答？答，額說，吃了那家夥屁眼疼。

又問，他平時最喜歡吃什麽菜？答，一個是南瓜，一個紅辣椒。

問，平時有何愛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開會、聽匣子（收音機）。

問，幾時睡覺？答，聽說晚上不睡覺，早上睡覺。  

村民走後，蔣介石走出窯洞，他登上山坡，看見天邊已是夕陽西下，雄偉的寶塔山被燦爛的夕陽層層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頭上熊熊燃燒。

這是一幅壯麗的圖景，蔣介石心中一時湧出許多複雜的東西來，神情悵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聲向他請示，請回城裏官邸用晚餐。但是蔣介石搖搖頭，語氣淡淡地告訴學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這裏。    

是夜下榻延安窯洞，蔣介石一宿無眠。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來源：網絡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諸多法寶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的知識分子要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

一切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應該受到尊敬。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知識分子必須逐步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感情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需要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煉。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專家學者們一方麵幫助群眾、指導群眾，另一方麵向群眾學習，使自己的專門知識不致成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專門家隻有代表群眾，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的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驗，是黨製定政策的基礎。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工作中決定的因素，是發現哪些政策是人民大眾接受的，哪些是有意見的、反對的。

隻有證明為大眾擁護的政策，才能成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的政策。革命的政治家是千千萬萬群眾政治家的領袖，革命政治家的任務是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隻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別。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的群眾路線是黨的基本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凡屬正確的領導，就是經過研究，將分散的無係統的群眾意見化為集中的係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把中國共產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隻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

要了解情況，惟一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沒有調查，實際工作者無法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隻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是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了解情況就是認識世界。

全黨進行係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調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沒有滿腔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要當人民的先生，先當人民的學生;隻有當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隻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按照群眾的需要領導群眾前進。

一切為了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超過群眾覺悟、違反自願原則的命令主義是錯誤的，遷就群眾中少數人的不正確意見，落後於群眾、違反領導群眾前進原則的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

有些群眾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長遠的、全局的、集體的利益。

不少青年人不容易深切了解中國人民怎樣經曆千辛萬苦的鬥爭才擺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過怎樣的長期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經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並且把發生的困難作真實的說明，和人民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革命戰爭偉大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存在於人民群眾之中。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爭是吸引革命人民的旗幟，黨所領導的軍隊是真正的人民軍隊。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是這個軍隊的惟一宗旨。

每一個指戰員以至每一個炊事員、飼養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不但是戰鬥隊，而且主要的是工作隊，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會生產，無往而不勝。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著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係。

在革命戰爭中，群眾是打不破的銅牆鐵壁。正是由於人民的真心誠意的支持，從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到人民解放軍，從大刀長矛、小米加步槍到現代化裝備，從消滅小股敵人武裝、消滅日本侵略軍和蔣介石反動武裝到擊敗號稱無敵於天下的美國軍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的軍隊，成為一支令剝削階級和外國侵略者聞之膽寒的傳奇般的軍隊。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法寶之一。

在國內，喚起民眾，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聯盟，長期合作。統一戰線包括在一定條件下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有區別地對待各種中間勢力。

但是，必須堅決地揭露和清除民族叛徒，必須保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

關門主義是錯誤的，投降主義和對別人采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在國外，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結成國際統一戰線。這就是國內國際的兩個絕大多數。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關於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工人階級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階級，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團結在自己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

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政治製度，是保衛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它要求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反動派實行專政。

它的第一個作用是壓迫國內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剝削者、破壞者，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

第二個作用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人民民主專政保證著人民在國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築。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文化是群眾的。基本的問題，是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歌頌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使帝王將相老爺太太少爺小姐統治的舞台恢複曆史的真麵目。

中國共產黨獲得政權，一草一木歸人民。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如果沒有這些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的手裏，由誰來發議論，都屬於權利問題。

人民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

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隻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

毛澤東在治理新中國時正確區分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內部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除了對抗性的一麵，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麵。

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應該采取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所謂民主的方法，就是討論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

從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人民群眾曆史地位、關於黨同人民群眾關係問題，提出了一係列的獨創性見解。

這些要點所顯示的，不是若幹互不相關的觀點，而是一種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理論體係的大廈。

對於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對於忠誠的共產黨人來說，在任何意義上，“人民群眾”都不是一種政治標簽、文件術語、競選口號和表演姿態，而是滲入血液和神經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曆史上的每一次勝利，都來自人民群眾的支持、信賴、智慧和英雄主義。

毛澤東和黃炎培1945年討論的曆史周期律問題具有深刻的內涵，是一個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沒有任何黨敢於麵對和找到破解之路的問題。

一個政治集團和它所代表的階級，一旦通過鬥爭和反抗擺脫壓迫和剝削，就發生社會地位向對立麵轉變的情形，成為新的壓迫者和剝削者。

於是開始新一輪的壓迫和剝削，開始新一輪的反抗和鬥爭。

隨著中國共產黨取得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這種在私有製基礎上已經循環重演數千年的曆史，喪鍾敲響了。這就是毛澤東所講的“新路”。其理論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關於人民群眾曆史地位、關於黨同人民群眾關係問題的係統學說。關於《文革》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十年《文革》的社會實踐。《文革》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馬列主義的發展和社會實踐的第一次試行。

在世界馬列主義運動史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地位和作用為全球所關注，中國共產黨的使命神聖而艱巨。曆史告訴人們的真理就是：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隻有群眾路線能夠救共產黨。隻有《文革》繼續革命的理論才能使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得更遠。

[yongbing1993]

毛澤東說：今天是祝針灸萬歲！






加拿大首個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將在昆特蘭理工大學開設。預計將於2025年9月開始招收首批學生。卑詩省政府與昆特蘭理工大學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後，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實現了毛澤東的夙願。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麵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於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１９５８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

毛澤東不僅關心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還與許多名醫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麵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

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於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

３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澤東感到特別高興。

毛澤東問起劉大夫的藥方裏有一味“酸棗仁”是起什麽作用的，為什麽要“生、熟合起來搗”。

舒同夫人石瀾回答：“藥用的酸棗仁，數陝北的最好。當年在延安，主席您住過的那個楊家嶺滿山都是酸棗樹。我們常去摘一些酸棗回來，放在衣兜裏當水果吃。酸棗仁這東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搗碎入藥，就能同時發揮兩種作用，平衡中樞神經。所以您不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對坐在一旁的舒同說：“看看，你的夫人講得多細，將來可以改行當醫生了！”１１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劉惠民為毛澤東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澤東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說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後，毛澤東笑著說：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麽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說：“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說：“對嘍，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在於西醫學習中醫。”

毛澤東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澤東知道後，欣然同意做手術。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做了白內障手術後，需要休息幾天，但毛澤東隻隔一天就忙著看起書來，唐由之勸阻不住。毛澤東看了一會兒，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來說：“唐由之啊，我們的爭論，你勝利啦！”他還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Ｖ”字形手勢。唐由之說：“主席，您亦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澤東聽後會意地笑了。

中國的針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曆史。針灸的起源，可能比藥引還要早，是我國最寶貴的醫學遺產之一。針灸療法以操作簡單、應用廣泛、療效迅速、安全經濟等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針灸療法在中國人民對疾病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但是，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由於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有一些人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對針灸治病的實際需要，一味地說中醫針灸“落後”、“不科學”，是“土東西”，全盤加以否定。

毛澤東熟讀史書，對曆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讀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就知道，約在公元前５世紀的扁鵲，用針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屍蹶”病人蘇醒過來，經過其他綜合治療，使病人完全康複，被譽為“起死回生”的妙術。《後漢書?華佗傳》裏，也記載有華佗用針灸治曹操頑固的“頭風”。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時，熟悉名醫甄權的傳記，當時魯州刺史庫狄苦於“風痛”，兩手無法拉弓射箭，雖經不少醫生治療均未奏效，後請甄權診視。甄權認為隻需針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針刺“肩髁”穴後，兩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許希傳》裏也講到宋仁宗的病被許希用針刺醫好。這些史書所述，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紀以後，清政府對針灸療法蠻橫地加以排斥和打擊，並於１８２２年下令永遠停止在“太醫院”中施行針灸療法。從此針灸被當成“土東西”而被忽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裏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

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他打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著說道：“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啊。”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在毛澤東“針灸是科學的”正確思想指引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群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份大型傳統日報，以及時、準確、權威而著稱。該報十分重視選擇頭版要聞，對於較長的文章，經常是第一段登在頭版，其餘部分則登在後麵。詹姆斯是美國資深記者，擅長時政報道，獲過多次新聞大獎。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國采訪，在北京參觀了很多單位，包括到中醫院參觀針灸治療。他在訪問中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當時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千萬不能感染。術中使用的是常規藥物麻醉。術後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後，詹姆斯於７月２６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頭版隻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題為《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闌尾切除手術》，文章占了將近一整版，並配有作者訪問北京一家中醫院針灸診療室的照片。詹姆斯當時已經６２歲，由於他的不平凡的經曆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動手術可用小小的銀針來麻醉，病人不覺疼痛，還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當時又正值白宮剛剛宣布尼克鬆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訪華，美國公眾對東方大國——中國有一種神秘感，從而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參觀了中國的“針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術，神經外科做顱腦腫瘤的切除手術，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狀態下接受開胸、開顱等大型手術，感到十分驚奇，難以理解。在向尼克鬆贈送的禮品中，還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一書。代表團返美後紛紛宣傳“針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國民眾的濃厚興趣，特別是美國醫務界對中國針灸醫術開始有學習的願望。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

[yongbing1993]

十三年間到訪過延安的國際友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間，不僅條件極為艱苦，並且相對外界也比較封閉。對於延安這塊土地上的革命力量，當時中國人知曉的程度都很有限，國際社會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難得的是有這樣一批人，先於大多數中國人看到了這片紅色土地上為國家生存、民族複興戰鬥的熱血群體。他們以異域人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用自己的體會和判斷，對中共作了評價。這也是中共的曆史上，除了早期與蘇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之外，與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來。

13年間到訪延安的國際友人共70多位，包括醫務工作者、新聞記者、科技和藝術工作者、各國使節及軍事觀察員等4類。
　　
他們有的因受陝甘寧邊區昂揚的氛圍感召而留下來成為延安各項工作的參與者，有的將自己節省的旅費捐助給邊區，有的給延安捐贈圖書，有的提供自己的技術支持。他們在邊區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並留下的一定數量的文獻檔案，包括專著、回憶錄、日記、新聞報道、專欄文章、考察報告、實景圖片等多種，內容珍貴而豐富。
　　
這些外國親曆者的文獻，不僅幫助當時中國和世界了解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在日後書寫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史、研究延安地方曆史中，發揮著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懷理想、英勇奮鬥的領袖群體。外國人對延安時期中共領袖群體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諾和尼姆·韋爾斯、約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專門提到中共領導層。
　　
尼姆·韋爾斯在《西行訪問記》中記錄了她采訪過的 70位中共領袖。她指出，“在過去十年間，隻有少數共產黨領袖的名字在報章上露過，但這些名字在中國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其中大約有幾個名字，是這樣地連串在一起而為大眾所鹹知的：‘朱毛’。或朱德與毛澤東。彭德懷與林彪，賀龍與蕭克……”，我“對於共產黨中那些年輕的領袖，以及更少為人知道的天才們，也感到非常的興趣，因為這些次級的領袖們是構成執行權力的基礎;在年輕的政治委員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諾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過那樣的感受了。”
　　
尼姆·韋爾斯說：“在和這些曆史的人物晤談四個月以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品質，無論集體的及個人的均獲得了許多明確的——與無限量的——印象。”這是外國友人對延安領袖群體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中共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更加促使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領兩批 18人的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開始對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軍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積極配合，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不拘形式地與他們交談和會見，使得他們看到了一派樸素、朝氣、開明、民主、軍民關係親密的新社會的新氣象。在相當一段時間被作為內部參考資料的那些出自美國軍方考察團成員的報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樣對中共的作為和前途給予肯定性的論斷。
　　
在這些美國軍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徹底地感到高興”。
　　
“凡是開明的，曾在軍隊中受過訓練的，對中國富有經驗的美國軍官，若同共產黨軍隊有過好幾個月的密切接觸，就不可能沒有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共產黨聲稱其軍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戰鬥員與盟軍協調配合，將會意味著盟國方麵好幾萬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彼得金對中共領導的話來說：“我反對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並讚賞。”
　　
據統計，從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與中共抗日根據地有過直接接觸的幾百名歐美人士，絕大多數都對中共和陝甘寧邊區給予了積極評價。
　　
岡瑟·斯坦認為：延安取得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對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采訪情況：“我在邊區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經證明我對新民主主義的信仰是正確的。真的，我認為毛澤東是個天才。他對每個問題都看得很具體，而且沒有任何偏見。毛澤東所想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眾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眾要做而且能夠做的。”

“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延安時期是中共的理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毛澤東係列著作的發表，都進入了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觀察視野。
　　
在《斯諾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萊文集》《毛澤東會見記》《紅色中國的挑戰》等著作中，均可見到介紹、評價《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內容，包括作者自己對毛澤東一些理論文章的理解。
　　
岡瑟·斯坦指出：“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坦白地稱作中國共產黨員理所當然要遵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簡單的要素，以唯物的觀點來看待一切社會現象，看來已經深深地滲透到黨員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黨員，也是如此。但是我並不覺得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迷信教條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看來並不是由於熱愛研討理論，而是由於他們堅信，他們各種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這種哲學。”
　　
“把實際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來認識這一說法，我在許多不同場合都聽到過。”、“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共產主義在應用於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徹底中國化，這使我印象很深，覺得它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不是什麽宣傳宣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有過著名的關於“紙老虎”的談話，這位美國記者根據與劉少奇等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談話了解到有關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來源，寫成文章《毛澤東的思想》，發表在紐約左翼刊物《美亞》雜誌上麵。
　　
她認為毛澤東“熟悉中國和中國農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見事物的天才;他能夠用簡單明瞭、豐富多采和鏗鏘有力的方式來表達思想;他頑強地進行說服並懂得如何在黨內堅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對《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評價很高，認為這是“共產黨的經典著作”，是“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製訂的明確無誤的愛國主義的綱領”。

其中，《論持久戰》是“在中國抗戰時期出版的同類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對中國愛國者吹響的又一次響亮的號角”。毛澤東“分析了通往勝利的道路以及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並在戰後使國家富強的最好的政府組織形式”。這種政府不是一黨專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蘇聯實行的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製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階級”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參加的一種聯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對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也包括在內。
　　
斯特朗後來還指出，《論聯合政府》就是毛澤東後來對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發展。
　　
有外國人認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實現共產主義，不如改個能體現“社會改革者”形象的名稱，“還不會引起國家的恐俄病”。對此，斯坦的看法是：“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名稱——因為他們不但現在是，並且還想繼續做共產黨人。他們會解釋說，作為共產黨員的意思，隻不過是接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已。用什麽方法，在什麽時候於社會生活方麵采取共產主義製度，完全要看每個特定的共產黨所屬國家的基本情況而定。”“共產黨的領導們會用這樣的話總結他們的論點 :我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因為我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了解中國目前和遙遠的將來具體需要什麽。”

打造了一座社會建設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下轄 23個縣， 13萬平方公裏土地， 150萬人口。這片紅色土地是什麽樣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無論是有“紅色”傾向的國際友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還是來自國統區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戴維斯、高林，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積極、正麵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會麵貌。
　　
外國人記載的文獻論及中共在延安期間的多方麵情況。在政權和民主政治建設方麵，包括“三三製”、群眾路線等獨特的執政方式以及贏得人心的保障人權的舉措;在經濟建設方麵，包括財權措施和經濟政策，如二五減租等，有各種考察數據;在教育、衛生、文藝和科研方麵，包括辦了 8所不同類型的學校，成立自然科學院等;還有大生產運動的社會改造效益，“工合”組織及其活動，等等。
　　
他們以“延安生活的感覺”“碗中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進，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出現”等為標題，肯定性地介紹了延安的社會建設，讚美之意溢於言表。有些對延安作為當時中國的“特別邊區”之特點的分析和評價，映襯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具體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受國民黨負麵宣傳而產生的誤解，加深了“中間力量”對中共執政理念及能力的認可。
　　
關於“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總結道：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們發動農民起來取得土地並進而奪取政權;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給予正確的引導;對農民革命實行了有紀律的領導，這種領導在過去是沒有的;把土地改革納入新民主主義三大政策更廣泛的計劃的一部分。“在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為第一條，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隻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購買商品的自由經營的農民時，工業才能得到發展。”
　　
關於“三三製”民主政權建設。在《北行漫記》作者哈裏森·福爾曼的筆下，邊區民主政權建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一九三九年邊區人民政治會議第一屆大會開會了。一九四一年，選舉方法修改為新的‘三三製’——其方法就是共產黨限製自己黨員被選人數隻能占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職位，留給非共產黨的各階級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選舉的結果，被選的共產黨員在三分之一以上，那麽他們就自動放棄。自從那個時期起，這個原則就經嚴格地遵守。”

在美國花旗銀行漢口分行行長戴爾·霍爾看來，敵後根據地實行“三三製”，廣大群眾在許多方麵都可以暢所欲言，這種民主作風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情況：“閉幕式上，一位 79歲的老農民登上講台，激動地說：‘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還是第一次見到、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民主參議會會議。共產黨一心為國家為人民……我很高興……，過去我常聽人們說，農民做出了很大犧牲(納稅和其他形式)。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犧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艱苦……。為了抗日，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犧牲。這些我們要向農民說清楚……’”
　　
關於生產互助和大生產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在外國人看來，中共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極有意義的事，他們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讚揚“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運動“是對於實施邊區封鎖的一種反抗”。“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員，都立下生產計劃，製定一年中在農業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綱。(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種下洋蔥。朱德則種萵苣和白菜。)”他們還對“變工隊”“紮工隊”這樣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很感興趣，認為“變工隊製度在增加生產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一方麵，這變工製度類似蘇聯的集體農場，雖然在邊區每個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權。這製度或者更近似美國農民的收獲團”。
　　
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在 1947年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到晉冀魯豫根據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區的村莊考察土改複查工作，寫下了《十裏店》。他認為，指導太行土改經驗的來源就是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