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共和國》《人民共和國》

《湖南共和國》《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二十多歲時投書長沙《大公報》，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中說：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麽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麽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

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

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

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波蘭獨立，截克獨立，匈牙利獨立，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

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

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十多年之後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國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的同一天，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並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46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

毛澤東：同誌們，全體代表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麵軍接連粉碎了國民黨三次“圍剿”，把贛南、閩西兩個蘇區連成一片，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央蘇區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確定建立政權和開會的地點。1931年9月28日，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麵軍總部領導人在抵達江西瑞金的葉坪村宿營後，最終決定在這裏的謝氏宗祠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1年11月7日這一天，葉坪村張燈結彩，鼓樂喧天。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根據地的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條例》，以及各項經濟政策等重要決議。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革命政權的大膽探索與嚐試。作為當時全國蘇維埃革命的中樞，對統一領導與加強全國蘇區和紅軍部隊的鬥爭及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後各個曆史時期乃至新中國的政權建設也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曆史經驗。

“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葉坪村外的一片樟樹林裏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毛主席”的這個稱謂，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嚐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於被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的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製度，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並頒布了選舉法細則。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數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幹的中央政府”。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人民委員會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也稱“部”），同時下設國家政治保衛局。後又被稱為“九部一局”。

大會結束後，謝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個小間，除教育部和政治保衛局外，中央政府的8個部全在這裏辦公。每個部僅分配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每個房間內設一部電話機，一張桌子，幾條凳子。每個部連部長在內僅幾個工作人員。一個小小的祠堂，裝下了差不多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腦機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幹的。

1934年1月召開二蘇大會後，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審計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增設了總務廳、國民經濟部、糧食部。1932年，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這些國家機構，是新中國成立後一係列國家機構的雛形。

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重地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麽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麵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麽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在保衛蘇區的鬥爭中，許多青壯年男子大批地參加紅軍上前線，農村勞動力缺乏。為拓展勞動力資源，蘇維埃政府動員農村婦女參加勞動。各鄉蘇維埃政府之下都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插秧。據《紅色中華》1934年5月報道：“瑞金模範的武陽區，去冬隻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了，還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學習。”在1934年春召開蘇區婦女勞動模範大會期間，代表中的犁耙能手還應邀到瑞金武陽區做示範表演，毛澤東到現場觀摩指導，並給她們頒發繡有“學犁耙能手”字樣的圍裙和印有“婦女勞動模範”字樣的鬥笠。

蘇維埃政府，規定對蘇區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為滿足小孩子上學的需要，蘇區內各鄉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或勞動小學）。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中的報告中列舉說，在江西、福建、粵贛三省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在校學生占適齡兒童總數的50%左右。

蘇維埃政府除推動分田運動外，還積極發展工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文化事業等等。長岡鄉的群眾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麽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自帶幹糧去辦公，腰纏金條去乞討。“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當年在贛南地區傳唱的山歌，表達了人民群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由衷讚歎。

1933年下半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蘇區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蘇維埃政府發起了“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群眾運動。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以身作則，帶頭響應節省運動，從家中帶米去食堂吃飯，不要公家發夥食費。妻子埋怨他，身為省蘇維埃主席，居然連口飯都賺不到吃。他回答說，共產黨的幹部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己任的，此外別無所求。劉啟耀自帶夥食辦公的事跡被《紅色中華》報道後被廣為傳誦，影響帶動了一大批蘇區幹部。

要把每一粒糧食留給前方的戰士。由於國民黨政府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特別是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製，推行所謂“計口售鹽”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蘇區的食鹽短缺非常嚴重。蘇維埃政府想盡辦法購進食鹽，用土法熬製硝鹽等，但食鹽短缺現象依然存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蘇區幹部與群眾“有鹽同鹹，無鹽同淡”。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食鹽標準一降再降，誰也不準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敗不清除， 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專門設立工農檢察部，作為反腐的專門機構。何叔衡擔任第一任部長。設立控告箱。木質箱體的頂部、正麵、左側、右側都用毛筆寫滿了舉報規則，字跡清晰可見。其中一麵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這個來自江西瑞金高興區蘇維埃政府，由工農檢察部控告局製作的控告箱，是蘇維埃政府厲行反腐的一個縮影。

1932年初，中央蘇區開展了曆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很快發現，時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汙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奸淫婦女。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汙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謝步升被執行死刑，成為我們黨反腐敗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汙公款達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大會報告中：“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汙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次大會後，建立了審計監督製度，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相關審計結果在《紅色中華》上公布，在規範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汙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曾發布一份審計報告，得出結論說：“隻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這個結論，完全符合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個聲音震動世界，這一瞬間成為永恒，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yongbing1993]

十三年間到訪過延安的國際友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間，不僅條件極為艱苦，並且相對外界也比較封閉。對於延安這塊土地上的革命力量，當時中國人知曉的程度都很有限，國際社會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難得的是有這樣一批人，先於大多數中國人看到了這片紅色土地上為國家生存、民族複興戰鬥的熱血群體。他們以異域人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用自己的體會和判斷，對中共作了評價。這也是中共的曆史上，除了早期與蘇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之外，與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來。

13年間到訪延安的國際友人共70多位，包括醫務工作者、新聞記者、科技和藝術工作者、各國使節及軍事觀察員等4類。
　　
他們有的因受陝甘寧邊區昂揚的氛圍感召而留下來成為延安各項工作的參與者，有的將自己節省的旅費捐助給邊區，有的給延安捐贈圖書，有的提供自己的技術支持。他們在邊區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並留下的一定數量的文獻檔案，包括專著、回憶錄、日記、新聞報道、專欄文章、考察報告、實景圖片等多種，內容珍貴而豐富。
　　
這些外國親曆者的文獻，不僅幫助當時中國和世界了解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在日後書寫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史、研究延安地方曆史中，發揮著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懷理想、英勇奮鬥的領袖群體。外國人對延安時期中共領袖群體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諾和尼姆·韋爾斯、約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專門提到中共領導層。
　　
尼姆·韋爾斯在《西行訪問記》中記錄了她采訪過的 70位中共領袖。她指出，“在過去十年間，隻有少數共產黨領袖的名字在報章上露過，但這些名字在中國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其中大約有幾個名字，是這樣地連串在一起而為大眾所鹹知的：‘朱毛’。或朱德與毛澤東。彭德懷與林彪，賀龍與蕭克……”，我“對於共產黨中那些年輕的領袖，以及更少為人知道的天才們，也感到非常的興趣，因為這些次級的領袖們是構成執行權力的基礎;在年輕的政治委員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諾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過那樣的感受了。”
　　
尼姆·韋爾斯說：“在和這些曆史的人物晤談四個月以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品質，無論集體的及個人的均獲得了許多明確的——與無限量的——印象。”這是外國友人對延安領袖群體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中共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更加促使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領兩批 18人的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開始對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軍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積極配合，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不拘形式地與他們交談和會見，使得他們看到了一派樸素、朝氣、開明、民主、軍民關係親密的新社會的新氣象。在相當一段時間被作為內部參考資料的那些出自美國軍方考察團成員的報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樣對中共的作為和前途給予肯定性的論斷。
　　
在這些美國軍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徹底地感到高興”。
　　
“凡是開明的，曾在軍隊中受過訓練的，對中國富有經驗的美國軍官，若同共產黨軍隊有過好幾個月的密切接觸，就不可能沒有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共產黨聲稱其軍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戰鬥員與盟軍協調配合，將會意味著盟國方麵好幾萬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彼得金對中共領導的話來說：“我反對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並讚賞。”
　　
據統計，從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與中共抗日根據地有過直接接觸的幾百名歐美人士，絕大多數都對中共和陝甘寧邊區給予了積極評價。
　　
岡瑟·斯坦認為：延安取得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對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采訪情況：“我在邊區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經證明我對新民主主義的信仰是正確的。真的，我認為毛澤東是個天才。他對每個問題都看得很具體，而且沒有任何偏見。毛澤東所想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眾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眾要做而且能夠做的。”

“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延安時期是中共的理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毛澤東係列著作的發表，都進入了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觀察視野。
　　
在《斯諾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萊文集》《毛澤東會見記》《紅色中國的挑戰》等著作中，均可見到介紹、評價《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內容，包括作者自己對毛澤東一些理論文章的理解。
　　
岡瑟·斯坦指出：“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坦白地稱作中國共產黨員理所當然要遵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簡單的要素，以唯物的觀點來看待一切社會現象，看來已經深深地滲透到黨員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黨員，也是如此。但是我並不覺得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迷信教條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看來並不是由於熱愛研討理論，而是由於他們堅信，他們各種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這種哲學。”
　　
“把實際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來認識這一說法，我在許多不同場合都聽到過。”、“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共產主義在應用於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徹底中國化，這使我印象很深，覺得它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不是什麽宣傳宣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有過著名的關於“紙老虎”的談話，這位美國記者根據與劉少奇等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談話了解到有關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來源，寫成文章《毛澤東的思想》，發表在紐約左翼刊物《美亞》雜誌上麵。
　　
她認為毛澤東“熟悉中國和中國農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見事物的天才;他能夠用簡單明瞭、豐富多采和鏗鏘有力的方式來表達思想;他頑強地進行說服並懂得如何在黨內堅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對《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評價很高，認為這是“共產黨的經典著作”，是“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製訂的明確無誤的愛國主義的綱領”。

其中，《論持久戰》是“在中國抗戰時期出版的同類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對中國愛國者吹響的又一次響亮的號角”。毛澤東“分析了通往勝利的道路以及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並在戰後使國家富強的最好的政府組織形式”。這種政府不是一黨專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蘇聯實行的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製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階級”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參加的一種聯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對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也包括在內。
　　
斯特朗後來還指出，《論聯合政府》就是毛澤東後來對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發展。
　　
有外國人認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實現共產主義，不如改個能體現“社會改革者”形象的名稱，“還不會引起國家的恐俄病”。對此，斯坦的看法是：“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名稱——因為他們不但現在是，並且還想繼續做共產黨人。他們會解釋說，作為共產黨員的意思，隻不過是接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已。用什麽方法，在什麽時候於社會生活方麵采取共產主義製度，完全要看每個特定的共產黨所屬國家的基本情況而定。”“共產黨的領導們會用這樣的話總結他們的論點 :我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因為我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了解中國目前和遙遠的將來具體需要什麽。”

打造了一座社會建設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下轄 23個縣， 13萬平方公裏土地， 150萬人口。這片紅色土地是什麽樣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無論是有“紅色”傾向的國際友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還是來自國統區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戴維斯、高林，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積極、正麵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會麵貌。
　　
外國人記載的文獻論及中共在延安期間的多方麵情況。在政權和民主政治建設方麵，包括“三三製”、群眾路線等獨特的執政方式以及贏得人心的保障人權的舉措;在經濟建設方麵，包括財權措施和經濟政策，如二五減租等，有各種考察數據;在教育、衛生、文藝和科研方麵，包括辦了 8所不同類型的學校，成立自然科學院等;還有大生產運動的社會改造效益，“工合”組織及其活動，等等。
　　
他們以“延安生活的感覺”“碗中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進，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出現”等為標題，肯定性地介紹了延安的社會建設，讚美之意溢於言表。有些對延安作為當時中國的“特別邊區”之特點的分析和評價，映襯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具體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受國民黨負麵宣傳而產生的誤解，加深了“中間力量”對中共執政理念及能力的認可。
　　
關於“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總結道：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們發動農民起來取得土地並進而奪取政權;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給予正確的引導;對農民革命實行了有紀律的領導，這種領導在過去是沒有的;把土地改革納入新民主主義三大政策更廣泛的計劃的一部分。“在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為第一條，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隻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購買商品的自由經營的農民時，工業才能得到發展。”
　　
關於“三三製”民主政權建設。在《北行漫記》作者哈裏森·福爾曼的筆下，邊區民主政權建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一九三九年邊區人民政治會議第一屆大會開會了。一九四一年，選舉方法修改為新的‘三三製’——其方法就是共產黨限製自己黨員被選人數隻能占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職位，留給非共產黨的各階級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選舉的結果，被選的共產黨員在三分之一以上，那麽他們就自動放棄。自從那個時期起，這個原則就經嚴格地遵守。”

在美國花旗銀行漢口分行行長戴爾·霍爾看來，敵後根據地實行“三三製”，廣大群眾在許多方麵都可以暢所欲言，這種民主作風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情況：“閉幕式上，一位 79歲的老農民登上講台，激動地說：‘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還是第一次見到、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民主參議會會議。共產黨一心為國家為人民……我很高興……，過去我常聽人們說，農民做出了很大犧牲(納稅和其他形式)。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犧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艱苦……。為了抗日，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犧牲。這些我們要向農民說清楚……’”
　　
關於生產互助和大生產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在外國人看來，中共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極有意義的事，他們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讚揚“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運動“是對於實施邊區封鎖的一種反抗”。“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員，都立下生產計劃，製定一年中在農業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綱。(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種下洋蔥。朱德則種萵苣和白菜。)”他們還對“變工隊”“紮工隊”這樣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很感興趣，認為“變工隊製度在增加生產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一方麵，這變工製度類似蘇聯的集體農場，雖然在邊區每個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權。這製度或者更近似美國農民的收獲團”。
　　
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在 1947年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到晉冀魯豫根據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區的村莊考察土改複查工作，寫下了《十裏店》。他認為，指導太行土改經驗的來源就是延安。

[yongbing1993]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住窯洞坐矮凳，發現一個驚人真相！

一九四七年，盛夏八月的陝北高原，兩架軍用飛機先後降落在延安臨時機場，蔣介石一行陸續走下飛機來。

由於這是一次絕對保密的視察行動，隻有幾名經過特殊審查的中央社記者隨行，他們拍攝的照片不能隨便發表，要交由軍方作為“重大消息”對外公布。

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約一年間占領延安，這是中共黨史和國共內戰中一段特殊的史實。

蔣介石決定冒險來到延安視察絕非一時衝動，除了大造聲勢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在這個國民黨領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種令他寢食不安的東西，說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機感迫使他來向老對手毛澤東“登門取經”。

抗戰勝利重慶談判，蔣介石依然沒有把土裏土氣的毛澤東放在眼裏，但是僅僅時隔不到兩年，事實證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錯誤。

狂妄自大的蔣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敗之後終於放下架子秘密來到延安，他以一種自嘲的語氣告訴學生：來而不往非禮也。兩年前我邀請毛澤東到了重慶，今天我來到延安回訪，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邀請我，是我不請自來。

蔣介石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

八月的延安，烈日當空酷暑難耐，蔣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擁下視察了楊家嶺、棗園、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細，提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讓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來。

在抗大舊址，蔣介石說，這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了。他看見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不過是一排簡陋的窯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簡，幾乎沒有像樣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塗黑的，禮堂是露天的，標準配備是每人發個小凳子，朱德總司令和各級軍官都在這裏聽課學習。

蔣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輕輕一抹，手指就留下一個黑印。他又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經60歲的他很不習慣，險些坐在地上，嚇得宋美齡和蔣經國趕緊扶住他。

軍事訓練場地隻有一些自製的木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礙則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許多人體攀爬過的痕跡。

當蔣介石得知大多數共軍高級將領都在這裏學習過，他沉默一陣才感歎說，若論設備，我黃埔軍校和中央軍校不知道比這強多少倍，可是會打仗的人反倒越來越少，你們說說這是怎麽回事？

人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

在一座山坡上，蔣介石看見大片土地被開墾出來。有人告訴他，共產黨開展大生產運動、官兵一起開荒種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就是著名的勞動模範。還有彭德懷，經常下田勞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紡線能手。

連毛澤東、周恩來也經常參加勞動，自產的糧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蔣介石點點頭，臉色陰沉。

下榻延安窯洞，一宿無眠

在王家坪，蔣介石走進毛澤東住過的窯洞，他看見窯洞地麵是泥土夯實的，陳設簡陋，炕上鋪了一張木板。部下告訴他，毛澤東是南方人，不習慣睡炕。

一個嚇得發抖的村民被帶進來，蔣介石和顏悅色地跟他說話。

比如你見過毛澤東嗎？答，是的，經常見。

問，他穿什麽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樣。

問，新的還是舊的？答，舊的，袖口打了補丁。

問，毛澤東穿什麽鞋？答，布鞋，還有草鞋。

問，他跟你講話嗎？答，講過。

問，講些什麽？答，他說額（我）家的紅棗好吃哩。

問，你送給他的？答，沒，他買的，給了額錢。

又問，還說什麽？想想答，為啥陝北人不愛吃紅辣椒？

問，你怎麽回答？答，額說，吃了那家夥屁眼疼。

又問，他平時最喜歡吃什麽菜？答，一個是南瓜，一個紅辣椒。

問，平時有何愛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開會、聽匣子（收音機）。

問，幾時睡覺？答，聽說晚上不睡覺，早上睡覺。

村民走後，蔣介石走出窯洞，他登上山坡，看見天邊已是夕陽西下，雄偉的寶塔山被燦爛的夕陽層層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頭上熊熊燃燒。

這是一幅壯麗的圖景，蔣介石心中一時湧出許多複雜的東西來，神情悵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聲向他請示，請回城裏官邸用晚餐。但是蔣介石搖搖頭，語氣淡淡地告訴學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這裏。

是夜下榻延安窯洞，蔣介石一宿無眠。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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