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獨立》工農掌權有何不妥

《台灣獨立》工農掌權有何不妥

 

 

 

《台灣獨立》台灣的工農有本事掌權宣布獨立有何不妥？不過台灣的工農需要的這種《獨立》不是寄生在外國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上的殖民地，而成為《反中國》的先頭分子，這是《共產黨》《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當然，當年的《台灣共產黨》沒有能實現《台灣獨立》。

這是百年前的台灣，還是被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百年前的中國大陸還被幾個外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而又是一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貧窮落後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四分五裂各個地區的軍閥占山為王各自為王，何來一個“統一“的中國？何來《台灣獨立》？

這個時候一個二十多歲的湖南青年投書湖南長沙《大公報》。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

作者：毛澤東     吋間：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鄉居寂靜，一臥兼旬。九月一號到省，翻閱《大公報》（１），封麵打了紅色，中間有許多我所最喜歡的議論，引起我的高興，很願意繼著將我的一些意思寫出（2）。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麽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３〕，三個國會〔４〕，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麽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５〕。波蘭獨立〔６〕，截克獨立〔７〕，匈牙利獨立〔８〕，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９〕。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一】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

根據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注釋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在第二版開辟“湖南建設問題”專欄。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是這個專欄發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為湖南《大公報》創刊五周年紀念日，是日該報封麵（即頭版）用紅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報》，參見本書第５７頁注〔３７〕。

〔３〕三個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的軍務院、１９１７年孫中山等在廣州建立的護法軍政府。

〔４〕三個國會，指黎元洪於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開的國會，孫中山於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廣州主持召開的非常國會，段祺瑞於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新國會（即安福國會）。

〔５〕德國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於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爆發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並成立了共和製度和工兵代表蘇維埃。

〔６〕波蘭獨立，指１９１８年波蘭第二共和國成立。

〔７〕截克，今譯捷克。此處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

〔８〕匈牙利獨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國成立。

〔９〕三個政府，指當時在海參崴、黑河和上烏丁斯克分別建立的海參崴和黑河兩臨時政府及遠東共和國政府。

〔１０〕當時的行政區劃。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直隸、黑龍江、甘肅和新疆等省。三特區即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兩藩地是指蒙古、西藏兩地方。

百多年前《台灣》正處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有一大批台灣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早在1895年《台灣民主國》運動中，台灣人就說過，“台灣獨立（出日本）之後，仍屬中國。”

後來的《台灣共產黨》，也是力主《台灣獨立》，但其目標並不是與大陸為敵，而是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繼而尋求與大陸重新統一之可能。

當年《台灣共產黨》人中就有許多人同時參與了中國共產黨，比如：謝雪紅等人，甚至《台灣共產黨》人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比如：蔣孝幹等人。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共產黨》的鎮壓剿殺是萬分慘烈的，日本帝國主義所用的剿殺手法是極為殘暴的，最終將台灣島內的《台灣共產黨》人幾乎全部扼殺。

昔日《台灣共產黨》的之《台灣獨立運動》，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共產黨》是親中國大陸共產覺的，是絕對沒有仇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的。

而今日之《台灣獨立》，簡稱《台獨》或《台毒》，不管是公開宣言要搞《台獨》的台灣的民進黨，又或是暗中要搞《台獨》的台灣國民黨和台灣民眾黨都是有親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都有獻媚日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不但如此，還都反共產黨反中國反中華民族反毛澤東的，也都絕對沒有親中國的。

而毛澤東當時講的《台灣獨立運動》，根本就不是今日之《台獨》。

早年有一次西方記者對周總理提問：請問，中國目前倒底有沒有妓女？周總理答道：有！下麵記者群“四座鎮驚“。總理不慌不忙地繼續說道：在中國台灣省。

1949年後，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時刻不忘收複台灣。中美建交談判時，雙方爭議最大的焦點，還是台灣問題。周恩來與毛澤東在事關台灣主權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與寸步不讓，令基辛格有點驚訝。
毛澤東晚年時，還派92歲高齡的章士釗經香港與台灣聯係。周恩來臨終前，在病榻上還最後召見了主管台灣事務的官員羅青長，“但悲不見九州同。”

美國記者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記載：1936年7月16日斯諾到延安訪問時曾向毛澤東詢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複所有失地？”毛澤東當時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複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複。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又見1947年3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讚成台灣獨立，我們讚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毛澤東依然還是主張台灣從日本占領下的獨立和建國，不是讓台灣從中國獨立。

新中國成立後，在台灣海峽發生過三次危機。在這三次台海危機中，大家都責罵蔣介石，唯獨毛澤東看出，蔣介石不想分裂中國。

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0年。當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蔣介石：“台灣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毛澤東看到後表示，蔣介石還有一點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國，不想成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5年。美國人則打算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搞了一個把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陰謀。美國總統把台灣問題從中國一國之內的問題，變為必須經過聯合國的國際問題。蔣介石卻不接受美國總統的這個“好意”，不同意把台灣問題納入聯合國管轄。蔣介石說：“在4000餘年的中國曆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漢賊不兩立”，這也是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還說：“決不放棄收複大陸的神聖責任。”他強調，大陸和台灣皆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澤東看到蔣介石這個談話材料後表示：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蔣介石和美國人考慮的不一樣。

第三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8年。這一年6月至8月間，蔣介石頻繁派特務、海軍騷擾大陸，蔣介石還向美國人求援。美國總統從地中海、美國西海岸、菲律賓調來第六艦隊的大量兵力，幫助蔣介石守衛金門。

毛澤東於8月17日做出了炮擊金門的決策。從8月23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一連三天對金門實施了連續大火力炮擊，給予國民黨守島部隊以沉重打擊。接著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轟擊金門。突然而猛烈的炮擊，使蔣介石和美國人都十分驚慌。

美國人以為他們幫助蔣介石守金門有功，加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造成的聲勢使蔣介石害怕，覺得這是壓迫蔣介石搞“台灣獨立”、分裂中國的一個好時機，就由杜勒斯出麵拋出了一個“劃峽而治”方案。美國人的這一打算被蔣介石看穿了，他對美國人表示，決不從金門、馬祖撤軍。蔣介石專門接見美聯社的記者說“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說了那句話”，那也“隻是片麵的聲明”，我“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

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的這個談話，表明他還是要維護中國統一的。後來毛澤東在《告台灣同胞書》中特意向蔣介石說了這樣的話：美國人是靠不住的。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維護中國統一問題上見解一致，在挫敗美國人搞“兩個中國”陰謀問題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澤東在國際上公開了他關於支持蔣介石當“總統”的意見，因此，蔣介石有了與毛澤東建立特殊聯係的打算。毛澤東也正想爭取蔣介石，以便實現台灣和平解放，因此，也願意與蔣介石溝通。周恩來於1956年5月5日在接見外賓時，請他們給蔣介石傳話說：“蔣介石如果願意將台灣歸還祖國，就是一大功勞，中國人民會寬恕他的。”

毛澤東曾對傳話的說：我知道蔣介石很惦記他的家鄉和他在大陸的一些房產，你可以到處走一走，順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這樣，曹聚仁就在當年10月先上了廬山。他在廬山住了一個星期，還專門拍攝了“美廬”的照片。之後，曹聚仁又去了蔣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蔣家祖墳保護得也很好。

傳話者在致蔣介石的信中詳細介紹了“美廬”受到保護的情況，說：那裏麵的珍貴物品一樣都沒有少，都放在原來位置，連宋美齡用過的鋼琴也放在原來的位置，餐廳裏的銀製餐具也一樣沒有少，蔣介石用過的轎子還擺在原來的房子裏。

於右任1964年在重病之中寫下了一首《望故鄉》，很能夠代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人的心情：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有國殤。

[yongbing1993]

毛澤東說：今天是祝針灸萬歲！






加拿大首個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將在昆特蘭理工大學開設。預計將於2025年9月開始招收首批學生。卑詩省政府與昆特蘭理工大學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後，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藥機構，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實現了毛澤東的夙願。

針對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中醫不科學而歧視、排斥中醫的現象，毛澤東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時糾正說：“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麵首先應歸功於中醫。”他又說：“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的曆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我國人民疾病診療仍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城市裏）。因此，若就中國有史以來的衛生教育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祖國醫學遺產若幹年來，不僅未被發揚，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對中央關於團結中西醫的指示未貫徹，中西醫的真正團結還未解決，這是錯誤的，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錯誤一定要糾正。首先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思想上要改變。”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一次會上又嚴肅指出：幾年來，都解放了，唱戲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醫還沒得到解放。中醫進修西醫化了。看不起中醫藥，是奴顏婢膝奴才式的資產階級思想。

為了全麵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轉國務院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衛生部於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發出《關於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對中醫行醫的限製。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衛生部發布了《關於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通令》稱：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使中醫工作受到嚴重損害，特此宣布廢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醫院，開始吸收中醫參加工作，並設置中醫門診和中醫病床，公費醫療也明確規定中醫看病吃藥準予報銷。據１９５８年統計，當時全國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醫醫院。在黨的中醫政策的指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衛生行政機關，吸收中醫參加領導工作並設置中醫管理機構，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位。

毛澤東不僅關心著中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還與許多名醫都有交往，請他們看病，甚至與他們親切長談。有一次，毛澤東宴請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醫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與著名西醫專家黃家駟、林巧稚等同桌。毛澤東風趣地對施今墨說：“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你。你們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們團結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先生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頗重，呃逆月餘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誌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接著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後，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他看過不少中醫書，提了許多問題，章次公均對答如流，毛澤東會心地說了一句：“難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其間，毛澤東到海水浴場遊泳時，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擾，病情日漸嚴重。隨行的保健醫生用西藥治療，效果不好。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得知後，便推薦山東著名的老中醫劉惠民給毛澤東看病。因為劉惠民大夫開起藥方來多用一般醫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較強的藥材，因此，保健醫生和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表示擔心，不同意毛澤東吃。劉惠民也因事關重大而心有顧忌，一再表示：“藥方可以開，但必須由舒書記的夫人親自跟我去藥店抓藥、親自煎藥，並親自看著主席喝下去才行。”

麵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舒同當即表示：“劉大夫治感冒的藥我吃過，的確很靈。他要求由我的愛人給主席煎藥，我同意。萬一有問題，由我們夫妻負責。”

最後，征求毛澤東自己的意見。毛澤東雖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說：“舒同同誌擔保了的，我不怕！”

於是，舒同的夫人石瀾便在這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為毛澤東抓藥、煎藥的特殊任務。

３天後，毛澤東的感冒症狀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漸好起來。毛澤東感到特別高興。

毛澤東問起劉大夫的藥方裏有一味“酸棗仁”是起什麽作用的，為什麽要“生、熟合起來搗”。

舒同夫人石瀾回答：“藥用的酸棗仁，數陝北的最好。當年在延安，主席您住過的那個楊家嶺滿山都是酸棗樹。我們常去摘一些酸棗回來，放在衣兜裏當水果吃。酸棗仁這東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搗碎入藥，就能同時發揮兩種作用，平衡中樞神經。所以您不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對坐在一旁的舒同說：“看看，你的夫人講得多細，將來可以改行當醫生了！”１１月，毛澤東應邀赴莫斯科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劉惠民被指定為保健醫生，隨同毛澤東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劉惠民為毛澤東診治感冒。在開處方時，毛澤東忽然提了個問題，問劉惠民民間常說的“上火”怎樣解釋。劉惠民用中醫理論解釋後，毛澤東笑著說：你講的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麽辦？劉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說：“西醫學了中醫，再用中醫的話講出來，主席就懂了。”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說：“對嘍，所以我說，關鍵的問題在於西醫學習中醫。”

毛澤東接受中醫治療最精彩的一幕是針撥治療白內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雙目已近失明。經過慎重考慮，中央決定由中國中醫研究院著名眼科專家唐由之為毛澤東實施針撥術。中醫傳統方法中有一種“金針撥障法”，民間失傳已久，但該方法已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繼承下來並有所發展和改進，唐由之是主要負責專家。毛澤東知道後，欣然同意做手術。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順利地完成了這一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毛澤東示意播放古典樂曲《滿江紅》，其心率、血壓一直正常。

做了白內障手術後，需要休息幾天，但毛澤東隻隔一天就忙著看起書來，唐由之勸阻不住。毛澤東看了一會兒，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來說：“唐由之啊，我們的爭論，你勝利啦！”他還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個“Ｖ”字形手勢。唐由之說：“主席，您亦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澤東聽後會意地笑了。

中國的針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曆史。針灸的起源，可能比藥引還要早，是我國最寶貴的醫學遺產之一。針灸療法以操作簡單、應用廣泛、療效迅速、安全經濟等特點，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針灸療法在中國人民對疾病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促進了我國醫療保健事業的發展。但是，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由於崇洋媚外思想的影響，有一些人忽視廣大人民群眾對針灸治病的實際需要，一味地說中醫針灸“落後”、“不科學”，是“土東西”，全盤加以否定。

毛澤東熟讀史書，對曆史上針灸的治療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讀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時就知道，約在公元前５世紀的扁鵲，用針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屍蹶”病人蘇醒過來，經過其他綜合治療，使病人完全康複，被譽為“起死回生”的妙術。《後漢書?華佗傳》裏，也記載有華佗用針灸治曹操頑固的“頭風”。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時，熟悉名醫甄權的傳記，當時魯州刺史庫狄苦於“風痛”，兩手無法拉弓射箭，雖經不少醫生治療均未奏效，後請甄權診視。甄權認為隻需針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針刺“肩髁”穴後，兩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許希傳》裏也講到宋仁宗的病被許希用針刺醫好。這些史書所述，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紀以後，清政府對針灸療法蠻橫地加以排斥和打擊，並於１８２２年下令永遠停止在“太醫院”中施行針灸療法。從此針灸被當成“土東西”而被忽視。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張對包括針灸術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繼承。他認為：“針灸是中醫裏的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發展前途很廣。”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澤東在杭州邀請著名針灸專家、衛生部副部長朱璉一道吃晚飯。在跟朱璉談天的時候，毛澤東說起了她的《新針灸學》一書。這本書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澤東的。毛澤東不但全看了，而且頗為讚同其中說到的針灸與現代醫學理論發展的關係。毛澤東對朱璉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他征詢朱璉的看法，朱璉肯定地回答說是的。毛澤東也頻頻點頭：“很好，醫學理論的確要改革。”

開飯了，菜有幾盤，卻不奢侈。大家都舉起麵前的酒杯。毛澤東也站起來，舉杯說：“今天----”他沉吟著，該說什麽祝酒詞呢？

葉子龍接過話說：“今天祝各界大團結萬歲。”

毛澤東說：“不是。今天----是祝針灸萬歲！”他環顧幾個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著說：“你們不要以為針灸是土東西。針灸不是土東西，針灸是科學的，將來各國都要用它。”

他打手勢讓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著說道：“中醫的經驗，需要有西醫參加整理，單靠中醫本身是很難整理的啊。”

在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下，朱璉著的《新針灸學》被譯成數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在毛澤東“針灸是科學的”正確思想指引下，中國的針灸療法獲得了飛躍發展。針灸不僅在民間廣泛地流傳和應用，滿足了人民群眾醫療上的需要，而且不斷走出國門，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和信賴。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詹姆斯?雷斯頓來華訪問。《紐約時報》是美國的一份大型傳統日報，以及時、準確、權威而著稱。該報十分重視選擇頭版要聞，對於較長的文章，經常是第一段登在頭版，其餘部分則登在後麵。詹姆斯是美國資深記者，擅長時政報道，獲過多次新聞大獎。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國采訪，在北京參觀了很多單位，包括到中醫院參觀針灸治療。他在訪問中不幸患上闌尾炎，在北京一家醫院接受闌尾切除手術治療。當時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手術做好，千萬不能感染。術中使用的是常規藥物麻醉。術後他感到腹部不適，便接受了針灸治療。回美國後，詹姆斯於７月２６日在《紐約時報》頭版發了一篇報道，標題是《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手術》，頭版隻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題為《現在讓我告訴你們我在北京的闌尾切除手術》，文章占了將近一整版，並配有作者訪問北京一家中醫院針灸診療室的照片。詹姆斯當時已經６２歲，由於他的不平凡的經曆和《紐約時報》在新聞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國人心中，像這樣的記者寫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極高的。動手術可用小小的銀針來麻醉，病人不覺疼痛，還可治療好多病，沒有毒副作用，這在西方可是從來沒有過的神奇事。當時又正值白宮剛剛宣布尼克鬆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訪華，美國公眾對東方大國——中國有一種神秘感，從而使針灸醫術的神奇療效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了濃厚興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鬆首次率團訪華，參觀了中國的“針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術，神經外科做顱腦腫瘤的切除手術，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狀態下接受開胸、開顱等大型手術，感到十分驚奇，難以理解。在向尼克鬆贈送的禮品中，還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一書。代表團返美後紛紛宣傳“針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國民眾的濃厚興趣，特別是美國醫務界對中國針灸醫術開始有學習的願望。中醫針灸也隨之傳入美國，並在世界上產生了“中醫熱”和“針灸熱”。中醫藥正逐步走向國際化。

[yongbing1993]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







一九四七年蔣介石秘密到訪延安，住窯洞坐矮凳，發現一個驚人真相！

一九四七年，盛夏八月的陝北高原，兩架軍用飛機先後降落在延安臨時機場，蔣介石一行陸續走下飛機來。

由於這是一次絕對保密的視察行動，隻有幾名經過特殊審查的中央社記者隨行，他們拍攝的照片不能隨便發表，要交由軍方作為“重大消息”對外公布。

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約一年間占領延安，這是中共黨史和國共內戰中一段特殊的史實。

蔣介石決定冒險來到延安視察絕非一時衝動，除了大造聲勢和政治宣傳的需要，在這個國民黨領袖的內心深處還有一種令他寢食不安的東西，說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機感迫使他來向老對手毛澤東“登門取經”。

抗戰勝利重慶談判，蔣介石依然沒有把土裏土氣的毛澤東放在眼裏，但是僅僅時隔不到兩年，事實證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錯誤。

狂妄自大的蔣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敗之後終於放下架子秘密來到延安，他以一種自嘲的語氣告訴學生：來而不往非禮也。兩年前我邀請毛澤東到了重慶，今天我來到延安回訪，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邀請我，是我不請自來。

蔣介石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

八月的延安，烈日當空酷暑難耐，蔣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擁下視察了楊家嶺、棗園、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細，提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問題，讓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來。

在抗大舊址，蔣介石說，這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了。他看見共產黨的黃埔軍校不過是一排簡陋的窯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簡，幾乎沒有像樣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塗黑的，禮堂是露天的，標準配備是每人發個小凳子，朱德總司令和各級軍官都在這裏聽課學習。

蔣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輕輕一抹，手指就留下一個黑印。他又取過小凳來親自嚐試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經60歲的他很不習慣，險些坐在地上，嚇得宋美齡和蔣經國趕緊扶住他。

軍事訓練場地隻有一些自製的木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礙則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許多人體攀爬過的痕跡。

當蔣介石得知大多數共軍高級將領都在這裏學習過，他沉默一陣才感歎說，若論設備，我黃埔軍校和中央軍校不知道比這強多少倍，可是會打仗的人反倒越來越少，你們說說這是怎麽回事？

人們麵麵相覷，無言以對。

在一座山坡上，蔣介石看見大片土地被開墾出來。有人告訴他，共產黨開展大生產運動、官兵一起開荒種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就是著名的勞動模範。還有彭德懷，經常下田勞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紡線能手。

連毛澤東、周恩來也經常參加勞動，自產的糧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蔣介石點點頭，臉色陰沉。

下榻延安窯洞，一宿無眠

在王家坪，蔣介石走進毛澤東住過的窯洞，他看見窯洞地麵是泥土夯實的，陳設簡陋，炕上鋪了一張木板。部下告訴他，毛澤東是南方人，不習慣睡炕。

一個嚇得發抖的村民被帶進來，蔣介石和顏悅色地跟他說話。

比如你見過毛澤東嗎？答，是的，經常見。

問，他穿什麽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樣。

問，新的還是舊的？答，舊的，袖口打了補丁。

問，毛澤東穿什麽鞋？答，布鞋，還有草鞋。

問，他跟你講話嗎？答，講過。

問，講些什麽？答，他說額（我）家的紅棗好吃哩。

問，你送給他的？答，沒，他買的，給了額錢。

又問，還說什麽？想想答，為啥陝北人不愛吃紅辣椒？

問，你怎麽回答？答，額說，吃了那家夥屁眼疼。

又問，他平時最喜歡吃什麽菜？答，一個是南瓜，一個紅辣椒。

問，平時有何愛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開會、聽匣子（收音機）。

問，幾時睡覺？答，聽說晚上不睡覺，早上睡覺。

村民走後，蔣介石走出窯洞，他登上山坡，看見天邊已是夕陽西下，雄偉的寶塔山被燦爛的夕陽層層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頭上熊熊燃燒。

這是一幅壯麗的圖景，蔣介石心中一時湧出許多複雜的東西來，神情悵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聲向他請示，請回城裏官邸用晚餐。但是蔣介石搖搖頭，語氣淡淡地告訴學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這裏。

是夜下榻延安窯洞，蔣介石一宿無眠。

《剿匪戰史》(鄧文儀主編)所載，人口九萬的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槍殺與活埋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衝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殺了一百多人……”。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一個月時間就被殺了上萬人。這本來是別動隊用來邀功的資料，不過現在成了難得的曆史文獻。

同時，別動隊還建立了集中營，由別動隊員、會道門武裝“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當地的西方傳教士的記錄中說：“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裏的人，象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營建立時被關押的一萬多人剩下的還不到一千人。但是還沒有結束，當地西方傳教士還記錄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裏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象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在1935年大屠殺告一段落後，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人口滅絕，全成為廢墟。在殺戮最為慘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隻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著名紅軍將領徐海東的全家連同親屬、宗族被殺了66口人，幾乎滅門。他曾回憶說：“蔣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隻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隻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裏，她們都是遭強奸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別動隊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 “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裏，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裏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來源：網絡

[yongbing1993]

《湖南共和國》《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二十多歲時投書長沙《大公報》，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中說：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麽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麽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

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

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

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波蘭獨立，截克獨立，匈牙利獨立，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

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

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十多年之後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國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的同一天，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並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46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

毛澤東：同誌們，全體代表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麵軍接連粉碎了國民黨三次“圍剿”，把贛南、閩西兩個蘇區連成一片，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央蘇區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確定建立政權和開會的地點。1931年9月28日，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麵軍總部領導人在抵達江西瑞金的葉坪村宿營後，最終決定在這裏的謝氏宗祠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1年11月7日這一天，葉坪村張燈結彩，鼓樂喧天。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根據地的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條例》，以及各項經濟政策等重要決議。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革命政權的大膽探索與嚐試。作為當時全國蘇維埃革命的中樞，對統一領導與加強全國蘇區和紅軍部隊的鬥爭及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後各個曆史時期乃至新中國的政權建設也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曆史經驗。

“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葉坪村外的一片樟樹林裏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毛主席”的這個稱謂，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嚐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於被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的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製度，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並頒布了選舉法細則。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數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幹的中央政府”。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人民委員會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也稱“部”），同時下設國家政治保衛局。後又被稱為“九部一局”。

大會結束後，謝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個小間，除教育部和政治保衛局外，中央政府的8個部全在這裏辦公。每個部僅分配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每個房間內設一部電話機，一張桌子，幾條凳子。每個部連部長在內僅幾個工作人員。一個小小的祠堂，裝下了差不多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腦機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幹的。

1934年1月召開二蘇大會後，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審計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增設了總務廳、國民經濟部、糧食部。1932年，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這些國家機構，是新中國成立後一係列國家機構的雛形。

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重地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麽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麵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麽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在保衛蘇區的鬥爭中，許多青壯年男子大批地參加紅軍上前線，農村勞動力缺乏。為拓展勞動力資源，蘇維埃政府動員農村婦女參加勞動。各鄉蘇維埃政府之下都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插秧。據《紅色中華》1934年5月報道：“瑞金模範的武陽區，去冬隻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了，還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學習。”在1934年春召開蘇區婦女勞動模範大會期間，代表中的犁耙能手還應邀到瑞金武陽區做示範表演，毛澤東到現場觀摩指導，並給她們頒發繡有“學犁耙能手”字樣的圍裙和印有“婦女勞動模範”字樣的鬥笠。

蘇維埃政府，規定對蘇區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為滿足小孩子上學的需要，蘇區內各鄉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或勞動小學）。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中的報告中列舉說，在江西、福建、粵贛三省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在校學生占適齡兒童總數的50%左右。

蘇維埃政府除推動分田運動外，還積極發展工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文化事業等等。長岡鄉的群眾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麽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自帶幹糧去辦公，腰纏金條去乞討。“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當年在贛南地區傳唱的山歌，表達了人民群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由衷讚歎。

1933年下半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蘇區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蘇維埃政府發起了“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群眾運動。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以身作則，帶頭響應節省運動，從家中帶米去食堂吃飯，不要公家發夥食費。妻子埋怨他，身為省蘇維埃主席，居然連口飯都賺不到吃。他回答說，共產黨的幹部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己任的，此外別無所求。劉啟耀自帶夥食辦公的事跡被《紅色中華》報道後被廣為傳誦，影響帶動了一大批蘇區幹部。

要把每一粒糧食留給前方的戰士。由於國民黨政府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特別是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製，推行所謂“計口售鹽”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蘇區的食鹽短缺非常嚴重。蘇維埃政府想盡辦法購進食鹽，用土法熬製硝鹽等，但食鹽短缺現象依然存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蘇區幹部與群眾“有鹽同鹹，無鹽同淡”。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食鹽標準一降再降，誰也不準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敗不清除， 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專門設立工農檢察部，作為反腐的專門機構。何叔衡擔任第一任部長。設立控告箱。木質箱體的頂部、正麵、左側、右側都用毛筆寫滿了舉報規則，字跡清晰可見。其中一麵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這個來自江西瑞金高興區蘇維埃政府，由工農檢察部控告局製作的控告箱，是蘇維埃政府厲行反腐的一個縮影。

1932年初，中央蘇區開展了曆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很快發現，時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汙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奸淫婦女。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汙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謝步升被執行死刑，成為我們黨反腐敗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汙公款達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大會報告中：“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汙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次大會後，建立了審計監督製度，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相關審計結果在《紅色中華》上公布，在規範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汙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曾發布一份審計報告，得出結論說：“隻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這個結論，完全符合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個聲音震動世界，這一瞬間成為永恒，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