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之風》哪種社會製度多些

《懶惰之風》哪種社會製度多些

 

 

“有人反駁說，私有製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以致於後來的資產階級們及其走資派右派們攻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是“養懶漢“的謠言謊言來。事實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中的工人，是“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的作者：陽和平如是說。

《共產黨宣言》：這樣說來，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裏勞者不獲，獲者不勞。所有這些顧慮，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同義反複：一旦沒有資本，也就不再有雇傭勞動了。

所有這些對共產主義的物質產品的占有方式和生產方式的責備，也被擴及到精神產品的占有和生產方麵。正如階級的所有製的終止在資產者看來是生產本身的終止一樣，階級的教育的終止在他們看來就等於一切教育的終止。

資產者唯恐失去的那種教育，絕大多數人來說是把人訓練成機器。

但是，你們既然用你們資產階級關於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觀念來衡量廢除資產階級所有製的主張，那就請你們不要同我們爭論了。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所有製關係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誌一樣，而這種意誌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

你們的利己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係和所有製關係從曆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係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利己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談到古代所有製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談到封建所有製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一談到資產階級所有製你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轉載《我在中美兩國當工人的不同感受》

作者：陽和平

陽和平簡介：陽和平，是1947年就來到延安參加中國革命的美國專家寒春、陽早的長子。他生於中國，長於中國，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慶齡給起的。68年初中畢業後曾在北京光華木材廠當過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國，在美國繼續當工人。八十年代開始半工半讀上大學，直到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幾家大學任教數年，於2007年“海歸”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任教至今。

陽和平在發言：

我今天講講個人的經曆。我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北京生西安長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陝西方言）。今天就講講我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和以後在美國當工人的對比。為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國工人是被“溫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才發現已經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翁地位了(眾笑)。這個感覺是非常明顯的，簡直是天壤之別。

我是1968年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還真是沒法說清楚。因為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還有什麽世界。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他以為當工人就那麽回事兒，我到美國去當工人才發現，還真是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裏當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國有一種說法，叫“大鍋飯，養懶漢！”可是我是到了美國以後才學會“偷懶”的(眾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為什麽？為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 “傻”？不是真的傻，我們其實很清楚，我們的勞動目的不是為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有一個本能的勤勞、勇敢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那種右派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我創造出的東西，我對這個東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華木材廠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用熱軋機製造塑料貼麵板，以後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吃飯在食堂，住在宿舍裏，有學習。七十年代我們學馬列，所以我這個根底兒是那時候打的。當時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塊兒勞動。我到了美國去以後，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還想著光華的工人，夢裏都想著他們。

到美國我先是在韓丁的農場幹了一年，以後到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計費器修理工，後來多次失業。

頭一次失業，我以為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兒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什麽做得不好，你幹嗎不要我了，我做什麽錯事了，你憑什麽把我給解雇了？(眾笑)後來失業次數多了就油了，失業嘛就是逼著你放假罷了。

有一次失業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家鋼鐵廠登廣告招收電工，我就去應聘了。文化革命的時候我沒事就鼓弄電，做馬達什麽的，我有一些電的知識。應聘的時候我就說自己是電工，他在美國也沒有辦法查。他就給我一個馬達和一個啟動器讓我接起來，我接起來了，他就雇傭我了。

頭一天上班，工頭派活兒，工人們都在一塊兒幹活，我就把中國工人幹活兒的勁頭拿出來了，工頭話還沒有說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來幹活去了。當時沒人說什麽，工頭一出去，一個工人抓住我說：“你幹什麽呢？！”我說：“修馬達啊！”他說：“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業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國才學會了，當工人必須會作秀：幹得很歡，不出活兒，這才叫偷懶。(眾笑、鼓掌)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兒。這不是說工廠裏沒有一個偷懶的，我們班裏就有一個，大家叫他賴包，就是賴包兒。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麽也不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活兒幹完了，你那邊還忙，我去幫你一把，幹完了我們一塊兒休息一會兒。

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比如廠長來了，大家就會說：“喲，好長時間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眾了？”對吧？你現在活幹完了看報紙呢，那不是說廠長來了工人就害怕。因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這個塑料貼麵板，或者做膠合板，膠合好了然後放到熱壓器裏熱壓，需要等五到十分鍾時間，這時候廠長來，你該看報紙看報紙，該喝茶喝茶，該聊天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對吧？工人那時候不怕幹部，倒是幹部怕工人，怕工人貼大字報。(眾笑)

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了，工頭來了你必須是幹活的，你不幹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工人為什麽辛辛苦苦幹活呢？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對這些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活兒馬上就停下來了，對吧？(眾笑、鼓掌)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胡蘿卜加大棒，一方麵給你獎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中慢慢學會了對付資本家，學偷懶。學會對付資本家是挺有藝術的，我可以講幾個具體的例子，看看工人怎麽對付資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組織工會，不是黃色工會，是工人自己的工會，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幹活時的小鬥爭也是不斷的。

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筆訂單，要製作上百輛車輛，就像地鐵車輛那樣。我那時候當電工，專門在車底下裝那種很粗的電纜。頭十輛車我們按照圖紙學著怎麽裝這個電纜，學會了，從第十輛車開始，就要計時了。專門有一個人拿著個本子和秒表，盯著你的一舉一動，把時間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呀！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高個子黑人非常有經驗，他對我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氣動工具的，今天用手動工具。”(眾笑、鼓掌)

這還不夠，固定電纜的螺絲帽是帶自動鎖的，帽上有個塑料圈，所以你擰這個螺絲帽的時候，你必須固定螺絲，否則它會來回轉，你轉一輩子也擰不緊。平常這種螺絲隻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絲，今天想辦法給它轉二十圈。由於固定螺母有上下兩個扳子，但你看得見上麵看不到底下，上麵的扳手不停地轉，轉二十轉，下麵扣螺母的扳手一會兒上來，一會兒下去，隻讓它扣住十次，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不能有一個是十五轉，因為有一個十五轉，工廠方麵就按這個計算了，還不能露餡。

而且我們還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裏邊。那時候八月份天特別熱，我們頭上係著紙巾，否則汗都流到眼睛裏邊去了，穿的T恤衫濕透了，我們倆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後經過好幾天，活差不多幹完了，他一統計，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鬆了一口氣。以後越幹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就能幹完了，還報三十多個小時，為什麽？那時候我半工半讀上大學呢，我的數學微積分的作業全在廁所裏邊寫的，所以騰不出時間我怎麽辦？

這個勞資關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間是敵對的，就像貓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有句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通過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鬥爭。

到美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1977年回來時因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還跑到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去就是幾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感受（動情落淚）。這怎麽回事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回到美國後重新到美國工廠體驗，為什麽會到中國老想著回到老工廠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誌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

北京光華木材廠現在沒了，我覺得特別可惜，當年在美國打工的工廠也破產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那種工作環境，我一點也不懷念。為什麽我老懷念在光華當工人的生活呢？我經常去看他們，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住在垂楊柳那塊兒呢。這裏，就是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作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鼓掌）

……

為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了這一步了，這個講起來就深了，複雜了，我不能直接講，我就間接講一講。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呢？我在西安草灘農場長大，在我三四歲的時候，夏天收麥子的時候把麥秸堆了很多，我拿個笤帚把麥秸掃到一塊兒，點火！就在大麥秸堆旁邊點火，那可危險了。我很喜歡看那個火苗，覺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出來，跳過欄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裏，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記得好幾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還是喜歡玩火，隻是在他不在的時候玩。

最後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時候，那時候農場和村裏之間有條河，是怕口蹄疫病傳播，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牛車馬車來到農場，怕傳染口蹄疫病。我在那裏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又點火去了。當時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火一點起來就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旁邊就是村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突然擔心起火要燒到那邊村莊怎麽辦，害怕了，就把衣服脫下來打火，終於給把火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玩火了。(眾笑)

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們當時不聽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一樣。(眾笑、鼓掌)人必須經過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麵的正麵教育這還不夠。(鼓掌)有時我對此有些悲觀，人們為什麽非要經過第二遍呢？要有反麵教員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反麵教員，我們得感謝他們。工人階級有了正反兩方麵的體驗，咱們才會想想，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樣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資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還得想辦法防止“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這是很重要的東西。(熱烈鼓掌)    謝謝大家！

[yongbing1993]

十三年間到訪過延安的國際友人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府在延安的13年間，不僅條件極為艱苦，並且相對外界也比較封閉。對於延安這塊土地上的革命力量，當時中國人知曉的程度都很有限，國際社會就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難得的是有這樣一批人，先於大多數中國人看到了這片紅色土地上為國家生存、民族複興戰鬥的熱血群體。他們以異域人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用自己的體會和判斷，對中共作了評價。這也是中共的曆史上，除了早期與蘇俄、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聯係之外，與西方世界最早的外事往來。

13年間到訪延安的國際友人共70多位，包括醫務工作者、新聞記者、科技和藝術工作者、各國使節及軍事觀察員等4類。
　　
他們有的因受陝甘寧邊區昂揚的氛圍感召而留下來成為延安各項工作的參與者，有的將自己節省的旅費捐助給邊區，有的給延安捐贈圖書，有的提供自己的技術支持。他們在邊區都發揮了特殊作用，並留下的一定數量的文獻檔案，包括專著、回憶錄、日記、新聞報道、專欄文章、考察報告、實景圖片等多種，內容珍貴而豐富。
　　
這些外國親曆者的文獻，不僅幫助當時中國和世界了解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共產黨，而且在日後書寫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史、研究延安地方曆史中，發揮著重要的史料作用。

胸懷理想、英勇奮鬥的領袖群體。外國人對延安時期中共領袖群體印象深刻。在埃德加·斯諾和尼姆·韋爾斯、約翰·高斯等人的著作中，都專門提到中共領導層。
　　
尼姆·韋爾斯在《西行訪問記》中記錄了她采訪過的 70位中共領袖。她指出，“在過去十年間，隻有少數共產黨領袖的名字在報章上露過，但這些名字在中國已變成家喻戶曉的了。其中大約有幾個名字，是這樣地連串在一起而為大眾所鹹知的：‘朱毛’。或朱德與毛澤東。彭德懷與林彪，賀龍與蕭克……”，我“對於共產黨中那些年輕的領袖，以及更少為人知道的天才們，也感到非常的興趣，因為這些次級的領袖們是構成執行權力的基礎;在年輕的政治委員等身上，情形尤其是如此”。

埃德加·斯諾寫道：“我和紅軍相處的四個月，是一段極為令人振奮的經曆;我在那裏遇到的人們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國人。在那些獻身於他們認為完全正義的事業的人們身上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人類不可戰勝的力量，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過那樣的感受了。”
　　
尼姆·韋爾斯說：“在和這些曆史的人物晤談四個月以後，我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品質，無論集體的及個人的均獲得了許多明確的——與無限量的——印象。”這是外國友人對延安領袖群體的直接感受。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戰場的嚴重失利和中共敵後遊擊戰爭的發展，更加促使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同中共軍隊合作的問題。1944年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包瑞德上校率領兩批 18人的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開始對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軍事考察，得到了中共全方位的積極配合，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不拘形式地與他們交談和會見，使得他們看到了一派樸素、朝氣、開明、民主、軍民關係親密的新社會的新氣象。在相當一段時間被作為內部參考資料的那些出自美國軍方考察團成員的報告和著述，很多也同樣對中共的作為和前途給予肯定性的論斷。
　　
在這些美國軍方人士眼中，“延安之活潑自然的氣氛和那些快樂的、熱情的、講求實際的八路軍士兵，似乎迷住了每個美軍官兵。他們對共產黨簡單的、質樸的款待徹底地感到高興”。
　　
“凡是開明的，曾在軍隊中受過訓練的，對中國富有經驗的美國軍官，若同共產黨軍隊有過好幾個月的密切接觸，就不可能沒有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共產黨聲稱其軍事上的成就很大，那看上去基本上是正確的，而且他們的戰鬥員與盟軍協調配合，將會意味著盟國方麵好幾萬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用第三任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彼得金對中共領導的話來說：“我反對你們的主義，但你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同意，並讚賞。”
　　
據統計，從 1936年到 1945年的 9年中，與中共抗日根據地有過直接接觸的幾百名歐美人士，絕大多數都對中共和陝甘寧邊區給予了積極評價。
　　
岡瑟·斯坦認為：延安取得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他引用了對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采訪情況：“我在邊區政府工作的 4年中，已經證明我對新民主主義的信仰是正確的。真的，我認為毛澤東是個天才。他對每個問題都看得很具體，而且沒有任何偏見。毛澤東所想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個人所想的;而是人民大眾所想的。他所做的，也就是群眾要做而且能夠做的。”

“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延安時期是中共的理論走向成熟的時期。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毛澤東係列著作的發表，都進入了到過延安的外國人的觀察視野。
　　
在《斯諾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萊文集》《毛澤東會見記》《紅色中國的挑戰》等著作中，均可見到介紹、評價《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內容，包括作者自己對毛澤東一些理論文章的理解。
　　
岡瑟·斯坦指出：“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共產黨人坦白地稱作中國共產黨員理所當然要遵循的‘正確的思想方法’;而馬克思主義的簡單的要素，以唯物的觀點來看待一切社會現象，看來已經深深地滲透到黨員的思想之中，即使受教育很少的黨員，也是如此。但是我並不覺得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迷信教條的。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看來並不是由於熱愛研討理論，而是由於他們堅信，他們各種政策的成功基本上依靠這種哲學。”
　　
“把實際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來認識這一說法，我在許多不同場合都聽到過。”、“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中國的了。共產主義在應用於中國社會的實踐中徹底中國化，這使我印象很深，覺得它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不是什麽宣傳宣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有過著名的關於“紙老虎”的談話，這位美國記者根據與劉少奇等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談話了解到有關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來源，寫成文章《毛澤東的思想》，發表在紐約左翼刊物《美亞》雜誌上麵。
　　
她認為毛澤東“熟悉中國和中國農民的需要：具有分析所見事物的天才;他能夠用簡單明瞭、豐富多采和鏗鏘有力的方式來表達思想;他頑強地進行說服並懂得如何在黨內堅持自己的信念”
　　
斯特朗對《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評價很高，認為這是“共產黨的經典著作”，是“為中國的獨立和富強而製訂的明確無誤的愛國主義的綱領”。

其中，《論持久戰》是“在中國抗戰時期出版的同類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新民主主義論》則是“對中國愛國者吹響的又一次響亮的號角”。毛澤東“分析了通往勝利的道路以及領導人民取得勝利並在戰後使國家富強的最好的政府組織形式”。這種政府不是一黨專政，不是模仿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也不是像在蘇聯實行的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種“新民主主義”製度。它是由所有的“革命的階級”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參加的一種聯合政府。甚至那些反對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也包括在內。
　　
斯特朗後來還指出，《論聯合政府》就是毛澤東後來對延安時期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發展。
　　
有外國人認為，中共既然不能立即實現共產主義，不如改個能體現“社會改革者”形象的名稱，“還不會引起國家的恐俄病”。對此，斯坦的看法是：“他們不能改變他們的名稱——因為他們不但現在是，並且還想繼續做共產黨人。他們會解釋說，作為共產黨員的意思，隻不過是接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已。用什麽方法，在什麽時候於社會生活方麵采取共產主義製度，完全要看每個特定的共產黨所屬國家的基本情況而定。”“共產黨的領導們會用這樣的話總結他們的論點 :我們是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因為我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我們了解中國目前和遙遠的將來具體需要什麽。”

打造了一座社會建設的新城。1937年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下轄 23個縣， 13萬平方公裏土地， 150萬人口。這片紅色土地是什麽樣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的?無論是有“紅色”傾向的國際友人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還是來自國統區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戴維斯、高林，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積極、正麵地描述和分析了延安的社會麵貌。
　　
外國人記載的文獻論及中共在延安期間的多方麵情況。在政權和民主政治建設方麵，包括“三三製”、群眾路線等獨特的執政方式以及贏得人心的保障人權的舉措;在經濟建設方麵，包括財權措施和經濟政策，如二五減租等，有各種考察數據;在教育、衛生、文藝和科研方麵，包括辦了 8所不同類型的學校，成立自然科學院等;還有大生產運動的社會改造效益，“工合”組織及其活動，等等。
　　
他們以“延安生活的感覺”“碗中豆”“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世界在前進，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出現”等為標題，肯定性地介紹了延安的社會建設，讚美之意溢於言表。有些對延安作為當時中國的“特別邊區”之特點的分析和評價，映襯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具體思想內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人們受國民黨負麵宣傳而產生的誤解，加深了“中間力量”對中共執政理念及能力的認可。
　　
關於“耕者有其田”。斯特朗曾總結道：對於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共做了超越性的努力。他們發動農民起來取得土地並進而奪取政權;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並給予正確的引導;對農民革命實行了有紀律的領導，這種領導在過去是沒有的;把土地改革納入新民主主義三大政策更廣泛的計劃的一部分。“在這些政策中，土地改革列為第一條，因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隻有當他們成為能夠購買商品的自由經營的農民時，工業才能得到發展。”
　　
關於“三三製”民主政權建設。在《北行漫記》作者哈裏森·福爾曼的筆下，邊區民主政權建設的過程是這樣的：“一九三八年，邊區政府開始用直接的秘密的投票舉行普選，不分階級，黨派，信仰，財產，性別或種族。一九三九年邊區人民政治會議第一屆大會開會了。一九四一年，選舉方法修改為新的‘三三製’——其方法就是共產黨限製自己黨員被選人數隻能占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二的政府職位，留給非共產黨的各階級及各民族(即蒙族回族等)‘抗日而民主的’人。如果選舉的結果，被選的共產黨員在三分之一以上，那麽他們就自動放棄。自從那個時期起，這個原則就經嚴格地遵守。”

在美國花旗銀行漢口分行行長戴爾·霍爾看來，敵後根據地實行“三三製”，廣大群眾在許多方麵都可以暢所欲言，這種民主作風迫使政府推行廉政。
　　
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介紹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次會議的情況：“閉幕式上，一位 79歲的老農民登上講台，激動地說：‘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還是第一次見到、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民主參議會會議。共產黨一心為國家為人民……我很高興……，過去我常聽人們說，農民做出了很大犧牲(納稅和其他形式)。這次我才知道政府和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犧牲更大，受苦更多，生活更艱苦……。為了抗日，我們必須做出更大犧牲。這些我們要向農民說清楚……’”
　　
關於生產互助和大生產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在外國人看來，中共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極有意義的事，他們對此給予很高的評價，讚揚“延安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運動“是對於實施邊區封鎖的一種反抗”。“每一個人，從最低的農民以至最高的政府官員，都立下生產計劃，製定一年中在農業上所希望完成的大綱。(毛澤東在他的一塊小小的地種下洋蔥。朱德則種萵苣和白菜。)”他們還對“變工隊”“紮工隊”這樣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很感興趣，認為“變工隊製度在增加生產上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一方麵，這變工製度類似蘇聯的集體農場，雖然在邊區每個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的所有權。這製度或者更近似美國農民的收獲團”。
　　
英國共產黨員大衛·柯魯克在 1947年以國際觀察員的身份到晉冀魯豫根據地考察，深入太行山區的村莊考察土改複查工作，寫下了《十裏店》。他認為，指導太行土改經驗的來源就是延安。

[yongbing1993]

《湖南共和國》《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在二十多歲時投書長沙《大公報》，題為《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中說：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麽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麽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

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

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

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波蘭獨立，截克獨立，匈牙利獨立，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

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

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十多年之後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國十月革命14周年紀念日的同一天，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並選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46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為主席。

毛澤東：同誌們，全體代表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麵軍接連粉碎了國民黨三次“圍剿”，把贛南、閩西兩個蘇區連成一片，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央蘇區為依托，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確定建立政權和開會的地點。1931年9月28日，毛澤東、朱德等紅一方麵軍總部領導人在抵達江西瑞金的葉坪村宿營後，最終決定在這裏的謝氏宗祠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1年11月7日這一天，葉坪村張燈結彩，鼓樂喧天。來自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根據地的紅軍部隊，以及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條例》，以及各項經濟政策等重要決議。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革命政權的大膽探索與嚐試。作為當時全國蘇維埃革命的中樞，對統一領導與加強全國蘇區和紅軍部隊的鬥爭及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後各個曆史時期乃至新中國的政權建設也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曆史經驗。

“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葉坪村外的一片樟樹林裏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組織人民委員會，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行政機關。選舉毛澤東為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毛主席”的這個稱謂，就是從這時開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朱德任主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嚐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處於被分割狀態的各根據地的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政權、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度，分為鄉（市）、區、縣、省和全國五級。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這種製度，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從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並頒布了選舉法細則。在選舉中，許多地方參加選舉的人數占選民總人數的80％以上，一些地方達到了90％以上。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幹的中央政府”。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人民委員會設外交、軍事、勞動、財政、土地、教育、內務、司法、工農檢察等人民委員（也稱“部”），同時下設國家政治保衛局。後又被稱為“九部一局”。

大會結束後，謝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個小間，除教育部和政治保衛局外，中央政府的8個部全在這裏辦公。每個部僅分配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每個房間內設一部電話機，一張桌子，幾條凳子。每個部連部長在內僅幾個工作人員。一個小小的祠堂，裝下了差不多整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腦機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幹的。

1934年1月召開二蘇大會後，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審計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增設了總務廳、國民經濟部、糧食部。1932年，成立了蘇維埃國家銀行。這些國家機構，是新中國成立後一係列國家機構的雛形。

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勞苦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重地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麽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麵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麽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在保衛蘇區的鬥爭中，許多青壯年男子大批地參加紅軍上前線，農村勞動力缺乏。為拓展勞動力資源，蘇維埃政府動員農村婦女參加勞動。各鄉蘇維埃政府之下都設立婦女勞動教育委員會，組織有經驗的老農幫助婦女學犁耙、插秧。據《紅色中華》1934年5月報道：“瑞金模範的武陽區，去冬隻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了，還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學習。”在1934年春召開蘇區婦女勞動模範大會期間，代表中的犁耙能手還應邀到瑞金武陽區做示範表演，毛澤東到現場觀摩指導，並給她們頒發繡有“學犁耙能手”字樣的圍裙和印有“婦女勞動模範”字樣的鬥笠。

蘇維埃政府，規定對蘇區所有兒童實行免費義務教育。為滿足小孩子上學的需要，蘇區內各鄉村都辦起了列寧小學（或勞動小學）。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中的報告中列舉說，在江西、福建、粵贛三省2931個鄉中，有列寧小學和勞動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在校學生占適齡兒童總數的50%左右。

蘇維埃政府除推動分田運動外，還積極發展工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文化事業等等。長岡鄉的群眾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麽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自帶幹糧去辦公，腰纏金條去乞討。“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當年在贛南地區傳唱的山歌，表達了人民群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由衷讚歎。

1933年下半年，由於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蘇區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蘇維埃政府發起了“節省三升米捐助紅軍”的群眾運動。江西省蘇維埃主席劉啟耀以身作則，帶頭響應節省運動，從家中帶米去食堂吃飯，不要公家發夥食費。妻子埋怨他，身為省蘇維埃主席，居然連口飯都賺不到吃。他回答說，共產黨的幹部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己任的，此外別無所求。劉啟耀自帶夥食辦公的事跡被《紅色中華》報道後被廣為傳誦，影響帶動了一大批蘇區幹部。

要把每一粒糧食留給前方的戰士。由於國民黨政府對蘇區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特別是對食鹽的產銷、儲存嚴加管製，推行所謂“計口售鹽”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蘇區的食鹽短缺非常嚴重。蘇維埃政府想盡辦法購進食鹽，用土法熬製硝鹽等，但食鹽短缺現象依然存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蘇區幹部與群眾“有鹽同鹹，無鹽同淡”。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食鹽標準一降再降，誰也不準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敗不清除， 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專門設立工農檢察部，作為反腐的專門機構。何叔衡擔任第一任部長。設立控告箱。木質箱體的頂部、正麵、左側、右側都用毛筆寫滿了舉報規則，字跡清晰可見。其中一麵寫著：“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有違反蘇維埃政綱政策及目前任務、離開工農利益、發生貪汙浪費、官僚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蘇維埃的公民無論何人都有權向控告局控告。”這個來自江西瑞金高興區蘇維埃政府，由工農檢察部控告局製作的控告箱，是蘇維埃政府厲行反腐的一個縮影。

1932年初，中央蘇區開展了曆時兩年的懲腐肅貪運動。很快發現，時任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汙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墮落，誘逼奸淫婦女。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汙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判決，謝步升被執行死刑，成為我們黨反腐敗史上被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於懲治貪汙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規定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貪汙公款達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處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監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監禁。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大會報告中：“應該使一切蘇維埃人員明白貪汙浪費是極大的犯罪。”這次大會後，建立了審計監督製度，成立中央審計委員會。相關審計結果在《紅色中華》上公布，在規範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汙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審計委員會曾發布一份審計報告，得出結論說：“隻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這個結論，完全符合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個聲音震動世界，這一瞬間成為永恒，標誌著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yongbing1993]

《台灣獨立》工農掌權有何不妥







《台灣獨立》台灣的工農有本事掌權宣布獨立有何不妥？不過台灣的工農需要的這種《獨立》不是寄生在外國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上的殖民地，而成為《反中國》的先頭分子，這是《共產黨》《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當然，當年的《台灣共產黨》沒有能實現《台灣獨立》。

這是百年前的台灣，還是被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百年前的中國大陸還被幾個外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而又是一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貧窮落後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四分五裂各個地區的軍閥占山為王各自為王，何來一個“統一“的中國？何來《台灣獨立》？

這個時候一個二十多歲的湖南青年投書湖南長沙《大公報》。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

作者：毛澤東 吋間：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鄉居寂靜，一臥兼旬。九月一號到省，翻閱《大公報》（１），封麵打了紅色，中間有許多我所最喜歡的議論，引起我的高興，很願意繼著將我的一些意思寫出（2）。

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是主張“湖南共和國”的。有甚麽理由呢？

大概從前有一種謬論，就是“在今後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這種議論的流毒，擴充帝國主義，壓抑自國的小弱民族，在爭海外殖民地，使半開化未開化之民族變成完全奴隸，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順馴屈於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奧，他們幸都收了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還有一個就是中國，連“其實沒有成功的成功”都沒收得，收得的是滿洲人消滅，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３〕，三個國會〔４〕，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死奸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麽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理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省，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是大國之罪，是“在世界能夠爭存的國家必定是大國家”一種謬論的罪。根本的說，是人民的罪。

現在我們知道，世界的大國多半瓦解了。俄國的旗子變成紅了色，完全是世界主義的平民天下。德國也染成了半紅〔５〕。波蘭獨立〔６〕，截克獨立〔７〕，匈牙利獨立〔８〕，尤太、阿剌伯、亞美尼亞，都重新建國。愛爾蘭狂欲脫離英吉利，朝鮮狂欲脫離日本。在我們東北的西伯利亞遠東片土，亦建了三個政府〔９〕。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話。摧〈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全世界蓋有好些人民業己〈已〉醒覺了。

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湖南呢？至於我們湖南，尤其三千萬人個個應該醒覺了！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談湖南建設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一】我頗有〔一〕點意思要發表出來，乞吾三千萬同胞的聰聽，希望共起討論這一個頂有意思的大問題。今天是個發端，餘俟明日以後繼續討論。

根據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刊印。署名毛澤東。

注釋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報》在第二版開辟“湖南建設問題”專欄。毛澤東的這篇文章是這個專欄發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為湖南《大公報》創刊五周年紀念日，是日該報封麵（即頭版）用紅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報》，參見本書第５７頁注〔３７〕。

〔３〕三個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護國軍在廣東肇慶成立的軍務院、１９１７年孫中山等在廣州建立的護法軍政府。

〔４〕三個國會，指黎元洪於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開的國會，孫中山於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廣州主持召開的非常國會，段祺瑞於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開的新國會（即安福國會）。

〔５〕德國受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於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爆發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並成立了共和製度和工兵代表蘇維埃。

〔６〕波蘭獨立，指１９１８年波蘭第二共和國成立。

〔７〕截克，今譯捷克。此處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

〔８〕匈牙利獨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國成立。

〔９〕三個政府，指當時在海參崴、黑河和上烏丁斯克分別建立的海參崴和黑河兩臨時政府及遠東共和國政府。

〔１０〕當時的行政區劃。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直隸、黑龍江、甘肅和新疆等省。三特區即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兩藩地是指蒙古、西藏兩地方。

百多年前《台灣》正處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之下，有一大批台灣人從事《台灣獨立運動》。早在1895年《台灣民主國》運動中，台灣人就說過，“台灣獨立（出日本）之後，仍屬中國。”

後來的《台灣共產黨》，也是力主《台灣獨立》，但其目標並不是與大陸為敵，而是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繼而尋求與大陸重新統一之可能。

當年《台灣共產黨》人中就有許多人同時參與了中國共產黨，比如：謝雪紅等人，甚至《台灣共產黨》人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比如：蔣孝幹等人。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共產黨》的鎮壓剿殺是萬分慘烈的，日本帝國主義所用的剿殺手法是極為殘暴的，最終將台灣島內的《台灣共產黨》人幾乎全部扼殺。

昔日《台灣共產黨》的之《台灣獨立運動》，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共產黨》是親中國大陸共產覺的，是絕對沒有仇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的。

而今日之《台灣獨立》，簡稱《台獨》或《台毒》，不管是公開宣言要搞《台獨》的台灣的民進黨，又或是暗中要搞《台獨》的台灣國民黨和台灣民眾黨都是有親美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都有獻媚日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不但如此，還都反共產黨反中國反中華民族反毛澤東的，也都絕對沒有親中國的。

而毛澤東當時講的《台灣獨立運動》，根本就不是今日之《台獨》。

早年有一次西方記者對周總理提問：請問，中國目前倒底有沒有妓女？周總理答道：有！下麵記者群“四座鎮驚“。總理不慌不忙地繼續說道：在中國台灣省。

1949年後，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時刻不忘收複台灣。中美建交談判時，雙方爭議最大的焦點，還是台灣問題。周恩來與毛澤東在事關台灣主權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與寸步不讓，令基辛格有點驚訝。
毛澤東晚年時，還派92歲高齡的章士釗經香港與台灣聯係。周恩來臨終前，在病榻上還最後召見了主管台灣事務的官員羅青長，“但悲不見九州同。”

美國記者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記載：1936年7月16日斯諾到延安訪問時曾向毛澤東詢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手中收複所有失地？”毛澤東當時回答：“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複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複。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又見1947年3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在延安的廣播講話：“我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完全支援台灣人民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鬥爭。我們讚成台灣獨立，我們讚成台灣自己成立一個自己所要求的國家。”毛澤東依然還是主張台灣從日本占領下的獨立和建國，不是讓台灣從中國獨立。

新中國成立後，在台灣海峽發生過三次危機。在這三次台海危機中，大家都責罵蔣介石，唯獨毛澤東看出，蔣介石不想分裂中國。

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0年。當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蔣介石：“台灣屬於中國領土一部分。”“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毛澤東看到後表示，蔣介石還有一點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國，不想成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5年。美國人則打算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搞了一個把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陰謀。美國總統把台灣問題從中國一國之內的問題，變為必須經過聯合國的國際問題。蔣介石卻不接受美國總統的這個“好意”，不同意把台灣問題納入聯合國管轄。蔣介石說：“在4000餘年的中國曆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漢賊不兩立”，這也是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還說：“決不放棄收複大陸的神聖責任。”他強調，大陸和台灣皆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澤東看到蔣介石這個談話材料後表示：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蔣介石和美國人考慮的不一樣。

第三次台海危機發生在1958年。這一年6月至8月間，蔣介石頻繁派特務、海軍騷擾大陸，蔣介石還向美國人求援。美國總統從地中海、美國西海岸、菲律賓調來第六艦隊的大量兵力，幫助蔣介石守衛金門。

毛澤東於8月17日做出了炮擊金門的決策。從8月23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一連三天對金門實施了連續大火力炮擊，給予國民黨守島部隊以沉重打擊。接著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轟擊金門。突然而猛烈的炮擊，使蔣介石和美國人都十分驚慌。

美國人以為他們幫助蔣介石守金門有功，加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造成的聲勢使蔣介石害怕，覺得這是壓迫蔣介石搞“台灣獨立”、分裂中國的一個好時機，就由杜勒斯出麵拋出了一個“劃峽而治”方案。美國人的這一打算被蔣介石看穿了，他對美國人表示，決不從金門、馬祖撤軍。蔣介石專門接見美聯社的記者說“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說了那句話”，那也“隻是片麵的聲明”，我“沒有任何義務來遵守它”。

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的這個談話，表明他還是要維護中國統一的。後來毛澤東在《告台灣同胞書》中特意向蔣介石說了這樣的話：美國人是靠不住的。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維護中國統一問題上見解一致，在挫敗美國人搞“兩個中國”陰謀問題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澤東在國際上公開了他關於支持蔣介石當“總統”的意見，因此，蔣介石有了與毛澤東建立特殊聯係的打算。毛澤東也正想爭取蔣介石，以便實現台灣和平解放，因此，也願意與蔣介石溝通。周恩來於1956年5月5日在接見外賓時，請他們給蔣介石傳話說：“蔣介石如果願意將台灣歸還祖國，就是一大功勞，中國人民會寬恕他的。”

毛澤東曾對傳話的說：我知道蔣介石很惦記他的家鄉和他在大陸的一些房產，你可以到處走一走，順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這樣，曹聚仁就在當年10月先上了廬山。他在廬山住了一個星期，還專門拍攝了“美廬”的照片。之後，曹聚仁又去了蔣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蔣家祖墳保護得也很好。

傳話者在致蔣介石的信中詳細介紹了“美廬”受到保護的情況，說：那裏麵的珍貴物品一樣都沒有少，都放在原來位置，連宋美齡用過的鋼琴也放在原來的位置，餐廳裏的銀製餐具也一樣沒有少，蔣介石用過的轎子還擺在原來的房子裏。

於右任1964年在重病之中寫下了一首《望故鄉》，很能夠代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人的心情：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隻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

山之上，有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