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高校畢業生要到工廠農村部隊去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有中國共產黨政府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是為《工農教育》的。不是為少數有錢人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立即開辦學校到文革也隻有十幾年，那些工農子女從掃盲到小學中學上課學習，教的老師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老的教育方法。又有誰能做到讓這些學生都能懂得“微積分“？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不懂“微積分“能怪誰？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保持高等教育的連續性，新中國共產黨政府提出“維持現狀，立即開學”的方針，全國高校基本單獨招生。
1952年，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開始，招的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初高中生，有的還是私人教的，也是參差不齊的大學生。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一律實行的是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同時也有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招生工作的原則是階級路線與政治和學業兼顧，生源主要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8年，中國政府作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量已經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1964年春節，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座談會上，毛主席批評了當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試製度。他認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此時，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已經很明確，抵製“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辦法”：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通知》指出，從1966年起招收的新生將來畢業後，可以分配當技術員、幹部、教員，也可以分配當工人農民。
從此，“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方針就成了中國大學錄取方法。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全國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上海機床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床廠舉辦了一次培訓。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主席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1970年—1976年，“工農兵”和“大學生”，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聯係的詞匯一經結合產生了驚人的“化學反應”，一場前所未見的高等教育模式成為事實。
高考考場年年有人《作弊》《替考》，隻要有錢。高考考場有人作弊！替考！竟然瞞天過海，躲過層層檢查，把手機帶到高考考場裏，而且手機還能有信號，還能上網，真是奇事一樁。
號稱最公平最嚴格的高考，到這些考生這裏，怎麽就成了兒戲？
是他們太猖狂，還是他們所在的高考考場，形同虛設？
據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新聞直播間》欄目報道，河南高考有人組織替考。組織替考者自稱，他們花錢可監考各個環節獲得通融，打點一個考場起步7萬元。一名組織替考者還自稱是華中科技大學教師...
江西婺源縣公安局成功破獲一起出售高科技儀器用於高考作弊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7名。令人吃驚的是，這犯罪嫌疑人中竟然有三名是在校大學生...
高考作弊很難防？
有考生疑似將全國乙卷數學卷拍照上傳至QQ群內求解。據聊天記錄截圖，名為“pure-張瑞瑞”的網民在15時48分提問稱：“誰會做高三題數學，姐妹們幫個忙，誰會我可以出錢”，並附上四張疑似高考試卷的截圖。後來有網民核實，照片上“就是全國乙卷理科數學”。
高考作弊屢禁不止: 再明確的提醒，再嚴重的後果，都阻擋不了個別考生鋌而走險，作弊也是每年高考輿論關注的常規話題。
去年高考期間，也發生過考生帶手機進考場拍題的事件。
2021年，湖北武漢高考生吳伊卓帶手機進考場，拍攝並上傳一道數學考題至“小猿搜題”手機APP求解。由於高考都是原創題目，APP上沒有相關內容，審查員發現端倪後舉報。
與今年的作弊事件一樣，考生如何在嚴格的安檢下將手機帶入考場，在監考官眼皮底下拍照，在沒有正常信號的情況下將照片發上網，均是個謎。
高考作弊何止一招。事實上，帶手機進考場拍照應該算是比較“初級”的作弊方法。很多作弊行為是在考場外發生的，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就曾說：“人們過去認為高考作弊就是在考場裏作弊，但其實考場上的作弊很困難，利用各種方法在錄取裏做手腳是很多見的。”
這些作弊方法包括，找《搶手》冒名頂替上考場、買通監考老師等。2003年沙斯（中國稱“非典”）時期的高考，發生震驚全中國的作弊案。四川省南充市考生楊博，在教育局門口“蹲點”，看到運送高考試卷的押運車後，晚上潛入保密室偷出了一份數學試卷，並回家做了一遍。
不過，高考試卷都是有數量備案。試卷失竊後第二天，巡考人員迅速發現數學試卷被盜。當局決定用“數學帝”葛軍出的備用卷替換。據當年不少四川考生回憶，備用卷奇難無比，不少學生淚灑考場、甚至還有考生因徹底考砸而輕生。
一考定終身：
高考作弊頻頻發生，防不勝防，被媒體曝出的案例已不少，沒被曝光的可能更多。一方麵，這確實暴露了高考安檢、監督還沒達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另一方麵，多年來不斷有考生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作弊，也凸顯高考的重要性以及對個人發展的影響重大，促使作弊者鋌而走險，僥幸一搏。
2013年中國電影《青春派》中，一段台詞道出了很多人對高考的理解。影片中的高三老師訓斥模擬考試成績落後的學生：“你說你拚爹拚不過，你還不拚一拚自己？你一個三無人員，無錢、無權、無勢，上個像樣的大學，將來找個好工作，不然你怎麽辦呀？”
據官方數據，高考考生人數逐年增加，今年高考人數達1193萬，比去年增加115萬人。雖然中國的高校錄取率也逐年上升，2020年為79.92％，但985、211院校的名額仍然有限，競爭極為殘酷。考生與家長都知道，隻有上了重點高校，畢業後找工作才有更好的選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就業市場低迷，有名校畢業的光環加持，顯得更重要。
多年來，圍繞高考的必要性、公平性的討論從未停止。
總有在高考作弊的學生，花樣百出，屢禁不止，說到底仍是一種走捷徑的思維。
毛澤東: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毛澤東: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毛澤東: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要自學，靠自己學。肖楚女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改造學校教育讓學生接觸社會實際〔１〕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 這是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部分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有些學生二十道題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隻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
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
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
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
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
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
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
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要自學，靠自己學。
肖楚女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
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
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
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
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毛澤東: 學製可以縮短。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毛澤東: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毛澤東: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要自學，靠自己學。肖楚女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中國經濟GDP說明不了什麽》
1949-1978與1978-2007年中國經濟成長指數之比較
在目前媒體上為了宣傳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經常引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以與改革開放以來相比較。如：一種說法是前三十年GDP年均成長率為7.2%；另一種說法是1953—1978年GDP年平均成長率為6.1% 。而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GDP年平均成長率為9.8% 。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速度大大高於改革之前；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長期緩慢」等。
更有什者，竟還有人稱改革開放前中國的GDP世界排位是不斷下降的。例如近期《學習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說：「1952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例為5.2%，1978年下降為5.0%。人均GDP水準以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隻有224.9美元。三十年前我們為什麽要選擇改革開放》）依照該文的說法，改革開放前中國的GDP竟然比世界各國的平均成長率都低。似乎是隻有把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貶得越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才越巨大！然而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從建國以來到1978年各種物質產品的生產能力和產量都是以數倍、數十倍以上的速度增長，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列世界前幾位，有的是一、二位，在國防工業、核武、航太工業上躍居世界第三，而與此相反GDP卻越來越倒退，甚至低於建國前的位次。這是可能的嗎？這種GDP是怎樣計算的？究竟依據的什麽？該不是作者編造的吧！
每看到此類報道，本人莫不表示懷疑，感到可笑。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就是產品經濟，即實物經濟。那時安排生產指標、衡量經濟發展都是以產品生產的產量，例如生產鋼鐵多少，糧食產量多少等等，根本就沒有GDP這種概念。而如今從哪一點出來的所謂當時GDP是多少的說法？
人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的經濟方針就是“發展經濟,保證供應”，多生產產品，滿足國家和人民的實際需要，而從沒有在乎過產值多少。那時期的物質產品和資源絕大部分並不進入市場交換，隻是服從國家調撥和按排，價格也是國家規定的價格，根本不反映交換價值。因此對當時的經濟成長狀況最準確、真實、直接的體現隻能是物質、產品的數量，而不是產值。產值概念隻是在個別情況下才被使用。即使當時的國際組織在說明各國經濟總量時都采取「市場國家」與「計畫經濟國家」兩種區別的統計方法。在中國，GDP的統計方法是在改革後的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使用的。既然計劃經濟時期原本就沒有GDP的概念，而在目前媒體上經常出現當時的GDP是多少的報道，這豈不是怪事！
其貓膩究竟出在哪一呢？經查找出處，本人發現，目前很多媒體都是把當時的產值當成GDP使用，來說明改革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並拿來與目前的GDP成長進行對比。這實在是極大的謬誤！
無論從理論上或統計方法上，規劃經濟時期的產值與市場經濟下的GDP，都是根本不同的。這裏簡單說明以下幾點：
1.價格體係不同。如前所述，改革前29年大多時間是計畫價格體係，當時的價格主要是用於核算，而不是體現商品的交換價值。如國家收購、配置的小麥原糧每斤隻有八分至一角錢，與目前市場經濟下每斤一元多的價格相比差別實在太大。居民憑票購買的消費品主要是一種實物分配的性質，價格定得很低。農村分配給本隊社員的產品有些甚至根本不計價。當時勞動力的報酬更是低微。三十多年來各種物價指數都發生了十幾倍、數十倍的變化。價格體係不統一，那麽用GDP表示改革前的經濟水準必然造成對事實的歪曲！
2、產值統計的構成不同。在目前GDP統計中，商業、金融、各種服務業等行業的價值占有很大比重；而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產值隻包括工、農業生產，而不包括上述這些方麵。更不包括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娛樂、安全等這些本屬於社會投入的公益事業而現在卻被「產業化」了的「產值」；也不存在變賣土地、礦產、水源、出租文物遺產等過程中形成的「產值」。改革前的土地、礦產、水源等都是存量，不計入產值；而現在都是流量，隻需要一流轉，GDP就大量成長。
3.改革開放前的大量「有產無值」現象。即本應計入產值但卻均未計入的產值。例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沒、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建造的遍布全國的水庫和排灌渠等。這些都稱得上是天字號第一大工程，也是合理的固定資產投入，但其中農民的勞動卻隻是「記工分」。生產隊的工分是多了，但工分並不擴大產值，因為農業產值統計的是糧食產量和其它農業收益，而水利、農田基本建設的經濟效益是長久體現的，要用百年甚至千年來度量。工分記多了就造成當時勞動日值貶值，有的生產隊勞動日值才0.2元，這就是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卻沒有即時的經濟收入為工分「充值」的結果；但他們為後人留下了龐大的固定資產---旱澇保收的優質農田、農業的穩產高產。還有在國家工礦建設中廣大農民所進行的大量協作勞動等，也是靠生產隊「記工分」。這就是當時的「有產無值」現象。如果要說明那時的真實的產值是多少，首先就必須把其中的勞動價值完全補上。
4.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量虛假 GDP 。現在每年的GDP數字龐大，但其中屬於國外資本（獨資、合資、股份）的卻占有很大份額，這從確切意義上說並不完全是「中國的」。洋人拿印刷品花花紙鈔，在中國的土地上消耗中國的資源、能源，盤剝中國勞工血汗，汙染中國的環境，在中國進行生產和出口統計。最後把產品利潤拿走，把垃圾丟在中國，買辦們為之樂不可吱，但中國卻隻頂著GDP增大的虛名！另外，改革開放以來建造了大量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發生許多新建的樓房、橋梁垮塌及其他災難事故，還有大量的投資失誤工程、重複建設、產品積壓、損壞、銷售不出以及假劣商品等，這也是GDP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些在改革開放以前卻是沒有的！
正是由於上述各種區別，因此用GDP說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水準必然是徒勞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當時的GDP。然而那是一個十分複雜、困難的事。
改革開放前的GDP究意是多少？近期從網上看到蘇拉密網友提出了一種「實物貨幣」的計算方法，即不同時期的工程量相當，投資也應相當的比較方法，很值得借鑒。如，三峽工程總投資為2000億，工程總量為3億立方米土石方，那麽，改革開放前如果是3億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也應計算為2000億投資。這樣可大體推算出改革開放前的GDP。以下轉引蘇拉密網友的研究意見：
截止「五五計畫」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麵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麵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麵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準。將灌溉密度（灌溉麵積占實際耕作麵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目前灌溉密度僅為13%[01]）。同時也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堿地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數百萬座被民間稱作「水庫」的塘壩（10萬m3以下）不在統計之列。總庫容4千億多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裏，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厘。 （《四十年水利建設成就 —水利統計資料》水利部計畫司 1990年）
根據《水利部：建國40年水利建設經濟效益》提供的數據：1949-1987全國水利工程總投入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2164.11億元；勞動力投入折合1137.03億元。
八十年代是中國水利建設的「黑暗時代」。水利建設投入占基本建設投入份額由1958-1979的7.08%降低為2.7%；這麽低的投入恐怕連工程維護都完不成，就別提新建項目了。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949-1987的2164.11億元投入中，有1800億左右、甚至更多為1949-1979的投入。特別是1137.03億元的勞動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產隊「記工分」完成的。
依照當年「國家搭骨頭，群眾填肉」的建設模式，國家與各級政府的1800億大致是用來完成占工程體積30%左右的核心、樞紐、骨幹、框架、鋼筋混凝土等項目施工，和規劃、設計、組織、配套、後期維護等支出的；群眾的1137.03億勞動力投入大致是用來完成其餘70%土石方體積的。根據史料，當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為0.45元/立方公尺[04]。也就是說，靠群眾「記工分」完成的工程體積為2527億立方米，靠國家和各級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體積為1083億立方米，總計為3610億立方米。
3610億立方米這個天文數字是個什麽概念呢？萬裏長城的工程量為2億立方公尺；傾舉國之力、曆經15年建設還沒有完工的三峽工程，到最後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為不超過3億立方米。
也就是說，在1949-1979的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工程總量為1,200座三峽工程，平均每年40座。
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為2000億元。也就是說,1949-1979年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總投入相當於目前的240萬億元,平均每年8萬億元。
我們也知道1949-1979年30年間水利投入占全國基本建設中投入的比例為6.6% 。以此我們推算出中國在1949-1979年30年間的基本建設總投入為3636萬億元，平均每年為121萬億元。 3636萬億元基本建設投入，可作為固定資產投入。
2007年中國GDP為24.6619萬億元，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萬億元，固定資產投入對GDP的拉動率為180%,就是說固定資產每投入1元,可產生1.8元的GDP。
當然，目前的拉動率是比較高的，工程項目附近什麽飯店按摩洗腳都被拉動了起來。而1949-1979年的拉動率沒這麽高，最多就是拉動一下熗鍋麵、小平頭；就把拉動率按最保守的態度定在110%吧。那麽30年3636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入可拉動GDP為4000萬億元，平均每年為133萬億元。
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成長速度，依主流的說法是7.2%；我們就按這種說法進行分布：五十年代（1950-1959）平均每年的GDP為57.14萬億元；六十年代（1960 -1969）平均每年的GDP為114.24兆元；七十年代平均每年的GDP為228.48億元。
人們知道，2007年中國GDP為24.6619萬億元；這就是說七十年代的平均每年的GDP是2007年的9.26倍！ （選編自蘇拉密《毛澤東時代GDP估算》人民網，強國論壇2008年9月9日）
這個推算結果，雖然算不上精確，但我們看到，它大體上與建國以來的社會產品產量增長的統計結果相一致。請有興趣的網友比較一下1949—1978年與1978—2007年，（前後都是29年）中國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成長幅度，會清楚看出：改革前29年中國經濟成長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29年快得多，更根本不存在比後者慢的問題！
來自網上。
揭妖魔化謊言還原文革教育改革，揭開妖魔化謊言，還原文革中的教育改革，還原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的真實曆史。文革《工農教育》不為改變命運。
在聽到的曆史裏，所謂的文革十年，就是中國教育癱瘓、人才荒蕪的十年，並且直到今天，仍有人在諄諄告誡著那些未曾經曆過那一時代的人們——那個年代就是混亂、無知與瘋狂的年代。然而，在大部分人喋喋不休於現行高考製度弊端的時候，極有必要把那段毛澤東主席對於中國高考製度嚐試性改革的曆史重新還原，給當時的教育改革以及工農兵大學生一個公平的交代。
讓我們從頭說起。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保持高等教育的連續性，新中國共產黨政府提出“維持現狀，立即開學”的方針，全國高校基本單獨招生。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率高達80%以上。1950年9月，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在北京召開後，一場大規模的識字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展開，其中，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在全國範圍廣泛推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先後四次開展掃盲運動，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把《工農教育》有中國共產黨政府提到國家議事日程上來……，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設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學和識字組，孩子教媽媽識字、夫妻互教互學的動人場麵隨處可見。這首《夫妻識字》就來源於著名作曲家馬可在延安時期創作的秧歌劇。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是為《工農教育》的。不是為少數有錢人的教育。新中國成立後立即開辦學校到文革也隻有十幾年，那些工農子女從掃盲到小學中學上課學習，教的老師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老的教育方法。又有誰能做到讓這些學生都能懂得“微積分“？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不懂“微積分“能怪誰？
1952年，全國高校統一招生考試開始，招的都是舊中國留下來的初高中生，有的還是私人教的，也是參差不齊的大學生。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一律實行的是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同時也有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招生工作的原則是階級路線與政治和學業兼顧，生源主要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主席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8年，中國政府作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量已經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1964年春節，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座談會上，毛主席批評了當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試製度。他認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此時，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已經很明確，抵製“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辦法”：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通知》指出，從1966年起招收的新生將來畢業後，可以分配當技術員、幹部、教員，也可以分配當工人農民。
從此，“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十六字方針就成了中國大學錄取方法。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全國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這時，上海機床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床廠舉辦了一次培訓。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製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主席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1970年—1976年，“工農兵”和“大學生”，這兩個本來沒有必然聯係的詞匯一經結合產生了驚人的“化學反應”，一場前所未見的高等教育模式成為事實。
1970年，關於恢複大學招生的議論，成為當時社會關注的焦點。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形成了恢複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複開辦的大專院校，學製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決定先在以上兩校進行試點。
1972年春，北大、清華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大麵積推廣。
這種推薦製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嚐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北京大學為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典禮由8341部隊的政委、兼北大黨委書記的楊德中主持。會議特意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精神，要求大家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爭光、爭氣”，並重點指出：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當天江青、姚文元等人也出席了這次活動。由於毛主席對工農兵大學生入學的事情特別重視，江青等人都是在中央開會的途中請假出來的，而且一直到中午12點開學典禮結束，他們才匆匆忙忙地坐車離開。開學典禮結束後的第二天，工農兵大學生開始正式上課學習。
第一屆工農兵學員中，解放軍學員占有很大的比例。此前一年，中蘇兩國在黑龍江珍寶島爆發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毛澤東發出警告：“要準備打仗。”為了普及部隊的外語喊話，了解對方的動向。部隊開始著力培養這一方麵的人才。當時北大的東語係、西語係、俄語係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軍學員。
據統計，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學員在整個工農兵學員中不到20%，大部分學員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達到60%，另外還有不少人隻有小學文化水平。
為了彌補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北京大學決定安排中文係的老師給學員們進行語法輔導，讓大家從基礎開始學起。
為了解決教師問題，毛澤東主席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中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考試招生到1977年恢複傳統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製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工農兵大學生”（又稱“工農兵學員”），特指在文革期間進入高校學習的學生群體。
其實，文革前上大學也不單是高考這單一的形式， 還有調幹生這種形式。到了文革期間，實際是把這種高校招生擴大化了。所以文革期間的招生形式49年以來一直存在著 ，直到現在的優秀運動員上大學也是這種形式的變異.。
這些工農兵大學生和走資派鄧小平主政時期上大學的學生之間被人為地劃了一條分界線， 40多年來， 他們以及當年的高考製度改革一起一直被妖魔化、被社會邊緣化。文革期間實施教改不單是大學，小學、中學都不再考試， 但文革中的小學生、中學生，文革前的調幹生及64 、65年進校大學生就沒有象上文革中的大學生承受那樣大的壓力。顯而易見，是有人並沒有按照知識水平來劃分學生，而是出於一種另外的政治目的來評判社會。
中國現行的“一考定終身”的精英教育發展的方向必然是大眾教育，是讓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更完全沒有必要把有限的知識階層劃分為三六九等.。
如今，經曆了文革時期的大有人在. 我們應客觀地記錄下這段曆史，還原這段被歪曲曆史的本來麵目。
塵埃落定，時間終會還曆史一個公道，妖魔化文革教育、妖魔化工農兵大學生的謊言也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優秀的《工農兵學員》的共同特點很多，最主要的特點是：獨立思考、求真務實。《工農兵學員》，全國總數大概94萬人，是在文革時期，采用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鬥、批、改》中的社會主義教育製度，采用學理論和三大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方法下培養出來的一批人。他 們中很多人在恢複高等教育後，讀了研究生、博士，有的出國學習。
近十幾年來， 他們成為在行各業的中流砥柱， 各級領導幹部、當教授、院士、 校長，院長，科學家、研究員、工程師、主任醫師等等都有工農兵學員的身影。相對而言，工農兵學員中的優秀人才比例較高，很多人對此現象很不理解，也很不願意去關注和了解他們真實的成 長經曆，認為這代人是文革的產物。其實，這批人才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是符合人才成長和發展規律的，值得很好地去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