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
《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
《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
《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
《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子女。》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
《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轉發《文革期間的“走後門”問題》
來源: 博客
作者: 杜鈞福
現在一些人討論腐敗或者說特權是什麽時候開的頭。有人說文革前的情況還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風氣搞壞了。這話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也有人說，從延安時代就有了，當初丁玲蕭軍他們反對的就是這個。這話也對，腐敗之風源遠流長。根本原因就是這幫幹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沒很大差別，不能期望他們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們年青時讀到先烈方誌敏的文章，讀了《紅岩》這樣的書，全都感動得淚流滿麵。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如果方誌敏和《紅岩》那裏麵的犧牲者活到“解放”以後，他們的命運還很難說呢。
50年代風氣確實比較好。上層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層還是比較平等的。一般來說，極左越猖狂，社會風氣越壞。我的同學李吉士回憶1958年以後，領導機關下基層，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這個運動，確實把腐敗上了一個台階。
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腐敗從“紅一代”傳遞到“紅二代”。
就某種意義說，文革就是為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1964年，提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口號，而且，針對外部環境的惡化和對外戰爭的可能性，層層布置了確定各部門各單位“第二梯隊”的具體措施。權力中樞已執政十幾年，可他們的兒女輩年齡尚幼，絕大部分還是中學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兒子也是中學生）。如何實現這個政權的代際傳遞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種思慮反映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紅衛兵運動起源的思想基礎。
正如一些老紅衛兵所反思的，在當時的學校裏，“黑五類”子女已不構成威脅，他們根本上不了大學，有些連中學也上不了。他們無法在學業上競爭的是中間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類”子女剔出去的戰略不管用了，必須把“紅五類”擇出來。這就是紅衛兵的組織原則。“紅八月”的屠殺和驅逐也是針對城市中間階層的，因為經曆頻繁的政治運動後，北京城裏真正的“黑五類”人員已不多。
當然潘多拉盒子打開後，形勢就不是他們所完全掌控的。這場風暴，到了“九大”以後，特別是“九一三”以後，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實際上宣告了文革的失敗、舊製度的回歸。老幹部這才回過神來，開始對文革進行清算，也就是力圖恢複他們在文革前的位置並為他們的子女尋找出路。這時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顧忌，因為大風大雨他們已經經過了，況且他們憑借著“被林彪迫害”的道德優勢。
這種依靠權勢謀自家的利益的行為由來已久，但1971年以後大爆發。例如《鴻》的作者張戎自述1969年中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區插隊。但她在那隻待了26天。期間所幹過的較重農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覺背了63公斤，而現場稱量結果為2.25公斤。然後她以偽造證明的方式轉到成都郊區。在此期間她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城裏，在農村時也很少幹農活。1971年張戎母親通過後門將其調入成都國營工廠。1973年再經其母的關係進入四川大學外語係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由於其母的積極活動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幹預下獲得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
到了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已經讓國家領導人無法容忍了。在得知從山西選拔來送北大為科學院培養的學員都是幹部子弟時，周恩來怒不可遏，但是又無可奈何。因為他知道，不能得罪這幫地方幹部，穩定和維持九一三以後的局麵，還全靠這些幹部。毛和周的手裏已經沒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國務院召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披露：“中央機關，各省市領導機關的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於是，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請看當時空軍34師人員的回憶。為什麽是34師呢？
“34師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軍隊高級幹部子女，一是由於空軍是陸海空三軍中待遇最高的軍種；二是由於34師是運輸機師，事故率、死亡率相對較小；三是由於34師是中央專機師，可以有機會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長；四是由於34師的駐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會。”（浪花《三十四師的高幹子弟》，《紅袖添香》，2002）
誰來了？“僅僅在我的視野之內，34師就有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劉伯承元帥的孫子，彭紹輝大將的兒子，韓先楚上將的兒子，許世友上將的女兒。軍師長一級、中將、少將、大校級軍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師的第四期女飛行員二十多名，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女兒。”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前麵提到的葉劍英元帥的小兒子，就是因為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而惹惱了他所在的102團2大隊的行政副大隊長。他在全大隊的會上，將葉帥的兒子點了起來說：‘我不管你是誰的兒子，今後再這個樣子，該去那去那，不要回來了。’”
“飛行大隊的幹部戰士，當然支持這個副大隊長的正義行為，他們聯名給葉帥寫信，說他的兒子是‘一個隻拿錢，不幹活的飛行員’。”
“這件事，不知為何被江青獲悉。於是，引發了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向葉劍英發難。造成了全國‘批林、批孔、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的局勢。”
知道“批林批孔”運動中這件著名公案的來由了吧？
“不光葉帥的兒子如此，許世友將軍的女兒許華山同樣如此。1972年許華山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一天，許世友將軍的電話打到了部隊。問34師師長‘你們把我的丫頭派到那去了，怎麽幾個月沒有音訊？’。這一下可急壞了34師的大員們。他們原以為許華山在家裏，誰知，家裏反倒向部隊要人。於是，34師調動所有的關係，滿世界的找人。最後，還是從海軍司令部的一個高幹子弟那裏得知，許華山這幾個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團學習跳舞。把34師的領導們氣的臉一個個憋的活像豬肝……”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韓先楚上將的兒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隊想幹空勤。胡萍師長，親自下令改為空勤領航員。領航員幹了沒幾天，又要學飛行，於是又成了飛行員。這些普通人要經過幾年航校培訓的事，在他們身上，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換來換去。”
後來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後門，直到現在被認為是想搞亂軍隊。究竟誰在搞亂軍隊，是很清楚的，就是這幫不法的幹部子女。
當然，不是所有幹部子女都這樣。也有相當優秀的，堪稱表率。“34師的高幹子弟表現有好有壞，差異極大。其中，劉伯承元帥在修理廠的孫子，有極好的口碑；獨臂將軍彭紹輝大將的兒子，是102團一名看似極普通的機械師，十分和氣，沒有一點幹部子弟的架子。類似的高幹子弟很多，這些極清高的人物，給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師注入了一陣孤傲不群的清風……”
為所欲為的都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幹部的子女；表現好的都是那些不當權甚至邊緣化幹部的子女。我也接觸過一些幹部子女，也感到有這種規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將軍的女兒，著名曆史人物高崇民的孫女。她在哈軍工讀書期間就表現極為優秀，上過報紙，文革期間下放，後落實政策調到我單位，為人極為謙和。文革期間物資非常匱乏。我家偶然機會買到一輛小輪自行車，不想要，問誰要。幾個女同事議論，說高凡遇事向來謙讓，問她要不要吧。一問果然要，就讓給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沒任何特權，也不爭。可惜這樣的好人前幾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這樣的“紅二代”接班，就沒有什麽值得憂慮的了。
可惜，實際情況完全相反。怎樣造成這樣的結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變修”了，還是本來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時的部隊和社會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輩留給子女的‘遺產’，決定著他們人生的道路是順利還是坎坷。”
再回來說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給解放軍丟了臉。更值得憂慮的是，這樣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會把中國帶到什麽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這個問題，有什麽不對？“三箭齊發”，隻有這一箭發得對頭，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我想，也符合解放軍空34師官兵們的情緒和願望。除此其它兩箭，什麽“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這件事後來如何發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話“走後門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話，當然不錯，但是用在這裏，簡直是混賬邏輯。所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反走後門，以及毛對這個反走後門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澤東這樣的態度，是為幹部們進一步腐化，以至於文革後實行集體世襲製開辟了道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這也是廣大參加文革運動的群眾對毛的擁戴開始崩潰的起點。以前，他們將毛看作紅太陽，看作救世主。社會上的一切苦難、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們都認為是“走資派”幹的。“經是好經，就是給歪嘴和尚念歪了。”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這個偉大領袖不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和曆代的皇帝沒什麽區別。他們進而開始懷疑從少先隊時期所被灌輸的一切，理想主義完全破滅，隨即開始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曆程。
黑龍江造反派學生領袖範正美寫了一本《秋夢追思》，總結文革曆史。從書內容來看，屬於左派思想範疇，算個毛派。但是他對毛在反走後門問題上的立場表示強烈質疑。他說：“毛澤東在我思想上屹於泰山的地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他還說：“人們對於毛澤東的批示公開的如此強烈的非議在我知道的這還是第一次。”“我當時認定，走後門問題是幹部利用特權破壞正常紀律和合法程序，與黨的傳統格格不入。以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與後來不正之風的進一步惡性膨脹，不能說沒有關係。”他把這歸於毛老了，糊塗了。
毛當然不糊塗。毛和學生領袖一樣，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麵。但是毛知道，這個理想主義不能當飯吃。毛坐在這個位置上，就是眾多正在走後門的幹部們把他擁戴上的，特別是軍隊幹部是他最終的靠山。而葉劍英、許世友、韓先楚這些元帥將軍，你跟他們說理想主義的話他們是聽不懂的。他們之所以擁戴毛、跟隨毛，就是為了他們可以走後門。
扯遠點，秦國大將王翦率軍出征楚國。大軍出了國門二三十裏，不走了。王翦派一個參謀回去向秦王要求再賞賜給他一些田畝。大臣們憤怒了，說這人怎麽這樣貪婪。秦王卻不惱，如數賞賜給他，大軍隨即開拔了。王翦傻嗎，貪嗎？他知道，一國之君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將帶兵在外。所以他必須裝出貪圖小利，胸無大誌的樣子，叫秦王不起疑，不會在後方掣肘。
所以，你想，葉劍英、許世友的兒女成天玩鬧、跳舞，林彪的兒子成天和幾個謀士在小屋裏籌劃國家大事，還自稱什麽“聯合艦隊”，作為一國之君的毛，對哪種幹部放心呢？九一三以後，毛徹底走向現實。所以，江青反走後門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但是毛否定這個，也是必然的。
江青說，走後門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其實毛的治國之道和馬列主義沒多大關係，馬列主義隻是個招牌。但是在這件事上，江青惹了大麻煩。如果江青沒有反走後門這出戲，她的下場不會有那麽慘，因為幹部是得罪不起的。這就注定了江青及四人幫的滅亡。
《我為祖國獻石油》中的《我》是誰？是王進喜。是薛柱國。是石油工人。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的全體石油工人。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的這些石油工人不是以每小時拿多少工資來《我為祖國獻石油》的。
這些石油工人：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麵對戈壁大風沙，嘉陵江邊迎朝陽，昆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 地不怕，風雪雷電任隨它，我為祖國獻石油。哪裏有石油，哪裏就是我的家。紅旗飄飄映彩霞，英雄揚鞭催戰馬。
這些石油工人：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雲霧深處把井打，地下原油見青天，祖國盛開石油花。天不怕 地不怕，放眼世界雄心大，我為祖國獻石油，石油滾滾流，我的心裏樂開了花。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麵對戈壁大風沙，嘉陵江邊迎朝陽，昆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 地不怕，風雪雷電任隨它，我為祖國獻石油。哪裏有石油，哪裏就是我的家。紅旗飄飄映彩霞，英雄揚鞭催戰馬。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下：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雲霧深處把井打，地下原油見青天，祖國盛開石油花。天不怕 地不怕，放眼世界雄心大，我為祖國獻石油，石油滾滾流，我的心裏樂開了花。
《我為祖國獻石油》這首熱情豪邁的石油工人的英雄讚歌，不僅是激勵一代代石油工人投身祖國建設的號角，也是優秀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工人階級英雄群像的整體寫照。
1964年3月，中國音樂家協會組織作曲家到大慶油田體驗生活，創作一批反映石油工人的作品。
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他務必在3月20日到黑龍江省的薩爾圖報到。由於身體的原因，學院準備找一位年輕人陪同，經李劫夫院長提議，由秦詠誠陪他同去。19日晚的車上，秦詠誠詢問，薩爾圖是什麽地方。李劫夫告訴他：薩爾圖是個大油田，叫大慶油田，當時還保密著。輾轉到了大慶後，許多音樂家同住在大慶石油指揮部的招待所。
從第二天開始，油田為音樂家們安排了介紹有關石油方麵知識的課程，從勘探、鑽井到采油、煉油等一連十天，一天一個內容。十天後，油田又安排他們深入一線體驗生活。
秦詠誠和李劫夫、王莘被安排在“鐵人”王進喜擔任隊長的“1205英雄鑽井隊”，並在井隊裏和王進喜朝夕相處，一起生活了三天。
這期間，王進喜向秦詠誠講述了他1959年在北京開人民代表大會時，看到北京的公交車由於缺油背著煤氣包而心情沉重，還聽他講述了大慶石油大會戰的情景。
1960年春天，王進喜的鑽井隊正在玉門油田，聽說北方發現了大油田，全國要在那裏舉行大會戰，當即向上級請戰。
他們告別了親人，穿著單衣登上了北上的列車。麵對著惡劣的氣候、艱苦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簡陋的設備，石油工人為了讓國家早日甩掉“貧油”的帽子，打破西方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以戰天鬥地、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喊出了“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的響亮口號。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使秦詠誠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和巨大的衝擊。
特別是同王進喜和他的鑽井隊朝夕相處的幾天裏，秦詠誠對石油工人的認識得到了極大升華，情感上產生了強烈共鳴。
結束三天體驗生活，秦詠誠回到招待所，油田黨委宣傳部為他們準備了一批反映大慶油田和石油工人工作生活內容的歌詞，希望作曲家們譜曲。
在老作曲家們挑選完後，秦詠誠也挑了挑。這時，一首歌詞跳入眼簾，是石油工人薛柱國寫的《我為祖國獻石油》。
歌詞形象生動，人物鮮活，將石油工人豪邁、樂觀的情緒和戰天鬥地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描繪得入木三分。
秦詠誠越看越激動，在招待所食堂裏，僅用了20分鍾，就寫完了這部作品。
秦詠誠回到學校後，將作品唱給朋友和學生們聽，聽取並采納大家的建議，將原來最後一句比較簡潔的旋律改成了現一氣嗬成的拖腔。
同年，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青年教師的劉秉義在一份音樂刊物上看到了《我為祖國獻石油》的曲譜，隨口哼唱了幾遍，忽然發現它振奮人心，給自己的感覺就是節奏感非常強，演唱起來肯定非常鏗鏘有力，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演唱這首歌。
《我為祖國獻石油》歌詞：
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麵對戈壁大風沙，嘉陵江邊迎朝陽，昆侖山下送晚霞。天不怕 地不怕，風雪雷電任隨它，我為祖國獻石油。哪裏有石油，哪裏就是我的家。紅旗飄飄映彩霞，英雄揚鞭催戰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雲霧深處把井打，地下原油見青天，祖國盛開石油花。天不怕 地不怕，放眼世界雄心大，我為祖國獻石油，石油滾滾流，我的心裏樂開了花。
《我為祖國獻石油》這首熱情豪邁的石油工人的英雄讚歌，不僅是激勵一代代石油工人投身祖國建設的號角，也是優秀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工人階級英雄群像的整體寫照。
受到歌詞意境的啟發，歌曲的前奏采用了較快的速度，明快而富有彈性的節奏，跳動起伏的旋律線，好像滿載著石油工人的列車馳騁在祖國的錦繡河山，從祖國的大西北風馳電掣般地駛向千裏之外的大東北。
而後，引出了石油工人豪邁的歌聲：“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歌曲旋律寬廣，曲調清新流暢，生動地刻畫出了石油工人的豪放氣概，以及充滿自豪與自信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在“跨駿馬”的“跨”字上，旋律吸收了說唱音樂的因素，采用了下滑音，既符合漢語四聲的聲韻而“不倒字”，又鏗鏘有力，更能突出石油工人那豪放、爽朗的性格。
“頭頂天山鵝毛雪，腳踏戈壁大風沙，嘉陵江上迎朝陽，昆侖山下送晚霞”這四句則是抒情性的段落，形象地描繪出了石油工人轉戰南北、四海為家的豪情鬥誌和樂觀向上的精神。
文革中的1972年7月14日晚，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了任之恭等組成的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及“保釣”運動代表並發表了講話。
時值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以後，中美科學界開始學術交流，以美籍華人學者為先鋒。
周恩來主要介紹了中蘇關係的發展和演變，並向他們宣布了林彪事件。 當然他們實際上已經知道此事。
在接見這個代表團之前，周恩來還和一些參與接見的科學家及相關單位負責人員談了一些話，涉及高等學校招生事宜。
下麵是其中的一段，取自當時的傳達筆記：
周恩來（對周培源）：北大應招一些條件好的學員，給科學院培養。 （對物理所、數學所的人）你們是見證，今天說了。 （對楊德中）新學員水平問題怎樣？
周培源：新學員水平有困難。
秦力生：科學院從山西招了一百多學員，交各大學培養，都是縣委書記的子弟，水平不夠。
周恩來（很生氣）：都給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反正都是幹部子弟。
周恩來：我也知道不都是縣委書記子弟。 都退了，名單給我。
秦力生：我和嶽誌堅同誌商量過，覺得這事不好辦。
周恩來：你們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 隻在旁邊說，不敢負責，沒一點文化大革命後的樣子。 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 以後這樣就得搬開。
其中秦力生是中國科學院的一位負責人，嶽誌堅是國務院科教組一位負責人。 關於這一問題的談話就此結束，因為要接見的代表團就要進來了。
對於這一走後門事件，秦力生必須向周恩來匯報，他自己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權威，這件事也解決不了。
周恩來雖然講的話很憤激，但顯得底氣不足，批評了一頓，事情也沒堅持辦下去而推給了“以後”。
看到一國總理居然連這點小事都辦不了，他說的話跟老百姓發牢騷差不多，我們的心情極其失望，因為看樣子這批走後門的學員不可能退回。
我們的預料不錯。 1976年，這批工農兵學員經曆了四年“上大學管大學改大學”以後，畢業分配到我們所裏了。
也許是毛澤東說的對，走後門的也有好人，也許是秦力生說的太絕，這批人裏也有不走後門的，也許是其中有些不屬於這批人，我們無從查對，總之其中有個別學員 還是很努力的，經文革後進一步培養修成了正果，成了骨幹。
但大多數人基礎太差，不能勝任任何工作，在院裏專門給他們開設的補習班裏補習一些知識後，一些人員才在不同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數人最後離開我院，特別是在 後來的經濟大潮中下了海。
但是分配到我們研究室的兩位山西籍學員肯定屬於秦力生說的那批。 其中一位思想嚴重極左，來所後正逢反擊右傾翻案風。 他如魚得水，推波助瀾，進入了所裏的政工組，為大眾所側目，不得人心，文革後很快離所了。
另一位不很關心政治，隻顧經營自己的事情，但業務一竅不通，且品質極差，甚至小偷小摸，顯得很猥瑣，為人所不齒，後來調回家鄉，居然在一個市裏擔任了局長， 說明其確為地方幹部子女。
沒有什麽比我們眼前發生的事實更能說明周恩來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了。 特權在文革前也有，但是以一種曖昧、隱晦的形態出現，如今卻變得明目張膽、厚顏無恥、肆無忌憚，連總理都管不了。 文化大革命所宣揚的所謂防修反修目標不但沒有實現，反而越離越遠。
在當時，這件事對某院業務工作的實際損害遠不及對大家思想上的衝擊。 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光環已逐漸褪色，大家開始以“中南海二老”來稱呼他們，並在算計他們身後的日子。 報紙上那些仍然瘋狂的語句被看作陳詞濫調，不屑一顧。
仍然活躍在台上的一些積極分子被看做毫無原則的投機者，不代表任何群眾。 無論是前造反派、保守派，都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群眾之間的裂痕開始消彌，思想開始趨同。 這些思想變化為幾年後的四五事件準備了條件。
即使到現在，為什麽連周恩來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後門學生仍然模糊不清。 據我們了解，他們確實隻是縣委一級幹部子女，沒什麽特別顯赫的背景。 所以問題可能在於省委一級堅持不退。
周恩來在文革中權傾一時，特別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但有人說周恩來在文革中“身不由己”。 這是問題的一方麵。 我們看到另一種身不由己。 不但周恩來，而且毛澤東在走後門這個問題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主席講了，有些地方就是不辦”，估計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類。 這樣的事，不但要辦，而且雷厲風行，層層加碼。 不辦的事，隻能是精兵簡政、不許走後門之類。 “
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看是什麽話了。 和自己利益抵觸的話，說不辦就不辦。周恩來、毛澤東隻能聽之任之，特別到了文革後期更是如此。 有一股比“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威更厲害的無形的力量，即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左右著一切。 周恩來、毛澤東他們不得不顧及這個政權所依靠的基礎，即各級幹部階層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