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毛澤東詩詞欣賞
念奴嬌 昆侖(1935.10)
作者：毛澤東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
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
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也同此涼熱。
【原注】
前人（編按：指宋張元，見《詩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謂"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說的是飛雪。這裏借用一句，說的是雪山。夏日登?山遠望，群山飛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滅了火，所以變白了。
【注釋】
念奴嬌：詞牌名，念奴是唐朝天寶時歌女。
昆侖：是我國最大的山脈之一，西起帕米爾高原，沿著新疆西藏邊界向東延伸。東端分為北中南三支。南支可可西裏山，是長江上遊通天河的一些支流的源頭。南支東延為青海境內的巴顏喀拉山，是黃河的源頭。巴顏喀拉山東接四川的岷山和邛崍山處，是一片海拔六千米的雪原，毛澤東在岷山所看到的就是昆侖山的這片餘脈。
倚天抽寶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李白《大獵賦》，"於是擢倚天之劍"。
遺：贈送之意。
【作法】
連著三個"一截"，隻為立意新奇，平仄破了又何妨？
作者原注：
前人（編者按：指宋代張元，見《詩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謂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說的是飛雪。這裏借用一句，說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遠望，群山飛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滅了火，所以變白了。
【賞讀】
《念奴嬌·昆侖》是一首十分複雜的詞，其主題的豐富性可能會使細心的讀者應接不暇，而又撲朔迷離。毛澤東的胸懷在這首詞中不僅僅是容納了祖國河山，而且容納了整個人類世界，其氣魄之大堪稱窮盡八荒，涵蓋寰宇。那麽，它的主題到底是什麽？作者在1958年12月21日為這首詞的批注中曾向我們揭開了謎底：“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接著作者繼續批注道， “改一句， ‘一截留中國’，改為 ‘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民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
當讀者在讀到 “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時，也許一定會問，毛主席為什麽要把昆侖一分為三贈予英、美、日呢？根據作者的解釋是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循著這一思路向前，就會豁然開朗了。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從來都是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不屑於一寸一地之得失，他輸得起也贏得起。他胸懷世界的抱負，是從青年時代就開始的，且隨著歲月的流逝沒有絲毫減退，反而越來越高漲，一浪高過一浪。終於在1935年10月，借昆侖山為著眼點或壯誌之出發點，一舉表達了他對於全世界的義務、責任及抱負，這一切都是很具體的，說到底就是要把世界範圍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而且要鋪開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形成燎原之勢，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毛澤東對於世界革命的整套思想體係露出了最初的光芒，從這一天開始，直到後來他提出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學說，在最大範圍內團結了不同膚色、不同民族的革命同誌，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為此，“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即是把中國革命的經驗以及毛澤東思想傳送給他們，而不是真的把昆侖砍成三段送給他們———以上也可說是此詩的思想境界之美。
再談此詞的藝術之美。對於如此複雜的主題本身，要表達清楚已不容易，而且要同藝術相結合就更非易事了，但天公 （即昆侖）出來幫忙了，作者 “橫空出世”般的勝任了。
詞之上闋寫昆侖山之壯麗，從冬天一直寫到夏日，冬天的酷寒、夏天的水禍，功過是非，誰曾評說。作者在此以昆侖象征祖國，高屋建瓴地評說祖國幾千年曆史的功過是非。氣勢流暢，有一瀉千裏之感，從大象入手，又有細節描繪，“飛起玉龍三百萬”化用前人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兩句，正如作者所說借此一句來形容雪山。此句用得靈妙自然、恰切精當。再有 “人或為魚鱉”一句，意象突兀，如超現實主義詩歌中的奇異比喻，指夏日從此昆侖橫流下來的江河湖水已泛濫成災，加害於人，同時又暗指中國舊社會的黑暗之雲。
關於 “飛起玉龍三百萬”，作者有兩次自注。第一次在1957年年初，注中雲：“老百姓說，當年孫行者過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滅了火，所以變白了。”這則注特地點出孫行者征服火焰山的民間傳說，是有深意的。它表明作者非常敬佩孫行者，而且其與 《昆侖》詞所蘊含的要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作者寫昆侖山的 “過”時，則化用 “微禹，吾其魚乎”的典故，直接地道出昆侖山的積雪使 “江河橫溢”，為虐成災，殃及蒼生，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情感。昆侖山的形象，經過 “橫空”“出世”“莽” “閱盡” “飛起” “攪得” “橫溢”，層層鋪敘之後，使讀者的心靈為之震撼。至此，詩人奇拔的意象卻突然一頓，然後破空鬥膽一句提問：“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幾千年來，昆侖山作為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對於中華民族的生存與繁衍有功也有過。可是，有誰從國計民生的高度對昆侖山做過公正的評價呢？隻有放眼乾坤、縱觀古今的曆史巨人，才會發出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的慨歎。這樣，就把昆侖山的自然運動與人類的興盛衰敗聯係了起來。
下闋，作者挺身而出，直麵昆侖，用力於 “而今”，直抒己意。“而今我謂昆侖”，作者直接向昆侖山發難了。“我”是指包括作者在內的革命力量。上闋寫昆侖，它的形象夠高大了，它的力量夠雄偉了；而在下闋中， “我”卻要抽出耿介的倚天之劍，把這麽 “高”、這麽“多雪”的宇宙奇觀裁為三截，分贈三家！經過如此奇特的暢想，經過高大雄偉的昆侖山的反襯，使讀者不由得不深信， “我”實是古今無雙、寰宇無匹的偉人！李白 “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是抒發自己的抱負，與作者引用倚天劍典以抒發裁昆侖山為三截的抱負無法相比，此詞中“我”之所以偉大，根本原因在於“我”胸懷改造全世界、造福全人類的偉大理想：“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這樣，就把昆侖山這個客體與 “我”這個主體連接起來。
1935年夏，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 “華北事變”，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 《何梅協定》，此協定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共中央醞釀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毛澤東於當年10月填這首詞，也許是受時局的激發。作者認為，隻有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 “太平世界”，昆侖山之類 “有罪”的大山也就可以化虐為利了，環球就可以 “同此涼熱”了。作者的這種共產主義理想和國際主義精神，全寄寓於對昆侖山的新穎立意和瑰麗設想之中。
最後兩句帶有預言性質，在未來的和平世界裏，全人類將共享一個冷暖適宜的氣候，這是字麵之意。但它的潛在之意是，作者堅信他所捍衛及奉行的理想屬大道中正，必將普行於全人類。這理想是世界革命進行到最後勝利，徹底埋葬帝國主義。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為什麽不合情況？劃分了，使群眾有一個觀察人們的方向，便於爭取中間，孤立右派。》
首先要強調一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凡是批判“左”傾路線錯誤的，或者“左”傾思想錯誤的，這種“左”字都是帶引號的。中國共產黨在近代社會思想譜係中，本就是以《左派政黨》的存在。在人類社會哲學譜係中，就是以《左派思想》作為根本性指導思想的人團結起來而成立的共產黨派組織。
所以，如果在共產黨內的黨員思想中對於《左》持有一種反對思維，那麽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背叛。
那麽《左》具體是指什麽呢?
《左》《右》劃分的來源，一般都認為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支持革命的一方坐在左邊，而那些對於革命采取保守態度，對於鬥爭采取妥協態度坐在右邊，這就是《左》與《右》劃分的曆史由來。
關於《左》與《右》在中國近代政治中的走向與目標很鮮明，一般早期說來，《左派》的社會理想就是追求社會公平，同情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認為勞動者應該成為社會的政治主體，對於社會中一切不公平或者是影響公平的製度都采取一種積極變革的態度。
而《右派》，則與《左派》相反，他們對於社會變革采取敵視態度，以各種手段阻止發動變革。
從這裏，大家就很容易推導出，《右派》在社會經濟地位層麵，絕大多數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害怕社會變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擔心自己在社會變革中利益受損，所以才會阻止變革。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左》從來就是代表著社會的進步思想的。《左派》，是社會中推動社會前進的人群。《左派》的著眼點在推動社會公正，在致力推動反抗社會的剝削和壓迫，在維護勞動者的地位公平權益， 對於社會中出現人上人群體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左派》呼喚社會道德，同時要求真正做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左派》讚頌社會上人與人之間是平等互愛的，而對於社會中出現的腐敗行為大加鞭撻，對於社會中出現的以金錢的多寡轉換為社會政治權利的大小必欲消除而後快。總之，隻要是一個真正的《左派》。而不是那些賭徒和投機者利己主義者機會主義自私自利的人，因為個人的利益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讓少數人自家人親朋好友先富的人，總是會以社會中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福祉為自己的畢生追求先富為目標的。
從上麵對於《左派》的定義來說，是人類近代社會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共識。當然，在今天西方資本主義思維下的所謂“白左”與社會主義思維下的《左派》，是政治追求截然不同的群體，萬萬不可同日而語。
一般來說，如果以上對於《左派》的簡單定義，也符合如內心對於一個社會主義製度應有之模樣的追求的話，那就是一個《左派》。《左派》意識的養成，根植於內心的道德觀，對於大多數低層勞動者具有無限的同情，當然大多數本身就是社會基層的勞動者，要不是有一句話說“一切有著革命和進步追求的群眾都是天然的左派“呢。
懂得了以上《左派》的政治追求和社會理想，那麽再來看看那些動不動罵別人“極左”“左棍”的都是些什麽東西呢?
首先可以明確一點的是，對於《左派》反感的人，絕不會和底層勞動者共情的。在這些罵人的眼裏，從來把自己自視為高人一等。這裏必須要強調，這種自視為高人一等，或者本身活著就是把當人上人作為目標的人，即便有些在客觀現實中的地位本身也是一個最最基層勞動者，但思想中卻從來沒有與勞動者或者說無產階級共情過，這是先天道德感缺失，也是被西方資本主義叢林社會法則洗腦的典型。
因為隻有與勞動者共情的人，才會致力於追求社會公平，致力於把創造了社會全部財富的勞動者提升到國家主人的地位，這是人類社會最科學的形態，而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個為了勞動者當家作主奉獻了一生的人。是有人類曆史以來最偉大最純粹的革命者。
那些仇視《左派》的人，汙蔑《左派》的人。他們要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對於《左派》追求的社會公平和正當權利報以敵視態度。因為這意味著他們那些依靠剝削和欺壓得來的利益會受損，要麽就是既得利益集團豢養的文人以及被那些文人徹底洗腦的人。那些被既得利益集團豢養的文人，還能從既得利益集團那裏得到幾塊骨頭。而那些被洗腦的人本身身為普通勞動者，卻總是在維護既得利益集團，這不能不說是生而為人最可悲的一件事。
有的人因為文人和媒體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抹黑和汙蔑，對於近代中國革命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後，一些“左”的政策和製度報以批判態度，這裏必須提醒這些人，在革命過程中，要對社會進行徹底的革命，必然會對於既得利益集團重新格式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過程。
而作為一些具體政策有錯誤的現象，甚至造成了對於革命過程極大的破壞，大家記住，這不是《左派》的革命方向的錯誤，或者說不是左派政治理想和追求的錯誤，而是具體的執行人或者是急於求成。沒有真正研究客觀實際，強行執行造成了錯誤。或者就是具體的執行者本身就是混進左派隊伍中的投機者。這些混進共產黨內或是同路的人們采用了一種過猶不及的手段去推行政策，其本身的目的就是在故意製造對革命進程的損害。
如果把執行層麵的各種錯誤算到左派政治理想和追求的錯誤上，這種思維就是徹底的機械僵化的思維。打一個最簡單的比方，你的理想是要登頂泰山，在這過程中，因為走錯路導致你疲憊不堪，甚至因為在前往泰山的過程中發生了與路人剮蹭事件，哪一個正常人會認為自己的理想是錯誤的呢? 正確的做法都是會更加仔細地規劃道路，爭取下次順利登頂。
從這裏得知，那些因為在《左派》在實現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理想中走了彎路，而質疑《左派》政治理想的進步性的人，是多麽的膚淺。
而更有一些誹謗《左派》的人，不僅僅是膚淺可以開脫，就是一種惡，是想奴役欺壓剝削他人的惡人，是這個社會最應該提升人格高度和社會認知的人!
因為《左派》的基本政治追求前麵已經講過，隻要是一個具有同情勞動者思維，追求社會公平的人，都會支持的!
在社交平台中，有太多的人對於《左派》的政治追求不知其所以然，簡單的人雲亦雲。
毛主席說過：“你們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況吧？”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為什麽不合情況？劃分了，使群眾有一個觀察人們的方向，便於爭取中間，孤立右派。》
從毛主席這段話的語氣中，很清楚的表明了毛主席對於左派的態度，那就是左派是代表著社會中具有進步死亡的那一群人的，這種觀點我已經多次結合曆史論證了，不再贅述。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追求社會進步的人，是追求社會公平的人，是認為勞動者就應該成為國家主人的人，是熱愛毛主席的人，那麽你就是先進的左派，是一個有著深厚的社會認識和道德良知的人，別再表現得談左色變，別和那些‘乏走狗“一個德性。
特朗普：“我會廢除（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將把這一切工作回歸各所屬州，各州可以進行個性化教育，帶著對孩子們的愛去做教育工作。”
說完此話，台下爆發出熱烈掌聲，在享受了支持者們的片刻歡呼後，特朗普接著說：“謝謝，想想看吧，我們每個學生花的錢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學生都更多。”
中國教育部:《2009年，教育部聯合中組部、財政部啟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
它的目標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優勢基礎學科建設一批國家青年英才培養基地，改革拔尖人才教育的訓練和培養模式，培養世界級的科學家。
今年是“拔尖計劃”實施15周年。從1978年中國科技大學創建第一個“少年班”，到2020年“強基計劃”的提出，我國探索改革高校學術英才培養已有46年。近兩個月來，武漢大學“雷軍班”、清華“巔班”和複旦“相輝學堂”等招生計劃陸續引起熱議，也讓人們開始關注各個高校的“創新班”“尖子班”。
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這些班級的選拔和培養模式也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反複迭代。
當優中選優的“尖子生”進入“姚班”後，也麵對的是以培養創新人才為目標而準備的前沿課程。首席教授姚期智帶領團隊為學生製定了“深耕精耕”的培養方案，融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世界一流高校的計算機教育先進方法，核心專業課程采取全英文授課。
《核心專業課程采取全英文授課。》
首席教授姚期智簡曆：姚期智是湖北孝感人，1946年12月24日出生於上海，幼年隨父母跟著蔣介石國民黨移居台灣，後在台灣長大、受教育。1967年，姚期智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獲物理學學士學位。之後赴美國深造。1972年獲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1975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之後，1975年9月至1976年8月任麻省理工學院數學係助理教授，1976年9月至1981年8月任斯坦福大學計算機係助理教授。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教授。1982年10月至1986年6月任斯坦福大學計算機係教授。
1986年7月至2004年6月任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係工程與應用科學教授。2004年9月至今任北京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教授。2005年1月至今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2007年3月29日，姚期智領導成立了北京清華大學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2007年12月6日，姚期智在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應聘擔任榮譽講座。2010年12月30日領導成立了北京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2011年1月出任院長。2024年4月27日領導成立了北京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學院，出任院長。
“姚班”的神話吸引著一批最優秀的中國學生慕名而來。.
“姚班”的神話 為《誰》謀利？
轉載《特朗普放話：若勝選將廢除美國教育部！》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6/24/125631941.html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基督教保守派團體集會上發表演講。演講中，談及美國教育部目前所持政治立場等問題時，他表現得十分不滿，並放話，如果在今年11月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將廢除教育部。
據《福布斯》雜誌在YouTube上發布的當天演講視頻，特朗普表示，如果自己勝選，其政府將組建一個工作小組，以確保全美各地的中小學都會教授正確的英語和數學課程。
“我會廢除（美國）聯邦（政府）教育部，將把這一切工作回歸各所屬州，各州可以進行個性化教育，帶著對孩子們的愛去做教育工作。”
說完此話，台下爆發出熱烈掌聲，在享受了支持者們的片刻歡呼後，特朗普接著說：“謝謝，想想看吧，我們每個學生花的錢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學生都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特朗普首次在其第二度競選總統期間拋出“廢除教育部”的論調。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實際上特朗普從2016年首度競選總統以來，就一直考慮、且多次放話要廢除教育部。
報道稱，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其政府曾提議將教育部和勞工部合並為一個聯邦機構，以作為重組政府部門計劃的一部分。據悉，該提議必須經由美國國會批準，但從未真正實施。此外，特朗普在任內還曾試圖削減教育部的數十億美元預算款項。
自美國教育部於1980年作為內閣級政府機構成立以來，不少共和黨人一直呼籲廢除該部門。與此同時，教育議題一直是今年總統大選的一個關鍵議題，特朗普以及其他共和黨總統參選者此前也試圖利用許多家長對某些涉及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教學內容，以及美國奴隸製、不平等和種族主義的憤怒情緒，大做文章。
《拔尖計劃15年,清華"姚班"的天才們去了哪兒？》摘錄部分內容：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6/24/125631959.html
2009年，教育部聯合中組部、財政部啟動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
它的目標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優勢基礎學科建設一批國家青年英才培養基地，改革拔尖人才教育的訓練和培養模式，培養世界級的科學家。
今年是“拔尖計劃”實施15周年。從1978年中國科技大學創建第一個“少年班”，到2020年“強基計劃”的提出，我國探索改革高校學術英才培養已有46年。近兩個月來，武漢大學“雷軍班”、清華“巔班”和複旦“相輝學堂”等招生計劃陸續引起熱議，也讓人們開始關注各個高校的“創新班”“尖子班”。
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這些班級的選拔和培養模式也在“摸著石頭過河”中反複迭代。
當優中選優的“尖子生”進入“姚班”後，也麵對的是以培養創新人才為目標而準備的前沿課程。首席教授姚期智帶領團隊為學生製定了“深耕精耕”的培養方案，融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等世界一流高校的計算機教育先進方法，核心專業課程采取全英文授課。
《核心專業課程采取全英文授課。》
“我們班裏隻有我一個人有興趣做學術。”
實際上，在過去的十幾年裏，“錢班”培養方案在師生共建下經曆了幾輪迭代。他們建立了導師製，實行小班教學，構建了幾十名著名專家教授講授的講座課程，讓學生出國研修，更關鍵的，是對課程大刀闊斧地改革，隻留下了高強度、高挑戰度的知識學習和實踐研究課程，教授最核心的關鍵概念和科學技術方法論。
然而，精心設計的課程和培養模式，也無法保證每個進入的學生都能保持“領跑”。
拔尖人才的優秀，並不一定意味著創新素養的突出，識別並選拔出具有創新潛質的人才，可能是更為關鍵的挑戰。在多年的探索中，“錢班”也在選拔方式上，有過多種嚐試。他們曾在高考前，從全國上千名高三和少數高二學生中選拔出幾十人舉辦錢學森創新挑戰營，從內生動力、開放性、堅毅力、智慧、領導力五個維度對他們進行測評，再結合高考成績錄取部分學生。
拔尖創新人才究竟該如何選拔、培養，在探索路上的也不僅僅是這些先行的班級。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門關於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的意見》發布，“拔尖計劃”升級為“拔尖計劃2.0”，學科領域得到拓展，包括文科基礎學科拔尖人才的培養也受到了重視。
2020年，教育部啟動“強基計劃”，提出以“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為試點，選拔有誌於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拔尖學生進行專門培養，為國家重大戰略領域輸送人才，依據統一高考成績、學校校測成績、參考綜合素質評價結果等進行綜合評價招生錄取，在入學之初就明確了本碩博貫通的人才培養模式。
近幾年“強基計劃”最重要的調整是，從開始的36所高校增加到39所高校，除此之外，2024年，部分學校在招生中明確數學或是學校指定科目成績達到一定分數，可直接破格入圍或放寬入圍倍數或滿足第一誌願入圍等相關政策，為某個學科領域優異的學生提供入圍的機會。
“我不屬於前麵一小撮顛覆性的創新人才，我不適合做科研，也不想做。就算做了也不會成為出類拔萃的人，隻會成為很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給基礎學科研究做出有限的貢獻”。
無論是“拔尖計劃”，還是“強基計劃”，都在探索實施動態進出的評價機製，讓難以適應這種培養模式的學生退出回到普通班級，同時也讓普通班級的學生能夠有機會進入相關的實驗班級。她覺得，這種動態進出機製是保障優質資源使用效率、拔尖人才培養質量的方式，也是探索因材施教的人才培養方案。
站在本科畢業的十字路口，劉皓與“姚班”的同學們和同齡人一樣“焦慮”。他考慮的問題也越來越現實，“博士畢業後是留在學術界還是去工業界？放棄高薪工作當教授能真正地推動科技發展嗎？會不會既沒有實現生活幸福，也沒有實現理想？”
在互聯網上，頻頻能看到人們對於“姚班”畢業生最終去向的發問。自 2005 年創立至今，“姚班”的大多數學生在畢業後都仍然活躍在全球計算機科學的舞台。他們中有人執教於國內外一流名校，有的創立人工智能領域的獨角獸公司。
1957年，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取得基本成功。對於這場社會大變動，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熱烈歡迎，但也出現一些激烈的反對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右派”的觀點。於是，有人就質問毛澤東:“你們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況吧?”毛澤東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還會是這樣。為什麽不合情況？。”毛澤東說:“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後，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罷了。”
毛澤東逝世以後，有一段時期，這樣的質疑聲又在媒體上大量出現。這些質疑大都以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姿態出現，批評毛澤東這種"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態度”來進行階級分析，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界定，偏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科學性。他們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一個經濟範疇，怎麽可以以“政治態度”和“思想意識”來劃分階級呢？這些文章引經據典，大段大段摘引經典著作裏的文字來支撐他們的批評。
其實，類似的情況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那時候，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事情，許多人都自稱“社會主義者”，尤其正在尋找救國之路的知識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當時的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首先在怎樣進行中國的階級分析這樣一個基礎問題上遭到很大的困難。按照《共產黨宣言》，“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可中國的情形不是這樣，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社會總人口中都占少數，主要是農民，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中間階級一起占了社會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按照經典的觀點，農民階級雖然是被剝削階級，但它屬於落後的生產關係。這樣，許多學者就被一個難題所困擾：要麽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要麽找不到符合馬克思經典理論所說的革命力量。中共建黨的第一任書記，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之一——陳獨秀，在他的一係列文章中就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幼稚”，不能作為一支獨立的革命力量發揮作用，中國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中國革命必然依靠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合作，並以資產階級為首；隻有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無產階級才能成熟起來，產生新的革命要求。陳獨秀這種觀點的邏輯結論，隻有一條路：取消無產階級革命。
毛澤東是怎樣來對中國社會作階級分析的呢？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宗明義第一段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在這裏，敵人是很明確的——“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中國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而革命的動力呢？毛澤東不是拘泥於經典著作，而是從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以“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為分析的依據。這裏所說的“經濟地位”，主要指受壓迫剝削所造成的貧困程度，而落腳點則在“對於革命的態度”。他從農民，特別是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和壓迫下的極端窮苦，看到了他們強烈希望改變現狀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來自農民，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革命的結論。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法，曾經受到許多人的質疑，被指責為偏離馬克思主義，然而，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駁倒了所有這些質疑和指責，毛澤東被公認是在理論上為解決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如何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一重大課題做出了創時代的貢獻。
那麽，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之後，又該如何進行階級分析呢？這是又一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尚未具體涉及的問題。
作為列寧繼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紀30年代就宣布蘇聯消滅了階級而成為無矛盾的社會。一旦麵對實際發生的矛盾，他就以國外間諜論罪。一些理論家引用馬克思，列寧對“階級”的定義，認為階級區分最根本的和具決定意義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既然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已經解決了，那麽剝削階級也就不複存在。按照這個邏輯推下去，到了赫魯曉夫時代，連資產階級的殘餘及其子弟也早就沒有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自然就提出來了。
然而，毛澤東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種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這種鬥爭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
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說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澤東把是擁護還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態度來劃分人群，他說：“劃分了，使群眾有一個觀察人們的方向，便於爭取中間，孤立右派。”
毛澤東這次對不對呢？這不是一個理論探討能解決的問題，很長時間裏人們對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有七十多年曆史並已躍升為超級大國的蘇聯，一夜之間大廈倒塌的轟然一聲，才給這個問題做出了曆史的回答。哪裏有什麽“全民國家”，人們看到的，是原先 “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十幾個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哪裏有什麽“全民黨”，連蘇聯共產黨也被宣布為“非法”；至於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則完全被私有製和寡頭經濟所取代。
探討蘇聯解體的曆史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的許多論斷都得到了驗證。有些人對毛澤東所說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不以為然，但是，據原蘇共老黨員利加喬夫的反思，在蘇聯演變過程中就出現過這樣的場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個公眾輿論”，“極右派報刊描繪出來的曆史不是成績和錯誤的多維矛盾集合體，而被全部塗上灰暗的，甚至肮髒淫穢的色調。按照這些報道的觀點，我們的過去從未有過美好的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忍受著折磨，沉溺在災難之中”。這些赤裸裸地歪曲曆史的言論“使人著魔”，“群眾的思想開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縱”。正是這種輿論戰開啟了蘇聯的劇變、解體之門。（利加喬夫：《戈爾巴喬夫之謎》）這個情形為毛澤東所說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作了最生動具體的注釋。事實證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製度下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並不違背馬列經典著作關於階級的論述，因為這種鬥爭最終要導致經濟基礎的變更，由社會主義所有製重新回到資本主義所有製，整個社會重新形成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的階級對立狀態。其實，列寧也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產階級的這個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即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
批評毛澤東“把人們劃分為左、中、右”的一些人，認為這個分析法是導致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根源。其實，這種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顛倒了，毛澤東這樣做，恰恰是基於他的一貫思想——“把我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曆史上，曾經有過一種“中間勢力危險”理論，其源於俄國革命時期對資產階級的判斷。俄國十月革命後，以沙皇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崩潰，而資產階級則由於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過的積極作用而蒙騙了一部分群眾，並據此同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相抗衡。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黨認為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中間勢力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當時占據中共領導地位的一些人，機械套用蘇聯革命的做法，堅持認為中間勢力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不僅把資產階級整個列為敵人，甚至還提出“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以及在農村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極端政策。毛澤東反對這些錯誤做法，一再強調“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共產黨如果不能爭取中間階級的群眾，並按其情況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被指責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結果使得中國革命陷入幾近全軍覆沒的危險境地。毛澤東在成為全黨領袖之後，就更加注重對社會各階層，包括敵方陣營，進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麵前，毛澤東不僅把資產階級區別為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且還把“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同時把“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幹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列為“地主階級的左翼”，作為可以爭取和團結的“中間勢力”。（毛選第二卷：《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就是在與“中間勢力危險”理論的鬥爭中，構築了作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為革命戰爭組織起浩浩蕩蕩的大軍。
中國革命勝利之後，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大變動時期，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就成了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一個新課題。毛澤東采取贖買的辦法，在和平和穩定中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沒有造成社會的動蕩，還實現了工業生產大幅度增長，這在人類曆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創舉。這種做法，曾被國外及黨內一些人懷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澤東則回應說：“最後把資產階級化掉，如何可以說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澤東之所以采取這種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其根據就在於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鐵板一塊的敵對力量。基於曆史上的盟友關係，毛澤東誠懇地對他們說：“隻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毛澤東多次召開與民族資本家的座談會，給他們講清“階級要消滅，個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勵他們在愛國主義的共同目標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分析，毛澤東認為：在“中國革命的特殊條件”下，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強大力量”下，“資本家這個階級的絕大多數(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澤東還主張擴大資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計劃地培養一部分眼光遠大的、願意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進的資本家，以便經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逄先知：《毛澤東傳》）
在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確實依然強調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這是不是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了呢？這種鬥爭，就其性質和可能導致的結果而言，是很嚴重的，因為它將最終決定中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個前景前麵作何種選擇。如果大多數人的思想都變了，那麽社會主義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澤東這一判斷的科學性與前瞻性已被後來蘇聯劇變的事實所驗證。但是，毛澤東又一直在說，這一類階級鬥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少數敵我矛盾，主要指現行破壞活動）。而人民內部的問題，毛澤東早就說過，不能用專政的辦法，隻能用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毛澤東認為，共產黨進行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主要任務就是要用正確的思想引導和教育群眾，他說：“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
“四清”運動就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提出要抓階級鬥爭後在全國發動的一場宏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一開始毛澤東就講明，四清是一場“重新教育人的鬥爭”。在專門研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會議快要結束的那一天，毛澤東徹夜未眠，天一亮就急著把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找來，反複叮囑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亂了。對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整個四清運動，毛澤東都嚴格規定“不許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員群眾。”“不要搞到工人當中去”，“民主黨派不搞”，“主要是正麵教育。”即使對待犯錯誤的基層幹部，毛澤東也主張用“洗溫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護大多數，實現對群眾和幹部的兩個“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還說，四清運動不僅要依靠貧下中農積極分子，而且要“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願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餘、富農分子”。在這裏，毛澤東又一次運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說：“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貧代會，“地富子女表現好的也要有代表參加”。（逄先知：《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可見，毛澤東的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從實際出發，防止打擊麵擴大化，從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最大限度地擴大擁護社會主義的人群，以孤立和打擊對社會主義威脅最大的敵人。
什麽是危及中國社會主義前途最危險的力量呢？毛澤東認為，是掌握著大的權力，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控製權，而又脫離人民、高踞於群眾之上、謀取官僚特權而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這樣的人，權力越大，危險性就越大。毛澤東鄭重地告誡全黨：“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就會變顏色”。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同樣在蘇聯解體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驗證。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發表了他對蘇聯解體過程的調查結果，指出，原蘇聯親資本主義聯盟有四個主要群體——知識分子、經濟學家、私人業主、黨國精英（即原蘇共黨內實權人物），而新的資本家階級的絕大部分，出自這個黨國精英集團。俄羅斯100家最大私有企業的創辦者中，有62%是這一類黨國精英。（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製的終結》）至於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之流在蘇聯解體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則早已人所皆知。
毛澤東的階級分析方法屢遭質疑而又不斷為曆史所驗證的事實，向我們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在他自己最喜愛的著作《實踐論》裏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是說，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也包括一切人類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麽神秘”，而是為了“改造世界”，為了革命的勝利來“指導行動”；不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概念到概念，不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也不能把“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而是用正確理論的“矢”，來射革命實際問題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這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注重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和切實掌握，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而最關鍵的一條，就是《實踐論》所說的：“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
《轉裁》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紅旗》1970年第五期
三、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政變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什麽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會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呢？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特別是用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觀察問題，就能夠理解，這主要地是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的一種產物，是蘇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竊取了黨政大權的結果，即蘇聯的資產階級篡奪了無產階級政權的結果。同時，它也是國際帝國主義為了挽救自己的滅亡，通過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
毛澤東同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仍然集中在政權問題上。毛澤東同誌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資產階級雖然被推翻，但是階級和階級鬥爭依然長期存在。斯大林曾經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這就說明階級鬥爭一直在尖銳地進行著，說明一直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蘇聯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於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還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拋出惡毒誹謗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施展種種陰險狡詐的手段，篡奪了蘇聯的黨政大權。這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政變，是推翻社會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政變。
勃列日涅夫是赫魯曉夫反革命政變的同謀者，後來他又取代了赫魯曉夫。他的上台，實質上是赫魯曉夫反革命政變的繼續。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魯曉夫二世。
毛澤東同誌指出：“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毛澤東同誌的英明論斷，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實質和社會根源，指出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
蘇修叛徒集團篡奪了蘇聯黨政大權之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大大膨脹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黨、政、軍和經濟、文化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並且從中形成了一個掌握全部國家機器和支配整個社會財富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即新型的大資產階級。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所控製的國家政權，把社會主義所有製變為走資派所有製，把社會主義經濟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假借“國家”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庫，采取各種手段，任意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而驕奢淫逸，作威作福。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是把複辟希望變成複辟行動的資產階級。他們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兒女打下去，重新騎在蘇聯各族人民的頭上，建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們極端反動，極端仇視人民，極端害怕人民。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同一切反動沒落的階級一樣，在其內部充滿著種種矛盾。他們為了拚命保住自己竊取的權力，狼狽為奸，勾心鬥角，互相傾軋。他們的處境越是困難，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愈演愈烈。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攝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維護其反動統治，在剝削和壓迫本國人民的同時，必然要進行瘋狂的侵略擴張，加入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窮凶極惡的社會帝國主義政策。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基礎。現在，這個階級的總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瘋狂地推行並且發展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完成著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從複辟資本主義到社會帝國主義的演變。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全麵推廣所謂“新經濟體製”，把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用法令形式固定下來，加強了官僚壟斷寡頭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他們橫征暴斂，不管人民死活，實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政策，加速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以適應社會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需要。
蘇修叛徒集團的倒行逆施，給社會生產力帶來極大的破壞，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工業衰退，農業下降，牲畜減少，通貨膨脹，供應緊張，國家市場商品奇缺，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化。蘇修叛徒們不僅揮霍了蘇聯人民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而且低聲下氣，向當年的戰敗國西德乞求貸款，甚至出賣國家資源，把日本壟斷資本引進西伯利亞。今日的蘇聯經濟已陷於無法解脫的危機之中。作為蘇聯人民的朋友，我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於蘇修叛徒把列寧主義的故鄉糟蹋成這個樣子感到無比憤慨，對於蘇聯廣大人民在資本主義製度全麵複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難給予深切的同情。
蘇修叛徒集團過去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蘇聯“已變為全民國家”了。現在又自打嘴巴，說“全民國家繼續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全民國家”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一個類型”。他們還大叫大嚷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紀律”’“加強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國家”，又是“無產階級專政”，把兩個根本衝突的概念硬拚湊在一起，無非是用來欺騙群眾，掩蓋大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們所說的“黨的領導”，就是一小撮社會法西斯寡頭對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政治控製。他們所說的“紀律”，就是鎮壓一切不滿於他們統治的人。他們所說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經濟、軍事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他們這一夥人的手裏。一句話，他們打出這些幌子，都是為了加強法西斯專政和準備侵略戰爭。
處於內外交困的蘇修叛徒集團，越來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來維持其背叛列寧、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動統治。今日之蘇聯，特務密探橫行無忌，反動法令層出不窮。革命有罪，冤獄遍於國中；反革命有賞，叛徒彈冠相慶。許多革命者和無辜的人被關進集中營和所謂“瘋人院”。蘇修集團甚至出動坦克和裝甲車，對人民的反抗進行野蠻鎮壓。
列寧曾經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象俄國那樣，對國內的大多數居民實行這樣的壓迫”，除俄羅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當作異族看待”。“它使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對君主政體積下了深仇大恨”。現在，蘇修新沙皇恢複了老沙皇的民族壓迫政策，采取歧視、遷徒、分化、監禁等毒辣手段，對各少數民族進行壓榨和迫害，把蘇聯重新變為“各族人民的監獄”。
蘇修叛徒集團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他們瘋狂地摧殘和壓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文化，而讓糜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樣到處泛濫。他們大肆鼓吹軍國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把文學藝術作為推行社會帝國主義的工具。
列寧當年痛斥沙皇製度的黑暗統治時，曾經這樣寫道：警察的專橫，野蠻的迫害，道德的敗壞，“達到了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頑石也將為之長歎”！人們不妨把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同列寧當時痛斥的沙皇製度比較一下吧。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起了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十四國的武裝幹涉，白匪的叛亂，希特勒幾百萬軍隊的進攻，帝國主義的種種破壞和顛覆，封鎖和包圍，都沒有能夠攻破的社會主義堡壘，竟被這一小撮叛徒從內部奪取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叛徒，是萬惡不赦的曆史罪人。
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
列寧在批判第二國際叛徒們的時候，曾經指出：他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從修正主義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不同的是，第二國際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如考茨基之流，還沒有掌握國家政權，隻是為本國帝國主義效勞，從掠奪別國人民的超額利潤中撈一點油水。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則是依靠他們所篡奪的國家政權，直接去掠奪和奴役別國人民。
曆史的經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一旦為修正主義集團所篡奪，或者象蘇聯那樣變為社會帝國主義；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樣淪為附屬國或殖民地。現在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台的實質，就是把列寧和斯大林締造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霸國。
蘇修叛徒集團講的是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幹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勾當。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對他們的所謂“兄弟國家”實行“國際主義”，實際上是用“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等一套套枷鎖，把東歐一些國家和蒙古禁錮在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鐵絲網裏，任意宰割。他們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麽“國際分工”、“生產專業化”和“經濟一體化”，強使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適應蘇修的需要，變為蘇修的銷售市場、附屬加工廠、果菜園和畜牧場，以進行駭人聽聞的超經濟剝削。
他們采用最橫蠻、最凶惡的手段，對這些國家嚴加控製，在這些國家駐紮重兵，甚至公然出動幾十萬軍隊，把捷克斯洛伐克置於自己的鐵蹄踐踏之下，用刺刀製造傀儡政權。這一夥叛徒，正象列寧曾經痛斥的老沙皇那樣，完全是以“農奴製特權的原則對待鄰國”。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對亞、非、拉國家提供“援助”，實際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圖把這個地區的一些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同美帝國主義爭奪中間地帶。蘇修通過軍火輸出、資本輸出和不平等貿易，掠奪它們的資源，幹涉它們的內政，並且伺機攫取軍事基地。
列寧指出：“財政資本實行殖民政策，除了無數‘舊的’動機以外，又加上了爭奪原料產地、搶先輸出資本、爭奪‘勢力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等等的動機。”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就是循著這個資本帝國主義的軌道前進的。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完全支持”各國的革命鬥爭，實際上他們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動的勢力勾結在一起，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他們瘋狂咒罵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群眾是“極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這些國家的人民運動。他們出錢出槍，直接幫助印尼、印度等國反動派屠殺革命者，處心積慮地撲滅亞、非、拉的人民武裝鬥爭烈火，鎮壓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樣，充當世界憲兵。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讚成什麽“反帝鬥爭”，有時候也罵幾句美國，實際上他們和美帝都是妄圖稱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國主義。蘇修的所謂“反對”美國，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蘇修同美帝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爭奪，又互相勾結。蘇修在德國問題、中東問題、東南亞問題、日本問題、核武器問題等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的行為，都是他們同美帝又爭奪又勾結的罪證。他們都是推行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犧牲各國人民的利益。蘇修和美帝之間有什麽妥協，也不過是強盜之間的暫時協議。
列寧指出：“現代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結果。”現代戰爭“是由帝國主義的本質產生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繼承赫魯曉夫核訛詐的軍事戰略方針，大力發展火箭核武器，同時加緊擴充常規軍備，全麵加強陸、海、空三軍，在全世界推行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
在戰爭問題上，過去赫魯曉夫是鼓吹那一套虛偽的所謂“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掩蓋真正的擴軍備戰。現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變一些腔調，拚命煽動戰爭狂熱，大叫大嚷當前國際局勢“孕育著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公然威脅說要“先發製人”，吹噓他們的什麽“戰略火箭”“能夠消滅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標”。他們更加瘋狂地增加軍費，加緊侵略戰爭的動員和準備，陰謀發動希特勒式的閃電戰。
蘇修叛徒集團以突然襲擊方式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等地區，並對我國進行核威脅，充分暴露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和冒險性。同美帝國主義一樣，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一小撮寡頭已成為準備發動世界戰爭的又一罪魁。
每年的高考季可謂是"一道亮麗的風景圖", 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一道特色奇觀。2024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1342萬人。最近兩年的官方數據顯示，全國高考錄取率約在90%上下。
大學畢業生人數在不斷增加, 《2022年迎“最難畢業季”，1076萬大學生畢業，他們又該何去何從？》《80萬海歸+909萬應屆畢業生，2021屆就業形勢極其嚴峻！ 》《2020 年 874 萬大學生畢業，如此嚴峻的就業形勢應該怎麽找工作？》。
《“高考釘子戶”唐尚珺:複讀13年隻為上清華》為何?何用?用鄧小平話是"恢複高考改變命運。隻是為做個上等人, 改變窮人的命變為貴人富人上等人的命。
《名校畢業、花百萬留學，為什麽還要回縣城？》《高考己成產業鏈》位於安徽六安市毛坦廠鎮的毛坦廠中學，號稱是亞洲最大高考工廠。24000多名學生中2/3是複讀生，小鎮的經濟也圍著這所高中展開。這裏常年住著8000戶陪讀家庭，是當地居民的2倍。這些陪讀家長大都來自農村或者一些中小城鎮，本就不富裕。但是為了確保孩子們專心備戰高考，他們暫停了賺錢，搬過來全身心的照顧孩子的生活。
又如大學入學考試的時常出現諸如冒名代考、錄取同名頂替、考前泄題等弊案。學生帶手機進入考場拍攝試題求助，證明有很多環節出了問題。考生在入考前都會有專人用安檢掃描儀對學生進行掃描、檢查是否攜帶違禁品；入考前，監考老師也會提醒考生把書包與不需要用的物品放在教室外。監考老師和涉事學生存在勾結等等都有賺錢的機會。加上一切為著《高考》的相關人員和公司都可以賺錢, 錢是哪裏來? 無外乎考生家庭, 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家庭想讓子女通過高考改變窮人下等人的命, 變為富人貴人高等人的命。
這種高考製度，看似公平，但是實際情況是：當時的農村與城市、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均還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或者說在教育資源分配還非常不均衡的情況下，這種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是極其有限的。且別說是當時，就以如今來論：農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數考進北京、上海的大學，即便是有政策的傾斜（如錄取名額的分配等）的情況下，他們也仍然難以企望。而這也就不難解釋新中國之初的那十年，為什麽很少有基層或工農兵子弟能考入大學了。
文革取消高考後，根據毛主席：“大學還是要辦……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國家開始以推薦的方式，直接從社會底層即從社會生產勞動的第一線推薦優秀青年入學，這就是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整個文革期間共培養了80多萬工農兵大學生，這些學員後來也都成為了領導中國經濟建設的骨幹。據09年的一份調查統計，當時省部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學曆都是“工農兵大學生”。而如今中共領導最高層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農兵大學生”，這其中就包括總書記習近平（另兩位是王岐山、張德江）。
文革期間全國的“老三屆”畢業生大約是1億，據此有人說：廢除高考是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以這1億人都能進入大學為假想的一種忽悠說法。而事實上，當時全國大學的實際錄取能力每年不超過20萬，因此，即便是不廢除高考，那十年的總計錄取也不過就是2百多萬人。而且，這1億的畢業生中，屬於縣以下的農村畢業生約占8成，即有8千多萬，那麽再聯係到前麵說的文革前高考錄取學員的構成情況還可以推知，這基層的8千萬中，有可能進入大學的不會超過2萬，隻可能是占這2百萬錄取生的10%。2百萬——2萬——“毀了一代人”，這顯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複高考的頭兩年入學生總計是60多萬，雖然沒有查到相關的統計，但仍然可以確定，這60多萬的入考生，有90%都應該是教育資源相對優越、基礎知識學的比較紮實，即屬於大中城市的“老三屆”、“新三屆”以及各類中專畢業生。而占同類畢業生總數8成，屬於縣以下級別的農村考生，仍然會是極少之數。
關於恢複高考，還有人忽悠說：“是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其實恢複高考的同時，也是廢除了另一項入學製度，那就是推薦製度。這表明，即便是不恢複高考，大學校園裏學生也仍然是滿滿，其讀書聲照樣是朗朗，而且絕不會培養出如今這麽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又或者是"磚家叫獸"和反共反社反毛澤東以及洋奴才洋買辦來。所以，一定要說改變什麽的話，通過推薦而不是高考，也同樣應該是“改變幾代人的命運”。
推薦入學，即當時招的“工農兵大學生”一直被抹黑為是靠關係、走後門入的。以至使許多人都回避或忌諱談自己“工農兵大學生”的經曆。其實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問題一樣，這種推薦入學由於開展的時間短，製度還不完善，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過簡單醜化昨天來讚美今天，這則是今天的右稚們常用的抹黑手法。且依實而論，當時希望入學的肯定是很多，而被推薦的必定是很少，是故沒被推薦而嫉妒、懷疑以至醜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單從這個角度看，這高考製度的所謂“公平”竟可以讓人不被錄取也沒有了脾氣，則的確是優於推薦製度。
總之，廢除高考是毛澤東從人民當家作主，即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高度上來思考並謀劃的。而具體地說，毛澤東這樣做，就是要在教育領域、從根本製度上廢除舊的封建權貴式或西方資本式的教育路線。當然，被毛澤東廢除的這一路線，後來是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推翻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效仿西方的所謂“精英教育”，更可謂是這一複辟的極致寫照。高考製度的恢複，吹響了“知識改變個人命運”的時代號角。也吹響了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號角。又是讓高考己成人分等級資本歉錢的工具。
為什麽走資派鄧小平要抹黑否定文革? 為什麽這麽多人"擁護"恢複高考? 讀了文革中又是如何批判的就會明白: 1975年的中國“兩報一刊”中最有名的《紅旗》雜誌，曾經發表過一篇抨擊前蘇聯教育腐敗的文章，可謂入木三分，針砭時弊。如今讀來不就是說特色中國嗎? 毛澤東及其那一代真正的共產黨員們站得高看得遠為工農百姓著想, 還能說是文革中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錯的嗎?文章全文如下: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
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
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
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