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列寧：《偉大的創舉》（論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1919年6月28日）

報刊上登載了紅軍戰士的許多英勇事跡。工人和農民們在與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其他地主資本家軍隊作鬥爭中，表現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堅韌不拔的奇跡，保衛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根絕遊擊習氣和克服疲遝渙散現象的過程進行得很緩慢，很費力，然而卻一直在前進。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而自覺地承受犧牲的勞動群眾的英雄主義，是紅軍中新的同誌紀律的基礎，是紅軍恢複、鞏固和壯大的基礎。

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也同樣值得重視。在這方麵，工人自己發起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確實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隻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習慣。當這種勝利獲得鞏固時，那時，而且隻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起來；那時，而且隻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變得不可戰勝。

5月17日《真理報》登載了阿·日·同誌的文章《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星期六）》。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全文照錄如下：《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星期六）

俄共中央關於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給了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以有力的推動。由於熱情普遍高漲，鐵路上的許多共產黨員職工走上了前線，但是大多數人不能離開重要崗位，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來自各地的關於動員工作緩慢的消息和辦事拖拉的現象，使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鐵路機構的工作情況。結果了解到，由於勞動力不夠和勞動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機車趕修任務都拖了下來。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大會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說幫助而要以實際行動幫助戰勝高爾察克的問題。提出的建議中說：

“鑒於國內外形勢的嚴重，為了對階級敵人取得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應當更加鞭策自己，從休息時間內抽出一小時，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些時間集中起來，在星期六這天進行一次六小時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創造出實際的價值。我們認為，共產黨員為保衛革命果實，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這項工作應該是無報酬的。提議在全分局內實行共產主義星期六，一直幹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

開始人們有些猶豫，最後一致同意這個建議。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鍾，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樣來到工作現場，整隊之後，秩序井然地由領工員分別領到各處工作。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門和工作性質。

工作總值按正常工資計算為500萬盧布，按加班工資計算還應增加50％。裝車的勞動效率較普通工人高270％。其餘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這樣。因勞動力不足和辦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個月的定活（緊急的）現已完成。

由於設備發生故障（不難排除的故障），個別組曾耽誤三四十分鍾，但並未影響工作的完成。留下來指導工作的管理人員，忙得幾乎來不及給人們準備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紀的領工員也許是有些誇張地說，在一個共產主義星期六幹的活，等於不自覺的疲遝的工人一個星期幹的。

鑒於一些真心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也來參加了工作，而且今後還會有大批這樣的人來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同時其他地區也會要求學習莫斯科—喀山鐵路的共產黨員的榜樣，現在我根據來自各個現場的消息較詳細地談談組織方麵的情況。

參加工作的約有10％是經常在現場工作的共產黨員。其餘的則是負責工作人員和選任的人員，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員，也有各企業的政治委員，以及工會人員、管理局和交通人員委員部的工作人員。

大家幹活時非常努力並密切合作。當工人、辦事員、管理人員齊心協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運機車輪箍，象勤勞的螞蟻似的把它滾往目的地的時候，人們心中油然產生一種來自集體勞動的強烈的愉快感覺，堅定了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扼殺不了勝利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個身體疲乏但眼中閃爍著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工作的勝利，這勝利的凱歌的聲浪仿佛越過牆壁，湧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樣蕩漾在整個工人的俄羅斯，激勵著疲憊、懶散的人們。

5月20日《真理報》刊登的恩·爾·同誌的《值得學習的榜樣》一文，在評價這個出色的榜樣時寫道：“共產黨員做這樣的工作並不是罕見的事情。我知道電站和各鐵路線都有這樣的事例。在尼古拉鐵路上，共產黨員加班幹了幾個晚上，把陷在轉盤坑裏的機車起了出來；冬季，北方鐵路上的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幾個星期天去清除鐵路上的積雪；許多貨運站的支部為了同盜竊貨物作鬥爭，在站上進行夜間巡邏，——不過這種工作都是偶然進行的，而不是經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提供的新的東西是，他們把這一工作變成了有係統的經常的工作。他們決定‘一直幹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工作的全部意義正在於此。他們決定在整個戰爭狀態時期把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同時他們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樣。

這個榜樣已經引起而且今後一定會進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亞曆山德羅夫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大會，討論了軍事形勢和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的決議之後通過了如下的決議：（1）亞曆山德羅夫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決定實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定於5月17日進行。（2）把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組織成示範隊，向工人表明，應當怎樣工作，在現有的材料、工具和夥食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做到什麽。

據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說，他們的榜樣給人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預料下一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參加工作。作者寫此文時，亞曆山德羅夫鐵路修配廠的共產黨員還沒有開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組織義務勞動的消息剛一傳出，非黨群眾就激動地談論起來了。到處都有人說：‘昨天我們不知道，不然我們也會做好準備幹它一場’，‘下星期六我一定來’。這項工作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後方的所有共產黨支部都應當向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學習。不僅莫斯科樞紐站上的各共產黨支部應當如此，全俄羅斯的黨組織都應當效法這個榜樣。鄉村中的共產黨支部，首先應當幫助紅軍家屬，實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高唱《國際歌》結束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如果全俄羅斯的共產黨組織都學習他們的榜樣，而且堅持不懈地貫徹下去，那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在共和國全體勞動者的洪亮的《國際歌》聲中度過今後一段艱苦的歲月……“共產黨員同誌們，動手幹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報》報道說：“5月17日在亞曆山德羅夫鐵路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據大會決議在班後做了5小時無報酬的工作，他們不過有權再買一頓飯，而這頓飯同一般體力勞動工人的一樣，也是每人半俄磅麵包。”

盡管準備工作做得不充分，組織得也差，但勞動生產率還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5個旋工在4小時內做了80根小軸。生產率等於平常的213％。20個粗工在4小時內收集了600普特舊材料和70個各重3．5普特的車底彈簧，共重850普特。生產率等於平常的300％。

“同誌們解釋說，這是因為平時幹活枯燥乏味，在這裏，大家幹活都興高采烈。可是今後，平時幹活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幹得少，那就太丟臉了。”

“現在有許多非黨工人都表示願意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各機車修理隊都自告奮勇要在星期六義務勞動時間內把機車從‘墳堆’裏弄出來，修好使用。有消息說，維亞濟馬鐵路上也在組織這樣的星期六義務勞動。”

Ａ．嘉琴科同誌在6月7日《真理報》上談到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形，現在把他的《星期六義務勞動記》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我和一個同誌懷著極愉快的心情，遵照鐵路分局黨委員會的決定，去上星期六義務勞動‘課’，讓腦子暫且休息幾個小時，讓肌肉發揮一下作用……我們的工作是在鐵路局的木工廠。到那裏後，看到自己人，彼此問好，開一會兒玩笑，查點了人數——總共30人……我們麵前躺著一個‘怪物’——一個相當有份量的蒸汽鍋爐，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們把它‘搬家’，就是說，要把它滾到大約1/4或1/3俄裏以外的一個平車那裏。

我們心裏不由得產生了一些疑慮……但我們動手幹起來了：同誌們把木滾就那麽往鍋爐下麵一墊，係上兩根繩子，工作就開始了……鍋爐還有點不情願挪動，但終於還是移動了。我們很高興，要知道，我們人是這樣少……就是這台鍋爐，比我們多兩倍的非黨工人幾乎拖了兩個星期，在我們到來之前它還躺在原地不動……我們在一位領班同誌有節奏的‘一、二、三’口令聲中，齊心協力地賣勁地幹了一個小時，鍋爐慢慢地向前移動著。

忽然，出了岔子！一長串同誌突然狼狽不堪地倒了下去，——原來我們手裏的一根繩子‘叛變了’……但是沒有多大一會兒，就換上了一根粗纜繩……到了傍晚，天色已經明顯地暗下來，但我們還得拖過一個小崗子，那時很快就會完工了。我們胳膊酸痛，手掌發燒，周身火熱，還是拚命地往前拉，——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旁邊站著一位‘管理人’，他被我們的成績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纜繩。

幫著幹吧！你早就該過來了！一個紅軍戰士出神地瞧著我們工作。他拿著手風琴。他在想什麽？也許他想：這是些什麽人？大家都回家去過星期六，他們這是在幹什麽？我打破他的疑團說：‘同誌！給我們奏一個快樂的曲子吧，我們可不是什麽來隨便湊數幹活的，我們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你看，這手裏的活幹得多歡，咱們可沒有偷懶，是在拚命地幹。’紅軍戰士輕輕地放下手風琴，趕快跑過來抓住纜繩……

——‘英國人真機靈！’——響起了烏·同誌動聽的男高音。我們和著他的歌聲，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賓努什卡，嗨喲，拉呀，拉呀……’

幹這活不習慣，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時間睡個夠。目的地快到了，經過一番小小的周折，我們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車了：隻要墊上木板，滾到平車上，這鍋爐就能幹人們早就等著它幹的工作了。我們一窩蜂湧進屋裏，這是地方支部的‘俱樂部’，屋裏掛滿標語，擺著步槍，燈光明亮，我們很好地唱完了《國際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還吃了麵包。幹完重活以後，當地同誌這樣款待我們，真是再愜意不過了。和同誌們親熱地告別之後，我們列成縱隊。夜闌人靜，革命歌聲響徹了沉睡的街道，整齊的步伐聲應和著歌聲。‘同誌們，勇敢地齊步前進。’‘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我們唱起勞動歌和《國際歌》。

過了一個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過來了，這回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到9俄裏以外去修理車輛。目的地是佩羅沃。同誌們爬到叫作‘美國人’的車廂頂上，嘹亮動聽地唱起《國際歌》。乘客們帶著驚異的神情靜靜聽著。車輪有節奏地響著；我們沒有來得及爬到上麵去的人就蹬在‘美國人’車廂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轉眼就到了車站。我們到達目的地，又走過一個長長的院子，見到了親熱的政治委員格·同誌。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總共才30個人，6小時內要完成13輛車的中修！麵前就是劃了記號的輪對，不光有空車，還有裝得滿滿的一輛油罐車……不過沒問題，同誌們咱們‘對付得了’！

[yongbing1993]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毛澤東詩詞欣賞

《清平樂.六盤山 》 (1935.10)

作者：毛澤東

天高雲淡，

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

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

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

何時縛住蒼龍？

白話譯文：

長空高闊白雲清朗， 南飛的大雁已望到了天邊。不登臨長城關口絕不是英雄， 算下來已征戰了二萬。

六盤山上雄峰再拔， 烈烈西風漫卷著紅旗。今天我長繩之武裝緊握手中， 哪一天才會將那蔣家狂龍捆縛？

【注釋】

六盤山：寧夏南部，甘肅東部。

紅旗：一九五七年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時作「旄頭」。一九六一年九月為寧夏幹部書寫此詞時改為“紅旗”，手跡發表在該年十月七日的《光明日報》。

長纓：見《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注釋。

蒼龍：《後漢書·張純傳》，「蒼龍甲寅」。注曰，「蒼龍，太歲也」。古時以

太歲為凶神惡煞，太歲在地上，與天上歲星相應。

《清平樂·六盤山》是現代思想家、革命家、詩人毛澤東於1935年創作的一首詞。此詞上闋從眺望遠景起筆，寫了登上六盤山所見到的北國清秋的景色，回顧了長征的勝利，表達了紅軍北上抗日的堅強意誌；下闋則寫近處，如火的紅旗在高山之巔，迎著西風舒卷，烘托了紅軍將士勝利的英姿。上下兩闋相對獨立，卻又緊密相連、一脈相承；在表現手法上，全詞景中有情，情中有景，達到了情景交融、剛柔相濟的妙境。

1935年8月，毛澤東主席粉碎了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路線後，率紅一方麵軍繼續向陝北根據地挺進。9月中旬，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奇跡般越過岷山草地，進入甘肅南部。10月7日，紅軍在寧夏六盤山的青石嘴，又擊敗了前來堵截的敵騎兵團，掃清了阻礙，擺脫了追敵，當天下午，一鼓作氣，翻越了六盤山。此詞即是作者翻越六盤山時的詠懷之作。此詞最早發表於《詩刊》1957年1月號。

這首詞回顧了萬裏長征的行程，表達了紅軍戰士們勇往直前的鋼鐵意誌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這是一首在戰鬥中前進的勝利曲，是一篇振奮人心，激揚鬥誌的宣言書。

上闋“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起筆境界遼闊，寫站在六盤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見。兩句詞緊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淨朗，雲層疏淡，大雁往南飛。“望斷”二字涵義豐富，寄意尤深。“望斷”，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見還望。因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過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會勾起作者和紅軍對南方革命根據軍民和故鄉父老鄉親的無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斷的神情。這兩句雖是寫景，但景中寓情。接下來“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兩句，抒情顯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紅軍所行的路程已經兩萬裏前麵已經沒有險峻的高山了，預定目的地是一定會到達的。“不到長城非好漢”，還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北上去抗日前線的堅強意誌和決心。隻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兒。

下闋的結構同上闋一樣，也是前兩句寫景，後兩句抒情。“六盤山上高峰”，點明六盤山題意，並告訴讀者，作者當時是在六盤山高峰之上。高峰是作者描寫的一個大的背景，這個背景前麵的景物很特別：“紅旗漫卷西風”。紅軍的紅旗漫卷於西風之中，這個特別的景物，象征著勝利。從畫麵中能體現出紅軍將士的豪壯之情，這就是景中寓情。“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是直接抒情。意思是長征勝利了，革命的主動權已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縛住蒼龍”隻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作者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全詞大氣磅礴，雄渾豪放，雋異挺拔，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全詞造語樸實自然，意境高遠，感情充沛而又生動形象。毛澤東用高妙的手法輕鬆寫出了自己悠閑中又有些沉重、自信中又有些悲涼的複雜情緒。”

“《清平樂·六盤山》生動地表現了毛澤東及其統率下的英雄紅軍勝利地登上六盤山後，遠望雲天，抒發了徹底打垮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堅強決心，發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壯誌豪情。”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筆名子任。生於湖南湘潭韶山一個農民家庭。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詩人、書法家。被《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被視為現代世界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沁園春·雪》等，有《毛澤東選集》。

[yongbing1993]

不信馬列卻在共產黨旗幟下宣誓








是誰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是走資派們經四十多年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謊稱“改革開放“，實則《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還號稱“信仰“馬列主義的謊話，以假亂真顛倒黑白，以精致的絕對的利己主義者，兩麵派機會主義手段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

正是大批走資派們既不信馬列卻仍要在共產黨旗幟下宣誓的官員，蛀倒了支撐社會核心價值的脊梁。要嘛真心信仰共產黨, 要嘛信仰資本主義私有大方方向全世界宣布, 現在這樣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掛羊頭賣狗肉, 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一時還可以, 長久欺騙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惡果將會遺臭萬年的! 幾十年來真是這批一代接一代繼承著抽走了中國社會的道德脊梁!

在曾經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改革開放後的官員說一套，做一套，何其可怕：買官賣官，驕奢淫逸，官商勾結互動……當達到一定社會普遍性，以示範、以感染、以傳遞，「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是看一個人權力的大小和金錢的多少」社會之風就會流行；「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甚至不惜生命」的社會風氣就會形成。事實上，道德的形成既發生在個體間傳遞，也發生在社會機製對個體的影響與轉化。

公平正義的社會容易培養品行兼優的公民，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公民不會認同社會價值觀，相反容易滋生灰暗心理報複社會。什麽抽去了我們社會道德的脊梁，是這樣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掛羊頭賣狗肉, 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因而沒建成和維持好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不公平不正義」一點點蠶食掉社會核心價值的支架。

這些年，上層頭頭們打著紅旗反紅旗誤導胡弄百姓, 人們利用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改革，無意成了權益集團假改革之手，行集團利益最大化之實，諸多改革，受益的總是體製內，受害的總是百姓。至以造成底層人對改革的恐懼症－今人感歎的是，就在今日今時，還能見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官員嗎? 還能見到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貧下中農當家作主的影子嗎?

「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如此庸俗化的「功利主義道德觀」作為理論，作為一個政黨的指導思想, 作為一個國家的建國方針簡直可笑到了極點! 而「共同富裕」的「約定」卻被「淡化」：一方麵GDP至上，透支環境，透支後代，甚至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損害百姓利益手段；另一方麵，隻講“抓老鼠”不講“合理分配老鼠”，一個資源屬於全民的國家，極少數人利用資源壟斷或權力，獲取絕大部分利益，尋常百姓隻得到小部分利益或無利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老百姓“生不起，讀不起，娶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而要全民經商全民競爭, 在窘迫的生存空間中，每個人都要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弱肉強食叢林法則, 完全走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 而口頭上宣稱是共產黨的信仰, 實際上做的是另一套! 人世間最可恨的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大騙子!

共產黨是自認為是相信唯物主義同時又崇尚科學的，然而，改革開放後的民俗民風又恢複到舊社會的四舊之中, 很多政府官員如同普通民眾一般燒香拜佛算命相鳳水成風, 因此各類大師前仆後繼層出不窮, 婚喪黑白大操大辦.........搞得整個社會汙煙障氣俗不可耐! 全社會道德無底線出現了許多如黑磚窯童工, 有毒奶粉, 豬瘦肉精……，假, 詐, 騙，......遍地開花。

源自共產黨信仰的道德，連結文化、政治，其實也關聯經濟。新中國成立後的二十多年裏提供了最重要的動力，促進了社會主義理性化發展，那麽改革開放後的幾十年來，一個抽去脊梁而坍塌的社會道德體係，隻能阻礙國家經濟的理性發展。當人們憎恨官員說謊話、空話，痛恨餐飲業無良，抱怨製造業浮燥時，無妨看一看前三十年的所作所為! 從現實來看，做正確的事比做不正確、不符合道德的事更難。

現在我們除了錢外什麽都沒有，精神確實很虛無。道德連結文化、政治，是大命題，忙碌於生計的百姓不會對之做學究式探求，隻會感知現實來調節自身的道德底線，重要的，他們是以各種管道來相互傳遞各自生存法則。以職業道德為例，在《社會主義職業道德》書裏，對道德「傳遞性」給予了大致如下的描述：

一個受到領導不公平對待的醫生，可能將怨氣撒給病人；一個滿腹怨氣的售票員，可能將怨氣撒向乘客；一個有怨氣的老師，有可能將怨氣撒向學生…

今天的現實恐怕遠比上述圖像惡劣：一個愛受賄的領導幹部，他手下的醫生可能敢向病人索賄；一個被索賄的老師，可能坦然接受學生家長行賄……所有「被潛規則」的人，都可能要去「潛規則」他人；當占有社會主體的崗位任何人都能腐敗時，全民道德崩塌危機就在眼前。

中國共產黨有政治信念的政黨，政治信念是對政治體係及其理論認同、敬仰基礎上，形成的自己言行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按說，透過製度推行的信仰，能發揮對社會的凝聚、導向和感召力。

想其初，不正是中國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饑不擇食時得到的一杯羹，衝著未來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後一個兒子，用最後一顆糧，用小推車，去換一個新國家嗎。

然而，情何以堪，一個有著政治終極追求的中國共產黨，由改革開放後在”貓論” ”先富論” ”摸石頭論”......謊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會道德大滑坡！

我們沒有上帝，我們有5000年的古代文明，其核心儒家思想對後代影響最大。始終走不出封建專製循環的中國，讓許多新舊知識分子憤怒異常，有道是“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

缺德的人和事首先出現在新聞裏，幾乎所有的新聞都是無聊或搞笑。政治可以編段子，有人把新聞聯播概括為：前 十分鍾領導人接見，訪問; 中間十分鍾中國人民生活很幸福; 後十分鍾，國內外的搞笑和國外的普世價值。在經濟數據新聞裏幾乎多是謠言，一會兒房價一定要降，另一會兒房價必定要降，房價不降，......房價還在漲，......誰看見了真相? 新聞就像電視劇，年季有影帝。

缺德的人和事其次出現在各級各類謀體上的是陰暗，憤怒。官員腐敗，金融大鱷又侵吞巨款逃離大陸，演藝明星二胎，裸照，竊聽門，黃賭毒，網癮…

缺德的人和事再次出現在各級各類謀體上的是無情，寒冷。老人倒了不敢扶，裝死裝病碰瓷，計程車司機奸奸女學生，小學生跳樓，教師自殺，井底住了二十年…

所有的新聞謀體報導的多是負麵訊息，給人負麵感受。人看著這些訊息，心裏可不是滋味了。

回顧改革開放幾十過去的曆史，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是「民心倒了，就扶不起來了」。民心為什麽倒了?

還有早年的一句，「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人心為什麽散了? 這都是誰鬧的?

從建國到文革結束，三大改造，生產隊，合作社，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黨和人民齊心協力奔向社會主義?!

從八一年的三中全會為拐點，改革開放吹響了號角，特區破冰；到大刀闊斧鼓勵走出去，引進來，城鎮化; 到進一步深化改革，殺出一條血路; 到鐵路私有化，外資進入國命脈產業; 到農民分田到戶......一路走來越來越背離了共產黨的初心, 人心散了, 民心散心, 還能扶起來嗎?

天 下為公，世界大同，正是為公，才有無數先烈為公有、共產主義拋頭顱，灑熱血!

正是為公，那個時代才湧現出了無數的公仆，黨員，勞模！正是為公，才從一窮二 白的爛攤子上，營造出驕人的業績;

正是為公，人們才不敢也不願腐敗;

正是為公，才讓跪了近一個世紀的中國人，站了起來! 正是為公，人們有信仰 ，有理想，才有了讓人無限懷念的那個時代! 人心為公，天下大同!

而今，私字當頭。

要問什麽是萬惡之源，有人說，金錢不是，金錢隻是私字利用的掩護工具。私字才是萬惡之源。

私字鬧得人心倒了，私有鬧得人心散了! 那麽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共產黨無根而為能不倒嗎?

私有化觀念，就像毒蛇，緊緊纏著人心。

因為私有化，國企宣布破產，工人解散下崗;

因為私有化，該退休的 老人不能退休，繼續打工，該上崗的青年，無崗可上;

因為私有化，黃賭毒重返華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再次活躍;

因為私有化，人心膨脹， 物欲橫流;

因為私有化，七、八十歲的老人被迫賣菜、蹬三輪;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黨員忘記黨章黨綱，官員忘記為人民服務，人民活的沒有尊嚴;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農民 工辛苦一年討薪無果痛哭流涕，服務員離鄉打工無故失蹤;

因為私有化，中國人民肩上又擔負起一座座大山;

因為私有化，才有 了貧富懸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因為私有化，中國人才活不起，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一心隻為人民幣;

因為私有化，才有了白領每月賺萬元覺得不夠花， 有危機感，過勞死;

因為私有化，中國才成了人們口中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中美兩國是夫妻關係”；

因為私有化，站直了的中國人為了錢，為了生計，又跪了下去…

痛哉中華!

公有，私有，公道自在人心。

[yongbing1993]

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






《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

《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

《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

《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子女。》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

《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


轉發《文革期間的“走後門”問題》

來源: 博客

作者: 杜鈞福

現在一些人討論腐敗或者說特權是什麽時候開的頭。有人說文革前的情況還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風氣搞壞了。這話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也有人說，從延安時代就有了，當初丁玲蕭軍他們反對的就是這個。這話也對，腐敗之風源遠流長。根本原因就是這幫幹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農民起義領袖沒很大差別，不能期望他們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們年青時讀到先烈方誌敏的文章，讀了《紅岩》這樣的書，全都感動得淚流滿麵。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想法。如果方誌敏和《紅岩》那裏麵的犧牲者活到“解放”以後，他們的命運還很難說呢。

50年代風氣確實比較好。上層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層還是比較平等的。一般來說，極左越猖狂，社會風氣越壞。我的同學李吉士回憶1958年以後，領導機關下基層，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這個運動，確實把腐敗上了一個台階。

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腐敗從“紅一代”傳遞到“紅二代”。

就某種意義說，文革就是為了解決接班人的問題。1964年，提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口號，而且，針對外部環境的惡化和對外戰爭的可能性，層層布置了確定各部門各單位“第二梯隊”的具體措施。權力中樞已執政十幾年，可他們的兒女輩年齡尚幼，絕大部分還是中學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兒子也是中學生）。如何實現這個政權的代際傳遞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這種思慮反映在他們的兒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紅衛兵運動起源的思想基礎。

正如一些老紅衛兵所反思的，在當時的學校裏，“黑五類”子女已不構成威脅，他們根本上不了大學，有些連中學也上不了。他們無法在學業上競爭的是中間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類”子女剔出去的戰略不管用了，必須把“紅五類”擇出來。這就是紅衛兵的組織原則。“紅八月”的屠殺和驅逐也是針對城市中間階層的，因為經曆頻繁的政治運動後，北京城裏真正的“黑五類”人員已不多。

當然潘多拉盒子打開後，形勢就不是他們所完全掌控的。這場風暴，到了“九大”以後，特別是“九一三”以後，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實際上宣告了文革的失敗、舊製度的回歸。老幹部這才回過神來，開始對文革進行清算，也就是力圖恢複他們在文革前的位置並為他們的子女尋找出路。這時他們已經沒有什麽顧忌，因為大風大雨他們已經經過了，況且他們憑借著“被林彪迫害”的道德優勢。

這種依靠權勢謀自家的利益的行為由來已久，但1971年以後大爆發。例如《鴻》的作者張戎自述1969年中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區插隊。但她在那隻待了26天。期間所幹過的較重農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覺背了63公斤，而現場稱量結果為2.25公斤。然後她以偽造證明的方式轉到成都郊區。在此期間她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城裏，在農村時也很少幹農活。1971年張戎母親通過後門將其調入成都國營工廠。1973年再經其母的關係進入四川大學外語係成為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由於其母的積極活動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幹預下獲得公費資助到英國留學。

到了1972年，這種走後門的狂潮已經讓國家領導人無法容忍了。在得知從山西選拔來送北大為科學院培養的學員都是幹部子弟時，周恩來怒不可遏，但是又無可奈何。因為他知道，不能得罪這幫地方幹部，穩定和維持九一三以後的局麵，還全靠這些幹部。毛和周的手裏已經沒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國務院召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披露：“中央機關，各省市領導機關的高級幹部子女，下鄉的寥寥無幾，至今仍留在農村的為數更少。”

於是，整個社會成了這幫幹部子女霸占一切優勢資源的狂歡場所。請看當時空軍34師人員的回憶。為什麽是34師呢？

“34師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軍隊高級幹部子女，一是由於空軍是陸海空三軍中待遇最高的軍種；二是由於34師是運輸機師，事故率、死亡率相對較小；三是由於34師是中央專機師，可以有機會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長；四是由於34師的駐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會。”（浪花《三十四師的高幹子弟》，《紅袖添香》，2002）

誰來了？“僅僅在我的視野之內，34師就有葉劍英元帥的兒子，劉伯承元帥的孫子，彭紹輝大將的兒子，韓先楚上將的兒子，許世友上將的女兒。軍師長一級、中將、少將、大校級軍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師的第四期女飛行員二十多名，幾乎清一色的是軍以上幹部的女兒。”

他們表現如何？“懶散、特權思想、玩世不恭是那個時代軍隊高幹子弟的通病。”

“前麵提到的葉劍英元帥的小兒子，就是因為長期不請假，經常私自外出，一連幾個月讓部隊找不到蹤影而惹惱了他所在的102團2大隊的行政副大隊長。他在全大隊的會上，將葉帥的兒子點了起來說：‘我不管你是誰的兒子，今後再這個樣子，該去那去那，不要回來了。’”

“飛行大隊的幹部戰士，當然支持這個副大隊長的正義行為，他們聯名給葉帥寫信，說他的兒子是‘一個隻拿錢，不幹活的飛行員’。”

“這件事，不知為何被江青獲悉。於是，引發了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向葉劍英發難。造成了全國‘批林、批孔、批走後門’三箭齊發的局勢。”

知道“批林批孔”運動中這件著名公案的來由了吧？

“不光葉帥的兒子如此，許世友將軍的女兒許華山同樣如此。1972年許華山已經連續幾個月不在部隊，沒有向任何人請假。一天，許世友將軍的電話打到了部隊。問34師師長‘你們把我的丫頭派到那去了，怎麽幾個月沒有音訊？’。這一下可急壞了34師的大員們。他們原以為許華山在家裏，誰知，家裏反倒向部隊要人。於是，34師調動所有的關係，滿世界的找人。最後，還是從海軍司令部的一個高幹子弟那裏得知，許華山這幾個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團學習跳舞。把34師的領導們氣的臉一個個憋的活像豬肝……”

“這幫高幹子弟，在34師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韓先楚上將的兒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隊想幹空勤。胡萍師長，親自下令改為空勤領航員。領航員幹了沒幾天，又要學飛行，於是又成了飛行員。這些普通人要經過幾年航校培訓的事，在他們身上，就是這樣輕而易舉地換來換去。”

後來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後門，直到現在被認為是想搞亂軍隊。究竟誰在搞亂軍隊，是很清楚的，就是這幫不法的幹部子女。

當然，不是所有幹部子女都這樣。也有相當優秀的，堪稱表率。“34師的高幹子弟表現有好有壞，差異極大。其中，劉伯承元帥在修理廠的孫子，有極好的口碑；獨臂將軍彭紹輝大將的兒子，是102團一名看似極普通的機械師，十分和氣，沒有一點幹部子弟的架子。類似的高幹子弟很多，這些極清高的人物，給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師注入了一陣孤傲不群的清風……”

為所欲為的都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幹部的子女；表現好的都是那些不當權甚至邊緣化幹部的子女。我也接觸過一些幹部子女，也感到有這種規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將軍的女兒，著名曆史人物高崇民的孫女。她在哈軍工讀書期間就表現極為優秀，上過報紙，文革期間下放，後落實政策調到我單位，為人極為謙和。文革期間物資非常匱乏。我家偶然機會買到一輛小輪自行車，不想要，問誰要。幾個女同事議論，說高凡遇事向來謙讓，問她要不要吧。一問果然要，就讓給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沒任何特權，也不爭。可惜這樣的好人前幾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這樣的“紅二代”接班，就沒有什麽值得憂慮的了。

可惜，實際情況完全相反。怎樣造成這樣的結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變修”了，還是本來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時的部隊和社會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輩留給子女的‘遺產’，決定著他們人生的道路是順利還是坎坷。”

再回來說文革裏的走後門。這些幹部子女為所欲為，娘老子也放縱他們，毒化了社會空氣，給解放軍丟了臉。更值得憂慮的是，這樣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會把中國帶到什麽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這個問題，有什麽不對？“三箭齊發”，隻有這一箭發得對頭，說出了老百姓的心聲。我想，也符合解放軍空34師官兵們的情緒和願望。除此其它兩箭，什麽“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這件事後來如何發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話“走後門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話，當然不錯，但是用在這裏，簡直是混賬邏輯。所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反走後門，以及毛對這個反走後門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澤東這樣的態度，是為幹部們進一步腐化，以至於文革後實行集體世襲製開辟了道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這也是廣大參加文革運動的群眾對毛的擁戴開始崩潰的起點。以前，他們將毛看作紅太陽，看作救世主。社會上的一切苦難、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們都認為是“走資派”幹的。“經是好經，就是給歪嘴和尚念歪了。”現在，他們終於認識到，這個偉大領袖不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和曆代的皇帝沒什麽區別。他們進而開始懷疑從少先隊時期所被灌輸的一切，理想主義完全破滅，隨即開始了一個思想解放的曆程。

黑龍江造反派學生領袖範正美寫了一本《秋夢追思》，總結文革曆史。從書內容來看，屬於左派思想範疇，算個毛派。但是他對毛在反走後門問題上的立場表示強烈質疑。他說：“毛澤東在我思想上屹於泰山的地位，第一次發生了動搖。”他還說：“人們對於毛澤東的批示公開的如此強烈的非議在我知道的這還是第一次。”“我當時認定，走後門問題是幹部利用特權破壞正常紀律和合法程序，與黨的傳統格格不入。以後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與後來不正之風的進一步惡性膨脹，不能說沒有關係。”他把這歸於毛老了，糊塗了。

毛當然不糊塗。毛和學生領袖一樣，也有理想主義的一麵。但是毛知道，這個理想主義不能當飯吃。毛坐在這個位置上，就是眾多正在走後門的幹部們把他擁戴上的，特別是軍隊幹部是他最終的靠山。而葉劍英、許世友、韓先楚這些元帥將軍，你跟他們說理想主義的話他們是聽不懂的。他們之所以擁戴毛、跟隨毛，就是為了他們可以走後門。

扯遠點，秦國大將王翦率軍出征楚國。大軍出了國門二三十裏，不走了。王翦派一個參謀回去向秦王要求再賞賜給他一些田畝。大臣們憤怒了，說這人怎麽這樣貪婪。秦王卻不惱，如數賞賜給他，大軍隨即開拔了。王翦傻嗎，貪嗎？他知道，一國之君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將帶兵在外。所以他必須裝出貪圖小利，胸無大誌的樣子，叫秦王不起疑，不會在後方掣肘。

所以，你想，葉劍英、許世友的兒女成天玩鬧、跳舞，林彪的兒子成天和幾個謀士在小屋裏籌劃國家大事，還自稱什麽“聯合艦隊”，作為一國之君的毛，對哪種幹部放心呢？九一三以後，毛徹底走向現實。所以，江青反走後門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聲，但是毛否定這個，也是必然的。

江青說，走後門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其實毛的治國之道和馬列主義沒多大關係，馬列主義隻是個招牌。但是在這件事上，江青惹了大麻煩。如果江青沒有反走後門這出戲，她的下場不會有那麽慘，因為幹部是得罪不起的。這就注定了江青及四人幫的滅亡。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中西醫結合醫療服務







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搞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對傳染病的積極預防和醫治，在全中國取得的公共衛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種傳染病如霍亂很快在新中國絕跡，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製，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被消滅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滅絕，結核病的死亡率從建國初期的250/10萬下降到40/10萬，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衛生部門都下設“防疫站“，專門負責各種傳染病的預防醫治工作。

接生員的隊伍的數量至1965年已經增長到685740人，產婦的產褥熱和新生兒破傷風顯著減少，母親和嬰兒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證。1952年底，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1965年農村醫療衛生保健網基本建成，衛生技術人員達88萬人，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城市。但新中國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澤東多次對衛生部提出尖銳批評。毛澤東以異常尖銳的方式給衛生部以當頭棒喝，正是毛澤東的“六二六”講話，將中國的衛生事業提升到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對農村人民公社從此開始普及基本醫療服務。

毛澤東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發展中醫藥以後，衛生部已經開始著手培養醫生了。但遠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內醫生還培養不出來。於是衛生部還采用另一種形式，派城市的醫生組成醫療隊下鄉為農民治病。1964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越南外賓時，批評北京醫院隻對高級幹部進行保健是搞特殊化，嚴重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群眾、助長生活特殊化的現象。8月10日，毛澤東又在衛生部黨組《關於改進高級幹部保健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在毛澤東的督促下，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撤銷專門為高級幹部設立的保健機構，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製度，並向群眾開放專為高級幹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醫院。

1965 年之前國家還陸續出台了許多方案，要求各級醫院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去農村為農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澤東和中央又批轉了衛生部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基層的報告。很多醫療專家紛紛響應，像著名的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農村送醫。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國城市共組織了 2800 名醫生下農村巡診。但由於醫療隊人數有限，每次下鄉，隻能走兩三個鄉鎮，且醫療隊下鄉隻能輕裝，不可能帶稍微大一點的醫療器械，也不可能配齊各專科人員，無法達到有效地為農民醫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醫療隊長期下鄉，各級醫院要打亂日常工作來安排人員，農村要為安排醫療隊的食宿而費腦筋。因此，許多地方組織醫療隊下鄉沒有長期堅持，農民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存在。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中國衛生事業的人力、物力、財力仍然主要集中於城市，農村缺醫少藥的局麵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統計顯示，1964年，高級衛生技術人員中有69%在城市，縣以下的隻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縣以下的占27%。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其中用於公費醫療的為2.8億元，占30%；用於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於縣以下的占16%。[i]換句話說，用於830萬享受公費醫療人員的經費，比用於5億農民的還多。

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終於在1965年6月26日這一天，毛澤東按照中央辦公廳的安排，聽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匯報工作。錢信忠在作了衛生部工作的一般性匯報後，講到了全國醫務人員分布情況和醫療經費使用的占比：全國現有 140 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 ；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毛澤東聽到這組數字，發怒了。他麵容嚴肅地站起身來，嚴厲地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這 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又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及“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麽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製？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製？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的問題上去。

城市裏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後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講話最大的碩果就是《赤腳醫生》。“赤腳醫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出現的，這個公社於 1965 年夏就開始辦醫學速成培訓班，學期 4 個月，學的是一般的醫學常識，及對常見病的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學成後，回公社當衛生員。在第一批學員中，有一個叫王桂珍的，來自江鎮公社大溝大隊，後來文革時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為原型創作的。在學習醫學知識的過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師讓晚上 9 點熄燈，她拿個小的手電筒在被子裏看到 12 點。王桂珍拿自己做實驗，拿自己練針，熟練了以後再去給別人針灸，那時候的赤腳醫生都是這樣的。結業後，她被安排在江鎮公社當衛生員，實際上相當於公社一級衛生院的實習醫生，或者是護士、護理員。但王桂珍結業後卻與別人不一樣，沒有選擇待在衛生院等農民上門治病，而是背起藥箱，走村串戶甚至到田間地頭為農民們治病，農忙時她也參加農業勞動。經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宣傳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來越多，她開始在農民中享有了聲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們還在村邊一塊坡地上種了 100 多種中草藥，在村裏專門建了土藥房，利用自己有限的醫療知識，想出各種土洋結合的辦法，讓身邊的老百姓少花錢也能治病。當地農民因多種水稻，平時勞動時是赤腳下水田的，所以當地農民早就有一個樸素的觀念——“赤腳”和“勞動”是一個意思。當地農民見王桂珍在為農民看病之餘也經常參加一些勞動，就稱她為“赤腳醫生”。實際上，“赤腳醫生”就是不脫離勞動同時也行醫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報道了王桂珍、黃鈺祥等人事跡，毛澤東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此後，全國各地在縣一級已經成立人民醫院、公社一級成立衛生院的基礎上，在大隊（相當於現在的村）一級都設立了衛生室，構成農村三級醫療體係。在大隊一級衛生室工作的醫務人員，都是“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與此同時，各級衛生部門開始下大力氣，按照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做法，著手大批培訓“半農半醫”人員。當時，也正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一批下到農村的初、高中生，由於文化水平較當地農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培訓的主體。他們學成後，大都當上了“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隊伍在短期內迅速形成，農村醫療狀況大為改觀。農民有個頭疼腦熱，再不用遠赴公社或者縣城去醫治了，勞動中受的一般創傷能夠及時治療。

專業醫護人員不夠一直是毛澤東時代突出的問題，尤其廣大農村，原有以專業技術人員為導向的培養體係無法滿足農民群眾對醫護衛生服務的需求。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要想改進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出路還是要依靠農民自己。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動手，積極主動地消滅血吸蟲病等傳染性疾病賴以生存的環境，要保護水源、改良水質和加強對糞便的管理，還要為農村培養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醫生，這些都是後來赤腳醫生的職責。赤腳醫生不脫產、不離鄉、活躍在農村和工廠，為廣大人民群眾治療常見的小傷小病。到20世紀70年代，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180萬，衛生員350萬，接生員70多萬。赤腳醫生等的規模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人員總量(220萬名衛技人員)。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經在1980—1981年年報中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2年，一部52分鍾的紀錄片《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它真實記錄了當時“赤腳醫生”針對農村常見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馬炮製藥物和小小銀針治大病的情形。美國斯坦福大學幾位學者在中國拍攝的這部片子，把中國的“赤腳醫生”推向了世界，推動了全球的“中國赤腳醫生熱”。那時候，國際上無論左中右的人士，無論懂醫的不懂醫的，一聽到“Barefoot doctors”這個詞，眼睛就發亮。

《“赤腳醫生”手冊》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譯成50多種文字，麵向全世界發行。世界衛生組織把由毛澤東倡導和推動下建立起來的中國醫療衛生模式，尤其是農村合作醫療稱為以最低的成本獲得了滿足民眾基本醫療需求的最高效益的範例，稱之為“以最小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該模式既滿足了農村衛生防疫工作發展需要，又有效控製了疫病的發生與流行。後來據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阿拉木圖宣言”，以中國為發展中國家推行初級衛生保健的典範，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可悲可歎的是，2000年中國三農危機爆發，醫療重新成為工農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