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

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

 

 

 

列寧誕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發巴黎公社起義，這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嚐試。列寧開始革命活動的時候，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在同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特別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列寧主義的階段。正如斯大林說的：“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規律，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係列重大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問題。他闡明了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思想，並且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舉行了一次總演習。他所領導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從資本主義舊世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

早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麵目開始暴露的時候，毛澤東同誌就尖銳地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徹底揭露蘇修叛徒們對列寧主義的背叛，揭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本質，指出社會帝國主義同資本帝國主義一樣必然覆滅的曆史規律，進一步推動世界人民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這也就是我們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義。

《轉裁》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紅旗》1970年第五期

一、列寧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偉大列寧誕生的一百周年。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懷著對偉大列寧的最崇高的敬意，來紀念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

列寧是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

列寧誕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發巴黎公社起義，這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嚐試。列寧開始革命活動的時候，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在同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特別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列寧主義的階段。正如斯大林說的：“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規律，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係列重大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問題。他闡明了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思想，並且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舉行了一次總演習。他所領導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從資本主義舊世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

列寧在理論方麵和實踐方麵給予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貢獻，是非常之偉大的。

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在同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在同黨內的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中，繼承和捍衛了列寧主義的事業。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的統率下，成為打敗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在人類曆史上樹了永不磨滅的豐功偉績。

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正是從列寧主義那裏找到解放的道路。毛澤東同誌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麵目就起了變化了。”毛澤東同誌指出：“中國人民一貫把中國革命看作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毛澤東同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曆史上最長期、最激烈、最艱苦、最複雜的革命鬥爭和革命戰爭，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中取得人民革命的勝利。這是十月革命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最偉大的勝利。

目前，我們正處於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同列寧在世的時候相比，國際形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世界曆史的發展證明了列寧的革命學說的正確，證明了列寧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

但是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後產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義一樣，在斯大林逝世以後又產生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義。

在赫魯曉夫掌權十一年之後，修正主義內部發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魯曉夫，他又經曆了五年多的時間，現在在蘇聯正是由這樣一個人主持“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

列寧曾經說過：“曆史上常有這種情形，當那些在被壓迫階級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領袖一旦逝世以後，他們的敵人便企圖竊取他們的名字來欺騙被壓迫階級。”

勃列日涅夫叛徒們對待偉大的列寧就是這樣幹的。他們在所謂《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提綱》中，竟然明目張膽地歪曲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偉大形象，用他們的修正主義私貨來冒充列寧主義。他們偽裝“紀念”列寧，實際上是盜用列寧的名義來加緊推行他們的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和社會軍國主義。這是對列寧的極大侮辱！

徹底揭露蘇修叛徒們對列寧主義的背叛，揭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本質，指出社會帝國主義同資本帝國主義一樣必然覆滅的曆史規律，進一步推動世界人民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這也就是我們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義。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的根本問題

列寧在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反複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用暴力奪取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說：“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隻能通過暴力革命。”

列寧還說：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係。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勝利。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後，列寧總結了新的革命實踐，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是充滿了劇烈的階級衝突的整個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複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複辟行動”。因此，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曆史時期都是必要的”。

今天，在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時候，重新溫習列寧的這些光輝思想，有著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人們知道，蘇修叛徒集團恰恰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背叛了列寧主義，背叛了十月革命。

早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麵目開始暴露的時候，毛澤東同誌就尖銳地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yongbing1993]

口頭上社會主義實際上帝國主義







《轉裁》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紅旗》1970年第五期

三、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政變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什麽會出現資本主義複辟，會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呢？我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特別是用毛澤東同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觀察問題，就能夠理解，這主要地是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的一種產物，是蘇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竊取了黨政大權的結果，即蘇聯的資產階級篡奪了無產階級政權的結果。同時，它也是國際帝國主義為了挽救自己的滅亡，通過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
　　
毛澤東同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仍然集中在政權問題上。毛澤東同誌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資產階級雖然被推翻，但是階級和階級鬥爭依然長期存在。斯大林曾經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這就說明階級鬥爭一直在尖銳地進行著，說明一直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蘇聯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於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避免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還缺乏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隱藏在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拋出惡毒誹謗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施展種種陰險狡詐的手段，篡奪了蘇聯的黨政大權。這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政變，是推翻社會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政變。
　　
勃列日涅夫是赫魯曉夫反革命政變的同謀者，後來他又取代了赫魯曉夫。他的上台，實質上是赫魯曉夫反革命政變的繼續。勃列日涅夫就是赫魯曉夫二世。
　　
毛澤東同誌指出：“修正主義上台，也就是資產階級上台。”“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毛澤東同誌的英明論斷，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實質和社會根源，指出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
　　
蘇修叛徒集團篡奪了蘇聯黨政大權之後，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大大膨脹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在黨、政、軍和經濟、文化領域占據了統治地位，並且從中形成了一個掌握全部國家機器和支配整個社會財富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即新型的大資產階級。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利用他們所控製的國家政權，把社會主義所有製變為走資派所有製，把社會主義經濟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他們假借“國家”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庫，采取各種手段，任意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而驕奢淫逸，作威作福。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是把複辟希望變成複辟行動的資產階級。他們把十月革命的英雄兒女打下去，重新騎在蘇聯各族人民的頭上，建了自己的反革命小朝廷。因此，他們極端反動，極端仇視人民，極端害怕人民。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同一切反動沒落的階級一樣，在其內部充滿著種種矛盾。他們為了拚命保住自己竊取的權力，狼狽為奸，勾心鬥角，互相傾軋。他們的處境越是困難，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愈演愈烈。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攝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維護其反動統治，在剝削和壓迫本國人民的同時，必然要進行瘋狂的侵略擴張，加入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行列，推行窮凶極惡的社會帝國主義政策。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基礎。現在，這個階級的總代表就是勃列日涅夫。他瘋狂地推行並且發展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完成著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從複辟資本主義到社會帝國主義的演變。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全麵推廣所謂“新經濟體製”，把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用法令形式固定下來，加強了官僚壟斷寡頭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他們橫征暴斂，不管人民死活，實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政策，加速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以適應社會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需要。
　　
蘇修叛徒集團的倒行逆施，給社會生產力帶來極大的破壞，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工業衰退，農業下降，牲畜減少，通貨膨脹，供應緊張，國家市場商品奇缺，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化。蘇修叛徒們不僅揮霍了蘇聯人民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而且低聲下氣，向當年的戰敗國西德乞求貸款，甚至出賣國家資源，把日本壟斷資本引進西伯利亞。今日的蘇聯經濟已陷於無法解脫的危機之中。作為蘇聯人民的朋友，我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於蘇修叛徒把列寧主義的故鄉糟蹋成這個樣子感到無比憤慨，對於蘇聯廣大人民在資本主義製度全麵複辟之下遭受的重重苦難給予深切的同情。
　　
蘇修叛徒集團過去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蘇聯“已變為全民國家”了。現在又自打嘴巴，說“全民國家繼續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全民國家”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一個類型”。他們還大叫大嚷要“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紀律”’“加強集中”，等等。又是“全民國家”，又是“無產階級專政”，把兩個根本衝突的概念硬拚湊在一起，無非是用來欺騙群眾，掩蓋大資產階級的專政。他們所說的“黨的領導”，就是一小撮社會法西斯寡頭對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政治控製。他們所說的“紀律”，就是鎮壓一切不滿於他們統治的人。他們所說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經濟、軍事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他們這一夥人的手裏。一句話，他們打出這些幌子，都是為了加強法西斯專政和準備侵略戰爭。
　　
處於內外交困的蘇修叛徒集團，越來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來維持其背叛列寧、背叛十月革命的反動統治。今日之蘇聯，特務密探橫行無忌，反動法令層出不窮。革命有罪，冤獄遍於國中；反革命有賞，叛徒彈冠相慶。許多革命者和無辜的人被關進集中營和所謂“瘋人院”。蘇修集團甚至出動坦克和裝甲車，對人民的反抗進行野蠻鎮壓。
　　列寧曾經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象俄國那樣，對國內的大多數居民實行這樣的壓迫”，除俄羅斯人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當作異族看待”。“它使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對君主政體積下了深仇大恨”。現在，蘇修新沙皇恢複了老沙皇的民族壓迫政策，采取歧視、遷徒、分化、監禁等毒辣手段，對各少數民族進行壓榨和迫害，把蘇聯重新變為“各族人民的監獄”。
　　
蘇修叛徒集團在整個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他們瘋狂地摧殘和壓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和文化，而讓糜爛透頂的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象洪水一樣到處泛濫。他們大肆鼓吹軍國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把文學藝術作為推行社會帝國主義的工具。
　　
列寧當年痛斥沙皇製度的黑暗統治時，曾經這樣寫道：警察的專橫，野蠻的迫害，道德的敗壞，“達到了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頑石也將為之長歎”！人們不妨把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同列寧當時痛斥的沙皇製度比較一下吧。
　　
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起了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如斯大林所說：“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十四國的武裝幹涉，白匪的叛亂，希特勒幾百萬軍隊的進攻，帝國主義的種種破壞和顛覆，封鎖和包圍，都沒有能夠攻破的社會主義堡壘，竟被這一小撮叛徒從內部奪取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大的叛徒，是萬惡不赦的曆史罪人。

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

列寧在批判第二國際叛徒們的時候，曾經指出：他們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即機會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
　　
蘇修叛徒集團也是從修正主義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不同的是，第二國際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如考茨基之流，還沒有掌握國家政權，隻是為本國帝國主義效勞，從掠奪別國人民的超額利潤中撈一點油水。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則是依靠他們所篡奪的國家政權，直接去掠奪和奴役別國人民。
　　
曆史的經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一旦為修正主義集團所篡奪，或者象蘇聯那樣變為社會帝國主義；或者象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那樣淪為附屬國或殖民地。現在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上台的實質，就是把列寧和斯大林締造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的霸國。
　　
蘇修叛徒集團講的是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幹的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勾當。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對他們的所謂“兄弟國家”實行“國際主義”，實際上是用“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等一套套枷鎖，把東歐一些國家和蒙古禁錮在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鐵絲網裏，任意宰割。他們利用霸主地位，推行什麽“國際分工”、“生產專業化”和“經濟一體化”，強使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適應蘇修的需要，變為蘇修的銷售市場、附屬加工廠、果菜園和畜牧場，以進行駭人聽聞的超經濟剝削。
　　
他們采用最橫蠻、最凶惡的手段，對這些國家嚴加控製，在這些國家駐紮重兵，甚至公然出動幾十萬軍隊，把捷克斯洛伐克置於自己的鐵蹄踐踏之下，用刺刀製造傀儡政權。這一夥叛徒，正象列寧曾經痛斥的老沙皇那樣，完全是以“農奴製特權的原則對待鄰國”。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對亞、非、拉國家提供“援助”，實際上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力圖把這個地區的一些國家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同美帝國主義爭奪中間地帶。蘇修通過軍火輸出、資本輸出和不平等貿易，掠奪它們的資源，幹涉它們的內政，並且伺機攫取軍事基地。
　　
列寧指出：“財政資本實行殖民政策，除了無數‘舊的’動機以外，又加上了爭奪原料產地、搶先輸出資本、爭奪‘勢力範圍’……以及爭奪一般經濟領土等等的動機。”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就是循著這個資本帝國主義的軌道前進的。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完全支持”各國的革命鬥爭，實際上他們同世界上一切最反動的勢力勾結在一起，破壞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他們瘋狂咒罵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群眾是“極端分子”、“暴徒”，分化和瓦解這些國家的人民運動。他們出錢出槍，直接幫助印尼、印度等國反動派屠殺革命者，處心積慮地撲滅亞、非、拉的人民武裝鬥爭烈火，鎮壓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樣，充當世界憲兵。
　　
蘇修叛徒集團口頭上說他們讚成什麽“反帝鬥爭”，有時候也罵幾句美國，實際上他們和美帝都是妄圖稱霸世界的最大的帝國主義。蘇修的所謂“反對”美國，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蘇修同美帝為了重新瓜分世界，互相爭奪，又互相勾結。蘇修在德國問題、中東問題、東南亞問題、日本問題、核武器問題等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的行為，都是他們同美帝又爭奪又勾結的罪證。他們都是推行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犧牲各國人民的利益。蘇修和美帝之間有什麽妥協，也不過是強盜之間的暫時協議。
　　
列寧指出：“現代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結果。”現代戰爭“是由帝國主義的本質產生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繼承赫魯曉夫核訛詐的軍事戰略方針，大力發展火箭核武器，同時加緊擴充常規軍備，全麵加強陸、海、空三軍，在全世界推行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
　　
在戰爭問題上，過去赫魯曉夫是鼓吹那一套虛偽的所謂“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掩蓋真正的擴軍備戰。現在勃列日涅夫之流改變一些腔調，拚命煽動戰爭狂熱，大叫大嚷當前國際局勢“孕育著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公然威脅說要“先發製人”，吹噓他們的什麽“戰略火箭”“能夠消滅任何地方的任何目標”。他們更加瘋狂地增加軍費，加緊侵略戰爭的動員和準備，陰謀發動希特勒式的閃電戰。
　　
蘇修叛徒集團以突然襲擊方式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國領土珍寶島和鐵列克提等地區，並對我國進行核威脅，充分暴露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和冒險性。同美帝國主義一樣，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一小撮寡頭已成為準備發動世界戰爭的又一罪魁。

[yongbing1993]

中國的赫魯曉夫是走資派鄧小平







走資派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確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們的本質都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充滿好感並向往的。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的高明在於他沒有做秘密報告，而是直接三七開了毛澤東，而且拉著很多老幹部一起起草了《關 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雖然沒有明確的叫做秘密報告但有秘密限於高層的講話。

走資派鄧小平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而走資派鄧小平說的這個思想除了所謂實事求是，所謂理論聯係實際，已經丟掉了“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統一戰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造反有理” , "階級鬥爭”等一係列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而成了走資派鄧小平與“曲線救國”相似的被稱為“韜光養晦”實則投向西方，培養大官僚大特權階級的路線。

《曆史的驚歎—鄧小平和赫魯曉夫》

作者：付明泉

有著黑白墓碑的獨特的赫魯曉夫墓成了前蘇聯的曆史。鄧小平也已經成為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後讓我們回頭看這兩個影響世界的政治人物，我們才發現是如此的驚歎。

斯大林死後，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驚了世界，更震撼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是因為“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蘇聯衛國戰爭的統帥”斯大林一夜 之間成了暴君，成了獨裁者。整個陣營騷動了。不論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君子做事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國中，赫魯曉夫的舉動是讓人鄙視的。

當時的鄧小平率領中國團參加中途離開，回來後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之後就開始了中蘇交惡，赫魯曉夫一夜之間撤走了所有蘇聯專家，中國也開始了勒緊腰帶歸還 蘇聯的債務。赫魯曉夫全麵批判了斯大林，中國對斯大林進行了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給後人研究。赫魯曉夫的舉動讓西方喝彩一 片，而赫魯曉夫也自認為自己遠遠超越了斯大林，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真正繁榮。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在北京和毛澤東見麵的時候，帶著髒話表達了對美國的無限崇 拜，讓毛澤東十分鄙視。毛澤東從人格和作風上真正鄙視這個光頭，鄙視這個做秘密報告的政客。毛澤東也拒絕再承認赫魯曉夫是陣營的領袖。當然，真正的中蘇交惡是從赫 魯曉夫要租借中國海港，搞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開始的。

從此，毛澤東的中共和蘇聯的中央開始了誰是社會主義誰是修正主義的全麵論 戰。這也成了毛澤東晚年考慮最多的問題，誰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誰會在他身後建立赫魯曉夫試圖建立和所謂改革出的官僚特權貴族階層，建立一種貌似自由的 特權專政的控製民眾的崇拜西方的非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不倫不類的社會模式。

赫魯曉夫對西方，本質是恐懼和羨慕的，他的政策外強中幹，虎頭蛇尾，虛張聲 勢。他搞了古巴導彈危機，在美國肯尼迪政府的強硬回擊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了。而柏林牆的建立，更是對西方從道義到形式的全麵失敗。赫魯曉夫試圖改革，但 最後的結果是讓蘇聯經濟停頓不前，而他粗魯的作風，更讓世界為之驚訝。他自己，也一樣成了秘密的犧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隱蔽的中央全會悄然以健康為由撤 銷了一切職務，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權力。

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二號人物（一號是劉少奇），毛澤東擔心的是鄧小平等人要建立一個倒向西方的、變賣資源、兼並土地，隻照顧少數權貴不顧及社會公平，隻考慮短期利益不考慮長遠戰略的“修正主義走資路線”。

毛 澤東更擔心他們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

鄧小平重新上台後，在1980年也對來訪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出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 毛主席”。此地無銀三百兩，說出了他和毛澤東長期的糾結。

事實上，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確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們的本質都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充滿好感並向往的。

但是，鄧小平的高明在於他沒有做秘密報告，而是直接三七開了毛澤東，而且拉著很多老幹部一起起草了《關 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沒有叫做秘密報告。

鄧小平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而他說的這個思想除了所謂實事求是，所謂理論聯係實際，已經丟掉了“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統一戰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係列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而成了與“曲線救國”相似的被稱為“韜光養 晦”實則投向西方，培養大官僚大特權階級的路線。

毛澤東重視長遠的戰略，如興修水利，發展高科技國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產品。而 鄧小平更多傾向眼前利益，招商引資，租賃土地，出口創匯，買入利用。

對國際朋友，毛澤東更多強調是團結互助互相支援，搞長期的統一戰線，分化瓦解敵人。而 鄧小平的策略是韜光養晦，對國際朋友少支持，悶聲發大財的短視政策，這種政策必然造成對手直逼國門、朋友眾叛親離的局麵。改革精英們評論毛澤東隻會搞軍 事，不會搞其他。

其實，毛澤東是個戰略家，是個全才，他的思想他的功績偉大而深遠。鄧小平充其量是個政客，他既不是軍事家，也不是經濟領袖，更不是戰略高手，他除了和毛澤東“對著幹”外，幾乎沒有任何建樹。

改革40多年，除了腐敗全麵開花，社會兩極分化，資源損失殆盡，環境嚴重破壞以外，還有什麽功績？！

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建設 了海軍和空軍。

中國實現了消滅梅毒血吸蟲等傳染病。

中國實現了工業部門比較齊全的建設。

中國實現了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建交。

中國實現了從百年淩辱到外強眼 看歎息的轉變。

中國實現了和美國、蘇聯的直接較量，被亞非拉國家抬入聯合國，中國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湧現了無數在本職工作上拿錢 雖少貢獻很大的勞動者。

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毛澤東的上山下鄉論，老中青結合論，繼續革命論，反對官僚特權論，人民民主監督論，批判封建禮教論等等，多麽英明正 確，曆史已經證明並且將越來越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從1978年到今天，讓我們看看這些社會現狀，我們看到的是煤礦的死人，無 數的童工，黃賭毒黑的泛濫，是貪腐千萬還不處死的高官，是剛剛建好就倒塌的大橋大樓。

我們再看看大官僚大資本家剝奪占有農民的土地，看看各級官吏逢場作戲 的淚水漣漣，看看依然吃老本毫無創新的科學技術，看看那些商人一樣的博士導師，看看那些流氓一樣的高官酷吏……我們真的無語。

鄧小平不是赫魯曉夫，鄧小平 超過了赫魯曉夫。

同樣，毛澤東也不是斯大林，毛澤東高過了斯大林。

晚年的毛澤東對45運動的學生也隻是讓工人用大棒予以驅散，而斯大林則要狠的多；赫魯曉 夫沒有用槍炮來對付過反對派，但是鄧小平卻用槍炮代替了大棒來對六四學生。

赫魯曉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沒做，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榮譽，更沒有 總設計師的稱號，他也沒有任何理論問世，唯一一部回憶錄，還是他口述別人代寫的。

而鄧小平則有和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被當代改革精英極力推崇的白貓黑貓論。 鄧的一百年不動搖論和他當年向華國鋒保證的“世世代代永遠高舉毛澤東旗幟”一樣，也和他當年向毛澤東保證的“永不翻案”一樣，都是絕對的、靜止的、脆弱 的、言不由衷的。這也注定他的這些說法是靠不住的，更不可能一百年不動搖。

[yongbing1993]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說過“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國家部委有幾十個，除衛生部之外，毛澤東從沒有提出過可以當別的什麽部的部長。他為何單單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呢？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55年4月15日，毛澤東針對中醫講了這樣一段話：“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關注中醫、重視中醫

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鬥爭時，毛澤東就將“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看成鞏固根據地的三個方法之一。這個紅軍醫院是包括中醫的，“用中西兩法治療”。這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重視西醫、輕視中醫，甚至要廢止中醫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重視邊區的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的同時，也重視文化衛生工作，高度關注中醫。他提出邊區“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

針對當時疫病流行，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在這裏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怎樣解決？要發揮西醫的作用，更要發揮中醫的作用。

毛澤東說：“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誌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曆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澤東：“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當時邊區成立了中西醫藥研究會，為幫助研究改造中醫中藥，還通過了好幾個發展中醫的提案。當時延安生動活潑、紅紅火火的局麵，與重視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重視發揮中醫和西醫兩個方麵的作用，有著密切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西醫的發展，很多人認為中醫藥不科學，輕視甚至排擠中醫的現象有所抬頭。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重視中醫、發展中醫。

1953年12月，毛澤東對衛生部的領導說：對中西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

1954年6月，毛澤東又對北京醫院的院長周澤昭說：對外來的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7月，毛澤東明確指出：“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後，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

這之後，全國加強了對中醫的重視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醫研究院，後來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醫學院。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毛澤東為什麽能夠那樣深切地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呢？

第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深刻地認識到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

在毛澤東眼中，中醫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中的一個突出的珍貴品，是可以讓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筆重要遺產。

1953年12月，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

1954年6月，毛澤東指出：“對中醫問題，不隻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

7月，毛澤東又指出：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據毛澤東身邊醫生徐濤回憶，毛澤東說：“我看中國有兩樣東西對世界是有貢獻的，一個是中醫中藥，一個是中國菜飯，飲食也是文化”。

毛澤東認為中國飲食文化中也包含著飲食治療的中醫內容。“我們祖先在尋找食物過程中也發現了藥物，藥食同源，許多食物中醫都可入藥，像百合、山藥、山楂、大棗，連蔥薑蒜都可以治病”。

中醫傳遞著什麽樣的傳統文化呢？從毛澤東的談話和講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預”三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是個“中”字。這個“中”不是從表麵上講的中國的“中”，而是從實質上講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陰陽平衡的“中”。

毛澤東指出：“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技術，如‘體育’、‘按摩’等，裏麵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這就是說，中醫是醫人之醫；是不走極端，重視陰陽平衡，從整體上為人服務之醫。

第二是個“本”字。這個本是本來、本源、根本的“本”。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生命以氣為本，氣絕身亡。《黃帝內經》分《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就是本問。

毛澤東終生都重視這個本字，重視醫人醫病要把本來的情況搞清楚。毛澤東說：“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後處方。”每一個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醫人醫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個特殊的“望、聞、問、切”。

第三是個“預”字。這個“預”就是預防，醫國醫人都是“預則立，不預則廢”。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就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1954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草案）時，在“治療疾病”之前加上“預防疾病”。毛澤東深知中醫文化中預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療疾病是第二位的；預防做不好，等到疾病臨頭再去治，那是見事遲。

中醫對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偉大的醫生在中國，那就是中國曆史上的中醫，如：神農氏、張仲景、華佗、孫思邈、李時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黃帝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黃帝又是傳說中最早的中醫。那本稱為黃帝醫經的《黃帝內經》，雖不是黃帝所作，但與黃帝的傳說多少有點聯係。炎帝因農業上的貢獻被稱為神農氏，傳說他善於用草藥為人民治病，最後因嚐斷腸草丟了性命。他可以說是中醫最早的發明者、實踐者。毛澤東曾為此稱讚他。

毛澤東著名詩篇《送瘟神》，神醫華佗的名字進入其中：“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毛澤東關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關注曆史上的中醫重視解決瘟疫問題。毛澤東稱讚曆史上的中醫，不僅因為他們為中華民族、為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能夠發揮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這是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的第二個原因。

毛澤東是揣著為民之心的領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時，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原因就是毛澤東認為中醫對人民健康、對為人民治病能發揮大作用。周恩來說：“在陝北時，西醫隻有百把人，其中許多都是小醫生，但廣大群眾需要醫生。

毛主席就號召中西醫團結，給人民治病。”

新中國成立後成立了衛生部。毛澤東認為衛生部管的是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務很大。“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中醫問題，關係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

在毛澤東眼裏，中華民族人口的繁衍和曆史的連續性，與中醫大有關係。他說：“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裏麵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

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而是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對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醫生放到農村去，要像華佗、李時珍那樣在實踐中提高醫療本領。

毛澤東說：“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麽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

毛澤東要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在毛澤東關心下，城市到農村去的醫療隊多起來了，中西醫結合特別注重於用針灸、中草藥為農民防病治病的“赤腳醫生”在農村大地大批地成長起來了。

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

毛澤東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與他關注中醫、重視中醫，重視保護和傳承中醫傳統文化，重視醫療衛生為人民服務密切相關，也與他重視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密切相關。

中西醫結合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

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提出“用中西兩法治療”。

延安時期，他號召中西醫團結。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正是這次會議經毛澤東同意確定了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中西醫結合的三大衛生工作方針。

為什麽要中西醫結合？毛澤東認為中醫、西醫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將其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創造中國的新醫學，不僅為了中國，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強調人的整體性”，“曆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

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的，“中醫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醫說大腦、小腦、細胞、細菌是科學的。”“西醫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澤東認為中醫和西醫可以相互促進，如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針灸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有中醫的基礎，經過中西醫的結合，“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

怎樣實現中西醫的結合？毛澤東認為中西醫之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毛澤東說：“掌握中醫中藥，必須要有西醫參加，也要吸收有經驗的中醫，靠單方麵是不夠的，單有西醫沒有中醫不行，有中醫沒有西醫也不行。”

毛澤東倡導中醫要進大醫院，要進醫科大學，還要出國。

毛澤東既肯定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又提出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

毛澤東“可以當衛生部長”的這些重要思想，對創造中國新醫學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

屠呦呦團隊研究中醫藥學，發現青蒿素，在中國和世界上救了許多患者的命，得了諾貝爾獎，是一個證明。

[yongbing1993]

大陸上還暗藏著許多反革命分子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了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使新中國人民政權得以鞏固。曆史證明，毛澤東當年作出的決策是正確的。

新中國人民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上還暗藏著許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國剛剛成立時，他們還處於潛伏狀態。因此，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也認識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沒有引起特別的重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叫囂要反攻大陸，並且加強了在東南沿海一帶的軍事活動。社會上風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潛伏在大陸上的反革命分子，以為顛覆人民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了，便紛紛活動起來，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他們有的破壞工廠的生產設備，阻斷生產流程，有的炸鐵路、橋梁，傾覆運送軍事物資的火車和汽車，有的燒倉庫，有的殺人放火，製造社會動亂，有的搶糧食，搶倉庫，造成社會混亂。有的撒傳單，貼標語，散布謠言，搞亂人心。有的刺殺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一時間，社會上出現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動，而民眾則十分恐慌的狀況。僅1950年一年內，光是新解放區，就有上萬名幹部和群眾積極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殺害。

在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動的時候，我們的許多領導幹部卻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講寬大，該殺的不殺，該關的不關，有的還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輕易地放走了。當時群眾中流傳一句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

毛澤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寬大無邊”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壞活動的材料，紛紛報到中央，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注意。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不少批示中強調，對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打擊。隻有殺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因此，“應當放手殺幾批”。對反革命分子，“應殺者均殺之，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務使反動勢力徹底肅清，民氣伸張，政權鞏固。”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群眾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

毛澤東著重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1951年1月，當他讀到廣西關於鎮壓反革命的一份報告中談到有的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寬大無邊”時，就把這份報告批轉給華東軍區、中南軍區、西南軍區、西北軍區、華北軍區並請轉發所屬各軍區、兵團及軍黨委，要他們注意克服右傾錯誤。他還在一份電報中批評說：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對反革命分子不能“寬大無邊”。如果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必將使匪禍猖獗，達於極點，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極大。同年3月，他在一則批語中要求：對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優柔寡斷的市委地委縣委要給以檢查和督促，“使他們堅決行動起來，嚴厲鎮壓反革命。”毛澤東對一些大城市行動遲緩，很不滿意，他認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潛伏的主要巢穴，必須用很大力量去對付，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除惡就是行善”

毛澤東過去在讀《西遊記》時，就寫下了這樣一句批語：“除惡就是行善。”當反革命猖狂之時，毛澤東在同公安部長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了這句話。他說：“除惡就是行善。”不鎮壓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權就不能鞏固，我們必須下決心，搞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以伸張民氣。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中共中央於1950年10月10日向全國各級黨委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個指示發出之後，公安部於10月16日召開了全國公安高級幹部會議，具體部署貫徹執行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指示，隨後，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就在全國展開了。

1950年底，全國公安部門、人民警察部隊，都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鎮壓反革命運動上。一年內，各地出動大批警力，動用警察部隊，抓特務，抓反革命分子，偵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壞案件，同時，南方各軍區的部隊開始了以剿匪為重點的軍事行動，抓匪首，清理槍支。

鎮反開始後，毛澤東對這件事抓得很緊。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轉報的湘西第四十七軍關於鎮壓一批匪首、惡霸、特務的報告，立即轉發各中央局、分局負責人，充分肯定四十七軍的做法，指出：“隻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脫離群眾。”1月23日，毛澤東轉發廣西鎮反報告時又指出：廣西軍區在剿匪工作中，曾經犯過右傾錯誤，寬大無邊，“以至匪禍猖獗，達於極點，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極大”。後來他們糾正了這種錯誤，“情況就完全改變過來，匪焰大降，民氣大伸”。

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後，毛澤東發現，各地在運動中都偏重於公安部門的單獨行動，忽視了發動群眾這一重要問題。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鎮壓反革命運動，也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1951年2月25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指示：鎮壓反革命應“先召集區以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和各大工廠大學校，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次會，報告反革命情況及各種罪行和犯罪證據，提高大家對反革命的仇恨，然後再分批執行，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應這樣做。”他認為，鎮壓反革命，必須造成聲勢，在群眾的支持下，才能最後奪取鎮壓反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還認為，鎮壓反革命要團結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起幹。他自己率先垂範，把鎮壓反革命的情況主動通報給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主動給張瀾寫信，向他通報西南剿匪情況，信中寫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頗有成績，消滅匪眾八十餘萬，殘餘匪眾已不足四萬，兩三個月即可完全剿滅。送上西南軍區最近由地麵送來之總結報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話，可以一閱。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內還我即可。”1951年2月，毛澤東在他親筆寫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中還寫道：在鎮壓反革命中，“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並使民主人士與聞。”毛澤東1951年1月28日親自主持起草了一個中央電報，要求各地黨委要“向知識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廣泛地解釋鎮壓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們讚同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穩、準、狠”方針

毛澤東1950年12月19日致黃克誠、鄧子恢的一份電報中寫道：“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當時毛澤東隻提出“穩”與“狠”兩個字，不久他又增加了“準”字。1951年1月17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長篇電報稿，提到了“穩、準、狠”三個字，並且解釋道：“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

在貫徹“穩、準、狠”三字方針時，最核心的環節是把握寬大和鎮壓的界限，為此，毛澤東提出了鎮壓和寬大都應當有“邊”的意見。他說：寬大是有邊的。這個邊，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該殺的就殺，該關的就關，不能姑息。同時，“如同寬大應有邊，鎮壓也應有邊，無邊是不對的。”“對可殺可不殺的那一部分人，應當判處徒刑，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不要殺。”不能對反革命分子一概殺掉了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必須殺；不該殺的，就不能殺。為了掌握好這兩個“邊”，必須克服兩種偏向，一種是勁頭不足的偏向，存在這種偏向，就容易寬大無“邊”。一種是草率從事的偏向，錯捕錯殺，就容易鎮壓無“邊”。毛澤東考慮，僅僅解釋還不夠，中共中央還要有具體規定。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起草的會議決議要點中，對鎮反運動作了五項規定：“一、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並使民主人士與聞。二、嚴密控製，不要亂，不要錯。三、注意‘中層’，謹慎地清理舊人員及新知識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內層’，謹慎地清理侵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強保密工作。五、還要向幹部做教育，並給幹部撐腰。”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外層”是指社會，“中層”是指軍隊和政府機關內部，“內層”是指黨內。這個文件下發後，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就分為外、中、內三層，有區別地進行。

鎮壓反革命要運用法律武器

毛澤東十分重視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運用法律武器的問題。他講過，鎮壓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審訊，斟酌情形，妥善處理。對有關的匪首惡霸大特務，要由軍分區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對與剿匪無關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則由地方法院及軍管會的軍法處判處死刑，對鄉村普通惡霸及不法地主，則由農民鬥爭、監視及由人民法庭判刑。總之，他認為，鎮壓反革命，也同戰爭年代打仗一樣，要“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針對一些地方存在草率從事的問題，毛澤東於1951年初，決定起草懲治反革命條例。在起草這個條例的過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一則批示中強調要重視運用法律武器、按法律辦事。他寫道：“此件關涉軍事法院權限，應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一次會通過，並用主席名義公布。事前召集政協常委及政府委員，法院，司法部，檢察署，公安部人員開一次座談會取得同意；在此次會上，應有人報告最近時期鎮壓反革命的情況。”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經毛澤東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修正草案）》，從此，鎮壓反革命運動有了一部可以依據的法律文件和統一的量刑標準。

法律文件公布之後，毛澤東特別注意各地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對自己所屬地區的鎮反工作，亦須派得力領導同誌出去巡視。”巡視的重要內容，就是檢查各地黨委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是不是認真貫徹執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北京市創造了這樣的一個經驗，先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通過一個一般擁護中央鎮壓反革命條例的決議，然後進行大逮捕。毛澤東認為這個經驗很好，值得向全黨推廣。當有的地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一些條文理解不透，提出問題時，毛澤東親自回複、解釋。1951年2月28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就對“脅從不問”“助惡有據”及量刑問題作出了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發布之後，一些在製定此條例時未能注意到的問題，毛澤東也專門寫了批語，予以解釋、補充。當毛澤東發現各地存在亂捕人的現象時，在1951年3月30日寫的一則批語中強調：“鎮壓反革命無論何時都應當是準確的精細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並且完全應由上麵控製。捕人要仿照天津專區發拘捕證，照證捕人的辦法，不能亂捕。”對那種“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應立即加以收縮，進行檢討，並作出結論。”

提出了清理內部反革命分子的辦法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提醒各級黨委領導同誌，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們內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澤東提出劃分外、中、內三層，並且提醒全黨特別注意清理中層和內層後，許多地方黨委並未對內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視。毛澤東發現這一現象後，於3月11日，在一個批語中指出：“我們認為在一切軍事機關學校部隊中引起注意鎮壓反革命分子問題，並作出正確的處理，是目前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凡對此任務忽視者，應當受到批評。”

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仍然沒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視。結果，1951年3月13日發生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槍殺事件。

王聚民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對共產黨和新中國十分仇恨。但他隱藏很深，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還當上了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3月13日他在一次會議上當場開槍打死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然後開槍自殺。毛澤東3月18日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震驚，當天就代中央寫了一份通報稿。毛澤東在這份通報稿中寫道：“必須認識黨與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專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內，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澤東在轉發一份報告時寫道： “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屬的軍政機關，財政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作重點布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澤東在他親自寫的一份電報稿中特別強調，鎮壓反革命要重視對內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擊。毛澤東發出這些指示後，全國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內部反革命的工作。經過清理內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國各地黨政軍機關內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純潔了內部，鞏固了人民政權。

毛澤東創立了“死緩”刑名

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擴大死刑範圍的偏向。毛澤東發現後，及時指出，一定不可捕錯殺錯。而在錯捕錯殺中，他又更重視錯殺的問題。他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殺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還可以再長出來，而人被殺了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4月3日，他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殺人的批準權控製在一定級別領導機關的手中。在當時，毛澤東認為，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比較合適。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手裏。”隔了一段時間，毛澤東發現，殺人權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級仍然不太合適。1951年5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茲定於六月一日起全國除現行犯外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辦理。各地一律照此執行。”同時規定，清理積案時間，亦即停止捕人時間，有少數要犯須逮捕者須報請中央局批準。

在捕人殺人中，毛澤東特別對殺人持慎重態度，他考慮到：光是把殺人權限提到由省一級掌握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殺人不能太多的原則，提出殺人要控製數字、掌握界限的問題。他於1951年4月30日在一則批語中明確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毛澤東還考慮到，在殺人問題上，必須提出具體的政策界限。他準確地抓到了一個關鍵點是：怎樣從有可殺之罪的人中分離出一部分不殺之人的問題。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緩”刑名的設想。他寫道：“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裏，爾後要怎樣辦都可以。”毛澤東感到，提出這一設想，事關重大，因此他提出：這個問題可以在5月10日召開的公安會議上討論，並作出決定。他還向下邊提出：對這個設想，“你們有何意見，可告你們那裏來京開會的公安人員帶來，或打電報來。”

在全國公安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把他關於設立“死緩”刑名的設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出來。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大家都同意毛澤東的這一設想。這樣，在中央內部，就很快形成了設立“死緩”刑名的統一意見，並於1951年5月上旬作出決定。1951年5月8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這個決定中寫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製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隻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毛澤東估計，這個政策的實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而對其中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采取更加謹慎的政策，“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按照當時的情況，這個決定又具體規定了判處“死緩”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隻把十分之一二列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為可判“死緩”的比例。為什麽要這樣規定？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中這樣寫道：上層的反革命分子，“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和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死緩”刑名，是毛澤東的一個創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裏，找不到這個刑名。這個刑名既屬於死刑範圍，又與死刑有重要區別。主要體現了一個少殺的方針，既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對勞動力的保存，實際上是在特定領域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鎮壓反革命也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鎮壓反革命，是一場嚴峻的階級鬥爭，對於反革命，必須鎮壓，絲毫不能手軟。在執行這一原則的過程中，毛澤東又考慮到了另一方麵的問題，即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考慮到，要改善監獄情況，“克服監獄擁擠、營養不良，醫藥不足，發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況，應當仿照北京的辦法，立即使他們離開監獄，參加勞動，在勞動過程中聽候判決。對於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數群眾同意的條件下，可以采取緩刑或假釋的辦法，交群眾負責管製。”毛澤東的這條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之中，實際上，這個意見，是後來我國實行緩刑、保外就醫等政策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屬工作的意見。他提出：對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必須進行適當的工作，以減輕或消除他們和人民的對立情緒，並爭取其擁護政府的措施，應當向他們說明，政府的政策是隻懲辦反革命罪犯本人，並不株連其未積極參預反革命活動的家屬，使其了解政府的寬大處置，並各安生業。在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時，必須留給其家屬以足夠維持生活的財產。其財產較少者，一般可免予沒收，以示寬大。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這一政策的實行，對於爭取反革命家屬，團結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國民黨留在大陸上的潛伏特務基本被清理出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消滅了200萬土匪的同時，把有著久遠曆史和社會根源的匪患從根本上消除了。城鄉裏的黑社會、惡霸勢力被摧毀，一批仇恨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被法辦。外國特務，特別是美國特務基本被挖了出來。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新中國出現了社會安定、政權鞏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有效保護的好局麵。人民群眾交口稱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稱讚毛澤東功德無量。

[yongbing1993]

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列寧：《偉大的創舉》（論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論“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1919年6月28日）

報刊上登載了紅軍戰士的許多英勇事跡。工人和農民們在與高爾察克、鄧尼金和其他地主資本家軍隊作鬥爭中，表現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堅韌不拔的奇跡，保衛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果實。根絕遊擊習氣和克服疲遝渙散現象的過程進行得很緩慢，很費力，然而卻一直在前進。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而自覺地承受犧牲的勞動群眾的英雄主義，是紅軍中新的同誌紀律的基礎，是紅軍恢複、鞏固和壯大的基礎。

後方工人的英雄主義也同樣值得重視。在這方麵，工人自己發起組織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確實具有極大的意義。顯然，這還隻是開端，但這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深刻、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的開端，因為這是戰勝自身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這些習慣。當這種勝利獲得鞏固時，那時，而且隻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起來；那時，而且隻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變得不可戰勝。

5月17日《真理報》登載了阿·日·同誌的文章《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星期六）》。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全文照錄如下：《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星期六）

俄共中央關於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注：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給了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以有力的推動。由於熱情普遍高漲，鐵路上的許多共產黨員職工走上了前線，但是大多數人不能離開重要崗位，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來自各地的關於動員工作緩慢的消息和辦事拖拉的現象，使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鐵路機構的工作情況。結果了解到，由於勞動力不夠和勞動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機車趕修任務都拖了下來。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鐵路分局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大會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說幫助而要以實際行動幫助戰勝高爾察克的問題。提出的建議中說：

“鑒於國內外形勢的嚴重，為了對階級敵人取得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應當更加鞭策自己，從休息時間內抽出一小時，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些時間集中起來，在星期六這天進行一次六小時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創造出實際的價值。我們認為，共產黨員為保衛革命果實，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這項工作應該是無報酬的。提議在全分局內實行共產主義星期六，一直幹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

開始人們有些猶豫，最後一致同意這個建議。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鍾，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樣來到工作現場，整隊之後，秩序井然地由領工員分別領到各處工作。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門和工作性質。

工作總值按正常工資計算為500萬盧布，按加班工資計算還應增加50％。裝車的勞動效率較普通工人高270％。其餘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這樣。因勞動力不足和辦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個月的定活（緊急的）現已完成。

由於設備發生故障（不難排除的故障），個別組曾耽誤三四十分鍾，但並未影響工作的完成。留下來指導工作的管理人員，忙得幾乎來不及給人們準備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紀的領工員也許是有些誇張地說，在一個共產主義星期六幹的活，等於不自覺的疲遝的工人一個星期幹的。

鑒於一些真心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人也來參加了工作，而且今後還會有大批這樣的人來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同時其他地區也會要求學習莫斯科—喀山鐵路的共產黨員的榜樣，現在我根據來自各個現場的消息較詳細地談談組織方麵的情況。

參加工作的約有10％是經常在現場工作的共產黨員。其餘的則是負責工作人員和選任的人員，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員，也有各企業的政治委員，以及工會人員、管理局和交通人員委員部的工作人員。

大家幹活時非常努力並密切合作。當工人、辦事員、管理人員齊心協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運機車輪箍，象勤勞的螞蟻似的把它滾往目的地的時候，人們心中油然產生一種來自集體勞動的強烈的愉快感覺，堅定了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扼殺不了勝利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個身體疲乏但眼中閃爍著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工作的勝利，這勝利的凱歌的聲浪仿佛越過牆壁，湧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樣蕩漾在整個工人的俄羅斯，激勵著疲憊、懶散的人們。

5月20日《真理報》刊登的恩·爾·同誌的《值得學習的榜樣》一文，在評價這個出色的榜樣時寫道：“共產黨員做這樣的工作並不是罕見的事情。我知道電站和各鐵路線都有這樣的事例。在尼古拉鐵路上，共產黨員加班幹了幾個晚上，把陷在轉盤坑裏的機車起了出來；冬季，北方鐵路上的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幾個星期天去清除鐵路上的積雪；許多貨運站的支部為了同盜竊貨物作鬥爭，在站上進行夜間巡邏，——不過這種工作都是偶然進行的，而不是經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提供的新的東西是，他們把這一工作變成了有係統的經常的工作。他們決定‘一直幹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工作的全部意義正在於此。他們決定在整個戰爭狀態時期把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同時他們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樣。

這個榜樣已經引起而且今後一定會進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亞曆山德羅夫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大會，討論了軍事形勢和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的決議之後通過了如下的決議：（1）亞曆山德羅夫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決定實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定於5月17日進行。（2）把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組織成示範隊，向工人表明，應當怎樣工作，在現有的材料、工具和夥食的情況下實際上能夠做到什麽。

據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說，他們的榜樣給人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預料下一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參加工作。作者寫此文時，亞曆山德羅夫鐵路修配廠的共產黨員還沒有開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組織義務勞動的消息剛一傳出，非黨群眾就激動地談論起來了。到處都有人說：‘昨天我們不知道，不然我們也會做好準備幹它一場’，‘下星期六我一定來’。這項工作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後方的所有共產黨支部都應當向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學習。不僅莫斯科樞紐站上的各共產黨支部應當如此，全俄羅斯的黨組織都應當效法這個榜樣。鄉村中的共產黨支部，首先應當幫助紅軍家屬，實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線的同誌們高唱《國際歌》結束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如果全俄羅斯的共產黨組織都學習他們的榜樣，而且堅持不懈地貫徹下去，那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在共和國全體勞動者的洪亮的《國際歌》聲中度過今後一段艱苦的歲月……“共產黨員同誌們，動手幹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報》報道說：“5月17日在亞曆山德羅夫鐵路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共產黨員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據大會決議在班後做了5小時無報酬的工作，他們不過有權再買一頓飯，而這頓飯同一般體力勞動工人的一樣，也是每人半俄磅麵包。”

盡管準備工作做得不充分，組織得也差，但勞動生產率還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5個旋工在4小時內做了80根小軸。生產率等於平常的213％。20個粗工在4小時內收集了600普特舊材料和70個各重3．5普特的車底彈簧，共重850普特。生產率等於平常的300％。

“同誌們解釋說，這是因為平時幹活枯燥乏味，在這裏，大家幹活都興高采烈。可是今後，平時幹活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幹得少，那就太丟臉了。”

“現在有許多非黨工人都表示願意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各機車修理隊都自告奮勇要在星期六義務勞動時間內把機車從‘墳堆’裏弄出來，修好使用。有消息說，維亞濟馬鐵路上也在組織這樣的星期六義務勞動。”

Ａ．嘉琴科同誌在6月7日《真理報》上談到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形，現在把他的《星期六義務勞動記》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我和一個同誌懷著極愉快的心情，遵照鐵路分局黨委員會的決定，去上星期六義務勞動‘課’，讓腦子暫且休息幾個小時，讓肌肉發揮一下作用……我們的工作是在鐵路局的木工廠。到那裏後，看到自己人，彼此問好，開一會兒玩笑，查點了人數——總共30人……我們麵前躺著一個‘怪物’——一個相當有份量的蒸汽鍋爐，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們把它‘搬家’，就是說，要把它滾到大約1/4或1/3俄裏以外的一個平車那裏。

我們心裏不由得產生了一些疑慮……但我們動手幹起來了：同誌們把木滾就那麽往鍋爐下麵一墊，係上兩根繩子，工作就開始了……鍋爐還有點不情願挪動，但終於還是移動了。我們很高興，要知道，我們人是這樣少……就是這台鍋爐，比我們多兩倍的非黨工人幾乎拖了兩個星期，在我們到來之前它還躺在原地不動……我們在一位領班同誌有節奏的‘一、二、三’口令聲中，齊心協力地賣勁地幹了一個小時，鍋爐慢慢地向前移動著。

忽然，出了岔子！一長串同誌突然狼狽不堪地倒了下去，——原來我們手裏的一根繩子‘叛變了’……但是沒有多大一會兒，就換上了一根粗纜繩……到了傍晚，天色已經明顯地暗下來，但我們還得拖過一個小崗子，那時很快就會完工了。我們胳膊酸痛，手掌發燒，周身火熱，還是拚命地往前拉，——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旁邊站著一位‘管理人’，他被我們的成績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纜繩。

幫著幹吧！你早就該過來了！一個紅軍戰士出神地瞧著我們工作。他拿著手風琴。他在想什麽？也許他想：這是些什麽人？大家都回家去過星期六，他們這是在幹什麽？我打破他的疑團說：‘同誌！給我們奏一個快樂的曲子吧，我們可不是什麽來隨便湊數幹活的，我們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你看，這手裏的活幹得多歡，咱們可沒有偷懶，是在拚命地幹。’紅軍戰士輕輕地放下手風琴，趕快跑過來抓住纜繩……

——‘英國人真機靈！’——響起了烏·同誌動聽的男高音。我們和著他的歌聲，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賓努什卡，嗨喲，拉呀，拉呀……’

幹這活不習慣，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時間睡個夠。目的地快到了，經過一番小小的周折，我們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車了：隻要墊上木板，滾到平車上，這鍋爐就能幹人們早就等著它幹的工作了。我們一窩蜂湧進屋裏，這是地方支部的‘俱樂部’，屋裏掛滿標語，擺著步槍，燈光明亮，我們很好地唱完了《國際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還吃了麵包。幹完重活以後，當地同誌這樣款待我們，真是再愜意不過了。和同誌們親熱地告別之後，我們列成縱隊。夜闌人靜，革命歌聲響徹了沉睡的街道，整齊的步伐聲應和著歌聲。‘同誌們，勇敢地齊步前進。’‘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我們唱起勞動歌和《國際歌》。

過了一個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過來了，這回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到9俄裏以外去修理車輛。目的地是佩羅沃。同誌們爬到叫作‘美國人’的車廂頂上，嘹亮動聽地唱起《國際歌》。乘客們帶著驚異的神情靜靜聽著。車輪有節奏地響著；我們沒有來得及爬到上麵去的人就蹬在‘美國人’車廂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轉眼就到了車站。我們到達目的地，又走過一個長長的院子，見到了親熱的政治委員格·同誌。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總共才30個人，6小時內要完成13輛車的中修！麵前就是劃了記號的輪對，不光有空車，還有裝得滿滿的一輛油罐車……不過沒問題，同誌們咱們‘對付得了’！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蕩滌幾千年文化糟粕








自從盤古開天地，毛澤東時代人民當家作主。史無前例。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動派難受之時。這就是為什麽走資派反動文人顛倒黑白醜了，爾等越是歇斯底裏地詛咒，就越證明當年毛主席領導人民作對了，做好了。

以後將來還會繼續做，不管經曆多少次生死較量反複，前邊有多少艱難曲折苦難，多少血與火生死搏鬥，永遠走這條路，海枯石爛不移其誌，必須的，一定的，因為這是正義的事業，人民得解放的事業，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走資派鄧小平這個反麵教員當得很稱職，很好很好，好就好在通過正反兩方麵用血的事實徹底教育了人民，讓老百姓徹底明白了什麽是正路新路。什麽是邪路老路。否則，不少善良的老百姓，還在做著個人奮鬥發財致富的南柯夢，是走資派給他們當頭棒喝，警告工人農民們先富不了。

告訴工人農民們此等良好的願望是通向地獄之門，最終結局隻能是被走資派資本家奴役變成房奴，車奴，性奴，社畜，跳樓，跳崖，服毒，不婚，不育，斷子絕孫…..!所以，應該給走資派鄧小平發一個一噸重的大獎章，純金的。

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蕩滌了幾千年封資修文化糟粕，打倒了一小撮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僵屍磚家叫獸，砸碎了思想桎梏，為華夏文化精華發揚光大推陳出新，為真才實學青年才俊“小人物”的脫穎而出開辟了道路。那些留學歸國的大知識分子和國內的知識分子如錢學森，李四光，浩然，陳景潤，袁隆平………..教育界，思想界，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大師巨擎，群星燦爛。

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破除了思想禁錮，身心得到徹底解放，刺激了科技成果噴發，突飛猛進，胰島素(1966)，青蒿素(1967—1973)，雜交水稻(1973)，數控車床(1970)，原子彈爆炸成功(1964)，大飛機運10研製試飛成功(1970—1980)，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1968)，成昆鐵路建成通車(1970)…….國民經濟以兩位數字持續高速增長，一日千裏，國家麵貌日新月異，政治清廉，社會風清氣正，中青年人意氣風發，老年人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共產主義的旗幟飛揚。而且影響波及全世界。

語言文化淨化，使得人的心靈純潔起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變得簡單明了起來，互相信任，萬眾一心，古老中華民族變得年輕朝氣蓬勃，煥發了青春。優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人格方麵的力量實在是太大了;相反，反動的封資修腐朽沒落文化糟粕沉渣泛起泛濫成災，也足以把人變成鬼，徹底弄殘毀掉一個民族。

當時語言文化淨化到了什麽程度呢?舉個小的例子管中窺豹，上世紀70年代版本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那麽厚的書，竟然無一個錯別字，標點符號錯誤都沒有一個。而前幾年的本草綱目，裏麵中藥材名稱錯漏百出，若中醫功力淺的人讀了，照方抓藥是要死人的。

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隻要無產階級工薪階級勞苦大眾發動起來了，組織起來了，那力量是無窮無盡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所有的社會亂象一掃而光。

道理講得再透徹也沒用，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過是蠟炬成灰淚始幹罷了!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說毛主席一支筆抵得上百萬兵，那是因為井岡山有幾千哀兵，幾杆鳥槍土炮，這是能讓敵人害怕的東西。否則，毛潤之文章再好，一個兵也抵不了。

古今中外的反動派都是崇尚暴力論者，與黑道劫匪野獸沒任何區別，最喜歡你跟他們講道理了。你慷慨陳詞講完了，哢嚓，一刀砍掉你腦袋。然後掛在城門上，寫一張告示。讓屁民們知道這就是跟老爺作對的下場，曆朝曆代曆來如此。

那個時代當然不能說是一切都好，任何時代都存在問題，何況僅僅是初試的一場演習呢?亟待總結經驗，提高，完善。但那個時代的主流是無法否定的，文化革命時代年輕人在一起談什麽呢?談學習，談工作，談理想，談祖國，整個社會呈現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生機勃勃充滿朝氣;

現在年輕人在一起談的都是什麽啊?談女人，談掙錢，談房供，談房價，談房租，談欠薪，談臥槽泥馬，吊絲，闊少，月光族，躺平，遊戲，996.007，詛咒社會不公，怒懟加班老板，凶殺，警匪，莫言的豐乳肥臀，嫖妓，不婚，不育，絕望，央視裏整天播放的我愛你呀你愛我靡靡淫淫讓人骨酥筋麻成一灘爛泥的“正能量主旋律”……整個社會是一種拖著人往下墜的頹廢風氣，一種世界末日即將降臨的絕望。

麵對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作為封資修文化糟粕人格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感覺到了自己末日降臨，他們耍陰謀玩詭計策劃與密室挑起群眾鬥群眾，頻繁製造武鬥流血事件，玩陰的下三爛，以挽救他們退出曆史舞台行將就木的命運。是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政治血案的沉渣泛起，曆史重演。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曆史悠久的文明，但正因為博大浩如煙海，所以就難免精華與糟粕並存，明珠埋於塵埃，善與惡，是與非，正義與邪說混雜共生。

進步，正義，上升的新生革命力量必能從古老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深井裏探索到精神和物質的力量，推陳出新，使正義真善美的旗幟高高飄揚;而那些倒退，腐朽，黑暗，反動勢力就每每從曆史垃圾堆尋覓糟粕作為苟延殘喘的殺人武器，複古守舊，馬戶驢又鳥雞攪屎，假醜惡沉渣泛起。

西方文明軸心是宗教，宗教革命推動了西方的進步。而華夏民族是個無神論民族，維係社會運轉的精神圖騰是先祖先賢文化。

所以博大精深的古老中華文明需要一場徹底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徹底地蕩滌清洗千年堆積的封建專製文化糟粕餘毒，承繼精華，推陳出新，脫胎換骨，使我中華文明浴火重生，邁開大步走向世界，這正是學貫古今中西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所看到的中國問題症結所在，也是他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一搏的內在動機!

心念毛主席，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偉人今何在?古國何處去………

毛主席逝世後，人民的權力又被走資派磚家叫獸奪走了，於是一切語言概念亂象又重新泛濫成災，”黑白顛倒愈演愈烈。“

資本家養活了工人”這種被徹底批臭了的反革命妖言，又一次在網絡上沉渣泛起。

官僚買辦資本披一件“國企”新道袍，私人資本戴頂“民營企業”新瓜皮小帽，盡皆沐猴而冠，它綠繡雞冠金鑲蹄,它紅描翅，那個黑畫皮，遠觀像人，近看是鬼。

他們一邊在虛偽地高喊“不搞意識形態”，一邊在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思想界，政治，經濟，曆史，哲學等所有領域卻刮起了一股瘋狂宣揚封資修曆史意識形態沉渣的妖風：

經濟領域四十年構築了盤根錯節的一丘河，苟苟營，封殺不同學術觀點，禁錮真理。鼓吹神馬西方庸俗市儈經濟學是“主流經濟學”，竟用這種反動的意識形態取代了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學的地位，占領了大學課堂，培養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偽經濟學家。

徹底顛覆了社會主義人民所有製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複辟了私有製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廢除了毛主席製定的“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經濟發展總體思想，胡搞神馬“房地產支柱行業”以房為綱，一網打盡，結果搞成了密不發喪;廢除了“發展社會經濟逐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物質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惡搞什麽罪惡“以資本家利潤最大化”為生產目的，搞得貧富懸殊，民怨沸騰，天怒人怨。

廢除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製度，胡搞什麽“市場配置資源”盲目性無政府狀態的邪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搞得生產過剩，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頻發，危機四伏。

廢除了毛主席提出的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正確指導思想，胡搞什麽以出口為導向的半殖民地經濟模式，導致資源大規模流失枯竭，環境嚴重汙染，更嚴重的是通過外匯結匯製度導致本幣基礎貨幣天量非經濟發行，貨幣主權遭到綁架而名存實亡。

廢除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胡搞什麽“廉價勞動力優勢戰略”導致工薪階級絕對貧困化中國被捆綁在世界產業鏈低端;破壞了毛主席時代“財政信貸外匯物資四大綜合平衡”物價穩定經濟穩步增長體係。

胡搞什麽赤字財政，赤字金融，飲鴆止渴濫用凱恩斯弗裏德曼資產階級財政貨幣理論，濫印鈔票，以房地產泡沫為主的GDP泡沫虛增虛胖虛假繁榮增長數字，掩蓋經濟衰退欺騙民眾，搞得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廢除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亂搞分田單幹小農經濟，搞得三農問題嚴重，農村凋敝，吃糧靠進口。

經濟這個詞，本意就是經綸濟世。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嗎?四十年正反比，毛主席還真是經濟大家，心係蒼生，大展經綸濟世補天手，算無遺策。

“毛主席的“實踐論”著作是中華哲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讀遍天下武功秘籍，也是紙上談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吃幾口。否則，讀一萬本關於梨子的書，也永遠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要在遊泳中才能學會遊泳。不與白匪軍打幾仗，就不會看穿八百萬武裝到牙齒的蔣匪軍是紙老虎，就不可能總結出遊擊戰運動戰精髓。

沒有與倭寇幾次交戰，就不知道中日長，短，強，弱之所在，就不能寫出“論持久戰”那樣的軍事哲學論著;不經過三麵紅旗的高歌猛進，三年困難的挫折，就不能寫出“論十大關係”那樣的經濟哲學論著。

不經過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人民當家作主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烏托邦。毛澤東思想就是毛主席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結晶，是人類曆史上唯一的一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完美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