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

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

 

 

“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

隻要剝掉人性論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現實性，即資產階級性。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性。所謂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我們都是人》。《人對人是朋友、同誌和兄弟》。這是販賣資產階級一百多年來一直忽悠工人階級的破爛。資產階級在剝削壓迫無產階級的時候，資本家從來沒有把工人們當作一個《人》。隻是當一個被出賣給資本家的《勞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就給了它一個頗有風趣的諷刺：“為什麽要分什麽人、獸、植物、石頭呢？我們都是物體！”

在階級社會中“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

隻要剝掉人性論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現實性，即資產階級性。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性。所謂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資產階級愛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愛無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資產階級恨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恨資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相反的。資產階級愛資本主義，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恨資本主義。這是由它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

無產階級要由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就必須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決不能對資產階級講博愛，施仁政。

如果無產階級上了人道主義的當，把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當作朋友、同誌，和他們稱兄道弟，那就隻會“加速”資本主義複辟，絕不會“加速”共產主義的到來。

《轉載》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 第6版

專欄文章：《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魯紅宣

最近，蘇修叛徒集團在大談其“建設共產主義”的時候，沒有再說共產主義是“土豆燒牛肉”，而是說：“共產主義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

“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比起“土豆燒牛肉”來，似乎文雅一些，不那麽饞。但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共產主義。它和“土豆燒牛肉”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的冒牌貨，因而都掩蓋不了蘇修背叛共產主義、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醜惡麵目。

毛主席說：“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係，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係和任何別的社會製度的，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共產主義思想體係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高峰，是最徹底、最完備的共產主義思想體係。

蘇修叛徒集團一貫企圖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融合”起來，用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他們說：“共產主義思想體係是最人道的思想體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最人道的意識形態”。用“最人道”三個字來恭維共產主義思想體係，這是對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最大誣蔑。蘇修老爺們，你們應當說“共產主義思想體係是最不人道的思想體係”才對。因為共產主義思想體係“最”不合乎地主資產階級的“人道”，首先是“最”不合乎你們的“人道”。否則，你們為什麽要從根本上加以“修正”呢？

蘇修叛徒集團的“共產主義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的謬論，把人道主義觀念當作第一性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製度當作第二性的東西，當作由人道主義觀念派生出來的“化身”，這是典型的曆史唯心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所以，隻要剝掉人性論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現實性，即資產階級性。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性。所謂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蘇修叛徒集團特意在人道主義之前冠上“現實”二字，完全是枉費心機。改變了事物的名稱，並不等於改變了事物的本質。叫“抽象”的也好，叫“現實”的也好，名稱雖然不同，本質完全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資產階級愛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愛無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資產階級恨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恨資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相反的。資產階級愛資本主義，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恨資本主義。這是由它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

“我們都是人”。“人對人是朋友、同誌和兄弟”。這是販賣資產階級一百多年以前的破爛。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就給了它一個頗有風趣的諷刺：“為什麽要分什麽人、獸、植物、石頭呢？我們都是物體！”現在，蘇修叛徒集團竟把這個破爛說成是“偉大的共產主義原則”，是“推動蘇聯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最大的加速器”。好一個“最大的加速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資產階級總是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複辟，恢複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

因此，無產階級要由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就必須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決不能對資產階級講博愛，施仁政。如果無產階級上了人道主義的當，把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當作朋友、同誌，和他們稱兄道弟，那就隻會“加速”資本主義複辟，絕不會“加速”共產主義的到來。十幾年來，蘇修叛徒集團關於人道主義的聒噪，塞滿了人們的耳朵，結果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社會“加速”為資本主義社會，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全麵複辟。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慘痛的教訓。

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核心，是一個“公”字。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共產主義就是為公主義。我們說的為公，是為無產階級的公，為革命人民的公，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公，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公。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共產主義精神的最高的最科學的概括。與此相反，人道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體係一樣，它的核心是一個“私”字。它把追求個性解放、個人尊嚴、個人幸福，當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人道主義就是“私”道主義，就是利己主義。

蘇修集團大肆鼓吹“人道主義”，不僅是為了掩蓋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背叛，而且是正象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按照人道主義精神”，對蘇聯人民的意識“進行改造”。換句話說，他們利用人們頭腦裏的“私”字，實行盧布掛帥，物質刺激，用名利主義、福利主義、個人主義，腐蝕群眾，使蘇聯人民不去為公，不幹革命，隻顧追求幾個盧布的“個人幸福”，以達到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蘇修叛徒集團說，“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是他們的“座右銘”，是他們的“綱領性原則”。這完全是一個騙局。你們究竟為了什麽人？為了誰的幸福？你們是為了蘇修叛徒集團，是為了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幸福。至於蘇聯勞動人民，被你們折磨得已經夠苦的了！可是，在今年九月底，蘇修叛徒集團卻裝模作樣地通過了一個所謂增加人民“福利”的決議。看了這個決議，真叫人好笑！你們一方麵殘酷地壓榨蘇聯勞動人民，另一方麵卻又擺出一副關心人民“福利”的樣子。憑這一點小恩小惠，就能掩蓋住你們的剝削罪行，就能收買蘇聯人民的心嗎？

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裏，這一點決定一切。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幸福。因此，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說，隻有樹立起一心為公的共產主義思想，終生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鬥私，批修。這是指導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綱領，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戰略方針。隻有把鬥私、批修搞好了，才能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觀，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培養出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才能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從社會主義勝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

不破不立。不大破人道主義，就不能大立共產主義。事實上，科學共產主義正是在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鬥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人道主義這個口號，是在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提出來的。它在擺脫經院哲學和教會思想的束縛中，在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中，曾經起過積極的啟蒙作用。但是，這個口號從一開始就是虛偽的。在它以後的發展過程中，則變成了反動的偽善，變成了資產階級宣揚階級調和，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從創立了科學共產主義之後，直到晚年，一直沒有放鬆過對人道主義思潮的批判。蘇修叛徒集團對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人道主義的言論隻字不提，卻從《德意誌意識形態》的手稿中被馬克思刪去了的一段間接引述資產階級學者的話中，掐頭去尾，找了“‘現實的人道主義’即共產主義”這幾個字，當作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的謬論的根據。從這裏可以看出，蘇修叛徒集團為了販賣他們的修正主義黑貨，采取的手法是何等的卑劣！

恩格斯在晚年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確指出，他早期的著作和他後來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他說：“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在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接著，他忿怒地說：“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淩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蘇修叛徒集團，你們不是什麽“新手”，你們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老手，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最凶惡的敵人”和“披著羊皮的豺狼”！

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正如毛主席所說：“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定能繼承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傳統，戰勝現代修正主義，戰勝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戰勝一切剝削階級思想，奪取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

[yongbing1993]

中國的赫魯曉夫是走資派鄧小平







走資派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確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們的本質都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充滿好感並向往的。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的高明在於他沒有做秘密報告，而是直接三七開了毛澤東，而且拉著很多老幹部一起起草了《關 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雖然沒有明確的叫做秘密報告但有秘密限於高層的講話。

走資派鄧小平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而走資派鄧小平說的這個思想除了所謂實事求是，所謂理論聯係實際，已經丟掉了“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統一戰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造反有理” , "階級鬥爭”等一係列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而成了走資派鄧小平與“曲線救國”相似的被稱為“韜光養晦”實則投向西方，培養大官僚大特權階級的路線。

《曆史的驚歎—鄧小平和赫魯曉夫》

作者：付明泉

有著黑白墓碑的獨特的赫魯曉夫墓成了前蘇聯的曆史。鄧小平也已經成為中國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後讓我們回頭看這兩個影響世界的政治人物，我們才發現是如此的驚歎。

斯大林死後，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驚了世界，更震撼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這是因為“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蘇聯衛國戰爭的統帥”斯大林一夜 之間成了暴君，成了獨裁者。整個陣營騷動了。不論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講究君子做事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國中，赫魯曉夫的舉動是讓人鄙視的。

當時的鄧小平率領中國團參加中途離開，回來後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之後就開始了中蘇交惡，赫魯曉夫一夜之間撤走了所有蘇聯專家，中國也開始了勒緊腰帶歸還 蘇聯的債務。赫魯曉夫全麵批判了斯大林，中國對斯大林進行了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給後人研究。赫魯曉夫的舉動讓西方喝彩一 片，而赫魯曉夫也自認為自己遠遠超越了斯大林，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真正繁榮。

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後，在北京和毛澤東見麵的時候，帶著髒話表達了對美國的無限崇 拜，讓毛澤東十分鄙視。毛澤東從人格和作風上真正鄙視這個光頭，鄙視這個做秘密報告的政客。毛澤東也拒絕再承認赫魯曉夫是陣營的領袖。當然，真正的中蘇交惡是從赫 魯曉夫要租借中國海港，搞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開始的。

從此，毛澤東的中共和蘇聯的中央開始了誰是社會主義誰是修正主義的全麵論 戰。這也成了毛澤東晚年考慮最多的問題，誰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誰會在他身後建立赫魯曉夫試圖建立和所謂改革出的官僚特權貴族階層，建立一種貌似自由的 特權專政的控製民眾的崇拜西方的非社會主義非資本主義的不倫不類的社會模式。

赫魯曉夫對西方，本質是恐懼和羨慕的，他的政策外強中幹，虎頭蛇尾，虛張聲 勢。他搞了古巴導彈危機，在美國肯尼迪政府的強硬回擊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了。而柏林牆的建立，更是對西方從道義到形式的全麵失敗。赫魯曉夫試圖改革，但 最後的結果是讓蘇聯經濟停頓不前，而他粗魯的作風，更讓世界為之驚訝。他自己，也一樣成了秘密的犧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隱蔽的中央全會悄然以健康為由撤 銷了一切職務，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權力。

鄧小平曾被毛澤東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二號人物（一號是劉少奇），毛澤東擔心的是鄧小平等人要建立一個倒向西方的、變賣資源、兼並土地，隻照顧少數權貴不顧及社會公平，隻考慮短期利益不考慮長遠戰略的“修正主義走資路線”。

毛 澤東更擔心他們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

鄧小平重新上台後，在1980年也對來訪的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出了“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 毛主席”。此地無銀三百兩，說出了他和毛澤東長期的糾結。

事實上，鄧小平和赫魯曉夫的確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們的本質都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充滿好感並向往的。

但是，鄧小平的高明在於他沒有做秘密報告，而是直接三七開了毛澤東，而且拉著很多老幹部一起起草了《關 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沒有叫做秘密報告。

鄧小平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而他說的這個思想除了所謂實事求是，所謂理論聯係實際，已經丟掉了“全心 全意為人民服務”，”統一戰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係列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而成了與“曲線救國”相似的被稱為“韜光養 晦”實則投向西方，培養大官僚大特權階級的路線。

毛澤東重視長遠的戰略，如興修水利，發展高科技國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產品。而 鄧小平更多傾向眼前利益，招商引資，租賃土地，出口創匯，買入利用。

對國際朋友，毛澤東更多強調是團結互助互相支援，搞長期的統一戰線，分化瓦解敵人。而 鄧小平的策略是韜光養晦，對國際朋友少支持，悶聲發大財的短視政策，這種政策必然造成對手直逼國門、朋友眾叛親離的局麵。改革精英們評論毛澤東隻會搞軍 事，不會搞其他。

其實，毛澤東是個戰略家，是個全才，他的思想他的功績偉大而深遠。鄧小平充其量是個政客，他既不是軍事家，也不是經濟領袖，更不是戰略高手，他除了和毛澤東“對著幹”外，幾乎沒有任何建樹。

改革40多年，除了腐敗全麵開花，社會兩極分化，資源損失殆盡，環境嚴重破壞以外，還有什麽功績？！

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建設 了海軍和空軍。

中國實現了消滅梅毒血吸蟲等傳染病。

中國實現了工業部門比較齊全的建設。

中國實現了和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建交。

中國實現了從百年淩辱到外強眼 看歎息的轉變。

中國實現了和美國、蘇聯的直接較量，被亞非拉國家抬入聯合國，中國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湧現了無數在本職工作上拿錢 雖少貢獻很大的勞動者。

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毛澤東的上山下鄉論，老中青結合論，繼續革命論，反對官僚特權論，人民民主監督論，批判封建禮教論等等，多麽英明正 確，曆史已經證明並且將越來越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偉大。

從1978年到今天，讓我們看看這些社會現狀，我們看到的是煤礦的死人，無 數的童工，黃賭毒黑的泛濫，是貪腐千萬還不處死的高官，是剛剛建好就倒塌的大橋大樓。

我們再看看大官僚大資本家剝奪占有農民的土地，看看各級官吏逢場作戲 的淚水漣漣，看看依然吃老本毫無創新的科學技術，看看那些商人一樣的博士導師，看看那些流氓一樣的高官酷吏……我們真的無語。

鄧小平不是赫魯曉夫，鄧小平 超過了赫魯曉夫。

同樣，毛澤東也不是斯大林，毛澤東高過了斯大林。

晚年的毛澤東對45運動的學生也隻是讓工人用大棒予以驅散，而斯大林則要狠的多；赫魯曉 夫沒有用槍炮來對付過反對派，但是鄧小平卻用槍炮代替了大棒來對六四學生。

赫魯曉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沒做，但是他沒有得到任何榮譽，更沒有 總設計師的稱號，他也沒有任何理論問世，唯一一部回憶錄，還是他口述別人代寫的。

而鄧小平則有和毛澤東平起平坐甚至被當代改革精英極力推崇的白貓黑貓論。 鄧的一百年不動搖論和他當年向華國鋒保證的“世世代代永遠高舉毛澤東旗幟”一樣，也和他當年向毛澤東保證的“永不翻案”一樣，都是絕對的、靜止的、脆弱 的、言不由衷的。這也注定他的這些說法是靠不住的，更不可能一百年不動搖。

[yongbing1993]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說過“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國家部委有幾十個，除衛生部之外，毛澤東從沒有提出過可以當別的什麽部的部長。他為何單單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呢？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55年4月15日，毛澤東針對中醫講了這樣一段話：“針灸是中醫裏麵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誌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曆史了，要有同誌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後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關注中醫、重視中醫

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鬥爭時，毛澤東就將“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看成鞏固根據地的三個方法之一。這個紅軍醫院是包括中醫的，“用中西兩法治療”。這與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重視西醫、輕視中醫，甚至要廢止中醫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重視邊區的軍事工作、經濟工作的同時，也重視文化衛生工作，高度關注中醫。他提出邊區“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

針對當時疫病流行，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在這裏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怎樣解決？要發揮西醫的作用，更要發揮中醫的作用。

毛澤東說：“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誌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曆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澤東：“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

當時邊區成立了中西醫藥研究會，為幫助研究改造中醫中藥，還通過了好幾個發展中醫的提案。當時延安生動活潑、紅紅火火的局麵，與重視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重視發揮中醫和西醫兩個方麵的作用，有著密切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西醫的發展，很多人認為中醫藥不科學，輕視甚至排擠中醫的現象有所抬頭。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重視中醫、發展中醫。

1953年12月，毛澤東對衛生部的領導說：對中西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

1954年6月，毛澤東又對北京醫院的院長周澤昭說：對外來的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

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

7月，毛澤東明確指出：“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後，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

這之後，全國加強了對中醫的重視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醫研究院，後來又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醫學院。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毛澤東為什麽能夠那樣深切地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呢？

第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提出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並說：“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幹，我來幹。”深刻地認識到中醫是中華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它溶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

在毛澤東眼中，中醫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曆史中的一個突出的珍貴品，是可以讓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筆重要遺產。

1953年12月，毛澤東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

1954年6月，毛澤東指出：“對中醫問題，不隻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

7月，毛澤東又指出：發展中國醫藥科學，“這不僅是為了中國的問題，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據毛澤東身邊醫生徐濤回憶，毛澤東說：“我看中國有兩樣東西對世界是有貢獻的，一個是中醫中藥，一個是中國菜飯，飲食也是文化”。

毛澤東認為中國飲食文化中也包含著飲食治療的中醫內容。“我們祖先在尋找食物過程中也發現了藥物，藥食同源，許多食物中醫都可入藥，像百合、山藥、山楂、大棗，連蔥薑蒜都可以治病”。

中醫傳遞著什麽樣的傳統文化呢？從毛澤東的談話和講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預”三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是個“中”字。這個“中”不是從表麵上講的中國的“中”，而是從實質上講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陰陽平衡的“中”。

毛澤東指出：“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中醫在幾千年前就用了新技術，如‘體育’、‘按摩’等，裏麵雖有些唯心的東西，但我們可以將其中好的提煉出來。”這就是說，中醫是醫人之醫；是不走極端，重視陰陽平衡，從整體上為人服務之醫。

第二是個“本”字。這個本是本來、本源、根本的“本”。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生命以氣為本，氣絕身亡。《黃帝內經》分《素問》《靈樞》兩部分，素問就是本問。

毛澤東終生都重視這個本字，重視醫人醫病要把本來的情況搞清楚。毛澤東說：“醫生看病是先診斷，中醫叫望、聞、問、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後處方。”每一個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醫人醫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個特殊的“望、聞、問、切”。

第三是個“預”字。這個“預”就是預防，醫國醫人都是“預則立，不預則廢”。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會議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就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1954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草案）時，在“治療疾病”之前加上“預防疾病”。毛澤東深知中醫文化中預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療疾病是第二位的；預防做不好，等到疾病臨頭再去治，那是見事遲。

中醫對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偉大的醫生在中國，那就是中國曆史上的中醫，如：神農氏、張仲景、華佗、孫思邈、李時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黃帝被稱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黃帝又是傳說中最早的中醫。那本稱為黃帝醫經的《黃帝內經》，雖不是黃帝所作，但與黃帝的傳說多少有點聯係。炎帝因農業上的貢獻被稱為神農氏，傳說他善於用草藥為人民治病，最後因嚐斷腸草丟了性命。他可以說是中醫最早的發明者、實踐者。毛澤東曾為此稱讚他。

毛澤東著名詩篇《送瘟神》，神醫華佗的名字進入其中：“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毛澤東關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關注曆史上的中醫重視解決瘟疫問題。毛澤東稱讚曆史上的中醫，不僅因為他們為中華民族、為人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們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能夠發揮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這是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的第二個原因。

毛澤東是揣著為民之心的領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時，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已產生了重大影響。原因就是毛澤東認為中醫對人民健康、對為人民治病能發揮大作用。周恩來說：“在陝北時，西醫隻有百把人，其中許多都是小醫生，但廣大群眾需要醫生。

毛主席就號召中西醫團結，給人民治病。”

新中國成立後成立了衛生部。毛澤東認為衛生部管的是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務很大。“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中醫問題，關係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

在毛澤東眼裏，中華民族人口的繁衍和曆史的連續性，與中醫大有關係。他說：“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裏麵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

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而是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對醫療衛生資源集中在城市，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提出了批評。他認為醫生放到農村去，要像華佗、李時珍那樣在實踐中提高醫療本領。

毛澤東說：“中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農村，不為農村服務，還叫什麽為人民服務。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謂尖端，高、難、深的疾病研究上，對一些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預防，如何改進，不管，沒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隻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農村，重點在農村。”

毛澤東要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在毛澤東關心下，城市到農村去的醫療隊多起來了，中西醫結合特別注重於用針灸、中草藥為農民防病治病的“赤腳醫生”在農村大地大批地成長起來了。

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

毛澤東提出“我可以當衛生部長”，與他關注中醫、重視中醫，重視保護和傳承中醫傳統文化，重視醫療衛生為人民服務密切相關，也與他重視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密切相關。

中西醫結合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

在井岡山時期，他就提出“用中西兩法治療”。

延安時期，他號召中西醫團結。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正是這次會議經毛澤東同意確定了麵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中西醫結合的三大衛生工作方針。

為什麽要中西醫結合？毛澤東認為中醫、西醫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將其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創造中國的新醫學，不僅為了中國，同時是為了世界。中醫“強調人的整體性”，“曆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

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的，“中醫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醫說大腦、小腦、細胞、細菌是科學的。”“西醫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澤東認為中醫和西醫可以相互促進，如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針灸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有中醫的基礎，經過中西醫的結合，“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

怎樣實現中西醫的結合？毛澤東認為中西醫之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毛澤東說：“掌握中醫中藥，必須要有西醫參加，也要吸收有經驗的中醫，靠單方麵是不夠的，單有西醫沒有中醫不行，有中醫沒有西醫也不行。”

毛澤東倡導中醫要進大醫院，要進醫科大學，還要出國。

毛澤東既肯定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又提出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

毛澤東“可以當衛生部長”的這些重要思想，對創造中國新醫學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

屠呦呦團隊研究中醫藥學，發現青蒿素，在中國和世界上救了許多患者的命，得了諾貝爾獎，是一個證明。

[yongbing1993]

誰的子孫後代不喜歡再來一次？






各級政權更替，那個沒有運動？非正常死亡，哪來統計依據？

1. 「土地改革」運動(1947至1952) 。孫中山：“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誰支持？誰反對？蔣到台灣還搞。在大陸不搞因自己是地主。

2.「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0至1951.10）。新中國成立初期，蔣介石國民黨留下幾百萬特務搞破壞暗殺投毒。要不要反？

3.「抗美援朝」運動(1950.10至1953.07)。是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的群眾性運動。1950年7月10日，“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成立，抗美援朝運動自此開始。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得到了解放軍全軍和中國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配合。1953年7月，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從此抗美援朝結束。

4.「第一次整風」運動(1950.05至1951)。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麵對錯綜複雜的形勢和任務，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總結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黨內領導幹部中居功自傲情緒、命令主義作風，以及極少數人貪汙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違法亂紀等錯誤，密切黨和人民聯係。運動於同年冬結束。

5.「連隊民主」運動（1950.09至1951）在有領導有秩序的條件下，全軍開展一次連隊的民主運動，提高連隊官兵覺悟程度，改善連隊官兵關係，達到連隊愛兵尊幹加強戰鬥力之目的。

6.「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1951.05至1952）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教職員專科以上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曆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運動”的規定，每人都必須將自己的隱私全部講出來，包括政治問題，也包括感情問題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層」運動（1951.08至1952.10）1951年《中央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兩季，有計劃、有步驟地對機關工作人員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範圍包括各民主黨派和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及財經文教等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和幹部學校的學生。

8.「批判《武訓傳》」運動（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1951.04至1954）“從其內部展開民族民主覺醒運動”，使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真正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國內反動勢力割斷聯係，成為“自治、自給、自傳”的宗教團體。

10.「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運動（1951.09至1953）以上海為例：在1952年上海私營工廠的民主改革運動中，新政權如何通過訴苦、交待、典型示範等動員技術,對舊工人進行思想和組織上的改造,從而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階級"隊伍奠定基礎。對舊工人的改造,不僅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也構成了新國家對城市基層社會進行整合的一個方麵。

12.「文化教育戰線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09至1952.10）建立初期大約有200多萬知識分子。廣大知識分子愛國熱情很高，大多數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迎接解放，參加祖國建設。為幫助他們擺脫剝削階級世界觀的束縛，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共產黨在知識分子中廣泛組織了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學習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和理論的學習，采取各種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教育。

13.「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1.10至1952）

14.「三反運動」（1951.12至1952.10）1951年12月1日，毛澤東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緊接著又在8日發出《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



15.「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1951.12至1952）

16.「五反」運動（1952.01至1952.10）五反運動是指建國初期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17.「反對違法亂紀」運動（1953.01至1954）1952年全國性的“三反”運動剛一結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緊接著發動了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反”運動。

18.「改造私人企業公私合營」運動（1954.09至1955）改造私營企業公私合營運動，進一步消滅私營企業和企業主。

19.「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4.10至1955）

20.「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01至1956）

21.「增產節約」運動（1957.02至1957）為了和緩物資供應和財政支出的緊張局麵，使經濟戰線在1956年巨大的進軍以後，轉向穩步前進，並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須在1957年對建設的規模和速度作適當的調整，必須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

22.「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1955.07至1957）“隨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必然日益尖銳化和複雜化”的反映。根據這個判斷，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在全國範圍開展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這次肅反運動，從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進行，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到1957年底基本結束。

23.「整風」運動（1957.04至1957.06）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文章，進行“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和反主觀主義”整風運動。1958年8月底，整風運動結束。

24.「反右」運動（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社論。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25.「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1957.08至1958）1957年,農村出現了部分群眾反對合作化,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滿,甚至出現鬧退社的現象。針對這些問題,在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的推動下,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並且在農村開展了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教育運動是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黨在農村進行的又一次政治運動,它對隨後批判"反冒進"產生了重要影響,並且為之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做了政治上的動員和實踐上的預演。

26.「批判馬寅初人口論」運動（1958.04至1960）馬寅初提出的“平衡論的新人口論”，尖銳地指出了“大躍進”運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由此引發了馬寅初與毛澤東關於人口問題的學術論爭。

27.「大躍進」運動（1958.05至1960）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

28.「放衛星」運動（1958）放衛星，指的是從1958年開始的、在大躍進中的一場急於求成的社會主義建設悲情運動。在“大躍進”中各地浮誇風盛行，虛報誇大宣傳糧食產量，這些上報虛假“小麥衛星”、“水稻衛星”、“包穀衛星”、“烤煙衛星”等在各行各業中發生的類似行為被統一稱為“放衛星”。

29.「除四害」運動（1958）“除四害”運動是大躍進時期的第一場運動，在運動最開始四害的定義為：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此後遭到動物學家一致反對後，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義為：老鼠、蟑螂、蒼蠅以及蚊子。

30.「拔白旗」運動（1958）在1958年的大躍進過程中，曾把一些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的人，以及一些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都作為"資產階級白旗"加以批判、鬥爭甚至處分，當時把這種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紅旗"。

31.「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07至1958.10）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後期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中，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作的一項重大決策。

32.「全民大煉鋼鐵」運動（1958.08至1960）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時間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在“ 以鋼為綱，全麵躍進”的口號下，鋼鐵生產指標越提越高。北戴河會議正式決定並公開宣布1958年鋼產量為1070萬噸 ，比1957年翻一番，號召全黨全民為此奮鬥，開展空前規模的大煉鋼鐵運動。

33.「反對右傾思想」運動（1959.07至1960）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34.「反瞞產私分」運動（1960）瞞產私分，是指農民及所在的生產組織，在國家收購糧食過程中，故意隱瞞真實產量，以獲得更多糧食或其他農產品自由支配。

35.「整風整社」運動（又稱農村三反」運動）（1960.05至1961）“反右傾”鬥爭的開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頭，“五風” 又盛行起來。這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注意。為了解決好這一問題，1960年10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在農村開展整風整社工作，以肅清“五風”。

36.軍隊「兩憶三查」運動（1960.10至1961）　兩憶就是所謂的憶階級苦、憶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場、查鬥誌、查工作。

37.「四清」運動（在農村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02至1966）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內容，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

38.「學習雷鋒」運動（1963.03.05始）

39.「憶苦思甜」（寫三史運動）（1963至1964）為了使知識青年能夠紮根農村，順利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針對知識青年的憶苦思甜運動，召集大會，由貧下中農現身說法，痛訴舊社會的苦，描述新社會的甜，使知青“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促進他們的思想認識。

40.「工業學大慶」運動（1964.01.25始）“工業學大慶”是1964年黨中央對全國工業戰線提出的號召。中央號召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主要是要求學習大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以推動全國工礦企業和社會主義建設向前發展。

41.「農業學大寨」運動（1964.02至1976）農業學大寨是繼學雷鋒運動和工業學大慶之後，中共宣傳部門樹立的又一典型，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雷鋒是隻知奉獻，不求回報，一心一意忠於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後來的宣傳語境中，大寨的事跡同樣也能切合各種需要。

42.「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05.16至1976）以下都是《文革》中的事。走資派反對，老百姓支持。

43.「紅衛兵」運動（1966）

44.奪權風暴（1967）

45.「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運動（1967）

46.「三忠於、四無限」運動（1968）

47.「上山下鄉」運動（1968.12至1978.10）

48.「學『紅寶書』」運動（1969）

49.「全民挖防空洞」運動（1969.08至1970）

50.「一打三反」運動（1970.01至1971）

51.「清查『五一六』」運動（1970.03至1971）

52.「批陳整風」運動（1970.11至1971）

53.「批林整風」運動（1971.12至1972）

54.「批林批孔」運動（1974.01至1975）

55.「開展對《水滸》評論」運動（1975.08至1976）

56.「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5.11至1977）

[yongbing1993]

《義務勞動》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義務勞動》指不計定額，不要報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誌而進行的勞動 。不計定額，不要報酬，自覺自願地為社會勞動。列寧曾把十月革命勝利後在俄國工人中產生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稱之為“偉大的創舉”。是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具體表現。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報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誌們，代表會議的組織者通知我說，你們要我作一個關於星期六義務勞動問題的報告，並且為了能夠充分討論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麵，要我把報告分兩部分來談：第一，莫斯科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情況和效果；第二，關於如何進一步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一些具體結論。我隻想談談一般原則，談談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事物——使我產生的一些看法。因此，關於具體問題，我隻非常簡略地談一下。

剛開始組織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時候，還很難判斷這樣的事能受到人們多大的注意，它能否變成一件大事。我記得，報道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時，那些同工會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關係比較密切的同誌的最初反應，如果不說是悲觀的，至少也是格外審慎的。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根據把星期六義務勞動看成了不起的大事。從那以後，星期六義務勞動有了非常廣泛的發展，現在誰也不能否認它在我國建設中的重要性了。

的確，我們經常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甚至把它用於我們黨的名稱。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你就會想到，這裏除產生了好的一麵外，可能還給我們造成了某種危險。我們不得不更改黨的名稱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盡可能明確地同占統治地位的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自從社會主義運動中絕大多數正式的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通過自己的領袖倒向本國資產階級方麵或本國政府方麵以後，我們已經很清楚，舊的社會主義已遭到極其嚴重的危機和破產。為了最明確表示我們不能把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跟著本國政府走的人看作社會主義者，為了指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已經死亡，為了這一點，主要是為了這一點，當時才產生了更改我們黨的名稱的想法。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早已不正確了。早在40年代，當這個名稱在法國剛開始在政治上廣泛使用的時候，它就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政黨的名稱，而不是革命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由此可見，更改我們黨的名稱（它已成了新國際的名稱）的主要動機和原因，是要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劃清界限。

如果我們問一下自己，共產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那麽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是直接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社會，是新社會的初級形式。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隻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是在沒有資本家幫助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是在勞動者的有組織的先鋒隊即先進部分施行最嚴格的計算、監督和監察下進行社會勞動；同時還應該規定勞動量和勞動報酬。這種規定所以必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諸如分散的勞動、對公共經濟的不信任、小業主的各種舊習慣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這些在所有農民國家中都是最常見的。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產主義經濟背道而馳的。所謂共產主義，是指這樣一種製度，在這種製度下，人們習慣於履行社會義務而不需要特殊的強製機構，不拿報酬地為公共利益工作成為普遍現象。自然，在那些為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正在采取最初步驟的人看來，“共產主義”的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盡管我們改變黨的名稱的做法非常正確，盡管這樣做好處很大，盡管我們已經完成的事業規模巨大，十分宏偉（現在共產黨遍於全世界，共產國際[21]成立雖然還不到一年，但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國際要強大得多），但如果把“共產黨”這個名稱解釋為似乎現在就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那就是極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亂吹噓，會帶來實際的害處。

正因為這樣，對待“共產主義”這個詞要十分審慎。也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見之於實踐後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因為就在這種極小的事情中開始出現了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後，隻獲得了建立社會主義那些最初級形式的可能，但是這裏還絲毫沒有共產主義的東西。拿我國目前的經濟來看，我們就能看出，這裏社會主義的幼芽還很嫩弱，舊的經濟形式還占很大的支配地位，這表現在小規模經營占優勢，還表現在最厲害最猖獗的投機倒把活動上。可是，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時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從你們所有的毛孔中冒出來的卻是最惡劣的投機性的高利貸性的資本主義，那我們就回答他們：如果你們以為我們能從大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那你們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主義者。

大資本主義在各個地方，甚至在那些還沒有采取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的國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批評和反駁都是無足輕重的。大資本主義被粉碎以後，當然會開始出現新的、投機性的小資本主義的萌芽來取代它。我們現在正同大資本主義的殘餘作激烈的鬥爭，它轉入了各種小投機倒把活動，那就更難抓住它，並且它采取的是最惡劣的最沒有組織的商業形式。

在戰爭環境中變得激烈得多的鬥爭，引起了最瘋狂的投機倒把活動，在資本主義規模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過渡設想成另一個樣子是完全不正確的。從現時的經濟來看，情況就是這樣。如果要問蘇維埃俄國現時的經濟製度是什麽，那就應當說，它是在大生產中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是在資本主義以千百萬種形式進行最頑強的反抗的情況下改造資本主義舊經濟。和我們遭到同樣戰爭災害的西歐國家，例如奧地利，與我們的唯一區別就是那裏資本主義瓦解得更厲害，投機倒把活動更猖獗，卻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萌芽，沒有反擊資本主義的東西。但是，在我們經濟製度中暫時還沒有什麽共產主義的東西。“共產主義的東西”隻是在出現星期六義務勞動時，即出現個人為社會進行的大規模的、無報酬的、沒有任何權力機關和任何國家規定定額的勞動時，才開始產生。這不是農村中曆來就有的鄰舍間的幫忙，而是為了全國需要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把“共產主義”這個詞不僅用於黨的名稱，而且用來專指我們生活中真正實現著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這樣做就更正確。如果說在俄國現在的製度中也有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那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其他都不過是為鞏固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取得勝利以後，從社會主義中必然會生長出共產主義來，生長出我們從星期六義務勞動中看到的那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中的共產主義來。

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就是如此，它表明這裏正在形成和開始產生一種嶄新的、與一切舊有的資本主義準則相反的東西，一種比戰勝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的東西，即大規模組織起來以滿足全國需要的無報酬的勞動。因此，當今年黨中央委員會發出支援國家的號召[見《列寧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頁。——編者注］，忍受著極度饑餓極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員工首先起來響應的時候，當某些跡象表明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已不是個別現象，已經開始推廣並得到群眾支持的時候，那就可以說，這裏已經發生了一件極其重要的有原則意義的事情，我們確實應該在各方麵支持這件事，如果我們不願意做一個僅僅從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原則意義說夠格的共產黨員。從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這還是不夠的。應當說，這種運動其實是可以大規模開展的。我們是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準備回答，因為關於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那一運動有多大規模，還沒有總的綜合材料。我隻知道一些零碎的情況，在黨的報刊上看到星期六義務勞動在許多城市正獲得愈來愈廣泛的發展。彼得格勒的同誌說，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彼得格勒開展得比莫斯科廣泛得多。至於說到外省，許多實際了解這個運動的同誌對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有關這種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隻有在各種報刊和各城市黨代表會議反複討論這個問題以後，我們才能得到綜合的材料來說明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否已真正成為普遍現象，說明我們在這方麵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們是否能很快得到這種完整而又經過核實的材料，但是毫無疑問，從原則上來看，除星期六義務勞動以外，我們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們不僅稱作共產黨員，不僅想做共產黨員，而且真正在實現某種共產主義的東西，不隻是社會主義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願意忠實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該拿出全部精力來幫助解釋這件事並實際地加以運用。這就是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原則意義。因此，每一個黨代表會議都必須經常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並且既從理論方麵也從實踐方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不應該隻從理論方麵、原則方麵來看這件事。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具有巨大價值，不僅是因為它在實踐中實現共產主義。除此以外，星期六義務勞動對我們還有雙重意義：從國家的角度看，它是對國家真正實際的支援；從黨的角度看（我們這些做黨員的不應該忽視這一點），它對清除混到黨內來的分子和抵製腐朽資本主義環境對黨的影響是有意義的。從經濟方麵來說，星期六義務勞動是必要的，它能使蘇維埃共和國擺脫經濟破壞並開始實現社會主義。對問題的這第二個方麵，我想再稍微詳細地談談……［注：速記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載於1927年10月26日《真理報》第245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頁


　　注釋：

[20]這是列寧在1919年12月20—21日舉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會議上就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意義問題所作的報告。星期六義務勞動是這次代表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指出星期六義務勞動是走向實際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初步驟，同時也指出它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緩解運輸、燃料、糧食等危機方麵有巨大作用，要求全體黨員必須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代表會議還聽取了有關星期六義務勞動的組織工作的報告並批準了有關的工作細則。隨後，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製定並批準了《星期六義務勞動條例》（載於1919年12月27日《真理報》），並成立了負責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的專門機構。

這次代表會議還討論了關於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關於燃料、關於流行病斑疹傷寒及其防治措施、關於莫斯科的糧食情況、關於普遍軍訓和特種任務部隊等問題。——[35]。

[21]共產國際是在1919年3月2—6日於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的。參加這次大會的有來自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團體的代表52名。列寧主持了大會。他在3月4日的會議上宣讀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並在自己的報告中論證了提綱的最後兩點。代表大會一致讚同列寧的提綱，決定交執行局向世界各國廣為傳播。代表大會通過了《共產國際的行動綱領》，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無產階級要團結所有力量同機會主義決裂，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而鬥爭。代表大會在《關於對各“社會主義”派別和伯爾尼代表會議的態度的決議》中譴責了恢複第二國際的企圖。代表大會還通過了題為《告全世界無產者》的宣言，宣稱共產國際是《共產黨宣言》宣布的事業的繼承者和實踐者，號召全世界無產者在工人蘇維埃的旗幟下、在奪取政權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鬥爭的旗幟下、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聯合起來。——[37]。

[yongbing1993]

在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後







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後，大力推行以利潤為中心的“新經濟體製”，大搞國民經濟軍事化，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蘇修所製定的曆次五年計劃都是以大部分主要指標未完成而告終。

轉載《蘇聯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

(載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蘇聯中央統計局最近公布了一九七四年蘇聯發展國民經濟國家計劃的執行結果。盡管這個材料中的許多數字是經過蘇修當局精心粉飾的，但是，人們隻要對這個材料進行一些分析，就不難看出，一九七四年蘇聯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工業中沒有完成計劃指標的項目所占比重之大，遠遠超過這個五年計劃開始以來的任何一年，農業又一次大幅度減產。

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後，大力推行以利潤為中心的“新經濟體製”，大搞國民經濟軍事化，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蘇修所製定的曆次五年計劃都是以大部分主要指標未完成而告終。

對比蘇聯中央統計局公布的一九七四年生產“成就”和蘇修過去公布的計劃指標，在那些可供比較的項目中，工業方麵約有五分之四的項目沒有完成五年計劃規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標。未完成計劃的項目包括電力、石油、天然氣、鐵、鋼、黑色金屬軋材、合成樹脂和塑料、化學纖維、渦輪機等許多重要產品。蘇聯《共產黨人》雜誌去年年底透露：“蘇聯鋼鐵工業企業牟年都完不成最有用品種的金屬產品的生產計劃。”蘇聯《真理報》去年年底承認，由於“燃料工業某些企業沒有完成任務”，“隨著寒冷的來臨，這就可能對滿足國民經濟和居民的需要產生影響”。

交通和基本建設部門也沒有完成計劃。海洋、汽車貨運以及鐵路、公共汽車、航空客運等都沒有達到五年計劃規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標。基本建設的情況更加嚴重。蘇聯中央統計局供認，“在基本建設中繼續存在著嚴重缺點：國民經濟和工業一係列部門沒有完成增加固定資產和生產能力的計劃”，“未完成的建築工程量在這一年有所增加”。煤礦基建計劃僅完成百分之七十，煉鐵——百分之七十，煉鋼——百分之四十三，成品軋材甚至僅完成百分之三十八。

在經濟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勃列日涅夫集團為了推行社會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需要，仍然堅持“要大炮，不要黃油”的方針，結果使那些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經濟部門——農業、消費品工業等陷入更嚴重的困境。

勃列日涅夫集團在這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曾經再三許諾：“在工業中優先發展消費品生產”，使消費品生產的增長超過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向市場充分供應消費品”等等。然而，這個五年計劃頭四年執行情況證明，四年裏，消費品生產的增長沒有任何一年超過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一九七四年消費品生產增長率仍然是大大落後於生產資料生產增長率。

在生產資料生產中，與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項目，如輕工業設備、食品、肉奶、魚品工業設備等，一九七四年的產量連一九七三年的指標都沒有達到。向農業提供拖拉機、穀物聯合收獲機和化肥等方麵的指標也沒有達到。一九七四年向農業提供的穀物聯合收獲機甚至少於一九六六年。在消費品生產方麵，問題更加嚴重得多。從蘇修自日公布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棉布、毛料、綢緞、亞麻布、針織品、縫紉品、皮鞋、甜菜砂糖等，在這個五年計劃的頭四年中沒有一年完成計劃指標，一九七四年針織品和皮鞋的產量隻分別達到指標的百分之八十四和八十六。甜菜砂糖比計劃少生產一百多萬噸。這一年棉布和針織品產量僅相當於一九七一年計劃產量，而皮鞋產量甚至比一九七一年指標還要低。蘇聯《真理報》去年十二月承認，輕工業、食品工業和日用器具製造業等部門的企業，“經常完不成日用品的生產計劃”。至於產品質量，那就更談不上了。蘇聯《消息報》供認：“在輕工業方麵，優質產品僅占各種產品生產總量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蘇修叛徒集團複辟資本主義給農業帶來的惡果尤其顯著，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間，糧食就出現了六次減產。據蘇聯中央統計局材料，蘇聯糧食產量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減少約二千七百萬噸。其他主要農產品，如甜菜、葵花子、土豆、蔬菜等，也普遍減產。甜菜、土豆的產量遠遠低於一九六八年的水平，比一九七三年分別減產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二十五。奶、肉、羊毛的產量等都未完成五年計劃規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標。

消費品生產連年完不成計劃，“向市場充分供應消費品”的諾言又怎麽能兌現呢?為了給商店撐門麵，蘇聯一九七三年在西方市場上搶購了兩千萬噸糧食，大量的肉類、黃油、砂糖等，一九七四年繼續在西方市場上搶購這類商品。蘇修還從它的“兄弟國家”榨取了大量畜產品、水果、蔬菜、皮鞋之類消費品。正象奧地利《薩爾茨堡新聞》所嘲諷的：勃列日涅夫集團正在為使蘇聯人“能在西方的麵包上再塗上西方的黃油”而辛苦奔波。盡管如此，消費品還是不能“充分供應”。蘇聯中央統計局在這項公報中談到蘇聯消費品供應時也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認。“居民對其中某些(消費品)的需求還不能充分滿足。”

經濟情況盡管不斷惡化，勃列日涅夫集團仍然要打腫臉充胖子，千方百計吹噓所謂的“成就”。方法之一是玩弄數字遊戲。蘇聯糧食在一九七四年又一次大幅度減產，在蘇聯中央統計局的公報中卻拿一九七四年產量同曾經有過兩次大減產的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三年的年平均產量比較，這樣一來似乎一九七四年就有所“增產”了。方法之二是一再壓低指標。在公報中紙漿造紙工業是“超額完成”計劃的。但是，實際上這一部門的主要產品紙漿、紙張和紙板不僅沒有完成五年計劃的原訂指標，而且也沒有完成曾在一九七三年年底大大壓縮過的一九七四年度修訂指標，也許所謂“超額完成”的隻不過是一九七四年在執行過程中又一次壓縮的指標而已。方法之三是幹脆把失敗吹成“成就”。農業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親自抓的部門，就是這個部門在勃列日涅夫當政的十年間出現了六次大減產，實在不好交代。而《真理報》今年一月的社論竟硬著頭皮說，蘇聯農業由於“始終不渝地實現”勃列日涅夫的農業政策，“已經可靠地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中高度發達的部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這些拙劣的伎倆並不能變成現實的物資，也掩蓋不了蘇聯經濟的嚴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