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走後門》在現代社會沒誰反對
《走後門》在現代社會,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大聽到有人議論了。更加沒有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了。為啥? 我有錢! 有錢能使鬼推磨。走個後門算啥? 我用錢買來的, 你有本事也拿錢也去開後門去買啊! 多麽地理直氣壯。
那麽總有些人耿耿於懷又或是咬牙切齒的恨《走後門》為啥? 主要原因是因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出現, 就說推薦選拔招生製不公平, 而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較公平。
先說一下恢複高考後以分數錄取是否公平問題。這要理清社會大環境才能說清楚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後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 貧富差距不大。在此基礎上人人平等, 過來人都知道一九七七年恢複高考前的考生, 在工廠做工的帶著工資複習功課, 工廠裏的幹部以及老工人們都積極支持年青人複習功課, 希望他們學成之後回到工廠作出更大貢獻。在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們也都支持年青人們專心複習功課去參加考試, 上完大學後回來更好地為農村建設作出貢獻的。在街道農場少數軍隊的考生也都得到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在1977年的冬天，有五百七十萬的考生走進了高考考場。當年全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二十七點三萬人。以及以後的幾年參加高考生幾乎相同。應該說以分數錄取二十七點三萬學員是"公平"的。而且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生上大學全是免費的, 學校安排住房不用交一分錢, 吃飯不用錢, 還發一些生活費, 更不交一分錢學費。還沒畢業學校就開始統一安排工作。在安排工作中就有一些《走後門》的, 這些《走後門》己不被關注了。重要的是這二十七點三萬大學畢業生幾乎都沒有回到工廠農村了。工作了幾年結累了工作經驗後,又忙著進修出國留學考碩士博士文憑, 再拿專家教授移民定居國外, 買房寫文章成名發財, 來回國內外遊說, 忙得不亦樂呼! 當然說是"公平公正"的。時不時地在國外幫腔罵一下共產黨後又回到國內當"高級外國專家"使用兩邊賺錢。然而幾年之後走資派特色政府改了, 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一套高考招大學生了。再後來貪富拉大了, 資本家產生了, 低收入人群有了。在這大環境下高考可以請"替考"、文憑可以用錢買等等。這時的高考從教育資源城市農村有錢和沒錢下還能說公平嗎?
回到《走後門》題目上。“走後門”是用托人情、找關係、行賄等不正當的手段，去辦有明文規定不能辦的事。走後門是歪風邪氣，是不正之風，老百姓深惡痛絕，應該堅決抵製。一提到“走後門”，可能很多人都會“皺眉頭”，就會聯係到、聯想到“找關係”、“求門路”、“托人情”，就意味著以權謀私等。當然，有人走後門為親屬謀利，或利用職務之便、權力影響破壞公平正義，是必須堅決反對的，但傳說包公上任開封府尹後，很久沒有百姓來告狀。後來，他偶然發現其原因：官府大門守衛森嚴，守門官吏還要索要賄賂才讓人進門，這就是所謂“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包公處罰了守門官吏，並決定打開後門，讓百姓隨意出入告狀。當年新中國共產黨的海軍司令劉華清“走後門”，卻是為百姓謀福，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眾所周知，為公還是為私，為民還是為己，是區分一名共產黨員、黨的幹部忠誠幹淨擔當與否的重要標準。劉華清為家鄉父老“走後門”，見證了作為一名黨員幹部心係群眾、忠誠無私、擔當作為的高貴品質，恪守了為人為官之正道。
再說在1961年10月22日劉少奇說：商品“走後門”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現在我們隊伍裏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場的影響。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現在問題不在有無自由市場，而是你們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陣地。（當匯報到商業部門“走後門”的情況很普遍，大概占職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別嚴重的有百分之×時），劉少奇說：這些人是新的資產階級。你們不反掉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頭來，百分之×不“走後門”的人，也不高興。對特別嚴重的，一定要懲辦一批。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說，懲辦多少人，你們可以分個指標，比如說，象北京五百萬人口，懲辦十個，天津三百萬人口，懲辦六個，石家莊市懲辦一、二個，小縣城懲辦一個，全國懲辦幾百個。懲辦時要開公審大會，群眾大會，徹底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拿國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謀求個人的方便，是不允許的，更不能拿個人“走後門”來的東西，去隨便換東西。現在，是國家有困難的時期，也是考驗每個工作人員的時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員講清楚，不“走後門”的人，好的將來可以入黨，黨員“走後門”嚴重的要開除黨籍。“走後門”的人是和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然更關心的是在《工農兵大學生》招生過程中有一些《走後門》的現象。先看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走後門”問題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文件內容: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不少單位提出了領導幹部“走後門”送子女參軍、入學等問題。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認真討論了這個問題。中央認為，對來自群眾的批評，領導幹部首先應當表示歡迎。但是，這個問題牽涉到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需要具體分析，慎重對待。當前，批林批孔剛剛展開，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認為，這個問題應進行調查研究，確定政策，放在運動後期妥善解決。
當前批林批孔運動已經展開，主流是好的。各級黨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黨組織，應當繼續努力，放手發動群眾，加強學習，聯係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實際，認真地抓緊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斷總結經驗，使批林批孔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深入開展起來。（這一文件發到縣、團級、可向基層群眾傳達）
請注意, 這份文件是文革小組"四人幫"主持下發的。當時最反《走後門》的也是最高層的領導是"四人幫"。他們沒有《走後門》。而且向毛澤東反映要求批《走後門》。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孔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同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鍾誌民的退學報告全文。姚文元親自寫了編者按，大讚其“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4天後，《人民日報》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席卷而來。矛頭對準許多老革命老幹部們《走後門》。老革命老幹部們害怕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紛紛反擊。
2月15日，毛澤東做出批示：“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由此，反“走後門”運動草草收場。
1972年，在文革後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複。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製兩到三年。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鍾誌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一開始，鍾學林不想搞特殊化，沒有同意，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幹部科打了電話。鍾誌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裏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因強調“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政治係的社會實踐很多。1973年5、6月，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開門辦學”。期間，傳達了《毛主席給李慶霖同誌的信》。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幹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傳達時，群情激奮，讓鍾誌民頗感抬不起頭。
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是行政九級幹部（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每個月工資250多元，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幹部，工資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不但上大學，鍾誌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1968年10月，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沒多久，全國征兵。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即將入伍），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他就入伍了。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當時走後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大家都在說，對走後門一事的厭惡。他們並不知道，鍾誌民也是走後門來的。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剛到大學時，他曾想給部隊寫信，說“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一直沒有勇氣寫。現在又聽到這麽多的議論，血氣方剛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麽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
對於退學之後去哪裏，鍾誌民卻有些茫然。他當兵也走了後門，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但紮根農村之後，生活怎麽辦？而且，還有“個人問題”沒有解決。此時恰逢大一結束，鍾誌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卻無顏邁步。放假回家時，鍾誌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上下。母親告訴他，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不同意他退學，認為影響不好，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麽辦？父親工作忙，隻跟他談過一次，認為“不一定退”。他則提出，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裏出個把農民也好。”
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鍾誌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麽。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周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裏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他在校園裏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
最後鍾誌民選擇退學回到農村去。一年多之後，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眼前的鍾誌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誌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裏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為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誌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氣不減，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講願景。最後，兩千畝地實現灌溉，不再“靠天吃飯”。
“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有錢花，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這種感覺很好。”他告訴記者。也告訴子孫後代們。
一步步地，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
如今的教育能出這樣的人才嗎? 和交白卷生一樣, 在資本主義的染缸裏也是成一個為自己家庭發財成資本家的。而如今的大學生們如何?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了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使新中國人民政權得以鞏固。曆史證明，毛澤東當年作出的決策是正確的。
新中國人民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大陸上還暗藏著許多反革命分子。新中國剛剛成立時，他們還處於潛伏狀態。因此，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也認識到存在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沒有引起特別的重視。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叫囂要反攻大陸，並且加強了在東南沿海一帶的軍事活動。社會上風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潛伏在大陸上的反革命分子，以為顛覆人民政權的時機已經到了，便紛紛活動起來，進行各種反革命破壞活動。他們有的破壞工廠的生產設備，阻斷生產流程，有的炸鐵路、橋梁，傾覆運送軍事物資的火車和汽車，有的燒倉庫，有的殺人放火，製造社會動亂，有的搶糧食，搶倉庫，造成社會混亂。有的撒傳單，貼標語，散布謠言，搞亂人心。有的刺殺幹部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一時間，社會上出現了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動，而民眾則十分恐慌的狀況。僅1950年一年內，光是新解放區，就有上萬名幹部和群眾積極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殺害。
在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猖狂活動的時候，我們的許多領導幹部卻思想麻痹，抓到反革命分子也一味講寬大，該殺的不殺，該關的不關，有的還把抓到的反革命分子輕易地放走了。當時群眾中流傳一句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
毛澤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寬大無邊”
反映各地反革命分子猖狂破壞活動的材料，紛紛報到中央，送到了毛澤東的案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注意。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不少批示中強調，對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打擊。隻有殺一批反革命分子，“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因此，“應當放手殺幾批”。對反革命分子，“應殺者均殺之，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製者均給以管製，務使反動勢力徹底肅清，民氣伸張，政權鞏固。”不殺惡霸，則農會不能組成，群眾不敢分田，不殺重要的特務，則破壞、暗殺層出不窮。“總之，對匪首、惡霸、特務（重要的）必須采取堅決鎮壓的政策，群眾才能翻身，人民政權才能鞏固。”
毛澤東著重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1951年1月，當他讀到廣西關於鎮壓反革命的一份報告中談到有的領導幹部對反革命“寬大無邊”時，就把這份報告批轉給華東軍區、中南軍區、西南軍區、西北軍區、華北軍區並請轉發所屬各軍區、兵團及軍黨委，要他們注意克服右傾錯誤。他還在一份電報中批評說：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對反革命分子不能“寬大無邊”。如果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必將使匪禍猖獗，達於極點，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極大。同年3月，他在一則批語中要求：對那些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優柔寡斷的市委地委縣委要給以檢查和督促，“使他們堅決行動起來，嚴厲鎮壓反革命。”毛澤東對一些大城市行動遲緩，很不滿意，他認為，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潛伏的主要巢穴，必須用很大力量去對付，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除惡就是行善”
毛澤東過去在讀《西遊記》時，就寫下了這樣一句批語：“除惡就是行善。”當反革命猖狂之時，毛澤東在同公安部長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又說了這句話。他說：“除惡就是行善。”不鎮壓反革命分子，人民政權就不能鞏固，我們必須下決心，搞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以伸張民氣。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中共中央於1950年10月10日向全國各級黨委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個指示發出之後，公安部於10月16日召開了全國公安高級幹部會議，具體部署貫徹執行中央鎮壓反革命的指示，隨後，一場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就在全國展開了。
1950年底，全國公安部門、人民警察部隊，都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鎮壓反革命運動上。一年內，各地出動大批警力，動用警察部隊，抓特務，抓反革命分子，偵破了一大批反革命破壞案件，同時，南方各軍區的部隊開始了以剿匪為重點的軍事行動，抓匪首，清理槍支。
鎮反開始後，毛澤東對這件事抓得很緊。1951年1月17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轉報的湘西第四十七軍關於鎮壓一批匪首、惡霸、特務的報告，立即轉發各中央局、分局負責人，充分肯定四十七軍的做法，指出：“隻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脫離群眾。”1月23日，毛澤東轉發廣西鎮反報告時又指出：廣西軍區在剿匪工作中，曾經犯過右傾錯誤，寬大無邊，“以至匪禍猖獗，達於極點，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極大”。後來他們糾正了這種錯誤，“情況就完全改變過來，匪焰大降，民氣大伸”。
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後，毛澤東發現，各地在運動中都偏重於公安部門的單獨行動，忽視了發動群眾這一重要問題。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傾向。鎮壓反革命運動，也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1951年2月25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指示：鎮壓反革命應“先召集區以上各級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和各大工廠大學校，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次會，報告反革命情況及各種罪行和犯罪證據，提高大家對反革命的仇恨，然後再分批執行，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應這樣做。”他認為，鎮壓反革命，必須造成聲勢，在群眾的支持下，才能最後奪取鎮壓反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還認為，鎮壓反革命要團結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一起幹。他自己率先垂範，把鎮壓反革命的情況主動通報給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主動給張瀾寫信，向他通報西南剿匪情況，信中寫道：“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頗有成績，消滅匪眾八十餘萬，殘餘匪眾已不足四萬，兩三個月即可完全剿滅。送上西南軍區最近由地麵送來之總結報告一件，假如你有精神的話，可以一閱。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內還我即可。”1951年2月，毛澤東在他親筆寫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中還寫道：在鎮壓反革命中，“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並使民主人士與聞。”毛澤東1951年1月28日親自主持起草了一個中央電報，要求各地黨委要“向知識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廣泛地解釋鎮壓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們讚同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穩、準、狠”方針
毛澤東1950年12月19日致黃克誠、鄧子恢的一份電報中寫道：“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當時毛澤東隻提出“穩”與“狠”兩個字，不久他又增加了“準”字。1951年1月17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長篇電報稿，提到了“穩、準、狠”三個字，並且解釋道：“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
在貫徹“穩、準、狠”三字方針時，最核心的環節是把握寬大和鎮壓的界限，為此，毛澤東提出了鎮壓和寬大都應當有“邊”的意見。他說：寬大是有邊的。這個邊，就是按照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該殺的就殺，該關的就關，不能姑息。同時，“如同寬大應有邊，鎮壓也應有邊，無邊是不對的。”“對可殺可不殺的那一部分人，應當判處徒刑，或交群眾監視，用勞動去改造之，不要殺。”不能對反革命分子一概殺掉了事，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必須殺；不該殺的，就不能殺。為了掌握好這兩個“邊”，必須克服兩種偏向，一種是勁頭不足的偏向，存在這種偏向，就容易寬大無“邊”。一種是草率從事的偏向，錯捕錯殺，就容易鎮壓無“邊”。毛澤東考慮，僅僅解釋還不夠，中共中央還要有具體規定。1951年2月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起草的會議決議要點中，對鎮反運動作了五項規定：“一、判處死刑一般須經過群眾，並使民主人士與聞。二、嚴密控製，不要亂，不要錯。三、注意‘中層’，謹慎地清理舊人員及新知識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內層’，謹慎地清理侵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強保密工作。五、還要向幹部做教育，並給幹部撐腰。”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外層”是指社會，“中層”是指軍隊和政府機關內部，“內層”是指黨內。這個文件下發後，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就分為外、中、內三層，有區別地進行。
鎮壓反革命要運用法律武器
毛澤東十分重視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運用法律武器的問題。他講過，鎮壓反革命分子，要好好清理審訊，斟酌情形，妥善處理。對有關的匪首惡霸大特務，要由軍分區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對與剿匪無關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則由地方法院及軍管會的軍法處判處死刑，對鄉村普通惡霸及不法地主，則由農民鬥爭、監視及由人民法庭判刑。總之，他認為，鎮壓反革命，也同戰爭年代打仗一樣，要“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針對一些地方存在草率從事的問題，毛澤東於1951年初，決定起草懲治反革命條例。在起草這個條例的過程中的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在一則批示中強調要重視運用法律武器、按法律辦事。他寫道：“此件關涉軍事法院權限，應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一次會通過，並用主席名義公布。事前召集政協常委及政府委員，法院，司法部，檢察署，公安部人員開一次座談會取得同意；在此次會上，應有人報告最近時期鎮壓反革命的情況。”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經毛澤東審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修正草案）》，從此，鎮壓反革命運動有了一部可以依據的法律文件和統一的量刑標準。
法律文件公布之後，毛澤東特別注意各地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不是真正遵循了法律。1951年2月25日，他作出指示：“各中央局及各省對自己所屬地區的鎮反工作，亦須派得力領導同誌出去巡視。”巡視的重要內容，就是檢查各地黨委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是不是認真貫徹執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北京市創造了這樣的一個經驗，先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通過一個一般擁護中央鎮壓反革命條例的決議，然後進行大逮捕。毛澤東認為這個經驗很好，值得向全黨推廣。當有的地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一些條文理解不透，提出問題時，毛澤東親自回複、解釋。1951年2月28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就對“脅從不問”“助惡有據”及量刑問題作出了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發布之後，一些在製定此條例時未能注意到的問題，毛澤東也專門寫了批語，予以解釋、補充。當毛澤東發現各地存在亂捕人的現象時，在1951年3月30日寫的一則批語中強調：“鎮壓反革命無論何時都應當是準確的精細的有計劃的有步驟的，並且完全應由上麵控製。捕人要仿照天津專區發拘捕證，照證捕人的辦法，不能亂捕。”對那種“逮捕範圍擴大、處理方式簡單”的情況，“應立即加以收縮，進行檢討，並作出結論。”
提出了清理內部反革命分子的辦法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提醒各級黨委領導同誌，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們內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澤東提出劃分外、中、內三層，並且提醒全黨特別注意清理中層和內層後，許多地方黨委並未對內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視。毛澤東發現這一現象後，於3月11日，在一個批語中指出：“我們認為在一切軍事機關學校部隊中引起注意鎮壓反革命分子問題，並作出正確的處理，是目前時期的重要政治任務，凡對此任務忽視者，應當受到批評。”
但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仍然沒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視。結果，1951年3月13日發生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槍殺事件。
王聚民出身於惡霸地主家庭，對共產黨和新中國十分仇恨。但他隱藏很深，一直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還當上了山東惠民軍分區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長。3月13日他在一次會議上當場開槍打死了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黃祖炎，然後開槍自殺。毛澤東3月18日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震驚，當天就代中央寫了一份通報稿。毛澤東在這份通報稿中寫道：“必須認識黨與政府內和軍隊內已有少數反革命分子混進來，決不可認為太平無事。現在就應開始注意這個問題，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專署一級以上機關內，軍分區及師一級以上的機關內，城市則為市區兩級機關內，特別注意考查這類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應做適宜的處置，保障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純潔和安全，決不可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是為至要。”1951年3月20日，毛澤東在轉發一份報告時寫道： “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屬的軍政機關，財政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作重點布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3月24日，毛澤東在他親自寫的一份電報稿中特別強調，鎮壓反革命要重視對內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擊。毛澤東發出這些指示後，全國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內部反革命的工作。經過清理內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國各地黨政軍機關內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純潔了內部，鞏固了人民政權。
毛澤東創立了“死緩”刑名
隨著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開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擴大死刑範圍的偏向。毛澤東發現後，及時指出，一定不可捕錯殺錯。而在錯捕錯殺中，他又更重視錯殺的問題。他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殺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還可以再長出來，而人被殺了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1951年3月30日，他指出，“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4月3日，他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
毛澤東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殺人的批準權控製在一定級別領導機關的手中。在當時，毛澤東認為，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比較合適。1951年4月2日，他在一則批語中寫道：“判死刑者，必須是罪重者，重罪輕判是錯誤的，輕罪重判也是錯誤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殺人名單的批準權必須控製在地委市委一級手裏。”隔了一段時間，毛澤東發現，殺人權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級仍然不太合適。1951年5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茲定於六月一日起全國除現行犯外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離省遠者由省級派代表前往辦理。各地一律照此執行。”同時規定，清理積案時間，亦即停止捕人時間，有少數要犯須逮捕者須報請中央局批準。
在捕人殺人中，毛澤東特別對殺人持慎重態度，他考慮到：光是把殺人權限提到由省一級掌握還不夠，還必須明確殺人不能太多的原則，提出殺人要控製數字、掌握界限的問題。他於1951年4月30日在一則批語中明確寫道：“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
毛澤東還考慮到，在殺人問題上，必須提出具體的政策界限。他準確地抓到了一個關鍵點是：怎樣從有可殺之罪的人中分離出一部分不殺之人的問題。為此，他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緩”刑名的設想。他寫道：“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如他們在勞動中能改造，則第二步可改判無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這樣，主動權抓在我們手裏，爾後要怎樣辦都可以。”毛澤東感到，提出這一設想，事關重大，因此他提出：這個問題可以在5月10日召開的公安會議上討論，並作出決定。他還向下邊提出：對這個設想，“你們有何意見，可告你們那裏來京開會的公安人員帶來，或打電報來。”
在全國公安會議召開前，毛澤東把他關於設立“死緩”刑名的設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了出來。中央政治局討論時，大家都同意毛澤東的這一設想。這樣，在中央內部，就很快形成了設立“死緩”刑名的統一意見，並於1951年5月上旬作出決定。1951年5月8日，毛澤東代中央起草了《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這個決定中寫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應判有期或無期徒刑、或予管製監視者外，凡應殺分子，隻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餘，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製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於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於國家的建設事業。因此，這是一個正確的政策。”毛澤東估計，這個政策的實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殺。而對其中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采取更加謹慎的政策，“一律要報請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有關統一戰線的重要分子，須報請中央批準”。按照當時的情況，這個決定又具體規定了判處“死緩”的比例。這個比例，在應殺的反革命分子中，隻把十分之一二列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為可判“死緩”的比例。為什麽要這樣規定？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中這樣寫道：上層的反革命分子，“和農村中的匪首、慣匪、惡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惡霸、匪首、慣匪、大流氓頭及會道門大首領不同，也和某些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特務不同，即沒有引起群眾痛恨和血債或其他重大罪行。他們損害國家利益的程度是嚴重的，但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們犯有死罪，但群眾未直接受害。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死緩”刑名，是毛澤東的一個創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裏，找不到這個刑名。這個刑名既屬於死刑範圍，又與死刑有重要區別。主要體現了一個少殺的方針，既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對勞動力的保存，實際上是在特定領域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
毛澤東提出鎮壓反革命也要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鎮壓反革命，是一場嚴峻的階級鬥爭，對於反革命，必須鎮壓，絲毫不能手軟。在執行這一原則的過程中，毛澤東又考慮到了另一方麵的問題，即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考慮到，要改善監獄情況，“克服監獄擁擠、營養不良，醫藥不足，發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況，應當仿照北京的辦法，立即使他們離開監獄，參加勞動，在勞動過程中聽候判決。對於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數群眾同意的條件下，可以采取緩刑或假釋的辦法，交群眾負責管製。”毛澤東的這條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之中，實際上，這個意見，是後來我國實行緩刑、保外就醫等政策的思想基礎。
毛澤東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屬工作的意見。他提出：對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必須進行適當的工作，以減輕或消除他們和人民的對立情緒，並爭取其擁護政府的措施，應當向他們說明，政府的政策是隻懲辦反革命罪犯本人，並不株連其未積極參預反革命活動的家屬，使其了解政府的寬大處置，並各安生業。在沒收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時，必須留給其家屬以足夠維持生活的財產。其財產較少者，一般可免予沒收，以示寬大。毛澤東的這一意見，也寫進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中。這一政策的實行，對於爭取反革命家屬，團結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國民黨留在大陸上的潛伏特務基本被清理出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消滅了200萬土匪的同時，把有著久遠曆史和社會根源的匪患從根本上消除了。城鄉裏的黑社會、惡霸勢力被摧毀，一批仇恨共產黨，反對人民政權，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被法辦。外國特務，特別是美國特務基本被挖了出來。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鎮壓反革命運動，新中國出現了社會安定、政權鞏固、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得到有效保護的好局麵。人民群眾交口稱讚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稱讚毛澤東功德無量。
各級政權更替，那個沒有運動？非正常死亡，哪來統計依據？
1. 「土地改革」運動(1947至1952) 。孫中山：“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誰支持？誰反對？蔣到台灣還搞。在大陸不搞因自己是地主。
2.「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0至1951.10）。新中國成立初期，蔣介石國民黨留下幾百萬特務搞破壞暗殺投毒。要不要反？
3.「抗美援朝」運動(1950.10至1953.07)。是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抗擊美國侵略的群眾性運動。1950年7月10日，“中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運動委員會”成立，抗美援朝運動自此開始。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得到了解放軍全軍和中國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配合。1953年7月，雙方簽訂《朝鮮停戰協定》，從此抗美援朝結束。
4.「第一次整風」運動(1950.05至1951)。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麵對錯綜複雜的形勢和任務，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結合總結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黨內領導幹部中居功自傲情緒、命令主義作風，以及極少數人貪汙腐化、政治上墮落頹廢、違法亂紀等錯誤，密切黨和人民聯係。運動於同年冬結束。
5.「連隊民主」運動（1950.09至1951）在有領導有秩序的條件下，全軍開展一次連隊的民主運動，提高連隊官兵覺悟程度，改善連隊官兵關係，達到連隊愛兵尊幹加強戰鬥力之目的。
6.「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1951.05至1952）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教職員專科以上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曆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運動”的規定，每人都必須將自己的隱私全部講出來，包括政治問題，也包括感情問題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層」運動（1951.08至1952.10）1951年《中央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兩季，有計劃、有步驟地對機關工作人員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範圍包括各民主黨派和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及財經文教等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和幹部學校的學生。
8.「批判《武訓傳》」運動（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學習與教會民主改革」運動（1951.04至1954）“從其內部展開民族民主覺醒運動”，使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真正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國內反動勢力割斷聯係，成為“自治、自給、自傳”的宗教團體。
10.「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運動（1951.09至1953）以上海為例：在1952年上海私營工廠的民主改革運動中，新政權如何通過訴苦、交待、典型示範等動員技術,對舊工人進行思想和組織上的改造,從而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階級"隊伍奠定基礎。對舊工人的改造,不僅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需要,也構成了新國家對城市基層社會進行整合的一個方麵。
12.「文化教育戰線與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1.09至1952.10）建立初期大約有200多萬知識分子。廣大知識分子愛國熱情很高，大多數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迎接解放，參加祖國建設。為幫助他們擺脫剝削階級世界觀的束縛，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共產黨在知識分子中廣泛組織了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學習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和理論的學習，采取各種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教育。
13.「愛國增產節約」運動（1951.10至1952）
14.「三反運動」（1951.12至1952.10）1951年12月1日，毛澤東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緊接著又在8日發出《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三反”運動在全國展開。
15.「文學藝術界整風學習」運動（1951.12至1952）
16.「五反」運動（1952.01至1952.10）五反運動是指建國初期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鬥爭。
17.「反對違法亂紀」運動（1953.01至1954）1952年全國性的“三反”運動剛一結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緊接著發動了以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反”運動。
18.「改造私人企業公私合營」運動（1954.09至1955）改造私營企業公私合營運動，進一步消滅私營企業和企業主。
19.「胡適思想批判」運動（1954.10至1955）
20.「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5.01至1956）
21.「增產節約」運動（1957.02至1957）為了和緩物資供應和財政支出的緊張局麵，使經濟戰線在1956年巨大的進軍以後，轉向穩步前進，並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須在1957年對建設的規模和速度作適當的調整，必須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
22.「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1955.07至1957）“隨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必然日益尖銳化和複雜化”的反映。根據這個判斷，中央發出指示，決定在全國範圍開展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這次肅反運動，從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進行，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到1957年底基本結束。
23.「整風」運動（1957.04至1957.06）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發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文章，進行“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和反主觀主義”整風運動。1958年8月底，整風運動結束。
24.「反右」運動（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麽?》的社論。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25.「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1957.08至1958）1957年,農村出現了部分群眾反對合作化,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滿,甚至出現鬧退社的現象。針對這些問題,在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的推動下,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並且在農村開展了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教育運動是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黨在農村進行的又一次政治運動,它對隨後批判"反冒進"產生了重要影響,並且為之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做了政治上的動員和實踐上的預演。
26.「批判馬寅初人口論」運動（1958.04至1960）馬寅初提出的“平衡論的新人口論”，尖銳地指出了“大躍進”運動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由此引發了馬寅初與毛澤東關於人口問題的學術論爭。
27.「大躍進」運動（1958.05至1960）大躍進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
28.「放衛星」運動（1958）放衛星，指的是從1958年開始的、在大躍進中的一場急於求成的社會主義建設悲情運動。在“大躍進”中各地浮誇風盛行，虛報誇大宣傳糧食產量，這些上報虛假“小麥衛星”、“水稻衛星”、“包穀衛星”、“烤煙衛星”等在各行各業中發生的類似行為被統一稱為“放衛星”。
29.「除四害」運動（1958）“除四害”運動是大躍進時期的第一場運動，在運動最開始四害的定義為：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此後遭到動物學家一致反對後，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義為：老鼠、蟑螂、蒼蠅以及蚊子。
30.「拔白旗」運動（1958）在1958年的大躍進過程中，曾把一些堅持實事求是、反對浮誇的人，以及一些所謂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人都作為"資產階級白旗"加以批判、鬥爭甚至處分，當時把這種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紅旗"。
31.「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07至1958.10）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五十年代後期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中，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作的一項重大決策。
32.「全民大煉鋼鐵」運動（1958.08至1960）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時間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方麵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在“ 以鋼為綱，全麵躍進”的口號下，鋼鐵生產指標越提越高。北戴河會議正式決定並公開宣布1958年鋼產量為1070萬噸 ，比1957年翻一番，號召全黨全民為此奮鬥，開展空前規模的大煉鋼鐵運動。
33.「反對右傾思想」運動（1959.07至1960）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34.「反瞞產私分」運動（1960）瞞產私分，是指農民及所在的生產組織，在國家收購糧食過程中，故意隱瞞真實產量，以獲得更多糧食或其他農產品自由支配。
35.「整風整社」運動（又稱農村三反」運動）（1960.05至1961）“反右傾”鬥爭的開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頭，“五風” 又盛行起來。這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注意。為了解決好這一問題，1960年10月，黨中央作出決定：在農村開展整風整社工作，以肅清“五風”。
36.軍隊「兩憶三查」運動（1960.10至1961） 兩憶就是所謂的憶階級苦、憶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場、查鬥誌、查工作。
37.「四清」運動（在農村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3.02至1966）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內容，一開始在農村中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後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
38.「學習雷鋒」運動（1963.03.05始）
39.「憶苦思甜」（寫三史運動）（1963至1964）為了使知識青年能夠紮根農村，順利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針對知識青年的憶苦思甜運動，召集大會，由貧下中農現身說法，痛訴舊社會的苦，描述新社會的甜，使知青“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促進他們的思想認識。
40.「工業學大慶」運動（1964.01.25始）“工業學大慶”是1964年黨中央對全國工業戰線提出的號召。中央號召開展“工業學大慶”運動，主要是要求學習大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以推動全國工礦企業和社會主義建設向前發展。
41.「農業學大寨」運動（1964.02至1976）農業學大寨是繼學雷鋒運動和工業學大慶之後，中共宣傳部門樹立的又一典型，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雷鋒是隻知奉獻，不求回報，一心一意忠於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後來的宣傳語境中，大寨的事跡同樣也能切合各種需要。
42.「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05.16至1976）以下都是《文革》中的事。走資派反對，老百姓支持。
43.「紅衛兵」運動（1966）
44.奪權風暴（1967）
45.「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運動（1967）
46.「三忠於、四無限」運動（1968）
47.「上山下鄉」運動（1968.12至1978.10）
48.「學『紅寶書』」運動（1969）
49.「全民挖防空洞」運動（1969.08至1970）
50.「一打三反」運動（1970.01至1971）
51.「清查『五一六』」運動（1970.03至1971）
52.「批陳整風」運動（1970.11至1971）
53.「批林整風」運動（1971.12至1972）
54.「批林批孔」運動（1974.01至1975）
55.「開展對《水滸》評論」運動（1975.08至1976）
56.「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5.11至1977）
在毛主席紀念堂南大廳北側，漢白玉牆麵上用銀胎鎦金鑲嵌著毛主席手書的詩詞——《滿江紅·和郭沫若》。
這首《滿江紅》可以說是毛主席詩詞之中非常知名，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很高的影響力，尼克鬆訪華時，都引用過其中的名句。
《滿江紅·和郭沫若》
作者：毛澤東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用典，是一種修辭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詞句，為用典。善於用典，是毛澤東詩詞的一大特點。
蚍蜉（pífú），白蟻的別稱。“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的典故，來源於《調張籍》【唐】韓愈 ：
“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 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後， 舉頸遙相望”。
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詞中的名句，“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是一副工整的對聯。“大國”與“何易”，雖然詞性不對；但是“誇大國”，與“談何易”，意義相對，亦屬工對。
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決議》)“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23日，鄧小平同誌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
毛澤東文武雙全，文治武功蓋世。有誰能收拾中國清末以後的亂局？有誰真正統一過中國（大陸）？隻有毛澤東！一貫反對毛澤東的著名學者餘英時，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他是一個政治強人，這一點他比斯大林還厲害，所以他是最強的強人”。（Dec 17, 2013 - 在毛澤東120誕生周年到來之際，餘英時接受了BBC中文網專訪）。
毛澤東，一個農民的兒子，沒有進過一天軍校，無師自通。在延安的窯洞裏運籌帷幄，決勝千裏之外。指揮十大元帥，十大將軍，抗擊日寇。
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毛澤東同周恩來、任弼時轉戰陝北，指揮西北戰場和全國的解放戰爭。1948年9月中旬到1949年1月初，大概100天之內，毛澤東部署了3大戰役，消滅了國民黨幾百萬軍隊。 1949年4月渡過長江天險，推翻了國民黨政府。
《毛澤東詩詞鑒賞》，由臧克家1990年出版， 收有毛澤東詩詞57首。 分為毛澤東詩詞講稿、毛澤東詩詞補編、毛澤東詩詞六首和學詩啟示錄四大部分。 在每首詩或詞後麵都加有“題解”、“箋注”、“賞析”三部分。作者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淵博的學識，曆三十餘年艱辛和心血撰寫而成。
本書出版後， 一版再版。它既得到了一般讀者的喜愛，稱之為優秀暢銷書；又得到了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稱之為20世紀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的優秀代表作之一。
1962年末，《光明日報·東風》副刊邀請郭沫若為新年元旦撰寫慶祝辭，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報》，甚至還是該報撰稿最多的名家之一。
郭沫若答應為新年元旦的《東風》創作一首詞。
1963年的元旦前夕，郭沫若填寫了《滿江紅——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懷》一詞，並發表於元旦的《光明日報》上：
《滿江紅·領袖頌》——1963年元旦抒懷
作者：郭沫若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
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
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
太陽出，冰山滴；
真金在，豈銷鑠？
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
桀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
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1963年1月1日，《光明日報·東風》刊登了郭沫若這首著名的《滿江紅》。
郭沫若《滿江紅》一詞， 表達了中國人民麵對反華勢力，團結一致，堅持鬥爭的必勝信念。同時也歌頌了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堅強的中國人民。
毛澤東從《光明日報》上讀到這首詞後，於元月9日和詞一首，並書贈周恩來。它不僅是一首政治抒情詩；也是一首抒發個人“隻爭朝夕”的人生理想的言誌詩。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毛澤東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首次公開發表於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詩詞》，紀念毛澤東七十誕辰。
注釋：
螞蟻緣槐：見唐李公佐《南柯太守傳》。
蚍蜉撼樹：唐韓愈《調張藉》，“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西風落葉下長安：唐賈島《憶上吳處士》，“秋風生渭水，落葉下長安。”
鳴鏑：響箭，漢時匈奴冒頓單於用來發號司令。
毛澤東的和詞，以氣吞山河的氣魄，對幾夥蒼蠅、螞蟻、蚍蜉等害人蟲，投以蔑視的目光，給以憎惡的申斥。 意氣風發，大義凜然。發出了戰鬥的號召，顯示了勝利的信心。小小的地球上，有那麽幾隻碰壁的蒼蠅， 嗡嗡叫喚，貌似聲色俱厲，又像哭泣一樣。 這些大槐樹下的螞蟻， 吹噓自己有多強大，卻不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為，就像蚍蜉撼大樹一樣可笑！ 吹響衝鋒的號角（飛鳴鏑），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席卷他們。
郭沫若這首《滿江紅》非常霸氣，第一句就是氣勢驚人，後來也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這首詞中，更是讚譽中國六億人民，和領袖團結一心，哪怕你敵人再囂張，也隻不過是“桀犬吠堯，泥牛入海！”
敵人的言論看似囂張，其實太陽出來就自然消融，哪怕天塌下來，中國人民也“擎得起”！
郭沫若在寫完這首《滿江紅》後，還把手稿寄給在杭州的毛主席審閱。
毛主席的詩意也為“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的大氣所激發。
1月9日晚間，據工作人員回憶：毛主席在居所踱來踱去，口中不時低聲吟哦，時而又伏案寫上幾句，又搖搖頭，把紙揉成一團扔向紙簍……
到次日清晨，紙簍已經裝滿大半了，但這樣主席仍然不滿意，又做了反複地修改，終於寫成這首《滿江紅·和郭沫若》：
滿江紅·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千萬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毛主席這首滿江紅同樣膾炙人口，“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更是家喻戶曉的名句。
但是毛主席詩詞中的“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到底指的是誰呢？
有人說是蘇聯，有人說是美國，其實這都對，但也不全對，要搞清楚誰是“蒼蠅”就要從當時的局勢說起！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蘇關係就發生了裂痕。
當時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國家利益上，中蘇都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在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後進一步擴大。
赫魯曉夫因為沒有達成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圖謀，在他回國時就直接批評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像一隻公雞準備打架”；
等他回到國內後，赫魯曉夫更在蘇維埃會議上批評中國是“不戰不和的托洛斯基主義”，並指使華約各國紛紛批評我們，對中國的內政外交進行無端幹涉和指責。
在1962年底，歐洲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五國相繼召開代表大會，並在會上攻擊中國。
比如意大利批評中國“帝國主義是紙老虎”論斷是錯的；捷克直接給中國扣了“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民族主義、教條主義”五頂大帽子……
對此，1962年12月15日的《人民日報》發布主席親自撰寫的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一文，掀起反對“修正主義”的論戰。
而此時美國因為艾森豪威爾在位時堅持對華強硬政策，引發兩次台海危機，此時雖然因為古巴導彈危機的緩解，美國也在外交上發生變化，開始大談世界和平、要拉攏蘇聯緩和世界局勢。
但是美國在通過U2間諜機知曉中國研製核武器後，一度打算給中國扔核彈來阻止中國的研製。肯尼迪也曾放出狠話：隻要我活著中國就造不出核武器！
此時中國可以說承受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施加的壓力。
但是世界局勢在危機之中也蘊含著機會。
在六十年代，亞非拉各國高舉民族解放的大旗，掀起了氣勢磅礴的革命浪潮；僅僅在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個國家獨立。
1960年5月3日，毛主席接見了拉丁美洲、非洲十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工會、婦女代表團及代表時說“我們大家都是站在一條戰線上”；
1961年4月27日，毛主席又在接見非洲外賓時提出“非洲是鬥爭前線”重要論斷。此時毛主席認為，蘇聯已經化為蘇修，不但不支持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鬥爭，而且“同帝國主義站在一起，采取種種手段撲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這正是毛主席詩詞中說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所以中國開始大力援助亞非拉國家，向他們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培訓遊擊戰戰略戰術……
這些援助不僅突破了美蘇對於中國的包圍和孤立，而且為中國重返國際舞台打下來堅實的基礎；
要知道上世紀60年代和中國建交的17個國家中，有14個就是非洲國家；到了1971年，正是這些非洲朋友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
讀懂了這個背景，就了解了為什麽在1963年的元旦，郭沫若和毛主席先後使用《滿江紅》這一詞牌，創作了這兩首經典的詩詞。
所以說，毛主席這首《滿江紅·和郭沫若》中，提到的“小小寰球，幾個蒼蠅碰壁。”指的不僅僅是美蘇兩國對於中國的幹涉和指責，還有保加利亞、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等幾個在蘇聯的指使下攻擊我們的國家。
這些“害人蟲”在麵對曆史的大潮時，隻會是“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最後下場肯定是被掃除。
郭沫若後來解說時也說：不管是虎豹也好，熊羆也好，蒼蠅也好，跳蚤也好，白螞蟻也好，黑螞蟻也好，凡是害人的東西都要一概掃除！
毛主席在詞中認為郭沫若對敵人高估了，天根本塌不下來，敵人充其量就是“蒼蠅”，是“害人蟲”。
臧克家認為這首詞：“敵情”觀念強，蔑視情緒重，將詞當成了一篇戰爭檄文整首詞洋溢著快人快語的激憤，在委婉含蓄風上稍遜色於《沁園春·雪》。
1972年2月2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招待遠道而來的美國總統尼克鬆。
尼克鬆在說祝酒辭時說道：毛主席寫過“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現在就是隻爭朝夕的時候了。
時至今日，毛主席的這首詩詞依然具有極強的鬥爭性和適用性。
2019年，西班牙媒又炒作涉疆新聞，我駐西大使館直接回敬對方道：
中文是很優美的，但這篇文章中文水平之差，真的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你們要知道，美國朋友提供的翻譯軟件，有時挺不靠譜的。
無論如何，對你們開始學習中文、使用中文的努力，使館是支持的，畢竟“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為了更好地幫助你們提高中文水平，特贈詞一首，拿走不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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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對你們開始學習中文、使用中文的努力，使館是支持的，畢竟“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為了更好地幫助你們提高中文水平，特贈詞一首，拿走不謝：
大使館回敬對方的詩詞便是這首《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列寧誕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發巴黎公社起義，這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嚐試。列寧開始革命活動的時候，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在同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特別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列寧主義的階段。正如斯大林說的：“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規律，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係列重大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問題。他闡明了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思想，並且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舉行了一次總演習。他所領導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從資本主義舊世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
早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麵目開始暴露的時候，毛澤東同誌就尖銳地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徹底揭露蘇修叛徒們對列寧主義的背叛，揭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本質，指出社會帝國主義同資本帝國主義一樣必然覆滅的曆史規律，進一步推動世界人民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這也就是我們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義。
《轉裁》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紅旗》1970年第五期
一、列寧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是偉大列寧誕生的一百周年。
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懷著對偉大列寧的最崇高的敬意，來紀念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日子。
列寧是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
列寧誕生的第二年，一八七一年爆發巴黎公社起義，這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嚐試。列寧開始革命活動的時候，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列寧在同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特別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鬥爭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列寧主義的階段。正如斯大林說的：“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規律，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係列重大問題，解決了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問題。他闡明了無產階級要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思想，並且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舉行了一次總演習。他所領導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從資本主義舊世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
列寧在理論方麵和實踐方麵給予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貢獻，是非常之偉大的。
列寧逝世以後，斯大林在同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鬥爭中，在同黨內的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鬥爭中，繼承和捍衛了列寧主義的事業。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的統率下，成為打敗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在人類曆史上樹了永不磨滅的豐功偉績。
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正是從列寧主義那裏找到解放的道路。毛澤東同誌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麵目就起了變化了。”毛澤東同誌指出：“中國人民一貫把中國革命看作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
毛澤東同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曆史上最長期、最激烈、最艱苦、最複雜的革命鬥爭和革命戰爭，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中取得人民革命的勝利。這是十月革命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最偉大的勝利。
目前，我們正處於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同列寧在世的時候相比，國際形勢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世界曆史的發展證明了列寧的革命學說的正確，證明了列寧主義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
但是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後產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義一樣，在斯大林逝世以後又產生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義。
在赫魯曉夫掌權十一年之後，修正主義內部發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魯曉夫，他又經曆了五年多的時間，現在在蘇聯正是由這樣一個人主持“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
列寧曾經說過：“曆史上常有這種情形，當那些在被壓迫階級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領袖一旦逝世以後，他們的敵人便企圖竊取他們的名字來欺騙被壓迫階級。”
勃列日涅夫叛徒們對待偉大的列寧就是這樣幹的。他們在所謂《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提綱》中，竟然明目張膽地歪曲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偉大形象，用他們的修正主義私貨來冒充列寧主義。他們偽裝“紀念”列寧，實際上是盜用列寧的名義來加緊推行他們的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法西斯主義和社會軍國主義。這是對列寧的極大侮辱！
徹底揭露蘇修叛徒們對列寧主義的背叛，揭露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階級本質，指出社會帝國主義同資本帝國主義一樣必然覆滅的曆史規律，進一步推動世界人民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鬥爭，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這也就是我們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重大意義。
二、無產階級專政是列寧主義的根本問題
列寧在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鬥爭中，反複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用暴力奪取政權，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說：“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隻能通過暴力革命。”
列寧還說：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係。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勝利。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後，列寧總結了新的革命實踐，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是充滿了劇烈的階級衝突的整個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複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複辟行動”。因此，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曆史時期都是必要的”。
今天，在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的時候，重新溫習列寧的這些光輝思想，有著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人們知道，蘇修叛徒集團恰恰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根本問題上背叛了列寧主義，背叛了十月革命。
早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麵目開始暴露的時候，毛澤東同誌就尖銳地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
“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
隻要剝掉人性論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現實性，即資產階級性。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性。所謂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我們都是人》。《人對人是朋友、同誌和兄弟》。這是販賣資產階級一百多年來一直忽悠工人階級的破爛。資產階級在剝削壓迫無產階級的時候，資本家從來沒有把工人們當作一個《人》。隻是當一個被出賣給資本家的《勞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就給了它一個頗有風趣的諷刺：“為什麽要分什麽人、獸、植物、石頭呢？我們都是物體！”
在階級社會中“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
隻要剝掉人性論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現實性，即資產階級性。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性。所謂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資產階級愛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愛無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資產階級恨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恨資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相反的。資產階級愛資本主義，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恨資本主義。這是由它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
無產階級要由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就必須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決不能對資產階級講博愛，施仁政。
如果無產階級上了人道主義的當，把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當作朋友、同誌，和他們稱兄道弟，那就隻會“加速”資本主義複辟，絕不會“加速”共產主義的到來。
《轉載》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 第6版
專欄文章：《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魯紅宣
最近，蘇修叛徒集團在大談其“建設共產主義”的時候，沒有再說共產主義是“土豆燒牛肉”，而是說：“共產主義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
“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比起“土豆燒牛肉”來，似乎文雅一些，不那麽饞。但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並不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共產主義。它和“土豆燒牛肉”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的冒牌貨，因而都掩蓋不了蘇修背叛共產主義、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醜惡麵目。
毛主席說：“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係，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係和任何別的社會製度的，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共產主義思想體係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高峰，是最徹底、最完備的共產主義思想體係。
蘇修叛徒集團一貫企圖把共產主義和人道主義“融合”起來，用人道主義來代替共產主義。他們說：“共產主義思想體係是最人道的思想體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最人道的意識形態”。用“最人道”三個字來恭維共產主義思想體係，這是對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最大誣蔑。蘇修老爺們，你們應當說“共產主義思想體係是最不人道的思想體係”才對。因為共產主義思想體係“最”不合乎地主資產階級的“人道”，首先是“最”不合乎你們的“人道”。否則，你們為什麽要從根本上加以“修正”呢？
蘇修叛徒集團的“共產主義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的謬論，把人道主義觀念當作第一性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製度當作第二性的東西，當作由人道主義觀念派生出來的“化身”，這是典型的曆史唯心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隻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裏就是隻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麽超階級的人性。”所以，隻要剝掉人性論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現實性，即資產階級性。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性。所謂抽象的人道主義，實際上就是現實的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蘇修叛徒集團特意在人道主義之前冠上“現實”二字，完全是枉費心機。改變了事物的名稱，並不等於改變了事物的本質。叫“抽象”的也好，叫“現實”的也好，名稱雖然不同，本質完全一樣，都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資產階級愛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愛無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資產階級恨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恨資產階級。因為它們的利益是相反的。資產階級愛資本主義，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恨資本主義。這是由它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
“我們都是人”。“人對人是朋友、同誌和兄弟”。這是販賣資產階級一百多年以前的破爛。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就給了它一個頗有風趣的諷刺：“為什麽要分什麽人、獸、植物、石頭呢？我們都是物體！”現在，蘇修叛徒集團竟把這個破爛說成是“偉大的共產主義原則”，是“推動蘇聯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最大的加速器”。好一個“最大的加速器”！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資產階級總是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複辟，恢複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
因此，無產階級要由社會主義進到共產主義，就必須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決不能對資產階級講博愛，施仁政。如果無產階級上了人道主義的當，把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當作朋友、同誌，和他們稱兄道弟，那就隻會“加速”資本主義複辟，絕不會“加速”共產主義的到來。十幾年來，蘇修叛徒集團關於人道主義的聒噪，塞滿了人們的耳朵，結果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社會“加速”為資本主義社會，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全麵複辟。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慘痛的教訓。
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核心，是一個“公”字。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共產主義就是為公主義。我們說的為公，是為無產階級的公，為革命人民的公，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公，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公。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共產主義精神的最高的最科學的概括。與此相反，人道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體係一樣，它的核心是一個“私”字。它把追求個性解放、個人尊嚴、個人幸福，當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人道主義就是“私”道主義，就是利己主義。
蘇修集團大肆鼓吹“人道主義”，不僅是為了掩蓋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背叛，而且是正象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按照人道主義精神”，對蘇聯人民的意識“進行改造”。換句話說，他們利用人們頭腦裏的“私”字，實行盧布掛帥，物質刺激，用名利主義、福利主義、個人主義，腐蝕群眾，使蘇聯人民不去為公，不幹革命，隻顧追求幾個盧布的“個人幸福”，以達到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目的。
蘇修叛徒集團說，“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是他們的“座右銘”，是他們的“綱領性原則”。這完全是一個騙局。你們究竟為了什麽人？為了誰的幸福？你們是為了蘇修叛徒集團，是為了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幸福。至於蘇聯勞動人民，被你們折磨得已經夠苦的了！可是，在今年九月底，蘇修叛徒集團卻裝模作樣地通過了一個所謂增加人民“福利”的決議。看了這個決議，真叫人好笑！你們一方麵殘酷地壓榨蘇聯勞動人民，另一方麵卻又擺出一副關心人民“福利”的樣子。憑這一點小恩小惠，就能掩蓋住你們的剝削罪行，就能收買蘇聯人民的心嗎？
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裏，這一點決定一切。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幸福。因此，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來說，隻有樹立起一心為公的共產主義思想，終生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鬥私，批修。這是指導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綱領，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戰略方針。隻有把鬥私、批修搞好了，才能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觀，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培養出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才能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從社會主義勝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
不破不立。不大破人道主義，就不能大立共產主義。事實上，科學共產主義正是在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鬥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人道主義這個口號，是在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歐洲文藝複興時期，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提出來的。它在擺脫經院哲學和教會思想的束縛中，在反對封建統治的鬥爭中，曾經起過積極的啟蒙作用。但是，這個口號從一開始就是虛偽的。在它以後的發展過程中，則變成了反動的偽善，變成了資產階級宣揚階級調和，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從創立了科學共產主義之後，直到晚年，一直沒有放鬆過對人道主義思潮的批判。蘇修叛徒集團對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人道主義的言論隻字不提，卻從《德意誌意識形態》的手稿中被馬克思刪去了的一段間接引述資產階級學者的話中，掐頭去尾，找了“‘現實的人道主義’即共產主義”這幾個字，當作他們自己的“共產主義是現實人道主義的化身”的謬論的根據。從這裏可以看出，蘇修叛徒集團為了販賣他們的修正主義黑貨，采取的手法是何等的卑劣！
恩格斯在晚年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確指出，他早期的著作和他後來的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他說：“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在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學起源的痕跡。”接著，他忿怒地說：“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淩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蘇修叛徒集團，你們不是什麽“新手”，你們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老手，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最凶惡的敵人”和“披著羊皮的豺狼”！
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正如毛主席所說：“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一定能繼承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傳統，戰勝現代修正主義，戰勝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戰勝一切剝削階級思想，奪取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