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奶奶艱苦創業不為少數先富

爺爺奶奶艱苦創業不為少數先富

 

 

 

爺爺奶奶艱苦創業為少數人先富？爺爺奶奶艱苦創業為少數人先富？爺爺奶奶艱苦創業為少數人先富？爺爺奶奶艱苦創業不為少數先富！
爺爺奶奶艱苦創業不為少數先富！爺爺奶奶艱苦創業不為少數先富！

毛澤澤朱德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大多數的中國人，也是如今大多數年輕人的爺爺奶奶們，用命和血汗，拿起槍扡子反抗資本私有化製度的剝削和壓迫，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毛澤澤朱德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大多數的中國人，也就是如今大多數年輕人的在戰爭中還存活下來的爺爺奶奶們，在一窮二百戰亂後的舊中國的戰後成一片廢墟，靠白手起家，艱苦創業，將近用二十八年的時間，使新中國成為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績，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為一個工業體係完整的東方大國。

毛澤澤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和對舊中國的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改革，使工農兵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理論成果與巨大成就，為今後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毛澤澤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先後打贏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礎設施》。排除種種阻繞《重返聯合國》。毛澤東時期，新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國各族人民也是大多數中國人即爺爺奶奶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從嗓子眼裏摳出食物和節省必要日常生活開支而積攢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所換來的。這也是當時的中國人民即今天中國年輕人的爺爺奶奶們大家在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什麽叫貧窮，什麽叫富裕。  用走資派們的說法，如今特色中國的雞的屁是世界老二了，中國富裕了。然而，富裕的是走資派當官的，資本家和一些特權階級，加了一層中產階級。這隻是先富的少數人。多數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這種貧窮，富裕在舊中國就存在幾千年了。新中國之前的中華民國就是己經存在少數人富裕，而多數人貧窮的社會現家存在的。走賢派不就是複辟了資本主義社會製度。

毛澤澤朱德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大多數的中國人，好不容易推翻了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建立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貧窮不隻是缺乏錢財，生活拮據，也包含資源分配是否平等，是否能夠維持一個健康的家庭、能否教養小孩、能否參與社會活動，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服務的不足是否逐步改變或改善等 。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裏的資源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也做不到公正平等。而富裕的意思是指經濟寬裕，充裕豐富。 對於走資派權貴和資本家們來講是富裕的。貧窮是相對富裕而言的，具有時空性、相對性、多變性。  

新中國是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白手起家，麵臨的是物質匱乏、農業落後、工業幾乎從零起步、百廢待興的艱難局麵。  建國初期的一、二十年屬創業階段，創造的財富除了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既要建立起涉及民生的基礎醫療、住房、養老、教育等社會福利體係，又要用於擴大再生產 ，加強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創新和鞏固國防，為國強民富打基礎。  因此，全國人民隻能勒緊褲帶、流血流汗、艱苦創業，唯有這樣，才能健康快速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如果在經濟基礎極端薄弱的條件下優先考慮生活，那才是不懂經濟的敗家子。

毛澤澤朱德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大多數的中國人，繼續革命，繼續為人民服務。毛澤澤朱德周恩來等這些高官在取得政權掌握大權後沒有為自己，為自己小家的，為子女、為親朋好友們謀取私利。逝世前無存錢，無房產，無值錢的財產留給子女們。

科學家高級知識分子們如錢學森等英雄。

錢學森說：“我這一輩子有三次非常激動的時刻。”

“我第一次激動是1955年向恩師馮·卡門辭行時，他很感慨地對我說：‘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了。’聽到他這樣說，我激動極了。能在學術上超過這樣一個世界著名的‘大權威’，證明我們中國人一點不比外國人笨。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激動。”

這次辭行回國，錢學森爭取了5年。新中國成立後，身在美國的錢學森籌劃回國，但美國軍方並不想放他走。美國海軍部副部長甚至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5個海軍陸戰師。我寧可把這個家夥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國去！”1950年，錢學森被美國司法部非法拘留，被保釋出獄後，又被軟禁了5年。

1955年，錢學森將一封信輾轉寄回祖國，信中說自己“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在中國政府的交涉下，1955年的今天，錢學森終於回到了祖國。他說：“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讓我的同胞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錢學森的第二次激動是在1959年11月12日，“我被接納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我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錢學森的入黨申請書簡短，但字字鏗鏘：“我回國近三年來受到黨的教育，使我體會到黨的偉大，黨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目標的偉大。我願為這一目標奮鬥並忠誠於黨的事業。”

1956年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後，錢學森帶領科研人員開始了艱難的創業和無畏的攀登。進行“東風—3號”全程試驗時，國民經濟十分困難，除了基本發射陣地、技術陣地等驗收合格之外，通信指揮及配套工程都是十分簡易，更不用說各種生活配套設施了。錢學森這樣鼓舞大家：“同誌們，我們是白手起家。創業是艱難的，困難很多，但我們絕不向困難低頭……對待困難有一個辦法，這就是‘認真’兩字，隻要認真，我們一定能克服困難，一定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在錢學森的具體領導下，1960年，我國第一枚導彈發射試驗成功；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由於錢學森的毅然回國，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研發，至少向前推進了20年。

篤學不負淩雲誌，報國常懷赤子心。錢學森的成就始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錢學森的脈搏始終和民族前途一起跳動。他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誌氣，鼓舞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自立自強、不斷創新。

錢學森說，他的第三次激動是看到中央組織部把他和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一起，列為解放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優秀代表。他的激動不是因為個人的榮譽，而是因為得到了群眾的認可。他曾說：“人民說我為國家、民族做了點事，就是最高獎賞！”

錢老的一生，淡泊名利、大愛無私。他住了一輩子老房，一個公文包用了40年，捐出所有的獎金，從不要求生活待遇；他晚年堅持不題詞、不寫序、不參加評審鑒定、不出席應景活動、不兼榮譽性職務，先後捐出兩筆100萬港元的科學獎金，用於沙漠治理。對於成就，錢老始終十分謙虛：“導彈航天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不是一兩個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歸於黨，歸於集體，而我隻是黨領導下的這個集體中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如今，故人化星，傳奇永存。我們已抵達的和即將抵達的星辰大海，就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雷鋒。雷鋒在湖南長沙的故居，依然保存著泥牆草舍的風貌。1940年出生的雷鋒，年僅7歲就成了孤兒。新中國成立後，他在黨的關懷下走進明亮的課堂，戴上鮮豔的紅領巾。入伍後，他在部隊的大熔爐中百煉成鋼，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向上的力量，源自祖國；火紅的初心，注滿感恩。至今仍被廣為傳誦的《雷鋒日記》，訴說著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遠大理想，躍動著蓬勃不息的時代脈搏——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顆糧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顆最小的螺絲釘，你是否永遠堅守在你生活的崗位上……”

凡常中鑄就的偉大，激勵人們更加自覺投身社會主義建設；信仰所散發的光熱，感召一代代共產黨人接續奮鬥。

有人落水，他跳進湖中；隧道塌方，他舍己救人。義務贍養孤寡老人，好似親生兒女。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新雷鋒”朱伯儒；

麵對數千戶居民水電維修和房屋養護需求，他“辛苦我一人，方便千萬家”，一幹幾十年。這是上世紀90年代上海弄堂中的“活雷鋒”徐虎；

送醫送藥、傾情奉獻，把雷鋒精神傳播到天山南北，架起黨同邊疆群眾“連心橋”。這是紮根新疆的好軍醫、有“當代雷鋒”之稱的莊仕華……

從號召各地興起以“學雷鋒，送溫暖”為主題的關愛活動，到推動“學雷鋒活動常態化”，半個多世紀以來，黨和國家將弘揚雷鋒精神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引領越來越多的人追尋雷鋒的腳步，感動身邊的你我。

河南蘭考，一個共產黨人的精神地標。焦裕祿，男，漢族，中共黨員，1922年8月出生，山東淄博人。1946年入黨，1962年擔任蘭考縣委書記。到蘭考的第二天起，他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一年多時間裏，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跑遍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他身先士卒，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他帶頭查風口、探流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他率領幹部頂風冒雪訪貧問苦，為群眾送救濟糧款。經常肝痛得直不起腰，但仍用手或硬物頂住肝部，堅持工作下鄉，直至被強行送進醫院。1964年5月14日，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他臨終唯一要求是“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鐵人——王進喜。王進喜，男，漢族，中共黨員，1923年10月生，甘肅玉門人，曾任大慶油田1205鑽井隊長、鑽井指揮部副指揮。他是新中國第一代鑽井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楷模、中華民族的英雄。上世紀60年代，率領1205鑽井隊“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人拉肩扛運鑽機、破冰端水保開鑽、勇跳泥漿池製井噴，以“寧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頑強意誌和衝天幹勁，打出了大慶石油會戰第一口油井，創造了年進尺10萬米的世界鑽井紀錄。他把短暫而光輝的一生獻給了我國石油工業，他身上所體現的鐵人精神，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2009年當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知青楷模邢燕子。1958年，17歲的邢燕子初中畢業。她沒有回到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區，而是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滿懷改變家鄉落後麵貌、做祖國第一代有文化農民的豪情壯誌，回到當時的寶坻縣司家莊村，每天與鄉親們一起去插秧苗、種高粱。司家莊村是個缺少勞力的窮村，在那裏，她和農民打成一片，村裏勞動力少，她先是組織成立幼兒園，解放婦女勞動力，後來幹脆帶領女團員，組成了“燕子突擊隊”。很快，“燕子突擊隊”從7人擴大到了16人，影響帶動全村婦女幹了起來。冬季，她帶著突擊隊員砸開三尺厚的冰結網打魚，晚上打葦簾子，3個月就給村裏掙了3600多元錢，種下430畝高產麥，向荒窪要糧。她經曆了艱苦生活的考驗，數年如一日地忘我勞動，為農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突出成績，在我國農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成為“發奮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她的先進事跡引起全國青年學生的強烈反響，成為影響一代人的青年標兵。

她是一代知青的楷模侯雋。紮根農村甘願吃苦受累。被稱讚為“自動下鄉的好典型”。“城市知識青年立誌建設新農村的榜樣”。“特別的姑娘”。1962年，侯雋響應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主動放棄高考，下鄉到河北省寶坻縣（現天津市寶坻區）史各莊公社竇家橋大隊插隊落戶，一心一意為改善當地群眾生活而不懈奮鬥，連續多年被評為省、地、縣青年標兵、優秀共青團員、先進工作者，多次參加全國重要會議和活動，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還有很多很多毛澤東時代的爺爺奶奶們是新中國的英雄。毛澤東時代的爺爺奶奶們的艱苦創業不是為了要讓少數人先富。而是要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

[yongbing1993]

階級鬥爭應是學生們的一門主課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

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毛澤東: 教育製度要改革〔１〕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

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

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

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釋

〔１〕這是毛澤東同他的侄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生毛遠新談話紀要的節錄。

毛澤東: 關於學校要減輕學生負擔的批語〔１〕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陸定一〔２〕同誌：

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根據手稿刊印。已編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注釋

〔１〕這個批語寫在共青團中央辦公廳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編印的《團的情況》（增刊）第十八期登載的《北師一個班學生生活過度緊張，健康狀況下降》一文上。文章說，據共青團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們對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二年級一個班調查，發現學生由於學習負擔過重，體育鍛煉運動量過大，課餘活動多，嚴重地影響了學生的身體健康。

〔２〕陸定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文教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

[yongbing1993]

爺爺奶奶們在一九七五年的預言







爺爺奶奶們在1975年《紅旗》雜誌的驚人預言：

來源：《紅旗》

1975年《紅旗》雜誌的驚人預言

下麵這篇文章原載40多年前的《紅旗》雜誌。《1975年11期》，是關於教育問題的：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原文：《一九七五年紅旗雜誌：請看蘇修的一種新行業》

作者：陽戈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注：似乎還沒有各級黨校，看來預言不能百分之百準確)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學校”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原載《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號)????

[yongbing1993]

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






重讀《毛澤東論教育革命》，這是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雖然是文化革命時的語錄，但是對今天的教育仍然有著強烈的時代感！偉人的境界就是你做不到的，也想不了那麽遠的事兒。有心於教育的師者，不妨好好的從中“溫故知新”，這也是文革期間一係列學校教學改革的前奏。

毛澤東：“我早就說過，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架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作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美國的佛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買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課程講的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製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麽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裏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隻是跟在教員的後麵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隻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

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見稻、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麽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十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1歲到7歲，接觸事物很多。2歲學說話，3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

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毛主席說：“曆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隻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鬆齡、曹雪芹也不都是進士和翰林。蒲鬆齡是一個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還不是舉人。就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李後主文化多了亡了國。書讀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劉秀是大學士，而劉邦是個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主席還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實行突然襲擊，出偏題，出古怪題，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徹底改革。我主張公開出考題，向同學公布，讓同學自己看書，自己研究，看書去作。例如對《紅樓夢》出二十道題，有的學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幾個題目答得很出色，有創造性，可以給一百分。 另外有些學生二十道題都答了，是照書本上背下來的，按老師講的答對了，但沒有創造性的，隻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

[yongbing1993]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又摧殘青年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

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

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

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

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

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

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

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

書不一定讀得很多。

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

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要自學，靠自己學。

肖楚女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

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

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

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

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毛澤東: 學製可以縮短。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毛澤東: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毛澤東: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要自學，靠自己學。肖楚女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yongbing1993]

中國經濟用雞的屁能夠說明什麽







《中國經濟GDP說明不了什麽》

1949-1978與1978-2007年中國經濟成長指數之比較

在目前媒體上為了宣傳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經常引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以與改革開放以來相比較。如：一種說法是前三十年GDP年均成長率為7.2%；另一種說法是1953—1978年GDP年平均成長率為6.1% 。而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GDP年平均成長率為9.8% 。結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長速度大大高於改革之前；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長期緩慢」等。

更有什者，竟還有人稱改革開放前中國的GDP世界排位是不斷下降的。例如近期《學習時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說：「1952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例為5.2%，1978年下降為5.0%。人均GDP水準以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隻有224.9美元。三十年前我們為什麽要選擇改革開放》）依照該文的說法，改革開放前中國的GDP竟然比世界各國的平均成長率都低。似乎是隻有把改革開放前的成就貶得越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才越巨大！然而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從建國以來到1978年各種物質產品的生產能力和產量都是以數倍、數十倍以上的速度增長，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都列世界前幾位，有的是一、二位，在國防工業、核武、航太工業上躍居世界第三，而與此相反GDP卻越來越倒退，甚至低於建國前的位次。這是可能的嗎？這種GDP是怎樣計算的？究竟依據的什麽？該不是作者編造的吧！

每看到此類報道，本人莫不表示懷疑，感到可笑。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就是產品經濟，即實物經濟。那時安排生產指標、衡量經濟發展都是以產品生產的產量，例如生產鋼鐵多少，糧食產量多少等等，根本就沒有GDP這種概念。而如今從哪一點出來的所謂當時GDP是多少的說法？

人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的經濟方針就是“發展經濟,保證供應”，多生產產品，滿足國家和人民的實際需要，而從沒有在乎過產值多少。那時期的物質產品和資源絕大部分並不進入市場交換，隻是服從國家調撥和按排，價格也是國家規定的價格，根本不反映交換價值。因此對當時的經濟成長狀況最準確、真實、直接的體現隻能是物質、產品的數量，而不是產值。產值概念隻是在個別情況下才被使用。即使當時的國際組織在說明各國經濟總量時都采取「市場國家」與「計畫經濟國家」兩種區別的統計方法。在中國，GDP的統計方法是在改革後的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使用的。既然計劃經濟時期原本就沒有GDP的概念，而在目前媒體上經常出現當時的GDP是多少的報道，這豈不是怪事！

其貓膩究竟出在哪一呢？經查找出處，本人發現，目前很多媒體都是把當時的產值當成GDP使用，來說明改革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並拿來與目前的GDP成長進行對比。這實在是極大的謬誤！

無論從理論上或統計方法上，規劃經濟時期的產值與市場經濟下的GDP，都是根本不同的。這裏簡單說明以下幾點：

1.價格體係不同。如前所述，改革前29年大多時間是計畫價格體係，當時的價格主要是用於核算，而不是體現商品的交換價值。如國家收購、配置的小麥原糧每斤隻有八分至一角錢，與目前市場經濟下每斤一元多的價格相比差別實在太大。居民憑票購買的消費品主要是一種實物分配的性質，價格定得很低。農村分配給本隊社員的產品有些甚至根本不計價。當時勞動力的報酬更是低微。三十多年來各種物價指數都發生了十幾倍、數十倍的變化。價格體係不統一，那麽用GDP表示改革前的經濟水準必然造成對事實的歪曲！

2、產值統計的構成不同。在目前GDP統計中，商業、金融、各種服務業等行業的價值占有很大比重；而在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產值隻包括工、農業生產，而不包括上述這些方麵。更不包括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娛樂、安全等這些本屬於社會投入的公益事業而現在卻被「產業化」了的「產值」；也不存在變賣土地、礦產、水源、出租文物遺產等過程中形成的「產值」。改革前的土地、礦產、水源等都是存量，不計入產值；而現在都是流量，隻需要一流轉，GDP就大量成長。

3.改革開放前的大量「有產無值」現象。即本應計入產值但卻均未計入的產值。例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沒、農田基本建設，包括建造的遍布全國的水庫和排灌渠等。這些都稱得上是天字號第一大工程，也是合理的固定資產投入，但其中農民的勞動卻隻是「記工分」。生產隊的工分是多了，但工分並不擴大產值，因為農業產值統計的是糧食產量和其它農業收益，而水利、農田基本建設的經濟效益是長久體現的，要用百年甚至千年來度量。工分記多了就造成當時勞動日值貶值，有的生產隊勞動日值才0.2元，這就是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卻沒有即時的經濟收入為工分「充值」的結果；但他們為後人留下了龐大的固定資產---旱澇保收的優質農田、農業的穩產高產。還有在國家工礦建設中廣大農民所進行的大量協作勞動等，也是靠生產隊「記工分」。這就是當時的「有產無值」現象。如果要說明那時的真實的產值是多少，首先就必須把其中的勞動價值完全補上。

4.改革開放以來的大量虛假 GDP 。現在每年的GDP數字龐大，但其中屬於國外資本（獨資、合資、股份）的卻占有很大份額，這從確切意義上說並不完全是「中國的」。洋人拿印刷品花花紙鈔，在中國的土地上消耗中國的資源、能源，盤剝中國勞工血汗，汙染中國的環境，在中國進行生產和出口統計。最後把產品利潤拿走，把垃圾丟在中國，買辦們為之樂不可吱，但中國卻隻頂著GDP增大的虛名！另外，改革開放以來建造了大量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發生許多新建的樓房、橋梁垮塌及其他災難事故，還有大量的投資失誤工程、重複建設、產品積壓、損壞、銷售不出以及假劣商品等，這也是GDP快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些在改革開放以前卻是沒有的！

正是由於上述各種區別，因此用GDP說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水準必然是徒勞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當時的GDP。然而那是一個十分複雜、困難的事。

改革開放前的GDP究意是多少？近期從網上看到蘇拉密網友提出了一種「實物貨幣」的計算方法，即不同時期的工程量相當，投資也應相當的比較方法，很值得借鑒。如，三峽工程總投資為2000億，工程總量為3億立方米土石方，那麽，改革開放前如果是3億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也應計算為2000億投資。這樣可大體推算出改革開放前的GDP。以下轉引蘇拉密網友的研究意見：

截止「五五計畫」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麵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麵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麵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準。將灌溉密度（灌溉麵積占實際耕作麵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目前灌溉密度僅為13%[01]）。同時也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堿地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數百萬座被民間稱作「水庫」的塘壩（10萬m3以下）不在統計之列。總庫容4千億多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裏，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厘。 （《四十年水利建設成就 —水利統計資料》水利部計畫司 1990年）

根據《水利部：建國40年水利建設經濟效益》提供的數據：1949-1987全國水利工程總投入按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為2164.11億元；勞動力投入折合1137.03億元。

八十年代是中國水利建設的「黑暗時代」。水利建設投入占基本建設投入份額由1958-1979的7.08%降低為2.7%；這麽低的投入恐怕連工程維護都完不成，就別提新建項目了。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949-1987的2164.11億元投入中，有1800億左右、甚至更多為1949-1979的投入。特別是1137.03億元的勞動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產隊「記工分」完成的。

依照當年「國家搭骨頭，群眾填肉」的建設模式，國家與各級政府的1800億大致是用來完成占工程體積30%左右的核心、樞紐、骨幹、框架、鋼筋混凝土等項目施工，和規劃、設計、組織、配套、後期維護等支出的；群眾的1137.03億勞動力投入大致是用來完成其餘70%土石方體積的。根據史料，當年基建土石方的概算為0.45元/立方公尺[04]。也就是說，靠群眾「記工分」完成的工程體積為2527億立方米，靠國家和各級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體積為1083億立方米，總計為3610億立方米。

3610億立方米這個天文數字是個什麽概念呢？萬裏長城的工程量為2億立方公尺；傾舉國之力、曆經15年建設還沒有完工的三峽工程，到最後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為不超過3億立方米。

也就是說，在1949-1979的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工程總量為1,200座三峽工程，平均每年40座。

三峽工程的總投資為2000億元。也就是說,1949-1979年30年間新中國水利建設的總投入相當於目前的240萬億元,平均每年8萬億元。

我們也知道1949-1979年30年間水利投入占全國基本建設中投入的比例為6.6% 。以此我們推算出中國在1949-1979年30年間的基本建設總投入為3636萬億元，平均每年為121萬億元。 3636萬億元基本建設投入，可作為固定資產投入。

2007年中國GDP為24.6619萬億元，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萬億元，固定資產投入對GDP的拉動率為180%,就是說固定資產每投入1元,可產生1.8元的GDP。

當然，目前的拉動率是比較高的，工程項目附近什麽飯店按摩洗腳都被拉動了起來。而1949-1979年的拉動率沒這麽高，最多就是拉動一下熗鍋麵、小平頭；就把拉動率按最保守的態度定在110%吧。那麽30年3636萬億元的固定資產投入可拉動GDP為4000萬億元，平均每年為133萬億元。

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成長速度，依主流的說法是7.2%；我們就按這種說法進行分布：五十年代（1950-1959）平均每年的GDP為57.14萬億元；六十年代（1960 -1969）平均每年的GDP為114.24兆元；七十年代平均每年的GDP為228.48億元。

人們知道，2007年中國GDP為24.6619萬億元；這就是說七十年代的平均每年的GDP是2007年的9.26倍！ （選編自蘇拉密《毛澤東時代GDP估算》人民網，強國論壇2008年9月9日）

這個推算結果，雖然算不上精確，但我們看到，它大體上與建國以來的社會產品產量增長的統計結果相一致。請有興趣的網友比較一下1949—1978年與1978—2007年，（前後都是29年）中國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成長幅度，會清楚看出：改革前29年中國經濟成長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29年快得多，更根本不存在比後者慢的問題！

來自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