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萬中國妓女是否也罵文革

五百多萬中國妓女是否也罵文革

 

 

2024-05-02，國際性工作者聯盟（IUSW）公布最新報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以500多萬人居冠，其次為印度的300多萬人，第三名則是與台灣鄰近、性產業蓬勃發展的泰國。

IUSW發布「按國家與性別劃分的性工作者統計數據」指出，全球估計逾5000萬名性工作者，4160萬是女性、1040萬是男性，隨著提供性服務的機會跟管道都越來越多，此數字未來還可能增加。

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國、印度、泰國，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排行，第四至第十名依序為美國（100萬人）、菲律賓（80萬人）、墨西哥（50萬人）、德國（40萬人）、巴西（25萬人）、泰國（25萬人）、孟加拉（20萬人）、南韓（14.7萬人）。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曆了消滅娼妓的驚人過程。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中國又經曆了色情業卷土重來的滄桑巨變。中國女性社會麵貌的變化可謂跌宕起伏，既然之前提到了東莞掃黃，就不能不提中國女性曾經揚眉吐氣的年代。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

 【毛澤東時代娼妓製的消滅與中國婦女的新生】

 娼妓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曆史，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建國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各地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堅決取締了各地妓院。到1951年底，全國各地取締娼妓工作基本結束。

 舊中國的上海灘是名副其實的風月場，1949年11月，上海市委決定全麵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封閉全市72家殘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鴇、龜頭，分別移送法院審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婦女教養所教育改造，從此張燈掛牌的妓院不複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顯著減少。1952年起，人民政府采取突擊和經常收容相結合辦法，發現一個收容一個，至1958年初，婦女教養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餘名，基本上消除了娼妓活動 。

 砸碎一個舊世界顯得容易和痛快，共產黨在這點上和曆代農民起義似乎差別並不大，然而，在建設一個新世界方麵，這個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則完全顯示出了的不同和先進之處。

 毛澤東時代娼妓製消滅了，以前從業的女性要生活，要工作，要有出路。並且，舊時的工作遺留給她們的還有那折磨人的病痛，以及心理上的自卑感，這些都需要新社會的建設者去麵對。

 在上海婦女教養所，高達95％以上的妓女們都患有性病。為解除她們的痛苦，徹底根治性病，1952年，上海市衛生局在教養所內設立診療所，動員本市10個醫療單位，邀請19名專家共同為她們治療。當時醫治性病的主要藥物盤尼西林（青黴素），國內還不能生產，全靠進口，價格昂貴。陳毅了解後，立即指示：不管花多少錢，一定要把她們的病治好，一要給治病，二治好後要給工作，三參加工作後要照顧她們的婚姻問題。經過幾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資18萬元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恢複了健康。

 為調動教養對象自覺改造的積極性，教養所建立每月兩次的家屬接待製度。教養所還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製度和集體生活製度，組織樂隊、歌詠隊、戲劇隊自編自演文娛節目，豐富婦女們的業餘和節日生活。

 組織勞動生產，培植自食其力的勞動能力，這點是改造的關鍵。1952年6月，教養所貫徹“粗工易學，工具簡單，投資少，容人多，原料、銷路可靠”的原則，辦起了毛巾、織襪、縫紉、藥棉等工場，根據收容人員的健康狀況和勞動能力，參加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並建立相應的工資製度。當她們用自己雙手勞動領到的第一次工資時，許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

 1953年7月，婦女教養所成立審查處理小組，集中對教育改造表現較好的2431名妓女進行審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後不再重操舊業，樹立勞動觀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業。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紹到棉紡織廠工作。由於被收容妓女陸續出所就業，改變了留所人員一度存在的改造遙遙無期的消極情緒，增強努力改造，爭取早日走上工作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參加工礦、農場、機關、學校、服務行業等建設。至1958年，全市7000餘名經過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業，各得其所。200多名年老無依，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家可歸的送救濟機構或養老院供養。由於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經曆和強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崗位後大多數人表現積極，有的成為農業戰線上的能手，有的成為工業先進生產者和三八紅旗手。

 上海婦女教養院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國來賓了解中國改造妓女的窗口。僅在1956年，該婦女教養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蘇聯、捷克等31個國家的101名來訪者，可謂是社會主義中國改造舊世界的一麵旗幟。法國一位來訪者認為，中國改造妓女的做法，不僅對法國，對整個歐洲都是有借鑒作用的。有個美國記者對“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標語頗感興趣，在他訪問了正在這裏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後，對教養幹部說：我感到你們真的做到了“把鬼變成人” 。

 到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最後勝利，消滅了千年的娼妓製度。必須強調的是，新中國建國初期迅速清除賣淫現象，靠的不是罰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視作受苦受難的階級姐妹，采取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指導她們從事生產的方針，培訓她們勞動技能，免費給她們治病，喚醒她們的自覺，轉變其思想，使之成為健康的人，靠勞動吃飯的人。正是因為新中國建國初期把妓女當成一個平等的人看待而沒有歧視，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勝利。

 【妓女們對工廠勞動的參與中國婦女撐起半邊天中的一員】

 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以使婦女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子；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隻有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裏，才可以想象婦女能夠真正得到解放；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即“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勝利是分不開的。隻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解放” ，“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動婦女，好比一個人有兩隻手，缺少一隻也不行，缺少了婦女的力量是不行的，兩隻手都要運用起來” 。

 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化的勞動、參與建立“現代化大工業”根基的一個高潮，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1952年，全民所有製女職工不過60萬，登記要求就業的婦女就有58.2萬（占登記就業人員的41.4%），當時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很有限，所謂國家統包統分還談不上，婦女的就業願望也遠不能都實現 。1958-1960年間，大規模的招工不僅使農民有進城工作的機會，也使不少家庭婦女得以參加社會工作。全民所有製的女職工從1957年的328.6萬一下子增至1960年的1008.7萬，增長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製職工增長幅度是90.2%，女性這一超常增長較大地改變了城鎮職工的性別結構，使全民職工中女性的比例從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這一時期，不僅女性參與到工農業生產和社會公共服務事業中的數量在迅速增長，參與麵也大為拓寬。作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國出現了第一個“三八女子測量隊”、第一個女煉鋼爐長、女瓦工、女拖拉機手等。新華社一則電訊稱：“……許多大型廠礦企業裏的女職工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鋼女職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女職工已占18%，徐州賈旺煤礦解放前沒有一個女工，現在已有1746名女職工分別擔任著設計、生產管理、開機車等工作。寧夏銀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築工，現在有了2000多名。‘什麽事情都能幹，什麽事情都能幹好’是概括今天中國婦女的形象的最恰當的兩句話。”

 農村中的人民公社製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製下的充分就業，使中國婦女基本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從女性就業的統計數字看，新中國前30年女性的社會參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中國女性就業人數隻占婦女總數的0.22％。1949年全國隻有女職工60餘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5％；而1978年為31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2.6％。在農村，婦女出工率達90%以上。山東省城武縣西窪農業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員王鳳雲，過去經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積極參與勞動後，給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對她尊敬起來，婆婆更說“一樣勞動、一樣吃飯，以後誰也不興欺負誰”（這點是不是有助於理解現代婆媳關係呢？）。

 【一樣的政治權利與一樣的社會福利待遇】

 毛澤東曾指出，“沒有一批能幹而專職的婦女幹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 。“將來女同誌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誌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誌的比例超過了男同誌，也沒有什麽壞處” 。民主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就已經卓有成效，中共在各根據地、解放區以及遊擊區內，女工農婦代表會、婦抗會、婦救會、婦聯會等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在國統區也大力發展婦女統一戰線。1939年，在延安專門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 ，用於培養婦女幹部。1949年，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從此我國建立起統一的婦女組織。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並公布的《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我國婦女第一次獲得有選舉法保障的選舉權。1956年全國共有75萬6千多個農業合作社，當中70%—80%的社有女正副社長，約有50餘萬人。在廣東省梅縣龍坪鄉中的一個“紅旗”農業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婦女，9個社務委員有7個婦女，6個正副生產小組也全是婦女。

 文革是中國婦女參政的第二個高峰期 。據非正式統計，1968年各地革委會成立後，江蘇省各級革委會有20%的婦女。到文革中後期，婦女幹部比例達到了頂峰，高達30％左右，這個比例在全世界看都是相當高的。

 中國女性的文化宣傳方麵，從電影這一方麵可以較為清楚看到社會主義國家推進男女平等的良苦用心。1956年出品的電影《馬蘭花開》講述了女主角馬蘭如何克服重重困難，由一名家庭婦女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女推土機手的故事。1975年出品的電影《春苗》反應了女赤腳醫生田春苗如何為農村的貧下中農進行醫療服務的故事，春苗的原型是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兩名先進人物。1976年出品的電影《青春似火》反映了女工梁東霞在工廠中為開展技術革新而鬥爭的故事，等等。中國老電影的一個特點之一，就是特意突出女性在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麵的光輝形象。

 那個時期的電影，客觀地說，從基本麵上講，電影力圖宣揚的，是勞動婦女的積極進取的形象，歌頌的是工人階級及廣大的城鄉人民公社的女性社員們的勞動者，是“群眾路線”在藝術領域的真切體現，而不是什麽才子佳人和帝王將相的陳年舊事。

馬克思曾說：“每個了解一點曆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醜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 。婦女問題的根源是私有製和階級剝削。隨著私有製產生，家庭外生產勝過家庭內生產，兩性間的分工呈現出新的社會意義，男子勞動和生產變得重要起來，婦女勞動和生產及社會地位隨之下降。男性統治根源於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財產的事實。隻有婦女對男子經濟依賴的消失，才會允許兩性關係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性別對立實質是階級對立，婦女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需要強調的是，這裏的“男性統治”要加以階級分析，統治的“男性”是資產階級的男性，而無產階級的男性則深受階級分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感，女性地位低下現象的另一麵是廣大勞動階級男性的所受的資本壓迫。

 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婦女相關的問題日益嚴重起來，比如，男女不平等的家庭觀念回潮 （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婚姻日趨市場化、愛情日益成為奢侈品，離婚率明顯上升 ，娼妓製的複活與二奶現象的普遍 ，家暴問題突出 ，女性就業難、收入低、職業風險高，不一而足。

 曾經的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娼妓製消滅，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婦女可以自傲地向全世界宣稱，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然而曆史曾經豐滿，現實如此骨感。中國婦女狀況的變遷折射的是社會經濟的滄桑巨變，理解了這個基礎的巨變，才能理解婦女問題解決的鑰匙。

[yongbing1993]

改革教育製度教育方針教育方法






1967年3月7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大專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其中規定：外出的師生，於3月20日前返校，進行短期軍政訓練，在校內批判鬥爭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著手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教學方針、教學方法。十分明顯，這個規定的重點，已經轉到了讓離校學生回校研究改革教育製度、方針、方法上來。

毛澤東已經打算從“鬥”和“批”的階段進入到“改”的階段，這是和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要經曆“鬥、批、改”三個階段的思路和實踐相吻合的。這個規定還要求由革命師生、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學校的臨時權力機構，領導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領導機關職能。

此時，毛澤東已經準備建立新的學校領導機構。3月7日這一天，《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中小學複課鬧革命》，號召各地中小學生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複課鬧革命”。社論說：複課鬧革命，“複的是毛澤東思想的課，上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課”。

毛澤東還想到，光靠口頭號召離校學生返回學校複課，是不完全的措施。毛澤東批示：解放軍應即進駐學校，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予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

毛澤東還專門提到：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為了更好地落實毛澤東的這一決定，中共中央於3月19日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這個通知的實質，就是說：離開學校的學生不要在全國各地亂跑了，必須立即返回學校，接受解放軍的訓練。

中央關於學生返校接受軍訓的指示在全國一傳達，在各地串連、造反的學生大部分返回了本校。毛澤東提出，各學生組織實行革命的大聯合。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文章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隻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毛澤東設想：隻要返校的紅衛兵組織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就會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領導班子，各個高校和中學的局勢就會穩定下來，然後即可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革命”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中發表了毛澤東的一係列重要指示。在這些重要指示中，毛澤東專門指出：“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毛澤東還說：學生組織裏麵也有壞頭頭，對這些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毛澤東這段話顯然是針對紅衛兵的，而且話說得很重。

1967年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這個中央文件裏麵所說的改革，就是毛澤東長期以來一直醞釀的“教育革命”。

毛澤東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在這一指示中，雖然仍把革命學生列為搞“教育革命”的主力軍的第一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加進了“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這表明，對於“教育革命”問題，毛澤東已經有了新的考慮。

至此，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各地大、中、小學校於1967年10月陸續複課。複課後的學生在以“四個麵向”的方針分配後，毛澤東決定“大學還是要辦的”，但他打破常規，形成了新的辦學思路。

複課後，中央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如何分配已經進入畢業時段的大、中專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是在“文革”前三四年或“文革”頭一年入學的，有的學了一些專業知識，有的一入學就參加“文化大革命”沒有學到什麽專業知識。但毛澤東對他們一視同仁，都由國家分配工作。

按毛澤東原來就有的看法：在工人、農民中，在生產第一線，是缺少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人才的，而知識分子也需要到工人、農民中間去接受再教育。據此，他經過認真思考，決定對這批學生，實行“四個麵向”的分配方針，即：麵向農村，麵向邊疆，麵向工礦，麵向基層。毛澤東的這些想法，通過當時中央批轉的文件發表出來。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大專院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

中央在批轉這份報告時要求：對大、中、小學一切已到畢業期限的學生，一律做出適當安排。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出《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

這份文件反映了毛澤東“四個麵向”的分配原則，規定：1966、1967年的大專院校畢業生一般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不久，1968年的大專畢業生也按此原則進行了分配。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又對1969、1970、1971年畢業的大專生進行分配，分配原則與1966、1967年畢業的大專生相同，並且要求他們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

中國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不是不要辦大學了，而是要按照新的思路去辦大學。這個新的思路是什麽呢？正當此時，上海機床廠搞了一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經驗，上海市對此還寫了一個調查報告。

毛澤東看後認為這個調查報告正合他的心意，把上海機床廠的這個經驗與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專畢業生的原則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辦大學的新思路。

於是，他要《人民日報》發表這份調查報告並親自寫了一段話作為編者按。這段話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毛澤東的這段話，後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澤東當時考慮，按此“教育革命”方向發展，不但要解決學生問題，還要解決教師問題。因為不管是什麽學生，總是需要老師來教的。毛澤東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識分子），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1968年9月，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刊登《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的《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一文寫的編者按指出：要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學學校畢業生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

9月12日，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寫的編者按中又提出了由工農兵給知識分子以再教育的問題。9月14日，《人民日報》在轉載的一篇文章中公開了毛澤東的一段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

毛澤東在他連續作出的這些批示中滲透了一個實質性的思想：我們要使用的，是與工農結合的知識分子、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知識分子、徹底改變了舊思想的知識分子。

在這個思想中，前提雖然仍然是改造知識分子，但立足點卻是“使用”知識分子。基於“使用”這樣一個立足點，高校的教師們又可以講課了。這樣，辦大學的教師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駐複旦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文章《我們主張徹底革命》，由此在《人民日報》上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大學應當如何辦”問題的討論。

討論中，這樣那樣的意見都有，隻有駐遼寧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寫的《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進行革命》一文，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這篇文章提出：學校應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工人階級要永遠領導學校；以三大革命鬥爭實踐為課堂；學生要在工廠、農村和部隊複員轉業的人員中選送。這篇文章中所闡述的上述觀點，正合乎毛澤東的思路。

毛澤東要求各地方教育部門領導、各高校的臨時領導班子、駐各高校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注意學習這篇文章。這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導向，在此後的有關討論中，大家的意見逐步集中到一起。又過了一段時間，到1970年的6月，中央在集中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基本形成了今後恢複辦大學的方針。

這個方針就是：恢複開辦的大專院校，學製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6月26日，中共中央通過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把這一方針推向全國。

中央在批轉這一文件時確定：今後高校辦學的學製為2—3年，課程分為三大塊：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

同時，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招收學生的條件是：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

同時，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的知識青年。招收的辦法，采取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

這個方針在向全國推廣的過程中，又吸收了一些新經驗和新意見，最後由中央把這一方針確定下來了。10月15日，國務院電報通知全國各地高校，1970年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做法進行。

從此，全國各地高校普遍招收工農兵學員，各高校進入了一個由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的時期。

這一時期持續了七年，在這七年時間裏，中國的高等學校恢複辦學了，中國人才增長的鏈條總算沒有斷。

[yongbing1993]

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有關論述






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全國青年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在一塊。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有關論述，對於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對於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很有意義。

毛澤東不僅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與者，也是我們黨早期的五四運動研究者。說參與，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既到京直接參加五四運動，也是湖南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說研究，1939年5月，五四運動20周年之際，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五四運動》，作了一次演講《青年運動的方向》，此外，他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中，多次評價五四運動。重溫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有關論述，對於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對於今日廣大青年全身心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很有意義。

五四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此論意義重大。其一，資產階級革命從理論上講都屬於民主主義革命範疇，把民主主義革命區分為“新與舊”是毛澤東的首創。可以說，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二，把五四運動作為“新與舊”的分水嶺，同樣是毛澤東的首創。五四運動不能簡單地看作是青年學生愛國運動。毛澤東說：這次運動青年學生是“帶頭”，主角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登上了中國革命舞台，並隨後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成為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為何區分“新與舊”？為何把五四運動作為“分水嶺”？毛澤東分析說：其一，五四運動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絕大的變化，這是自有世界曆史和中國曆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因為俄國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曆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曆史時代。其二，這種革命在政治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專政，反對把中國社會造成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其三，這種革命在經濟上是把大資本大企業收歸國家經營，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所有，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其四，這種革命在文化上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文化隻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的。

毛澤東的結論：一是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麵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麵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二是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發生的。三是這種新式革命，五四運動後的指導者屬於無產階級了。

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幹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五四運動最偉大的貢獻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毛澤東說：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讚成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

從思想準備上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以五四運動前與後對比的方式，專門論述了思想準備問題。第一，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廣泛傳播，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係，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這種思想體係和社會製度，是區別於任何別的思想體係和任何別的社會製度的，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現在的世界，依靠共產主義做救星；現在的中國，也正是這樣。第二，五四運動後，中國產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這個文化生力軍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式，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第三，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新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所以，這就從思想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充分的準備。

從幹部準備上說，我們黨的早期建黨者和領導骨幹、黨員骨幹大多數都是從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以“南陳北李”建黨為例。五四時期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輿論陣地，影響了一代進步青年。十月革命後，李大釗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發表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和演說，是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建黨準備了大批骨幹。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誌。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

全國青年要和人民大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以來，青年們起到了先鋒隊作用。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演講中說，由學生們參加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運動。“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麽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麽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麵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麵軍。

全國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毛澤東在充分肯定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是先鋒隊和革命的重要方麵軍的同時，他強調：光靠這個方麵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啊！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陣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

全國青年們，努力啊！毛澤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麽做標準呢？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國的青年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yongbing1993]

全世界的《青年們，努力啊！》





《五四運動》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 這是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

五四運動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1]，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

由於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

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於運動先頭的則有數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如果要從它的準備時期說起的話，那它就已經過了鴉片戰爭[2]、太平天國戰爭[3]、甲午中日戰爭[4]、戊戌維新[5]、義和團運動[6]、辛亥革命[7]、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等好幾個發展階段。

今天的抗日戰爭是其發展的又一個新的階段，也是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直至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封建勢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之時，才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

從鴉片戰爭以來，各個革命發展階段各有若幹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就在於共產黨出現以前及其以後。然而就其全體看來，無一不是帶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曆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製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麽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製度而鬥爭，然後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那答複是：走曆史必由之路。
　　
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

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兵、學、商的統一戰線大大地鞏固和發展的時候。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

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後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麽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五四運動到現在已有了二十個周年，抗日戰爭也快到兩周年了。

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對於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負有大的責任。

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

全國青年們，努力啊！


注釋

[1] 見本書第一卷《實踐論》注〔6〕。

[2]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5〕。

[3]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6〕。

[4] 見本書第一卷《矛盾論》注〔22〕。

[5] 見本卷《論持久戰》注〔12〕。

[6] 見本書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注〔37〕。

[7] 見本書第一卷《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注〔3〕。

[yongbing1993]

一心隻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走資派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一心隻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大學裏尤其是著名大學裏培養的都是《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知否《五四》為何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五四運動》具有裏程碑意義和分水嶺意義。

《五四紀念》從《五四運動》剛滿一周年時己開始：

1919年羅家倫在《“五四”運動精神》一文中認為，五四精神應該包括《犧牲精神》、《社會裁判精神》和《民族自決精神》。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演講，指出五四運動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並呼籲青年學生們《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

李大釗在1921年將《五月四日》稱為《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認為五四精神由《愛國》《直接行動》《人類自由》等要素組成。

1940年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為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在全民族共禦外侮的社會環境中，五四話語的關鍵詞是《愛國》，這恰是《五四精神》最為突出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個《五四青年節》題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隨後，《愛國、團結、勞動》成為對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對《愛國》的表達就是要《立足本職崗位》，《又紅又專》，《艱苦奮鬥》。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國日報》(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隨感錄《五四紀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紀念’到了，強調了五四運動的犧牲精神：“五四運動精神如何，乃是為民眾而犧牲。到民間去吧，這一條坦道是永能保持這個精神的。”

五四運動：“要爭外交，要讀書，須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須推倒國內外的壓力，要推倒國內外的壓力，須以國民的資格，加入國民革命運動。”

“什麽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不過是中國人民不甘服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雙重的壓迫，自然的發生了一種反感的行動罷了。簡言之，五四運動，乃純粹是中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運動罷了。”

《民國日報》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黨性色彩，作者均為國民黨人，其言論完全從孫中山學說的立場出發。當天，國民黨在上海舉行“二十萬人紀念五四”大會，其意“繼續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第一次舉行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聲勢之浩大為此前曆次學聯組織的“五四”紀念活動所遠不及，把紀念五四運動轉換為國民黨的政治動員，這樣的場景在以後不斷重演。

《五四運動的成績》，向青年發出新的號召：“我們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沒有組織，沒有主義，而是情感的結合，尚有如此成績；今後在本黨指導之下，有主義，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敵人奮鬥，當然是能達到我們的目的！親愛的青年們！聯合起來，在本黨指導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自視，幾若天之驕子，風氣囂張，學潮迭起，求學時期，群驅政治之活動，冀為畢業後求出路，正常之學業，則遑不計及。什種情形，十餘年來，為全國學界之普遍現象”，並在“黨務”欄刊登消息《五四運動紀念》。

五四運動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雖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積極投身其間，是北京及各地學生運動的領導者或活躍分子。毛澤東曾認定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時事新報》《晨報》等研究係主辦的報紙上，觀點與其他革命人士的區隔並不明顯，如陳獨秀將五四運動精神歸結為“(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的精神”。李大釗似稍進一步，他把“五四”看作與“五一”一樣的節日，“因為這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

中國共產黨將紀念五四運動逐步納入青年工作的一環。1924年4月，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號——關於“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紀念與宣傳》強調：“‘五四’紀念當然以學生為中心，同誌們演說詞中，須發揮五四運動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恢複國權運動；(二)新文化運動。此時國外列強之壓迫，國內舊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揮之必要。”

“‘五四’運動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擴大，沒有在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這次運動在一般學生領導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軌(如單獨反日，沒有認清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中國民眾的敵人，甚至有濃厚的親美傾向)，同時也不能持久。這個可說是‘五四’運動的最大弱點。後來的‘五卅’運動，因為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就糾正了這種弱點了。”

五四運動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並沒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於封建勢力的頑強的存在(因為它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第二是由於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時代，不能不從民族本身的基礎上發揚起民主的科學的精神，新文化基礎是不堅固的”，“然而現在是完成的時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國共兩黨之親密地合作起來，而且又加上了各黨派的合作，共同為救國建國的大事業戰鬥”。

1939年3月18日，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從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為西青救兩周年紀念與青年參戰動員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環境舉行紀念及動員大會、晚會……以後每年五月四日為青救成立紀念日，並向全國青年提議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五四”前夕，為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關於根據地紀念“五四”給北方局的指示》提到“從‘五一’到‘五七’進行一個青年運動參戰運動周，西北青救並已提議‘五四’定為青年節”。

毛澤東在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現在規定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國的革命者在進行革命鬥爭常用的手段是：集合誌士，聯絡會黨，運動軍隊，實行起義。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了中國人民使用新鬥爭方法：罷課、罷工、罷市、街頭演講、群眾示威、抵貨等等。中國革命者的組織形式則直到辛亥革命為止沒有越出帶著濃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結社之外，辛亥革命時則在中山先生的領導開始創建了政黨。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中國人民使用新的群眾組織形式：工會、學生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等。自然，這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經局部的出現過，但是使這些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全國規模的運動中在千百萬群眾親身的經曆中來大規模的成功的使用，則自五四運動開始。因之，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方法與組織形式的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以後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和意義。”

《紀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國青年偉大光榮曆史的一頁——在延安“五四”集會上的報告》。社論說：“‘五四運動’的掀起，表現了中國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現了中國青年對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國青年清楚地認識了隻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才是中國青年真正出路。‘五四’運動是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一個偉大覺醒，它繼承了太平天國、黃花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創造了新的群眾的組織、新的鬥爭形式，給予以後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進行的抗日戰爭以豐富的經驗教訓。”對五四運動的曆史作用及其影響作了新的肯定。

《紀念“五四”》，這篇文章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對大時代的感慨：“從五四到現在，中國已經曆過許多的大風暴。這時期內曆史內容的豐富，實為中國過去數千年所未有。活在這個偉大時代，並能投身於偉大時代的火爐中，和時代的敵人搏鬥，這的確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與中國青年》，肯定五四運動具有三點意義：一是“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二是“在中國的文化運動上開辟了一條新文化運動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國舊的文化傳統，開始介紹歐洲的先進的文化思想，這是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傳播的先聲”；三是“中國青年有組織地走向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舞台”。凱豐對“五四”的總結與毛澤東一樣，朝著建構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方向發展。

五四運動是“用來反對封建社會的意識支柱——禮教，反對孔子的教條”，是“文學革命的提倡”；五四運動的國際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國際條件下產生的”；五四運動造就了“最光輝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五四運動的民族覺悟和思想解放，不徹底摧毀思想上的舊教條之束縛，要中國人民能接受科學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紀念“五四”》，特別提到的群眾基礎：“‘五四’運動，有些人把它縮小為學生運動，忽略了當時各階層的參加，忽略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作用，這是不對的。‘五四’運動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學生隻是當時運動的發動者、首倡者，起了先鋒作用與橋梁作用。一切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群眾參加，才有力量，‘五四’運動的偉大就在於此。”對新文化運動提出過的“勞工神聖”口號，亦給予高度讚揚，稱“這一口號給中國曆史上賤視勞動者的思想一個破天荒的打擊”，紀念五四，“發掘光大‘勞工神聖’的思想，知識分子更應進一步與工農結合，建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五四’不特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在政治方麵，它演變成為一個爭取民主政治思想的運動；在思想方麵，它演變成為一個反封建思想、反舊孔教、反玄學而推崇科學思想的鬥爭；在文學方麵，它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為今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條發展之路。所以‘五四’運動，除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曆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還是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史上的一個大的轉變點”。

“‘五四’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從資產階級舊範疇轉到新範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而且是中國知識青年熱心追求先進革命學說和走上群眾化的偉大的轉變點”，“實在的，判斷一個知識分子是不是徹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與工農相結合，這是唯一無二的標準。‘五四’以來，我們看見過一部分知識分子不願意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或者沒有決心與工農民眾結合到底，後來都弄得一事無成或走投無路”。

艾思奇認為，“五四運動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隻在思想上準備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形式上的革命運動”，“五四文化運動，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準備，或者說，五四文化運動是結束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時代，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五四文化運動”與戊戌時期的文化運動不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舊中國文化思想進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運動”，回避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這似乎是他個人堅持的一個提法。一字之去，對一個富有哲學素養、講究邏輯的理論家來說，當然是有意為之，其間差異值得人們嚼味。

“‘五四’是中華民族要求解放的啟蒙運動，如今不單‘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著中國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犧牲了若許頭顱鮮血，人民受了千辛萬苦，所換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來，這的確是自有‘五四’以來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歲了，咱們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氣魄來，不要憧憬過去的光榮，必須企圖未來的創造！”

當然也有：“許多在五四時代前進的分子，現在蹩在時代的後麵了，像我便是一個”。“這前後三十年間，我也並非在睡覺，卻是不夠警醒的；也並非不感苦惱，卻是找不到出路。我是悶在葫蘆裏了，這葫蘆是以個人主義為表裏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支持美國黑人大遊行示威





文革中支持美國黑人大遊行示威。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美國的黑人領袖。這就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政府是如何尊重支持弱勢群體的《人權》的。在新中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貧下中農是自己作主的骨幹勞動力，軍隊中有士兵委員會。工農兵是國家的主人。

美國黑人記得毛主席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為支持美國黑人的鬥爭，毛主席於1968年4月16日公開發表了這份舉世聞名的聲明：“美國黑人的鬥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慘敗通知的新號角……”

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裏麵有毛主席的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樸素的真理，中國人民不會忘記，美國人民同樣也不會忘記。《上海公報》的“中方聲明”，那是毛澤東文化的體現，是毛主席的。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請毛主席為他英文版紅寶書簽名留念。1963年10月1日羅伯特·威廉和夫人首次訪華受到毛主席接見。羅伯特·威廉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黑人領袖。他有一把從爺爺那裏傳下來的來福槍。奶奶告訴他，當年他爺爺受到白人歧視，內心不服，就買了這把槍來自衛。爺爺後來從政，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主持出版報紙《人民之聲》。羅伯特·威廉將這把槍視作傳家寶。

他曾親眼目睹美國白人警察毆打黑人婦女的場景，因而他也勇敢地參與了反抗鬥爭中。金一南在一次講話中說過：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被刺身亡，年僅39歲。

1968年4月5日，美國巴爾的摩、芝加哥、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等地125個城市爆發了抗議行動。為支持美國黑人的鬥爭，毛主席於1968年4月16日公開發表了這份舉世聞名的聲明。這也是毛主席繼1963年發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之後，第二次發表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毛主席的聲明極大鼓舞了羅伯特·威廉他們的正義鬥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誌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1968年4月16日)毛主席的這份聲明，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薩克文、朝鮮文、藏文、蒙文，供少數民族同胞學習。同時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斯瓦西裏文、斯洛文利亞文、意大利文、希臘文、印度尼西亞文、泰米爾文、僧伽羅文，世界語，供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毛澤東文化影響全世界，一點都不含糊的。

《上海公報》裏的內容，中國人民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今天，必須重申，1972年毛主席與尼克鬆握手，中國共產黨的原則是沒有改變的。用現在的話說，叫不改初心。中國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解放事業站在一起的初心，在毛主席那裏不可能改變。不拿原則做交易的毛主席，也才會得到像尼克鬆這樣的美國政治家的畢恭畢敬。

美國國家價值觀隻認實力交朋友。美國政治家隻會在強者麵前談友誼。第一位來新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鬆，他比較懂毛主席是一位怎樣的強者，他也比較明白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之實力強在哪裏？

尼克鬆是一個強硬的反共分子，他怎麽會不了解毛主席指揮的抗美援朝呢？尼克鬆和他的班子怎麽會不懂毛主席在支援美國黑人反抗鬥爭中表現出來的世界級能量呢？尼克鬆總統在毛主席麵前得畢恭畢敬，不是作秀，而是自然的。

《上海公報》裏中方的聲明，曆史證明那是想不通也得想得通的，因為在世界範圍那是說得通的，曆史已經也將繼續證明那是行得通的。

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會忘記《上海公報》裏的這一段，那是體現毛澤東文化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

中國的走資派也許忘記了，這裏不妨再複習一遍：《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1]

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現在在古巴避難的一位美國黑人領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分會前任主席羅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經兩次要求我發表聲明，支援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我願意借這個機會，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美國黑人共一千九百餘萬人，約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一般隻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隻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們的失業率最高。他們在許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讀書，同桌吃飯，同乘公共汽車或者火車旅行。美國各級政府、三K黨[2]和其他種族主義者經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殘殺黑人。在美國南部的十一個州，集居著美國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裏，美國黑人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是特別駭人聽聞的。

美國黑人正在覺醒，他們的反抗日益強烈。近幾年來，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群眾性鬥爭，有日益發展的趨勢。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為了反對當地公立學校不準黑人入學，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當局使用了武裝力量來對付他們，造成了震動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二十多個州的黑人舉行了靜坐示威，抗議當地餐館、商店和其他公共場所實行種族隔離。

一九六一年，黑人為了反對在乘車方麵實行種族隔離，舉行了“自由乘客運動”，這個運動迅速地遍及好幾個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為爭取進入大學的平等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遭到當局鎮壓，造成流血慘案。

今年，美國黑人的鬥爭是四月初從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市開始的。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黑人群眾，隻是由於舉行集會和遊行，反對種族歧視，竟然遭到大規模的逮捕和最野蠻的鎮壓。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領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慘遭殺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眾，不畏強暴，更加英勇地進行鬥爭，並且迅速地得到美國各地廣大黑人和各階層人民的支持。目前，一個全國性的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鬥爭，正在美國的幾乎每一個州和每一個城市展開，而且還在繼續高漲。美國黑人團體已經決定在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二十五萬人的向華盛頓的“自由進軍”。

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日益嚴重的不安。肯尼迪[3]政府采取了陰險的兩麵手法。它一方麵繼續縱容和參與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甚至派遣軍隊進行鎮壓；另一方麵，又裝出一副主張“維護人權”、“保障黑人公民權利”的麵孔，呼籲黑人“忍耐”，在國會裏提出一套所謂“民權計劃”，企圖麻痹黑人的鬥誌，欺騙國內群眾。但是，肯尼迪政府的這種手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黑人所識破。美國帝國主義對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國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本質，暴露了美國政府在國內的反動政策和在國外的侵略政策之間的內在聯係。

我呼籲，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隻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目前，壓迫、侵略和威脅全世界絕大多數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各國反動派。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全世界三十億人口中，他們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根據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個聲明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的。
[2]三K黨，是美國的種族主義恐怖組織。一八六六年由美國南部奴隸主為鎮壓黑人和維護奴隸製度而建立，成為美國反動勢力推行種族主義、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工具。
[3]肯尼迪，當時任美國總統。


《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

毛澤東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國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國主義者暗殺。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這一件事，深刻地教訓了美國的廣大黑大群眾，激起了他們抗暴鬥爭的新風暴，席卷了美國一百幾十個城市，是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顯示了在兩千多萬美國黑人中，蘊藏著極其強大的革命力量。

這場黑人的鬥爭風暴發生在美國國內，是美帝國主義當前整個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它給陷於內外交困的美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

美國黑人的鬥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它對於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對於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美國的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的土產物。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隻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白人中的廣大勞動人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鬥爭目標。因此，美國黑人的鬥爭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美國白色人種中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國黑人鬥爭必將同美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最終結束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罪惡統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中說過：“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旺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當前，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國黑人爭取解放的鬥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當代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呼籲：世界各國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願意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人們，行動起來，給予美國黑人的鬥爭以強大的聲援！全世界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向著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其幫凶們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可以肯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製度的徹底崩潰，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翻身，已經為期不遠了。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請毛主席為他英文版紅寶書簽名留念。

[yongbing1993]

嚴密封鎖下的《延安》如何生存







延安時期毛澤東杜絕浪費故事三則

戰爭年代，麵對敵人的封鎖，地廣人稀的陝甘寧邊區，麵臨缺食無衣、捉襟見肘的困難局麵。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通過多種手段來發展經濟，不僅成功地克服了困難，還從困難走向了勝利。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築牢了革命的物質基礎，形成了立黨立國的精神支柱。倡導節約和杜絕浪費，則是艱苦奮鬥的具體表現形式。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帶頭節約，杜絕浪費，為全社會形成節約和杜絕浪費的風氣，起到了強大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1939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毛澤東的警衛班戰士郭永祥在楊家嶺毛澤東住所門前執勤站崗。毛澤東在窯洞裏思考問題，不停地來回踱步。那時，延安所有生活物資奇缺，黨的領袖毛澤東也不例外，用的是一盞普通的煤油燈。

毛澤東將油燈燃著的燈芯壓得很小，一閃一閃地發出一點微小的光亮。由於燈光太暗，視線不好，毛澤東思考問題過於專注，有時會碰到椅子或者其他器物。郭永祥在門外看到了，就悄悄走進屋內，把燈芯挑長，頓時油燈火苗躥了上來，屋內亮堂堂的。郭永祥轉身要走，被毛澤東叫住了。

毛澤東和藹地問：“多大了？”

郭永祥趕快回答：“20歲了。”

毛澤東問：“識字不？”

郭永祥答：“識的不多，在隊伍裏學的，200多。”

毛澤東說：“年齡還小啊，要加緊學習，將來國家建設需要你們的才智。”

毛澤東說著，順手拿起一支毛筆，在紙上寫下“節約”二字。用手指著“節約”二字問郭永祥：“認識這兩個字嗎？”

郭永祥趕快回答：“認識，節約。”

毛澤東說：“給我說一下這兩個字的意思？”

郭永祥得意地說：“節約就是能節省就節省，不浪費。”

毛澤東對郭永祥點點頭道：“你學習得不錯，對字麵意思能理解。”

郭永祥聽到毛澤東表揚自己了，趕忙說：“我學得不夠好，還要學認更多的字。”

毛澤東眉頭皺了一下：“我們學習要同實際結合起來，同工作結合起來，同黨的事業結合起來，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你能結合咱們的現狀，談談對節約一詞的認識嗎？”

郭永祥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著毛澤東。

毛澤東看著郭永祥：“比如節約一詞，我們黨一再號召要艱苦奮鬥厲行節約，可有些同誌就是理解不了，還存在浪費現象，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啊。就拿這煤油燈來說吧，特別需要節約。”

郭永祥迷惑地看著毛澤東。

毛澤東嚴肅認真地說：“目前咱們陝甘寧邊區很困難，沒有工業，所有工業品要到國統區去購買，加上國民黨頑固派對咱陝甘寧邊區的嚴密封鎖，更是難上加難。就拿這煤油燈裏點的煤油來說，要到國統區出高價購買，通過人工穿過封鎖線運到延安來，這要付出多少資金、人力呀。這還是順利的情況下，不順利的話，還會有人犧牲，我們黨付出的就更多了。少用一點燈油，就是節省人力物力資金。我們要最大限度地節約，避免浪費，把有限的資源集聚起來，用在抗日事業上，抗日事業就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資金基礎，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事業就會早日完成。”

郭永祥一聽，不由自主地吐了一下舌頭，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毛澤東和藹地說：“再說這煤油燈。讀書寫字的時候撥亮一點，思考問題的時候撥暗一點，就是依據實際工作需要節約的一種方式。”

郭永祥趕快給毛澤東敬了一個軍禮：“毛主席，您用這盞油燈撥亮了我的心燈。”

毛澤東看著郭永祥滿意地點點頭，郭永祥趕忙過去把煤油燈再次撥暗，悄悄走出窯洞，站在了自己的哨位上。

1941年春，國民黨在宜川、洛川一帶集結重兵，大有閃擊延安之勢。麵對這一嚴峻局勢，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調八路軍主力部隊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根據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指示，一方麵加強邊區南線防務，防止和打擊國民黨頑固派進攻延安；另一方麵在時刻保持戰鬥準備情況下，以南泥灣為中心，實行屯田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軍需自給。

三五九旅初到南泥灣，生活極為艱苦。沒有房子住，就搭草棚子；沒有糧食，官兵一起到50公裏以外的供應站扛糧食；沒有菜吃，大家上山尋野菜、采蘑菇。麵對這種狀況，三五九旅積極響應黨中央發出的大生產運動號召，提出了“一把钁頭一支槍，生產自救保衛黨中央”的口號，開展大生產運動。

首先要解決的是缺少農具的問題，王震旅長就親自領導幹部戰士用廢鐵和彈片打製。就這樣，上至旅首長，下至每個戰士，全部投入到開荒生產中來。到1943年，開荒種地達10萬畝，收細糧1.2萬石，蔬菜折糧0.3萬石（3斤菜折1斤糧），共1.5萬石，還喂養豬4200頭、牛820頭、羊7800隻。

此外，三五九旅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同時，還辦起了紡織廠、被服廠、造紙廠、化工廠、製鞋廠等。其中，大光紡織廠年生產棉布9000多尺，生產毛氈千餘條，毛巾2000餘打；製鞋廠年生產單鞋2500餘雙，棉鞋1200餘雙；化工廠年產肥皂10餘萬塊；被服廠年產單衣2.5萬套，棉衣1.2萬套；榨油廠年產食油2萬餘斤。還開辦了木工廠、皮革廠、陶瓷廠等。

駐地的草棚都建成了窯洞，指戰員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產品除供部隊所需外，有的產品還可向社會銷售。由於產品種類多、質量好，受到邊區廣大群眾的好評。南泥灣也成為“陝北的好江南”。

1943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德懷、鄧發、張聞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灣視察。其間，毛澤東到田間、營房、夥房看了部隊生產、訓練、生活情況，向幹部戰士熱情問好。

10月30日，毛澤東在視察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專程來到位於九龍泉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團視察，聽取了王震的匯報，並吃了頓午餐。王震向毛澤東一行匯報說：“部隊做到了全部自給，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錢。”

毛澤東高興地說：“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

毛澤東說：“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是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麽重大的意義啊！”

為了給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送行，三五九旅用自產的糧食作物精心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餐。他們選了兩隻自養的雞，在山裏采來香草，熬出帶香味的水。用帶草香味的水煮熟了兩隻雞，在木炭火上烤好，做出了兩隻燒雞。兩隻燒雞顏色金黃，香味撲鼻，成為餐桌上最醒目的一道菜。

毛澤東看著燒雞問王震：“戰士們能吃上燒雞嗎？”王震回答：“戰士們一周可以吃上兩次豬肉，每次人均四兩。一個月可以吃上一次雞肉和羊肉，人均半斤。過年過節，豬肉、羊肉、雞肉管飽。”

毛澤東高興地說：“這就好。隻有戰士們能吃上肉，我才有資格吃這燒雞。”在當時食物奇缺年代，毛澤東和朱德也難得品嚐到這樣的美味，很快兩隻燒雞隻剩下骨架。用餐完畢，毛澤東問餐廳工作人員：“這雞骨怎麽辦？”餐廳工作人員回答：“隻能扔掉了。”

毛澤東一聽連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餐廳工作人員看著毛澤東眨巴眨巴眼睛，不知所措。毛澤東用手拉開上衣口袋，餐廳工作人員趕忙把兩副雞骨架裝了進去。毛澤東走出餐廳，隨行人員馬上給毛澤東照了一張照片，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傳說毛澤東回到延安後，將雞骨架熬了兩次雞湯。

後來流傳下來這樣一個故事，三五九旅用南泥灣山裏的香草製作而成的燒雞，毛澤東吃了讚不絕口，連剩下的雞骨架都裝在口袋裏帶走了。人們就給這種燒雞起了個美名，叫“口袋燒雞”。

陳德發，陝甘寧邊區時期安塞縣四區馬家溝村村長，1943年、1944年連續兩年被邊區評為特等勞動英雄，參加了邊區召開的兩屆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表彰大會。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表彰大會在延安召開，表彰大會會場設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前廣場。主席台是臨時搭建的，底下放著長條形木凳，木凳上鋪著木板。會議有一項議程，各縣向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敬獻錦旗，安塞縣推舉陳德發向毛主席獻錦旗。安塞縣給毛主席獻的是一麵長方形紅旗，上方穿一根長長的木棍，四邊掛有黃顏色的穗子，中間繡著“敬愛的人民領袖”幾個字。

獻錦旗開始，首先由延安縣吳滿有和安塞縣陳德發分別向朱總司令和毛主席獻錦旗。吳滿有穩穩走上主席台給朱總司令獻上了錦旗。陳德發精神抖擻，邁著正步走上主席台給毛主席獻錦旗，沒想到腳上用力過大，踩在木板上有彈性，快到毛主席身邊了，木板的彈性把陳德發彈了起來，身子一斜，險些摔倒。坐在主席台凳子上的毛澤東趕快站起，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扶住了即將跌倒的陳德發。陳德發頓時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毛澤東扶陳德發站好，左手接過錦旗舉起右手向陳德發敬了一個禮。陳德發急忙說：“毛主席，我還沒給您行禮呢。”毛澤東笑著說：“本來就該我先給你行禮。你是勞模嘛，生產出了糧食，為支援抗日戰爭出了大力。”陳德發非常激動，趕忙雙腳並攏向毛主席鞠了一躬。

會後，毛澤東請吳滿有、申長林、陳德發、王德彪4個勞模去楊家嶺家裏做客。毛澤東家裏陳設很簡單，在地上放個小炕桌，四周擺放了5個小方凳，毛澤東坐在小炕桌旁同勞模談話。陳德發認為自己給毛主席獻錦旗出了“醜”，既緊張又拘謹。

毛澤東看著陳德發說：“小陳，別緊張，隨便點。你們村生產情況怎麽樣？”陳德發拘謹地回答：“我們村11戶40來口人。前年（1941年）我當村長後響應大生產運動號召打糧100來石，去年（1942年）打糧140來石，今年（1943年）組織開展勞動競賽，打糧220來石。”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問：“小陳，你看群眾公糧任務重不重？”陳德發說：“說實話，不輕鬆。要完成公糧任務，從早到晚要苦幹哩。”毛澤東點點頭，說：“群眾願意嗎？”陳德發說：“願意。咱們為了打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前方的將士流血犧牲，後方的老百姓多吃點苦多流點汗，是應該的。”毛澤東又問：“群眾餘糧能吃多長時間？”陳德發說：“人均餘糧1.5石，1石是300斤，1.5石是450斤，足夠一年半的口糧。加上瓜菜，夠吃兩年，可以說實現了耕一餘二（耕種一年餘兩年的口糧）。遇上災年，吃稀點，挖些野菜填補，夠3年的口糧。”毛澤東又滿意地點點頭道：“我們收公糧首先要保證群眾利益，保證群眾不受饑餓。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都是人民的，一切要為人民利益著想，決不能讓廣大勞動人民吃虧。”

說話間，飯端上來了。黃米幹飯，4個菜。4個菜分別是炒土豆絲、炒蘿卜片、豬肉燉粉條、酸菜燴豆腐。廚師說：“毛主席招待你們勞模，特意讓做了幾個好菜。”4個勞模看著飯桌上的飯菜，感覺毛主席的夥食標準太低了，都有點過意不去。毛澤東樂嗬嗬地看著勞模們說：“快吃吧，我今天沾你們的光，享口福了。”

陳德發端起碗，用勺子往碗裏盛米飯，一不小心，把幾顆米粒掉在飯桌上。陳德發怕別人說自己毛手毛腳，趕快把米粒往桌下扒拉。毛澤東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陳德發的手，勞模們都停止了吃飯，看著毛主席。毛澤東細心地把桌上的米粒一顆一顆撿起來，放進自己嘴裏咀嚼著。

其他勞模都不敢吭聲，吳滿有說：“毛主席，就您的飯，我們幾個勞模都管得起。掉在桌上的幾顆米粒，您就別吃了，寒酸我們是吧？”毛澤東抬起頭來，掃視了一圈勞模，嘻嘻一笑道：“怎麽，看我這吃相難看啊？”申長林、陳德發、王德彪趕快說：“不難看。”毛澤東認真地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群眾生產的每一粒糧食都來之不易呀，我們不能浪費一粒。我說你們勞模，今後不光在群眾中要當生產糧食的模範，還要帶頭當節約糧食杜絕浪費糧食的模範。發揮出你們的示範作用，帶領和引導群眾形成節約糧食杜絕浪費的好風氣。”

吳滿有說：“今天親眼見您愛惜糧食不浪費，回去我就給群眾講，在毛主席家吃飯毛主席把掉在桌上的米粒都撿起來吃了的故事，讓大家向您學習，節約糧食愛惜糧食，杜絕浪費糧食。”

陳德發跟著說：“對，我們給群眾講毛主席撿米粒吃的故事，教育群眾形成節約糧食杜絕浪費的好習慣。”

毛澤東樂嗬嗬地說：“這就對了。給你們勞模稱號，合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