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被罵了四十多年後比較
非正常死亡率
對於十年文革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基本從正式的新聞和官方報告中找不出具體數字。隻能粗略估計。一般來說，對這類數字，官方會說的少一點，右派會說的多一點，我想這是一個共識。
所以這裏我們拿右派的數字來看：著名右派“海外華裔學者”丁抒在 《開放》給出的數字是“大約兩百萬左右”。這一結論被右派廣泛認可和引用，包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也基本上援引了丁的分析。因為作者說的是“兩百萬左右”，為了讓數據更加符合右派的胃口，我們這裏再加多10%，也就是220萬。換句話說，文革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22萬人.
中國人口66-76年基本都在穩定增長，1970年中國人口8.52億，我們拿這個數字作為文革十年年均人口的數量。所以，《文革時代》每年非正常死亡率為萬分之二點六。
單純一個數字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對比就沒有鑒別，我們拿看看《改革開放》的非正常死亡率：
據京華時報2011年報道，我國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逾800萬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5/12/content_658769.htm 我國2010年人口人口普查結果13.4億，我們可以得出：非正常死亡率為千分之六，改革時代的非正式死亡率是文革時代的二十三倍，生活在改革時代的人還好意思說文革時代“荒唐黑暗恐怖”嗎?
所以，再有無知小右再對你說：“喜歡文革? 文革再來鬥死你!”你就應該知道，你在《文革時代》被鬥死一次，他就在《改革時代》被飛車黨毒牛奶拍磚黨黑社會黑磚窯什麽的幹死二十多次了。
武鬥成風？和美國比比
在網上找不到美國非正常死亡直接的數據，我們間接對比另一個數據：《2011年美國的人權紀錄》顯示，美國每年3萬多人死於槍支暴力，這僅僅是因為槍支暴力而死的“非正常死亡”，還不包括刀捅死棍拍死拳打死這樣的暴力死亡。3萬多是多少?我們讓一讓右派，就按3萬算。2011年美國人口3.9億，那麽比例是0.0077%
武鬥說白了也是暴力鬥毆，可文革武鬥可是槍支大刀拳頭一塊上的，我們全算。香港《爭鳴》雜誌在1996年10月號報導稱：“文革在武鬥中有二十三萬七千餘人死亡”也就是每年2.4萬，那麽年均死於武鬥衝突的比例是0.0028%
換句話說，文革時代的中國人，如果有一分的可能性因拳頭/棍棒/槍支暴力而死，如果把這個人放在美國，他就有三分可能死於槍支暴力。
文革自殺是個什麽水平？
丁抒在其研究中稱“筆者估計，文革初期自殺的人當在十萬至二十萬之間，至少是毛澤東估計的“千把人”的一百倍。”總所周知文革初期是“最亂”的時候，我們把這個數字乘二，大概估計一個十年自殺死總數40萬，每年4萬。可得出文革時代中國自殺率為萬分之零點五。
2011年北京晨報報道《中國成為高自殺率國家 每年約有25萬人死於自殺》http://news.sohu.com/20110909/n318826191.shtml 2011年中國人口13.5億，自殺率萬分之一點九
日本警察廳公布的全國自殺者的統計結果顯示，2011年全國自殺者總人數為3萬513人。http://www.chinanews.com/hb/2012/01-20/3618671.shtml 2011年日本人口約為1.3億，自殺率萬分之二點七
美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5月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自殺死亡人數為38364人。http://gb.cri.cn/42071/2013/05/03/5105s4103485.htm 2010年美國人口3.09億，自殺率萬分之一點二
看看，還是文革多安全，小右把你一個人送回文革中自殺一次的時候，小右和他老爸老媽老婆本都自殺了。
另據童誌剛《文革期間名人自殺檔案》表述(見《今日名流》1999年第三期)自殺者中，官員約占17.24%、學者占31.03%、作家占27.59%、藝術家占17.24%，將軍、運動員各占3.45%——文革時代自殺的大腕名流官員占了總數的96.55%。看看，這才是真正老百姓當家做主的時代。所以，假如你不是高富帥社會名流，我勸你還是別舉著《文革中名人自殺一覽表》這樣的傻逼文章來控訴文革了，這是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強奸女知青？分析一下
一貫冷血的右派在這裏才能體會出一個道理：正如沒有人自願被剝削一樣，也沒有自願出賣身體的女人。
右派說，很多女知青為了回城證，要獻出身體。對，這是強奸，那麽改革中，很多女人為了錢獻出身體，一次十元的一錘子買賣也好，每月一萬元的保養也好，其實也是強奸。還有很多女明星，為了出鏡率，被潛規則，這也是強奸。還有一些女人，為了別的目的，比如打司馬南一頓之類為了藝術或民主獻身，都是強奸。這些數字大的無法統計。
文革夫妻反目妻離子散？有多嚴重？
這方麵看不到文革的數據，都是小右每次順嘴就這麽帶出來，不得不說，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小右還是沒見過世麵：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 每年十萬家庭因家暴解體http://news.gog.com.cn/system/2010/06/29/010833955.shtml
據新華網報導 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約為5800萬人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09-05/26/content_11438529.htm
援引著名“普世價值媒體”騰訊網數據 如今北京離婚率39%、上海離婚率38%、深圳離婚率36.25%、廣州離婚率35% http://lady.qq.com/zt/2010/lhl/
看了這些，你還還意思說文革夫妻反目妻離子散?
文革影響一億人？
依然是香港《爭鳴》雜誌在1996年10月號報導：“文革中‘兩千一百四十四萬餘人受到審查、衝擊;一億兩千五百餘萬人受到牽連、影響’”，嗬嗬，八億多人有一億受影響，乍看之下，好像很多很嚴重，但仔細想想，“受牽連影響”這個概念其實很寬泛，因為文革家庭成分不好被村裏人歧視不也算是影響嗎?
那麽改革時代呢?
因為教育改革上不起學，畢業找不到工作，因課業負擔背著幾十斤書包的學生算不算受到衝擊、影響?有幾千萬吧?
因為國企改革下崗了的職工，算不算受到衝擊、影響?有幾千萬吧。
因為掙不到錢，社會又物欲橫行，結果做了娼妓二奶的女性，做了強盜小偷的男人，和那些無辜受害者，算不算受到影響牽連?有幾千萬吧?
因為生計無著落，青壯年被迫背井離鄉謀生，農村裏留下幾千萬留守兒童，這些孩子和他們的父母，算不算受到牽連?上億了吧?
因為住房改革買不起房的，導致找不到女朋友，甚至犯罪、自殺的算不算受到衝擊、影響?有幾億吧?
因為空氣飲水食品汙染導致的背上心理負擔、甚至致病、傷殘的，算不算受到衝擊、影響?又有幾億了吧?
事實上，那些罵文革的人，除了有錢有權的公知以外，剩下幾乎都是在改革中受到衝擊、牽連和影響的。看這篇文章之前罵文革，那是無知，看完還罵文革，那就是無恥了。有一句話怎麽說的?“當奴隸卻有主人的思維，真是奇怪的生物”;這種生物用一個什麽詞來形容的?對了“資本家的聖奴隸”。
中國人的收入狀況如何？去年12月27日，國家發改委就業收入分配和消費司公布了《中國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21》。從這份關於中國收入分布的官方報告裏，可以發現三個真相。
首先，2021年中國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人口為6億人，占全國人口的比重是42.85%，他們屬於赤貧人口。在這6億人當中，546萬人收入為零；2.2億人月收入在5百元以下；2億人口月收入在5百元到8百元之間；1.3億人的月收入在8百元到1千元之間；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數為5,250萬人。這6億赤貧人口當中，1.5億是城市人口，4.5億是農村人口；換言之，城市人口中赤貧戶占四分之一，農村人口中赤貧戶占四分之三。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記者會上強調，中國有“6億人平均月收入也就1千元左右”。國家發改委的2021年中國收入分配報告提供了最新的數據，當下，這樣的赤貧人口還是有6億之多。
其次，若以1,090—3,000元作為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標準，則該群體人口的比重達到41%，約5.74億。其中，月收入在1,090到2千元之間的，占全國人口的26%，大約3.6億；月收入在2千到3千元之間的，占全國人口的15%，大約2.1億人。
再次，剩下的占總人口16%的人群當中，11%的人月收入是3千到5千元，這組人群約1.54億人。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一下，該報告講的是人均月收入，而不是人均月工資。如果按照一家三口的小家庭來計算，人均月收入3千元，相當於雙就業家庭的人均月工資4千5百元。如果觀察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內地經濟狀況，人均月工資4千5百元，就算是在當地不錯的狀況了；但是，以這樣的工資水平，家庭每月能用於房貸支出的上限是2千元，因為子女教育費用也是大開支。
按照目前內地三線城市平均房價6千一平米估算，一個100平米的單元，房價為60萬，首付20萬之後，30年期的房貸，每月還本付息大約需要1千7百元。由此可見，即便是總人口中居於上端的11%的家庭，人均月收入達到3千到5千元，他們付完房貸和子女教育費用之後，金融資產所餘有限。
毛澤東早就對過去舊的教育製度不滿意，他有一個“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澤東在他青年時代接受舊教育時，就對舊的教育製度十分不滿。
毛澤東曾用幹脆不進學校讀書而是自己每天到長沙定王台去自學的辦法進行反叛。後來，在父親停止供毛澤東學費的威脅下，毛澤東才又進入學校去讀書。但毛澤東對舊教育製度的不滿始終存在。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對舊的教育製度進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製度。對此，毛澤東是基本滿意的。
但是，毛澤東從維護工人、農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出發，認為中國的教育製度裏麵還存在不少弊端。對這些弊端，毛澤東不高興，多次提出批評，並且積極探討進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中國教育製度裏麵存在的許多弊端，並且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
當年的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就針對教科書、辦私立中學、助學金、思想教育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說：“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製？”
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裏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後可以回鄉生產。如果說教師比較差，可以從好的中學抽調一部分來支援，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如果說辦學質量差，孔夫子還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呢。這是要解決農民子女就近讀中學的問題，唱戲也還有草台班子嘛。在農村，教育要強調普及，不要強調提高，不要過分強調質量。課程也可以簡單些，有語文、數學、曆史、地理、物理、化學、農業生產知識、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後還可以自學，這些學校主要是解決農民生產勞動中需要的知識，如要升學也不限製，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升學，有的不一定升學。蘇聯著名文學家高爾基沒有進過中學，還不是自學出來的！蕭楚女也沒有進過什麽正規的學校，辦報還不錯嘛。”
毛澤東認為，對助學金要調整，“按照當前的經濟情況，準備兩三年內將助學金擴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農家子女能享受助學金，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困難。”、“蘇聯的教材，應當學的就要學，不應當學的就不要學。你們要來一個改革，不要照抄外國的，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並且還要有地方的特點。”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特別強調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問題。
毛澤東說：“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應當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不要使他們像溫室裏的花朵一樣。”、“中學應當有政治課。政治課要聯係實際，生動有趣，不要教條式的，要使中學生知道一些為人在世的道理。講猴子變人的社會曆史如果同曆史課有重複，曆史課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講起，講勝利，講困難，不過猴子變人還要講，階級鬥爭也要講。”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一篇文章時，加寫了兩段文字，提出了“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和學生要“全麵發展”的主張。
進入60年代後，毛澤東認為，我們教育製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對此，毛澤東在1964年3月10日寫的一段批語中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1966年2月，毛澤東在同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中提出：教學不能都按照發展順序來講。“學曆史，主要學近代史。現在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萬年該怎麽講呢？”，“講原子物理，不必要從最早的那個學派的理論講起。你們這樣學，十年也畢不了業。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學校的“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集中起來，毛澤東對中國教育製度方麵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是認為學製太長，課程太多；
二是認為教學不得法；
三是認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這些都不利於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
毛澤東下決心要對中國的教育製度進行改革。
毛澤東所確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針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澤東一直醞釀著要按照這個基本方針，來一場“教育革命”。不料，這個“教育革命”還沒有來得及搞，“文革”就爆發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的思路，毛澤東決定“停課”。
在發動“文革”前，毛澤東就認為教育界裏麵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統治，因此“教育革命”勢在必行。
但毛澤東還沒有來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經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轉而認為，教育界裏麵的問題不是孤立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全國一大部分政權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問題隻是這種情況中的一種，隻有解決了全國性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教育界裏麵的問題。
由此，毛澤東形成了把“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樣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毛澤東一開始想從改革高校的招生製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該《通知》提出：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毛澤東設想，通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讓一大批工農兵革命青年不經過考試而是通過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進入高等學校。
毛澤東認為，這些工農兵青年進入學校是打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學校的統治，實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認為，學校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學生，一個是教師。現在，既然教師這個基礎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強學生這個基礎，來促進對教師這個基礎的改造。
《人民日報》在當年6月18日發表的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中，把毛澤東的這個思路點明了。社論說：改革招生考試製度是“徹底搞掉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突破口。”
但是，還沒等高校招生製度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實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學生運動起來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發生了揪鬥教師、校長甚至群眾的事情。對這些事情，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決定嚴肅處理。1966年6月20日，劉少奇在批轉北大工作組的一份簡報時寫道：“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而毛澤東卻對劉少奇的批語十分不滿。毛澤東認為，劉少奇這是支持工作組壓製學生。
毛澤東提出，現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學校的學生造反，衝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校的統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
毛澤東決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組，支持學生革命，而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高等學校中的統治。
毛澤東發現，貫徹這樣的方針，受到了阻力。
毛澤東轉而認為，由於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準青年學生革命，根本談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須把原來設想的“教育革命”合並於“文化大革命”之中，通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衝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教育界裏的統治，才能真正實現“教育革命”。
為此，毛澤東采取了四個行動：一個行動，是毛澤東於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開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行動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親自到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發表的部分大學和中學學生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三個行動是他於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第四個行動是他親自決定：高校和中學停課半年，學生、教師集中時間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在這四個行動中，停課是基礎。隻有停課，才能發動大、中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隻有停課，大、中學生搞“文化大革命”才會有時間和精力的保證；隻有停課，大、中學生才能專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決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學（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課。接著，全國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學紛紛停課。停課的學生，一開始在本校鬧革命。他們批鬥校長、教師、群眾，使全國各學校的領導班子基本陷入停課狀態。
但是，無論北京還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學停了課，有的沒有停課；有的停了課，卻沒有鬧“革命”。
毛澤東對這種狀況不滿意，毛澤東認為隻有在青年學生中搞一個大發動，才能真正衝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統治。
為了來一個大發動，毛澤東決定，讓全國各地的高校和中學之間搞大串連，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
大串連，就是北京的學生到外地學校中去串連，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學習，外地的學校之間也可以相互串連。
於是，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離校進行大串連。
這樣，一個紛紛嚷嚷的全國性大串連運動展開了。
大串連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學平靜的學習狀態，一下子就使全國各地再也沒有不停課的高校和中學了，甚至連小學也開始停課了。
離開學校到社會上造反和進行大串連的學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個月當中，到北京大學搞大串連的造反學生就有212.4萬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達到17.9萬人次。
走資派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一心隻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大學裏尤其是著名大學裏培養的都是《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知否《五四》為何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五四運動》具有裏程碑意義和分水嶺意義。
《五四紀念》從《五四運動》剛滿一周年時己開始：
1919年羅家倫在《“五四”運動精神》一文中認為，五四精神應該包括《犧牲精神》、《社會裁判精神》和《民族自決精神》。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演講，指出五四運動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並呼籲青年學生們《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
李大釗在1921年將《五月四日》稱為《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認為五四精神由《愛國》《直接行動》《人類自由》等要素組成。
1940年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為傑出的曆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在全民族共禦外侮的社會環境中，五四話語的關鍵詞是《愛國》，這恰是《五四精神》最為突出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個《五四青年節》題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隨後，《愛國、團結、勞動》成為對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對《愛國》的表達就是要《立足本職崗位》，《又紅又專》，《艱苦奮鬥》。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國日報》(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隨感錄《五四紀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紀念’到了，強調了五四運動的犧牲精神：“五四運動精神如何，乃是為民眾而犧牲。到民間去吧，這一條坦道是永能保持這個精神的。”
五四運動：“要爭外交，要讀書，須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須推倒國內外的壓力，要推倒國內外的壓力，須以國民的資格，加入國民革命運動。”
“什麽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不過是中國人民不甘服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雙重的壓迫，自然的發生了一種反感的行動罷了。簡言之，五四運動，乃純粹是中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運動罷了。”
《民國日報》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黨性色彩，作者均為國民黨人，其言論完全從孫中山學說的立場出發。當天，國民黨在上海舉行“二十萬人紀念五四”大會，其意“繼續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第一次舉行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聲勢之浩大為此前曆次學聯組織的“五四”紀念活動所遠不及，把紀念五四運動轉換為國民黨的政治動員，這樣的場景在以後不斷重演。
《五四運動的成績》，向青年發出新的號召：“我們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沒有組織，沒有主義，而是情感的結合，尚有如此成績；今後在本黨指導之下，有主義，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敵人奮鬥，當然是能達到我們的目的！親愛的青年們！聯合起來，在本黨指導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自視，幾若天之驕子，風氣囂張，學潮迭起，求學時期，群驅政治之活動，冀為畢業後求出路，正常之學業，則遑不計及。什種情形，十餘年來，為全國學界之普遍現象”，並在“黨務”欄刊登消息《五四運動紀念》。
五四運動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雖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積極投身其間，是北京及各地學生運動的領導者或活躍分子。毛澤東曾認定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時事新報》《晨報》等研究係主辦的報紙上，觀點與其他革命人士的區隔並不明顯，如陳獨秀將五四運動精神歸結為“(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的精神”。李大釗似稍進一步，他把“五四”看作與“五一”一樣的節日，“因為這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
中國共產黨將紀念五四運動逐步納入青年工作的一環。1924年4月，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號——關於“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紀念與宣傳》強調：“‘五四’紀念當然以學生為中心，同誌們演說詞中，須發揮五四運動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恢複國權運動；(二)新文化運動。此時國外列強之壓迫，國內舊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揮之必要。”
“‘五四’運動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擴大，沒有在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這次運動在一般學生領導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軌(如單獨反日，沒有認清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中國民眾的敵人，甚至有濃厚的親美傾向)，同時也不能持久。這個可說是‘五四’運動的最大弱點。後來的‘五卅’運動，因為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就糾正了這種弱點了。”
五四運動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並沒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於封建勢力的頑強的存在(因為它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第二是由於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時代，不能不從民族本身的基礎上發揚起民主的科學的精神，新文化基礎是不堅固的”，“然而現在是完成的時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國共兩黨之親密地合作起來，而且又加上了各黨派的合作，共同為救國建國的大事業戰鬥”。
1939年3月18日，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從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為西青救兩周年紀念與青年參戰動員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環境舉行紀念及動員大會、晚會……以後每年五月四日為青救成立紀念日，並向全國青年提議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五四”前夕，為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關於根據地紀念“五四”給北方局的指示》提到“從‘五一’到‘五七’進行一個青年運動參戰運動周，西北青救並已提議‘五四’定為青年節”。
毛澤東在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現在規定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國的革命者在進行革命鬥爭常用的手段是：集合誌士，聯絡會黨，運動軍隊，實行起義。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了中國人民使用新鬥爭方法：罷課、罷工、罷市、街頭演講、群眾示威、抵貨等等。中國革命者的組織形式則直到辛亥革命為止沒有越出帶著濃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結社之外，辛亥革命時則在中山先生的領導開始創建了政黨。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中國人民使用新的群眾組織形式：工會、學生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等。自然，這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經局部的出現過，但是使這些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全國規模的運動中在千百萬群眾親身的經曆中來大規模的成功的使用，則自五四運動開始。因之，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方法與組織形式的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以後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和意義。”
《紀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國青年偉大光榮曆史的一頁——在延安“五四”集會上的報告》。社論說：“‘五四運動’的掀起，表現了中國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現了中國青年對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國青年清楚地認識了隻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才是中國青年真正出路。‘五四’運動是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一個偉大覺醒，它繼承了太平天國、黃花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創造了新的群眾的組織、新的鬥爭形式，給予以後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進行的抗日戰爭以豐富的經驗教訓。”對五四運動的曆史作用及其影響作了新的肯定。
《紀念“五四”》，這篇文章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對大時代的感慨：“從五四到現在，中國已經曆過許多的大風暴。這時期內曆史內容的豐富，實為中國過去數千年所未有。活在這個偉大時代，並能投身於偉大時代的火爐中，和時代的敵人搏鬥，這的確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與中國青年》，肯定五四運動具有三點意義：一是“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二是“在中國的文化運動上開辟了一條新文化運動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國舊的文化傳統，開始介紹歐洲的先進的文化思想，這是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傳播的先聲”；三是“中國青年有組織地走向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舞台”。凱豐對“五四”的總結與毛澤東一樣，朝著建構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方向發展。
五四運動是“用來反對封建社會的意識支柱——禮教，反對孔子的教條”，是“文學革命的提倡”；五四運動的國際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國際條件下產生的”；五四運動造就了“最光輝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五四運動的民族覺悟和思想解放，不徹底摧毀思想上的舊教條之束縛，要中國人民能接受科學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紀念“五四”》，特別提到的群眾基礎：“‘五四’運動，有些人把它縮小為學生運動，忽略了當時各階層的參加，忽略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作用，這是不對的。‘五四’運動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學生隻是當時運動的發動者、首倡者，起了先鋒作用與橋梁作用。一切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群眾參加，才有力量，‘五四’運動的偉大就在於此。”對新文化運動提出過的“勞工神聖”口號，亦給予高度讚揚，稱“這一口號給中國曆史上賤視勞動者的思想一個破天荒的打擊”，紀念五四，“發掘光大‘勞工神聖’的思想，知識分子更應進一步與工農結合，建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五四’不特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在政治方麵，它演變成為一個爭取民主政治思想的運動；在思想方麵，它演變成為一個反封建思想、反舊孔教、反玄學而推崇科學思想的鬥爭；在文學方麵，它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為今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條發展之路。所以‘五四’運動，除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曆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還是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史上的一個大的轉變點”。
“‘五四’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從資產階級舊範疇轉到新範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而且是中國知識青年熱心追求先進革命學說和走上群眾化的偉大的轉變點”，“實在的，判斷一個知識分子是不是徹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與工農相結合，這是唯一無二的標準。‘五四’以來，我們看見過一部分知識分子不願意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或者沒有決心與工農民眾結合到底，後來都弄得一事無成或走投無路”。
艾思奇認為，“五四運動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隻在思想上準備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形式上的革命運動”，“五四文化運動，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準備，或者說，五四文化運動是結束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時代，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五四文化運動”與戊戌時期的文化運動不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舊中國文化思想進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運動”，回避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這似乎是他個人堅持的一個提法。一字之去，對一個富有哲學素養、講究邏輯的理論家來說，當然是有意為之，其間差異值得人們嚼味。
“‘五四’是中華民族要求解放的啟蒙運動，如今不單‘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著中國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犧牲了若許頭顱鮮血，人民受了千辛萬苦，所換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來，這的確是自有‘五四’以來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歲了，咱們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氣魄來，不要憧憬過去的光榮，必須企圖未來的創造！”
當然也有：“許多在五四時代前進的分子，現在蹩在時代的後麵了，像我便是一個”。“這前後三十年間，我也並非在睡覺，卻是不夠警醒的；也並非不感苦惱，卻是找不到出路。我是悶在葫蘆裏了，這葫蘆是以個人主義為表裏的。”
《看見警察把棍子掄向同學的瞬間，他醒了，人生就此改變。》
《認識到誰是真正的教育者，權力在誰手中，誰對誰負責，誰是國家機器。》
《重新思考在理想和現實中見的巨大鴻溝中，自己是誰，想成為誰，和誰交朋友，又要遠離誰。》
《從示威這個角度看：在大學，比上課更重要的事情。》
《你隻要參與其中，就能劇烈的迅捷的理解書本上學來的那麽多社會學，政治學，新聞，經濟學，金融，媒體研究，曆史，文學，哲學，心理學等等理論。所有的抽象的“知識”就會和情感，和當下的聲音畫麵氣味交匯，成為你身體裏記憶裏的一部分。》
《所有這一切，都會比多上幾節課，讓人學到更多東西，對你的人生影響也更深遠。》
一，《從示威這個角度看：在大學，比上課更重要的事情》
文章來源: 成長合作社 於 2024-05-01
被朋友和長輩問這邊校園鬧成什麽樣了，千萬離遠點，話語間流露“在大學不好好學習，瞎鬧啥” 的關切。
當然，很多人覺得學生在學校就該好好學習。但親身參與一次這樣的現實事件能學到的太多了。
你總得大致弄清楚巴以的曆史，這次事件的起源，後繼戰事的發展才能有態度。
你逃避不了麵對和理解各國的表態，國際關係的複雜，國內zz的各利益方立場，以及形成當下局麵的曆史成因，才能大概理清頭緒，有底氣喊話。
你也總得弄清楚哈馬斯，阿拉伯國家，猶太人，以色列，以色列人，內塔尼亞胡，zionism, antisemitism，islamphobia 等等概念之間的關聯和區別才能和人辯論，闡述自己立場。
從示威這個角度看：在大學，比上課更重要的事情
你也會在過程中看清大學，常青藤大學，這個你為之奮鬥了整個學生生涯奮力進入的象牙塔的運作機製。校領導，校董，教授，城市，PD，等等群體之間的關係。認識到誰是真正的教育者，權力在誰手中，誰對誰負責，誰是國家機器。多年前我和博導開汽車一起出去開會，我問他為什麽從一個原來做技術的公司職員變成了做環境和社會學的教授。他告訴我自己參加過6,70年代在伯克利的反戰protest，看見警察把棍子掄向同學的瞬間，他醒了，人生就此改變。
你隻要參與其中，就能劇烈的迅捷的理解書本上學來的那麽多社會學，政治學，新聞，經濟學，金融，媒體研究，曆史，文學，哲學，心理學等等理論。所有的抽象的“知識”就會和情感，和當下的聲音畫麵氣味交匯，成為你身體裏記憶裏的一部分。
你也不得不麵對不同立場，學習溝通，共情，控製和釋放自己的情感，有策略的調整行動方向，分辨行動腳本中各種行為的合理合法性，哪些可以做，哪些越界了。當然你會做太多選擇，並為其承擔責任和後果。
而你也必然會在過程中，思考理想的社會和世界是怎樣，而現實為何是這樣。也重新思考在理想和現實中見的巨大鴻溝中，自己是誰，想成為誰，和誰交朋友，又要遠離誰。
所有這一切，都會比多上幾節課，讓人學到更多東西，對你的人生影響也更深遠。
二，《反以色列學運遭警方鎮壓，美國民主自由蒙上陰影》
文章來源: ettoday 於 2024-05-01
反以色列學運遭警方鎮壓，美國民主自由蒙上陰影
▲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挺巴勒斯坦示威。
根據外媒報導，美國校園在一夜之間陷入混亂。這一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4月30日晚間，數百名紐約市警察穿著防暴裝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正值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占領校園內漢密爾頓大廳的第二天，並且此情況已持續了13天。這種突如其來的警方幹預使得校園內的氣氛瞬間緊張起來。
校園混亂：警方突然出動
這次事件的爆發源於對加薩戰爭的強烈不滿。學生們要求校方采取行動，對與猶太國家有關的企業或從戰爭中獲利的企業進行撤資，以此來表達對戰爭行動的反對立場。他們認為這些企業的存在和利潤從某種程度上支持了戰爭的持續進行，因此呼籲校方負起社會責任，切斷與這些企業的聯係。
當晚，警方通過校門和學生占領的建築物窗戶進入校園，對抗議者進行了清掃和逮捕。這種警方的大規模行動對學生抗議者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和恐慌，也引起了更廣泛的社會關注。學生們在這一突發情況下被迫麵對警方的幹預，他們的抗議行動在警方的幹預下受到了極大的阻礙，也反映出了校園內對於這一議題的極端關注和情感投入。
學生串聯：抗議風潮擴散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示威引發暴力衝突，警方到場維持秩序。
這次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並非孤立發生的，而是一係列校園抗議活動中的一部分。就在4月30日晚間，哈林的城市學院也發生了一輪逮捕行動。同時，5月1日早上，警方正在應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親巴勒斯坦和反對抗議者之間的衝突。而在此之前，4月29日，新學院的示威者占領了帕森（Parsons）設計學院。這一連串的事件表明，抗議風暴的影響正在擴散和深入，不僅僅是局限於哥倫比亞大學或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而是波及了更廣泛的校園和社區。
對於抗議者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大學的投資組合，要求大學撤資與以色列有關的企業或從戰爭中獲利的企業。這反映了抗議者對以色列在加薩地帶進行的轟炸行動的強烈不滿，並希望透過製裁措施向以色列施壓，以阻止這些行動的繼續進行。這一要求在學生運動中備受關注，因為它涉及到更廣泛的政治和道德問題，並對大學的社會責任提出了挑戰。
投資抵製：學生要求撤資行動
盡管這場運動是由加薩戰爭推動的，但它的影響卻超越了單一的衝突。一些抗議活動出現了反猶太主義和威嚇性的言論，這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辯論。同時，兩黨政治也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因為一些政客紛紛訪問大學校園，要麽支持，要麽譴責這些活動。這一係列事件的發生使得人們對於校園抗議活動的本質和影響力進行了重新思考，並引起了對於社會中更廣泛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 抗議者要求大學撤資與以色列有關的企業或從戰爭中獲利的企業。
網路連結：數位平台推動組織
在這一係列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學生們看到他們的活動通過網路得到了加強和擴展，特別是學校之間的聯係。他們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和網絡工具，如X（原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等，快速地分享資訊、組織行動，並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了彼此的連結。這種聯係不僅使他們能夠共享資源和戰術，還加強了他們的團結和影響力。透過這些數位化的平台，他們不僅僅在校園內部交流，還將他們的訴求和行動傳播到了更廣泛的社會範圍，引起了公眾對於相關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知識青年的聲音：推動社會變革
學生們的努力和行動將持續影響著未來，塑造著社會的走向。這場運動不僅僅是一個學生抗議，更是一種知識青年的聲音，呼籲社會更多地關注和行動，以實現更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他們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和主動性展示了年輕一代對於社會變革的渴望和決心，並在其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這種參與不僅僅是對當前問題的回應，更是對未來的承諾，表明他們將繼續為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會而努力奮鬥。
製度遭疑：警方濫捕引發疑慮
▲ 年輕一代積極參與示威行動，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影響世界的走向。
整個事件的發生引起了對於學生抗議權利和警方執法行為的討論和反思，人們擔憂警方是否合理使用了武力並侵犯了學生的言論自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爭議。
這一連串事件反映出年輕一代對於全球議題的關注和行動力，他們積極參與和行動，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影響世界的走向，這使得他們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變革的重要力量。盡管麵臨著警方的強行鎮壓和政治人物的幹預等挑戰，學生們展現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能力和堅持不懈的決心。
這場運動將繼續對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在警方使用高壓手段濫捕示威學生的情況下，外界對美國民主製度的懷疑也逐漸浮現。
三，《加薩戰爭抗議方興未艾，警方清場或采取更多行動》
文章來源: 美國之音 於 2024-05-02
加薩戰爭抗議方興未艾，警方清場或采取更多行動
2024年5月1日晚，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示威活動仍在繼續，警方在附近戒備。
警方周三(5月1日)在美國大學校園部署了大量警力，強行驅散4月以來已持續多周反對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的抗議活動。從西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東岸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CUNY)、中西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到南方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西南方亞利桑那大學，都出現警方清場和示威學生遭到逮捕情形。
數十輛警車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巡邏，以應對夜間反示威者襲擊親巴勒斯坦學生營地時發生的暴力衝突。在紐約市一直是示威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警方周二(4月30日)晚進入到校園對抗議活動進行清場後，警察就處於待命狀態。
美國兩所最負盛名的大學裏出現的戴著鋼盔的警察讓一些學生感到沮喪不安。22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生馬克·托瑞斯(Mark Torre) 在金屬欄杆後麵勘察現場時向法新社表示，“我不認為應該在校園裏部署大量警察。但日複一日，我越來越認為這是一種不得不做的必要之惡，至少可確保校園安全。”
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警方連夜驅離了示威群眾。紐約警察局長愛德華·卡班 (Edward Caban) 在周三記者會上說，哥大和紐約市立大學約有300人被捕。
一些學生譴責警察使用的“粗暴和侵略性”策略。紐約市立大學學生荷塞（Jose）表示:“我們遭到攻擊、粗暴逮捕。而我被關押了六個小時才獲釋，被暴打、被踩、還被割傷。”
紐約市長埃裏克·亞當斯（Eric Adams）譴責“外部煽動者”升高緊張情勢。哥大學生則否認有外部人員參與。哥大校長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 因決定報警而受到批評。她周三聲明表示，事態的轉變讓她深感悲痛，“我很抱歉我們走到了這一步”。
自4月以來，示威者在至少30所美國大學聚集，通常搭設帳篷營地，抗議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的戰爭造成死亡人數飆升。這波抗議活動對大學行政人員構成挑戰，他們試圖在言論自由權以及相關犯罪活動、反猶太主義和仇恨言論的指控投訴之間取得平衡。
拜登總統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持激怒了許多抗議者，也試圖在這中間拿捏分寸。
白宮新聞秘書卡琳·讓-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對記者表示：“我們認為這是一小群學生造成了這場混亂。如果他們要抗議，美國人有權在法律範圍內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抗議。”
拜登在11月總統大選的競爭對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表示全力支持哥倫比亞警方的應對行動。他在威斯康辛州一場集會上說:“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紐約是最好的"；“我對每一位大學校長說，立刻拆除營地，消除激進分子，為所有正常學生拿回我們的校園。”
電視片段和圖像顯示，警察進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並逮捕了幾名抗議者，而戴著頭盔、手持警棍的執法人員抵達德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並開始拆除那裏的部分學生營地。在亞利桑那大學，警方表示他們使用“化學刺激性彈藥”驅離“非法集會”。
據美國媒體報道，同樣位於紐約的耶穌會機構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的學生周三發起了自己的校園抗議活動。
加沙戰爭爆發始於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分子於10 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前所未有的攻擊行動。據法新社對以色列官方數據所做統計，該攻擊造成約1,170人死亡，其中大多數為平民，
哈馬斯控製地區的衛生部表示，以色列之後的報複性攻擊已造成加沙超過34,5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婦孺。
文革中支持美國黑人大遊行示威。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美國的黑人領袖。這就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政府是如何尊重支持弱勢群體的《人權》的。在新中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貧下中農是自己作主的骨幹勞動力，軍隊中有士兵委員會。工農兵是國家的主人。
美國黑人記得毛主席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為支持美國黑人的鬥爭，毛主席於1968年4月16日公開發表了這份舉世聞名的聲明：“美國黑人的鬥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慘敗通知的新號角……”
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裏麵有毛主席的名言——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樸素的真理，中國人民不會忘記，美國人民同樣也不會忘記。《上海公報》的“中方聲明”，那是毛澤東文化的體現，是毛主席的。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請毛主席為他英文版紅寶書簽名留念。1963年10月1日羅伯特·威廉和夫人首次訪華受到毛主席接見。羅伯特·威廉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黑人領袖。他有一把從爺爺那裏傳下來的來福槍。奶奶告訴他，當年他爺爺受到白人歧視，內心不服，就買了這把槍來自衛。爺爺後來從政，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主持出版報紙《人民之聲》。羅伯特·威廉將這把槍視作傳家寶。
他曾親眼目睹美國白人警察毆打黑人婦女的場景，因而他也勇敢地參與了反抗鬥爭中。金一南在一次講話中說過：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美國著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被刺身亡，年僅39歲。
1968年4月5日，美國巴爾的摩、芝加哥、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等地125個城市爆發了抗議行動。為支持美國黑人的鬥爭，毛主席於1968年4月16日公開發表了這份舉世聞名的聲明。這也是毛主席繼1963年發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之後，第二次發表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毛主席的聲明極大鼓舞了羅伯特·威廉他們的正義鬥爭。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誌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1968年4月16日)毛主席的這份聲明，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薩克文、朝鮮文、藏文、蒙文，供少數民族同胞學習。同時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斯瓦西裏文、斯洛文利亞文、意大利文、希臘文、印度尼西亞文、泰米爾文、僧伽羅文，世界語，供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毛澤東文化影響全世界，一點都不含糊的。
《上海公報》裏的內容，中國人民的感覺就不一樣了。今天，必須重申，1972年毛主席與尼克鬆握手，中國共產黨的原則是沒有改變的。用現在的話說，叫不改初心。中國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解放事業站在一起的初心，在毛主席那裏不可能改變。不拿原則做交易的毛主席，也才會得到像尼克鬆這樣的美國政治家的畢恭畢敬。
美國國家價值觀隻認實力交朋友。美國政治家隻會在強者麵前談友誼。第一位來新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鬆，他比較懂毛主席是一位怎樣的強者，他也比較明白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之實力強在哪裏？
尼克鬆是一個強硬的反共分子，他怎麽會不了解毛主席指揮的抗美援朝呢？尼克鬆和他的班子怎麽會不懂毛主席在支援美國黑人反抗鬥爭中表現出來的世界級能量呢？尼克鬆總統在毛主席麵前得畢恭畢敬，不是作秀，而是自然的。
《上海公報》裏中方的聲明，曆史證明那是想不通也得想得通的，因為在世界範圍那是說得通的，曆史已經也將繼續證明那是行得通的。
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會忘記《上海公報》裏的這一段，那是體現毛澤東文化的：《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
中國的走資派也許忘記了，這裏不妨再複習一遍：《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1]
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現在在古巴避難的一位美國黑人領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分會前任主席羅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經兩次要求我發表聲明，支援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我願意借這個機會，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美國黑人共一千九百餘萬人，約占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一般隻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隻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們的失業率最高。他們在許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讀書，同桌吃飯，同乘公共汽車或者火車旅行。美國各級政府、三K黨[2]和其他種族主義者經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殘殺黑人。在美國南部的十一個州，集居著美國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裏，美國黑人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是特別駭人聽聞的。
美國黑人正在覺醒，他們的反抗日益強烈。近幾年來，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權利的群眾性鬥爭，有日益發展的趨勢。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為了反對當地公立學校不準黑人入學，展開了劇烈的鬥爭。當局使用了武裝力量來對付他們，造成了震動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年，二十多個州的黑人舉行了靜坐示威，抗議當地餐館、商店和其他公共場所實行種族隔離。
一九六一年，黑人為了反對在乘車方麵實行種族隔離，舉行了“自由乘客運動”，這個運動迅速地遍及好幾個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為爭取進入大學的平等權利而進行的鬥爭，遭到當局鎮壓，造成流血慘案。
今年，美國黑人的鬥爭是四月初從亞拉巴馬州伯明翰市開始的。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黑人群眾，隻是由於舉行集會和遊行，反對種族歧視，竟然遭到大規模的逮捕和最野蠻的鎮壓。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領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慘遭殺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眾，不畏強暴，更加英勇地進行鬥爭，並且迅速地得到美國各地廣大黑人和各階層人民的支持。目前，一個全國性的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鬥爭，正在美國的幾乎每一個州和每一個城市展開，而且還在繼續高漲。美國黑人團體已經決定在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二十五萬人的向華盛頓的“自由進軍”。
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引起了美國統治集團日益嚴重的不安。肯尼迪[3]政府采取了陰險的兩麵手法。它一方麵繼續縱容和參與對黑人的歧視和迫害，甚至派遣軍隊進行鎮壓；另一方麵，又裝出一副主張“維護人權”、“保障黑人公民權利”的麵孔，呼籲黑人“忍耐”，在國會裏提出一套所謂“民權計劃”，企圖麻痹黑人的鬥誌，欺騙國內群眾。但是，肯尼迪政府的這種手法，已經被越來越多的黑人所識破。美國帝國主義對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國的所謂民主和自由的本質，暴露了美國政府在國內的反動政策和在國外的侵略政策之間的內在聯係。
我呼籲，全世界白色、黑色、黃色、棕色等各色人種中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開明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隻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目前，壓迫、侵略和威脅全世界絕大多數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和支持他們的各國反動派。他們是少數，我們是多數。全世界三十億人口中，他們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根據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個聲明是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的。
[2]三K黨，是美國的種族主義恐怖組織。一八六六年由美國南部奴隸主為鎮壓黑人和維護奴隸製度而建立，成為美國反動勢力推行種族主義、實行法西斯統治的工具。
[3]肯尼迪，當時任美國總統。
《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
毛澤東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國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國主義者暗殺。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這一件事，深刻地教訓了美國的廣大黑大群眾，激起了他們抗暴鬥爭的新風暴，席卷了美國一百幾十個城市，是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顯示了在兩千多萬美國黑人中，蘊藏著極其強大的革命力量。
這場黑人的鬥爭風暴發生在美國國內，是美帝國主義當前整個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表現。它給陷於內外交困的美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
美國黑人的鬥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它對於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對於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美國的種族歧視，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的土產物。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隻有推翻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摧毀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美國黑人才能夠取得徹底解放。美國廣大黑人同美國白人中的廣大勞動人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鬥爭目標。因此，美國黑人的鬥爭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美國白色人種中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國黑人鬥爭必將同美國工人運動相結合，最終結束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罪惡統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中說過：“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旺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我現在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當前，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美國黑人爭取解放的鬥爭，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當代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呼籲：世界各國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一切願意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人們，行動起來，給予美國黑人的鬥爭以強大的聲援！全世界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向著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其幫凶們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可以肯定，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製度的徹底崩潰，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翻身，已經為期不遠了。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美國黑人領袖羅伯特·威廉請毛主席為他英文版紅寶書簽名留念。
延安時期毛澤東杜絕浪費故事三則
戰爭年代，麵對敵人的封鎖，地廣人稀的陝甘寧邊區，麵臨缺食無衣、捉襟見肘的困難局麵。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通過多種手段來發展經濟，不僅成功地克服了困難，還從困難走向了勝利。
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築牢了革命的物質基礎，形成了立黨立國的精神支柱。倡導節約和杜絕浪費，則是艱苦奮鬥的具體表現形式。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帶頭節約，杜絕浪費，為全社會形成節約和杜絕浪費的風氣，起到了強大的引領和帶動作用。
1939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毛澤東的警衛班戰士郭永祥在楊家嶺毛澤東住所門前執勤站崗。毛澤東在窯洞裏思考問題，不停地來回踱步。那時，延安所有生活物資奇缺，黨的領袖毛澤東也不例外，用的是一盞普通的煤油燈。
毛澤東將油燈燃著的燈芯壓得很小，一閃一閃地發出一點微小的光亮。由於燈光太暗，視線不好，毛澤東思考問題過於專注，有時會碰到椅子或者其他器物。郭永祥在門外看到了，就悄悄走進屋內，把燈芯挑長，頓時油燈火苗躥了上來，屋內亮堂堂的。郭永祥轉身要走，被毛澤東叫住了。
毛澤東和藹地問：“多大了？”
郭永祥趕快回答：“20歲了。”
毛澤東問：“識字不？”
郭永祥答：“識的不多，在隊伍裏學的，200多。”
毛澤東說：“年齡還小啊，要加緊學習，將來國家建設需要你們的才智。”
毛澤東說著，順手拿起一支毛筆，在紙上寫下“節約”二字。用手指著“節約”二字問郭永祥：“認識這兩個字嗎？”
郭永祥趕快回答：“認識，節約。”
毛澤東說：“給我說一下這兩個字的意思？”
郭永祥得意地說：“節約就是能節省就節省，不浪費。”
毛澤東對郭永祥點點頭道：“你學習得不錯，對字麵意思能理解。”
郭永祥聽到毛澤東表揚自己了，趕忙說：“我學得不夠好，還要學認更多的字。”
毛澤東眉頭皺了一下：“我們學習要同實際結合起來，同工作結合起來，同黨的事業結合起來，推動各項事業的發展。你能結合咱們的現狀，談談對節約一詞的認識嗎？”
郭永祥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看著毛澤東。
毛澤東看著郭永祥：“比如節約一詞，我們黨一再號召要艱苦奮鬥厲行節約，可有些同誌就是理解不了，還存在浪費現象，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啊。就拿這煤油燈來說吧，特別需要節約。”
郭永祥迷惑地看著毛澤東。
毛澤東嚴肅認真地說：“目前咱們陝甘寧邊區很困難，沒有工業，所有工業品要到國統區去購買，加上國民黨頑固派對咱陝甘寧邊區的嚴密封鎖，更是難上加難。就拿這煤油燈裏點的煤油來說，要到國統區出高價購買，通過人工穿過封鎖線運到延安來，這要付出多少資金、人力呀。這還是順利的情況下，不順利的話，還會有人犧牲，我們黨付出的就更多了。少用一點燈油，就是節省人力物力資金。我們要最大限度地節約，避免浪費，把有限的資源集聚起來，用在抗日事業上，抗日事業就有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資金基礎，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事業就會早日完成。”
郭永祥一聽，不由自主地吐了一下舌頭，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毛澤東和藹地說：“再說這煤油燈。讀書寫字的時候撥亮一點，思考問題的時候撥暗一點，就是依據實際工作需要節約的一種方式。”
郭永祥趕快給毛澤東敬了一個軍禮：“毛主席，您用這盞油燈撥亮了我的心燈。”
毛澤東看著郭永祥滿意地點點頭，郭永祥趕忙過去把煤油燈再次撥暗，悄悄走出窯洞，站在了自己的哨位上。
1941年春，國民黨在宜川、洛川一帶集結重兵，大有閃擊延安之勢。麵對這一嚴峻局勢，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調八路軍主力部隊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根據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指示，一方麵加強邊區南線防務，防止和打擊國民黨頑固派進攻延安；另一方麵在時刻保持戰鬥準備情況下，以南泥灣為中心，實行屯田政策，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軍需自給。
三五九旅初到南泥灣，生活極為艱苦。沒有房子住，就搭草棚子；沒有糧食，官兵一起到50公裏以外的供應站扛糧食；沒有菜吃，大家上山尋野菜、采蘑菇。麵對這種狀況，三五九旅積極響應黨中央發出的大生產運動號召，提出了“一把钁頭一支槍，生產自救保衛黨中央”的口號，開展大生產運動。
首先要解決的是缺少農具的問題，王震旅長就親自領導幹部戰士用廢鐵和彈片打製。就這樣，上至旅首長，下至每個戰士，全部投入到開荒生產中來。到1943年，開荒種地達10萬畝，收細糧1.2萬石，蔬菜折糧0.3萬石（3斤菜折1斤糧），共1.5萬石，還喂養豬4200頭、牛820頭、羊7800隻。
此外，三五九旅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同時，還辦起了紡織廠、被服廠、造紙廠、化工廠、製鞋廠等。其中，大光紡織廠年生產棉布9000多尺，生產毛氈千餘條，毛巾2000餘打；製鞋廠年生產單鞋2500餘雙，棉鞋1200餘雙；化工廠年產肥皂10餘萬塊；被服廠年產單衣2.5萬套，棉衣1.2萬套；榨油廠年產食油2萬餘斤。還開辦了木工廠、皮革廠、陶瓷廠等。
駐地的草棚都建成了窯洞，指戰員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產品除供部隊所需外，有的產品還可向社會銷售。由於產品種類多、質量好，受到邊區廣大群眾的好評。南泥灣也成為“陝北的好江南”。
1943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德懷、鄧發、張聞天、彭真等陪同下，到南泥灣視察。其間，毛澤東到田間、營房、夥房看了部隊生產、訓練、生活情況，向幹部戰士熱情問好。
10月30日，毛澤東在視察三五九旅返回延安的途中，又專程來到位於九龍泉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團視察，聽取了王震的匯報，並吃了頓午餐。王震向毛澤東一行匯報說：“部隊做到了全部自給，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錢。”
毛澤東高興地說：“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
毛澤東說：“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是一個創造，對於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麽重大的意義啊！”
為了給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送行，三五九旅用自產的糧食作物精心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餐。他們選了兩隻自養的雞，在山裏采來香草，熬出帶香味的水。用帶草香味的水煮熟了兩隻雞，在木炭火上烤好，做出了兩隻燒雞。兩隻燒雞顏色金黃，香味撲鼻，成為餐桌上最醒目的一道菜。
毛澤東看著燒雞問王震：“戰士們能吃上燒雞嗎？”王震回答：“戰士們一周可以吃上兩次豬肉，每次人均四兩。一個月可以吃上一次雞肉和羊肉，人均半斤。過年過節，豬肉、羊肉、雞肉管飽。”
毛澤東高興地說：“這就好。隻有戰士們能吃上肉，我才有資格吃這燒雞。”在當時食物奇缺年代，毛澤東和朱德也難得品嚐到這樣的美味，很快兩隻燒雞隻剩下骨架。用餐完畢，毛澤東問餐廳工作人員：“這雞骨怎麽辦？”餐廳工作人員回答：“隻能扔掉了。”
毛澤東一聽連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餐廳工作人員看著毛澤東眨巴眨巴眼睛，不知所措。毛澤東用手拉開上衣口袋，餐廳工作人員趕忙把兩副雞骨架裝了進去。毛澤東走出餐廳，隨行人員馬上給毛澤東照了一張照片，上衣口袋鼓鼓囊囊的。傳說毛澤東回到延安後，將雞骨架熬了兩次雞湯。
後來流傳下來這樣一個故事，三五九旅用南泥灣山裏的香草製作而成的燒雞，毛澤東吃了讚不絕口，連剩下的雞骨架都裝在口袋裏帶走了。人們就給這種燒雞起了個美名，叫“口袋燒雞”。
陳德發，陝甘寧邊區時期安塞縣四區馬家溝村村長，1943年、1944年連續兩年被邊區評為特等勞動英雄，參加了邊區召開的兩屆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表彰大會。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表彰大會在延安召開，表彰大會會場設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前廣場。主席台是臨時搭建的，底下放著長條形木凳，木凳上鋪著木板。會議有一項議程，各縣向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敬獻錦旗，安塞縣推舉陳德發向毛主席獻錦旗。安塞縣給毛主席獻的是一麵長方形紅旗，上方穿一根長長的木棍，四邊掛有黃顏色的穗子，中間繡著“敬愛的人民領袖”幾個字。
獻錦旗開始，首先由延安縣吳滿有和安塞縣陳德發分別向朱總司令和毛主席獻錦旗。吳滿有穩穩走上主席台給朱總司令獻上了錦旗。陳德發精神抖擻，邁著正步走上主席台給毛主席獻錦旗，沒想到腳上用力過大，踩在木板上有彈性，快到毛主席身邊了，木板的彈性把陳德發彈了起來，身子一斜，險些摔倒。坐在主席台凳子上的毛澤東趕快站起，向前跨了一步，一把扶住了即將跌倒的陳德發。陳德發頓時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毛澤東扶陳德發站好，左手接過錦旗舉起右手向陳德發敬了一個禮。陳德發急忙說：“毛主席，我還沒給您行禮呢。”毛澤東笑著說：“本來就該我先給你行禮。你是勞模嘛，生產出了糧食，為支援抗日戰爭出了大力。”陳德發非常激動，趕忙雙腳並攏向毛主席鞠了一躬。
會後，毛澤東請吳滿有、申長林、陳德發、王德彪4個勞模去楊家嶺家裏做客。毛澤東家裏陳設很簡單，在地上放個小炕桌，四周擺放了5個小方凳，毛澤東坐在小炕桌旁同勞模談話。陳德發認為自己給毛主席獻錦旗出了“醜”，既緊張又拘謹。
毛澤東看著陳德發說：“小陳，別緊張，隨便點。你們村生產情況怎麽樣？”陳德發拘謹地回答：“我們村11戶40來口人。前年（1941年）我當村長後響應大生產運動號召打糧100來石，去年（1942年）打糧140來石，今年（1943年）組織開展勞動競賽，打糧220來石。”毛澤東滿意地點點頭，又問：“小陳，你看群眾公糧任務重不重？”陳德發說：“說實話，不輕鬆。要完成公糧任務，從早到晚要苦幹哩。”毛澤東點點頭，說：“群眾願意嗎？”陳德發說：“願意。咱們為了打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前方的將士流血犧牲，後方的老百姓多吃點苦多流點汗，是應該的。”毛澤東又問：“群眾餘糧能吃多長時間？”陳德發說：“人均餘糧1.5石，1石是300斤，1.5石是450斤，足夠一年半的口糧。加上瓜菜，夠吃兩年，可以說實現了耕一餘二（耕種一年餘兩年的口糧）。遇上災年，吃稀點，挖些野菜填補，夠3年的口糧。”毛澤東又滿意地點點頭道：“我們收公糧首先要保證群眾利益，保證群眾不受饑餓。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都是人民的，一切要為人民利益著想，決不能讓廣大勞動人民吃虧。”
說話間，飯端上來了。黃米幹飯，4個菜。4個菜分別是炒土豆絲、炒蘿卜片、豬肉燉粉條、酸菜燴豆腐。廚師說：“毛主席招待你們勞模，特意讓做了幾個好菜。”4個勞模看著飯桌上的飯菜，感覺毛主席的夥食標準太低了，都有點過意不去。毛澤東樂嗬嗬地看著勞模們說：“快吃吧，我今天沾你們的光，享口福了。”
陳德發端起碗，用勺子往碗裏盛米飯，一不小心，把幾顆米粒掉在飯桌上。陳德發怕別人說自己毛手毛腳，趕快把米粒往桌下扒拉。毛澤東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陳德發的手，勞模們都停止了吃飯，看著毛主席。毛澤東細心地把桌上的米粒一顆一顆撿起來，放進自己嘴裏咀嚼著。
其他勞模都不敢吭聲，吳滿有說：“毛主席，就您的飯，我們幾個勞模都管得起。掉在桌上的幾顆米粒，您就別吃了，寒酸我們是吧？”毛澤東抬起頭來，掃視了一圈勞模，嘻嘻一笑道：“怎麽，看我這吃相難看啊？”申長林、陳德發、王德彪趕快說：“不難看。”毛澤東認真地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群眾生產的每一粒糧食都來之不易呀，我們不能浪費一粒。我說你們勞模，今後不光在群眾中要當生產糧食的模範，還要帶頭當節約糧食杜絕浪費糧食的模範。發揮出你們的示範作用，帶領和引導群眾形成節約糧食杜絕浪費的好風氣。”
吳滿有說：“今天親眼見您愛惜糧食不浪費，回去我就給群眾講，在毛主席家吃飯毛主席把掉在桌上的米粒都撿起來吃了的故事，讓大家向您學習，節約糧食愛惜糧食，杜絕浪費糧食。”
陳德發跟著說：“對，我們給群眾講毛主席撿米粒吃的故事，教育群眾形成節約糧食杜絕浪費的好習慣。”
毛澤東樂嗬嗬地說：“這就對了。給你們勞模稱號，合格呀！”
2024-05-02，國際性工作者聯盟（IUSW）公布最新報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以500多萬人居冠，其次為印度的300多萬人，第三名則是與台灣鄰近、性產業蓬勃發展的泰國。
IUSW發布「按國家與性別劃分的性工作者統計數據」指出，全球估計逾5000萬名性工作者，4160萬是女性、1040萬是男性，隨著提供性服務的機會跟管道都越來越多，此數字未來還可能增加。
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國、印度、泰國，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排行，第四至第十名依序為美國（100萬人）、菲律賓（80萬人）、墨西哥（50萬人）、德國（40萬人）、巴西（25萬人）、泰國（25萬人）、孟加拉（20萬人）、南韓（14.7萬人）。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曆了消滅娼妓的驚人過程。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中國又經曆了色情業卷土重來的滄桑巨變。中國女性社會麵貌的變化可謂跌宕起伏，既然之前提到了東莞掃黃，就不能不提中國女性曾經揚眉吐氣的年代。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
【毛澤東時代娼妓製的消滅與中國婦女的新生】
娼妓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曆史，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建國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各地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措施，堅決取締了各地妓院。到1951年底，全國各地取締娼妓工作基本結束。
舊中國的上海灘是名副其實的風月場，1949年11月，上海市委決定全麵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封閉全市72家殘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鴇、龜頭，分別移送法院審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婦女教養所教育改造，從此張燈掛牌的妓院不複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顯著減少。1952年起，人民政府采取突擊和經常收容相結合辦法，發現一個收容一個，至1958年初，婦女教養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餘名，基本上消除了娼妓活動 。
砸碎一個舊世界顯得容易和痛快，共產黨在這點上和曆代農民起義似乎差別並不大，然而，在建設一個新世界方麵，這個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則完全顯示出了的不同和先進之處。
毛澤東時代娼妓製消滅了，以前從業的女性要生活，要工作，要有出路。並且，舊時的工作遺留給她們的還有那折磨人的病痛，以及心理上的自卑感，這些都需要新社會的建設者去麵對。
在上海婦女教養所，高達95％以上的妓女們都患有性病。為解除她們的痛苦，徹底根治性病，1952年，上海市衛生局在教養所內設立診療所，動員本市10個醫療單位，邀請19名專家共同為她們治療。當時醫治性病的主要藥物盤尼西林（青黴素），國內還不能生產，全靠進口，價格昂貴。陳毅了解後，立即指示：不管花多少錢，一定要把她們的病治好，一要給治病，二治好後要給工作，三參加工作後要照顧她們的婚姻問題。經過幾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資18萬元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恢複了健康。
為調動教養對象自覺改造的積極性，教養所建立每月兩次的家屬接待製度。教養所還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製度和集體生活製度，組織樂隊、歌詠隊、戲劇隊自編自演文娛節目，豐富婦女們的業餘和節日生活。
組織勞動生產，培植自食其力的勞動能力，這點是改造的關鍵。1952年6月，教養所貫徹“粗工易學，工具簡單，投資少，容人多，原料、銷路可靠”的原則，辦起了毛巾、織襪、縫紉、藥棉等工場，根據收容人員的健康狀況和勞動能力，參加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並建立相應的工資製度。當她們用自己雙手勞動領到的第一次工資時，許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
1953年7月，婦女教養所成立審查處理小組，集中對教育改造表現較好的2431名妓女進行審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後不再重操舊業，樹立勞動觀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業。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紹到棉紡織廠工作。由於被收容妓女陸續出所就業，改變了留所人員一度存在的改造遙遙無期的消極情緒，增強努力改造，爭取早日走上工作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參加工礦、農場、機關、學校、服務行業等建設。至1958年，全市7000餘名經過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業，各得其所。200多名年老無依，喪失勞動能力，又無家可歸的送救濟機構或養老院供養。由於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經曆和強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崗位後大多數人表現積極，有的成為農業戰線上的能手，有的成為工業先進生產者和三八紅旗手。
上海婦女教養院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國來賓了解中國改造妓女的窗口。僅在1956年，該婦女教養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蘇聯、捷克等31個國家的101名來訪者，可謂是社會主義中國改造舊世界的一麵旗幟。法國一位來訪者認為，中國改造妓女的做法，不僅對法國，對整個歐洲都是有借鑒作用的。有個美國記者對“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標語頗感興趣，在他訪問了正在這裏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後，對教養幹部說：我感到你們真的做到了“把鬼變成人” 。
到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最後勝利，消滅了千年的娼妓製度。必須強調的是，新中國建國初期迅速清除賣淫現象，靠的不是罰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視作受苦受難的階級姐妹，采取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指導她們從事生產的方針，培訓她們勞動技能，免費給她們治病，喚醒她們的自覺，轉變其思想，使之成為健康的人，靠勞動吃飯的人。正是因為新中國建國初期把妓女當成一個平等的人看待而沒有歧視，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勝利。
【妓女們對工廠勞動的參與中國婦女撐起半邊天中的一員】
馬克思主義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以使婦女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子；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隻有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裏，才可以想象婦女能夠真正得到解放；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即“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
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勝利是分不開的。隻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解放” ，“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動婦女，好比一個人有兩隻手，缺少一隻也不行，缺少了婦女的力量是不行的，兩隻手都要運用起來” 。
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化的勞動、參與建立“現代化大工業”根基的一個高潮，是在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1952年，全民所有製女職工不過60萬，登記要求就業的婦女就有58.2萬（占登記就業人員的41.4%），當時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很有限，所謂國家統包統分還談不上，婦女的就業願望也遠不能都實現 。1958-1960年間，大規模的招工不僅使農民有進城工作的機會，也使不少家庭婦女得以參加社會工作。全民所有製的女職工從1957年的328.6萬一下子增至1960年的1008.7萬，增長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製職工增長幅度是90.2%，女性這一超常增長較大地改變了城鎮職工的性別結構，使全民職工中女性的比例從1957年的13.4%，提高到20.0%。
這一時期，不僅女性參與到工農業生產和社會公共服務事業中的數量在迅速增長，參與麵也大為拓寬。作為五十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國出現了第一個“三八女子測量隊”、第一個女煉鋼爐長、女瓦工、女拖拉機手等。新華社一則電訊稱：“……許多大型廠礦企業裏的女職工比過去大大增加了，如鞍鋼女職工已比1956年增加了一倍多，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女職工已占18%，徐州賈旺煤礦解放前沒有一個女工，現在已有1746名女職工分別擔任著設計、生產管理、開機車等工作。寧夏銀川市1956年有19名女建築工，現在有了2000多名。‘什麽事情都能幹，什麽事情都能幹好’是概括今天中國婦女的形象的最恰當的兩句話。”
農村中的人民公社製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製下的充分就業，使中國婦女基本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從女性就業的統計數字看，新中國前30年女性的社會參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舊中國女性就業人數隻占婦女總數的0.22％。1949年全國隻有女職工60餘萬人，占職工總數的7.5％；而1978年為3128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2.6％。在農村，婦女出工率達90%以上。山東省城武縣西窪農業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員王鳳雲，過去經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積極參與勞動後，給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對她尊敬起來，婆婆更說“一樣勞動、一樣吃飯，以後誰也不興欺負誰”（這點是不是有助於理解現代婆媳關係呢？）。
【一樣的政治權利與一樣的社會福利待遇】
毛澤東曾指出，“沒有一批能幹而專職的婦女幹部，要開展婦女運動是不可能的” 。“將來女同誌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誌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誌的比例超過了男同誌，也沒有什麽壞處” 。民主革命時期的婦女運動就已經卓有成效，中共在各根據地、解放區以及遊擊區內，女工農婦代表會、婦抗會、婦救會、婦聯會等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在國統區也大力發展婦女統一戰線。1939年，在延安專門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 ，用於培養婦女幹部。1949年，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從此我國建立起統一的婦女組織。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通過並公布的《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是我國婦女第一次獲得有選舉法保障的選舉權。1956年全國共有75萬6千多個農業合作社，當中70%—80%的社有女正副社長，約有50餘萬人。在廣東省梅縣龍坪鄉中的一個“紅旗”農業社中，正副主任全是婦女，9個社務委員有7個婦女，6個正副生產小組也全是婦女。
文革是中國婦女參政的第二個高峰期 。據非正式統計，1968年各地革委會成立後，江蘇省各級革委會有20%的婦女。到文革中後期，婦女幹部比例達到了頂峰，高達30％左右，這個比例在全世界看都是相當高的。
中國女性的文化宣傳方麵，從電影這一方麵可以較為清楚看到社會主義國家推進男女平等的良苦用心。1956年出品的電影《馬蘭花開》講述了女主角馬蘭如何克服重重困難，由一名家庭婦女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女推土機手的故事。1975年出品的電影《春苗》反應了女赤腳醫生田春苗如何為農村的貧下中農進行醫療服務的故事，春苗的原型是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兩名先進人物。1976年出品的電影《青春似火》反映了女工梁東霞在工廠中為開展技術革新而鬥爭的故事，等等。中國老電影的一個特點之一，就是特意突出女性在社會生產生活各方麵的光輝形象。
那個時期的電影，客觀地說，從基本麵上講，電影力圖宣揚的，是勞動婦女的積極進取的形象，歌頌的是工人階級及廣大的城鄉人民公社的女性社員們的勞動者，是“群眾路線”在藝術領域的真切體現，而不是什麽才子佳人和帝王將相的陳年舊事。
馬克思曾說：“每個了解一點曆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醜的也包括在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 。婦女問題的根源是私有製和階級剝削。隨著私有製產生，家庭外生產勝過家庭內生產，兩性間的分工呈現出新的社會意義，男子勞動和生產變得重要起來，婦女勞動和生產及社會地位隨之下降。男性統治根源於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財產的事實。隻有婦女對男子經濟依賴的消失，才會允許兩性關係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性別對立實質是階級對立，婦女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壓迫的一種特殊形式。需要強調的是，這裏的“男性統治”要加以階級分析，統治的“男性”是資產階級的男性，而無產階級的男性則深受階級分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感，女性地位低下現象的另一麵是廣大勞動階級男性的所受的資本壓迫。
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婦女相關的問題日益嚴重起來，比如，男女不平等的家庭觀念回潮 （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婚姻日趨市場化、愛情日益成為奢侈品，離婚率明顯上升 ，娼妓製的複活與二奶現象的普遍 ，家暴問題突出 ，女性就業難、收入低、職業風險高，不一而足。
曾經的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娼妓製消滅，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婦女可以自傲地向全世界宣稱，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婦女不當妓女。然而曆史曾經豐滿，現實如此骨感。中國婦女狀況的變遷折射的是社會經濟的滄桑巨變，理解了這個基礎的巨變，才能理解婦女問題解決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