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營企業》怎麽就變成資本家

《國營企業》怎麽就變成資本家

 

 

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營企業是怎樣被搞垮的？

走資派們推行法人代表製，向工人階級全麵奪權。

在工廠發生虧損以後，資改派們不是去認真的去研究虧損原因。競然胡說什麽，工廠發生虧損的原因是，廠長的權力太小了，共產黨的黨委集體領導限製了廠長的工作積極性。為了發揮廠長的工作積極性。所以必須實行廠長負責製，即在工廠內實行法人代表製。他們要集大權於廠長一人。

在資改派的鼓動下，全國所有的國有企業和被轉為國有的集體所有製企業，都實行了法人代表製。法人代表成了一霸手。工廠一下子由國有企業，搖身一變成了廠長的私有財產。法人代表，集人，財，物大權於一身。他們奪了共產黨的領導權。

這些法人代表們，無所不管，儼然成了企業的土皇帝。企業成了他們的私人領地。他們雖然權力很大，但是卻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在他們在上台的時候，信誓旦旦的說一定要實行扭虧為盈。要對工廠的一切虧損負責。如果不能達到目標，他們甘心受罰。並且他們還定下了扭虧增盈的時間表。

可是，這些人說話是從來都不算數的。這些人雖然都和各級政府訂立了所謂的軍令狀。可是在後來，在企業發生全麵虧損的時候，卻沒有任何一個法人代表對此負責。也沒有任何一個法人代表，為此受到懲罰。所謂的軍令狀，隻是一句笑話。自從實行法代表製以後，一切權力都歸了廠長。當然，工人同時也就失去一切權力。

工人和幹部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工人群眾的權力受到打壓，工人已經不再是工廠的主人了。工人由國家的主人，而是淪為奴隸，打工仔，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工人原先拿的是國家的鐵飯碗。現在變成了法人代表手中的泥飯碗。

這個泥飯碗，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法人代表們打破。不僅是工人的權力受到打壓，就是工廠裏的一些副職，那些法人代表們的同級幹部，甚至於被認為是法人代表的上級的黨委書記也同樣受到打壓。這些同誌在工廠內，在法人代表的眼中，成了多餘的人，可有可無的人。

這些法人代表們也可以找出各種借口，對他們進行打壓，克扣他們的工資，逼他們就範。無法，所以這些黨委書記等老同誌也隻有被迫去巴結那些法人代表，配合他們，邦他們欺壓工人。這些法人代表，根本上就沒有把生產搞好的想法，他們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當官做老爺，趁機撈一筆。

這些土皇帝們在資改派的支持下，就全麵的奪了工人階級，人民群眾的權。在工廠內也奪了共產黨的權。他們肆無忌憚的揮霍國有資產。全國國有企業，便全麵的發生了虧損。例如，我們縣的柴油機廠，原先是由幾十個的小小農具修理廠發展起來的。

二十多年來，工廠從小到大，從幾十人發展到幾百人。固定資產由幾萬元，發展到幾千萬元。該廠在國內外小有名氣。他們生產的195柴油機質量可靠，價廉物美，暢銷全國。並出口到非洲，東南亞，巴基斯坦等地，受到國內外商家的一致好評。

就是這樣的一個明星企業，經過資改派的這麽一胡鬧，這樣好好的一家工廠，幾年工夫，就被他們折騰垮了。該廠的老職工，對於資改派們的倒行逆施，毫無辦法，隻有眼睜睜的看著工廠倒閉。工人群眾無不痛心疾首。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那些經曆過革命戰爭，參加過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老幹部們。那些擁護毛主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同誌們，對於資改派們的胡作非為，大家提出質疑，提出不同意見。對於這些意見，資改派們答曰，不管白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要摸著石頭過河。

不要爭論什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資改派們就用這一套歪理邪說封堵人民群眾的一切反對聲音。他們宣布，過去革命時代的那一套，現在已經過時了。所以要這些老同誌，將自己的舊思想換一換。並威脅的說，你們如果不願換思想，不換思想就要換人。

資改派們說到做到，將這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老幹部換下來。並美其名曰，是要這些老幹部們退居二線。實則是要換上那些聽他們的話，善於拍他們的馬庇的小人上台。是要奪這些老同誌的權。他們並且說，這是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知識化和年輕化。是讓年輕幹部站到工作的第一線。

在資改派的瞎折騰下，這些好好的國有企業，想不發生虧損也難。工廠的正常生產已經漸漸的維持不下去了。這些法人代表們從來不為生產著想，隻是一心一意的巴結領導。

其實，工廠的好壞也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一個工廠搞垮了，他們庇股一拍，或者還要高升一級，調到另一個工廠去繼續當他們的官。這樣的好事，他們是何樂而不為。他們決心要把國有企業搞垮。為了維護他們表麵的政績，在工廠不能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在工人不能正常發工資的情況下。他們竟然想出了在銀行貸款交利潤這一餿主意。

資改派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大筆一揮，成百萬，成千萬，成億的向銀行貸款。這些貸款，一是、供自己花天酒地的揮霍;二是、冒充工廠的利潤，上交給上級領導部門裝門麵;三是、用於向上級行賄，為自己的升官發財開路。在這些貸款中，並沒有一分錢是真正用於工廠的正常生產的，沒有一分錢是用於發放工人工資的。

當時，那些法人代表們競相貸款，貸款成了一種能力，成了這些人的政績。能夠貸得到款的人，就是有本事。至於如何利用貸款發展生產，對不起，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在不長的時間內，工廠的債務就象是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由原來的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到後來都是債台高築，資不抵債。

當時的老百姓，對於資改派們揮霍國有資產的行為，用順口溜調侃的說，別看我們廠子小，廠長座蘭鳥;別看廠子不賺錢，廠長有座大豐田。經過走資派們這樣的瘋狂折騰，工廠已經是資不抵債了。

凶相逼露，瓜分國有資產。

國有企業因為資改派們的瞎胡鬧，而發生虧損。那些資改派們拍著胸脯說，三年以內，一定要扭虧為盈。工人們聽了此言，一陣高興，以為他們真的良心大發現，要將國有企業搞好。

然而善良的人們做夢都沒有相想到的是，他們的扭虧為盈竟然是要工人下崗，是要買掉國有企業。他們先是說要抓大放小，隻賣小企業，隻賣虧損企業。

可是實際上，他們是大小一齊賣。好的企業，賺錢的企業先賣，並美其名曰，叫做靚女先嫁。由於資改派們的瞎折騰，造成的國有企業的虧損。竟然成了他們瓜分國有資產的借口。這時資改派們露出了鯨吞國有資產的狼子野心。他們說國有企業發生虧損的根本原因是產權不清晰。

現在要建立現代化的產權製度。就是要改製。什麽是改製?一句話，就是要將國有企業低價買給那些所謂的富人，成功人士，買給法人代表們自已。不過，這些富人，成功人士，他們可並不是依靠自己的聰明能幹，經過自己的努力奮鬥，勤勞致富的。而是依靠權力，依靠關係至富的。他們是從權力中衍生出的一群富人，是些紅頂商人。

說實話，什麽是現代化的企業製度?  這個問題，那些資改派的精英們，連他們自己恐怕自已也都沒有弄明白。

資改派們要用超低價出賣國有資產。他們忽悠群眾說，要公開拍賣。

但是實際上，這種超低價的國家資產，不是任何人想買就可以買得到的。他們隻是要買給那些特殊人物。即那些和他們有關係的人。或者說幹脆就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所謂公開拍賣的把戲，隻不過是在忽悠咱們老百姓而已。

他們要賣給誰?   要賣多少錢?   他們是早已定好。其它人想賣，那是門都沒有。

他們編出各種理由拒絕賣給普通群眾，最簡明的一條就是錢。一個拿工資的工薪階層，要一下子拿出一筆錢來買個企業，沒有銀行的支持，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而銀行已經成了富人，成功人士的提款機。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從銀行貸到款項。所以隻有他們才有權力購買企業。

有人說，國有資產是用低價賣給資本家的。其實，這是對資改派們的恭維。

資本家們根本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他們做的是無本生意。他們一分錢也沒花，就把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瓜分了。

他們是如何不花一分錢就瓜分了國有資產的呢?

總結起來有大約有以下幾種方式。

1，隱瞞資產。

資改派們利用職權，將工廠的大量現金，外欠款，原材料，隱瞞下來。然後，他們再和國資部門簽署收購合同以後，再以個人的名義，將隱匿下來的錢拿出來購買國有企業。其實，這些錢都是國家的，他們是用國家的錢購買國家的企業。

2，化公為私，曲線瓜分國有資產。

資改派們利用自已控製的權力，先是利用自已家人的名義，注冊一家私營公司。他和自已掌控的國有公司經營著同一產品。他們利用職權，將優質客戶拉到自已的私營公司。將優勢資源控製起來，將國有公司擠垮，將自已的私營公司越辦越好。此消彼長，然後再將國有公司收入口中。資改派們並無恥將這一鯨吞國有資產的無恥行為稱之為，資產重組。是用優勢企業兼並劣勢企業。

3，空手套白狼。

資改派們先用空頭支票，將國有企業的產權證弄到手，然後再用產權證到銀行貸款。他們隻不過是在銀行的貸款合同中簽個字而已。他們不過是用國家銀行的錢，購買國家的企業。在這種交易中，他們不僅可以不出一分錢，相反，還可以大賺一筆。例如，一個企業的價格如果是以100萬元賣給資本家。資本家們可以用這個企業的產權證到銀行去貸款200萬元～300萬元。他以100萬元作為購買企業的錢，上交給政府。另外的100萬元～200萬元，就輕輕鬆鬆的流進了他們的私人腰包。這樣，他們鯨吞了國有資產不僅不花一分錢，反而能夠賺上幾百萬元。這真是地地道道的無本生意。他們真是發財有方。

4，收受賄賂，坐地分紅。

這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最常用的手法。如一個企業原值1000萬元，資改派們作價100萬元買給他人，他人淨賺900萬，實際上他人可賺400萬，另外的500萬用於賄賂各級官員，各級官員們依照權力的大小，分得他們各自的份額。這叫做，有好大家得。利益均沾，你好我好，大家好。現在發了案的大多是這類賄賂問題。

5，暗中參股。

先由各級官員的利益有關人，即他們的家人，近親屬，參股。這種做法主要是在那些有權的職能部門的官員們，那些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傘的有權人士。而那些富人和成功人士也非常需要這些的保護傘。權錢結合，就成了鯨吞國有企業的基礎。這種情況，在煤礦企業中比較普遍。

總之，資改派們鯨吞國有資產的手段層出不窮。現在全國大部分資產已經落入了資改派們的腰包。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經過這多年的折騰，資改派們在經濟上，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他們已經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接下來他們要幹什麽?隻要不是傻瓜，隻要腦子認真的想一想就會明白。

資改派們，搞垮國有企業，進而侵吞國有資產，這是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陰謀。他們一步一步的將國有企業往絕路上逼。搞垮國有企業，進而瓜分幾十個億的國有資產，他們真是惡毒至極。我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這樣被這些狼心狗肺的資改派們摧毀了。

工廠被賣，幾千萬工人被迫下崗。工廠是工人的全部所在，工廠是工人的大靠山。工人全家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孩子的上學，沒有一樣不是依靠工廠。工廠沒有了就是工人的靠山沒有了。工人又成了無業遊民，又是一無所有，又成了一盤散沙。

本人在當時是一個小縣城內，一個地方國營小廠的一名普通工人。本人一些親戚朋友也全部是普通工人。照時下的說法，是一些沒有任何背景的老百姓。

我的這些至愛親們現在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大家都無限感慨。無限的回憶過去，回憶過去的社會主義輝煌。我們含著眼淚，大聲的呼喚社會主義何時能夠歸來。

本人從65年起，就在工廠內當工人，目賭了國有企業從興旺發達，從輝煌走向破產的全過程。目賭了資改派們瞎折騰，搞垮國有企業，進而侵吞國有資產的全過程。今天回憶資改派們的倒行逆施，對於資改派的醜惡行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也更加使我們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社會主義路線的正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正確。

更加加深了我們工人階級對資改派的痛恨。

也對我們自己，為了一些蠅頭小利而輕信了資改派們的甜言蜜語，輕信了他們的無恥謊言，而深深的自責。

世上沒有後慚藥，這些苦果隻有工人自己痛苦的吃下去了。

來源：老兵論道

[yongbing1993]

樣板戲是敘述新中國的《禮樂》







《樣板戲》是敘述中共建政後直至文革十幾二十年的文化建設史和政治鬥爭史。從幾個方麵簡要看看：

一，政治角度看。樣板戲地位置頂為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的新中國的國家“禮樂”和“聲詩”。這是最獨到也是最擊節讚歎之處。一個國家的“禮樂”，是該國統治地位的“三觀”在思想文化藝術上的最高體現。它指導、教育、感化和規範了國民的行為。

舊中國被推翻了，舊中國的“禮崩樂壞”了，新中國的“禮樂”就應該建立起來。

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仍全國“舞於庭”，工農兵不能占領舞台，“顛倒的曆史”未能顛倒過來，這怎麽行？如孔夫子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江青領軍的“樣板戲”艱難探索奮鬥而終成功推出，占領了新中國舞台了。

就是這個奮鬥過程。應該將樣板戲定位為共產黨新中國的國家“禮樂”，革命“聲詩”。是對毛澤東文藝革命和文化革命思想的理解極其深刻和獨到。再細想，樣板戲固功高，但論新中國最高“禮樂”，應還是周恩來總理任總指揮總導演的氣吞山河魅力永存的史詩《東方紅》，完可當之的吧？“從《東方紅》的排演過程來看，周恩來確是將其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禮樂’來抓的。”

二、黨內鬥爭和文革事件角度看。《樣板戲》據實敘述了毛澤東周恩來柯慶施等戲劇改革派與劉少奇，主要彭真陸定一等保守派的反複鬥爭。切入的是“樣板戲”，展開和解讀的是中國整個現代革命畫卷。

許多史實，是很值得參閱了解的。不但對毛澤東文藝革命思想，且對文化大革命過程，特別是文革中社會各階層各派別人物事件和“各異端思潮”的了解。這諸多的史料都是令人驚訝的豐富和解讀深刻的。真不容易。

三、藝術角度看。《樣板戲》從徽班進京到京劇各家各流派特色的形成，從延安新編平劇的創作，到《趙氏孤兒》至《紅燈記》等等的流變，現代京劇樣板戲如何的引進西方樂器，“洋為中用”；狄德羅、瓦格納、斯坦尼體係，阿甫夏洛穆夫戲劇舞台理論和盧那察爾斯基等蘇俄文藝思想如何影響了新中國文藝，沈知白到於會泳的傳承，都有著非常專業的考據和研究。

四、對一些人物的了解看。如趙燕俠。她首唱阿慶嫂。後換上洪雪飛。讀張女士書才了解，是彭真對戲劇改革的消極態度影響了趙，更主要是毛主席指示《蘆蕩火種》應更強調武裝鬥爭，此戲的重頭從阿慶嫂移向了郭建光，趙燕俠戲份下降成了譚元壽的配角，趙不爽，於是“出工不出力”，江不得已才將她換下的。其實江對趙非常好，非常照顧的。讀到此，又找來聽了一下趙燕俠的原唱，覺其“消極”“出工不出力”，真非空穴來風。她唱“風聲緊，雨意濃...”,咋聽，頗像舊京戲花旦閨中小姐的懷春，對阿慶嫂這抗日鬥爭隱蔽戰線的女共產黨員唱腔的掌握，遠不及洪雪飛來的到位和大氣。江青換下趙是正確的，非私怨。

於會泳，了不起。他“對傳統戲換腔就字的技法進行了升級”，使“京劇不動聲色地融入了象征毛澤東的特性音調”，自此，京劇“有了毛澤東的音樂形象”；楊春霞“評價於會泳是一位了不起的、空前絕後的藝術家”；“於會泳開創了京劇交響樂的道路”；徐景賢回憶，於會泳設計了方海珍唱腔，“江青屏住氣息地聽，覺得唱腔設計非常好”，“成為最早實現了洋為中用的唱段，堪稱現代京劇的典範之作”；徐景賢還回憶，於會泳全副心力貫注於樣板戲藝術方案的設計，“一度心力交瘁，以至於昏倒在地上”....。

為人呢？於會泳被江青賞識成了上海文化界的領導，但尊重他的恩師：沈知白去世，“醫院的人不願意背一個‘牛鬼蛇神’下樓。是於會泳用胳膊夾著老師的遺體，走下狹窄而曲折的木樓梯，將人送上救護車。”

我們看到了，於會泳，就是當年毛澤東時代兢兢業業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創作的文藝工作者的典型形象！

當然，於會泳將“三個突出”，歸納為樣板戲創作的原則等，還是頗可爭議和討論的。

五、還有一些過去罕聞的軼事

1、那個新中國艱苦年代，當一般群眾工資才幾十元，毛主席工資方四百多元之時，馬連良、趙燕俠、周信芳等的工資竟一千數百至兩千元！“梅蘭芳年收入有幾十萬”。驚人！

2、延安平劇新編曆史劇初創，政工幹部女主角不知如何自報家門，在台上依舊用韻白念道：“奴家，政治委員是也”，“待我政治工作一番便了”雲。令希哲不禁莞爾。想想，這笑料今日亦不鮮見。一個看古裝宮鬥影視太多，食古不化卻四處劈腿的妙女子，釣金龜也自會微信道：“臣妾，某新潮女郎是也”的。

3、張春橋協助樣板戲創作的開明事跡。特別是“錢守維”從人民內部矛盾到“敵我矛盾”。張說“反革命戲不能太多”。原來的戲裏，錢守維是內部矛盾，張認為“是站得住腳的。改成敵我矛盾之後出了問題”。示意“還是維持原來的情節為宜”。這裏希哲意外看到，張春橋似乎並不是處處很左的。

4、《奇襲白虎團》創作，“結合了誌願軍戰鬥動作體驗，將多民族的元素融入”。它後來的消失，因尼克鬆的訪華。日後的複排“也很難再達到當年樣板戲的水準。其中的許多舞蹈動作已成絕版”。因多變的國際關係埋沒了寶貴的藝術創造，實在可惜。

《樣板戲》畢竟是一部中國革命現代史書。

“每一場樣板戲演出都成了紀念碑。紀念碑原是對革命事業後來者的召喚。”...“當革命勝利時，犧牲者的名字被寫在革命英雄紀念碑上；當革命失敗時，他們的名字被寫在暴力革命受害者的紀念碑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毛澤東主導的又一次巴黎公社嗎？‘革命禮樂’的建立者們”，是否“如張春橋所言‘隻是我們沒有像那時的人一樣，死在巴黎公社牆前麵’”？

多麽難以回答的問題！足以沉痛地思考。

《樣板戲》，真是今天難得的好書，特別對今天尚不甚熟悉中國革命現代史的左翼青年來說，是非常值得去認真看看的。

[yongbing1993]

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孩子






毛澤東：“現在這種教育製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

其實，入學前的小孩，一歲到七歲，接觸事物很多。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裏的那條黃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區別，大人、小孩的區別，中國人、外國人的區別，……隻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隻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隻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麽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曆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曆史學家搞不了曆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麵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麵工作，一麵教。哲學、文學、曆史，不可以在下麵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裏教嗎？“

毛澤東：“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毛澤東：“清華大學有工廠。它是一所理工科學校，學生如果隻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麽文學工廠、曆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師生應該接觸農民和城市工人，接觸工業和農業。不然學生畢業，用處不大。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什麽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

毛主席說：“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

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　

轉載《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個孩子》文章來源: 冰川思想庫 於 2024-05-10

現在的大學生，為何幼稚得像個孩子

如果“大學高中化”這個趨勢不能夠扭轉的話，那麽在不久的將來，大學輔導員們趕赴衡水中學學習取經不是沒有可能。若如此，將是中國大陸當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倒退一二十年，你一定會對如下場景目瞪口呆：

在一個招聘會現場，一位頭發花白的父親正忙著填表，20來歲的兒子一言不發站在旁邊看著。過了一會兒，男孩後麵冒出兩個女人，是他的媽媽和姐姐。媽媽拿著簡曆，姐姐背著書包、拿著水杯。父親東張西望，問工作人員，兒子還有多長時間輪到？

這不是假想，而是《這屆大學畢業生的社會化越來越難》這篇采訪文章描寫的最新場景。

如果留心一下，會發現近期圍繞“大學高中化”這個熱門話題的分話題，除了“社會化越來越難”，還包括：有的大學成立家委會、組建大學生家長群、大學生考試成績通報家長，等等。

通過羅列這一係列現象，為我們刻畫出的，是幼稚、懦弱、社恐、無擔當、無責任感的新一代大學生群像。

如果這一群像有較高逼真度，那麽，於學生而言，上這樣的大學，與這樣的大學生為伍，意義何在？對教授們來說，教出這樣的學生，意義何在？

我當然希望這不是真切的群像，但這很可能是我一廂情願的臆想。

“大學高中化”趨勢從何而來

所謂“大學高中化”，是指中國大陸高校在教學和管理上，仍然延續中國大陸高中時候的主要做法：

其學習的目的，與高中刻苦學習的唯一目的是高考取得好成績一樣，大學努力學習，就是為了研究生考試一舉通過。考研就是第二次高考，也是一次“改命”的機會。與考研無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課程或興趣愛好，一概棄之不顧，考上再說。

為了取得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額，學生進大學伊始，就異常注重每門課程的考試成績，為了獲取高分而熟讀教材，分毫必爭，大學知識教育應有的寬度和廣度被有意放棄。

像高中時候一樣，家長深度插手學校管理。他們對遠在遠方求學且已屆成年的子女並不放心，擔心他們貪玩好耍荒廢學業，擔心他們的安全，擔心他們是否吃飽穿暖，他們仍將成年子女當成高中生，他們開始通過即時通訊軟件，成立家委會、家長群，互通各種信息，隨時出麵，為子女排憂解難。

學校為減少麻煩，減少與家長方麵的衝突，不得不做出讓步，也逐漸像管理未成年人一樣，介入本該由學生自治的領域，如早晚自習、寢室衛生、出行安全等。

如果“大學高中化”這個趨勢不能夠扭轉的話，那麽在不久的將來，輔導員們趕赴衡水中學學習取經不是沒有可能。若如此，將是中國大陸當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學曆崇拜需要祛魅

2023年，全國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的人數達474萬，而2007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隻有459萬。

這就好比2007年的大學畢業生，全參加2023年研究生考試都還不夠，仍差了15萬人。同時也說明，經過15年時光，研究生學曆大幅貶值。

是不是當年隻需要本科學曆的工作，如今必須要研究生水平才能勝任？又或者，產業升級翻天覆地，經濟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已經到了大多數本科生無從著手？

非也。任何人都能看出：大規模擴招，使擁有大學學曆的人越來越多，而工作崗位並未相應增加甚至在減少，為了脫穎而出，學生競相取得更高學曆，於是相同的工作崗位，對學曆的要求水漲船高。

大學招生是選拔性的，需要人才；工作單位的HR招人也是選拔性的，也需要人才。

在過去，可以說是大學在幫助工作單位的HR做人才把關工作，工作單位的HR隻需要根據大學的標簽安排人就行了。當然，工作若幹年後具體表現另說，到那時候已經是領導裁定的事了。

而現在，隨著大規模擴招，標簽發放越來越多，大學已經承擔不起為用人單位貼人才標簽的功能。

但用人單位的HR麵對一群毫無工作經驗的職場新人，他們除了自己組織筆試麵試，無奈之下還是得把大學貼的標簽作為一項客觀標準，視為選人的重要參考。即便HR錯招了不合格的人，他們也可以把責任推到大學身上：“他是985的，不過如此。”言下之意，錯在學校，與我無關。

對非科研類工作而言，如今學曆重要，但學曆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這點從近年來研究生就業率就能看出端倪。

既然如此，大學也應從社會氛圍的學曆崇拜中適當抽身，名正言順回歸本分。

多數人讀研是巨大浪費

中國大陸的產業結構，決定了中國大陸的職場並不需要那麽多“研究生”，大量就業機會還是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基礎部門。

然而，大量將來隻能在基礎部門工作的大學生，正拚盡全力擠入“研究生”賽道。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取得研究生學位證書之日，就是告別“研究”之時。

這是個莫大的諷刺，也是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在今天，大學科研院所與企業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大企業科技研發費用逐年走高，眾多科技型初創企業的技術來源，正是大學科研院所。

我認為，大部分的研究生，應該從這層關係中產生。而要把握這層關係，就需要那些準備進行“研究”的大學生對產業狀況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事實是，非但大學生不清楚產業狀況，很多大學教師對相關產業的了解程度也是隔膜的，有限的。

產業狀況不是開幾個座談會就可以弄清楚，也不是一個在校大學生通過短暫的實習可以弄明白，他們必須在相關行業有一定工作經驗，是帶著真問題來學習怎樣進行研究，以及準備研究什麽的。

按照這個要求，很多專業並不適合招收興趣不明、稟賦不明，隻有考試成績清楚的應屆生；很多專業所招收的研究生，應該是有工作經驗，有行業和產業認知的大學生。

壓縮應屆大學生在研究生招考中的比例，對報考者提出1年到3年相關工作經驗的要求，應該是今後研究生招考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而那些與產業化相距甚遠的基礎研究，比如傳統的數理化醫文史哲藝術等學科，還是可以由本科畢業直接讀上去研究高深學問。

一切一刀切的辦法，總是會把好事辦成壞事。

讓有工作經驗者才能考研

讓有工作經驗者才能報考研究生，現實中還是不能排除有少數人仍然把考研當成唯一“改命”的機會，但至少在招生單位和研究生導師看來，可以一眼望穿該生的潛力如何，到底是否值得培養。

不僅如此，它還是有一些實實在在的好處：

第一，可以讓一些高校放棄做“考研基地”的不良嗜好，認認真真做好本科教學，把培養對社會有用之才而不是考試之才作為第一要務。如此，為它們逐漸轉型做職業教育提供動力。

第二，釜底抽薪地打掉高校本科畢業生的學曆內卷，解除大學生的考研緊箍咒，讓他們在更自由的大學校園中充分發揚個性，挖掘和發揚自己的興趣愛好，有更多的時間走出校園，走進用人單位，感受社會，學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從而逐漸克服“社恐”，培養與人交往的自信與技巧。

第三，可以讓大部分大學生放棄唯分數論，不再斤斤計較於分數多少，更加多元發展，也可以借此把家長方麵勢力清除出學校的教學與管理。

眾所周知，現在的高校把考上研究生也算成是本科就業率。這樣做，隻是把問題和矛盾往後拖而已，最終吃大虧的是學校的聲譽和學生的時間精力。

考慮到從某一屆起開始施行“有工作經驗者才能考研”，各高校的本科生都不能考，也就意味著大家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又有何損失呢？

眼下麵臨的困難，讓我們幾乎退無可退，或許正是倒逼改革的好時機。

[yongbing1993]

除學校外還《要自學靠自己學》






要自學，靠自己學〔１〕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要自學，靠自己學。

肖楚女〔２〕沒有上過學校，不但沒有上過洋學堂，私塾也沒有上過。我是很喜歡他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教書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館裏跑堂的，能寫得很漂亮的文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我們就是拿這一省那一省農民運動的小冊子給人家看。

現在大學不發講義，教員念，叫學生死抄。為什麽不發講義？據說是怕犯錯誤。其實還不是一樣？死抄就不怕犯錯誤？應該印出來叫學生看、研究。

你應該少講幾句！主要是學生看材料，把材料給人家。

材料不隻發一方麵的，兩方麵的（正反麵）都要發。

我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是紅軍大學的講義。

寫了就不要講了，書發給你們，讓你們自己看。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釋

〔１〕這是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
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2〕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與惲代英一起主編《中國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協助毛澤東編輯《政治周報》，三月參加籌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並任教員，十月底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並殺害。

曆史上自學成才的名人的例子：

莎士比亞(1564-1616)

誕生於英國一個內地城鎮艾馮河畔斯特拉福。他父親原是個富裕的小商人，經營玉米、肉類、皮革等買賣，後來因虧本負債，境況日下，莎士比亞在青少年時代沒有受過什麽係統的教育。他曾經在鎮上的文法學校念過書，學了一點皮毛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此後他到了倫敦，先在某家劇團裏幹些雜活，後來參加演出，頗顯才華。最後，他自己拿起筆寫劇本。那些所謂“文學才子”們根本看不起這位從演員出身的劇作家，說他是“新抖起來的烏鴉”。而莎士比亞並不氣餒，更加發奮，大約在他二十八歲左右，就已經取得文學創作的成功了。他幾乎每年都要出一兩本傑作，目前出版的他的全集中，共有三十八個劇本。作者的這種百科全書般的知識，是怎麽得來的呢?

恩格斯(1820-1895)

馬克思主義的創造人之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恩格斯的父親是紡織廠主，1837年，恩格斯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被父親逼迫去經商。他隻讀過中學，但善於利用時間，卓有成效地學習，二十一歲時發表論文，批判同時代著名的哲學家謝林。他係統地攻讀和鑽研了人類所提供的廣博淵深的知識，幾乎涉及和研究了所有的科學部門，並在許多領域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甚至解決了自然科學的一些領域裏的難題，成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哲學家、經濟學家、軍事家、語言學家、文學家、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

齊奧爾科夫斯基(1857-1935)

俄國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液體燃料火箭的創始者。十四歲開始自修文學和自然科學。1880年起在卡魯格省巴羅夫縣學校裏當數學教員，一麵繼續自修，研究天文學、生物學和化學，並且特別努力研究航空科學。1895年，他發表了人造衛星的圖樣，提出以人造衛星為宇宙航行的中途基地向月球和其他星球發射火箭的主張，並科學地論證了借助火箭實現宇宙飛行的可能性。1903年，他發表的重要著作《以噴氣裝置探測宇宙空間》，解決了關於火箭在太空中不受地心引力與介質阻力的影響而運動的問題，並創立了計算火箭速度的著名公式。

米丘林(1855-1935)

蘇聯著名生物學家。十六歲時，還沒有讀完中學，就被生活所迫，到車站做職員。二十歲時從事園藝研究工作，致力於果木移接的試驗。他發現果木在一定環境條件下可以改變品質，並產生新的品種，因此可以使熱帶果木在寒帶生長。他先後創造了三百多種優良的植物品種。他創造性地發展了達爾文主義，把生物學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米丘林生物學。

比埃爾·居裏(1859-1906)
　　
法國著名物理學家。他沒有正式進過學校，由於努力自修，十八歲時便考得了巴黎大學的碩士學位，十九歲任巴黎大學助教。1889-1891年，發明了在化學分析的應用上很寶貴的“居裏天平”，1895年發現了磁性和溫度的關係，即有名的“居裏定律”。在法國物理學家貝克勒爾發現鈾的化合物具有放射性的基礎上，居裏夫婦繼續研究，終於在1898年七月發現了釙，同年十二月發現了鐳，從而他們和貝克勒爾共同獲得1903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金。居裏夫婦的科學成果，特別是鐳的發現，為人類帶來了幸福。由於鐳的發現，開始了鐳錠治療腫瘤，進一步又發現了鐳能夠自發地產生熱量，從而揭開了原子能的秘密。1904年，居裏被任命為巴黎大學教授，次年又當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

愛迪生(1847-1931)

美國大發明家。他出生在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六歲時就參加田野勞動，隻在小學裏讀過三個月書，因成績不好退學。他自小對實驗特別喜歡。因生活所迫，十二歲時開始在火車上實報，十五歲後就在各城市裏當電報員。業餘不斷研究實驗，1879年，他改進製造了碳絲白熱電燈。他在五十多年的辛勤勞動中，著名的發明有電報自動記錄器、擴音器、活動電影機、留聲機等，對科學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諾 貝爾 (1833-1896)

生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機械師墨紐·諾貝爾家裏。諾貝爾八歲才上小學，隻讀了兩年書便輟學了，在家靠一個家庭教師輔導數理化，此外就是跟著父親在工廠裏做些零星活兒。到十七歲那年(1850年)，諾貝爾便以工程師名義遠渡重洋，來到美國，在名聲顯赫的艾利遜工程師的工場裏實習。他勤奮學習，刻苦自修，學到了許多新知識。經過種種艱難曲折，他終於在1887年製成了無煙火藥，廣泛地應用於工業、國防方麵。隨後，他研究引燃炸藥的信管，又製成了一觸即發的汞雷酸鹽導火管，即常說的雷管。諾貝爾一生獻身科學，孜孜不倦，一生共取得三百五十五項發明製造的專利權。

比爾·蓋茨

比爾·蓋茨，出生於美國西北角的西雅圖市。比爾從小就精力過人，從小就極愛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從外祖母循循善誘的啟蒙教育到父母不辭辛苦地為比爾·蓋茨尋找適合他天分發展的社團與學校，無不為他天賦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氣。

外祖母特別喜歡和聰明的小比爾一起做遊戲，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遊戲。她教少年比爾下跳棋、玩籌碼，還有打橋牌等她所喜歡玩的東西。玩遊紅時，外祖母總愛對小比爾說：“使勁想！使勁想！”她也常常為比爾下一步好棋、打一張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還常常讓比爾·蓋茨讀書，給他講故事，比爾·蓋茨從中受益匪淺。他在外祖母的幫助與指導下，成了興趣廣泛、廢寢忘食的讀者——讀書成了他打發精力的好方式。他十分喜歡他家附近一個圖書館舉行的夏季閱讀比賽，他總得男孩中的第一，偶爾也會勇奪總冠軍。外祖母意識到比爾·蓋茨在思維與記憶上的潛力，她總是不失時機地激活比爾這方麵的潛能，有時祖孫倆到公園散步，外祖母常會與比爾·蓋茨交流下棋的技術或看某篇佳作，讓比爾尋找更新下法或表達更獨到精辟的見解。

比爾·蓋茨的父母也十分關注孩子的成長。他們在質樸的處世方式中，更多地關心孩子的成長與教育，他們在工作之餘總是盡可能地與孩子們呆在一起。一家人不斷地進行各種遊戲，從棋類到拚圖比賽，幾乎所有的益智遊戲。隨著兒子年齡的增長，家庭中的環境已無法滿足比爾·蓋茨天賦的進一步發揮。小比爾有時會責備母親智力不足呢！於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會，積極為比爾尋找屬於他的空間。在湖濱中學，比爾癡迷上令他今後傾注畢生精力的計算機。

中學畢業後，比爾·蓋茨很想到哈佛大學去讀書，這也正是父母們最大的心願。幸好，比爾·蓋茨的父母並沒有像其他父母那樣把孩子看做自己的私產，必須讓孩子們來完成父母喜歡的事。經過冷靜思考後，父母放棄了讓兒子當律師的想法，讓比爾·蓋茨在大學領域裏自由發展。這一點幫了比爾·蓋茨的大忙。但一年後，更大的難題擺在了比爾·蓋茨的父母麵前：比爾·蓋茨要離開哈佛，放棄錦秀學業，與別人一起創辦計算機公司！

比爾與父母多次交談，平靜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兒子秉性和誌向的父母又能說什麽呢！或許兒子的天賦與計算機事業是最佳的切合點吧！比爾·蓋茨便毅然離開了令億萬學子向往的哈佛大學，開始在軟件領域大展鴻圖。

很顯然，比爾·蓋茨的成功是個人天賦與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結果。比爾的事例告訴我們：其一，我們應不斷激活孩子的天賦，注重對孩子天賦的培養與保護。其二，培養孩子的專注能力十分重要。

數學家 華羅庚

1910年，華羅庚出生在江蘇省的一個小縣城——金壇。他小時候，家中清貧，父親在小鎮上開了個小雜貨鋪，代人收購蠶絲，一家人過著半饑不飽的生活。華羅庚上初中時，對數學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他的老師王維克很器重這個聰明機靈的少年，常常單獨輔導他，給他出一些難題做，這使少年華羅庚得益匪淺。華羅庚在金壇中學念完初中後，因家裏無力再供他上學，隻得輟學到父親的小雜貨店裏幫助料理店務。可這位酷愛數學的年青人，人雖然守在櫃台前，心裏經常琢磨的還是數學。王維克老師借給他幾本數學教材：一本大代數，一本解析幾何，一本微積分。華羅庚便跟著這幾位不會說話的老師步入了高等數學的大門。

華羅庚18歲那年，在王維克老師的幫助下，到金壇中學當了一名會計兼管學校事務工作。他曾回憶當時艱難的生活：“除了學校裏繁重的事務外，早晚還要幫助料理小店的事務。每天晚上大約8點鍾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帳目之後，才能鑽研數學，常常到深夜。”　不久，金壇縣流行傷寒，華羅庚不幸染病，臥床半年。後來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腳卻彎曲變形，落了個跛足的終身殘疾。　華羅庚在貧病之中刻苦自學，不但讀了許多書，而且還勤於獨立思考，敢於向權威挑戰。19歲那年，他發覺一位大學教授的論文寫錯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寫成一篇文章，題目叫《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不能成立之理由》，於次年發表在上海的《科學》雜誌上。隨後，華羅庚又連續發表了幾篇數學論文，署名“金壇人”。

這個在數學論壇上嶄露頭角的“金壇人”，引起了清華大學數學係主任熊慶來教授的注意。當他打聽到這個數學奇才原來是個隻讀過初中的小青年時，深為震驚，便寫信邀華羅庚來當時北平的清華大學數學係當管理員。

到清華後，華羅庚的進步更快了。他自學了英語、德語。24歲時，已能用英文寫作數學論文。25歲時，他的論文已引起國外數學界的注意。28歲時，他當上了西南聯大教授。後來，他又被熊慶來教授推薦到英國劍橋大學去深造。

在走過坎坷的自學之路後，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數學大師，國外數學界這樣評價他：“華羅庚教授的研究著作範圍之廣，足可使他堪稱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數學家之一”。40年代後期，華羅庚應美國伊利諾斯大學之聘，在那裏當教授。　　1950年的一天，這位已擔任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的著名教授，在填寫戶口簿時，在“文化程度”一欄裏寫了“初中畢業”4個字。這雖然使許多人驚訝不已，卻是事實：他的的確確隻有一張初中畢業證書。這位數學大師的數學知識，幾乎都是通過自學獲得的！

1983年10月，華羅庚重遊美國，接受了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的榮譽稱號。這是美國科學院120年曆史上第一次把這個榮譽稱號授予一位中國科學家。美國科學院院長在向華羅庚致讚詞的時候說：“他是一個自學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萬的人們。”

[yongbing1993]

《縮短學製》被走資派複辟至今





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１〕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毛澤東

學製可以縮短。

學製縮短以後，中學畢業生隻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

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製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讚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麽是語法，什麽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麽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麵，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以上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革》期間的教育改革。

以下是走資派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教育。

有學者說：“建議小學教育縮短到5年，將高中納入義務教育範圍。”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的這一提議引發熱烈討論。賀丹之所以建議縮短基礎教育年限，主要是為了 緩解學業與生育的矛盾。

目前，中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延長，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00的7.6年提高到2015年的9.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從1978年恢複高考時的85.6萬擴張到2019年的3031.5萬。

畢業難、就業難、特大城市的落戶難等因素影響下，傳統的“成家立業”已經轉變為“先立業後成家”，女性結婚年齡不斷推遲。

賀丹認為，婚姻推遲不僅給女性帶來高齡生育風險，不利於母嬰健康，不利於人口素質的提高。同時，還會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

事實上，過去十年來，一直有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縮短學製的建議，每次都引發輿論關注。在當前的教育環境下，縮短學製究竟是否可行？我們來聽一聽專家們怎麽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去年1月接受專訪時就曾表示，當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中國若要從根本上解決考試社會的內卷，必須盡快對教育製度進行係統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製義務教育。

全國人大代表張紅偉於2021年兩會上也建議，“推行十年義務教育，小學學製縮短為5年，初中3年，高中縮短為2年。”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在接受采訪時稱，社會輿論支持縮短學製主要基於兩點，一是基礎教育應試化，“初二就上完初三的課，高二上完高三的課，部分輿論認為可以通過壓縮學製，減輕學生負擔，快速出人才。二是中國進入老齡化和少子化社會，縮短學製可以應對勞動力短缺。”

事實上，對於這一建議，早在2016年， 教育部在對相關提案的答複函中就曾明確表示， “目前縮短學製尚缺乏成熟的、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研究成果為依據，缺乏國際上主要國家變革為參照，改革時機還不夠成熟。”

教育部表示，學製變化受當時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影響極為明顯，當強調發展速度、快出人才，或教育投入嚴重不足時，一般會有縮短學製的要求；當強調教育質量、增加教育內容，或社會就業壓力較大時，一般會有延長學製的要求。

“製定中小學學製最應強調的首要因素是必須符合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認知規律，但卻往往被忽視。”教育部在上述答複函中稱。

從全世界範圍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學學製基本為12年左右。如美國、日本、法國、印度為12年製，德國、英國為13年製，俄羅斯為11年製。

教育部表示，中小學學製涉及課程設計、課程標準、教材編寫、與高等教育知識體係銜接、教師編製、人口變動以及勞動用工等多方麵法律法規和政策製度的調整，需要全麵的科學研究和論證。

此外， 中小學教育周期需要相對穩定的製度環境，學製改革要謹慎而行。從曆史經驗看，每次學製變動都必然引起中小學校布局調整、校舍建設、教師隊伍結構調整等係統變動，對學校管理和教學秩序帶來較大衝擊。

“關於縮短學製的討論，我們研究院內部也做過大量研究。”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我們，當前實行的633學製：即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最早於1922年建立。當時蔡元培、胡適、陶興之等人做過大量調研，並對比日本、德國、美國的學製，基於對未成年人發展階段性的深入研究而確定的。

“兒童生理發育和成長發展的階段性認知，是決定當前學製的主要因素，婚育等最多隻能作為考慮因素之一。”在儲朝暉看來，“即使更改了學製，生育問題也難以一時半會解決。”

儲朝暉認為，義務教育是國家規定的帶有強製性的教育，其有設置的課程標準。此外還涉及到對義務教育概念的理解，它是包括義務教育法在內的一整個體係，所以考慮問題不能過於簡單。

教育部2022年數據顯示，在實現全麵普及的基礎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4%，“剩下4.5%的孩子，在學校難以找到歸屬感，不適應才離開的。”儲朝暉表示，如果將高中也納入義務教育，可能就造成更多的不適。

熊丙奇也認為，如果基礎教育的應試化傾向不變，縮短學製隻會導致學生的負擔加重，提供給學生的基礎教育更不完整，基礎教育不能隻是學科知識教育，而要德智體美勞“五育並舉”，做到“五育並舉”，不可能用九年就給學生打下堅實的人生發展基礎。

“如果不能推進社會轉向能力社會，哪怕縮短學製，也不可能讓人才快速進入社會。”熊丙奇稱，為了獲得更高學曆，高中畢業後，學生還會複讀，讀完本科後會考研。隻有建立能力社會，才會遏製學曆高消費。防止為追求高學曆而產生的教育浪費和人才浪費。

[yongbing1993]

改革教育製度教育方針教育方法






1967年3月7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大專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草案）》。其中規定：外出的師生，於3月20日前返校，進行短期軍政訓練，在校內批判鬥爭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著手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教學方針、教學方法。十分明顯，這個規定的重點，已經轉到了讓離校學生回校研究改革教育製度、方針、方法上來。

毛澤東已經打算從“鬥”和“批”的階段進入到“改”的階段，這是和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要經曆“鬥、批、改”三個階段的思路和實踐相吻合的。這個規定還要求由革命師生、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組成學校的臨時權力機構，領導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領導機關職能。

此時，毛澤東已經準備建立新的學校領導機構。3月7日這一天，《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中小學複課鬧革命》，號召各地中小學生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複課鬧革命”。社論說：複課鬧革命，“複的是毛澤東思想的課，上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課”。

毛澤東還想到，光靠口頭號召離校學生返回學校複課，是不完全的措施。毛澤東批示：解放軍應即進駐學校，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予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

毛澤東還專門提到：軍訓時不要排斥犯錯誤的教師和幹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讓這些人參加，以利改造。為了更好地落實毛澤東的這一決定，中共中央於3月19日發出《關於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這個通知的實質，就是說：離開學校的學生不要在全國各地亂跑了，必須立即返回學校，接受解放軍的訓練。

中央關於學生返校接受軍訓的指示在全國一傳達，在各地串連、造反的學生大部分返回了本校。毛澤東提出，各學生組織實行革命的大聯合。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文章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隻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毛澤東設想：隻要返校的紅衛兵組織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就會在大聯合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領導班子，各個高校和中學的局勢就會穩定下來，然後即可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革命”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轉發的《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中發表了毛澤東的一係列重要指示。在這些重要指示中，毛澤東專門指出：“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毛澤東還說：學生組織裏麵也有壞頭頭，對這些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毛澤東這段話顯然是針對紅衛兵的，而且話說得很重。

1967年10月14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這個中央文件裏麵所說的改革，就是毛澤東長期以來一直醞釀的“教育革命”。

毛澤東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毛澤東在這一指示中，雖然仍把革命學生列為搞“教育革命”的主力軍的第一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加進了“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這表明，對於“教育革命”問題，毛澤東已經有了新的考慮。

至此，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全國各地大、中、小學校於1967年10月陸續複課。複課後的學生在以“四個麵向”的方針分配後，毛澤東決定“大學還是要辦的”，但他打破常規，形成了新的辦學思路。

複課後，中央麵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如何分配已經進入畢業時段的大、中專學生。這些學生大多是在“文革”前三四年或“文革”頭一年入學的，有的學了一些專業知識，有的一入學就參加“文化大革命”沒有學到什麽專業知識。但毛澤東對他們一視同仁，都由國家分配工作。

按毛澤東原來就有的看法：在工人、農民中，在生產第一線，是缺少知識分子和專業技術人才的，而知識分子也需要到工人、農民中間去接受再教育。據此，他經過認真思考，決定對這批學生，實行“四個麵向”的分配方針，即：麵向農村，麵向邊疆，麵向工礦，麵向基層。毛澤東的這些想法，通過當時中央批轉的文件發表出來。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於大專院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

中央在批轉這份報告時要求：對大、中、小學一切已到畢業期限的學生，一律做出適當安排。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又發出《關於分配一部分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解放軍農場去鍛煉的通知》。

這份文件反映了毛澤東“四個麵向”的分配原則，規定：1966、1967年的大專院校畢業生一般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普通工人。不久，1968年的大專畢業生也按此原則進行了分配。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又對1969、1970、1971年畢業的大專生進行分配，分配原則與1966、1967年畢業的大專生相同，並且要求他們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

中國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不是不要辦大學了，而是要按照新的思路去辦大學。這個新的思路是什麽呢？正當此時，上海機床廠搞了一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經驗，上海市對此還寫了一個調查報告。

毛澤東看後認為這個調查報告正合他的心意，把上海機床廠的這個經驗與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專畢業生的原則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辦大學的新思路。

於是，他要《人民日報》發表這份調查報告並親自寫了一段話作為編者按。這段話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毛澤東的這段話，後來被稱為“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澤東當時考慮，按此“教育革命”方向發展，不但要解決學生問題，還要解決教師問題。因為不管是什麽學生，總是需要老師來教的。毛澤東確立了這樣一個方針：對高校的教師（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識分子），既要進行再教育，又要使用。這種使用，就是使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他們與工農相結合了，也就匯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1968年9月，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刊登《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的《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一文寫的編者按指出：要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學學校畢業生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

9月12日，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寫的編者按中又提出了由工農兵給知識分子以再教育的問題。9月14日，《人民日報》在轉載的一篇文章中公開了毛澤東的一段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

毛澤東在他連續作出的這些批示中滲透了一個實質性的思想：我們要使用的，是與工農結合的知識分子、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知識分子、徹底改變了舊思想的知識分子。

在這個思想中，前提雖然仍然是改造知識分子，但立足點卻是“使用”知識分子。基於“使用”這樣一個立足點，高校的教師們又可以講課了。這樣，辦大學的教師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駐複旦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文章《我們主張徹底革命》，由此在《人民日報》上展開了對“社會主義大學應當如何辦”問題的討論。

討論中，這樣那樣的意見都有，隻有駐遼寧大學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寫的《在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中進行革命》一文，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這篇文章提出：學校應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工人階級要永遠領導學校；以三大革命鬥爭實踐為課堂；學生要在工廠、農村和部隊複員轉業的人員中選送。這篇文章中所闡述的上述觀點，正合乎毛澤東的思路。

毛澤東要求各地方教育部門領導、各高校的臨時領導班子、駐各高校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注意學習這篇文章。這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導向，在此後的有關討論中，大家的意見逐步集中到一起。又過了一段時間，到1970年的6月，中央在集中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基本形成了今後恢複辦大學的方針。

這個方針就是：恢複開辦的大專院校，學製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6月26日，中共中央通過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把這一方針推向全國。

中央在批轉這一文件時確定：今後高校辦學的學製為2—3年，課程分為三大塊：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

同時，各學科的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招收學生的條件是：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製。

同時，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的知識青年。招收的辦法，采取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

這個方針在向全國推廣的過程中，又吸收了一些新經驗和新意見，最後由中央把這一方針確定下來了。10月15日，國務院電報通知全國各地高校，1970年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做法進行。

從此，全國各地高校普遍招收工農兵學員，各高校進入了一個由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的時期。

這一時期持續了七年，在這七年時間裏，中國的高等學校恢複辦學了，中國人才增長的鏈條總算沒有斷。

[yongbing1993]

《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早就對過去舊的教育製度不滿意，他有一個“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澤東在他青年時代接受舊教育時，就對舊的教育製度十分不滿。

毛澤東曾用幹脆不進學校讀書而是自己每天到長沙定王台去自學的辦法進行反叛。後來，在父親停止供毛澤東學費的威脅下，毛澤東才又進入學校去讀書。但毛澤東對舊教育製度的不滿始終存在。

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對舊的教育製度進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製度。對此，毛澤東是基本滿意的。

但是，毛澤東從維護工人、農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權利出發，認為中國的教育製度裏麵還存在不少弊端。對這些弊端，毛澤東不高興，多次提出批評，並且積極探討進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澤東就指出了中國教育製度裏麵存在的許多弊端，並且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

當年的3月7日，毛澤東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就針對教科書、辦私立中學、助學金、思想教育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毛澤東說：“我們的教學計劃、教科書都是全國一致的。這種做法是不是有問題？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製？”

毛澤東說：“中學辦在農村裏是先進經驗，農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學，畢業後可以回鄉生產。如果說教師比較差，可以從好的中學抽調一部分來支援，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如果說辦學質量差，孔夫子還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呢。這是要解決農民子女就近讀中學的問題，唱戲也還有草台班子嘛。在農村，教育要強調普及，不要強調提高，不要過分強調質量。課程也可以簡單些，有語文、數學、曆史、地理、物理、化學、農業生產知識、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後還可以自學，這些學校主要是解決農民生產勞動中需要的知識，如要升學也不限製，成績好的學生可以升學，有的不一定升學。蘇聯著名文學家高爾基沒有進過中學，還不是自學出來的！蕭楚女也沒有進過什麽正規的學校，辦報還不錯嘛。”

毛澤東認為，對助學金要調整，“按照當前的經濟情況，準備兩三年內將助學金擴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農家子女能享受助學金，幫助農民解決一些困難。”、“蘇聯的教材，應當學的就要學，不應當學的就不要學。你們要來一個改革，不要照抄外國的，一定要符合中國的情況，並且還要有地方的特點。”

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特別強調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問題。

毛澤東說：“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應當重視培養學生的創造精神，不要使他們像溫室裏的花朵一樣。”、“中學應當有政治課。政治課要聯係實際，生動有趣，不要教條式的，要使中學生知道一些為人在世的道理。講猴子變人的社會曆史如果同曆史課有重複，曆史課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講起，講勝利，講困難，不過猴子變人還要講，階級鬥爭也要講。”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一篇文章時，加寫了兩段文字，提出了“教育與勞動結合的原則是不可移易的”和學生要“全麵發展”的主張。

進入60年代後，毛澤東認為，我們教育製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對此，毛澤東在1964年3月10日寫的一段批語中指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麵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1966年2月，毛澤東在同毛遠新的一次談話中提出：教學不能都按照發展順序來講。“學曆史，主要學近代史。現在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萬年該怎麽講呢？”，“講原子物理，不必要從最早的那個學派的理論講起。你們這樣學，十年也畢不了業。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寫給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學校的“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集中起來，毛澤東對中國教育製度方麵的意見，主要有三點：

一是認為學製太長，課程太多；

二是認為教學不得法；

三是認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這些都不利於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

毛澤東下決心要對中國的教育製度進行改革。

毛澤東所確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針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澤東一直醞釀著要按照這個基本方針，來一場“教育革命”。不料，這個“教育革命”還沒有來得及搞，“文革”就爆發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的思路，毛澤東決定“停課”。

在發動“文革”前，毛澤東就認為教育界裏麵存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學校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統治，因此“教育革命”勢在必行。

但毛澤東還沒有來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經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此時，毛澤東轉而認為，教育界裏麵的問題不是孤立的現象。

毛澤東認為，全國一大部分政權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問題隻是這種情況中的一種，隻有解決了全國性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教育界裏麵的問題。

由此，毛澤東形成了把“教育革命”與“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樣把搞“教育革命”與搞“文化大革命”結合起來？毛澤東一開始想從改革高校的招生製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不利於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不利於更多地吸收工農兵革命青年進入高等學校。這種考試製度，必須徹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該《通知》提出：從本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毛澤東設想，通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讓一大批工農兵革命青年不經過考試而是通過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進入高等學校。

毛澤東認為，這些工農兵青年進入學校是打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對學校的統治，實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認為，學校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學生，一個是教師。現在，既然教師這個基礎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強學生這個基礎，來促進對教師這個基礎的改造。

《人民日報》在當年6月18日發表的社論《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中，把毛澤東的這個思路點明了。社論說：改革招生考試製度是“徹底搞掉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一個突破口。”

但是，還沒等高校招生製度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實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學生運動起來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發生了揪鬥教師、校長甚至群眾的事情。對這些事情，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決定嚴肅處理。1966年6月20日，劉少奇在批轉北大工作組的一份簡報時寫道：“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以參照北大的辦法辦理。”

而毛澤東卻對劉少奇的批語十分不滿。毛澤東認為，劉少奇這是支持工作組壓製學生。

毛澤東提出，現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學校的學生造反，衝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校的統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闖將”。

毛澤東決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組，支持學生革命，而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高等學校中的統治。

毛澤東發現，貫徹這樣的方針，受到了阻力。

毛澤東轉而認為，由於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準青年學生革命，根本談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須把原來設想的“教育革命”合並於“文化大革命”之中，通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衝破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教育界裏的統治，才能真正實現“教育革命”。

為此，毛澤東采取了四個行動：一個行動，是毛澤東於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公開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第二個行動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親自到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發表的部分大學和中學學生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第三個行動是他於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第四個行動是他親自決定：高校和中學停課半年，學生、教師集中時間專門搞“文化大革命”。在這四個行動中，停課是基礎。隻有停課，才能發動大、中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隻有停課，大、中學生搞“文化大革命”才會有時間和精力的保證；隻有停課，大、中學生才能專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決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學（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課。接著，全國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學紛紛停課。停課的學生，一開始在本校鬧革命。他們批鬥校長、教師、群眾，使全國各學校的領導班子基本陷入停課狀態。

但是，無論北京還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學停了課，有的沒有停課；有的停了課，卻沒有鬧“革命”。

毛澤東對這種狀況不滿意，毛澤東認為隻有在青年學生中搞一個大發動，才能真正衝破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統治。

為了來一個大發動，毛澤東決定，讓全國各地的高校和中學之間搞大串連，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經驗。

大串連，就是北京的學生到外地學校中去串連，外地學生到北京來學習，外地的學校之間也可以相互串連。

於是，從1966年8月中旬開始，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離校進行大串連。

這樣，一個紛紛嚷嚷的全國性大串連運動展開了。

大串連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學平靜的學習狀態，一下子就使全國各地再也沒有不停課的高校和中學了，甚至連小學也開始停課了。

離開學校到社會上造反和進行大串連的學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個月當中，到北京大學搞大串連的造反學生就有212.4萬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達到17.9萬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