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走資派特色時代有許多居冠。國際性工作者聯盟（IUSW）公布最新報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以500多萬人居冠。博士生有120多萬居冠。六百萬人的《塵肺病》又一居冠。

《600萬人跪著忍受折磨：不可治愈的“窮人病”》文章來源: 悅爾像素 於 2024-05-05

在眾多的塵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艱難，比如一個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塵肺病患者。當夫妻中的一人離世，活著的人不僅要繼續遭受疾病的折磨，還要償還巨額債務以及承擔照顧老人、孩子的義務。

麵對無奈的現實，他們不得不考慮重組自己的生活。

黃玉連的姐姐上氣不接下氣，身旁呼吸機裏水泡在劇烈翻滾。她用力睜開雙眼，使出心肺最後一口氣對丈夫說， “和妹妹照顧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話音剛落，便倒在丈夫懷裏永遠閉上了眼睛。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歲。

2018年1月22日，黃玉連抱著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黃玉連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2006年春節，湖南省藍山縣田心鄉可富村，黃玉連的姐姐黃竹連帶回“喜訊”：廣東四會玉器加工業火爆，隻要能吃苦，就能掙到錢。消息很快在家族傳開，兄弟姐妹，遠親近鄰紛紛跑去“淘金”。

四會在當時堪稱全球最大的玉器銷售和生產基地，從業者多達數萬人。玉連夫婦，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輕人拖兒帶女都加入到這支淘金隊伍，兄弟姐妹們在郊外合租了一層民房，每家投資七八百塊購置了簡易的玉器打磨機，家庭小作坊就這樣正式開工了。在那大幹快上的日子裏，玉連住所周圍多達數千家作坊，到處彌漫著粉塵，隨處能聽到機器的轟鳴，工作的時候，大家幾乎都不做防護，越勤快的人，埋下災難的種子越深。

2011年10月，黃玉連的丈夫胡漢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臉色蒼白，夫妻倆來到廣州職業病醫院，檢查結果是“塵肺病”。很快，黃玉連也確診了。夫妻倆四處尋醫，花光了家裏的積蓄才知道塵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姐姐後悔當初帶回“喜訊”，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塵肺病。

2016年，黃玉連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時在長沙住院，大夫勸姐夫兄弟倆也做個檢查，3對夫妻無一幸免。一時間，三個普通農民家庭經曆了塌方式災難，每家都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為了救命，三個家庭共花去100多萬治療費，各自欠下十幾萬外債。

2017年6月1日，黃玉連丈夫胡漢清的病情已發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當時黃玉連為了養家仍在東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厲害，因為擔心被老板炒魷魚，一直隱瞞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黃玉連的丈夫在長沙職業病醫院去世，當時正在東莞打工的玉蓮因為買不到火車票遲到了一天，沒能見到丈夫的最後一麵。看到丈夫的遺體，她放聲痛哭。不到半年，黃玉連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親抱頭痛哭。

姐姐去世後留下兩個娃，黃玉連自己也帶著兩個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單親家庭，也都是塵肺病人，往後的路該咋走？除了治病，還要打工、照顧父母和四個娃。其實丈夫和姐姐臨終前都希望玉連嫁給姐夫，兩人共患難，也別在乎別人說些啥，家裏上有老下有小，隻要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2018年10月24日，黃玉連和姐夫歐世華來到藍山縣婚姻登記處正式辦理了結婚登記。這對塵肺病人的婚禮，聽不到敲鑼打鼓和鞭炮聲，也沒親朋好友前來祝賀。但這畢竟是個大喜的日子，黃玉連在超市裏花了216塊錢買了一雙情侶鞋作為結婚紀念，晚上和家人吃了個團圓飯，還買來一瓶飲料助興。夜幕降臨之時，山裏這對塵肺病人共同舉杯，開始了新的生活。黃玉連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車上度過的，他們沒有婚假，擔心老板炒魷魚連夜趕回東莞。婚宴過後，天空下著蒙蒙細雨，母親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們揮手告別。在長達五百多公裏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黃玉連和姐夫沒有甜言蜜語，車裏隻能聽到劈裏啪啦的雨點打在車窗上的聲音。

2024年4月，黃玉連和歐世華還在東莞打工，為了便於互相照顧，他們在廠外租房。黃玉連的病情比較嚴重，經常要請假，她的兩個孩子已經成年，也都在廣東打工，兒子在東莞，女兒在廣州。

關於塵肺病家庭的離婚率，雖然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離家出走的事情屢見不鮮。曾經因“開胸驗肺”轟動全國的塵肺病患者張海超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說過，他曾經一天之內接到三個塵肺病家庭離婚的電話。

2024年3月3日，江西蓮花縣六市鄉西坑村，朱愛萍隻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裏。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塵肺病，她離家出走，被人“騙走”感情、騙光多年打工的積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後的2年裏，丈夫、公公、婆婆先後離世，家裏隻剩她一人。朱愛萍的丈夫陳會明很能吃苦，新婚後不久便去了離家40裏外的小煤窯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朱愛萍勸他別下井，太危險，但陳會明執意要下，因為井下掙得多，等掙了錢就蓋新房，讓家人過上體麵的日子。由於長期接觸生產性粉塵，煤礦工人一直是塵肺病的高發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陳會明經常感到胸悶氣短，他懷疑自己得了塵肺病，但因為經常聽說有塵肺病患者的媳婦拋棄丈夫跑了，於是他一直不敢對外聲張，繼續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傷回到家中。陳會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著還有把力氣，仍在家鄉打零工，並將多年的積蓄拿出來蓋新房。新房蓋到一半沒錢了，至今還是個半拉子工程。

2019年5月23日，麵對患有塵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壓的婆婆，42歲的朱愛萍不堪重負離家出走了。在外漂泊的朱愛萍不僅“感情”被騙，連辛苦打工攢下的18000元積蓄也被人騙光。一無所有的她深感內疚，兩年後又回到了山裏。回到丈夫家的朱愛萍，生活又回到原點：一個一貧如洗的家，三個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繼去世後，她孑然一身。

《挖煤36年，隻攢下1萬元，剩下半條命》54歲的沈冬華挖了36年的煤。51歲那年確診塵肺病，揣著僅有的1萬元回到江西老家。老家隻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沒有建好、牆體還已經開裂的半拉子“新房”。然而，與眾多家破人亡的塵肺病人比，命運似乎對他又“網開一麵”……

沈冬華在井下幹了36年，家境也沒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華突然感冒，咳嗽還帶有血塊。當地誌願者了解情況後，免費給他做了體檢，沈冬華這才知道自己得了塵肺病。一場大病過後，沈冬華徹底幹不動了，隻好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勸他去打官司，塵肺病是職業病，官司打贏了可獲得一定補償。但老實巴交的沈冬華卻認為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幹啥？如果人家不給我活幹，咋能養家？應當感謝人家，這是命中注定的。”

沈冬華從礦上回來，身上隻有1萬塊錢的積蓄。他去向村裏養魚的人請教，回家挖了一個一畝大的魚塘。買不起水管，他上山砍來竹子，把總長2000多米的竹對接在一起，將山上的水源接到魚塘。修魚塘花去14000多塊錢，不僅花光他36年挖煤攢下的所有積蓄，還欠了別人4000元。

塵肺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小朋友們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關愛包圍，然而塵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紀卻要承擔起家庭的重擔。

他們過早地懂事，盡可能幫家裏省下每一分錢，隻為能幫父親多買一盒藥；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設法掙錢貼補家用……

時過境遷，他們絕大多數人在有關部門和公益組織的幫助下得以繼續讀書，部分人現在也已經成年，但他們曾經度過的黯淡的童年，不該被社會忘卻，他們是塵肺病的間接受害者。

2017年12月15日，雲南龍陵縣龍新鄉茄子山村。9歲小彩香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母親離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給別人帶娃，掙了20塊錢，給父親買了三盒消炎藥。

2018年6月23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6歲玲玲的父親患有嚴重的塵肺病，她希望長大後當醫生，治好爸爸的病。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10歲的賴玉婷和弟弟相依為命，他們的父親患塵肺病去世，母親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鄖西縣湖北口鄉東川村，16歲的張榮海和9歲的弟弟是孤兒，父親死於塵肺病，母親死於癌症。因為兄弟倆還不會種地，這天家裏僅剩15個土豆。

2018年7月22日，重慶酉陽縣龍潭鎮鵝塘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鄭大章去世後，妻子撇下癱瘓的老人和三個幼小的孩子離家出走。

2019年6月21日，陝西柞水縣杏坪鎮中山村。37歲的杜萬翠嫁給兩個男人均死於塵肺病，撇下三個幼小的孩子。因為村裏這個年齡段的男人大多是塵肺病。她說：“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勳西縣湖北口鎮東川村，44歲的塵肺病農民米元寶麵對女兒即將高考，家裏連吃飯的錢都拿不出來，他覺得沒盡到父親的責任，無奈之下上吊自殺了。

2018年5月20日，陝西鎮安縣米糧鎮江西村共查出80多名塵肺病患者，這群孩子的父親全都是塵肺病患者。

渺茫的求生路。目前，塵肺病仍然是無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治療僅能緩解患者痛苦，在特定時間內提升患者生存質量。現有的塵肺病治療方案主要為保守的綜合康複治療，以及代價高、風險大的肺移植手術。然而肺移植在中國大部分省市未列入醫保報銷範圍，常規開展 1 台肺移植手術至少需要 30～60 萬元人民幣。很多塵肺病人也試圖與疾病抗爭，但絕大多數患者麵臨的是一條渺茫的求生路。

2017年3月3日，遼寧葫蘆島市南票區缸窯嶺鎮古刹寺村，60歲的塵肺病人劉大恩在家中獨坐，他於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2017年8月19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51歲的塵肺病患者賴斯福骨瘦如柴，斜躺在床上。他兄弟6人全患有塵肺病，2年前大哥已去世，2年後賴斯福也病故。

2020年11月23日，陝西鎮安縣柴坪鎮金虎村，49歲的薛殿友因患塵肺病至今未婚，他在廟裏度過了生命的最後9年，於2021年除夕之夜去世。

2021年4月24日，江西信豐縣小江鎮下圍村，50歲的塵肺病農民林英德上氣不接下氣地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粉絲打賞籌集醫藥費。開播半年多，粉絲隻有28人，收到打賞3.85元。他於2022年4月16日淩晨去世。

2015年11月19日，陝西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57歲的塵肺病農民魏立炎多次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為省下棺材錢，他想死在別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他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有一天他找來麻繩拴在房梁上，被趕回家的女兒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了過來。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這個塵肺病農民斷了氣。

謝富餘44歲，陝西鎮安縣柴坪鎮金虎村人，2019年9月27日去世。

趙輝強47歲，陝西鎮安縣米糧鎮江西村人，2018年7月10日（農曆）去世，去世前一年，他為自己準備好了棺材。

劉明順50歲，陝西省山陽縣石佛寺鎮蛟溝村人，2022年4月8日去世。

2018年5月21日，陝西鎮安縣米糧鎮界河村，68歲的邱關蓮兩個兒子均死於塵肺病，麵對“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老人精神失常，滿山遍野呼喊兒子的乳名。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興建的這些水利設施





再說“水”。

毛澤東對水利的重視盡人皆知，毛澤東時代的水利成就也是有目共睹。《農業四十條》中就有一條專門談水利：興修水利，發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　　

從1956年起，在12年內，全國水利事業的發展，應當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為主，同時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築堤、打旱井、開渠、築圩、修水庫、興修蓄水排水的溝洫畦田台田係統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農業合作社負責，有計劃地盡可能大量地進行。通過這些工作，結合國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設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　　

內澇災害嚴重的地區，應該大力進行除澇排水、改造窪地的工程建設。　　

要求在12年內，把水田和水澆地的麵積，由1955年的3億9千多萬畝擴大到9億畝左右。灌溉設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況，分別提高到30天到50天；適宜發展雙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50天到70天，以保證收成。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關部門應當積極進行對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證水利部門所需要的必要資料。

這是這個綱要裏提到的目標。事實上，毛澤東時代，中國在水利設施建設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在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在整個世界史上也無與倫比！

毛澤東時代，共建成10萬立方以上的水庫8萬6千多座，10萬立方以下的塘壩640多萬口，總庫容4000多億立方！人工河渠總長300多萬公裏，配套機井220多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萬5千多公裏。

所有的大江小河都得到了治理。尤其是黃河，盡管被稱為中華民族母親河，但在曆史上它又是不折不扣的“害河”！三年兩決口！每一次決口都給沿岸的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

可是，黃河流到毛澤東時代後，它終於被治理得服服帖帖！這些驚人的數字是什麽概念？這就是“戰天鬥地”！這就是“改造山河”！

這意味著中國人在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裏就把“望天收”的中華大地基本建設成了旱澇保收的“流著奶與蜜的上帝應許之地”！

就說我們這地方，除了各個隊都修了幾口“當家塘”，還修了座水庫。這座水庫本來是計劃分兩期建成，一期建成後，水庫即可灌溉幾千畝稻田。二期如果按計劃建成，庫容是一期的100倍，管我們公社綽綽有餘！從水庫出發的抗旱溝修到了每個生產隊。

可是，單幹後，水庫就沒人管了，二期自然再無從談起。更讓人搖頭的是，現在水庫已完全成了私人發財的工具。歎！歎！還有，所有的抗旱溝也全都毀了。唉！　

毛澤東時代興建的這些水利設施，到現在都還是中國人的命根子！

現在，許多人回憶起那個火紅的年代就還激動不已。“戰天鬥地”、“改造山河”，中國人民煥發了從未有過的激情！釋放了前所未有的鬥誌！那一代人，真是拚啊！在農村，主要就是指興修水利和改良土壤。

[yongbing1993]

鄧小平重新工作後百倍瘋狂複仇




第四個問題，為什麽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生死搏鬥的突出表現，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修正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瘋狂反撲。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掛帥人物。一小撮階級敵人膽敢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製造反草命暴亂，就是因為有鄧小平在那裏掛帥，給他們撐腰。

大量事實充分證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鄧小平一手挑起來的。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權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鬥爭經驗，有綱領、有輿論、有組織、有部署地向黨發起全麵進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妖風，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

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黑旗一舉，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紛紛聚集在這麵黑旗下，亦步亦趨，緊密呼應。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麽：“春天來了，空氣新鮮，精神爽快”，把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光明路線”，爭當吹鼓手、馬前卒。

鄧小平大造反革命輿論，爭奪“思想陣地”，帶頭製造政治謠言；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拚命搖旗呐喊，為其篡黨奪權做輿論準備。鄧小平大叫“各方麵，問題都很嚴重”，“積重難返”，一再部署要“全麵整頓”；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鸚鵡學舌，大肆叫嚷各方麵問題“日久積年”，“不下重藥，恐難收效”，必須“大刀闊斧”，“改弦更張”。

鄧小平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一切為了四個現代化”的修正主義口號；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鄧小平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胡說什麽“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要打倒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所有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完全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是鄧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必然惡果。

大量事實還充分證明，鄧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集中地代表了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複辟願望；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暴亂的這夥反革命分子，就是鄧小平反革命複辟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讓我們剖析一下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被抓獲的都是些什麽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種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切齒痛恨。鄧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興高采烈，得意忘形。

鄧小平受到批判，他們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膽量和冒險精神”，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

有一個老子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的人，在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幾乎全家出動，東竄西跳：這個家夥拿著半導體喇叭，站在廣場紀念碑的台階上，聲嘶力竭地朗讀他自己寫的反動詩，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觀戰，他哥哥在一旁給他拍照、打氣，不斷叫好，煽動他“再來一遍！”“再來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組織的齊國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進群眾組織的壞頭頭，因思想反動，搞打砸搶，被拘留審查近兩年，一直懷恨在心。這次跑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串連，妄圖成立“全國罷工委員會”，狂叫要“占領電台”，“左右中央”，“把鄧小平抬出來”。

再一種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限製了資產階級法權，阻礙了這些人升宮發財、成名成家的道路，他們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諱地說，鄧小平搞物質刺激，白專道路，擴大三大差別，“能給自己的家庭和個人帶來好處”，可以“住上好房子，找個好工作”，在城市“過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著鄧小平當權，說，“隻有鄧小平上台，才有出頭之日”，還說什麽“不管什麽路線，隻要能提高工資，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

對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十分反感。他除了進行反革命串連外，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還連夜書寫五首題為《清明有感》的反動詩，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公然寫出“東風無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權”的反動詞句，惡毒地進行攻擊。

還有一個參加衝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營房的壞家夥，認為隻有鄧小平才重用象他父親那樣的“技術幹部”，鄧小平不垮台，他父親“還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頭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門廣場事件鬧得越大越好。

還有一種是受過打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的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有的是多次被關押的罪犯。他們唯恐無產階級的天下不亂，早就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又苦又澀”，“簡直無法忍受”，“咬著牙根活著”。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他們本能地感到給自己帶來了希望。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在鄧小平的身上，疼在他們心上。這些家夥反革命本性大發作，也跑到天安門廣場推波助瀾，趁火打劫。

前邊說的吉林的李廣德，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家夥四十歲，十三歲就開始犯罪，曾被判刑兩次，加刑一次，勞動教養一次，現在還戴著壞分子帽子。就是這樣一個壞分子，也跑到北京來搞反革命串連，在天安門廣場“大顯身手”。

再如，被開除黨籍的蛻化變質分子姬傳賢，四月四日糾集幾個人到中山公園，策劃成立什麽“工農兵反修紅旗兵團”，公然提出“取消階級，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號。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切反動階級要實行複辟，總要推舉他們的政治代表，作為他們的領袖和靠山。而反動階級的代襲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動綱領和路線，作為“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把一切反動勢力集合在這麵黑旗之下。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鄧小平的煽動，跟地主“還鄉團”一樣，又燒又打，瘋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有的還直接向鄧小平“上書”，獻計獻策，說什麽“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鄧小平“奮袂而起，登高而呼”，“組織起自己的人和他們幹”。

有的甚至狂叫“幹柴已備，待點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幹柴”，把鄧小平當作反革命邪火的“點燃者”，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出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後台和打手、主帥與嘍羅的密切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顯，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頭等大事，必須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鄧小平刮起右傾翻案風謠言四起






第三個問題，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樣有預謀、有組織、有計劃地搞起來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輿論，是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礎。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鄧小平刮起右傾翻案風，社會上謠言四起時，這夥反革命就與鄧小平一唱一合，緊密呼應，煽陰風、點鬼火，大造反革命輿論。他們喪心病狂地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中央領導同誌，造謠誹謗中央有什麽“老派”、“新派”，“溫和派”、“激進派”。

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和周總理逝世後，他們又製造所謂“總理遺言”，胡說什麽“批鄧就是反周總理”，妄圖製造混亂，扭轉批鄧的大方向。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謠言最凶的家夥。反革命政治謠言泛濫的單位，群眾思想混亂，批鄧就批不起來，壞人活動囂張，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幹得最凶。

他們無恥地吹捧鄧小平，為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大造輿論準備。當去年鄧小平大刮吉傾翻案風時，這些家夥就給他吹喇叭、抬轎子，認為隻有鄧小平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說出他們的心裏話。胡說什麽、“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他們預感到末日來臨，拚命頑抗，誣蔑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什麽“天驟變，烏雲布，起陰風”、“突如其來”，“爭權奪利”；攻擊批鄧是什麽“無端弄筆出誹言”，“用反複辟的口號搞複辟，以反倒退的名義搞倒退”，“是把老幹部打下去的信號”等等。

他們竭力為鄧小平辯護，胡說什麽“搞階級鬥爭阻礙生產的發展”，“抓不住老鼠的貓能是好貓嗎？”說鄧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斃”。有個反革命分子竟瘋狂叫囂說，他要是鄧小平的秘書，就要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下毒手。周總理逝世後，他們又散布鄧小平是什麽“黨政軍全拿得起來的唯一的人”，“當然的接班人”，還造謠說，鄧是周總理“提議的總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門廣場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妄想“對中央施加壓力”，“把鄧小平抬出來”當中國的納吉。

他們惡毒攻擊大好形勢，製造混亂，以便混水摸魚。用林賊《“５７１工程”紀要》中的惡毒語言，攻擊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是什麽“政局不穩”，“經濟搞得亂七八糟”。還誣蔑現在是什麽“山河變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巒暗，環宇竟哀鳴”，是什麽“風雨飄搖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動“有誌不如趁勢”，要“在這急風暴雨到來的時刻”充當“英雄”，要“不怕風險，不怕殺頭”，用“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亡命精神”，“大幹一場”。

他們還為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暴亂直接製造輿論，別有用心地進行反革命煽動。散布什麽“周總理逝世時悼念活動受到了限製，群眾的意誌沒表達出來”。公然叫囂到清明節“要用花圈表達出人民的意誌，有熱鬧可看”。在清明節前夕，他們大肆傳播所謂“總理遺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謠說“南京有幾十萬人上街示威”，“全國已經亂起來了”，胡說中央對南京事件“態度很軟”。還造謠廣州有人在大街上召開會議，指名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為製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輿論。

第二，組織上早就互相串聯，結成了幫夥。

在天安門廣場跳得最高，幹得最凶的，台前幕後都有一幫子人，已經查明的就有幾十夥，少者四、五人，多者幾十人。從初步調查的情況看，他們搞組織串聯，大體有以下集中情況：

一是策劃於秘室，搞“裴多芬俱樂部”，早已結成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與本單位的一些人結成同夥，經常在一起傳播反革命政治謠言。從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們一起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宣傳，並精心策劃在廠內貼出十八條反動標語，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誌。叫囂什麽“誓與黨內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陰謀家血戰到底”，策應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活動。他們還供認，陰謀搞四○火箭筒，伏擊紅旗牌轎車，對中央負責同誌下毒手。

一種是早就糾集一夥人，在天安門廣場又乘機擴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組織，打出所謂“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全國罷工委員會”“臨時造反委員會”“殺妖戰鬥隊”等旗號，發表《告全國人民書》，網羅黨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從今年一月開始，就搞反革命串聯，組織反革命小集團，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又積極物色對象，發展反革命組織，采取特務手段，規定聯絡暗語，建立單線聯係，炮製反動地下刊物《大眾報》。先後網羅幾十人像林彪的小艦隊一樣，開列了名單，劃分為骨幹、可靠和不可靠三類。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夥在紀念碑周圍貼出“首都人民悼念周總理委員會通知”，發表反革命演講，用半導體話筒聲嘶力竭地叫嚷“火燒得越旺越好”，帶頭指揮衝擊人民大會堂，還組織了五名所謂“談判代表”，侯玉良自命為“首席代表”，踩著警衛戰士和人民警察的頭衝進解放軍營房。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後，他們又訂立攻守同盟，轉移銷毀罪證，轉入地下，侯玉良與同夥總結三條“失敗的教訓”：一是沒有聯合起來，二是大學生沒有發動起來，三是沒有一個像樣的首領。還給同夥打氣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什麽“進軍的第一炮”，是解放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力量，“妄圖卷土重來”。

一種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聯。炮製反動詩詞、造謠攻擊中央領導同誌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鉉，今年一月到桂林參加四機部召開的業務會議時，與上海、河北、廣西、四川、貴陽、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廠的十五、六個技術人員串通一氣，傳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謠言，周忠鉉還和其中的五個人集體收聽敵台廣播，記錄敵台偽造的所謂“總理遺言”。回京後保持聯絡，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

一種是外地的壞人來京搞反革命串聯。吉林省勞改釋放的壞分子李廣德，三月二十日竄來北京與一內蒙來京的壞人王鐸勾結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個所謂上訪人員，從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連召開了五次黑會，密謀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所謂“呼籲書”“告上訪人員書”，叫囂到北京“不是來燒香的是來拆廟的”，“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廟，寧死不回頭”，煽動要組織起來，到中南海靜坐、絕食向中央施加壓力，衝擊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活動，也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就拿第一個在紀念碑貼出影射攻擊“悼詞”的反革命分子曹誌傑來說，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糾集同夥，密謀策劃，先後開了四次黑會，指定專人起草悼詞。三月底寫出悼詞之後，他看了嫌太平淡，“沒勁”，特意加上“披荊斬棘”“血戰到底”等影射攻擊的反動詞句。四月二日還到北大法律係進行煽動，遭到工農兵學員的駁斥，市總工會要他揭下反動悼詞，他堅持不揭，後來看形勢不妙，又私下對同夥說：“先退回來，等待時機以後再進攻”。

在天安門廣場猖狂表演的這夥反革命，幕後也大都有人煽風點火，出謀獻策，在天安門廣場用半導體話筒宣講反動詩《今日在何方》的那個反革命分子，早就嘔心瀝血地炮製了反動詩詞，並四處拉同夥，請軍師。有個宣傳部門的人為他寫的詩反複琢磨，一邊修改，一邊讚賞，並陪他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宣講，還有一個反革命分子為他的詩修改了三天，凡惡毒攻擊的字眼，都用紅筆劃出來，肉麻地寫道：“大作拜讀，構思巧奪可取，感情真摯，有激情”，並為他獻策說：“應寫得含蓄一點，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讓別人看得出來，又不能讓別人抓住，望君注意”。還有個家夥為他出謀劃策說，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絕不能承認攻擊中央的，因為你的詩從字麵上怎麽解釋都可以。

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鬧得最凶的單位，大都有領導人縱容支持，直至親自出馬，中國科學院１０９廠送四塊反動詩牌和花圈的活動，就是在某些領導人參加下精心策劃的，他們早在一月底就醞釀清明節送花圈，二月買紙作準備，三月中旬製定了花圈圖案，經某負責人批準製作，並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動詩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

他們一共做了四個花圈，兩個給周總理，一個給陳毅同誌，一個給楊開慧同誌，影射攻擊中央領導同誌。有一個家夥，在製作花圈的時候就說過：“準備被抓起來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們還專門開會研究送反動詩牌“走那一條路影響最大”，確定繞道走“外地人多，外國人多”的王府井，路過北京飯店送往廣場。

四月一日，該廠一些領導人親自坐車到天安門廣場窺測形勢，並抄錄反動詩詞，回去進行煽動。四月二日上午，這個廠的領導為了掩人耳目，還特意設計了一個所謂批鄧大會，會上隻有一個人發言，接著煽動組織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總指揮，從工廠所在地德勝門外祁家豁子出發，用四輛汽車在頭前開道，抬著花圈，舉著詩牌，招搖過市，到北京飯店門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鍾，以便讓外國人拍照，他們還指定專人把送反動詩牌的各種場麵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擴大反革命影響。還有一些單位也有類似情況。

[yongbing1993]

戳穿敵人陰謀號召群眾不要受騙






第二個問題，我們是怎樣同這夥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掃墓是個舊習慣，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革命群眾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據群眾的意見，曾向中央寫了報告，提出清明時不再進行掃墓活動，經周總理親自批示，中央批準，並在全市進行過工作。

今年清明節周總理逝世不久，廣大群眾懷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進行悼念活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階級敵人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蓄意進行反革命活動，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就不能不針鋒相對地同他們進行鬥爭。

怎樣進行鬥爭的呢？總的說來，敵人有個暴露的過程，我們也有個認識的過程，隻能根據當時情況的發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應的對策。大體做法是：

第一，各級黨委和領導同誌，深入基層，認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廣場上出現對中央領導同誌的影射攻擊以後，市委立即對敵人的動向進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開了緊急會議，發了緊急通知，要求各級領導認真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號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嚴防和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四月二日，傳達了中央處理南京政治事件的電話通知，戳穿了敵人的陰謀。經過工作，絕大多數單位和群眾，提高了認識，看出了“花圈背後有嚴重的階級鬥爭”，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頂住了這股反革命逆流，沒有受騙上當。有些原來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眾，就不做，不送了。這樣，不但孤立了敵人，也為後來的反擊，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二，統一部署指揮，密切掌握敵人的動向。這次反革命活動的主要特點，是利用群眾懷念周總理的心情，混雜在群眾中，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護。根據這種情況，及時掌握敵人的動態十分重要。

隻有這樣才能緊緊抓住戰機：揭露和打擊故人。但當時民兵、民警也不能公開出麵，維護廣場秩序，如果那樣做，就會使敵人的活動合法化，在客觀上起到支持故人的作用。為此，在市委領導下，組織了統一的指揮部，抽調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在現場分片包幹，隱蔽進行觀察，把階級敵人的一舉一動都掌握起來，為開展反擊做好行動上的準備。

第三，實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和專門機關相結合的方針，就地揭露和打擊敵人。三、四兩曰，敵人已經充分暴露，我們當即采取措施，給以迎頭痛擊。

一是依靠群眾，當場揭露批駁：二是盯住敵人，相機扭獲；三是現場取證，抓緊查獲；四是對出現的反動詩詞標語，當日除掉。在這幾天中，共獲取實物罪證二百多件，把幹得最凶的抓了幾十個，及時打擊了敵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給階級敵人繼續活動的場所。四日清明一過，就連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門廣場。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散布說，天安門事件是由於對花圈處理不當而引起的。

事實很清楚，五號以前敵人活動那麽猖狂，花圈並沒有移走嘛！那麽，清明已過，花圈如果還不移走，又意味著什麽呢？那不是等於縱容、支持敵人繼續搞反革命活動嗎！

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對這夥反革命暴徒，並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問題，他們為了搞反革命暴亂，總是要製造各種借口的。

第五，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全麵展開反擊。在三、四兩日，敵人遭到打擊後，到了五日，這幫家夥的猙獰麵目更加暴露無遺。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斷然措施，進行反擊。

對反革命，對打、砸、搶者，堅決實行鎮壓。當時，在天安門廣場聚集有十來萬人，絕大多數是過路圍觀的群眾，一部分是受蒙騙的，搞反革命活動的隻是少教。

在這種情況下，既不能打亂仗，傷害群眾；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為了把大多數群眾與一小撮壞人分開，吳德同誌在下午六點半發表了廣播講話，明確指出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質，戳穿敵人的陰謀，號召群眾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騙上當。

大多數群眾聽到講話就立即離開了。當好人壞人大體分清以後，市委一聲令下，五萬名嚴陣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衛木棒，浩浩蕩蕩地開進天安門廣場，頓時士氣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繼續在廣場負隅頑抗的二百多個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團團圍住，隔離開來，進行審查。這夥猖獗一時的壞蛋，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階級敵人的虛弱本質。

廣大人民群眾對首都工人民兵的反擊拍手稱快，連聲稱讚：好！好！好！

[yongbing1993]

反擊走資派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





姚文元在日記中記載說：

“下午二時，政治局緊急開會，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動，反革命暴動事件，打了解放軍燒了汽車，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眾，並且衝到人民大會堂東門。

一批人在紀念碑進行反革命煽動，號召成立反革命組織，以“悼念”總理為名，猖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鄧小平上台，喊“總理萬歲！”

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陰謀越來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鄧小平主持工作是他們“決定性勝利”。聽了這個情況，我提出此事已帶有反革命政變性質，要立即采取措施，開短會，不要多議。當即決定：由吳德發表講話，指出這是反革命性質事件，號召群眾離開廣場，然後立即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其骨幹分子，予以有力打擊。

三時散會，我先到人民大會堂廳外，看見了廣場全景，四大批人擁來擁去，兩堆火還在曆史博物館外燃燒。我即請政治局同誌都上來看一看，在江西廳，大家都來了。這是觸目驚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壞蛋始終不動，誰去反對就打誰，另有一夥人進行反革命演說，送花圈、貼傳單。外麵有好幾萬人，流來流去。再外麵有一批騎腳踏車的人飛快地來回巡邏，看來是通風報信的。還有不少小汽車，有不少是部隊的。不一會，解放軍營房的小樓著火了，又一輛車著火了，火光熊熊，黑煙衝天。於是，看見樓上把被子、床單、衣服、書箱、紙張一批一批地從窗口擲了出來，擲到火中去燒。救火車無法接近。

望遠鏡中，看見有一個家夥爬上紀念碑放了一個大花圈，用繩子把它圍起來。政治局同誌看到這一切，無不仇恨滿腔，階級鬥爭是這樣尖銳，這已經是武裝暴亂性質了！

大喇叭還不響，我們很急，一再查問。華國鋒要求王洪文、張春橋、我留下來處理。我同意。終於，在六時二十五分，人民廣場的大喇叭一響，立即看見廣場上的大多數人潮水一樣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時，廣場上人已大為減少，看熱鬧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來越暴露在麵前。

九點二十五分，民兵開始行動。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無產階級專政威力下迅速被擊潰。帶著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廣場，從南北兩方麵加以包圍，敵人徹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開會聽匯報。戰果輝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還留下一百多人，突擊審查。”晚上六點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吳德奉命發表廣播講話：

“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省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戮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於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令攻，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功，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一小時後人潮散盡。九點半，一萬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清場，沒有任何槍刀武器。現場被捕關押38人，整個事件前前後後總共被捕388人，沒有一個死亡。

4月6日淩晨政治局聽取了公安部、民兵、衛戍區的報告後，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動”，認為是“反革命暴亂事件”，“今天取得了勝利，但教訓太深了”，應“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會議提出要將這次事件“盡快通報全國”，並給予公開報道。毛遠新於淩晨3時向毛澤東書麵匯報，其中說：

“告類演說、詩詞、悼詞、小字報、傳單、字條、口號都集中攻擊毛主席，就是不批鄧(有的公開擁護鄧)”，“內容既惡毒又隱晦，是白頭發的人編寫的”。“再一個特點是法西斯，不顧後果，瘋狂已極，殺人、放火無所不為(不是搶救得快，很多入會被打死)，連提出不同息見的看熱鬧的群眾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下群魔亂舞，是曆史上沒有的。

“估計敵人會準備明暗兩手，要防止他們搞暗殺、破壞活動，他們什麽都幹得出來的。”

毛遠新的報告結尾說：

“市委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明天人民日報要發社論，組織全市人民學習，批鄧，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

“國鋒同誌最後歸納了大家的意見，並建議由北京市立即把這兩天的情況、性質、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寫個材料，中央盡快通報全園，今天的事必然會傳到全國，敵人會進一步造謠，製造混亂，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況有所準備是不行的。“大家認為盡快向全國通報很有必要，起草後送主席。”毛澤東於11時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澤東住地，當麵向他報告處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經過。張玉鳳回憶：“她走到主席床前，對主席說：‘我來這以前，特意到天安門廣場繞了一圈，一路上硝煙彌漫，一夥人燒房子，燒汽車。這是以死人壓活人，鄧小平是他們的總後台，我要控訴。我建議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主席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4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擇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7日上午8：05，毛遠新根據姚文元的“天安門事件現場報道”，向毛澤東匯報了“天安門事件”的進展情況和處理意見。“現場報道”說天安門事件“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毛澤東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他主張公開發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表示：“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九號文件）：“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十號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葉劍英、鄧小平、蘇振華未參加會議。

當晚8點，廣播電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對鄧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級，“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幾乎衝擊所有領域。

4月8日，北京舉行超過百萬人的慶祝粉碎四五反革命遊行。同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信。在信中，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表示：第一，擁護華國鋒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第二，對繼續保留他的黨籍表示感謝。

4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天文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麽?》一文，把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說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從清華少數人的誣告信，到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階級根源，其源蓋出於鄧小平”。

事實證明：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成功後對四人幫和毛遠新吳德等實行嚴酷的報複致四人幫於死地，毛遠新被打殘。又將《四五》翻案。充分說明走資派鄧小平做賊心虛心狠手毒。

這就是階級鬥爭。

[yongbing1993]

走資派流行洋奴病軟骨病變態病

　　




現在這個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走資派特色社會流行洋奴病、軟骨病、變態病，有人在一個流氓身上找到了優點，進而說蔣介石根本沒有惡習，於是稱流氓是反對流氓的人反倒成為惡棍，這就是他們的是非觀，這就是走資派右派們膜拜的邏輯！

例如在走資派特色社會裏，有殘留在大陸的國民黨及走資派右派們說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期間是“英勇抗戰”的，是保衛了中華民國的國家和人民的，這是徹頭徹尾的天大的笑話。

由於蔣介石的國民黨的民國政府，在抗日戰爭中進行了一部分的抗戰，蔣介石也沒有如汪精衛一樣公開向日本投降，所以有一些走資派右派們不斷列舉出一大堆的蔣介石的“了不起的戰績”？事實上是有一大批的國軍將領和士兵有抗日精神，卻窩窩囊囊被蔣介石作了“撐死老母豬的豆腐渣”的抗日軍人，如今拿來說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是如何了不起，而受了“不公正“對待。但是麵對事實，綜觀全局，這個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在抗戰中，僅僅做了他們該做的十之二三，做了他們不該做的十之七八，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這是一個腐敗、反動、無能、罪惡，根本不能保衛國家和人民的政府。

現在這個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走資派特色社會流行洋奴病、軟骨病、變態病，有人在一個流氓身上找到了優點，進而說蔣介石根本沒有惡習，於是稱流氓是反對流氓的人反倒成為惡棍，這就是他們的是非觀，這就是走資派右派們膜拜的邏輯！

前幾年，走資派特色社會中有人說解放前上海外灘那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是解放後中國共產黨為教育人民編造的，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發生地的上海《報刊文摘》都登了！一時間，許多人善良的人民陷入懷疑，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當年親眼所見的曆史見證人站出來揭穿了這個謊言。這件事從另一麵說明，真正編造的謊言的家夥已經無知、無恥、無賴到什麽程度，《報刊文摘》發稿的那個家夥糊塗到什麽程度！

日本入侵是中華民族麵臨的最深重的危機和災難。當時的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在軍事上消極避戰，一次次下令不抵抗，貽誤時機。戰術上無能、愚蠢，沒有任何有效的戰術可言，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政府抗戰中從頭到尾的軍事行動，隻有令人憤怒和傷心的兩個字“會戰”，拚光、耗光算數，幾乎沒有取得過任何戰略上的主動。在軍事力量處於劣勢、戰鬥力不如敵人的情況下，一而再，再而三隻會“會戰”，日寇真是求之不得。 戰爭前沒有準備和防備，開戰後沒有能力禦敵。一個堂堂的中華國民，東北成立滿洲國，華北自治，全部沿海讓敵人占據了，敵寇深入到湖南、湖北、雲南、山西那樣的腹地。如果不是世界形勢的變化，重慶失陷那是遲早的事，日本將繼續攻陷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人民活在刀山火海、水深火熱之中，任何人間慘劇都在中國老百姓身上發生著。

蔣介石在政治上根本談不上發動人民，依靠人民，維護人民。一個抗戰卻要靠“抓壯丁”來征集兵員的政府不知道它為誰去抗戰，抗戰又為了什麽？在這個“抓壯丁”過程中，國民政府虐殺過多少壯丁，又有多少個家庭遭受比鬼子加害更大的苦痛！ 花園口黃河決堤放水，南京不適當抵抗後又倉促棄城，長沙放火燒城阻敵，一件件，一樁樁，根本不考慮戰爭是否一定需要，根本不顧及人民的死活，帶給人民的痛苦比日寇尤甚，這樣抗戰有什麽意義可言，充分說明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的凶殘、流氓、愚蠢本性。還有，中國在有蔣介石的年代，兵和匪到底有什麽區別，中國的人民是分不清楚的嗎？

蔣介石雖然沒有投降應該肯定，但他絕不是一個誓死捍衛國家的人，蔣會不會成為第二個汪精衛，當時始終讓人擔心。蔣介石說，“寧讓國於日本人，也不能讓國於共產黨。讓國於日本，我們還能活；讓國於共產黨，隻能死無葬身之地”（大意）。

日本對付開展敵後遊擊戰的中國共產黨（他們隻有那麽大本錢）是“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從反麵說明共產黨抗戰的堅決和頑強，鬼子“掃蕩”從來都是集中大量兵力對方區區幾個遊擊隊，而和國民政府的正規軍“會戰”，一般用兵都明顯少於對手。

中國共產黨遊擊區發生的是殊死拚殺，鬼子沒有一天安寧，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抗戰要麽望風而逃，實在沒辦法也是打一仗、拚一下完事，不管是勝是敗，打完那裏就是日寇的天下，留下的１００多萬國民黨軍隊全部成為“和平軍”、“皇協軍”、日偽軍之類的漢奸部隊。

日本鬼子戰敗，日本、蔣介石都不怎麽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裏的，但是中國的共產黨做了與他們的能力相稱，甚至遠遠超過他們能力的事。中國共產黨沒有槍、沒有炮，在日本、漢奸、蔣介石的四麵包圍中，在幾乎沒有任何外來援助下，在窮鄉僻壤頑強地進行了他們無愧與民族的戰鬥，在華70%以上的鬼子居然是在和共產黨作戰！

中國共產黨此後的抗美援朝戰爭，同樣是為了抵抗外敵，不過這次毛澤東不等對手打過來，已經主動先拔出了拳頭。

美國人終於知道，原來日本兵的戰鬥力比起誌願軍來，算不了什麽，中國人並不全部是豆腐渣。

而中國抗戰中，區區幾個日本兵，就會使一大群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的軍隊驚慌失措。（遲浩田老家那個縣，不過一個班的鬼子，一挺機關槍，全縣官兵、百姓驚恐萬狀大逃難）。

同時也使日本明白，如果當年指揮全中國抗戰的是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他們會是什麽樣的下場！

抗美援朝戰爭是蔣介石的鏡子，和蔣介石比起來，毛澤東和對手的差距不知更要差多少？？

毛澤東麵對的是最不可一世的美國！

蔣介石當年有個援緬抗日遠征軍，“號稱機械化”，當初好不威武，但是落花流水、喪師辱國收場（所以戴安瀾悲壯倒是悲壯，包括張自忠，是夠窩囊的！）。

抗美援朝戰爭是毛澤東的遠征軍，結果是蔣介石做夢也不敢想到的！

毛澤東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禦敵於國門之外。

新中國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為強國，但是任何強敵有誰膽敢象對待蔣介石一樣對待新中國？

越南戰爭期間，中國警告美國，你們不能越過北緯17度線，這上一個弱國對於強國的警告，美國人敢了嗎？

偉大的毛澤東深知，一個仍處於弱小地位的國家，和平絕對不是委曲求全得來的，毛澤東的口號和行動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當年身為中國畫家第一人的徐悲鴻，偉大的愛國者，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用自己畫筆表達對祖國的無限深情，但是堅決不給蔣委員長大人畫半張像，他畫的《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無拘無束的《馬》，那是亢奮而痛苦的。新中國一成立，他多次主動為毛澤東畫像，這絕不是偶然的。 張樂平作為漫畫家，拿起自己的畫筆參加國軍抗戰，一路上畫抗戰宣傳畫，但是他到頭來畫出了《三毛從軍記》，無情諷刺、挖苦國軍抗戰，後來更畫什麽《三毛流浪記》，極端和蔣委員長以及他代表的那個政府過不去！ 徐悲鴻、張樂平難道僅僅是代表了他們個人？

1948年，抗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國民政府自己的電影，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他們拍攝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曾經是中國上座率最高的電影----前方吃緊，傷師失地，後方緊吃，醉生夢死，那就是國民政府抗戰的真實寫照。為什麽當時的電影院無數的人失聲痛哭，難道僅僅為孤兒寡母流淚，可憐我中華那麽多熱血兒女！

如果中國再遭遇強敵入侵，如果還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那樣的“英勇抗戰”，那中華民族真是遇到了“萬年大幸”。全世界的人中，到時強盜分外高興；全體中國人中，到時隻有漢奸們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