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鄧小平的《謊言總公司》

走資派鄧小平的《謊言總公司》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一，走資派鄧小平“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麽也不是。沒有華國鋒，鄧小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盡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夥同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革中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二，《四人幫是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是走資派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線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麽？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誌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著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三，《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四，《走資派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麽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

《謊言》五，《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走資派鄧小平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製；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六，《文革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七，《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係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八，《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麽，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麽”。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麽”。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樸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麵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麽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隻要還存在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九，《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十，《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

鄧小平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說：“華國鋒隻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

[yongbing1993]

資本主義製度下會有《文革》嗎






走資派牛鬼蛇神豈能懂《文革》？一些不懂《文革》的總喜歡拿《文革》來說事，見到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時總說《文革》來了，真是有點如馬戶又鳥們不知自己有幾斤幾兩？在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社會製度下會有《文革》發生嗎？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罷工，或各種群眾運動，或各種學生運動都是對剝削壓迫的反抗，以爭取自身的利益。這種群眾運動或學生運動自馬克思主義的共運之後就己成為常態。這不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革》。

又有一些資產階級的磚家叫獸右派走資派牛鬼蛇神們，站在資產階級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能懂得《文革》嗎？例如資本家馬雲說“996“是打工人的“福報“，然而大多數的打工人應該是不認可的。又例如香港的“國安法“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和大多數的港民來講是認可並執行遵守的。但還是有少數港人反對，更有趣的是加拿大聯邦國會反對黨華人麵孔的議員，舉著反香港的“國安法“的牌子領著幾個不知道是不是文革漏網的牛鬼蛇神在遊街反對香港的“國安法“。台灣的什麽群眾運動更是扯不什麽《文革重演》了？美國的黑命貴更不是《文革》。近期的西方世界各大學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以《支持加沙人民被滅絕反戰》為主，跟新中國毛澤東的《文革》根本扯不上半點關係。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經過正反麵檢驗過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現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隻有明白了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梳理了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揭示出這個理論的本質內涵，弄通了這個理論，才能提綱挈領，入木三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

研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出發，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為參照，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對立統一規律，以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為依據，深入剖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取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的方式，通過對繼續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對繼續革命的係統認識，構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一步闡明這個理論在毛澤東中國革命理論體係中的重要地位。

階級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奠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後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在否定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是從鏟除這個基石做起的。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存在的提法，繼而走資派特色政府堅持否定階級鬥爭不存在一直至今。

有人說，從馬列主義以生產資料來劃分階級的標準來分析，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建立起來了，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並不具備進行革命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因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事實上果真如此嗎? 當然不是。那麽，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為什麽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呢?

從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這裏所講的階級鬥爭，不是從經濟範疇說的，而是從政治思想範疇來講的，也就是說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產資料來作為階級劃分標準的。毛澤東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如果不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一旦條件適宜，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隨時會變成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也就複辟了。存在於每個人頭腦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機會主義，精致的利己主義泛濫成災。走資派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充分證明了，看今天的走資派治理下的中國社會現狀不就是最好的反麵教員嗎。

那麽，這個階級劃分標準的變化，到底是對馬列主義階級劃分標準的發展還是背離呢? 用走資派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的實踐正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資本主義在蘇聯東歐地區的複辟就是有力的證明。走資派鄧小平篡權改革開放後立即將文革被否定以後，中國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大麵積破產，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的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資本家地主階級的崛起，也可以為此提供十足的驗證。

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的血淋淋的階級鬥爭，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從實踐上證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變成了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新生了千千萬萬個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豪資本家階級，或者私有化掌握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的資本家出現後，官商勾結貪汙腐化還要為資本家鳴鑼開道的走資派官員。而《文革》就是針對走資派和資本家的。要研究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要弄清楚為什麽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階級矛盾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社會製度的主要矛盾。如果這個問題搞不清楚，那麽繼續革命的理論就失去了立論的依據，如同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一樣，隨時有坍塌的危險。所以說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是不存在《文革》會發生的。因為《文革》是批判走資派，資本家和牛鬼蛇神，自私自利，機會主義和利己主義的。

這裏還要解釋清楚繼續革命發生的原因。到底為什麽要發生繼續革命呢? 不同的階級，站在不同的立場上，運用不同的認識工具，就會做出不同的回答。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分析，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運動是繼續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矛盾是繼續革命發生的主要原因，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是繼續革命發生的直接原因。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具體表現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製度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的鬥爭上。

這三個原因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係。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基本矛盾決定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三條總路線就是為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問題提出來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問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是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問題。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是黨內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問題上存在分歧的反映。由於這個原因問題極為重要，是繼續革命的立論基礎，需要論述的篇幅較大，因而筒單列出來，作為今後進行具體論述。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從繼續革命的原因開始，梳理出了繼續革命的十二個要點，這就是：原因，性質，本質，實質，目標，任務，對象，動力，目的，方法，後盾，前途。通過對這些要點的剖析和論述，勾畫了繼續革命的理論概況，使人們對繼續革命的理論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有三個裏程碑。馬克思主義是第一個裏程碑，列寧主義是第二個裏程碑。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裏程碑的地位。這是因為毛澤東在這個理論中解決了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等一係列問題。這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不僅第一次從理論上進行了係統地論證，而且還付諸於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的緣故。所以，不懂馬列毛主義的瞎亂叫，文革又來了是不存在的。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為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時才發生。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繼續革命的理論正確與否，最終還是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夠得到證明。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正確性，不僅表現在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係進行分析和論證的時候，更重要的還是表現在被實踐所證明了的時候。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僅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麵檢驗，也經過了文革被走資派鄧小平否定後的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的反麵檢驗。如果把繼續革命的理論比作燧石，那麽這正反兩方麵的實踐檢驗就如同為辨別真假去撞擊燧石一樣，燧石被撞擊後發出的燦爛光芒證明了繼續革命的理論顛撲不破，照耀著共產黨人沿著社會主義大道奔前方。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亙古未有，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論述精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最新成果。勞動人民對這個理論的研究和解讀和認識更加接近真理，使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真正成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自己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

[yongbing1993]

思想與政治教育都是不能分開的





思想教育與政治教育從來都是不能分開的。

把國民培養成為一個什麽樣的人，這是美國對國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標和要求。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搞的是市場經濟，而且是一種發展到成熟的、很高階段的市場經濟。政府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為榨取、獲得最大利潤，為資本主義製度的鞏固和發展服務的。

美國政府並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互相聯係的重要性而不是分開。

美國政府是十分注重對國民普遍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認為是政府行為的重要部分。

在曆屆政府的施政綱領中，教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布什擔任總統時，就製定過《2000年，教育戰略》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規定了教育的核心課程有5門：英語、數學、自然、 曆史、地理。要求曆史、地理是必須合格，才能取得學分，才能畢業。如 曆史上課時可稱"抗美援朝"嗎? 地理課上講如何從墨西哥霸占上地嗎?

在美國一向都是把曆史、地理做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對學生、對國民進行教育的。可見他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注重程度。

美國政府還把履行國民權利與責任做為重要的教育內容，教育學生和國民具有履行國民的權利和責任所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不會講八小時工作製如何來的。五一勞動節為什麽改為九月份。等等

克林頓上台，也同樣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樣製定了《2000年目標：美國教育法》，內容與布什的《2000年：教育戰略》差不多。

由於美國政府的官方傳媒對共運、馬列、共產黨、社會主義等的惡意宣傳，總是把新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誣蔑為“洗腦筋”，用以惡毒地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專製極權國家。

因此美國人又彧是美奴才們都說到“你們中國人就好洗腦筋”。其實“‘洗腦筋’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美國也同樣重視對人們進行‘洗腦筋’，不僅要對本國人‘洗腦筋’，還不遺餘力地要對全世界的人進行‘洗腦筋’”。

在美國的大學裏，通常都開設有“綜合教育”或叫“通識教育”的課程。開設有《職業與文明》的課程。課程的目標明確規定為“保持與擴大美國社會必須的倫理和社會價值。”

美國政府的目標下宣揚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宣揚美國社會製度的優越性。

美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從來就十分明確

美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以人利己為中心，圍繞著培養什麽樣的人利己為目標。

美國為了培養適應資本主義製度的人，他們一麵極力宣揚、推行資產階級一套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麵則極力詆毀不同於他們價值觀的思想體係。

美國政府和一些政客尤其對穆斯林文化和東方文化最仇視、最反感的。他們時時宣傳穆斯林文化和東方文化對他們的威脅，在國民中製造各種各樣的誣蔑穆斯林文化和東方文化的奇談怪論。

美國電視事業很發達，電視頻道中，就專門設有曆史頻道，天天通過電視，生動地向人民進行曆史教育，教育人民不忘過去，牢記曆史的經驗教訓。

美國還注意從社會學、心理學、曆史學、人類學各門學科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加強對國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了培養適應資本主義製度的人，他們一麵極力宣揚、推行資產階級一套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麵則極力詆毀不同於他們價值觀的思想體係。

美國小學高年級（五、六年級）的史地課教學和作業，有一課主要講美國對西部的開發，講了開發西部艱苦、死亡、流血的曆程，課後就讓學生畫向西開發移民的路線圖，沿途所遭受的艱難困苦和流血犧牲的場麵，讓學生到圖書館自找有關資料，畫成各種圖畫，在班上展覽。有的曆史事件曾是發生在附近的地方，就帶學生去參觀。讓學生上了一堂非常生動的課，理解了西部開發的艱苦曆史，理解了今日繁榮來之不易，是奮鬥、流血的結果，理解了今日的繁榮而感到國家的可愛，民族的自豪，愛國之情油然而生。

[yongbing1993]

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誌

江青和我

把王、關隔離後，我實際上也已經無所作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煩，弄得別人反感，所以有些會議我都不去參加。可是張春橋對我說，你錯了，越是這種時候你越是要出來亮相，這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開打倒王、關的會議我沒去參加。馬上外麵就貼出標語：打倒王、關、戚。所以第二次會議我去參加了，外麵的標語就沒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後一次中央文革會議我都去參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國慶前回到北京的。當時中央文革會議上分工由張春橋寫林彪的國慶講話；姚文元寫國慶社論；我整理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我因為參加過編毛選，對主席的講話風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報上登載的主席講話拿來匯總。

主席講話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出要“大聯合”。方針改變了，像上海那樣的以一派壓倒另一派的奪權模式不行了。武漢模式更不行，那是軍隊出來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視察以後，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聯合”。各派都要參加掌權。主席提出的這個模式實際上是個戰略大轉變。我在整理的時候就強調了這一點，突出了這一點。因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麽大決心打倒王力、關鋒，就是要實現這個思想。主席對我的整理的東西很滿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劃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沒作什麽改動，就拿去發表了。

張春橋起草的林彪國慶講話中本來引述的毛主席的話是，批修鬥私。我看了覺得改為鬥私批修比較好。因為我想革命總是先內而外，從邏輯上講，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們看了都覺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說好。所以就改成了“要鬥私批修”。

我給主席寫了個檢討，我說,雖然王力的講話、關鋒的文章我都沒有參與。但是我在思想上實際是跟他們一致的，對主席的指示沒有很好地去領會，幹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錯誤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寫在我給主席的檢討上，由徐業夫直接交給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寫:

已閱，

退戚本禹同誌。

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誌。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給總理江青他們匯報了，當場還一起討論了如何落實主席的批示。他們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關鋒作個傳達。我就問總理，是我一個人去告訴他們，還是誰跟我一起去？總理說，讓春橋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橋一起向他們作了傳達，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因為主席稱我們是同誌，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後，主席在批的文件裏稱陳再道是同誌，那陳再道的待遇馬上就不一樣了，房間和警衛馬上都換了，沒有原來軟禁的樣子了。主席給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發下去的，可總理也沒讓印發。而且我看出，總理對這事並不起勁。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後，我就聽到有人說,，隻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陳毅說，不拿掉戚本禹，黨心不穩，軍心不穩，民心不穩。可見我們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湊巧，還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這個時候，連續發生了幾次所謂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實，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跟我們談了她的曆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會議室(釣魚台十六號樓)講的。文革小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們都坐在江青的對麵，穆欣坐在江青的後麵，他當場作了記錄。談了有三、四個小時。

江青說，你們老聽了那麽多關於我的事情，你們也不清楚，你們又不好來問我。那我就把我的曆史全都跟你們講了吧。請你們審查。

她說，唐納這個人其實還不錯，是個進步人士。但他的缺點是太小器，很軟弱，膽又小，不像個革命者。那時他在演藝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指著我和姚文元說，就跟你們現在一樣。他要說那個那個戲好，那個戲就叫座；他說那個戲不好，大家就都說那個戲不好。他要捧那個演員，那個演員就馬上走紅。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納就是拚著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戀愛的時候對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順的。但是她說，唐納比起俞啟威來那簡直是差得太多了。當時我們就很坦率地問，那你為什麽不嫁給俞啟威呢？她說，是俞啟威的家裏反對。他那個家族是非常嚴格的，娶的都是大戶人家，你一個戲子根本就進不了門。她說，俞啟威那個時候也軟弱。不過那時他才是二十多歲的學生，也根本沒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隻能考慮嫁給唐納。可是,結婚後就不一樣了，限製她這個，限製她那個的，不讓她和別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屬品了。這個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時受娜拉這部戲的影響很大，她在台上演過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過她說，唐納這個人還是很單純的，不複雜。盡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並不亂搞的。但對待家庭，他還完全是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離婚了。這件事當時就鬧得沸沸揚揚了。和唐納離婚，對她的打擊很大。她說那時她覺得前途茫茫，組織關係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啟威了。她說她總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種時候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而且他的幫助完全是無私的。還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島的同學，也對她幫助很大，像哥哥一樣的保護著她。那時有好多人就想趁虛而人，來占她便宜。江青說，我一眼就看出他們是動機不良的。所以想方設法地拒絕他們。可這些人達不到目的，就到處去散步流言蜚語，造她的謠。這些人當時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說她最難忘的還是和俞啟威的初戀。俞啟威是她的導師，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見了毛主席之後，她就認定，這輩子就跟定這個人了。

我當時確實是有為江青寫一個傳記的想法的。我覺得她的經曆完全稱得上是中國革命女性的典範的，哪裏會想去整什麽”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當時有人提出要開放圖書館，文藝組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連圖書館都不開放不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了這個報告。但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北京圖書館開放後，有人在裏麵去找舊報紙，看到了有關於江青的內容。反映到我這裏來了，我就叫文藝組的人去把這些東西收了封存起來。圖書館裏有個從空軍政治部轉業的把這事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就報告給了葉群。在一次會議結束時，其他人都走了，葉群叫我留下來，當著我的麵把這件事跟江青報告了。總理也在。我說，有這事，是我叫文藝組的人去收起來封存的，以免擴散。江青很不高興地說，有什麽好擴散的，我有什麽事情可以擴散的。事後，張春橋跟我說，你現在應該把事情推給下麵，說是文藝組幹的，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我說，不行，是我同意讓文藝組去封材料的。張春橋說，你先要保護好你自己，這樣你將來還有機會給他們說話。你不這麽說，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們都要受到審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將來還有誰出來給他們說話呢。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說的。可我這個人就是缺心眼，我想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現在我推給了他們，那他們受到的處分就會更重。所以我還是堅持承認，這事他們向我報告過，是經過我同意的。後來我也這麽跟總理說的。總理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合理的，就說，那我來寫個報告，把這批材料燒了。並且通知北京圖書館注銷登記號。總理親自簽了字。這批材料就由謝富治的公安部負責拿去燒了。

無獨有偶，稍後一點時間，上海市革委會派專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關於江青的舊報紙送到北京來交給我，讓我來處理。因為我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代理主任。可他們一麵又去和江青說了，說他們把他們查到的一批誣蔑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裏了。這個他們卻沒跟我講。我打開材料一看，也就是當時國民黨報紙造的一些謠言和一些攻擊的話，說什麽一丈青(指江青)嫁給了宋江(指毛澤東)，成了壓寨夫人。我當時覺得很難辦。交給主席吧，你怎麽能拿那麽點小事去幹擾他；交給總理沒那可能錯誤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給江青，因為這不符合組織的原則。其實我當時確實是有點教條。上海為什麽不把材料直接送給江青，因為它也講組織原則，所以要交給我，可它一麵又去和江青說了這事，也不告訴我。江青等了幾天，看我沒跟她說這事，就自己找到我辦公室來，問我是怎麽回事。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懷疑我是不是為了想給自己留條後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將來可以賣身投靠別人。後來張春橋私底下跟我說，我們已經是都綁在一起了的，你不把這些材料交給江青，那是不對的。後來這件事情還是總理來處理的。我把過程跟總理一講。他一聽就懂了，知道是怎麽回事。他也讓謝富治他們拿去燒了。

真是事不過三啊。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又是關鋒的秘書，後來江青要找個秘書，我就把閻長貴推薦給她。他不知錯了什麽勁，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一個叫江倩的寫的信給了江青。江倩(中國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舊社會的一個電影演員，參加過軍統。文革時挨群眾批鬥。她就寫信給江青，要江青救她。閻長貴拿了信，我估計他也沒怎麽好好看，就寫了個條，說現在有人冒稱江青，還說是曾經參加過軍統。說這是敵人的造謠，應該讓公安部來處理。然後就把信和條子送給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氣衝衝地跑到我辦公室裏，把信和閻長貴寫的條子往我桌上一摔。問我到底想搞什麽名堂，你前麵弄我的黑材料，現在你又和閻長貴合在一起來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為我經常處理群眾來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裏的內容。我說，人家根本沒說江青參加過軍統，是說自己(江倩)曆史上參加過軍統，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舊社會當過演員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說，江青這個名字是你去延安時才取的，你在當演員時還沒有江青這個名字，怎麽會說是江青參加過軍統呢。可那時江青已經聽不進去了，因為她對閻長貴寫的那個條子已經是先入為主了，認為我們是故意用找人寫信的方法來陷害她。這件事，連總理也幫不上忙了。直到我從秦城出來，碰到閻長貴的時候，他還弄不清楚，說那人是誣蔑江青參加過軍統的。我說你胡說八道，人家明明是說自己參加過軍統，哪裏說過江青參加過軍統了。你把那麽重要的兩件事情搞混在一起來，你坐牢是活該，可害得我也坐了那麽多年的牢。

這事發生以後，就規定我不能離開釣魚台的辦公室。這期間，江青還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好像叫“黑桃皇後”，是普希金寫的，說一個有野心的青年因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結果被殺死了。看完了電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麽，再見了。我心裏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抓閻長貴之前，江青也請他看了場電影，叫《一仆二主》。懷疑他一邊做她的秘書，一邊還受命於他人，她認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邊的人。過來幾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準，就宣布我“請假檢討”。汪東興就把我銬在釣魚台的一個房間裏。那年春節過後，王關戚一起都被送進了秦城監獄。

與我被捕的同時，文革的快報組被解散，文革辦公室和中南海秘書室的許多人也都被隔離審查。汪東興把他們都說成是田家英的餘黨。

在我被抓後的那段時間，連張春橋、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顧慮的，因為好多事情我們都是聯著一起做的。所以他們都一直不說話，籍以自保。主席也長期不講話。

紅旗雜誌從1968年第一期，還是我拉著姚文元一起簽字後給陳伯達，陳伯達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紅旗的副總編)，這以後紅旗就停刊了好幾期。直到毛主席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他們才找到了宣傳的綱要。

[yongbing1993]

因循守舊愚昧無知《自由貿易》







列寧：我們已經移動了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頑固堅持《自由貿易》、堅持把勞動力當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自由”買賣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始動搖並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見，那種一成不變、世代相傳的落後習慣。

列寧：隻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塊基地來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共同勞動的紀律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個國民經濟(進而是國際經濟)的新製度。

列寧：這是改變多少年來被敗壞的風俗的事情，而敗壞風俗的，正是萬惡的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由小個體經濟即私有者經濟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必然產生(並且經常重新複活)的那種勾心鬥角、互不信任、互相敵視、各行其是、爾虞我詐等等惡劣風氣。

列寧：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的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產階級宣布並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

郝貴生：“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嗎?

作者：郝貴生

——三評“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實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討論，而是在權力意誌支配下，全國黨、政、軍及思想理論界一窩風的跟風運動)後，在所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口號之下，開始了某大人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中“解放思想”的行為，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從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科學結論中解放出來，也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解放出來。這位大人在南巡講話中為提出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時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裏關鍵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本質究竟是什麽?“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究竟什麽關係?

我們首先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概念講起。

一是“商品”概念。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商品是用來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不是人類社會永恒的現象，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私有製和私有觀念產生之後出現的經濟現象。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存在商品經濟，但不是社會的主導。封建社會從總體上是自給自足的社會。馬克思概括商品交換的公式是W-G-W。這裏的商品W完全是勞動的產品。

二是“資本”概念。伴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經濟逐漸取代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在存在W-G-W的同時，也出現了另外一種交換公式即G-W-G'。前一個公式G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而第二個公式中的G就是“資本”，這裏的W就不是一般的勞動產品，二是包括一般勞動產品、土地及勞動力等特殊的商品，這裏的G'一定大於前者的G，G'減去G就是剩餘價值。馬克思所有的經濟學著作及其理論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圍繞“資本”的運行過程、手段、方法論述的，所以叫《資本論》。其整個《資本論》極其詳細地論述了資本的本質、本性、過程、曆史作用和危害性。

“資本”現象不是馬克思首先發現的，早在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那裏就已經作為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概念加以闡述了。但他們大多數人把“資本”現象僅僅看做隻是一種物，看做生產工具。馬克思與他們最大區別就是承認“資本”本質是人與人的關係。馬克思說：“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34頁)“單純從資本的物質方麵來理解資本，把資本看成生產工具，完全拋開使生產工具變為資本的經濟形式，這就使經濟學家們糾纏在種種困難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594頁)

那麽資本反映的究竟是什麽樣的人與人的本質關係呢?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能夠給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的貨幣，而剩餘價值就是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所以資本所反映的人的本質關係就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這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即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剝削關係。所以在馬克思那裏，資本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完全是等同概念。

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沒有“市場經濟”這一概念，但有“商品經濟”與“市場”概念。把整個資本和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資本主義市場行為概括為“市場經濟”是列寧。例如列寧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列寧全集》15卷104頁)中說：“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任何一個經濟部門，在市場經濟的統治下，都沒有可能均衡的發展。”《列寧全集》15卷104頁)，在《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鬥爭》中說：“隻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都轉交工人階級，才能消滅一切剝削。”(《列寧全集》10卷407頁)

20世紀以來，西方學者為了掩蓋資本主義赤裸裸的經濟剝削現象，於是就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國家區分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類國家，開始使用“市場經濟”概念。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存在商品經濟，但社會的本質和體製不是商品經濟，因為隻是一部分勞動產品拿到市場交換。所以這種經濟體製的本質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不僅把一切勞動產品全部推向市場，而且把全部生產資料、土地和勞動力也都推向市場。所以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體製就是完完全全的商品經濟，也就如同列寧所說的，市場經濟。他與資本主義之前的商品經濟有質的不同。資本主義不僅把本國變為市場經濟，也力圖把整個世界變為市場經濟。也正是這種把生產要素中的最主要要素勞動力推向市場，所以才能夠使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所以從這個意義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二者是完全劃等號的。而且上世紀聯合國所劃分的“市場經濟”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標準就是把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劃為“市場經濟”體製國家，把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劃分為“計劃經濟”體製國家。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裏，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雖然是三個概念，但本質上是一樣的、內涵與外延是等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不能因為三個概念、字詞的區別而割裂它們內在同一、等同關係，更不能停留在現象上，歪曲和閹割資本和市場經濟的本質。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的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在使用這三個概念時，自覺不自覺地又開始把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三個概念割裂開來。

一是把資本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經濟學家以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文明成果為由，主張引進和利用西方國家的“資本”。在他們眼裏，“資本”就是貨幣，就是金錢，就是物，自覺不自覺地否認“資本”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們提出“承認資本，發展資本，引導資本，駕馭資本”的極端錯誤的口號。他們借口馬克思對“資本”在曆史發展中的曾有過積極和促進作用，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內容就是要正視和承認資本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所以要大膽借鑒和利用“資本”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為“資本”大開綠燈。他們也承認“資本”有消極和破壞作用，主張對“資本”要加以限製、引導、開紅燈，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體製中“駕馭資本”。這完全是對馬克思科學評價“資本”思想的歪曲。馬克思對“資本”是曆史辯證的評價，當資本主義處在上升時期，資本的積極作用確實大於消極作用，但伴隨資本主義的深入發展，其內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現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表現為必然滅亡及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曆史必然性。馬克思也確實說過對“資本”加以一定“限製”的思想，但這隻是在一定意義上。真正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曆史使命，就不是“限製”資本，而是“消滅”資本。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階級“要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製度’。”也就是消滅資本主義。

二是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中國當前某些權力者和經濟學家，為了給他們提出的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提供理論依據，硬要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正如本文開頭指出的某位大人1992年南廵講話中，胡說“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他借口市場與計劃是手段的思想，硬要說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也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利用，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經濟也可以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某位中國當代經濟學家的一位權威人物最近一篇文章中硬要把所有製與經濟運行方式割裂開來。他說：“產權的私人所有製、合作所有製、集體所有製、國家所有製，說的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終歸屬，而市場經濟或市場化說的是經濟如何運行，主要是生產什麽、生產多少、如何定價的問題，要由各類性質不同的經濟主體或企業自行決策。也就是說，前者涉及生產要素的公有與私有問題，而後者涉及經濟運行或經濟調節的市場與計劃(政府或國家)問題。倘若使用‘資源配置’一詞，那也是前者指資源由私人企業，還是集體企業或國有企業來配置;而後者指資源是由企業，還是由政府來配置，即‘資源配置’包括產權配置和調節(運行)配置兩個不同層麵的含義。因此，公有製或社會主義可以與計劃經濟結合，也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私有製或資本主義可以與市場經濟結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采用計劃或政府調節的方式。”這同樣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根本否定。馬克思揭示的市場經濟運行方式與資本主義的所有製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沒有資本主義的所有製，就不可能有把資本、土地和勞動力完全推向市場的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的市場經濟體製。二者完全是一個問題。這位權威人士硬要把資源配置、生產什麽怎樣生產的問題與資本主義所有製割裂開來，然後再與社會主義公有製嫁接在一起。

那位大人在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割裂開來的同時，也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句話是對的，但“市場”不等於“市場經濟”。市場是手段、方法，市場經濟是體製，借口“社會主義有市場”，理論上推導出“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完全是偷換概念的詭辯論的手法。

同時。我們講的“市場經濟”不能與“社會主義”的結合。這裏的“社會主義”是指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經濟和政治製度。如果按照那位大人歪曲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給社會主義的本質下的那個定義即“社會主義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那麽這種“社會主義”確實可以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但它絕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實質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學習和繼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就必須把馬克思經濟學思想的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完全看做同一含義。割裂資本、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本質關係，硬生生捏造和杜撰出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且自我標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就等於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概念，是驢唇不對馬嘴的行為，是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典型的“合二為一”的楷模。這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創新”，而是“倒退、背叛”。我們今天也確實應該“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而是應該從“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觀念中解放出來，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解放發出來。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軌道上把社會主義進行到底!

[yongbing1993]

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





列寧：我們將努力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準則，克服那種認為勞動隻是一種差事，凡是勞動都理應按一定標準付給報酬的習慣看法。我們要努力把《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準則滲透到群眾的意識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習慣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生活常規中去，要逐步地卻又堅持不懈地推行共產主義紀律和共產主義勞動。

列寧：我們已經移動了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頑固堅持《自由貿易》、堅持把勞動力當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自由”買賣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始動搖並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見，那種一成不變、世代相傳的落後習慣。一年來，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不過這一運動還無比弱小。我們不會因此而氣餒。我們親眼看到，“無比弱小的”蘇維埃政權由於我們的努力而壯大起來，並且正在成為無比強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力量。我們將在幾年以至幾十年內努力推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發展它，推廣它，改進它，使它成為一種風氣。我們一定能取得共產主義勞動的勝利!

列寧：我們也不會被巨大的困難和極艱巨的事業開始時難免會犯的錯誤所嚇倒，因為改變一切勞動習慣和勞動風氣是幾十年的事情。我們要互相提出莊嚴而堅決的保證:我們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我們將在這場反對習慣勢力的最艱難的鬥爭中昂首挺立，堅持到底，我們將為此堅持不懈地工作幾年以至幾十年。

列寧：我們堅定不移地屏棄了這種使私有者成其為私有者的“自由”，這種資本可以剝削勞動的“自由”，並同這種“自由”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打倒舊的社會聯係和舊的經濟關係!打倒舊的勞動“自由(勞動屈從於資本的自由)!打倒舊法律和舊習慣!

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社會!

過去，在反對沙皇製度、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全世界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偉大革命戰爭中，幾度挫折並沒有嚇倒我們。

列寧：隻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塊基地來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共同勞動的紀律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個國民經濟(進而是國際經濟)的新製度。這是改變多少年來被敗壞的風俗的事情，而敗壞風俗的，正是萬惡的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由小個體經濟即私有者經濟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必然產生(並且經常重新複活)的那種勾心鬥角、互不信任、互相敵視、各行其是、爾虞我詐等等惡劣風氣。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的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產階級宣布並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

列寧：我們決不欺騙自己，我們做得還很少，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隻有勞動者窮凶極惡的敵人、資產階級窮凶極惡的追隨者才會輕視五一節星期六義務勞動，隻有最卑鄙無恥的、死心塌地投靠資本家的人才會反對利用偉大的五一節來大規模地推行共產主義勞動。

轉載：《列寧：從莫斯科一喀山鐵路的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到五一節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

作者：列寧

來源：《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

從莫斯科一喀山鐵路的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到五一節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

(1920年5月2日)

標題中提到的那段時間，相隔有一年。這段時間是很長的，盡管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還很弱小，盡管任何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安排、組織和紀律方麵所暴露出來的缺點還非常多，但是主要的事情畢竟是做到了。一個極其沉重的龐然大物已經移動了，這就是問題的全部實質。

我們決不欺騙自己，我們做得還很少，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隻有勞動者窮凶極惡的敵人、資產階級窮凶極惡的追隨者才會輕視五一節星期六義務勞動，隻有最卑鄙無恥的、死心塌地投靠資本家的人才會反對利用偉大的五一節來大規模地推行共產主義勞動。

隻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塊基地來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共同勞動的紀律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個國民經濟(進而是國際經濟)的新製度。這是改變多少年來被敗壞的風俗的事情，而敗壞風俗的，正是萬惡的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由小個體經濟即私有者經濟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必然產生(並且經常重新複活)的那種勾心鬥角、互不信任、互相敵視、各行其是、爾虞我詐等等惡劣風氣。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的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產階級宣布並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

我們堅定不移地屏棄了這種使私有者成其為私有者的“自由”，這種資本可以剝削勞動的“自由”，並同這種“自由”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打倒舊的社會聯係和舊的經濟關係!打倒舊的勞動“自由(勞動屈從於資本的自由)!打倒舊法律和舊習慣!

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社會!

過去，在反對沙皇製度、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全世界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偉大革命戰爭中，幾度挫折並沒有嚇倒我們。

現在，我們也不會被巨大的困難和極艱巨的事業開始時難免會犯的錯誤所嚇倒，因為改變一切勞動習慣和勞動風氣是幾十年的事情。我們要互相提出莊嚴而堅決的保證:我們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我們將在這場反對習慣勢力的最艱難的鬥爭中昂首挺立，堅持到底，我們將為此堅持不懈地工作幾年以至幾十年。我們將努力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準則，克服那種認為勞動隻是一種差事，凡是勞動都理應按一定標準付給報酬的習慣看法。我們要努力把“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準則滲透到群眾的意識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習慣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生活常規中去，要逐步地卻又堅持不懈地推行共產主義紀律和共產主義勞動。

我們已經移動了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頑固堅持“自由貿易”、堅持把勞動力當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自由”買賣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始動搖並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見，那種一成不變、世代相傳的落後習慣。一年來，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不過這一運動還無比弱小。我們不會因此而氣餒。我們親眼看到，“無比弱小的”蘇維埃政權由於我們的努力而壯大起來，並且正在成為無比強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力量。我們將在幾年以至幾十年內努力推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發展它，推廣它，改進它，使它成為一種風氣。我們一定能取得共產主義勞動的勝利!

載於1920年5月2日《五一節星期六義務勞動特刊》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7-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