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有文憑即是白癡也能撈一官半職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尤其是博士文憑是選拔官員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
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
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
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代人考試”業又稱替考。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中國特式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所有大學尤其是名牌大學都成了培養《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教育目的了。全國上下各級官員和各行各業的官員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高級人才即上等人精英分子和《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意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這些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有錢，就可以進入私立的高等學校”。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上山下鄉》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插隊落戶》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初中畢業》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沒有上過大學》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坐了十五牢》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農村人》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當隊長》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當獸醫》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工農兵學員》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走資派鼓吹"高考改變命運"、"上大學改變命運"等但一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的知青可以成為資本家。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好處一定是自己，絕對不讓自己吃虧，但是麵上一定把自己包裝的特別公正，特別仗義。
最精致的利己主義這類人絕對不會讓自己吃大虧的，表麵也許會吃一些小虧。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唯分數論”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教育原因。
自私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
唯利是圖的社會環境是造成“精致利己主義者”的社會原因。
當醫患糾紛、食品安全、誠信危機、道德困惑充斥社會時，大學這個曾經的象牙塔也已經不再是寧靜的學問之所。而大學，正是學生世界觀形成和固化的關鍵階段。老師熱衷於報課題申經費，對本是主業的教學工作不甚用心甚至敷衍了事，還有的老師過分到將學生當成自己廉價的優質勞動力——對學生而言，這就是活生生的“利己主義”教材。待到走向社會，麵對拚能力不如拚關係、拚自己不如拚爹的現實存在，一定要在學生心中加深對“利己主義”的認同。
錢理群教授在他撰寫的《大學裏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中指出，“在中國的大學裏，包括最好的北大、清華，都正在培養一群20幾歲就已經’老奸巨猾’的學生，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旦這些人掌握了權力，擁有了地位，帶來的危害比貪官汙吏更大！”
錢理群教授退休之後，曾經義務到一些場合去講學，錢教授是研究魯迅的專家，講的也是介紹魯迅的課程。但講了不到一個月，原來座無虛席的教室隻剩下三三兩兩的學生，並不是錢教授的課不好，而是大家覺得，現在聽魯迅對於自己的升學、就業沒有半點幫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時間來聽這些“沒用”的課呢？
為此，錢教授感慨萬千，他在《大學裏絕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文章中，把這種現象背後的本質揭露了出來。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新中國批判蘇聯“經濟軍事搞上去了，政治上資本主義複辟了，變成修正主義了”時常用的一句話，就是蘇聯走資派執政時期的寫照《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提醒中國工人農民及各級幹部要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防止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
《衛星上天》:當時在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執政時期的科技高度發展，當蘇聯走資派篡權後在現有的基礎上當然還保持著發展。
《紅旗落地》: 蘇聯走資派篡權後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因此喪失了革命成果，很快就亡黨亡國了。也是指隻抓生產不問政治不抓階級鬥爭的後果。
蘇聯走資派篡權後很快就亡黨亡國了的血的教訓，被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重視了。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反五反：
“三反”運動指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事業單位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五反”運動是指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
反右，是國際上就有反共的浪潮，國內很多民主黨派的人又都起來興風作浪。後來被擴大了：右派猖狂進攻了，要殺共產黨人了，天下大亂了。
四清：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被擴大了：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以上都是在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一線領導時發生的。同時還推行包產到戶農村私有化，允許工廠資本家存在，工人任意可以私自解雇。
在二線準備寫一些理論著作等書和調研治理黃河的毛澤東察覺到他們要複辟資本主義時，重回黨中央提出了文革的設想。官官相護無法阻止，隻有發動平民老百姓來反抗。
當然蘇聯走資派的這一教訓，也被中國走資派鄧小平吸取了，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提出了“。
鄧小平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四十年來堅持了嗎？
當然，當初平民百姓有什麽理由不相信鄧小平？然而，四十年後的今天，還有人信走資派鄧小平，不是同夥，就是腦殘傻瓜磚家叫獸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
走資派鄧小平一方麵高喊“四個堅持”，另一方麵要求宣傳部門用盡一切不擇手段來搞臭《文革》。官方宣稱“動亂“，“經濟落後“，說紅衛兵造反派如同“法西斯“等一切可惡之詞。很快，那些腦殘傻瓜磚家叫獸牛鬼蛇神馬戶又鳥們和放出來的右派們紛紛上台，很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文革高潮。以至如今在所有的走資派官方文件中，發言談話中，所有的網站報刊文藝作品中，甚至大中小教材上字典裏都說文革不好。然而大多數的下崗工人幾億農兵工是如何說的？他們沒有話語權，他們唯一能做的是唱唱紅歌，懷念一下那段美好的日子。而篡權了的大小走資派右派和不良知識分子們控訴啊著書立傳，滿網滿屏都是說文革是萬惡的垃圾材料。謊話說說一千篇，垃圾也成真理了。
其實毛澤東搞文革前是以被粉身碎骨為代價的。成敗對毛澤東來講沒有任何意義。隻是讓工人農民認識到走資派的真麵目。而鄧小平用實際行動證實了自己才是真的走資派。而四人幫是個假走資派。
毛澤東的《文革》意義在於信仰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們來講是一個重大的理論貢獻。毛澤東另一貢獻是農民運動。馬克斯是工人運動，造反有利，共產黨，階級和階級鬥爭，罷工，八小時工作製，勞動節，資本家剝削的等理論。列寧是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建立新政權。一個不信仰者如何有興趣弄懂這些道理。
1957年10月4日，蘇聯宣布成功地把世界上第一顆繞地球運行的人造衛星送入軌道。這則消息震驚了世界，從此，人類開啟了航天時代。
彼時，作為第一個人類曆史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空前強大。而其如紅日初升般的勃勃生機也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一切對於資本主義感到厭惡的人、一切追求共產主義的人們都對它充滿著無盡的向往。
然而，僅三十年多年（1991年）後，這個充滿著新生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上空高高飄揚的紅旗緩緩落下，列寧、斯大林的雕像被一夜間推到，屬於社會主義的一切仿佛頃刻間土崩瓦解。
蘇聯解體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頗具戲劇性，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紛紛表示共產主義已然終結。但曆史的發展、階級鬥爭的變化過程又豈是一朝一夕之事，共產主義的終結與否亦不是一次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能夠證明的。
今天，當中國共產黨回顧蘇聯曆史時，即使是那些尚不知“曆史是螺旋式上升”這句話的真正含義的人們也懂得，蘇聯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經曆了漫長的過程，是蘇聯修正主義者走資派們精心設計而在階級鬥爭中獲得勝利的結果。
然而，如若新，中國真正身處在蘇聯“衛星上天”後的那段歲月時，新中國的工人農民們是否有敏銳的觀察力、清晰的判斷力，察覺到事情正在向不好的方向變化呢？
中國共產黨從中蘇十年論戰（1956——1966）的曆史就可以看出：在當年，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內能夠真正意識到問題的人幾乎沒有。
布爾什維克的很多黨員沒有意識到問題，但毛主席卻以其深厚的共產主義理論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深刻地看到了修正主義的存在，並直指本質，發出了《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憂慮和預言。
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憂慮下，才有了“紅旗”雜誌的誕生！
1958年6月，蘇聯衛星上天尚不到一年，在毛主席的推動下，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創刊。
《紅旗》雜誌從誕生起就凝聚著毛主席的心血，也飽含著毛主席的期待。在此後的三十多年裏，《紅旗》雜誌始終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深入地進行理論批判，成為黨內思想鬥爭的高地。
早在1955年1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誌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匯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
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在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如今，距離《紅旗》雜誌創刊已經幾十年過去，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毛主席為何從眾多的提名中圈定“紅旗”二字？
那時，毛主席以高度的警惕心和敏銳的洞察力認識到了黨內部分黨員的思想變質問題。
“紅旗”是社會主義政權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紅旗”為雜誌名稱時一定是充滿期待的，希望能通過這個雜誌糾正思想、統一思想，從而保證“紅旗永不落地”。
事實上，“紅旗還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問題。
早在《紅旗》雜誌問世的三十多年前，麵對革命的低潮，就有人發出了“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毛主席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用辯證唯物主義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糾正了當時黨內部分同誌在思想上的錯誤認識。
在文中，毛主席科學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批判了誇大革命主觀力量的盲動主義和看不到革命力量發展的悲觀思想，認為這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充分估計了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作用，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
從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次回答“紅旗還能打多久”到1958年毛主席推動創立《紅旗》雜誌，毛主席總是在不斷地思考，多次在危機中力挽狂瀾，挽救了黨、進而改變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命運。
《紅旗》雜誌作為毛主席親自指導打造的思想戰鬥堡壘，它沒有辜負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終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保持著高度的理論水平，頑強地與各種錯誤的思想戰鬥。
《紅旗》雜誌於1988年6月底停刊，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它曾沿著毛主席的路線戰鬥了三十年，它的偉大意義亦不止於它曾經發過的任何一篇充滿理論性與戰鬥性的文章。
它的偉大意義還在於：三十年時間裏，544期《紅旗》雜誌本身就成為了一部曆史書籍、一部理論文集，它所提供的曆史資料本身和它所串聯起來的曆史是最難能可貴的。
今後，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任何一個無產階級政權想要弄清楚中國與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的曆史，這一套《紅旗》材料必不可少。同時，在世界資本主義持續走低的今天，新一輪的共產主義運動要想走得更遠，也需要從《紅旗》雜誌中汲取豐富的曆史知識和階級鬥爭經驗。
作為一家紅色書店，他們一直在為大家搜集優質紅色書籍，“紅旗”雜誌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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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雜誌”收集起來十分不易，雖然他們已經盡量壓低價格，但對於許多紅色網友來說，價格依然偏貴。他們知道，疫情之後大家都生活不易，也因此，他們希望購買“紅旗雜誌”的紅友們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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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我們將努力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準則，克服那種認為勞動隻是一種差事，凡是勞動都理應按一定標準付給報酬的習慣看法。我們要努力把《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準則滲透到群眾的意識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習慣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生活常規中去，要逐步地卻又堅持不懈地推行共產主義紀律和共產主義勞動。
列寧：我們已經移動了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頑固堅持《自由貿易》、堅持把勞動力當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自由”買賣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始動搖並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見，那種一成不變、世代相傳的落後習慣。一年來，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不過這一運動還無比弱小。我們不會因此而氣餒。我們親眼看到，“無比弱小的”蘇維埃政權由於我們的努力而壯大起來，並且正在成為無比強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力量。我們將在幾年以至幾十年內努力推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發展它，推廣它，改進它，使它成為一種風氣。我們一定能取得共產主義勞動的勝利!
列寧：我們也不會被巨大的困難和極艱巨的事業開始時難免會犯的錯誤所嚇倒，因為改變一切勞動習慣和勞動風氣是幾十年的事情。我們要互相提出莊嚴而堅決的保證:我們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我們將在這場反對習慣勢力的最艱難的鬥爭中昂首挺立，堅持到底，我們將為此堅持不懈地工作幾年以至幾十年。
列寧：我們堅定不移地屏棄了這種使私有者成其為私有者的“自由”，這種資本可以剝削勞動的“自由”，並同這種“自由”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打倒舊的社會聯係和舊的經濟關係!打倒舊的勞動“自由(勞動屈從於資本的自由)!打倒舊法律和舊習慣!
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社會!
過去，在反對沙皇製度、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全世界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偉大革命戰爭中，幾度挫折並沒有嚇倒我們。
列寧：隻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塊基地來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共同勞動的紀律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個國民經濟(進而是國際經濟)的新製度。這是改變多少年來被敗壞的風俗的事情，而敗壞風俗的，正是萬惡的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由小個體經濟即私有者經濟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必然產生(並且經常重新複活)的那種勾心鬥角、互不信任、互相敵視、各行其是、爾虞我詐等等惡劣風氣。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的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產階級宣布並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
列寧：我們決不欺騙自己，我們做得還很少，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隻有勞動者窮凶極惡的敵人、資產階級窮凶極惡的追隨者才會輕視五一節星期六義務勞動，隻有最卑鄙無恥的、死心塌地投靠資本家的人才會反對利用偉大的五一節來大規模地推行共產主義勞動。
轉載：《列寧：從莫斯科一喀山鐵路的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到五一節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
作者：列寧
來源：《列寧全集》（第三十九卷）
從莫斯科一喀山鐵路的第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到五一節全俄星期六義務勞動。
(1920年5月2日)
標題中提到的那段時間，相隔有一年。這段時間是很長的，盡管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還很弱小，盡管任何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在安排、組織和紀律方麵所暴露出來的缺點還非常多，但是主要的事情畢竟是做到了。一個極其沉重的龐然大物已經移動了，這就是問題的全部實質。
我們決不欺騙自己，我們做得還很少，需要做的還很多很多。隻有勞動者窮凶極惡的敵人、資產階級窮凶極惡的追隨者才會輕視五一節星期六義務勞動，隻有最卑鄙無恥的、死心塌地投靠資本家的人才會反對利用偉大的五一節來大規模地推行共產主義勞動。
隻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資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塊基地來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來建立新的社會聯係、新的共同勞動的紀律和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整個國民經濟(進而是國際經濟)的新製度。這是改變多少年來被敗壞的風俗的事情，而敗壞風俗的，正是萬惡的生產資料私有製以及由小個體經濟即私有者經濟在“自由”交換條件下必然產生(並且經常重新複活)的那種勾心鬥角、互不信任、互相敵視、各行其是、爾虞我詐等等惡劣風氣。幾百年來，貿易自由、交換自由被千百萬人奉為經濟學上的金科玉律，成了億萬人的根深蒂固的習慣。這種自由同資產階級宣布並實行的其他“自由”，如“勞動自由”(應讀作:餓死的自由)等等一樣，都是十足的謊言，都是用來掩飾資本主義的欺騙、暴力和剝削的。
我們堅定不移地屏棄了這種使私有者成其為私有者的“自由”，這種資本可以剝削勞動的“自由”，並同這種“自由”進行堅決無情的鬥爭。
打倒舊的社會聯係和舊的經濟關係!打倒舊的勞動“自由(勞動屈從於資本的自由)!打倒舊法律和舊習慣!
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社會!
過去，在反對沙皇製度、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全世界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偉大革命戰爭中，幾度挫折並沒有嚇倒我們。
現在，我們也不會被巨大的困難和極艱巨的事業開始時難免會犯的錯誤所嚇倒，因為改變一切勞動習慣和勞動風氣是幾十年的事情。我們要互相提出莊嚴而堅決的保證:我們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我們將在這場反對習慣勢力的最艱難的鬥爭中昂首挺立，堅持到底，我們將為此堅持不懈地工作幾年以至幾十年。我們將努力消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詛咒的準則，克服那種認為勞動隻是一種差事，凡是勞動都理應按一定標準付給報酬的習慣看法。我們要努力把“大家為一人，一人為大家”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準則滲透到群眾的意識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習慣中去，滲透到他們的生活常規中去，要逐步地卻又堅持不懈地推行共產主義紀律和共產主義勞動。
我們已經移動了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舊，愚昧無知，頑固堅持“自由貿易”、堅持把勞動力當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樣“自由”買賣的習慣。我們已經開始動搖並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見，那種一成不變、世代相傳的落後習慣。一年來，我們的星期六義務勞動運動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不過這一運動還無比弱小。我們不會因此而氣餒。我們親眼看到，“無比弱小的”蘇維埃政權由於我們的努力而壯大起來，並且正在成為無比強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力量。我們將在幾年以至幾十年內努力推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發展它，推廣它，改進它，使它成為一種風氣。我們一定能取得共產主義勞動的勝利!
載於1920年5月2日《五一節星期六義務勞動特刊》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107-109頁
走資派鄧小平的《謊言總公司》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一，走資派鄧小平“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麽也不是。沒有華國鋒，鄧小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盡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夥同走資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文革中鄧小平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二，《四人幫是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
事實是走資派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實線證明他們才是真正的走資派，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複群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這說明什麽？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誌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裏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著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三，《文革是十年內亂、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四，《走資派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列主義者》。
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麽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
《謊言》五，《階級鬥爭熄滅論了》。
走資派鄧小平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製；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六，《文革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走資派鄧小平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誌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七，《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征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係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八，《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麽，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麽”。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麽”。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樸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麵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麽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隻要還存在市場經濟，隻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隻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九，《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幹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謊言總公司》的《謊言》十，《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
鄧小平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誌、李先念同誌，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說：“華國鋒隻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鄧小平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什麽社會製度、什麽辦法措施，隻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鄧小平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誌
江青在文革前後和我的幾次交往
雖然平時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見她，但並沒有和她多說話。因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聽說她在蘇聯養病期間，斯大林曾送給她一塊綠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圍的蘇聯女士看了都紛紛地效仿，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江青綠”，在莫斯科風靡一時。我總覺得，像我這樣小小的見習秘書是不應該去打攪她的。可沒想到，在批閱我送審的信件和文件時，江青已經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我們受到中央辦公廳領導錯誤打擊的時候，我聽主席身邊的人告訴我，江青跟主席說，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歲就來到主席身邊了，他們怎麽會反黨！在我處在困難的時候，她給了我支持，這在我當時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談話，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楊尚昆、田家英他們把我從政治秘書室調去中南海的後樓研究室當研究員。那裏的工作不像在秘書室那樣緊張，我便利用業餘的時間寫了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寫這篇文章完全是出於我對當時正在熱烈進行著的史學討論的一點個人興趣，沒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寫好後，我先給田家英看。他看了說可以送給“曆史研究”雜誌去發表。文章送去以後，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隨中央辦公廳農村調查工作組到冀東做農村調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裏沒有郵局，也看不到報紙。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了《人民日報》，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當年八月出版的《曆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可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的文章發表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周揚在中宣部組織了幾次有史學界很多權威參加的會議，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隨調查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這事。我就寫信給《曆史研究》雜誌的編輯，想了解他們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觀點的，以便參加討論。但卻得不到明確的答複。又聽說原來已經準備好的批判我文章的會議也不開了。知道內情的人告訴我，毛主席在關注這場討論，但具體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後，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沒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後他就帶我去了豐澤園見江青。江青告訴我，她從《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她說：“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去找資料給他看，他還看了很多關於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給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找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江青接著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講給我聽。還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場牽涉麵很大的原則爭鬥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江青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一份資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並在批示後麵寫著“退江青”的字樣。她說，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後就給我看。江青最後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幹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麽”。
可是，可能因為忙，她後來並沒有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我原還以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後來的文章裏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還是鄧力群告訴我，他從康生那裏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終”，乃晚節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僅更為準確，而且意味深長。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不用找他們。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曆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1964年夏天，我寫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初稿寫好後，我就去找康生，請當時由他領導的在釣魚台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他們的修改，文章的氣勢果然不一樣了。江青得意地對我說，我讓你去找康老，沒錯吧。薑還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讓我留在釣魚台，參加他們的反修班子。沒想到陳伯達搶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後把我調去了紅旗雜誌社。我去”紅旗”上班後，陳伯達讓我單獨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裏辦公，又讓我當曆史組組長(正局級)，可他並沒有給我什麽具體的任務。我猜想，他調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隻是為了做個姿態給毛主席看的。可我是個閑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到北京郊區的通縣搞四清運動。
1965年春，通縣四清結束，我回家後得了場病，口吐鮮血。家裏馬上把我送進醫院。江青和康生聞訊都很關心我.我對康老，江青表示感謝，江青說，不要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麵的話她就不說了。我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指示，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副部長都親自來了。其實我也沒什麽大病，開始以為是結核病，後來一查不是，是因為過度勞累，支氣管破裂。出院後我就回到《紅旗》雜誌，一邊休息，一邊看報、讀書。見到曆史學界一些人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曆史，我就寫了一篇《為革命研究曆史》的文章與他們辯論。
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可以說，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沒有任何的過節。那江青這時候為什麽那麽恨我呢。我想也許是因為她認為她對我那麽好，可我還要“背叛”她的緣故。當時也確實是常有這種情況的，田家英自殺後，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發的，那田家英早該槍斃好幾次了。陶鑄被打倒，揭發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書張XX。但是，我想她在那個“法庭”上的時候，她應該明白，我並沒有背叛她。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出庭去作證。那個法庭也曾經要我出庭作證的，我跟他們說，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麽都講。他們問，那你都要講什麽呢。我說，一切我都如實的來講。但我不能保證會按照你們的要求去講的，你們如果同意，我就出庭。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沒有讓我出庭。結果他們全部的旁證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話，我說“鬥爭彭德懷是我積極主張的，在討論的時候,總理、江青也力主此議。”隻是在他們宣讀的時候去掉了總理，變成是江青力主此議了。而且我後來被判了十八年，王關戚隻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關鋒在監獄裏瘋了，免予起訴。隻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沒有少。
我被關進秦城後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的眼神裏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樣子了，典型的風派人物。我說，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搶文化部檔案室，當時魯迅手稿、茅盾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檔案室。我把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還有康生都在上麵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並要我去處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講了話，說魯迅手稿是重要檔案，誰也不準搶。並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櫃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台，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裏。管保密室的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
楊成武楊成武和毛澤東
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個是她自己忘了，再一個就是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沒想到，這件事卻成了“楊傅餘”事件的導火線。其實，王關戚一抓，大家就覺得現在風向變了，中央文革不行了，軍隊成了老大了。軍隊不但不能反對，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來領導一切了。這時軍隊的一些人開始膨脹了，楊成武就說了很多話，說他早就看出王關戚不好。一下子又從中央文革的擁護派變成了反對派了。其實，楊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軍隊裏也有著強大的反對派的。在北京軍區、總參謀部都有。因為這個人好張揚，他鬥了羅瑞卿，自己卻又走了羅瑞卿的老路。後來江青在釣魚台向傅崇碧發難，這恐怕也是偶然中帶有必然的事吧。
然後派工宣隊進清華、北大，把造反派也壓下去，這樣大局就穩定下來了。
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麽大的局麵，不這樣不行。
《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
《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
錢理群教授的文章這樣寫道：
07年有兩條新聞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說第一條。這是暑假以後新學年開始的一個報到，說是大學新生一報到，有些學校領導就約見學生家長，提出現在開始就要為學生未來的職業做準備，要對學生進行職業的訓練和指導，好像我們北大還有專門的組織，指導學生根據求職的需要來設計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還要讓這些學生提前和招工單位的人事部門見麵，以便公關。這真的讓我大吃一驚，我曾經感慨應試教育之外的教育都進不了中學教育，現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機：要求大學生按照就業的需要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與就業無關的教育是不是也進入不了大學教育呢？
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個全國高校通識教育培訓班講我在大學講魯迅的情況。講完了一位大學老師舉手提問題，要我介紹一下在大學裏講魯迅課，怎樣有利於學生求職就業。我當時聽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裏卻涼透了。我無意責怪這位青年教師，因為他在上課的時候別人也這麽問他：你這個課和就業有沒有關係，有關係我來聽，沒關係我不來了。這就非常可怕。當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說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培訓班。我想北大還不至於，然而北大也有這個趨勢，今天的整個的教育是圍繞著應試和就業來展開，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實。
這裏涉及一個嚴重的，我們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業和大學教育的關係問題。我曾經多次對80後的大學生講，我非常同情你們這一代，你們中學碰到應試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又麵臨著畢業以後可能沒有工作。這在過去沒有過，都集中到你們這裏了。我1956年中學畢業考大學，當年大學招生人數比中學畢業人數要多，我們那一代人不存在應試問題。再早幾年，我想蔡恒平他們那個時候，可能也不存在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你們恰好碰到了，兩個東西都給你們遇上了，這是這一代大學生所必須麵臨的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否認就業問題給我們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新的挑戰。正是這一嚴峻的現實，出現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論調，需要在理論上進行澄清。這裏我想談談對大學教育和就業關係的四點看法。
首先，我認為大學就業難，確實暴露了大學專業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比較陳舊，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學生知識結構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學應該進行教學內容、課程設置上的更新調整。這是大學教育改革必須有的一個內容。第二，我們要具體分析一下，大學生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原因在哪裏。在我看來，一個重要方麵是精神素質的問題。很多就業單位，對大學生的素質有許多批評，我覺得我們大學生應該聽一聽這樣的批評。他們主要認為現在的大學生，一個是獨立自主能力比較差，一個是缺少團隊精神，不善於和他人合作，還有知識麵太狹窄，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精神素質問題。而這種精神素質問題，就是獨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學應試教育的後果。正是因為這樣，大學教育就應該補這個課。中學的應試教育造成了你們這些毛病，這些弱點應該在大學裏彌補，大學不僅僅使你成為一個有知識有技術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現代公民。如果不著眼於這一點，隻是按職業知識、技能的要求來設計自己的大學生活，那麽，你們中的許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學成了應試機器，到大學又成了就業機器，這樣來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且不說會影響自己一生的長遠發展，單就個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個問題，我們對就業問題的看法，應該有一個長遠的眼光。我們常說未來社會是一個知識社會，信息社會，這個社會有什麽特點呢？就是職業轉換很快，很少有固定一個職業的人，因為隨著社會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不斷有一些新的專業、新的課題、新的職業出現。這使得每個人必須不斷變換自己的職業、自己的社會角色，這是現代知識、信息社會的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和我們那時候不一樣，我們那個時代分配到哪裏，就永遠不動了，一輩子做這個事兒。現在不行，它是不斷變換的。你們可以問問蔡恒平這些師兄，他們從北大畢業以後換了多少職業。他們現在的職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學的，但北大訓練了他的基本觀念、能力，他們就能不斷地變換自己，適應社會發展和自我發展的變化著的需要。這就是說，未來的知識社會、信息社會對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簡單地說，它要求兩種能力，一方麵，應變能力要強，一方麵創新能力要強，這是新的人才觀。如果你過早的隻顧及某一個職業，某一方麵的訓練、過分狹窄的訓練，就不能適應未來的競爭。未來社會的競爭，是一個素質的競爭，一個學養的競爭，一個創新能力和應變能力的競爭。因此僅僅從就業的角度來考慮，也應該為自己設計一個全麵的發展的規劃。在我看來，大學裏，除了我剛才說到的一些精神層麵的問題、要成為現代公民之外，至少應該具備三大能力。一個是終身學習的能力，這裏包括中外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還有利用文獻、工具書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實驗、計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維能力，具有開闊性、廣泛性、創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維能力。具備了這三大能力，你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就強了，可以不斷變化自己的工作和社會角色，這才是未來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棄這一點，隻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場需求，把自己的視野、知識麵、能力訓練弄得非常狹窄，那麽即使取得了一時之效，可能找到了一個工作，但是底氣不足，在持久競爭中遲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諸位，你們已經吃夠了應試教育的苦了，在應試教育之下，你們的學養、素質已經非常的狹窄了，如果在大學裏再浪費大好時光，再隻關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對自己長遠發展的培養，那你是目光短淺，你要抱恨終生。第四個方麵，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具體技能培養的問題，但我覺得隻要在工作之前進行訓練就行了，大家必須建立終身學習，終身進行職業技能培訓的理念。具體的培訓是可以通過訓練班來解決的，不是在大學裏來解決的。大學適當開一點這種課我也不反對，但大學主要的，我想還是我剛才所提到的兩方麵的發展，一個是作為人的現代公民的全麵發展，一個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否則的話，眼光狹窄地把我們的大學辦成一個職業培訓班，那可能再度耽誤大家，而且可能整個地耽誤我們國家民族的發展。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條新聞。
大學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麽人才尖子？
第二條新聞也讓我吃了一驚。說新生未入學，家長和學生就忙成一團，通過一切途徑，找各種關係以求打點、照應。據說很多大學生，還沒上大學，就開始打聽，大學英語課，是某某老師教的？哪個給分數高？團委和學生會哪一個比較有前途？評獎學金是不是隻看成績還要在學生會混得很好？還沒進學校就開始打聽這些消息。據說有一個沒有正式報到的新生，把學校裏主要領導、團委書記、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這真讓我目瞪口呆。公關思維、搞關係思維，已經滲透到大學一年級學生中，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為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我們北大是有關係的，人們經常說北大是全國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養尖子，要培養精英。我自己並不一般地反對精英，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更重視非精英，更重視普通的學生。正像魯迅所說，可能有天才，但是沒有泥土就沒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培養精英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我們要培養什麽樣的精英，或者我們每個同學要把自己培養成為什麽樣的尖子？這個問題是更加重大，也許是更加嚴峻的。
我現在恰好對這些尖子學生非常擔心——當然不是全體——但是相當一部分尖子學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讓我感到憂慮。在我看來，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係演講時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擔，要有對自己職業的承擔，要有對國家、民族、社會、人類的承擔。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教育，特別是我剛才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利益成為他們言行的唯一的絕對的直接驅動力，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種投資。所謂“精致”指什麽呢？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養，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他們驚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誠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體製的力量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說，我接觸了很多這樣的學生，甚至覺得這都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典型，是可以作為一種文學的典型來加以概括的。下麵就是我的文學概括，並不具體指某一個人。比如說吧，一天我去上課，看到一個學生坐在第一排，他對我點頭微笑很有禮貌，然後我開始講課。在一個老師講課的時候，他對教學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講到哪裏學生會有什麽樣的反應，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學生總能夠及時地作出反應，點頭、微笑，等等，就是說他聽懂我的課了，我很高興，我就注意到這個學生了。下課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麵前來，說“錢老師，今天的課講得真好啊！”對這樣的話，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對我的課大加讚揚，但我總是有些懷疑，他是否真懂了，不過是吹捧而已。但是，這個學生不同，他把我講得好在哪裏，說得頭頭是道，講得全在點子上，說明他都聽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實說，老師講的東西被學生聽懂了，這是多大的快樂！於是我對這個學生有了一個好感。如此一次，兩次，三次，我對他的好感與日俱增。到第四次他來了：“錢先生，我要到美國去留學，請你給我寫推薦書。”你說我怎麽辦？欣然同意！但是，寫完之後，這個學生不見了，再也不出現了。於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點頭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資！這就是魯迅說的“精神的資本家”，投資收獲了我的推薦信，然後就“拜拜”了，因為你對他已經沒用了。這是一個絕對的利己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從利益出發，而且是精心設計，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評他嗎？我能發脾氣嗎？我發脾氣顯得我小氣，一個學生請你幫忙有什麽不可以？這個學生有這個水平啊。但是，我確實有上當受騙之感，我有苦難言。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養出來的一部分尖子學生。問題是，這樣的學生，這樣的“人才”，是我們的體製所歡迎的，因為他很能迎合體製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這裏。那些笨拙的、隻會吹牛拍馬的人其實體製並不需要，對不對？就這種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義者，體製才需要。這樣的人，正在被我們培養成接班人。我覺得這是最大的、我最擔心的問題。我講這番話的意思，也不是要責備他們，這也不是這些學生本身的問題，是我們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這是我們弊端重重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結出的惡果，這是“罌粟花”，美麗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覺。
我今天講這番話是希望在座的同學，你們應引以為戒，並且認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麽，要把自己塑造成什麽樣的人才？不要隻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這樣的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問題的要害，就在於沒有信仰，沒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關懷，大悲憫，責任感和承擔意識，就必然將個人的私欲作為唯一的追求，目標。這些人自以為很聰明，卻恰恰“聰明反被聰明誤”，從個人來說，其實是將自己套在“名韁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這樣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其對國家、民族的損害，是大大超過那些昏官的。而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北大的教育，培養出這樣的“尖子人才”，就不僅是失職，那是會對未來國家、民族的發展帶來不可預計的危害，從根本上說，是犯罪的。問題是，我們的教育者對此毫無警戒，而我們的評價、選才機製，又恰恰最容易將這樣的“有毒的罌粟花”選作接班人。在我看來，這構成了中國大學教育，特別是北大這樣的重點大學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機。我個人，退休以後，在一旁冷眼觀察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憂慮的就是這個問題，但我一直沒有機會提出來。因此，我要感謝今天的座談會能讓我說出自己鬱結已久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