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走資派舊式教育下人性醜陋泛濫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改革開放後的教育完全恢複了舊式教育的模式，共產黨的那種延安“抗大”式的試驗性的辦學思路完全被拋棄了，原本是旨在抗議舊式教育中隻為培養尖端人才的現象的“交白卷”行為成了笑柄。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後的教育政策是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新式教育嚐試的“反動”。如果說，電影《決裂》是新式的“抗大”式教育對由“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掌控的舊式教育話語權的決裂的話，那麽，改革開放以後的複辟了舊式教育政策就是後者對前者的徹底決裂。也就是說，電影中所全盤批判的，正是改革開放以後所全盤肯定的。這就是文革中兩種教育理念的較量!
四十多年過去了，忽然間，人們發現，改革開放之後的複辟舊式教育雖然給了文革中少數被專政的人通過上大學而獲得個人成功的機遇，但隨著這一政策的持續，唯升學率、唯分數主義的舊教育觀卻為現實社會製造了一大批對追逐名利的興趣遠遠高於求知的興趣的人；將自我實現看的遠遠高於社會責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然，這樣被製造出來的人一定是當不了“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的。他們倒是為自己謀得了許多加官進爵和出國、發財的機會，至於他們對“共產主義事業”有沒有哪怕一絲的承擔的意識就很難說了。不過畢竟，他們是改革開放後教育轉型的受益者。
既然有了二種社會製度轉型時期即既享受了社會主義一切免費的社會福利, 又搭上了私有化少數人先富的大蓬車以及那些依靠轉型期一批推行的舊式教育製度初期的受益者做榜樣，則人們難免不會激發起一種巨大的社會人士去追求的"中國夢"，也就是說全社會所有的想改變命運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進大學的身上。由於這種巨大的社會需求，所謂“教育產業化”以及伴隨之而來的“擴招”則成了大勢所趨，再也阻擋不了了。
然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推行舊式教育就合乎邏輯地演變成了低端人口頭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而給極力為孩子謀出路的低端人口中的家長們帶來無盡之負擔與痛苦焉。
如果，忍受痛苦換來的是甜美的報償的話，家長們還是想得通的。可隨著經濟危機的逼近，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與每年成倍增長的畢業生數量、社會所能提供的職業與應屆畢業生擇業的心理預期之間的剪刀差將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變成了一個“定時炸彈”，極大的威脅著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
就如電影《決裂》所隱喻的一樣，對於今天中國的社會而言，改革開放後不斷形成的舊式教育體製讓大量的應屆的畢業生成了隻能應付考試的“馬尾巴的功能”———他們的所學既與社會的需要脫節，他們的心態又與社會的環境脫節。除了憤怒，他們和他們將要麵臨的社會之間，還剩下了什麽呢？
為什麽中國的教育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如果想要挖掘其深層次上的原因，還在於“決裂”這兩個字。曾經有一位中國的老板說，其實，就業的機會很多，有的行業就需要用人，可就是用不到專業對口的人，而許多職業是現在大學生不願意屈就的。為什麽許多的工作機會很多的大學生不願意幹呢？這和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分不開的。
四十多年前，被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所肯定的是“做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貢獻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而改革開放後的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為追求個人成功而付出最少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的資本家、官員、技術專家。顯然，社會對後者的吸納程度畢竟是有限的。
本來，一個健康的教育製度應該可以向社會提供各種類型的人才，而受教育者也會有著多元化的自我期許。但由於中國的社會各種的價值取向在不同曆史時期經曆了一個相互決裂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過程，於是乎，教育在新中國建國後的曆史中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的角色———要麽為工農大眾的實際需要服務、走降低入學門檻、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教學大綱與當地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道路。要麽為培養尖端人才製造一大批對追逐名利的興趣遠遠高於求知的興趣的人；將自我實現看的遠遠高於社會責任的人, 即有人概括為絕對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後的今天，該是需要更多地反思、更多地思考教育是培養學生們結合實際社會需要的新式教育, 還是盲目地培養些學非所用如學馬尾巴的功能式的舊式教育的時候了。
電影《決裂》於1975年上映，是反映文革後期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重要代表作。電影的主要內容是1958年抗大出身的墾殖場場長龍國正，到鬆山辦抗大式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期間，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辦學方針與嚴重脫離生產實踐的學究式資產階級辦學理念做堅決鬥爭的故事。
不但大學這樣，小學也如此，又紅又專的辦學理念貫徹中國教育的各個環節。小學一二年級，上半天文化課，另外半天是到農村去參加生產勞動。文革時期，綜合大學也有辦，主要培養以理論學習為研究課題的專業人才。
文革中大部分是專業院校，如農學院、林學院、醫學院、畜牧學院、工學院。按照教育要為生產實踐服務的方針，農學院下放到了農村，林學院被趕到了林區，工學院則辦到了工廠。大學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取消，改由工廠、農村、部隊基層單位推薦，大學的課程設置也要緊密結合地方的生產實踐。
如農業大學在南方山區道路崎嶇，主要牲畜是牛、豬，那麽主要專業課程應該是如何養牛、養豬，而不是講授馬尾巴的功能。在辦學理念上，反對高樓大廈，強調勤儉持家。
然而,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的教育理念發生了華麗的大轉身。小學、中學自不待言，大學的變化更大。專業院校被綜合大學替代，簡陋的土坯房被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所替代，專業課被大大壓縮，文化素質課大興其徑，生產實踐被模擬實驗所替代。 如林學院林學專業的學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紙上“育苗”，天曉得這樣的學生跑到生產單位是一種什麽樣的結局。至於“紅”的培養方向，更是被金錢、權力所異化，“寧在寶馬中哭泣、不在自行車上笑”，就是當代年輕人價值觀的真實寫照。
如今的大學生沒有信仰，也就沒有做人的道德價值底線，也談不上為什麽理想而堅守；長期在生存壓力下，極易為物質利益所誘惑而隨波逐流。為名為利不管黑道白道先富為道。例如在當官發財的當下，區區一個政府機關的處長職位，可以引來50多個教授激烈競爭。今天的高校， 論文壓倒一切，一個學美術的藝術類教師為職稱可以去炮製在化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假文憑假論文等等什麽都有。隻要有名稱都可以造出假來, 還可以以假亂真。
文革有很多令人不爽的人和事，也給少數人帶來痛苦。然而，文革中有許多好的人和事, 有許多的精華。尤其在教育理念上有很多方麵是很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比如舊式教育下的許多學生連韭菜與麥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孩子，在文革當時的新式教育體製下，學會了割麥、插秧、打穀、車水。因為中小學又紅又專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學生參加工作後，很多學生經常多次地深入山區、林區的林場、農戶、林業站調查。
有的學生因為對基層情況比較了解的緣故，多次被有關部門領導邀請作為專家參加一些林業方針政策製定前的研討。不止一次在參加國家部委召開的專家研討會時，仍有一位林業專家悲哀地說：不超過10年，等新中國培養的老一代林業專家都退休時，這樣的會議就無法舉行了。因為，目前高校新進的師資基本全是從學校到學校、缺乏林業調查規劃實踐經驗、對林區基本情況不了解的學術研究型教師。
今天我們怎樣來看泛教育質量，怎樣來衡量泛學生的好壞?翻遍古今中外各種教育史，哪裏有什麽超階級的“統一的標準”。有人說什麽“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是多麽虛偽。因搶救遭到嚴重蟲害的稻田，考試交了“白卷”的李金鳳，和那個“門門五分”，卻以自己剛學到手的一點技術向貧下中農“敲竹杠”的餘發根，這兩個學生，誰個好? 誰個不好?兩個對立階級所持的標準，又怎麽能一致起來呢?有人所要求的統一標準，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標準。你不同意他這個標準嗎? 那就是不講質量，那就是把他認定的壞學生當成了好學生。
當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談怪論，就要說你“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無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納入資產階級的軌道，使之變成他們可以接受的東西，以便讓資產階級在教育領域重新稱王稱霸。
但是，不管資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怎樣危言聳聽，終究是唬不倒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鳳那樣優秀的工農兵學員，他們為革命勤奮學習，以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善於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向黨和人民交了紅卷。他們的質量，無產階級滿意，貧下中農讚揚，就是不要資產階級宣揚的那種“質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龍國正說得很明確：“咱們共大培養的人材，既要有共產主義覺悟，又要有學問，還會生產勞動，要成為又紅又專的大學生。”這體現了無產階級在教育質量問題上的觀點。
李金鳳在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不但能夠識破而且敢於頂住劉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路線，指出“趙副專員的報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毒草”，這說明她有很高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方麵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她能夠培育出優良的稻種，能夠發現生產隊稻田的蟲害，並組織同學和社員一起把它及時撲滅，這難道不算學問，不算文化?
有人誣蔑我們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讀書”、“不講學文化”，這真是奇談怪論。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曆來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要求把這三者辯證地統一起來，做到又紅又專。其實，任何階級看待教育質量的好壞，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的。我們說李金鳳是好學生，首先是因為她在校內校外，都敢於堵資本主義的路，邁社會主義的步。而曹仲和他們把李金鳳當壞學生，甚至開大會批她，首先也是因為她觸犯了“師道尊嚴”之“禮”，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軌，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敢於和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鬥。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認為是好學生必須具備的條件，正好就是資產階級定之為“壞學生”的那些“罪狀”。一切文化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和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無產階級政治的統帥下，我們曆來重視掌握文化科學知識的重要性。而那些極力維護“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嚐是熱心智育，他們的真心本意，不過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政治第一而已。
當然，還有這樣的一些人，由於受舊傳統觀念禁錮，對於教育革命這一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專愛挑剔，這正象魯迅說過的那樣：盡管現代的玻璃鏡要比古代的銅鏡好，但他們總是頑固地認為：“照起麵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這樣的人，隻有從資產階級的偏見中解放出來，才能在教育革命的問題上和工農群眾有一種共同的語言。
四十多年前的電影《決裂》，總是使人思考著當前中國教育產業化資本化後的種種醜陋。電影文藝創作和現實鬥爭的結合是緊密的。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鬥爭是息息相關的。反映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文藝作品，有一個究竟為哪條教育路線唱讚歌的問題。
改革開放後電影"決裂"中《馬尾巴的功能》不是堂堂正正地進入了校內的課堂上! 教授們又開始大聲地講著《馬尾巴的功能》, 學生們也認真地又或是裝著認真地聽著非洲斑馬的馬尾到底有什麽功能呢! 而類似於《馬尾巴的功能》一樣的東東在各式各樣的學校裏還多著呢。怪不得學生走上工作崗位時很多都是學非所用專業不對口的。同時為了搶錢大量地盲目地招生後造成學生畢業後即失業之外, 還出現了許多買賣文憑造假學曆等等一係列的問題。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一所由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即專門為農民子弟建起來的農業大學裏，學生的管理是采取“社來社去”的培養方式即從當地的農民中招生，畢業後再返回到農村去。電影"決裂"中馬尾巴的功能的一個老師是由葛存壯飾演的教授。 某一天的某一教室裏教授正一本正經地在對農村招來的大學生們講“馬尾巴的功能”。這時，一個老農民來請這位教授給牛治急性病，卻被轟走了。教授認為他的“教學大綱”要比農民的實際困難重要得多。
建國後，圍繞著教育方針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爭論的一方以劉鄧為主的認為教育規範化、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尖端人才是當務之急，而另一方以毛澤東為主的則堅持教育的目的是為工農大眾的實際需要服務、是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因而主張在教育的問題上應當繼承延安“抗大”的辦學精神，走降低入學門檻、實踐與理論相結合、教學大綱與當地實際需要相結合的道路。爭論背後自然各有其在中央高層的支持者，因而教育方針之爭不免演變成了政治路線之爭。
再說“種”。《農業四十條》中，對於良種的推廣也有明確的規定：
《積極繁育和推廣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優良品種。》
要求在1962年以前，經過地區適應性的典型試驗，普及各種農作物現有的優良品種。對於良種已經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應當加強種子複壯和品種更換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種，並且注意試種外地和外國的良種。
農業合作社應當建立自己的種子地，加強群眾的選種工作，建立農作物良種繁育更換製度。在豐欠經常不定的地區，要注意儲備優良品種的種子。中央和地方的國營農場應當成為繁育農作物良種的基地，積極繁殖和推廣適合當地的農作物良種。各省（市、自治區）、專區（自治州）、縣（自治縣）都應當建立種子管理機構。
我們這兒就深得良種之利。聽老年人說，我們這兒過去一直種的是一種叫“小紅稻”的稻子，而且隻種一季，風調雨順的年頭，好田一畝隻能收四百斤。後來國家一方麵推廣良種，我們這兒換了產量高不少的“二九青”“先鋒”等良種，一畝田就多收了不少稻子。又從單季改成了雙季，糧食產量比土改的時候翻了近兩番！
七十年代，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才逐漸試驗成功。但是，要想大麵積推廣實際應用，還得過些年頭，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這些種子才在全國許多合適的地方推廣使用。
這四條是最重要的！因為有了這四條，中國的糧食產量才能逐年穩步增長。八十年代以後糧食產量的大幅提高，主要就是得益於化肥的大量生產足以在全國大量使用和良種主要是雜交水稻雜交玉米雜交小麥的大麵積推廣使用。但這些都源於毛澤東時代的努力！
當然，還有別的一些。還是《四十條》裏說的：擴大複種麵積，多種高產作物，因地製宜改進耕作方法，改良舊式農具推廣新式農具等等。這些，都是真正的科學的提高糧食產量的方法！是真正的智慧！
可以說，毛澤東主持製定的《農業四十條》，就是中國農業的憲法！中國農業就是在它的指導下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到底是誰讓中國人吃飽了肚子？毛澤東！唯有毛澤東！
關於讓中國人民吃飽肚子的話題，再多說幾句。
中國人民吃飽肚子還有一個原因，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這就是中國工業化的基本完成。
這一點看起來好像與糧食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細細想想還真是密切相關！
我結合自己的經曆談談這個話題。
其實我們小時候，“餓肚子”是確實的，但是，並不是“吃不飽”。這兩個概念還真不是一回事。
我們小時候，一年到頭幾乎都有山芋吃，而且，山芋特多！每餐都是烀一大鍋。除非你討厭山芋，否則，不可能吃不飽肚子。但是，那時候又確實容易“餓”。道理很簡單：所有的植物性食物在胃裏停留的時間都不長，一般都不超過兩三小時。胃一旦空了，人就覺得餓了。我們那時候一年到頭，很少有吃葷食的時候。偶爾吃點魚啊肉的就高興得不得了！我相信這絕不是我一個人特有的經曆。其實那時候農村裏家家戶戶都養豬，許多生產隊也養豬，為什麽沒有豬肉吃呢？當時隻是知道肉要錢買，而一般的家庭是沒有那麽多錢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會發現一個問題：那麽多豬哪兒去了？當然，有一部分是賣到城裏去了。可是，當時城裏人吃的肉也不多啊！
後來我們才知道了一個事實：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都是用生豬等農產品換外匯交換工業設備的！
大家都知道，新中國剛成立時，工業基本是零。為了完成中國的工業化，中國必須從外國進口大量的設備。
但解放的時候，蔣介石把中國所有的黃金所有的美元大量的銀元都運到台灣去了，共產黨手裏沒有一毛錢外匯。那麽，怎麽把這些工業設備搞到中國來呢？辦法有兩個，
一是毛澤東開國後就去了蘇聯與斯大林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中就包括貸款一億盧布。中國在蘇聯買的許多設備就是用這筆貸款買的。
第二個辦法就是，以貨易貨！就是用中國的農產品與東德波蘭等國家換工業設備。其中很大的一宗就是生豬。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相當長時間。
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已可以出口相當多的工業品了，這時，中國才大量減少了生豬等農產品的出口。也就是說，這時中國的肉類魚類的供應量才突然猛增。再加上這時中國老百姓手裏的貨幣開始逐漸增多，所以，從那時起，中國人的飲食結構才逐漸有了大的變化。葷食多了，人的飽腹感就強了，因為魚肉這些東西都是大分子結構，不容易消化，在胃裏停留的時間長，於是人就不感到餓了。
——這個問題，我們這地方老年人有一個很普遍的說法非常有意思：“原來肚子裏沒油水呢！一餐不管吃幾碗都不經餓！現在肚子裏都是油水，就一天到晚都不曉得餓了！”所以，中國人吃飽肚子與中國的工業化密切相關！
而中國工業化的完成，正是毛澤東那一代人的功勞！
所以，到底是誰讓中國人吃飽了肚子？
毛澤東！唯有毛澤東！
前麵談的是新中國在工業和農業兩個方麵取得的巨大成就。再談談別的方麵。
新中國剛成立時，文盲占百分之九十！
毛澤東主宰神州大地後，一方麵大力興辦小學中學大學極力普及教育，一方麵又大辦成人夜校，使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再是文盲！
——在短短二十餘年的時間裏做到這一切，在整個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絕無僅有！
（與別的國家比較一下吧。印度到現在，還有許多人不能接受教育，文盲，更是比比皆是。現在，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教育的普及率遠遠不及中國！）
（可笑可悲可歎的是，現在，還有幾個別有用心的東西胡說毛澤東搞“愚民政策”，有不少糊塗蟲也跟在後麵人雲亦雲。）
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是最合理的：德智體全麵發展。現在的中國教育，遠遠偏離了這一方向，許多國人都天天痛罵，但，誰也無能為力！
還有，舊中國的教育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大學都是自主招生，課業基本上都是以文科為主。現在網上經常看到一種說法說是民國時期中國出了多少大師而新中國則一個沒有所以新中國的教育不如民國。真是胡說八道！且不說他們所說的那些所謂的民國大師究竟是不是大師，就算是吧；也不說他們是不是民國政府在自己國家培養的（其實大多數都是在國外讀碩讀博的）。
且問：他們都是搞什麽的？都是搞文史哲搞繪畫的。理工的一個沒有。解放前中國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以文科為主。但這種狀況顯然不利於培養國家急需的建設人才。
所以解放後，毛澤東確立的教育方針是以理工科為主大量培養中國建設所急需的工程技術人才！
所以新中國成立後“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傳遍了全中國！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培養了極其巨量的理工科人才！這是對中國的一個極其巨大的貢獻！
現在大家熟知的袁隆平、黃旭華、孫家棟、馬偉明等人，無不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他們對中國的貢獻比胡適梁實秋梁簌溟等人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中國可以沒有後者但絕不能沒有前者！——總之，新中國在教育上有兩大貢獻：一是普及，而是培養了大量高端人才！
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國的醫療衛生係統極其薄弱。廣大農村地區幾乎沒有一家醫院。無論是鄉村還是城鎮到處都缺醫少藥。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隻有35歲！
新中國成立後，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在每一個公社（鄉）建了所醫院，每個生產大隊都建了醫務室。這樣，常見的小病都能治好，再也不像過去隻要得了病就隻有聽天由命，命大的就挺過去了，命小的就隻有來生再見了！
毛主席去世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一下子增加到65歲！幾乎翻了一番！這是極了不起的成就！
還有一點必須強調一下：新中國成立後逐漸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傳染病預防管控治療的方法，大力推行預防接種，1950年國慶節後不久衛生部就發布了《種痘暫行辦法》，1955年6月衛生部又發布了《傳染病管理辦法》，這些措施非常有效地遏製了傳染病的蔓延，把解放前長期危害中國人民健康的幾種常見傳染病有效地管控住並逐漸消滅。
1961年，新中國在全世界率先宣布消滅了流行幾千年的天花，比全世界早了近二十年——直到1980年，世衛組織才宣布全球消滅了天花。
肆虐幾千年的鼠疫、霍亂、傷寒等疫病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製，有的甚至徹底絕跡。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消滅了危害中國人民幾千年的血吸蟲！解放初，我國13個省1000多萬人得了“大肚子病”，痛苦不堪！
新中國成立後，衛生部門即開始著手消滅血吸蟲。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終於使越來越多的地方消滅了血吸蟲。是共產黨毛主席送走了“瘟神”！
——許多幾百幾千年都沒有人能做成的事，毛澤東都做成了！
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取得了極其巨大的成就！而且，正是毛澤東，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把聯合國裏的“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科技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中國的國防力量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中國的民族問題得到了全世界最合理的處置！
——這三個方麵成就極其巨大內容非常豐富，但因為許多內容盡人皆知，所以不再詳談。（當然，也有不少很少有人知道，比如芯片和巨型機。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再說“肥”。
肥料對於莊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們這兒的老人經常說一句話：“莊稼沒有它，全靠肥當家。”
但在很長的時間裏，中國人一直都隻有用有機肥。
盡管現在大家都知道，有機肥才是更合理的，但是，在一直隻用有機肥的地方，糧食產量基本就固定了，很難再提高。
這時如果再用一點化學肥料，產量就會大幅提高！
我父親原來就經常與我們談這個事。他讀過幾年私塾，1950年後又在部隊裏待了3年，所以對新東西很容易接受。他是我們這地方第一個用化肥的人。當時許多人都覺得奇怪：“那東西又不黑又不臭，管用呶？”但是，後來的長勢就明顯地比別人的好。收割以後發現，一畝多打了二百多斤！這可太了不起了！要知道，那會兒我們這兒好田在風調雨順的年頭一畝也隻能收四百斤！這事我父親一直津津樂道。可是，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化肥”兩個字絕大多數中國人聽都沒聽過！
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候，陳雲力主建小化肥廠。當時，中國已有了一點工業基礎，建小化肥廠所需的鋼材和能源已都能提供。開始，陳雲主張全國每個縣都建一個小化肥廠，產量在七八百噸到兩千噸。當然，也不是全國二千二百多個縣同時搞，而是分期分批地做。
但是，幾年以後，人們發現，已建成的這些小化肥廠技術根本達不到要求。所生產的氮肥，氮含量隻有百分之十幾。陳雲後來也隻好改變了看法，認識到中國當時的小化肥廠不濟事。但中國當時還不具備建大化肥廠大量生產化肥的條件。主要是技術不行，沒有設備。
後來，毛澤東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後，許多西方大國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其中就包括西德。
1974年，中國終於從西德進口了十三套完整的大化肥生產線。然後經過幾年的仿製擴建，終於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的化肥生產能力有了極大的提高，可以向全國敞開供應了！
而且都是高品質的化肥（像尿素的氮含量是46％）！大量化肥的使用，又使中國的糧食產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下麵，我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詳細解說一下。
先說“土”。
這個“土”又涉及兩個方麵的內容：土地麵積，土壤質量。在這兩個方麵，毛澤東都下了大氣力。
先說土地麵積。1952年大陸大部分地區土地改革結束，3億農民分得7億畝土地。再加上沒有搞土改的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當時，全國共有耕地14億畝。（盡管少數民族的人口當時隻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但他們擁有的土地卻占全國的百分之五十六！）
但這14億畝中，優質耕地實在是太少。當時的畝產量實在是太低：1950年中國糧食產量1.32億噸，畝均不到0.1噸即200斤。
在還沒有別的方法能快速提高糧食產量的時候，唯一能多打糧食的方法就是：開墾荒地，增加土地麵積。
所以，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的土地麵積每年都在增加。1976年，達到16億畝。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的土地麵積達到峰值：18.6億畝。
後來，因為有別的方法可以提高糧食產量，所以，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政府就致力於“退耕還林”和“退田還湖”，把許多山地和圩田都廢了，不再用作耕地。現在，中國每年的耕種麵積一直維持在近16億畝。
也就是說，解放後，中國增加了幾億畝耕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盡管開荒圍田的過程中，有一些負麵的地方，主要是導致水土流失，但是，與當時亟不可待的糧食問題相比，這個，顯然是次要的。
（盡管毛澤東多次說要“保持水土”：“墾荒，有條件的地方都可以這樣做。但是必須注意水土保持工作，決不可以因為開荒造成下遊地區的水災。”《毛澤東年譜》下 卷二p497（以下簡稱《年譜》）
“在墾荒的時候，必須同保持水土的規劃相結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險。”《年譜》P507
但是，就當時的技術條件和實際情況，許多地方都難以做到 。）而且現在，這個問題已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另外，最重要的是，這幾十年的開荒，產生了不少優質耕地，產生了不少商品糧基地，著名的如北大荒變成了“北大倉”，同時國家興建了許多國營農場，這些，是現在中國糧食的重要供給地。
換句話說，新中國幾十年，把中國大地上適宜耕作的土地全都開墾出來了，而且，優質耕地越來越多！這，顯然是極其重要的！——這一點，早在1950年，毛澤東從蘇聯回來經過東北的時候就已有規劃：“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東北地域遼闊，將來我們在這裏好好開發，搞幾個基地，再開發新疆，中國的糧食問題就能解決了。”（《毛澤東離京巡視紀實》上卷p6）
再說土壤質量。
前麵說過，當時中國的劣質耕地非常多，優質耕地極少，主要是東北平原、長江中下遊平原、珠江平原。鹽堿地、沙化土地麵積極大。
毛澤東在全國視察時，到了這些地方，他總是要耐心地詢問土壤改良的問題。《毛澤東離京巡視紀實》上卷P31：
當時毛澤東在蘭封車站邊的一個村子裏。“毛澤東從缸裏抓出一把黃豆，豆子既小又幹癟。‘像辣椒籽啊！’毛澤東說。
這時趕集的老漢回來了。毛澤東問：‘這裏的鹽堿地有沒有辦法治？’老人說：‘有辦法，利用黃河水嗎。’”
後來，毛澤東不管到什麽地方，總是要問一下當地有沒有什麽好辦法好經驗，然後就叫政府部門加以推廣。
後來在搞“農業四十條”時就專門有一條“推廣先進經驗的方法”。焦裕祿當縣委書記的蘭考，毛澤東也去過（1952年，當時焦裕祿還沒到蘭考，自然還沒有出名。他是十年後才到蘭考的）。
蘭考的鹽堿地也是讓焦裕祿操碎了心。毛澤東也特別關注。
為了改良土壤，這位一輩子讀聖賢書拿筆杆子寫下無數雄文的政治領袖又半輩子指揮千軍萬馬打下萬裏江山的軍事統帥，竟在六十多歲的高齡學起了《土壤學》！
“毛澤東跟大家討論有關農業科學的知識，問大家：‘有沒有看過土壤學方麵的書籍？’還向大家介紹中外土壤學的各種版本。他說，他最近一直在讀有關土壤學方麵的書籍。他讚成一位土壤學專家的觀點：‘沒有瘠薄的土地，隻有拙劣的耕作技術。’地薄不打糧，人可以改良土壤嗎，人定勝天嘛！”（《紀實》上卷p347）
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經過十幾年的治理，中國的許多土地都從劣質耕地變成了優質耕地，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國營農場、商品糧基地越建越多。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用二十幾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主席去世時，中國不僅已基本建成所有的工業門類，更重要的是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達到了百分之七十多！這在人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奇跡！
就中國的發展而言，毛澤東領導中國完成了三次脫胎換骨的變化！三次鳳凰涅槃！
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徹底趕走一切外國侵略者徹底結束中國的所有內亂。
第二次，1956年底基本完成三大改造把中國由一個私有的半封建國家變成了一個公有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三次，就是把中國由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基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工業國。這三次蛻變對中國的發展極其重要！
還有一點必須明確。許多人都誤以為毛澤東搞建設完全是模仿蘇聯照抄蘇聯模式。這完全是人雲亦雲的胡說八道。
毛澤東多次說過：“人家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這裏的“人家”就是指蘇聯。說簡單點，所謂的蘇聯模式，是以重工業為主尤其是軍事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
但毛澤東多次明確地說，中國經濟的發展原則，是“農輕重”，即農業為基礎，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也要重點發展。具體內容不詳談了。你隻要把現在的中國與俄羅斯或者前蘇聯國家比較一下就能很快地明白這一點。
現在的中國，是全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而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果是改革開放後才開始做，能達到現在的水平？前蘇聯也好前蘇聯國家也罷，他們也想改革也想發展輕工業發展農業，可是，幾十年了，他們還是搞不起來。這說明什麽？聰明的人無需多說。
許多人都拿毛澤東時代吃不飽飯說事，說毛澤東幾十年中國人一直餓肚子所以毛澤東治國無能。這是既無知又愚蠢！一個最簡單的常識是，我們不能把過去的與以後的比。我們隻能把它與它以前的比。如果毛澤東把一個繁榮昌盛的國家搞成了那樣，那他就是曆史罪人。
但略微有點頭腦有點知識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接手的是怎樣的中國！隻說糧食。前麵說過，1950年中國糧食產量1.32億噸人均不到480斤；1976年主席去世時，中國糧食產量2.86億噸人均600多斤！總量翻了一番還多！人均也增加了一百多斤。人均看上去增加不多，但還有個情況必須知道，這二十幾年中國的人口增加了三四億！幾乎翻了一番！——隻看這幾個數據就知道，毛澤東時代在糧食生產上取得了極大成績！更為後來的糧食大幅增產打下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農業取得了極其重要的成就！中國基本上解決了糧食問題。
關於如何提高糧食產量，通過一段時間的摸索，毛澤東有了科學的答案：土、肥、水、種、密、保、管、工——農業八字憲法；更係統更全麵探討這一問題的是《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因為有四十條內容，所以又稱為《農業四十條》）。我把其中談提高糧食產量的部分摘錄如下:
推行增產措施和推廣先進經驗，是增加農作物產量的兩個基本條件
增產措施的項目，主要是：⑴興修水利。⑵增加肥料。⑶改良舊式農具和推廣新式農具。⑷推廣優良品種。⑸擴大複種麵積。⑹多種高產作物。⑺實行精耕細作，改進耕作方法。⑻改良土壤。⑼保持水土。⑽保護和繁殖耕畜。(11)消滅蟲害和病害。(12)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麵積。
推廣先進經驗的方法，主要是：⑴由各省、市、自治區收集當地的豐產經驗，編印成書，傳播推廣。⑵舉辦農業展覽會。⑶各級政府定期召開農業勞動模範會議，獎勵豐產模範。⑷組織合作社之間的參觀和評比，交流增產經驗。⑸在總結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組織技術傳授，發動農民和幹部學習外社外鄉外縣外省（自治區）的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知識。
看，多麽係統！多麽全麵！又是多麽在理！真正的行家啊！絕對的“務實”！沒有一個字是“虛”的！
其實簡單點說主要就是八字憲法的前四個字。毛澤東年代在這四個字上下了大力氣，才使中國農業的發展走上了正軌，使中國的糧食產量逐年穩步提高，使中國人民的人均糧食產量逐年提高，（這兩點看似簡單，實則極了不起！與印度等國家比較一下就能明白這個道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本做不到這一點。中國的曆朝曆代也根本做不到這一點。毛澤東時代27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從1.13億噸提高到2.86億噸，翻了一番還多！這是極了不起的成就！）最終使中國人吃飽了肚子。
走資派拿“高考上大學改變命運”來忽悠年輕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裏，任何人都可以憑借自己的奮鬥，抓住向上流動的機會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記了：這其實是某種特殊社會結構的產物。
具體來講，就是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消滅私有製》後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基本上創造了一個機會平等的新社會。
然而在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過程中，這段溫水煮青蛙過渡的特殊社會時期，這段時期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是僅有的獨一無二的時期。
自走資派們讓少數人先富形成資本象後，工人下崗後，農村私有化包產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後，貪富階級形成，有了階級固化之後，就不能再來拿“高考上大學改變命運”來忽悠年輕人了。
就像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樣，隻能是一個理想狀態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
在現實生活中，教育並不總能改變命運，即使能改變，改變的程度也因人而異，並且未必僅僅取決於個人的奮鬥。
在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社會製度後，貧富差距拉大，階層的再生產，階級的再固化之後怎樣呢？
在“高考改變命運”、“讀書改變命運”的神話中，最打動人心的無疑是階層的流動性，它許諾一個人可以憑借自己的個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階層出身，獲得破格提升的機會，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現代學者通過更細致深入的分析早已發現，科舉製度發展到後來，後天能力的競爭已越來越不如先天性的積累，明清時代的一些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寒門子弟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競爭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新式教育更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因為學堂和大學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費用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結果是民國時代的知識精英出身於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這導致鄉村社會失去穩定性，整個社會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壞。
在美國，也有很多人關注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實現社會公平性的最重要機製。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學者葉禮庭曾說的，根據自由主義政治的理念，“‘一個好的國家’這個概念本身便意味著，所有好的事物對於任何人而言，隻要肯努力就有機會能得到。”
這些年來，美國社會頂層依靠自身長期積累的資本和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相對穩定地保持著他們的優勢。美國社會底層則很難爬出貧困陷阱，隻有社會中層的人或許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還稍微多點。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學者們開始警覺起來，擔心這最終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無法把一個更好的美國帶給下一代。
這種狀況發現21世紀初的美國階級差異比五六十年前還要嚴重，由於貧富階層之間在家庭結構、鄰裏社區關係、學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麵都拉開了差距，僅僅“機會平等”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中上階層的父母有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投入在對孩子的培育上，而掙紮在貧窮社會和家庭的孩子卻得不到，在此情況下，受教育過程與其說是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倒不如說是服務於階層固化。
實際上，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個社會裏，教育成了每個人實現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麽在眼光、才智等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白領的兒女肯定比清潔工的孩子有更多資源去抓住這個機會。中產階層尤其有內在動力去這麽做，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掙來”的，而貴族和貧民則常常都覺得教育對自己身份地位的影響微乎其微。
正因此，幾乎不論在哪個國家，最熱衷於對子女接受良好教育進行投資的，往往就是現代城市中產階層。如美國在教育領域也大大市場化了。其結果，雖然美國北方各州在19世紀末就建立起了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體係，但長久以來國家在教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極。
美國曆史的發展結果是：接受國家資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體係運轉不良，隻為那些別無去處的寒門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階層的家長們則想盡辦法讓孩子去上教育質量更好的私立學校。這看上去是自由、多樣的，但從整體上看則缺乏係統性，教育仿佛成了一個“為不同消費群體提供差異化服務”的消費品。
其結果，正如曆史學家托尼·朱特所說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錢讓孩子脫離這一體係”。在這種社會選擇之下，富人們都想著去買到一種窮人無法買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學校和教育消費蓬勃發展，而窮人們則被這一市場機製擋在門外。
這還不僅僅是誰能“花錢買到更好教育”的問題，真正的差異在於教育方式上。這就是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的核心觀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對孩子投入的時間精力不同、日常對待孩子的言傳身教不同，最終將影響到孩子未來能否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意味著，那些孩子的成功，不僅取決於父母給他們的先天積累、他們自己的才能和努力，還包括父母對他們施加的後天影響。《不平等的童年 : 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魯 著，宋爽、張旭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資派中國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國化。
這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階級的代際繼承固化後，通俗地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不僅如此，這還通過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產給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樣的方式育兒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之後，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不分高貴低賤人人平等之下，這原本不是個“要改變命運“的問題。傳統上新中國的父母幾乎全都是讓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長”模式的。
現在回想起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那個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輕鬆。他們基本上隻管孩子穿衣吃飯，也不用每天接送，兒女們四五歲就自己走路去幼兒園。至於學業，雖然父母都是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已經算得重視教育了，但除了學齡前教孩子們認字算術，父母們忙於工作勞動幾乎從未輔導過孩子們的功課，高中後更明確說：“你的書我和你爸都已經看不懂了，以後都靠你自覺了”。
這不是個別現象，那個時代全中國的同學的家長甚至連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試都不知道，對學業的關注也就可想而知了。與現在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學生們在毛澤東時代那時的課餘時間都是學生們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長也並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麽。毛澤東時代也沒現在這樣名目繁多的課程或活動，學生們從沒參加過一天補習班或任何這類興趣課程，最多是同學間自發組織的互助式興趣小組。
毛澤東時代的家長自然也望子成龍，但他們好像僅限於抱有這種期望，並沒有明確周密的規劃每天去做什麽來讓孩子成鳳成龍。有時和朋友聊起，都有人開玩笑說：“真想穿越回那個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時代早已不同，當年的做法也不見得適用於現在——恐怕絕大多數家長的第一反應都會覺得，這樣的“放養”絕對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看看如今公共討論中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所彌漫的焦慮情緒，不難想見，如今城市中產階層的年輕父母，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協作培養”模式。
甚至不論他們喜歡與否，因為學校老師也會要求家長必須花精力去指導孩子的學習，注意按規劃好的方案係統性地共同深入參與其中，以至於出現“爸媽重新和孩子學奧數”的情景。周圍不少朋友因為工作繁忙，被老師認為不夠積極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長其實和孩子一樣苦不堪言，因為協作培養很花時間——特別多的時間。社會學家西奧多·卡普羅發現，在1924年，隻有60%的美國父親每天花超過1小時的時間陪伴孩子，而如今，這一比例已高達83%。
在中國，這一比例或許更高得多——絕大部分家長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當年多花數倍的時間來輔導孩子的學業。前些年《中國青年報社》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37.1%的受訪家長每天都會陪孩子寫作業，44.2%的受訪家長平均一次陪伴時間在30分鍾～1小時。84.0%的受訪家長會因陪孩子寫作業而頭疼，63.0%的受訪家長認為陪孩子寫作業應以監督為主，必要時進行輔導。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在國內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覺中追隨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模式，但中國式的“協作培養”和美國畢竟還不大一樣。
同樣是家長係統深入參與到孩子教育中，同樣是“發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國中產家長對能力的培養並不單單偏重智力層麵，也沒有受到學校方麵那麽強大的壓力，他們更多是以自己的言傳身教，有規律有係統地塑造著孩子的生活體驗，例如帶他們到處去參加各種有組織的活動，或指導他們進行條理分明的活動，過一種嚴格時間控製的生活。
此外，這種美式協作培養還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長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講道理的方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裏以相對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對話，甚至被鼓勵對成年人提出質疑，用拉魯的話說，“他們常常用提問的方式來回答問題，並且隻要有可能，就會領著孩子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給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們的孩子更具自信，兩代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對抗更少。
最後，無論他們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於像中國家長那樣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更不會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說孩子“怎麽那麽笨，都懷疑是不是我們親生的”這種話。
沒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國更常見的景象是：父母深度卷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這裏的“教育”往往僅指智力教育，而且階層性也不像美國那麽明顯，因為無論私立還是公立學校的老師對家長幾乎提出同樣的要求——全部檢查孩子的作業，輔導孩子糾錯，有時夫妻倆不得不分工負責孩子各科目的功課。
為了應對這些任務，一位朋友甚至下載了一堆APP，自己不會就上網查，然後再講給孩子聽，有時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裝懂了。最糟的結果是：由於父母輔導、檢查了孩子所有作業，老師往往無法掌握學生的真實情況，因為家長都事先批改過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對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父母的“協作培養”往往由不得自己選擇，培養重點僅偏重功課，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導孩子自行解決問題，更別提鼓勵他們質問成年人，開展平等對話了。
但至少在一個地方是毫無疑問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種課內外活動，以至於連和家人的互動機會都減少了，更不用說和其他親戚們之間的交往了。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閑暇時光都被製度化了。
由於城市孩子普遍過著這樣的生活，以至於他們中的很多人過的是“沒有玩伴的童年”：我們那時還有很多放學後的閑暇時光，可以和小夥伴們無拘無束地遊戲，但現在的孩子“檔期”都太滿，就算要湊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長們幫忙約定好時段之後才能進行。家長們都過深地卷入了孩子的活動，那不再被認為是“孩子們之間玩的事，家長不用管”，而是牽扯了父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輩人相比，如今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沒有多少傳統的教育方法可以依憑，年輕的家長們既不想讓孩子像自己當年那樣經受痛苦的舊式教育方式，與此同時在望子成龍、主動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麵卻又比上一輩做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是一直在孩子頭頂上盤旋的“直升飛機父母”。有些父母的焦慮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學生家長在輔導孩子作業時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讓人心裏不堪重負的是，人們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時又懷有對孩子矛盾的雙重愧疚——既愧疚於自己可能不夠關切，又愧疚於這樣的關切使孩子喪失了一個能盡興去玩的快樂童年。
就像我一個朋友說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成為明理而寬容的家長，但“實在是太難了”，每次控製不住自己對孩子發飆，而這“其實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媽媽，這個打擊簡直是巨大的”。這到最後造成了一種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長也沒了自由。
在把中國社會的狀況與美國進行對比時，可以看出許多明顯的差異。中國城市中產夫婦雖然也深深參與孩子的教育，但卻並不完全符合美國式“協作培養”模式；至於那種“成就自然成長”模式，在中國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過去的傳統教育方法，又或者體現為地理空間上的城鄉差異，這恐怕得歸結為中國城市各階層之間比美國更平等，而社會差異更多體現在城鄉差別或沿海/內地差異這樣的空間結構上。
確切地說，我所接觸的中國父母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時光，讓他們“快樂成長”，但即便如此，他們很少會真的放任孩子們去玩，也並不覺得孩子們的業餘活動是無足輕重的。
對此的一個明證是：現在的城市學齡兒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裏幾乎沒有不上課的。不久前有新聞報道，浙江海寧一所小學三年級某班想在星期天組織一次秋遊，讓孩子們放鬆下，結果，全班40多個孩子隻有4個能參加，剩下的都說要上興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所描述的美國社會現象中，不同家庭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說，就是有錢人家的家長剛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國卻未必如此，有時候，家境不錯的孩子，但父母卻文化程度不高或忙於工作，結果對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門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養他們成才。如果這樣說來，她所說的那種典型美國中產家庭的“協作培養”模式，在中國還隻是一種被逐漸接受的新理念，不過已經在教育觀念的市場上取得了越來越明顯的優勢。
當然，一個社會上的教育模式不會隻有兩種，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中隻是歸納成了兩種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書中並沒有去評價哪一種模式更好，雖然她講到家長協作培養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也被培養得更有條理，但也指出他們無法像窮人家的孩子那樣自主掌控自己的時光，時常空下來就感到“無聊”。
這其實是生活過度製度化才會造成的結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來卻又不知道幹什麽，但一個習慣了自由支配自己時光的農民或遊牧人，卻不會有這種“無聊”感。也就是說，父母的關注，對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壞事，有時過多的關照與約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視更糟。
她的重點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種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這種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長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本的綜合體現，並憂慮這會以一種無形的、但又是強有力的方式衝擊著孩子的人生經曆，過早地限定了他們未來的成敗。
這一點也還是有進一步討論餘地的。因為她這其實是假定了孩子從小的家庭環境對他的成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顯然可以舉出無數反例來——比如喬布斯的養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對他差不多是放養的，但這並未阻止他成才。“協作培養模式”雖然也強調了父母先天的社會資本積累對孩子的影響，但無疑更偏重後天，這潛在地也貶低了天賦在一個人成才過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這裏隻討論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顯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學校教育至少是同樣重要的，有時甚至一個好老師就能影響學生一生。因此，隻要教育體係在招生時沒有按階層分配，那麽仍然能在相當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對一個人的成功來說，少年時養成的品質也可能比智力層麵的更為重要，而某些品質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發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協作培養模式”下成長的孩子能具備更強的競爭力，但至少在中國，這一模式過強的關注也可能對孩子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麵影響——過早榨幹潛力、缺乏自由發展自學能力和孩子對學習的焦慮感乃至厭學情緒。但不可否認，從整體相關性來說，她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洞察，認為不同的家教可以讓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隻不過不一定每個個體都是如此。
回到中國的語境下，對我們來說，最具啟發意義的一點恐怕在於：在一個價值日漸多元化、因而階層和群體不斷分化的社會中，教育體係如何確保基本的公平性，從而為每個人提供開放而均等的機會。
美國的狀況也表明，教育過度市場化會有損於這種公平性，法國、德國等歐洲公立教育體係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如果能消除職業歧視，既不讓贏家通吃，也不讓輸家落下，不同群體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那麽家長們也就無須那麽恐懼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了吧。